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白手起家的层层突破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李嘉诚的成功秘诀，大多是以人为本。他嘱托李泽楷说：一是树大招风，保持低调，二是做事要留有余地，不把事情做绝，有钱大家赚……他的用人观是：不拘一格，惟才是用。他还深深地认识到：无才最多使企业发展不起来，而不忠之人却能使企业走向灭亡之路，所以招纳贤士是他一大突破，堪称“当代孟尝君”。
一、做人比做生意更重要
如果说李嘉诚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在为人、做人方面更是成功的，这一切大家也都耳闻目睹了。同样地，他在教育两个儿子方面更是如此，他常对儿子说：做人比做生意更重要。
在今天的李家，每逢吃晚饭时，两个儿子分别坐在李嘉诚的两旁，经常性地你一言我一语说得非常活跃，似乎总有说不完的有趣话题，而坐在对面的大媳妇王富信则不然，她一声不吭地专心吃着饭。
无论工作有多忙碌，每逢是星期一，他们一家人必须在深水湾家或去外婆家吃上一顿团圆饭，通常一家四口，四菜一汤。吃得很清淡。这一习惯在李嘉诚创业之初到今天一直坚持着。
在众人的眼里，李嘉诚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商业巨子，懂得如何赚大钱。但在他的两个儿子的心里，李嘉诚有另一种心灵上的追求，感觉很温馨。
小儿子泽楷说：“我觉得我很幸运，可能是令人想不到的。我们生活是那样简单，不是说简单就叫做非常好，而是简单原来就是非常幸福。”
李泽钜说：“爸爸是一个很懂得用钱的人，他知道生命里哪些事情最重要。如果在他一生中，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可以帮助不幸的人，他感觉更加富有。”
李嘉诚说：“1957年、58年，我赚了很多钱，那两年，我很快乐。”一年后，快乐换来迷惘，他想：有了金钱，人生是否就可以很快乐呢？
左思右想，他终于想通了。“当你赚到钱，等有机会时，就要用钱，赚钱才有意义。”
等到想通了金钱的意义，跳离了金钱的圈套，李嘉诚就把这一所悟教育给自己的儿子李泽钜、李泽楷。李嘉诚十四岁丧父，今日的成就是依靠自己千辛万苦挣出来的。于是他明白，只有磨练，方知做人、做事的艰辛，温室里的幼苗是不能够茁壮成长的，他带他们去看外面的困难，让他们去领会人生的艰辛，带他们坐电车坐巴士，又跑到路边报纸推档，看那一边卖报纸一边还在温习功课的小女孩，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求学态度。他带着两个儿子，从身边大众身上去接受、领悟人世的坎坷，去品味该如何去做人。
每当星期天，李泽钜、李泽楷两兄弟必定会跟父亲出海畅游这已是多年的习惯，像一日三餐不可或缺。也许大家感到奇怪，不就出海吗？人人都会，人人都去。但是，他们出海畅游的目的，在于他们要协力上演的一幕“压轴好戏”。
据李嘉诚所言：“他们一定要听我讲话。我带着书本，是文言文那种，解释给他们听，然后问他们问题。我想，到今天他们亦未必看得懂，但那些是中国人最宝贵的经验和做人宗旨。”
生意跟做人一样，李嘉诚有自己坚守的原则。“有些生意，给多少钱我赚，我都不赚……有些生意，已经知道是对人有害，就算社会容许做，我都不做。”在滚滚红尘当中，可以辟一处地方安顿好自己的良心，身心亦较舒坦。
李嘉诚给儿子们的“最高指示”，是凡事要低调，不可大张旗鼓，大肆渲染。但是在一些适当的场合里，他也会做一些巧妙的安排，让两个儿子爆光亮相，出现在众人面前。比如在一九九○年万博家国推出预售之前，长实集团公关精心安排，让当时的集团执行董事长李泽钜，出现在媒体面前，接受两本杂志的访问。但是在一些平和场面里，他总不让儿子“坦面”于众，以免树大招风，无助于心理成长。
一九九二年四月，李嘉诚亲自携了两名儿子，在北京中南海的古典建筑物前，向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介绍。
同年七月，新任港督彭定康参观葵涌四号货柜码头，李嘉诚亲率大军迎接。那天，李嘉诚要庆祝属下公司处理第二千万个货柜，李泽钜、泽楷两人，和父亲一样佩带公司名牌，上面简单地写着本人的名字。
回想起那一天，在有关规定欢迎彭督的男性要员，一律不允许穿外衣，深色的长裤，但是却惟独李泽楷裤头加了过肩吊带，和父亲伴在“肥督”身边全体合照，李泽钜则远离此地，静静地站立在外围。
一九九二年十月，港督与商界午餐聚会，被称“小超人”的李泽楷也来参加了。等到过了几日，在彭定康宣布“总督商务委员会”的名单当中，包含的成员就有香港十八位主要的商界人士及三位官守义员，就这十八位成员之中，就有长实集团执行董事李泽钜在内。成员任期期限是自一九九二年十月的那天起一直到一九九四年底结束。
李泽钜获委总督总蚕（有说这是港府的“商政局”，成员有利国伟、荣智健等）后三个月，在长实集团荣升为副董事总经理，再过一个月后生效，取代长实“老臣子”周千和的位置。而在年前，李泽钜己趁父亲辞去汇丰董事时，顺手推人狮子银行的董事局陡。
两项新委任。有没有关联？一九九四年底首届总督“商委”任满时，李泽钜是否已经接管李氏王国？这是后话。至于取代追随父亲打江山的老臣子在公司的地位，则应属李嘉诚精心部署的一着。
李首富以念量见称，周千和因年老而退下来，但仍继续担任长实非执行董事，就变相担当“师傅”角色，让世侄李泽钜好时时请教。
其实就是那时，周千和之子周年茂早已经是李氏的重臣子，他在李氏集团里，主要是专门处理有关地产发展的问题。除此之外，多年来也是李泽钜的“指军员”，特别是在集团的重量级业务地产方面。
尽管一九九三年二月，李泽钜出任“旗舰”长实集团的副董事总经理，但上有“师傅”与“指导员”“看住”，而总司令李嘉诚又仍牢稳地坐在决策的位置上，并没有丝毫轻言放权之意。就是对在和记大厦办公的李泽楷，由于“鞭长莫及”，虽然主手让他打理卫视、但仍自任了卫星广播有限公司主席，实行以名星追踪“遥控”。李首富对儿子再次下达“最高指示”，就是“凡事低调”，但搞电视、搞大众传媒，本身就是“曝光”行业，由于激烈的竞争，又不得不以高姿态行事，那么如何才能达到矛盾的统一呢？以李大超人的级数，相信亦非容易之事。
李泽钜兄弟二人，自出道以来，由于“高姿态”而受到老父的责骂、教训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就有一次，用来迎送贵宾的劳斯莱斯车，李泽钜受父亲交代，车内装置一台镭射机，却由于差少许未做足一百分，而被“俄”两句。即使是这样的小事，李首富还是训子从严，对其“接班”期望之殷，由此可见。
李泽钜“曝光”不多，而且上镜的表情也十分地严肃，岂会是没有原因的呢？身负“千亿王国”香港首富继承人的千斤重担，以“立”之年，委实是只有“超人”方能承受得了的压力。那么大概也只有与红颜知己共结秦晋，享鱼水之欢，才是他真心感到由衷快乐的泉源吧！
李嘉诚联合信托公司的注册地在香港。如迁地，香港将会有1000多亿资产权益流到海外。香港的家族基金设立地点多在海外，如瑞士、加拿大、巴拿马、卢森堡等，这些地方不收遗产税，并为储户保密，被称为世界“洗钱黑窝”和“逃脱天堂”。
正是因为这些，香港证券界对李嘉诚信托基金最终注册点的担扰，既有道理，又毫无道理可论——包氏基金在港注册，爱国爱港的李嘉诚事必将香港作为了他永久的注册地。
1995年夏，《财富》杂志刊出一篇哗众取宠的攻击性文章，称“1997年后香港一回归都会改变，因而走向死亡”。
面对这种谬论，李嘉诚等香港界的爱国人士，立即给予激烈的驳斥，对此已毫不希奇了，并被事实证明那是毫无根据的“预测”。《中英联合声明》已发表了10多年了，香港至今的经济不是仍然保持着快速向前发展的良好势头吗？就一九九四年来说人均本地生产总值达2．1万美元，这一切难道都是不真实的吗？
事情发生之后，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邵逸夫、曾宪梓等几位富豪纷纷捐款筹建“香港明天会更好基金”。各人均捐出了一笔很可观的钱款。据何鸿荣向记者们介绍说：“我积极支持香港明天会更好基金会，鲁平主任私人亲自写信过问，在第一时间里，我家捐出500万港元作为基金。”
9月29日，李嘉诚等22位基金会理事的合影照片，整版刊登在全港各报章。宣言标题是：“我们立场一致，全体一心为香港！”正文是：
香港未来的发展和繁荣是香港人的切身问题。今天我们坚持立场，携手创立“香港明天会更好基金”——一个非牟利和非政治性的组织，目的在凝聚句蛩，建立信心，使香港在1997年后继续维持国际商贸及金融中心的领导地位。
我们需要万众一心。商界、政府、劳工和各行各业以至每一个香港人都应各尽所能，为香港现在及未来的辉煌出一分力。
让我们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为更好的明天努力。
有关李嘉诚从政的传闻，由来已久。说李嘉诚与包玉刚一样“识做”即会做，多年前，中国政府在港设立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包玉刚便拿出旗下连长佛大厦的两层来做会所，得到中方的赞誉。现在预委会香港秘书处则设在华人行，华人行又是李嘉诚的大本营，李氏也只不过象征性地收了一点租金而已。
李嘉成完全否认他从政的传言，过去，曾传包玉刚将可能出任首任香港特区最高行政长官，但就算包氏能活过一九九七年，他的英国籍也同样地让他失去这次机会。李嘉诚同样也入了英国籍，与包玉刚的情况一模一样，这相信他比谁都清楚。香港舆论，常常把一个人的爱国行为与有意从政混为一谈，令李嘉诚啼笑皆非。难道做人就那么简单，每做一件事就非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吗？
就此我们不能不为李嘉诚的人品所打动，不得不为他的人格所感动，不仅他自己如此，他更教育自己的儿子也如此。
一九九三年八月时，李嘉诚让其次子李泽楷任全系主力舰和黄集团的舵手。但是李泽楷却没接受父亲安排，而是走上了一条独立创业发展的道路。
儿子自立门户，李嘉诚显得很豁达：“年青人到底有自己的理想，和黄管理层有人手，我不会强迫他做。”
对儿子放单飞，李嘉诚送他两句话。
一是“树大招风，保持低调。”
二是“做事要留有余地，不把事情做绝。有钱大家赚，利润大家分享，这样才有人愿意合作。假如拿10％的股份是公正的，拿11％也可以，但是如果只拿9％的股份，就会财源滚滚来。”
李嘉诚的箴言，不仅是他对两个儿子的要求，这也实在是他一辈子经商心血所凝成的经验，同时也是他自己一生行商的准则。
就是这个简单不过的准则，让李嘉诚结交了无数商界朋友，赢得了广大股东和职员的信赖和支持，树立崇高的形象，为他赢来了无数的财富，并一举登上香港首富、世界华人首富的宝座。
中华民族自古崇尚“满招损，谦受益”，讲究“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就是普通老百姓也懂得“以和为贵”、财不外露。
利益共享也是中国式经商的行动准则，假如违反这一游戏规则，失去的绝不只是合作的这一个对象。口口相传，失去的将是你的整个商业信誉，继而危及你的整个商业地位。
但是如果把事情反过来考虑呢？如果按照李嘉诚所说的只拿9％，你得到的又绝非仅仅合作的一方，人们将从你的行为中，相信你的人格和信誉，你就将会赢得大量的商业机会，势必就会财源滚滚而来的。
从表面上来看，你的确是少拿了1％，但是从实际来讲，回报于你的又岂是只值你少拿的那1％呢？它有时是它的十倍，甚而百倍、千倍。
李嘉诚对儿子的劝诫，实在是放之于商界而皆准的真理，是经商制胜的法宝。实是扬我中华之美德的写照。
二、选人应注重诚实
李嘉诚由一个普通的打工仔成为香港的首富，世界财富第五位，长江由一间破旧不堪的山寨厂成为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究其原因，用李嘉诚的话说：“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是知人善任。”
李嘉诚以稳健著称，其超人还在于其虽是有“超人”的脑袋却不刚愎自用，而是集思广益，力求圆满。他的用人之道是惟才是举，爱才如命，求才似渴，把人才安排得远近适所。用人要用诚实之人。
知人善任，确实是李嘉诚制胜的法宝，他曾说：
“知人善任，大多数人都会有部分的长处，部分的短处，好像大象食量以斗计，蚁一小勺便足够。各尽所能，各得所需，以量才而用为原则。这就是说，公司需要员工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发展公司的大业。就如在战场，每个战斗单位都有其作用，而主帅未必对一种武器的操作比士兵纯熟，但最重要的首领十分清楚每种武器及每个部队所能发挥的作用……统率只有明白整体布局，才能绰绰有余地指挥士兵作战，使他们密切配合，充分发挥出他们的特长，从而取得战争胜利。”
李嘉诚在用人之道上可以说是达到极高的境界，他惟才是举，招纳了许多贤士良才。
对于白手起家的人而言，创业之难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李嘉诚有一把走向成功的金钥匙。
在企业创立之初，企业最希望有忠心耿耿、忠实苦干的人才。在塑胶厂草创时期，李嘉诚曾亲自安装机器，生产制品、设计图纸，靠自己的双腿走街串巷，采购和推销。因此，他的确需要能够切实帮他的创业人才。所幸的是他还是找到了这样的人，那就是上海人励颂声和潮州人周千和。
励颂声负责生产，周千和主理财务，他们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辅助李嘉谚创业，是长江劳苦功商的元勋。
周干和回忆道：“那时，大家的薪酬都不高，才百来港纸（港元），条件之艰苦，不是现在的青年所能想象的。李先生跟我们一样埋头拼命做，大家都没什么话说的。有人会讲，李先生是老板，他是为自己苦做——抵（值得），打工的就不抵。话不可这么讲，李先生宁可自己少得利，也要照顾大家的利益，把我们当自家人。”
知人善任，任人惟贤。
多年的患难与共，使李嘉诚与励、周二人不仅建立了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而且在事业上对他们极为信赖。一九八○年，李嘉诚提拔励颂声为董事副总经理；一九八五年，他又委任周千和为董事副总经理。
有人说：“这是重旧情的李嘉诚，给两位老臣子的精神安慰。”
其实不然，李嘉诚委以重职又同时要以重任，盛颂声负责长实公司的地产业务；周千和主理长实的股票买卖。一九八五年，盛颂声因移民加拿大，才脱离长江集团，李嘉诚和下属为他饯行，励氏十分感动。周千和仍在长实服务，他的儿子也加入长实，成为长实的骨干。
李嘉诚说：“长江实业能扩展到今天的规模，确实要归功于他们。”盛颂声、周千和都是忠心耿耿、埋头苦干，并且能够同甘共苦。因此，李嘉诚在创业之初即把他们两人倚为左膀右臂。
创业阶段是艰苦的，如果没有荣辱与共风雨同舟的共识，很容易就见异思迁的。
创业之初，李嘉诚身体力行，身先士卒，为大家树立榜样。
李嘉诚深谙用人之道，他宁亏自己，不亏大家，使企业富有凝聚力。长江有起有落，但不管怎样，鲜有跳槽者，这不能不说是李嘉诚用人的成功。
李嘉诚很念旧情，对曾有功于长江者，他都以恩相报。李嘉诚留人先留心，方有了今日的人才济济，高人满堂。
长江集团正如长江，以其博大的胸怀汇集了万千细流，感召了八方英才。李嘉诚齐聚弄潮儿，呼啸而出，乘风而来，合众人之力，终于打造出一个令人敬仰的商业帝国。
三、重视能力 偏于资力
在李嘉诚公司所建立起的少壮派中，有一位名叫周年茂的青年才俊。
周年茂的父亲是长江的元勋周千和，周年茂还在学生时代起，李嘉诚就把他作为了长实未来的专业人士培养，与其父亲周千和一道送赴英国专修法律。
当周年茂学成回港之后，很自然地就进了长实集团，李嘉诚指定他就是长实公司的代言人。
一九八三年，回港两年的周年茂被选为长实董事，一九八五年后与其父亲周千和一道擢升为董事副总理，就任的周年茂当时也只不过三十多岁。
有人说周年茂一帆风顺，飞黄腾达，是得其父的荫庇——李嘉诚是个很念旧的主人，为感老臣子的犬马之劳，故而“爱屋及乌”。
其话也有它一定的道理。的确，李嘉诚是一位念情的人。但是却不能说周年茂的“高升”只因李嘉诚对他的关照的关系。其实最主要的仍然是他具备了一定的实力，有足够的能力担此重任。
据长实的职员说：“讲那样话的人，实在不了解我们老细（板），对碌碌无为之人，管他三亲六戚，老细一个都不要。年茂年纪虽轻，可是个叻仔（有本事的青年）呀。”
周年茂任副总经理，是顶替了移居到加拿大的励颂声的缺位，主要是负责长实系的地产发展。
茶果岭丽港城、蓝田汇景花园、鸭脷洲海怡半岛、天水围的嘉湖花园等大型住宅屋村发展，都是由他具体策划落实的。
压在周年茂肩上的担子要比盛颂声在的时候还要大，肩负的责任还要多。但他不负众望，努力扎实地拼干，得到了公司上下“雏凤清于老凤声”的一致好评。长实参与政府官地的拍卖，原本由李嘉诚一手包揽，全权掌握，而现在呢？同行和记者会经常看到的长实代表，却是张文质彬彬的年轻面孔——周年茂。而那李嘉诚的老面孔则不常见了，只有金额巨大的项目才会一览李大超人的面孔。
周年茂虽然看外表像是一位文弱书生，但却颇有大将风度，临危而不乱，该进该弃，都能较好地把握分寸，收放自如，这是李嘉诚很放心的。
现在长江的地产有了周年茂，财务策划又换了霍建宁，楼宇销售则有女将洪小莲。在长江地产至长江实业的初期，这些工作全部都是由李嘉诚一手包揽的，每件事都亲力亲为。而现在，李嘉诚的领军角色换位了，由管事型变成了管人型。
正如商场战场流行的一句话：“指挥千人不如指挥百人，指挥百人不如指挥十人，指挥十人不如指挥一人。”
指挥一人，就是抓某一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就可以了。当然，对集团的重大决策与事务，自然还得劳烦李超人亲自出马上阵了。
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李嘉诚的确很念旧，以致爱屋及乌。不过，更重要的一点则是他看重的是能力，他能尊重及任用贤能。假设周年茂并不是现在的样子，而只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那李嘉诚不会如此重用于他。他要报答周千和，办法实在是很多的，简单地说，可以送给他一笔钱，让他去干别的事情，任其去发展，却断然不会拿自己的事业作儿戏。
李嘉诚得俊才辅佐大业，才从事无巨细一把抓的初级阶段给释放了出来，将主要的精力投注到别的更大的事业之中去。
“指挥一人”的观念是上乘的法则，李嘉诚就是这样实践着的，“用人要用才”，李嘉诚也是这样做的。
四、凝聚英才 不拘一格
香港某周刊在《李嘉诚的左右手》一文中，探讨李嘉诚的用人之道说：
“创业之初忠心苦干的左右手，可以帮助富豪‘起家’，但元老重臣并不能跟得上形势。”
“到了某一个阶段，倘若企业家要在事业上再往前跨进一步，他便难免要向外招揽人才。”
“一方面以补充元老们胸襟见识上的不足，另一方面是利用有专才的干部，推动企业进一步发展。”
“故此，一个富豪往往需要任用不同的人才……
“李嘉诚用人之道，显然超卓。如果他一直只任用元老重臣，长实的发展相信会不如今天。
“长实在80年代得以扩展及壮大，股价由1984年的6（港）元，升到90元（相当于旧价），和李嘉诚不断提拔年青得力的左右手实在有关系。”
元老重臣经验的确很丰富，而且老成持重，但是他们却拙于开拓，缺乏闯劲。
事业已经处于上升期，那就更需要勇于开拓的人才。企业越来越大，就需要科学管理，就需要专业人才。
如果说，创业之初需要忠心耿耿、同甘共苦之人，但随着事业的不断扩展，单凭这些人是不够的，这时就急需青年人的闯劲。哪怕就是跌几次跟头，走一些弯路，但是只要吸取教训，始终进取，就一定能够创新成功，获取更大进步。于是，李嘉诚决定起用新人。
在长实管理层的后起之秀中，最引人注目的算是霍建宁。他的引人注目，倒并非他经常抛头露面。实际上，他所从事的工作是幕后工作，处事低调。他负责的那部分是长江全系的财务策划，擅长理财，他认为自己不是个冲锋陷阵的干将，而是个专业管理人士。
霍建宁毕业于香港名校，随后赴美深造。1979年学成回港，被李嘉诚招至旗下，出任长实会计主任。他业余进修，考取英联邦澳州的特许会计师资格证（凭此证可去任何英联邦国家与地区做开业会计师）。
李嘉诚很赏识他的才学，1985年委任他为长实董事，两年后提升他为董事副总经理。
是年，霍建宁才三十五岁，如此年轻就任香港最大集团的要职。在香港实为罕见。
霍建宁不仅是长实系四间公司的董事，另外，他还是与长实有密切关系的公司如熊谷组（长实地产的重要建筑承包商）、广生行（李嘉诚亲自扶植的商行）、爱美高（长实持有其股权）的董事。
外面的媒体称霍建宁是一个“全身充满赚钱细胞的人”。长实全系的重大投资安排、股票发行、银行贷款、债券兑换等，都是由霍建宁策划或参与抉择的。
从这些项目中任意拿出一个项目来，动辄就会涉及数十亿的资金，亏与盈都在于最后的决策。从李嘉诚对他的器重和信任来看，就不难看出他的最终决策总是盈大亏少。
霍建宁本人的收入也是很可观的，他的年薪和董事袍金，以及非经常性收人，如优惠股票等，年收入要达到1000万港元以上。人们常说霍氏的点子“物有所值”，他是香港食脑族（即靠智慧吃饭）中的大富翁。
霍建宁不仅是长江的财源，而且还是为李嘉诚当“太傅”的角色，肩负着培育李氏二子李泽钜、李泽楷的职责。
李嘉诚在实践中证实霍建宁确实具备超常的经商才华后，能够不拘一格委以大任。再者，让霍建宁得到与其付出相应的收益，以增强其归属感。
在长实系新型的人才中不仅只有霍建宁，还有周年茂，洪小莲，他们三人被称为长实系新型三驾马车。
洪小莲年龄也不算大，她全面负责楼宇销售。
洪小莲在60年代末期，长江上市时，就跟随李嘉诚任其秘书，后来又任长实董事。
洪小莲是长实出名的“靓女”，人长得靓，风度好，待人热情，在地产界，在中环各公司提起洪小莲，无人不晓。
长江总部，虽然人数不足200人，但却是一个标准的超级商业帝国。每年为长江系工作与服务的人，数以万计。资产市值高峰期有时达4亿港元，业务往来跨越大半个地球。大小事务，千头万绪，往往都要到洪小莲这里汇总。
跟洪小莲交往过的记者说她：“洪姑娘是个‘叻女’，是完全‘话得事’（说话算数，能拍板）的人。”
80年代中期，长实管理层基本实现了新老交替，各部门负责人，大都是30—40岁的少壮派。
周年茂说：“长实内部新一代与上一代管理人的目标无矛盾。而且上一代的一套并无不妥，有辉煌的战绩可凭。”
使用年轻人，使长实锐意进取，富于活力。
年轻人精力旺盛，工作效率又高。像洪小莲，她的工作颇似长实的总理，不但事无巨细，千头万绪都到她这里汇总，而且她还是个彻底的务实派。面试一名职员，会议所需的饮料，境外客户下榻的酒店房间，她都要一竿子插到底。
李嘉诚思贤若渴，爱才如命，广聚人才还表现在任用马世民一事上。
马世民是英国人。1966年，马世民来到了香港，而且又进入了当时最负盛名的怡行洋行工作，并且一干就干了十四年，在怡和洋行很受器重。
70年代末的一天，马世民代表怡和贸易来长实推销冷气机，希望长实在未来的大厦建筑中，采用怡和经销的冷气系统。
当时马世民来到长实以后，竭力要亲自面见李嘉诚。平日里，身负众多大任的李嘉诚是根本就不会过问这一类小事的，只把它交给手下人员去干就行了，但是在对方的强烈要求之下，他还是同意会见一下这位倔犟的“鬼佬”经理。
通过这次会面，他们对彼此的印象都非常的深刻。
马世民自我评价说：“目前来说，我的能力和经验还有待于边干边学。但香港是这样，只要你拿出真本事来做生意，你就会学得很快。”
马世民还说：“我属龙，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是龙的儿子。”
李嘉诚也是属龙的，不过不同的是他比马世民整整大了十二岁，李嘉诚与马世民还就好些话题交换了意见，对这位新认识的“龙老弟”很是有好感。
1980年，四十岁的马世民决定告别打工生涯了，他自立门户创立了Dayeaham工程顾问公司，主要是承接新加坡的地铁工程。
1932年以后，李嘉诚与和黄行政总裁李察信，在“立足香港”问题上产生了很深的分歧。于是最后的答案是李察信去慧已定，李嘉诚也就开始积极物色接任人选，他看重了马世民，于是李嘉诚用尽所有的办法接马世民来加盟。
1984年，李嘉诚透过和黄收了马世民的Davenham公司，委任他为和黄第二把手——董事行政总裁。
马世民一上任，便为和黄赚大钱，并辅佐李嘉诚成功地收购港灯集团。是为当时华资进军英资四大战役（李嘉诚收购和黄、港灯，包玉刚收购九龙仓、会德丰）中的一役。
我们禁不住要为李嘉诚的思贤若渴、爱才如命击节叫好。李嘉诚为得到马世民这个大人才，而不惜重金将马世民的公司一起买了下来，其实他用意不在Davenham工程顾问公司，而是在于马世民这个人。
从这里可以看到，在长实公司不仅有经验老道的，上了年纪的老员工，而且还有体力、精力、智力都十分旺盛的青年员工；不仅有专业人士，还有日理万机的工作效率极高的职员，真是人才的聚集地。
五、重实干兼品质
在李嘉诚少年时，就曾听父亲讲战国时孟尝君的故事。孟尝君能成大事，得“客卿”之助。
李嘉诚能成宏业，“客卿”之功当然也是不可没的。
李嘉诚曾郑重地对记者说：“你们不要老提我，我算什么超人，是大家齐心协力的结果。我身边有300员虎将，其中100人是外国人，200人是年富力强的香港人。”
长实公司有300员虎将，其中除了李嘉诚的“近臣”之外，剩余的就是总部与分公司的负责人，以及在长江系挂职或未挂职的“客卿”。
“客卿”之中，数大牌律师李业广与当红经纪杜辉廉影响最大，李业广是。“胡关李罗”律师行合伙人之一。李业广持有英联邦的会计师执照，是个“两栖”专业人士，在商界声誉甚隆。
人们称李业广是李嘉诚的“御用律师”。李嘉诚说：“不好这么讲，李业广先生可是行内的顶尖人物，我可没这个本事独包下他。”
李嘉诚所言也许是真话。李业广身兼香港20多间上市公司董事，这些公司市值总和相当于全港上市公司总额的1／4强。
除此之外，李业广还是许多富豪的高参。
李业广并不是一个见钱眼开，只要有酬金而且酬金高就必应之士，就是一般的富贵人还不一定能用钱把他给请去的。
长江上市，李业广便是首届董事会董事，长江扩张之后，李业广又是长江全系所有上市公司的董事。仅凭着这一点，就不难以看出两个李之间的关系非同平常！一定是相当密切、相互信赖的。
李嘉诚可是一位彻透彻闹的务实派，他绝对不会拉虎皮做大旗，虚张声势。李嘉诚在商界的名气要比李业广大得多，在香港的商界当中，有几个人会不知道他李超人呢？莫说商人就是平常人也如是，可以这么说，李嘉诚在香港已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在香港这片商业领地上，拉名人作企业董事的人比比皆是，早已经见怪不怪能被人们所理解的了，但是李嘉诚却并不认为有此必要，就他本人则更是不会那样做的，他用李业广，是因为他敬重李业广的博识韬略。
就长实的不少扩张计划，都是两个李“合谋”的杰作。
李业广并不是喜欢抛头露面，看重表面光彩的人，他甘愿作幕后人，保持低调做人做事。1991年，李业广一飞冲天——出任了香港证券联合交易所董事局主席。真让人吃了一惊，这就是高明人的做法：不鸣则矣，一鸣惊人。
香港报章，在介绍联交所新任主席李业广资格履历时，称他是“胡关李罗”律师行合伙人，长实集团多间上市公司董事……长江在李业广及公众心目中的份量，可见一斑。我们都知道孟尝君其人，他几乎是古代中国尚贤的典范和化身。
孟尝君门客三千，其中志士能人比比皆是。
我们也很熟悉冯谖的故事。
冯谖先生弹铗三唱，受到孟尝君赏识，后为孟尝君市“仁”并谋就三策，使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芥之祸。孟尝君的成功在于他深明大义，尚德尚贤，因此招到了不少身怀绝技的高人，这些人感其知遇之恩，倾力相报，而使孟尝君功成名就，流芳千古。
李嘉诚缔造其商业帝国，也多得“客卿”的鼎力相助。从这一点上看，李嘉诚真可称是“当代的孟尝君”。就此之外，杜辉廉也是他的一个“客卿”。
杜辉廉（Philip Tose）是英国人，出身伦敦证券经纪行，是一位证券专家。70年代，惟高达证券公司到香港发展，杜辉廉任驻港代表，与李嘉诚结下不解之缘。
1984年，万国宝通银行收购惟高达，杜辉廉便参与万国宝通国际的证券业务。
杜辉廉被商界称为“李嘉诚股票经纪人”，他是长江多次股市收购战的高参，他经办长实及李嘉诚家族的股票买卖。
杜辉廉多次谢绝李嘉诚邀其任董事的好意，是李嘉诚众多的“客卿”当中惟一的一位不支干薪者。但是他却绝对不会因为未支干薪，就拒绝参与长实系股权结构、股市集资、股票投资的决策。就因为他一直都是这种态度，让重情的李嘉诚，总感觉到自己欠杜辉廉太多太多了，却又一直无法报答他。
1988年底，杜辉廉与他的好友梁伯韬共创了百富勤融资公司。
杜梁二人占35％股份，其余股份，由李嘉诚邀请包括自己在内的18路商界巨头参股，如长实系的和黄，中资的中信、越秀，地产建筑老行尊鹰君与瑞安，旅业大亨美丽华、胡应湘的合人等。
至于那些商界巨头们，他们不入局，也不参政，旨在助其实力，壮其威力。
有十八路商界巨头作为后盾，百富勤融资公司很快地就发展起来了，其发展速度是惊人的。他先后收购了广生行与泰盛，与此同时，百富勤还分拆出另一间公司——百富勤证券。杜辉廉任这两家公司的主席。到1992年，该集团年利已经达到了6．68亿港元。
就在百富勤集团逐渐壮大，渐渐成为商界小巨人之后，李嘉诚等就想尽方法主动摊薄了自己手中所持有的股份，其目的再简单不过了，那就是为了让杜、梁两个人的所持股量达到绝对“安全”线。
李嘉诚对百富勤的投资，完全是非盈利的，他之所以这样做，只是为了报答杜辉廉对他的效力之恩。
虽然李嘉诚投资百富勤并没有想要赚一分一厘，而是帮助朋友，但是持股5．1％的李嘉诚却仍然从百富勤得到了一大笔红利，百富勤发展迅速，是市场上倍受宠爱的热门股。
90年代，李嘉诚与中资公司的多次合作（借壳上市、售股集资），多是由百富勤为财务顾问。
身兼两所上市公司主席的杜辉廉，仍忠诚不渝充当李嘉诚的智囊。
李嘉诚得到证券专家杜辉廉的帮助，在股市更是如虎添翼，风生水起，甚至对股市具有强大的左右力。
李嘉诚最辉煌的战绩在股市，最能显示其超人智慧的载体也是股市。而被称为“李嘉诚股票经纪人”的杜辉廉在其中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功不可没。
李嘉诚投桃报李，以恩报恩，又使杜辉谦更一心一意地回报李嘉诚。充当李嘉诚的“客卿”。
李嘉诚就是这样，无论是自己做人，还是运用他人，都特别看重品质和才干，德、才兼备，才是最佳的人选。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彼此忠诚、彼此帮助，携手前进。对待自己的属下也是如此。
据市场保守人士估计，马世民离职前。在和黄的年薪及花红有1000万港元，这相当港督彭定康年薪的4倍多。
至于说马世民的非正式性的收入，更是无法计算的。
李嘉诚为了增强下属对集团的归属感，往往会给他们以低价购入长实系股票的机会。
就在马世民离职的9月中，马氏就用8．19港元／股的价格购入160多万股长实股票，当日就按每股23．84港元的市价出手，净赚2500多万港元。
商人在商言商，皆为了一个利字。
李嘉诚体恤自己的下属、职员，让下属同他一道分享企业所创下的利益。这样的话，下属们劳有所得，一定更加地为公司尽心尽力地创业绩，使集团拥有更强的凝聚力。
其实，事情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如果真要计算得失的话，试算李嘉诚给予下属额外的利益，比他们更加勤奋而创下的利润相差得太远了。这笔帐是无法计算的。
就以马世民来说，低进高出长实股票，净赚2500多万。但是，马世民为和黄与李氏家族创造的盈利则以十亿百亿计。
以小换大。最大的赚家还是李嘉诚。
做生意无论大与小，与做人一样，要真心诚意地对人，别人感到满足了，才会为自己赢来更大的利益；用人也要用贤人。一个人，如果他的本质不好，就算他有再大的才干，在身边做事，只能是更大地危害自己的利益，而根本就不会给自己带来奇迹的。
除了做人、做事，李嘉诚对政府不太关心，他只想一心一意地经商。
1991年，马世民公开支持民主会的麦理觉人立法局。而麦理觉的对手，是包玉刚大女婿苏海文（奥地利人）支持的华人代表郑明训。
这个立法局非官守议员的席位，是由香港总商会选举产生的，麦氏与郑氏在商会上的拥护势均力敌。
但是在一刹那，却突然有了一批亲英的公司加入了总商会，令麦氏的选票直线下降。等到事完之后，传媒就曝光说这些公司与和黄关系非常的密切，所以怀疑是马世民“作大”的票数。
这事令李嘉诚十分尴尬，李氏奉劝马氏，不要直接介入政治，这对生意没有好处。
不料，“马仔”非但没有听从李氏的劝告，反而再一次令老板尴尬不已。
彭定康到港不久，就抛出政改方案，掀起轩然大波。中国政府对彭氏的险恶用心大加痛斥。
此时，李嘉诚正在内地大举投资，开始尽量地与彭定康保持一定的距离，不急于率先表态。但是偏偏马世民又不识时务，接受了英国《卫报》的采访，并且公然宣称要站在彭督的那一边，并称彭督是心目中的英雄。
1993年9月，马世民辞去和黄行政总裁一职后，接受美国《新闻周刊》访问，他否认他投资政治，渴望从政。但他承认他与李嘉诚在政治上分歧的事实。
“李（先）生会想我（在政治上）收声（不说话），做生意的，若对当地政治发展感到兴趣，会错失很多资讯，做生意的态度也受影响。话虽如此，我却无意在政治上多花时间。”
马世民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一心不可二用，无意于政治，方能专心照顾生意。李嘉诚从本质上来讲，还算是一个纯粹的商人，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他甚至认为搞政治会影响做生意。至于后来李嘉诚帮助中资，则完全可以理解他在交朋友、拉关系了。
六、多选用本地通晓普通话的人
李嘉诚过去对收购来的英资公司，不但保留英人，还继续招聘英人，实行“以夷制夷”，港人惯称之“鬼打鬼”。
1993年9月，马世民辞去和黄行政总裁的职务，由长实副董事总经理与和黄执行董事霍建宁接替。马世民成为和黄最后一位洋大班了，也就是说，以霍建宁开始，以后不太可能启用洋大班。
后来，李嘉诚向高层表示，和黄以后请人，要多用本地人。并且通晓普通话是必要条件——这很清楚地表明，他的投资大计是放眼内地。
李嘉诚“以夷制夷”的策略方针，对于稳定军心、控制局势起到了无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收购英资公司之后，如果进行排外，势必会使公司出现混乱，陷于停滞或瘫痪。这样，经济上势必遭受惨重的损失。相反，保持稳定，以夷制夷，则可使公司正常运转。
那时，全球经济一体已是时代潮流。企业用人如果受地域、文化、语言的狭隘限制，势必被大潮所遗弃。李嘉诚人虽老矣，但观念颇新，识才之中量才而用，用人要惟才是举，而不应去管其人种、国籍的差别。
因此，李嘉诚的左右手中有不少“洋大人”。敢用洋人管洋人，甚至让洋人参与长实的总体决策，显示了李嘉诚用人艺术的极高境界。
20世纪80年代初期，香港因其殖民地的背景，百多年来洋人歧视华人的心理一直挥之不去，经济上开始崛起的华人，仍拭不去“二等英联邦臣民”的潜意识。20世纪70、80年代起，在巨富的华商中兴起雇佣那些趾高气扬的洋人做下属之风，这在当时来说，的确是一件颇为荣耀，有点让华人扬眉吐气的事情。
但李嘉诚雇佣洋人作副手，不仅毫无炫耀之意，而且还处处倚重他们。他说：“集团的利益和工作确确实实需要他们。”
20世纪70年代初，长江实业的工厂分布在北角、柴湾、元朗等处，共有员工2000余人，他们中就有不少是洋人。其中Erwin Leissner、Pard Lyons两人更是李嘉诚的得力助手。
为了能很快地从塑胶业彻底脱身投入到地产业，李嘉诚聘请了美国人Erwin Leissner任总经理，而他只参与重大事情的决策。过了不久，李嘉诚又聘请了另一个美国人PanlLyons为副总经理。这两位“老美”是塑胶行业的技术专家，他们掌握了最先进的塑胶生产技术。李嘉诚惟才是用，不因他们是洋人而心存疑虑，而是大胆地赋予他们实权。自然，李嘉诚给他们的报酬也远远高于他们的华人前任。
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中期，李嘉诚已经掌握了好几家老牌英资企业，这样，李嘉诚旗下的洋人骤然增多。如何去管理这帮洋人呢？李嘉诚想到了“以夷制夷”。这并不是因为李嘉诚没有管理的能力，而是他基于对工作上的考虑。随着集团的不断向前发展，他的主要责任还在于为旗舰导航，况且用洋人去管理洋人，不仅有利于熟悉业务，而且更有利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相互之间的沟通。
当然，李嘉诚之所以这样做，还有他更重要的理由，因为他考虑，长江集团走向世界，成为跨国公司已是必然，而这些老牌英资企业，与欧美澳有着广泛的业务关系。日后，若用这些洋人打头阵，凭他们血统、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天然优势，在开拓国际市场时岂不是可以起到事半功倍之效？
长实董事局副主席麦理思（George Wagnus）是英国人，毕业于著名的剑桥大学经济系。麦理思曾任新加坡虎豹公司总裁，因业务关系与李嘉诚认识。1979年，麦理思正式加盟长实，负责长实与香港洋行及境外财团的业务往来。
李嘉诚之所以如此重用他，不是因为他有英国血统、名校的文凭，而是因为他是一位名符其实的优秀经济管理学家。
在李嘉诚的洋人阵容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英国人马世民。他原效力于怡和财团，可以说是李嘉诚的对手。后来他又自创事业，开了一家名为Davenham的工程公司，更与长实有了直接的利益冲突。但李嘉诚一点也不计较这些，相反，他十分欣赏马世民的学识与才干，尽力将其罗致麾下。1984年，李嘉诚将Davenharn买了下来。将马世民提升为和记黄埔的总经理，负责和记黄埔属下的货柜码头、电讯及零售贸易等业务。以后，又将其任命为嘉宏国际和港灯董事局主席。后来马世民成为长实系除老板李嘉诚外，第一个有权有势、炙手可热的人物。他任和黄总裁达九年之久，给和黄创下许多丰功伟绩。
李嘉诚的“以夷制夷”策略，事实证明大获成功，硕果累累。
然而，李嘉诚的投资重心转向内地时，就顺应现实需要，以当地华人为重，并且要通晓普通话，这是李嘉诚适时应变的体现。
七、中西合璧摈弃家族
李嘉诚的左右手，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聘用了不少“洋大人”。在90年代的今天，香港华人见了洋人（特指有欧罗马血流的白种人），不再会有见“洋大人”的感觉。
港人自信香港是东方之明珠，是全球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港人的收人及其生活水平一点也不比西方国家差，华人公司雇佣外国人也见怪不怪，理所当然了。
后来李嘉诚入主和黄洋行，原和黄洋行主席韦观卸职之后，李嘉诚提升李察信（JOhn Richardson）为行政总裁，自己任董事局主席。
到1983年，李察信与李嘉诚在投资方向上“不咬弦”，李察信离职，李嘉诚又雇另一位英国人——初时名不见经传，后来声名显赫的马世民（Simon Murray）。
马世民等于是李嘉诚连公司一道买下的人才。1984年，马世民即坐上和黄集团第二把交椅，任董事行政总裁。
马世民是长实系除了老板李嘉诚之外，第一个有权有势，炙手可热的人物，李嘉诚曾说：“我一个人没有那么多时间做那么多间公司的主席。”除此之外，青州英泥行政总裁布鲁嘉，也是英国人。
在和黄、港灯两大老牌英资集团旗下，留任的各分公司董事长、行政总裁更多达数十人之多。
马世民把李嘉诚的左右手称为“内阁”。
评论家说：“这个内阁，既结合了老、中、青的优点，又兼备中西方的色彩，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合作模式。”
由此可见，早在70年代初，李嘉诚就已深谙用人之道，以洋专家治理长江塑胶。一来洋专家更了解国际塑胶业的形势及其走向，二来使李嘉诚专注于他慧眼看好的地产业，首先解放了自身的生产力。
此外，《壶周刊》在《李嘉诚的左右手》一章还分析道：
“纵观一些事业上没有像李嘉诚般飞黄腾达的富豪，倘若说他们有什么缺失的话，那往往就是不晓得任用人才，以至滞碍了企业的发展。环顾香港的上市公司，虽然很多公司资产值不少，但至今始终摆脱不了家族式管理。”
李嘉诚的长实系，是一间股权结构复杂，业务范围广泛的庞大集团公司。他是这一商业商帝国的绝对君主，但集团内部，却看不到家长制作风的影迹，完全按照现代企业的模式管理。
李嘉诚摈弃家族式的管理，却又钟情于东方民族的企业家族氛围。西方经济学者探索日本经济奇迹奥秘时发现，日本企业的家族氛围浓郁，形成极富特色的儒都商业文化。
李嘉诚少年时接受的教育，是以儒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为主。潜移默化，在他的公司内部，自然带有儒都色彩。李嘉诚是个善于吸收新事物的人，又绝不人云亦云，人爱我喜，对任何事物都有他独到的看法。
他说：“我看过很多哲理的书，儒家一部分思想可以用，但不是全部。”
他又说：“我认为要像西方那样，有制度，比较进取，用两种方式来做。而不是全盘西化或者全盘儒家。儒家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短处，儒家进取方面是不够的。”
集中西文化精粹的李嘉诚既有其重情义、讲仁德的一面，又有其拼强手、抢先机的另一面，这种融合的经营方式和理念，在很多企业家中并不多见。尤其是在李氏王国的管理上，李嘉诚曾多次声称，他素来不主张古老的家族性统治，而更看重西方公众公司的一套。公司首脑由董事股东选举产生，而非父传子承，这样方可保持活力。如果他的儿子不行。不会考虑让他们接班。他不在乎是家族内还是家族外的人秉掌大权。
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子承父业天经地义。李嘉诚的观念分明已经超越了时空和民族，充分显示出他冷静而又理智的一面。
确实，商场来不得半点感情用事，将家族事业发扬光大，这才是最重要的。相比之下，谁来主管不是重要的。
从这里可以看到，李嘉诚接受了西方商业文化的先进性。
李嘉诚摈弃家族式的管理，而采取将中西方的优点揉合在一起的管理机制。
李嘉诚常说：“惟亲是用，必损事业。”
唯亲是用，是家族式管理的习惯做法，这无疑表示，对“外人”不信任。
20世纪80年代内地开放后，不少潮州老家的侄辈亲友，要求来李嘉诚的公司做事，都遭到他委婉拒绝。
在长实系有他的亲戚，更有他的老乡，他们都没因这层关系而获得任何照顾。
得到他重用和擢升的，大部分不是他的老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外国人。
“任人惟贤，知人善任，既严格要求，又宽厚待人。”香港作家何文翔曾这样评论道，“李嘉诚成功的关键，是他融汇了中西文化的精华，采用西方先进的管理方式。”
看来，在人才使用和管理上，李嘉诚的的确确是高人一筹。家族式管理会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拒之门外。这样的管理，也许凭创业者的杰出才华可以一世显赫，但很难维持第二代的辉煌，更难达到像怡和等一些具有先进管理制度的家族事业的百年兴盛。
当然，西方管理方式也有其不足之处。比如：不像华人经商那样富有人情味；研究和计划十分周密，但决策周期过长，不像华商握一握手，便达成决议。
李嘉诚中西合璧，各采其长。比如一个项目，李嘉诚会周密调查，仔细研究——这是西方的方式。一旦确定，打一个电话或握一握手，就完成决策——这是华商风格。
不管长实系的未来发展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也不管李氏父子未来将有何作为，李氏王朝的兴起与发展已经告诉了人们许许多多。
李嘉诚已成为企业家的楷模，21世纪商界将会出现更多的李嘉诚。经商那样富有人情味；研究和计划十分周密，但决策周期过长，不像华商握一握手，便达成决议。
李嘉诚中西合璧，各采其长。比如一个项目，李嘉诚会周密调查，仔细研究——这是西方的方式。一旦确定，打一个电话或握一握手，就完成决策——这是华商风格。
不管长实系的未来发展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也不管李氏父子未来将有何作为，李氏王朝的兴起与发展已经告诉了人们许许多多。
李嘉诚已成为企业家的楷模，21世纪商界将会出现更多的李嘉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