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论重商主义的基本原理
本章导读：斯密在本章首先提出了货币是财富、而贸易是财富源泉的当时流行的重商主义观点。接着，就远地作战是否需要国内积累金银，以及对外贸易的最大功能是否是积累金银展开了讨论。围绕他在第一篇中建立的一国每年的劳动和产品才是财富源泉的观点，他正面指出：远地作战不是用金银而是用一国的劳动及其产品维持的；对外贸易的最大功能不是积累金银，而是互通有无，刺激分工的深化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美洲大陆的发现给欧洲带来的好处不是提供更多的货币，而是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最后，简要提及重商主义者以积累金银为目标的六大限制进口、鼓励出口的原则，并留待后六章逐一论述。
财富由货币或金银构成，这个观点十分流行。这自然是因为货币具有双重职能，它既是交易媒介，又是价值尺度。因为它是交易媒介，手里持有货币就可以随时随地换取我们想要的任何东西，比拥有其他任何一种商品都方便。我们时常发现，挣钱是大事。有钱以后，购买商品就不难了。因为货币又是价值尺度，我们估算各种商品的价值，都是通过商品能够交换到的货币数量来衡量的。我们称那些有很多货币的人是富人，称那些只有少量货币的人是穷人。我们称节俭或热衷于致富的人是喜欢钱财的人，称那些粗心大意、慷慨或者奢侈的人是轻视钱财的人。发财就是得到货币，简单通俗地说，财富和货币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财富和货币通常被认为是同义语。
富有的国家，就像有钱人一样，是一个拥有大量货币的国家。因此，各国将积累金银看成国家致富的捷径。发现美洲大陆后的一段时期，当西班牙人登陆任何一个不知名的海岸，他们的第一个问题通常是：附近有没有金银。根据得到的信息，他们再判断这个地方是否值得定居，或者这个国家是否值得征服。普拉诺·卡尔皮诺是一名僧侣，曾任法国国王的特使，被派去拜见成吉思汗的一位王子。他说鞑靼人时常问他：法兰西王国的牛羊多吗？鞑靼人的问题和西班牙人的有同样的目的，他们想要知道法国是否富裕得足以去征服。在鞑靼，就像在其他游牧民族一样，那里的人们通常不懂得使用货币，他们的交易媒介和价值尺度往往是牲畜。据此，他们认为财富是由牲畜构成的，就像西班牙人认为财富是由金银构成的一样。对比两种观点，也许鞑靼人的认识还更加接近真理。
同样的，鞑靼人认为财富由牲畜构成。
洛克先生曾指出货币和其他各种动产之间的区别。他说，其他动产太容易损耗了，以至于其中包含的价值不可靠，一个国家如果一年中拥有太多这样的动产，即便他不对外出口，仅仅是国内的浪费和奢侈，下一年这些动产就会严重缺乏。而货币则是可靠的朋友，即便它不停地在人们之间流转，只要不流向国外，就不易消耗减损。因此，金银是一个国家最牢靠持久的动产。据此，他认为，增加金银应当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目标。
洛克指出，金银是一国财富中最耐久的部分。
另一些人却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可以孤立于世界之外，那么国内流通的货币是多是少就是无关紧要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的问题是，通过货币流通的消费品能交换多少货币，而这个国家实际上是贫是富，完全取决于其拥有的可消费商品的丰裕程度。但是，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与外界有联系，或者它不得不对外作战，需要在他国维持舰队和军队，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说，除非向外输送货币支付战争费用，否则无法在远地保持兵力。当然，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贮存大量货币，它是无法向外输送货币的。因此，所有此类国家必定在和平时期积累金银，以便情况紧急的时候有财力进行对外战争。
另一些人却认为，必须持有大量货币，以维持国外的舰队和军队。
根据这些流行的观点，尽管没有多大成效，但所有欧洲国家都在研究本国积累金银的所有可能途径。葡萄牙和西班牙占有了供给欧洲金银的主要矿山，它们要么用最严厉的惩罚禁止金银的出口，要么对输出金银苛以重税。古代欧洲许多国家的政策都部分包括相似的禁令。最出乎意料的是，我们甚至能在某些古代苏格兰议会法案里看到，用重刑惩罚以防止金银输出国外的法令。相似的政策也曾出现在古代法国和英格兰。
所有欧洲国家都在研究积累金银的方法。
当这些国家逐渐商业化，他们的商人发现，在许多场合，这些禁令极其不便。他们时常发现，用金银购买他们需要进口到本国或者转口到其他国家的外国商品，比用其他任何商品都方便。因此，他们以妨害贸易为由抗议这些禁令。
最初的方法是禁止输出金银，但是商人很快发现，这非常不方便，
他们陈述的理由是：首先，输出金银购买外国商品不一定会减少王国的金属数量。相反，这种行为时常还可能增加金银，因为，如果本国并没有因此增加对外国商品的消费，那么这些商品一定重新出口到其他国家了，而且获得了更大的销售利润，这将为王国带回比最初输出的多得多的金属。托马斯·孟先生用农业的播种期和收获期类比这种转口贸易的过程。他说：“如果我们只关注农夫在播种期的行为，我们看到他将那么多的优质谷种撒入田地，我们一定会把他看成一个疯子而非农夫。但是，当我们注意到他收获期的劳动，那是他所有努力的最终目的，我们会发现，他的行为不仅有意义而且有所得。”
因此，他们争辩道，输出金银不一定会减少国家的货币储存量，
他们还陈述道：第二，由于金银体积小、价值大，极易走私到国外，所以禁令不一定能够防止金银的输出。防止金银输出，只能通过适当关注他们所说的贸易余额来实现。当一个国家的出口总值大于进口总值，就实现了由外国承担的一个顺差，他们必须用金银来支付这个差额，从而增加了王国的货币数量。但是，当一国的进口总值大于出口总值，就出现了对国外的一个逆差，这个逆差也必须用金银来支付，因此王国的货币数量会减少。从这个意义上讲，限制金银的输出并不能阻止金银的流出，只不过增加了输出金银的危险性，导致金银输出的成本增加了。因此，货币的汇兑对于逆差国更加不利，那些购买在外国承兑的汇票的商人不得不向出售汇票的银行支付各种费用，除了将货币运输到那里的正常风险、麻烦和成本的费用之外，还要包括因禁止货币输出条例而带来的额外风险费用。但是，汇兑越是对一国不利，贸易差额也会不利于该国，这个国家的货币和顺差国的货币相比越发贬值。例如，在英格兰和荷兰之间的汇差是百分之五，这意味着，在英格兰购买在荷兰承兑的一张价值一百盎司白银的汇票，要支付一百零五盎司白银。因此，英格兰一百零五盎司的白银只值荷兰一百盎司的白银，当然只能购买与之成比例的荷兰商品。而荷兰一百盎司的白银值英格兰一百零五盎司，也可以购买相应比例的英格兰商品。这意味着，由于汇兑差异，英格兰的商品以低廉的价格出售给了荷兰，而荷兰商品却以高昂的价格出售给英格兰。荷兰人到英格兰只需携带少量荷兰货币，而英格兰人去荷兰却要按照这个差额带多量的英格兰货币。因此，贸易差额必然对英格兰更加不利，英格兰需要更多的金银用来支付它对荷兰的逆差。
只有通过关注贸易余额才能限制金银的输出。
这些观点中，部分是有道理的，也有部分是强词夺理。他们强调两国通商时输出金银常常有利于输出国，是有道理的。认为如果私人发现输出金银是有利的，政府的禁令无法阻止金银输出，也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们假定货币数量的维持和增加，比其他有用商品数量的维持和增加更需要政府的关注，那些有用商品的数量在自由贸易条件下没有政府的关注可以自动得到供给，这样的观点是强词夺理。他们声称，高的汇兑价格必然提高他们所谓不利的贸易差额，或必然引起更多的金银输出，也是没有道理的。当然，汇兑价格高对那些需要向国外支付的商人非常不利，他们要为本国银行向他国承诺兑换的汇票支付非常高的购买价格。尽管禁令导致的风险可能给银行家带来额外的费用，但是，那也不一定会导致更多的货币输出国外。这种费用一般是在走私货币时在国内支付的，它不会比所需价值多输出一分钱。高汇兑价格当然会促使商人尽力保持进出口总量的平衡，这样他们就可以尽可能少地以高汇兑支付货款。除此之外，高汇兑价格必然像征收进口关税一样提高进口商品的价格，从而减少了进口商品的消费。因而可能致使商人所谓不利的贸易余额减少而不是增加，进而减少了金银的输出数量。
他们的论点有些是强词夺理的，
尽管如此，这些观点却使得倾听它们的人深信不疑。商人们向国会、上议院、贵族和乡绅们陈述这些观点，听取这些观点的人自知对此问题一窍不通，却假设陈述者深谙此道。对外贸易使国家致富，不仅获得商人的经验证明，而且贵族和乡绅都坚信这一点。但是，外贸如何使国家致富，实现国家富裕的机制是什么，他们却一个都不清楚。商人非常了解外贸如何为他们谋取利益，理解其中的奥妙本是他们的分内之事。但是外贸如何使国家致富，却超过了他们的考虑范围。他们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除非需要向国家申请改变某些相关的外贸法规时。此时，他们当然必须说些对外贸易的有利之处，而现时的法律又是如何妨碍了这些利益实现的。对于那些有事务决定权的人而言，听到对外贸易可以向国内输入金银，而那些有争议的法律却妨碍获得更多的金银，这显然是最令人满意的理由了。从而，这些论点产生了预期的效果。法国和英格兰禁止输出本国硬币，外国硬币和金银块则自由输出。在荷兰和其他一些地方，甚至本国的硬币也可以自由输出。政府的注意力从监管金银的输出转向监管贸易余额，因为贸易余额是引发金属数量增减的唯一原因。政府的注意力就这样从一种毫无用处的监管，转移到另一个更为复杂、更为困难、却同样不会有效果的监管。托马斯·孟的著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的主题，不仅成为英格兰、而且成为其他所有商业国家政治经济学的最高原则。国内贸易，一切贸易中最重要的部分，那个运用等量资本可以得到最大收入的贸易，那个可以为一国国民创造最大就业的贸易，却被看成仅是对外贸易的补充而已。理由是，国内贸易既不输入也不输出货币。因此，除非国内贸易的盛衰可以间接影响到对外贸易的状态，一国通过国内贸易既不会致富也不会变穷。
但却说服了内阁和议会。
法国和英格兰允许输出外国硬币和金银块，荷兰允许输出本国货币。外贸可以获得财富，成为公认的最高原则。
一个没有金银矿的国家只得从外国获取金银，与此类似，一个没有葡萄园的国家，必须从外国进口葡萄酒。因此，政府部门好像没有必要对其中一项事件的关注比另一项多。一国如果有足够的财力购买葡萄酒，他们就能得到所需要的葡萄酒；一个国家如果有足够的财富购买金银，他们就永远不会缺少这些金属。以某种价格购得金银就像购买其他任一种商品一样，因为其他商品由其标价，同样这些金属的价格也可以通过其他各种商品来表示。我们完全相信无需政府关注，自由贸易总是能够满足我们对葡萄酒的需要，同样我们也坚信，自由贸易总是能够为我们提供我们所能负担的，或者我们需要用于流通及其他用途的金银。
无需政府关注，金银也会输入一国。
人类力所能及购买或者生产的产品数量，自然由各国的实际需求量来调节，或者由愿意支付全部地租、工资和利润收入的那些人的需要来调节，支付这些收入是将商品生产出来并运向市场所必需的。但是，没有一种商品的数量能够比金银更敏锐、更容易地根据需求的变动而变化。因为这些金属体积小而价值大，从而没有一种商品能够比它们更加容易地从一个地方运输到另一个地方，从价格低的地方流向价格高的地方，从供给过剩的地方流向供给不足的地方。例如，在英格兰，如果出现对金币的额外实际需求，那么一艘邮轮就可以从里斯本或其他可得到金银的地方运回五十吨黄金，用这些黄金可以铸造五百多万几尼的金币。而在英格兰，如果出现等值谷物的超额需求，假设每吨谷物价值五几尼，进口价值五百万几尼的谷物，需要的船运总重达一百万吨，或者一千艘载重一千吨的商船。全英格兰的运力加起来恐怕都不够啊！
当有市场需求的时候，进口金银比其他商品更容易。
当输入某国的金银数量超过该国的实际需求量时，无论政府如何监管，都不能阻止其流出。西班牙和葡萄牙所有严酷法律都没能成功将金银留在国内。从秘鲁和巴西不断涌入的金银，超过了这些国家的实际需求，导致其国内金属价格跌落，低于邻国。反之，如果一国金银数量少于实际需求量，其价格就会上涨并高于邻国，用不着政府操心，金银就会自动输入。即便政府想尽力阻止金银输入，也不会有任何成效。莱克格斯设置了重重法律障碍阻止金银输入斯巴达，但是，斯巴达旺盛的购买力使得金银冲破所有障碍最终流入那里。所有严苛的关税都无法阻止从荷兰东印度公司及古登堡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因为它们的茶叶比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价格低一些。尽管如此，一磅茶叶的最高价格是十六先令，通常用银币支付，而茶叶的体积却是等值银币的一百倍，超过等值金币的二千倍，因此走私的难度也等比例地增加。
当金银的数量超过所需时，无法阻止金银的流出；同样，当金银供给不足时，也无法阻止金银输入。
将金银从丰富地区运向缺乏地区的便利，是导致金银的价格不似其他大部分商品那样持续波动的部分原因。其他商品出现局部过剩或不足时，由于其体积庞大，难以在各地之间运输调剂。这些金属的价格固然不是完全不动的，但是它们的价格往往是缓慢地、逐渐地、统一地变化。例如，我们也许可以近似地假设，由于持续不断地从西班牙和西印度输入金银，在上世纪和本世纪，金银的价格经历了持续而缓慢的下跌。要使金银价格发生剧烈的变动，同时即刻引发所有商品的货币价格显著地涨落，只可能出现在像发现美洲新大陆那样商业大变革的背景下。
运输的便利导致金银的价值比较统一。
尽管如此，一个有财力购买金银的国家，在任何时刻出现了金银的缺乏，补足它们的方法比补足其他商品的方法要多得多。如果原材料缺乏，工业就要陷于停顿；如果粮食缺乏，人民就要挨饿。但是，如果货币缺乏，人们可以以物易物，即使非常不便，人们还可以赊账买卖，赊销双方每月或每年清算一次，以缓解缺乏金银的不足。而一个调节良好的纸币体系的运用，不仅没有任何不便，而且在某些条件下甚至会有一些好处。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各国政府都没有必要过于关注保持或增加金银的数量。
如果金银不足，可以用纸币弥补。
然而，人们最常听到的就是关于货币不足的抱怨。货币就像葡萄酒，对于那些没有购买能力或者没有信用能够借款的人而言总是不够的。一个人拥有上述手段之一，在其有需要时就既不会缺少货币，也不会缺少葡萄酒。不过，抱怨货币不足的人，不一定都挥金如土，奢侈浪费。有的时候，货币短缺会困扰整个商业集镇及周边地区。贸易过度是这一现象的常见原因。即便是向来严谨的人，如果经营的项目规模与其资本不成比例，就会像那些消费和收入不成比例的浪子一样，既没有财产去换取货币，也没有信用能够筹借货币。在他们的项目完成以前，他们就用完了所有的货币，接下来耗尽所有的信用。他们四处奔走筹款，但是人人告之无钱可借。即便货币短缺遭到如此普遍的抱怨，也不能证明该国流通中的货币低于正常水平，只是太多的人向往货币而没有能力付出代价罢了。当贸易利润偶尔超过普通利润水平时，过度贸易的错误不仅出现在大商人而且出现在小商人群体中。他们并没有向国外输出多于通常水平的货币，只是凭借信用在国内外购买了超量的商品，他们将这些商品运往遥远的市场，期望在付款期限之前得到汇款。然而，付款期限先到了，他们手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交换货币，也没有可靠的担保物能够借取货币。不是金银的缺乏，而是那些借款者发现借钱困难，贷款者发现回款困难，引发了货币不足的普遍抱怨。
货币不足的抱怨仅仅意味着借钱困难。
如果力求严格证明，财富不是由货币或金银构成的，而是由货币所购买的物品构成的，并且货币仅在购买商品时才是有价值的，将是非常可笑的。货币毫无疑问总是一国资本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只不过，它已经被证明是一国资本中占比很小而且利润最薄的一个部分。
货币构成国民资本中最少的部分。
商人发现，用货币购买商品总是比用商品购买商品容易，这不是因为财富本质上是由货币而不是由商品组成的，而是因为货币是大家认可并且已经成熟的交易媒介。人们愿意用任何商品交换货币，但是，不是所有商品都能换得货币的。除此之外，大部分商品比货币更容易产生损耗，商人持有商品必然承担更多的损耗。商人手里存有商品，与金库里存有和商品等值的货币相比，他更容易被无法应付的现金需要所困扰。比这些更重要的是，商人的利润直接来源于卖而不是买，综合所有原因，商人一般都渴望将商品换成货币，而不急于将货币换成商品。尽管在一个商人身上可能会出现大量商品积压在仓库中不能及时卖出而破产的情况，但在一个国家却不可能出现。商人的所有资本往往全部由易于损耗、用于出售的商品构成，但是，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出中用于从邻国交换金银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已。绝大部分产品用于国内的流通和消费，即便是运往国外的剩余部分，大部分也是用于交换外国商品的。因此，即便用于交换金银的那些货物不能实现其货币价值，也不会导致国家破产。当然，这个国家会蒙受一些损失和不便，会被迫用一些替代方案弥补货币的不足。然而，一国劳动和土地的年产出和通常几乎一样多，因为有几乎一样多的可消费资本维持这些要素。尽管以商品交换货币没有用货币交换商品易于实现，但是从长远看，用商品交换货币比用货币交换商品更有必要。因为，商品除了交换货币之外还可以胜任多种用途，而货币除了用来交换商品之外几乎一无所用。因此，货币必然总是追逐商品，而商品并不总要追逐货币。购买商品的人不总是为卖而买，他们常常使用或者消费商品，但是，那些出售商品的人必然是为了再次购买。前者常常一劳永逸，而后者最多只完成了任务的一半。人们渴望货币，不是因为货币本身，而是因为货币可以购买其他商品。
因为货币是交易媒介，所以用货币购买商品比出售商品容易。
据称，可消费的物品易于损耗，而金银则性质耐久，如果不是持续输出，积累数年可以将一国的实际财富增加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因此，人们自认为，没有什么比用如此耐久的金银换取如此易于腐坏的商品，对一国更加不利的了。尽管如此，我们却不承认，用英格兰的机器设备换取法国的葡萄酒对英格兰不利，虽然机械设备更耐久。如果我们不是持续输出它们，累积数年之后，也可以将一国坛坛罐罐的数量增加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但是实际上，这些器皿的数量在任何一个国家自然会受到其实际用途的限制，如果一个国家的烹饪工具超过日常烹饪食物所需的数量，就是对这些器皿的滥用。但是，如果食物的数量增加了，那么烹饪工具的数量必同时增加，食物增加量中的一部分将用于交换这些器皿，或者用于维持那些生产增量器皿的工人的生活。同样，一国的金银数量也会受到这些金属的用途的限制。它们的用途包括作为硬币帮助商品流通，或作为家庭使用的金属盘子。一国的硬币数量由借助它流通的商品总量支配，商品价值量增加，立即就有一部分会输出到需要这些产品的外国，换取协助这些商品流通的增量金银。同样，金属盘子的数量受到醉心于装潢富丽的家庭数量及其财富量的支配，这类家庭的数量或财富量增加，这些增量财富中的一部分就会流向任何有盘子的地方，用于购买增量的金属盘子。试图通过强制家庭拥有超过其需要的厨房用品数量，来增加私人家庭的快乐，是非常荒谬的；同样，通过输入或持有超过一国所需的货币，来增加一国的财富，也是荒谬的。就像将支出用于购买不需要的厨房器皿会减少而不是增加一个家庭的食品消费量一样，一个国家的支出过多地用于换取不必要的金银，必然会减少供养和雇用劳动者的衣食住行的产品数量。我们必须记住，金银以硬币或盘子的形状存在的时候，和厨房用品没什么两样。通过增加金银的用途，即增加借助其流通、管理和生产的可消费商品的数量，一定会增加金银的数量。但是，如果你想通过非常手段增加金银的数量，那么结果一定既会减少金银的用途，也会减少金银的数量，因为金银的数量不可能超过实际用途的需要。即便金银积累已经超出此界限，由于它们运输的便利，而将其闲置不用的损失又很大，从而任何法律也无法阻止它们立即被输出国外。
耐久物品没有必要积累超过其所需的数量。
一国对外作战，或者在远地维系舰队或陆军，也不总是需要积累金银。舰队和陆军是用可消费的物品而不是金银来维持的。一国如果可以用其国内的年产品，即每年从其土地、劳动和可消费资本中产生的收入，在远地国家购买那些可消费物品，它就有能力在那里开展对外战争。
进行远地作战不需要积累金银，
一个国家在距离本土遥远的国家发动战争，可以通过以下三种途径为其军队购买和支付补给品：（1）向国外输出部分积累的金银，（2）向国外输出部分工业制造品，（3）向国外输出部分原材料。
它可以通过输出金银，制造品和原材料来支付。
一国国内积累和储存的金银可以归为三类：（1）流通中的货币，（2）私人家庭中的金银器皿，（3）由于多年节俭业已存入国库的货币。
金银以流通中的货币、金属器皿和国库中的货币三种形式存在。
一国几乎不能从流通中节省货币，因为在流通中几乎没有金银剩余。各国每年商品买卖的价值量，相应地需要一定数量的金银，用于协助商品的流通，以及将商品分配给不同的消费者，除此之外，不需要更多的金银。商品流通环节必然为自身吸引来足够多的货币，使其运行畅通，一旦饱和了，也就不能再容纳更多的货币了。尽管如此，战争时期还是可以从中抽取出一些。由于大量人口在境外维持，境内需要维持的人口就少了，境内流通中的食品也更少，而食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数量也就更少了。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而言，像国库券、海军部证券和银行证券之类的增量纸币，就会被发行出来，弥补流通中的金银不足，从而有条件将大量金银运往国外。但是，对于耗资巨大、持续数年的对外战争，用这种方法能够提供的资源就少得可怜。
从流通中几乎不能节省出货币，
熔铸私人家庭的金属器皿，在任何情况下更是无济于事。最近一次战争开始的时候，法国用这种方法得到的帮助，甚至不足以弥补对社会生活时尚造成的损失。
金属器皿能够提供的更少，
此前，王室积累的国库能够提供大量持久的资金来源。而今天，除了普鲁士国王，几乎没有一个欧洲王室再以积累国库为政策目标了。
充盈国库的政策已经被放弃了。
本世纪的战争是有史以来耗资最多的战争，但是，其资金似乎没有一个来源于输出流通中的货币、熔铸私人的金属器皿或者输出王室的国库财产。最近一次的对法国的战争，耗费了英格兰达九千万英镑的资金，其中不仅包括高达七千五百万英镑的新国债，而且包括新增的每英镑加收两先令的土地税，以及每年从偿债基金中借出的款项。这些支出中有超过三分之二是在遥远的国外花费的，用于德国、葡萄牙和美国，用于地中海的港口，用于东印度和西印度。英格兰的国王没有什么国库财产，我们也没听说有超额金银器皿被熔铸的数据。人们认为，流通中的货币从未超过一千八百万英镑。然而，自上次金币改革以来，人们相信流通中的货币数据被大大低估了。因此，让我们用我所见过或听过的最夸张的数据来假设，流通中的金银总量也不会超过三千万英镑。如果这次战争是用我国的货币来维持的，那么根据以上最夸张的估计，全部流通中的金银在六七年间至少被运出又运入国内两个来回。根据这个假设，一国全部金银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来回运送两次，而没有任何人发现问题，如果这个假设成立，它将提供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政府监控防范金银输出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尽管如此，在战争时期流通中的货币从未显现出比正常时期减少的迹象。那些有能力换得货币的人，从未感觉资金缺乏。事实上，在整个战争时期，对外贸易的利润比正常年景还要多，尤其是在战争末期。这种情况就像往常一样引起了大不列颠各港口的过度贸易，再次引致了货币缺乏的抱怨。许多没有财力换得货币、也没有信用借到货币的人，感到货币的缺乏，因为债务人发现借钱更加困难，而债权人发现收回贷款也不容易。尽管如此，那些有相应等价物与之相交换的人，总是能够拥有他们想要的金银数量。
本世纪的对外战争显然没有用流通中的货币支付，
因此，新近战争的大额支付，一定不是输出金银支付的，而是主要由大不列颠的各种商品支付的。当政府或其代理人，和国内商人签订一项合同，要求他向国外承兑一笔汇款，这个商人为了兑现这张汇票，并不是直接将金银输出国外，而是尽力向其国外代理商输出商品。如果输出的大不列颠商品在该国没有市场，这个商人就会努力将其转销到其他国家，试图在那里获得一张该国的承兑汇票。如果销路选择正确，总是可以期待商品的转口贸易能够获得丰厚的利润，而输出金银则什么也得不到。当这些金属输出国外购买外国商品时，商人并不从购买行为中挣得利润，而是将商品再次出手赚得利润。但是，如果他输出货币只是为了偿债，他将得不到任何回报，当然也不可能产生任何利润。自然因为这个原因，商人想尽千方百计用出口的商品而不是金银偿付对外债务。据此，《英国现状》的作者指出，在最近的一次战争中，英国出口了大量商品，但是没有带回任何回报。
而是用商品支付的。
除了以上三类金银，在各贸易大国有许多金银块不断输出或输入，用于对外贸易。这些金属块在国际间流通的方式，和一国铸币在国内流通的方式一样，我们可以把它们看成大商业共和国的货币。一国铸币的流通和运动方向，受到国内商品流通的支配，同样，大商业共和国的货币流通和运动方向，受到国际间商品流通的支配。二者都是为了便利交换，只不过一个便利了本国不同居民之间的交换，而另一个便利了各国不同居民之间的交换罢了。这些大商业共和国货币中的一部分，可以而且很可能被用于新近的战争了。我们可以设想，战争期间，货币的运动走向将被调节到与和平年代不同的方向。它将更多地在战场周围流通，它将更多地用于在战争所在地区及其周边国家购买交战各国军队所需的军饷或补给品。大不列颠这样使用的货币，无论是大商业共和国货币的哪一个部分，要么是用英国商品交换的，要么是用英国商品交换来的商品交换的，这样，我们仍将回溯到英国的劳动和土地的年产出上来，这才是保证我们有能力开展对外战争的终极资源。实际上，我们可以非常自然地联想到，如此大额的年战争费用，必定是用大量的年产品支付的。例如，1761年的战争费用超过一千九百万英镑，没有什么积累能够支撑如此巨大的年耗费。即便是金银一年的全部产量，也不能维持这样大的开支。根据最大的数据记载，每年输入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金银总量不超过六百万英镑，这些金银在某些年份还不能维持此次战争四个月的开销。
在国与国之间流通的部分金银块，可能被用于支持战争，但它们也必定是用商品交换而来的。
那些最适于输出到远地国家的，或用于在当地换得军饷或者补给品的，或用于交换大商业共和国的货币来支付军饷或购买补给品的商品的，似乎是一国制作精良、工艺先进的工业制造品。因为体积小而价值大，它们可以以很少的费用进行远距离运输。如果一国的工业能够生产出大量此类剩余产品出口到国外，它就有能力长期维持耗资巨大的战争，而无须输出大量的金银，甚至不需要拥有如此大量的金银供输出。事实上，如此大规模的年剩余工业品的出口，并没有为国家带回任何回报，只有商人从中收获颇丰。政府购买了本国商人持有的在外国承兑的汇票，用于为国外的军队支付军饷，购买补给品。即便如此，部分输出的剩余工业品还是会带回一些回报的。战争期间，生产企业的产品需求加倍了。他们一方面要生产足够的商品输出国外，用于换取政府购买的国外承兑汇票，政府用这些汇票在国外支付军饷，购买军队的补给品。第二，他们还要生产足够的商品用于交换在国内日常消费的外国商品。因此，在最具破坏性的对外战争期间，国内的大部分制造业却往往极度繁荣。与之对应，恢复和平的时期，它们往往会走向衰退。它们在国家衰败的时候兴盛，在国家恢复繁荣的时候衰退。将上一次战争期间与战后的一段和平时期的状态相比，英国许多制造业部门情况迥异，这也许可以作为以上观点的明证。
精细制造品是最适合此种用途的。
任何耗资巨大、耗时很长的对外战争，都不可能简单地通过输出土地的初级产品来维持，因为向国外输出足以支付军饷或购买补给品的初级农产品的运输费用，实在是太高昂了，而且很少有国家能够在生产维持本国居民生存需要的初级农产品之外，生产出大大多于该数量的初级产品。因此，向外国输出大量的初级农产品，无异于夺取国内居民必需的部分生活资料。至于工业制造品的输出，情形就不同了。生产工业品的工人在国内获得生活资料，只是将他们的剩余产品销往国外。休谟先生屡次发现，古代英格兰国王很少能够不间断地进行长时间的对外战争。在那些年代，英国没有任何财富可以用于在国外支付军饷及购买军队的补给品，他们只能一方面通过输出国内节余不多的初级农产品，另一方面通过输出一些同样运费高昂的粗糙的初级工业制造品来维持战争。无力作战不是缺少货币，而是缺少制作精良、工艺精湛的工业制造品。在英格兰，彼时和当下，买卖都是通过货币交易的。那时，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必须和通常交易的买卖次数和价值总量呈比例，现在也是一样，甚至那时货币数量的比重比现在还要大些，因为当时没有如今这样可以部分替代金银的纸币。在那些不精通商业和制造业的民族，除非情况特殊，君主很少能从其臣民那里得到大量的协助。其中的原因，我以后再说。所以，在这些国家，君主只能倾力积累财富以应不时之需。即便没有这个必要，他也必然处于为积累财富而节约开支的状态。在那样简朴的状态下，君主的开支不是用于满足个人虚荣的华而不实的宫廷衣着或装饰，而是用于馈赠他的佃户，招待他的侍臣。然而，对佃户和伺臣的慷慨不会导致浪费，而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则一定会。因此，每一个鞑靼首领都很富有。据称，查理十二世的著名同盟者、乌克兰哥萨克首领马泽帕有很多财富。墨洛温王朝的法兰西国王也拥有很多财富。当他们将王国分割给不同孩子的时候，同时分割的还有财产。撒克逊王子和征服后最初的几个王子，好像也曾经积累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历代开国君王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攫取前朝国王的财富，作为确保后世统治的基础。然而，开化的商业国家的君主们，就不必这样去积累财富了。当有不时之需时，他们可以从臣民那里得到特别援助。因此，他们也没有那样做的愿望。他们自然而然地，甚至必然地紧随时尚，他们的支出方式受到其领地内各大领主的极度奢侈之风的影响。宫廷内毫无意义的装饰一天比一天奢华，而其高昂的费用不仅妨碍了财富的积累，而且侵蚀了其他必需的支出基金。德西利达斯对波斯宫廷的描述，也适用于当今一些欧洲的王室。他说：在那里，奢华多于力量，仆役多于军士。
初级产品非常不方便，
金银的输入不是一国从贸易中获得的主要利益，更不是唯一利益。在通商的不同地域间，各方都会从贸易中得到两种好处。他们将当地没有需求的土地和劳动的剩余产品输出，并带回当地需要的其他商品。贸易通过用剩余产品交换满足自身需要的产品，提升了自身的效用，赋予剩余劳动产品以价值。通过贸易，国内狭小的市场不再是各手工和制造业的分工向着最完善程度发展的限制。由于为超过国内需求的剩余劳动产品开拓了范围更大的市场，劳动者受到激励，不断提升他们的劳动生产效率，将其年产品数量增加到极致，从而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真实收入和财富。对外贸易持续不断地向所有开展贸易的国家，提供这些伟大而重要的功能。他们皆从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当然商人所在的国家获利最大，因为商人一般更多地致力于满足本国而非他国的需求，并且输出本国而非他国的剩余产品。毫无疑问，商业活动的一个部分就是向没有矿山因而缺乏货币的国家输入金银。但是，它是商业活动中最不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一国开展对外贸易的目的仅限于此，恐怕耗时一个世纪也无法装满一艘货船。
对外贸易的主要好处不是输入金银，而是为贸易双方互通有无。
欧洲发现美洲大陆而致富，不是因为金银的输入。由于美洲金银矿产丰富，导致金银价格下跌。现在购买金属器皿支付的谷物价格或者劳动价格，大约是十五世纪的三分之一。欧洲每年花费同样的商品和劳动，可以购买数量大约三倍于十五世纪的金属器皿。但是，当一种商品以其过去价格的三分之一出售时，不仅从前的买主现在可以购买三倍的数量，而且其价格水平下降到了更多的人可以购买的程度，也许买主数量现在十倍甚至二十倍于从前。所以，欧洲如今的金银器皿的数量和美洲矿山发现之前相比，即便是在如今工艺大大改进的状态下，也是从前的三倍以上，而且可能是二十倍乃至三十倍以上。所以迄今为止，欧洲从美洲大陆的发现中毫无疑问得到了实际的便利，虽然这种便利微不足道。金银价格低廉，使得这些金属如今不如从前那样适合作为货币使用。为了同样的目的购买，我们必须随身携带大量金银，口袋里的一个先令等同于从前一枚四便士的银币。很难分辨到底是这种不便更加微不足道，还是前文所述的便利更加微不足道。实际上，二者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足以使得欧洲的情形发生实质性的改变。然而，美洲的发现的确引发了欧洲一场本质变化。美洲大陆的发现，为欧洲商品开发了新的无限广阔的市场，为欧洲的劳动分工和工艺改良提供了机会，这些分工和改良在此前古代狭小的商业市场范围内，由于市场需求难以消化剩余产品而根本不可能发生。在欧洲各国，由于新大陆的发现，劳动生产力得到了改进，产品数量大大增加，与之相应的是，居民的实际收入和财富增加了。欧洲的商品对美洲而言几乎全是新颖的，而美洲的商品对欧洲而言也一样新颖。此前从未想象到的一系列新交易就此发生了，这些交易本该可以证明不仅对旧大陆是有利的，对新大陆也同样有利。但是，欧洲各国的野蛮侵略，使得本应该对各方都有利的好事，成为导致一些国家惨遭毁灭和破坏的原因。
发现美洲大陆的好处，不是金银更便宜了，而是为欧洲开辟了一个新市场，提高了欧洲的劳动生产力。
尽管路途遥远，几乎同时被发现的绕过好望角到达东印度的新航线，也许为对外贸易开辟了一个比发现美洲大陆更加广阔的市场范围。当时的美洲从各方面评估只有两个比野蛮人先进一些的民族，即便如此，这两个民族在美洲大陆发现之际就被消灭了，剩下的都是野蛮人。但是，中国、印度、日本等王国和其他东印度的几个王国不同，它们除了没有丰富的金银矿产之外，在任何方面都比墨西哥或秘鲁更加富裕、更加开化，在工艺和制造方面也更加先进。无论我们是否应当相信西班牙作家那些实不足信的夸大其词，只要想到这些古老王国曾经的状态，我们就能想象出它们的文明程度。只有文明富裕国家之间的贸易，才会达到相当的规模，这个规模当然要远大于和愚昧野蛮国家之间进行的贸易。然而，欧洲从美洲获得的商业利益，却一向比从东印度获得的多。葡萄牙人垄断东印度的贸易达一个世纪之久，欧洲的其他国家只能通过葡萄牙间接向东印度输出或输入产品。在上世纪初，当荷兰人开始夺取东印度时，他们也将东印度的所有贸易交由一家垄断公司经营。此后，英国、法国、瑞典和丹麦纷纷效仿，从而至今没有一个欧洲大国得到与印度自由通商的好处。不需要提出其他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从东印度的贸易中所获的利益没有从美洲贸易中所获利益大。因为在美洲，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与其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对全体臣民都是自由开放的。那些东印度公司所拥有的特权、获取的巨大财富，以及由此从本国政府那里得到的特惠和保护，招致了不少的忌妒。这种忌妒时常以该国每年都要向东印度输出大量的金银为由认定这种贸易是有害的。但是，利益相关方却回应道：尽管持续输出金银确实可能导致欧洲整体变穷，但是直接经营贸易的那些特定国家却不一定会变穷。因为向其他欧洲国家出口一部分回程货物，每年可以为贸易国带回的白银数量，将远远超过输出的白银数量。以上的反对意见和回应，都建立在上文所述流行观点的基础上。因此，没有必要就二者再作进一步的说明了。由于每年向东印度输出金银，欧洲的金属器皿价格可能比此前有所提高，硬币也可能比从前能够买到更多的劳动和商品。前一个影响造成的损失非常小，而后一个影响带来的好处也不大，二者都不重要，以至于都不值得社会公众关注。和东印度开展贸易，由于为欧洲的商品开拓了市场，或用相似的说法，为那些用欧洲的商品将要换取的金银开拓了市场，必然会提高欧洲商品的年产量，从而可以提高欧洲的真实财富和收入。然而至今为止，经由贸易增加的产量很少，原因大概是贸易处处受到限制吧。
如果贸易是自由的，那么到达东印度的航线的开辟本该带来更多的好处。
向东印度输出金银没有害处。
我认为，有必要详尽地考察财富由货币或由金银组成的流行观点，尽管冒着可能沉闷冗长的危险。就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货币时常是财富的象征，这种模糊的概念形成了我们广为接受的观点。甚至那些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概念是谬误的人，也非常容易忘记他们自己的基本原则，在他们的推理过程中常常将这个观点作为明确的、不可拒绝的真理不假思索地接受。一些研究商业的优秀英国作家在研究之初就明确提出，一国的财富不是仅仅由金银构成，而是由它的土地、房屋和各种各样的可消费产品构成。然而，在他们的推理过程中，土地、房屋和可消费产品仿佛都被抛在脑后，他们的论证往往认同所有的财富都是由金银构成，而积累金银则构成一个民族工商业最重要的目标。
那些最初将土地、房屋和可消费商品包括在内的作者，时常在后续的讨论中将这些因素都忘却了。
然而，一旦确立财富由金银构成，以及没有矿藏的国家可以通过平衡贸易或者贸易顺差向国内输入金银这两大原则，那么政治经济学的最大目标必然会是尽可能减少从国外进口供国内消费的产品，并且尽可能对外国出口国内的工业制造品。因此，国家致富的两大途径就是限制进口、鼓励出口。
一旦确定财富由金银构成，政治经济学必然致力于通过各项措施减少进口、鼓励出口，这些限制和鼓励的原则将会在以后六章中逐一考察。
限制进口的方法有两种：
第一，限制从任何国家进口那些本国有能力生产的消费品。
第二，限制从不利于本国贸易平衡的国家进口任何种类的商品。
这些限制有时采用高关税的方法，有时直接颁布限制进口的禁令。
鼓励出口的方法有时是退税，有时是奖励，有时是和通商国家签订有利的通商条约，有时是在遥远的国家建立殖民地。
在以下两种情形下将采取出口退税。当国内生产企业已经缴纳过各种关税或货物税时，在其产品出口时，部分或全部返还税收。当进口应纳税的外国商品是用于出口时，在货物出口时，部分或全部返还税收。
奖金鼓励出口通常使用在一些新建工厂，或者被证明是理应受到特惠待遇的其他产业。
通过签订有利的通商条约，本国的商品或商人可以在外国获得其他国家不能享受的特殊权利。
通过在遥远的国家建立殖民地，为实施殖民的国家的商品和商人不仅带来特殊权利，而且时常是垄断的经营权。
以上两种限制进口、四种鼓励出口的条例，构成了重商主义体系的六大基本原则，各国的重商主义体系试图以这六大基本原则为基础，通过将贸易余额转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来增加一国的金银数量。我将在以下各章中逐个检视这些原则。我将主要考察每一个原则会对各国的实体工业年产量产生什么影响，而不再关注它们的目的是增加一国货币这个方面。由于这些原则有可能会增减一国年产品的价值，因此，它们肯定也会增减一国真实财富和收入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