一

孙武在《孙子兵法·形篇》中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大意是说，善于用兵的人，修明政治、谨守法令，因此能掌握胜败。

那么，他认为的“道”，又是指什么呢？

在《孙子兵法·计篇》中，孙武讲到战争的五个要素时说：“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被排在第一位。战争首先要讲政治。孙武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诡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战争中的政治，就是要让民众与国君同心同德，可以与国君一起死，一起生，而不违背国君的意愿和命令。

所以，孙武战争政治理论的第一个主要内容，即政治是军事的前提，政治是军事斗争胜利的保障。第一，内部团结，上下同心、同欲；第二，军事斗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民。其核心思想，就是形成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政治文化。这是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孙武在《孙子兵法·谋攻篇》进一步讲到：“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在五种情况下可以预知胜利：一是敌我情况了如指掌，知道什么情况下可以打，什么情况下不可以打，具有了这种准确判断力，就会取得胜利；二是既能指挥大部队作战，也能够指挥小部队作战，具有这种应战能力就会取得胜利；三是全国上下团结一心，三军上下同仇敌忾，就会取得胜利；四是以有戒备的军队对待防御松弛的军队，具有这样的条件，就会取得胜利；五是将帅具有指挥才能而且国君不干预牵制，就会取得胜利。以上这五条原则，就是预测胜利的依据。

在孙武提出的战争胜利所必备的五个政治因素中，他再次提出“上下同欲者胜”的原则。从战争史上看，要做到上下同欲，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做到国君和民众利益一致。

比如，齐鲁长勺之战。

在这场战役中，很明显是齐强鲁弱，鲁国处于危机当中。为了挽救鲁国于危亡，曹刿自告奋勇，请求随鲁庄公出战。当时有人劝告曹刿说：自有国家大臣来组织抗击齐人入侵，关你什么事呢！但曹刿指出，当政者庸碌无能，未能远谋，让他们组织军队，肯定会失败。于是去求见鲁庄公。

见面以后，曹刿问庄公能依靠什么与齐国决战。鲁庄公说，对于衣物食品之类的东西，总是要分赐给臣下，不敢独自享用。意思是他做了很多惠民的事儿。

曹刿指出，这样做不过是小恩小惠，不能施及全国，民众是不会出力作战的。

鲁庄公又说，自己对神明是很虔敬的，祭祀天地神明的祭品从不敢虚报，很守信用。

但曹刿认为，对神灵守点小信，未必能感动他们，神灵也是不会降福的。

鲁庄公想了一下又补充道，自己对待民间的大小狱讼，虽然不能做到明察秋毫，但总是合乎情理地予以处理。

曹刿这时才说，这倒是尽到了君主的责任，为老百姓办了好事，具备同齐国决一胜负的基本条件了。

鲁国整修内政，取信于民，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可以做到上下同欲，所以鲁国决心抵抗，同强大齐国的决战也就有了取胜的前提。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长勺之战的战法给予过很高的评价，他说战争中鲁国“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败了齐军，造成中国战争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战例”。事实上，鲁国对齐国的胜利也是有政治上的原因的。

在春秋时期，有的国家因为不善待民众，不仅导致国家在战争中失败，甚至有的因此而亡国。

楚国灭掉蓼国之后，据《左传·文公五年》记载，鲁国臧文仲就指出蓼国灭亡的原因：“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蓼国国君不修道德，民众在国家危急之时就不施援手，国家灭亡了，实在是太悲哀了啊！

公元前641年，梁国（今陕西韩城南）国君以秦国来袭为借口，强迫民众修筑城墙，挖掘壕沟，民众不愿服役，一齐逃亡了，秦穆公乘机出兵，灭了梁国。《左传·僖公十九年》记载这件事的时候说：“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则曰某寇将至，乃沟公宫，曰：‘秦将袭我’。民惧而溃。秦遂取梁。”这里说得很清楚，梁国是民溃在前，而后才被秦国灭掉的。梁国竟然因“民溃”，秦国乘机入侵而亡。多年之后，楚国尹戍评论此事时说：“民弃其上，不亡，何待？”此话出现在《左传·昭公二十二年》中。老百姓把国君给抛弃了，国家不灭亡，还等什么呢！

公元前550年，陈国国君与贵族庆氏发生矛盾。庆氏为抵抗国君的讨伐，征发属下庶民筑城。筑城的时候，夯土打实要用夹板，因为夹板脱落，庆氏就把施工的工匠杀了。这使庶人无比愤怒，他们杀死监工的大小头目，庆虎、庆寅也被杀了。《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载这件事时说：“陈人城，板坠而杀人。役人相命，各杀其长，遂杀庆虎、庆寅。楚人纳公子黄。君子谓庆氏不义，不可肆也。故书曰：惟命不于常。”这个事情起因是，陈国大族庆氏想依靠楚国的力量除掉陈侯之弟公子黄，就造谣说公子黄要叛楚从晋。陈侯和公子黄为此到楚国说明情况，得到楚国谅解，庆氏阴谋因此破产，强迫庶人筑城迎战，最后就发生庶人起义，庆虎、庆寅被杀。

孙武极有可能是从春秋时期的历史经验中得出教训，从而提出自己的战争政治原则的。民心向背决定战争胜负，则成为中国军事理论的根本原则。

民心是否可用，是军事家作出决策的重要指标。

“民心可用”，最早的发明者是林则徐。

鸦片战争前，两广总督徐广缙写信问林则徐驭夷之法，林则徐即回答：“民心可用。”他认为，民众“必能自保身家，团结御侮”，因此有必要积极组织民众坚决抵抗外来侵略。当然，由于政治腐败、闭关锁国和武器落后等原因，英军虽然遭到了当地民众的抵抗，但清军仍然陷于失败。

清军失利于入侵者，不能说明林则徐利用民心抗敌是错误的。很多人以此指责或嘲讽林则徐，是没有理解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战争政治中的“上下同欲者胜”原则。清政府想抵抗外侮，民众想抗击入侵，这就是当时的“上下同欲”。

把民心向背、民心可用、民心可恃的传统战争政治原则发展到最高峰的，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人民战争理论。

人民战争发生的根本原因和指导战争的最高原则是战争发生的“正义性”、参与战争的“群众性”以及战争实践的“整体性”。这个理论强调的是利用全体人民的力量打击侵略者，保卫国家、民族。

人民战争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战争的动员机制和战争的群众性，以及战争策略几个方面。

人民战争的动员机制则是将民用设施最大限度的进行军事化转变，使之具有军事价值。群众性是指平民积极主动参与战争，除了参与正规作战之外还大量参与非正规作战及游击作战，包括战争的物资筹运及情报收集等。战争策略指正规军的运动战和游击队的非对称作战相结合，对强大的敌人进行零敲碎打以最大程度的消耗和疲惫对手，迫使对方撤退或打败对方。

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争，是典型的人民战争。随后的解放战争，在战争形式上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战争。陈毅在淮海战役结束后有一句名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粟裕也说过：“华东战场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人民的小推车和大连生产的炮弹！”在解放战争中，山东人民有700多万人加入到支前行列，将4亿多公斤粮食及大量的作战物资运达前线。

共产党方面的后方踊跃参军和国民党方面的依靠拉壮丁才能维持兵源供应形成了明显对比，很典型地说明了战争性质的不同。

事实上，依靠、利用民众的支持和参与，取得战争胜利的例子在古代也并不少见。比较典型的有“岳家军”和“戚家军”。

岳家军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部队。北宋灭亡以后，金兵继续南下，宋朝正规军一败涂地，甚至沦为兵匪。河北、河南、山东，以及江汉、江淮等地民众饱受战乱之苦，他们热烈盼望和平和安定。在这种形势下，岳飞从南宋众多将领中脱颖而出。

岳家军依靠的正是北方民众，主要将领和广大士兵也基本上是江淮及以北的人士，最早以牛皋、董先各部义军为主干，后来陆续收编杨么等农民军余部，并吸收山东两河忠义社梁兴、李宝等部。他们对敌兵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刻骨的仇恨，因此战斗力较强。

岳家军纪律严明，号称“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深得民心。所以，岳家军一直活跃在抗金第一线，不断取得胜利，成为南宋劲旅。戚继光的戚家军同样如此。

戚家军最早的主力是招募浙江义乌当地农民和周边永康、东阳、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处农民矿徒编练而成，由于当地受“倭寇”侵扰频繁，因此求战欲望强烈。而且，这支部队的纪律严明也是闻名天下，但凡出征时有扰民行为者一律斩首示众，所以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