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春秋以降，各诸侯国军事冲突不断加剧，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在实际的军事斗争中，各国将领不断摸索、总结出一些战争的规律。孙武提出的军事原则，就是对这些战争规则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战争开始的集体决策，其实也是中国自远古以来，重大事项须经贵族共同商议程序的延续。这在城濮之战中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

晋楚城濮之战是中国有历史记载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在战争史上有特殊的意义。

早先，晋国公子重耳为避骊姬之乱，逃难于诸侯，当他来到楚国的时候，受到楚成王的厚待。在一次宴会上，楚成王问重耳：如果有一天公子回到晋国做了国君，将如何报答楚国呢？重耳想了想，说：“如果我做了晋国国君，将来万一晋楚交恶，兵戎相见，晋军一定‘退避三舍’。”

春秋时，30里为一舍，三舍就是90里。意思是说，如果晋楚两国交战的话，晋军一定会避让，以报楚恩。但是，重耳接着说：“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橐鞭，以与君周旋。”这是《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的话。意思是说，在晋国退让的情况下，如果楚国继续进军，那我只好亲自左手拿着鞭子和弓，右肩背着箭袋，同你较量一番了。

重耳这一番话，可谓不亢不卑，有礼有节，软中带硬，丝毫没有寄人篱下、低眉顺眼的意思。也就是这一番表态，成为城濮之战战前准备的先声。

再后来，重耳自楚去秦，在秦国的支持下，回到晋国执政。

重耳就是著名的晋文公。

晋国在晋文公的精心治理下，很快强盛起来。

这时候，楚国最为强大，楚军向北扩张，征服了今天河南一带的很多华夏族国家。楚国开始的时候一直不把自己当成华夏族，而是作为周朝的竞争对手。

为了保护华夏族的共同利益，作为华夏族的大国，晋国有义务出兵对华夏族小国施以援手，与楚国对抗。我们常说的“春秋争霸”，就是这样来的。“春秋争霸”的实质，就是华夏族国家团结起来共抗“外族”的进攻，当然其中也掺杂了权力和利益的争斗。

公元前633年，楚成王亲自率领楚国大军以及郑、陈、蔡、许等仆从国军队，将宋国的国都商丘（约今河南商丘）包围。

宋成公派大司马公孙固赶赴晋国搬救兵。

晋文公召集手下商议对策。

晋文公或许有自己的主张，但他没有一锤定音，而是希望通过集体的讨论，共同决定行动方案。这是春秋时期大战前一般的决策程序。这种集体决定往往会有充分的辩论，也使得决策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晋国大夫先轸认为，这正是“报施救患，取威定霸”的好机会，因此力主出兵。但是，晋国的国力刚刚从内乱中恢复，而楚国俨然已是诸侯中的霸主，凡出征皆所向披靡。晋国作为新兴的国家，虽然号为大国，但尚未与楚国直接交锋过，两国一旦开战，晋国是否能够占据优势，还是未知数。

而且，如果晋军救宋，晋、宋两国距离遥远，一个在现在的山西南部，一个在现在的河南东部，中间还隔着黄河天险。另外，晋兵救宋，必经曹、卫两国，曹、卫虽是华夏族国家，但是在楚国的逼迫之下，已经依附了楚国，也就是说，晋国是要涉敌境而救宋。

在这样的态势下，晋文公不得不考虑再三。这时，狐偃提出：先攻打曹、卫两国，调动楚军北上，以解宋国之危。他对晋文公说：楚国才降服了曹国，又和卫国结了亲。我们出兵这两国，楚国必然来救。这样，宋国之围就可以不救自解了。

这个计策，可以说是“围魏救赵”的先声。

结合先轸和狐偃的建议，晋文公坚定了出兵救宋、与楚决战的信心。

为了确保必胜，晋文公把晋国原来的上、下两军扩编为中、上、下三军。命郤縠率领中军，郤溱为佐；狐毛率领上军，狐偃为佐；栾枝率领下军，先轸为佐。荀林父御戎，魏准为右。御戎，就是驾御国君的戎车；右即为车右，作为主驾者的副手。

晋军每军约12500人，三个军那就是37500人，接近4万人。一支强大的战斗部队组建起来了。

由此可见，在开战之前，晋国君臣对敌我形势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保证了决策的科学合理，为胜利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632年正月，晋文公以当初在外逃亡期间，曹国国君曹共公对自己无礼为由，向卫国要求借道，去攻打曹国。

卫国与曹国为联盟关系，卫国当然不会答应。晋军借机进攻卫国，攻占了卫国的五鹿城（今河南濮阳）。卫国失败，国君卫成公连忙向晋国求和，但是被晋文公拒绝。

卫成公转而欲向楚国求救，但是卫国百姓不答应，他们把卫成公赶出了国都楚丘（今河南滑县）。

于是晋文公控制卫国，又攻占曹国都城陶丘（今山东定陶西南），俘虏了曹共公。

晋文公向曹国的国人宣布曹共公的罪状，指责他重用佞臣而不听从贤臣僖负羁的建议。他下令晋军保护僖负羁家族的安全，以表示对贤者的尊敬。

这是晋文公打的一手政治牌。

春秋时期，以仁、德治国的理念已经产生，晋文公是在表明，他征服曹、卫，不是武力压服，而是行仁政，施德治。这一措施果然争取到了曹、卫两国的民心，巩固了晋国在曹、卫两国的地位。按中国的军事理论，从来不存在单纯的军事斗争，军事斗争只是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而已。

晋文公深深地知道这个道理。

当然，晋文公也有自己的私心。当初，他流亡过境曹国，曹共公对他很无礼。传说重耳生有“骿胁”——“骿胁”就是肋骨并成一片。曹共公好奇，就在重耳洗澡时偷窥。僖负羁劝他别这样做，太不礼貌了。共公不听。僖负羁的妻子认为，重耳有才能，将来一定会回到晋国取得政权，到时肯定会来讨伐曹国报仇，建议丈夫私下里接待重耳等人，以免将来得祸。僖负羁自行接待重耳，又赠送一块璧玉给他。重耳接受了款待，但没有收下璧玉。

晋文公现在厚遇僖负羁，也算是对他的一种感谢和报答吧。

晋国占领了曹国和卫国，按照原先的计划，出兵曹、卫，是为了吸引楚军从宋国撤围，然后寻机与之决战。但是，楚国却不为所动，仍然重兵围困宋国的都城商丘。

宋国又派门尹般向晋告急。

现在晋文公进退两难：如不出兵救宋，则宋国必败，而宋国一降，中原华夏族小国几乎全部处于楚的控制之下，这就使晋国称霸中原的计划失败；但若出兵，则原定诱使楚军于曹、卫之地决战的战略意图就会落空。

关键是，另外两个大国——齐国和秦国态度尚不明朗。在两国对峙的情况下，齐、秦的向背可以说决定着战事的结局，与晋则晋胜，与楚则楚胜。

先轸又想出一招：让宋国请齐、秦劝楚退兵，而晋国则分曹、卫之田给宋国。曹、卫依附于楚，楚国对其负有保护的责任，如此楚国必怒，必然不会听从齐、秦的劝和。齐、秦劝楚不成，也必然会与晋国齐心协力，共同对楚。

晋国此举，其实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的策略，要把当时尽可能团结的力量全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从而对楚国形成绝对的优势。可见，晋国的政治斗争在配合军事斗争方面的确胜出一筹。

晋国手中的筹码越来越多。

楚成王见状，自己退回申邑（约今河南南阳），也命令楚军主将子玉撤退，暂时避免同晋军决战。

这本来是最有利于自己的做法。但是，子玉骄傲轻敌，他不听从楚成王的劝告，反而派伯棼向楚成王请求增援。他说：“我不敢说一定有把握打胜仗，但还是想与晋军一决胜负，以堵住那些害怕敌人、说我坏话人的嘴。”

楚成王本不愿与晋决战，因为形势暂时不利于楚国。但经子玉一表态，就又有了侥幸取胜的心理，于是派出一部分军队前往增援。

子玉也不是无能之辈，早在重耳流亡楚国之时，子玉就曾劝楚成王杀掉重耳，以绝后患。此时子玉心生一计，他派宛春赴晋国军中，要求和谈。

宛春向晋文公提出：“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之围。”意思是，晋国让曹、卫两国复国，楚国就从宋国撤兵。

子玉抛出这一招，就等着晋文公出牌。如果晋国答应他的要求，则曹、卫、宋三国都会感激楚国；如果晋国不答应他的要求，那么曹、卫、宋三国将会怨恨晋国，总之是楚国得利。

楚国的条件太苛刻，狐偃表示不能接受。殊不知，这正好中了子玉的圈套。

晋文公又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先轸再出高招，他认为不如将计就计，顺水推舟，建议晋文公私下答应曹、卫复国，但条件是他们必须与楚国断交；同时再把宛春扣留起来，挑动子玉来挑战。这样，晋国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寻机与之决战。

子玉本来就骄傲急躁，曹、卫两国转而向晋国结盟，子玉果然被激怒，他立即命令楚军开进。

晋文公见楚军逼近，下令撤退。表面上是实践“退避三舍”的诺言，报答楚国对自己原先的情义，同时也是向诸侯展示自己的信用和仁德。但实际上，这正是兵法上的“诱敌深入”！正是《孙子兵法》中“卑而骄之”、“怒而挠之”原则的精准运用。

晋军按计划后退90里，撤到卫国境内的城濮（今山东鄄城）。楚军将士劝子玉停止追击，但子玉拒绝了，楚军一直跟踪追击到城濮城下。

骄兵必败。

子玉临到阵前，面对宋、齐、秦等国联军，他仍然大意轻敌。

晋军战车700乘，全军由三部分组成：上军居右，以狐偃为将、狐毛为佐；中军居中，以先轸为将、郤溱为佐；下军居左，以栾枝为将、胥臣为佐。

楚军同样由左、中、右三军组成：左军为申、息两国军队，以子西为将；右军为陈、蔡两国军队，以子上为将；中军为楚军主力，由子玉亲自率领。

晋军首先发起攻击。下军之佐胥臣率晋军左翼攻击楚方最弱的右翼——陈、蔡两国军队，陈、蔡军队大败，楚军右军溃散。晋军上军之佐狐毛竖起两面大旗为讯号，下军之将栾枝依照部署命令战车拖曳着树枝后撤，造成尘土飞扬的假象，佯装败逃。子玉不顾众将劝阻，令子西追赶晋军。急躁冒进的楚军左翼完全暴露出来，晋军先轸、郤溱的中军迅速出动邀击；同时，狐偃、狐毛佯退的晋军上军回兵，两向夹攻子西的楚军左军，楚左军大败。

楚军左翼、右翼完败，只剩按兵未动的中军。子玉见状，只得率中军和左、右军残部退回楚国。

城濮之战，以晋国胜利而告终。

战后，晋文公与鲁、齐、宋、蔡、郑、卫、莒、陈等国国君于践土会盟，连周襄王也来赴会，这就是著名的“践土之盟”，标志着晋文公成为诸侯霸主。

在这场战略决战中，楚军在实力上占有优势，但是由于晋军善于“伐谋”、“伐交”，在政治上争得了主动，在舆论上赢得了同情，又在军事上不断创造优势。晋军与齐、秦等盟国军队合作，集中兵力、先据战地、以逸待劳、扬长避短、后发制人。可以说，城濮之战，晋军是以谋略取胜。

重视谋略，重视决策的科学性，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极为浅显的问题，不需要反复申明。是的，谋略和科学决策的重要性的确每个人都很明了，但仍存在两个问题：如何运用谋略？如何进行科学决策？

成与败，恐怕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