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春秋以降,各诸侯国军事冲突不断加剧,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在实际的军事斗争中,各国将领不断摸索、总结出一些战争的规律。孙武提出的军事原则,就是对这些战争规则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战争开始的集体决策,其实也是中国自远古以来,重大事项须经贵族共同商议程序的延续。这在城濮之战中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
晋楚城濮之战是中国有历史记载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在战争史上有特殊的意义。
早先,晋国公子重耳为避骊姬之乱,逃难于诸侯,当他来到楚国的时候,受到楚成王的厚待。在一次宴会上,楚成王问重耳:如果有一天公子回到晋国做了国君,将如何报答楚国呢?重耳想了想,说:“如果我做了晋国国君,将来万一晋楚交恶,兵戎相见,晋军一定‘退避三舍’。”
春秋时,30里为一舍,三舍就是90里。意思是说,如果晋楚两国交战的话,晋军一定会避让,以报楚恩。但是,重耳接着说:“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橐鞭,以与君周旋。”这是《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的话。意思是说,在晋国退让的情况下,如果楚国继续进军,那我只好亲自左手拿着鞭子和弓,右肩背着箭袋,同你较量一番了。
重耳这一番话,可谓不亢不卑,有礼有节,软中带硬,丝毫没有寄人篱下、低眉顺眼的意思。也就是这一番表态,成为城濮之战战前准备的先声。
再后来,重耳自楚去秦,在秦国的支持下,回到晋国执政。
重耳就是著名的晋文公。
晋国在晋文公的精心治理下,很快强盛起来。
这时候,楚国最为强大,楚军向北扩张,征服了今天河南一带的很多华夏族国家。楚国开始的时候一直不把自己当成华夏族,而是作为周朝的竞争对手。
为了保护华夏族的共同利益,作为华夏族的大国,晋国有义务出兵对华夏族小国施以援手,与楚国对抗。我们常说的“春秋争霸”,就是这样来的。“春秋争霸”的实质,就是华夏族国家团结起来共抗“外族”的进攻,当然其中也掺杂了权力和利益的争斗。
公元前633年,楚成王亲自率领楚国大军以及郑、陈、蔡、许等仆从国军队,将宋国的国都商丘(约今河南商丘)包围。
宋成公派大司马公孙固赶赴晋国搬救兵。
晋文公召集手下商议对策。
晋文公或许有自己的主张,但他没有一锤定音,而是希望通过集体的讨论,共同决定行动方案。这是春秋时期大战前一般的决策程序。这种集体决定往往会有充分的辩论,也使得决策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晋国大夫先轸认为,这正是“报施救患,取威定霸”的好机会,因此力主出兵。但是,晋国的国力刚刚从内乱中恢复,而楚国俨然已是诸侯中的霸主,凡出征皆所向披靡。晋国作为新兴的国家,虽然号为大国,但尚未与楚国直接交锋过,两国一旦开战,晋国是否能够占据优势,还是未知数。
而且,如果晋军救宋,晋、宋两国距离遥远,一个在现在的山西南部,一个在现在的河南东部,中间还隔着黄河天险。另外,晋兵救宋,必经曹、卫两国,曹、卫虽是华夏族国家,但是在楚国的逼迫之下,已经依附了楚国,也就是说,晋国是要涉敌境而救宋。
在这样的态势下,晋文公不得不考虑再三。这时,狐偃提出:先攻打曹、卫两国,调动楚军北上,以解宋国之危。他对晋文公说:楚国才降服了曹国,又和卫国结了亲。我们出兵这两国,楚国必然来救。这样,宋国之围就可以不救自解了。
这个计策,可以说是“围魏救赵”的先声。
结合先轸和狐偃的建议,晋文公坚定了出兵救宋、与楚决战的信心。
为了确保必胜,晋文公把晋国原来的上、下两军扩编为中、上、下三军。命郤縠率领中军,郤溱为佐;狐毛率领上军,狐偃为佐;栾枝率领下军,先轸为佐。荀林父御戎,魏准为右。御戎,就是驾御国君的戎车;右即为车右,作为主驾者的副手。
晋军每军约12500人,三个军那就是37500人,接近4万人。一支强大的战斗部队组建起来了。
由此可见,在开战之前,晋国君臣对敌我形势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保证了决策的科学合理,为胜利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632年正月,晋文公以当初在外逃亡期间,曹国国君曹共公对自己无礼为由,向卫国要求借道,去攻打曹国。
卫国与曹国为联盟关系,卫国当然不会答应。晋军借机进攻卫国,攻占了卫国的五鹿城(今河南濮阳)。卫国失败,国君卫成公连忙向晋国求和,但是被晋文公拒绝。
卫成公转而欲向楚国求救,但是卫国百姓不答应,他们把卫成公赶出了国都楚丘(今河南滑县)。
于是晋文公控制卫国,又攻占曹国都城陶丘(今山东定陶西南),俘虏了曹共公。
晋文公向曹国的国人宣布曹共公的罪状,指责他重用佞臣而不听从贤臣僖负羁的建议。他下令晋军保护僖负羁家族的安全,以表示对贤者的尊敬。
这是晋文公打的一手政治牌。
春秋时期,以仁、德治国的理念已经产生,晋文公是在表明,他征服曹、卫,不是武力压服,而是行仁政,施德治。这一措施果然争取到了曹、卫两国的民心,巩固了晋国在曹、卫两国的地位。按中国的军事理论,从来不存在单纯的军事斗争,军事斗争只是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而已。
晋文公深深地知道这个道理。
当然,晋文公也有自己的私心。当初,他流亡过境曹国,曹共公对他很无礼。传说重耳生有“骿胁”——“骿胁”就是肋骨并成一片。曹共公好奇,就在重耳洗澡时偷窥。僖负羁劝他别这样做,太不礼貌了。共公不听。僖负羁的妻子认为,重耳有才能,将来一定会回到晋国取得政权,到时肯定会来讨伐曹国报仇,建议丈夫私下里接待重耳等人,以免将来得祸。僖负羁自行接待重耳,又赠送一块璧玉给他。重耳接受了款待,但没有收下璧玉。
晋文公现在厚遇僖负羁,也算是对他的一种感谢和报答吧。
晋国占领了曹国和卫国,按照原先的计划,出兵曹、卫,是为了吸引楚军从宋国撤围,然后寻机与之决战。但是,楚国却不为所动,仍然重兵围困宋国的都城商丘。
宋国又派门尹般向晋告急。
现在晋文公进退两难:如不出兵救宋,则宋国必败,而宋国一降,中原华夏族小国几乎全部处于楚的控制之下,这就使晋国称霸中原的计划失败;但若出兵,则原定诱使楚军于曹、卫之地决战的战略意图就会落空。
城濮之战形势图
采自《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军事史》第二卷《兵略》(上),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50页。
关键是,另外两个大国——齐国和秦国态度尚不明朗。在两国对峙的情况下,齐、秦的向背可以说决定着战事的结局,与晋则晋胜,与楚则楚胜。
先轸又想出一招:让宋国请齐、秦劝楚退兵,而晋国则分曹、卫之田给宋国。曹、卫依附于楚,楚国对其负有保护的责任,如此楚国必怒,必然不会听从齐、秦的劝和。齐、秦劝楚不成,也必然会与晋国齐心协力,共同对楚。
晋国此举,其实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的策略,要把当时尽可能团结的力量全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从而对楚国形成绝对的优势。可见,晋国的政治斗争在配合军事斗争方面的确胜出一筹。
晋国手中的筹码越来越多。
楚成王见状,自己退回申邑(约今河南南阳),也命令楚军主将子玉撤退,暂时避免同晋军决战。
这本来是最有利于自己的做法。但是,子玉骄傲轻敌,他不听从楚成王的劝告,反而派伯棼向楚成王请求增援。他说:“我不敢说一定有把握打胜仗,但还是想与晋军一决胜负,以堵住那些害怕敌人、说我坏话人的嘴。”
楚成王本不愿与晋决战,因为形势暂时不利于楚国。但经子玉一表态,就又有了侥幸取胜的心理,于是派出一部分军队前往增援。
子玉也不是无能之辈,早在重耳流亡楚国之时,子玉就曾劝楚成王杀掉重耳,以绝后患。此时子玉心生一计,他派宛春赴晋国军中,要求和谈。
宛春向晋文公提出:“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之围。”意思是,晋国让曹、卫两国复国,楚国就从宋国撤兵。
子玉抛出这一招,就等着晋文公出牌。如果晋国答应他的要求,则曹、卫、宋三国都会感激楚国;如果晋国不答应他的要求,那么曹、卫、宋三国将会怨恨晋国,总之是楚国得利。
楚国的条件太苛刻,狐偃表示不能接受。殊不知,这正好中了子玉的圈套。
晋文公又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先轸再出高招,他认为不如将计就计,顺水推舟,建议晋文公私下答应曹、卫复国,但条件是他们必须与楚国断交;同时再把宛春扣留起来,挑动子玉来挑战。这样,晋国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寻机与之决战。
子玉本来就骄傲急躁,曹、卫两国转而向晋国结盟,子玉果然被激怒,他立即命令楚军开进。
晋文公见楚军逼近,下令撤退。表面上是实践“退避三舍”的诺言,报答楚国对自己原先的情义,同时也是向诸侯展示自己的信用和仁德。但实际上,这正是兵法上的“诱敌深入”!正是《孙子兵法》中“卑而骄之”、“怒而挠之”原则的精准运用。
晋军按计划后退90里,撤到卫国境内的城濮(今山东鄄城)。楚军将士劝子玉停止追击,但子玉拒绝了,楚军一直跟踪追击到城濮城下。
骄兵必败。
子玉临到阵前,面对宋、齐、秦等国联军,他仍然大意轻敌。
晋军战车700乘,全军由三部分组成:上军居右,以狐偃为将、狐毛为佐;中军居中,以先轸为将、郤溱为佐;下军居左,以栾枝为将、胥臣为佐。
楚军同样由左、中、右三军组成:左军为申、息两国军队,以子西为将;右军为陈、蔡两国军队,以子上为将;中军为楚军主力,由子玉亲自率领。
晋军首先发起攻击。下军之佐胥臣率晋军左翼攻击楚方最弱的右翼——陈、蔡两国军队,陈、蔡军队大败,楚军右军溃散。晋军上军之佐狐毛竖起两面大旗为讯号,下军之将栾枝依照部署命令战车拖曳着树枝后撤,造成尘土飞扬的假象,佯装败逃。子玉不顾众将劝阻,令子西追赶晋军。急躁冒进的楚军左翼完全暴露出来,晋军先轸、郤溱的中军迅速出动邀击;同时,狐偃、狐毛佯退的晋军上军回兵,两向夹攻子西的楚军左军,楚左军大败。
楚军左翼、右翼完败,只剩按兵未动的中军。子玉见状,只得率中军和左、右军残部退回楚国。
城濮之战,以晋国胜利而告终。
战后,晋文公与鲁、齐、宋、蔡、郑、卫、莒、陈等国国君于践土会盟,连周襄王也来赴会,这就是著名的“践土之盟”,标志着晋文公成为诸侯霸主。
在这场战略决战中,楚军在实力上占有优势,但是由于晋军善于“伐谋”、“伐交”,在政治上争得了主动,在舆论上赢得了同情,又在军事上不断创造优势。晋军与齐、秦等盟国军队合作,集中兵力、先据战地、以逸待劳、扬长避短、后发制人。可以说,城濮之战,晋军是以谋略取胜。
重视谋略,重视决策的科学性,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极为浅显的问题,不需要反复申明。是的,谋略和科学决策的重要性的确每个人都很明了,但仍存在两个问题:如何运用谋略?如何进行科学决策?
成与败,恐怕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