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论资本的不同用途
本章导读：在这一章中，斯密介绍了资本的四种用途：农业、工业、运输和贸易。他认为，四种用途对一国的发展同样必要，但是比较而言，投入农业的资本雇用和推动的生产性劳动最多，因此是一个国家财富增长最快的资本使用方式。对比当时流行的重商主义观点，尽管贸易可能利润丰厚，但是斯密认为，资本大量流向贸易领域应当是一国富有的结果和表现，而不是原因。本章也是本篇的结尾，承上启下，斯密在其中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各国并没有遵循一般规律，将资本首先投入农业而是其他行业呢？这个问题将留待第三篇“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去论述。
尽管一切资本都只可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但是等量资本所能推动的劳动量，却因其用途不同而相差极大，而不同用途的资本附加于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出之上的价值，也有极大差别。
等量资本所能带动的劳动量和附加于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出上的价值，因资本的不同用途而相差极大。
资本有四种不同用途：第一，用于获取社会每年消耗使用所需的初级产品；第二，用于制造和加工初级产品，以供即时消费和使用；第三，用于将初级产品或成品由产地运往有需求的地方；第四，用于将一部分初级产品或成品分解成小份，以符合消费者的单次需求所需的大小和数量。以第一种方式使用资本的，包括所有的农场主、矿业主或水产养殖商；以第二种方式使用资本的是所有的制造业主；批发商使用第三种方式；零售商使用第四种方式。一切资本的使用，莫不遵循这四种方式。
资本有四种用途，
上述四种方式的每一种，对其他三种方式的存在或发展而言，以及对社会整体的便利性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
而且每一种都是不可或缺的。
如果没有资本用于提供充足的原材料，制造业和商业都无法存在。
（1）获取原材料，
如果没有资本用于制造业，加工那些要经过处理才适于使用和消费的初级产品，这些产品或因为没有需求，而根本不会被生产出来；或者是天然产物，没有交换价值，不能增加社会财富。
（2）制造加工，
如果没有资本用于把初级产品或制成品从产地运输到有需求的地方，这些产品的产量就仅限于产地附近地区所需。商人的资本将一地的过剩产品与另一地的进行交换，既促进了工业，又丰富了两地居民可享受的产品。
（3）运输，
如果没有资本用于将部分初级产品或制成品分割成较小的部分，以符合消费者的单次消费所需的大小和数量，每个人将不得不购买比其实际需要量为多的商品。比如说，如果没有屠夫这一职业，每个人每次都得购买整只的牛羊。这通常对富人造成不便，对穷人更为不便。如果一个贫穷的劳动者一次必须得买一个月或半年的食物，那么他就得被迫把用于购买劳动工具或置办店铺内家具的资本中的一大部分用于即时消费。然而，前者是可以带来收入的，后者则不能。如果这样的人能根据自己的需要，按天甚至按小时来购买自己的生活必需品，那么对他而言就是再便利不过的了。这样，他就可以将几乎所有的储备用作资本，完成更高价值的工作，而他这样获取的利润远大于零售商利润所导致的商品价格上涨的部分。一些政论家对店主和商人的偏见，完全是毫无根据的。对他们多征税或限制经商人数，目前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尽管商人之间会竞争相斗，但绝不至于发展到危害公众利益的地步。比如，某一城市所能售出的杂货，会受到该市和周边地区需求的限制。因此，用于杂货行业的资本，就不能超过足以购买这一数量杂货所需的金额。如果这一行业只有两个杂货商，他们的竞争会使他们都以比一个人垄断经营更加便宜的价格销售商品；如果由二十个人来分这块蛋糕的话，他们之间的竞争会更为激烈，而他们串通起来哄抬物价的可能性也会更小。他们的竞争也许会导致其中的一些人破产，但这是参与竞争的人所需担心的事，而且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们是会很慎重的。这永远不会伤害消费者或是生产者；相反，比起整个行业由一两个人操纵的情形，充分竞争使得零售商必须贵买贱卖。也许当中会有一些人哄骗自我保护能力差的顾客购买自己不需要的东西，然而，这种劣行并没严重到值得公众关注的程度，更不应通过限制商人的数量来防止此类劣行的发生。举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并不是酒馆多才使得民众爱饮酒，而是由于其他原因导致民众爱饮酒，酒馆才多了起来。
（4）分销。
将资本用作这四种用途的人，本身都是生产性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如果使用得当，就可以被固定在某一物品或商品内，并通过该物品或商品来实现其自身价值，通常至少会把其生活开销的价值添加到产品的价格中。农场主和制造商的利润来自其制造商品的价格，而批发商和零售商的利润来自其贩卖商品的价格。然而，用于不同用途的相同数量的资本，其直接推动的生产性劳动数量却不同，因而对其所属社会的土地和劳动年产出的价值所带来的增长比例也很不相同。
如此使用资本的人都是生产性劳动者。
零售商向批发商购买货物。前者的资本替换了后者的资本，并为其提供利润，使其营生得以为继。零售商本人就是他的资本雇用的唯一生产性劳动者。该资本的使用给社会土地和劳动年产出所增加的全部价值构成他的利润。
零售商的资本只雇用自己；
批发商向农场主和制造商购买他所经营的初级产品和制成品。前者的资本替换了后者的资本，并为他们提供利润，使他们各自的行当得以继续。他主要通过这种方式间接地支持了社会的生产性劳动，增加了社会年产出的价值。他的资本还雇用了运输货物的水手、脚夫，如此一来，就将他的利润和水手、脚夫工资的价值添加到货物的价格之中了。这就是该资本所直接雇用的生产性劳动，也是使年产出直接增加的全部价值。批发商的资本在上述两方面所起的作用，比零售商的资本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
批发商的资本雇用水手、脚夫；
制造商资本的固定资本部分用作购买工具，替换了工具制造商的资本，并为其提供利润。他的流动资本中的一部分用作购买原材料，替换了出卖这些原材料的农场主和矿业主的资本，并为他们提供利润。但其流动资本中的大部分，总是按每年一次或更短的时间间隔分配给他所雇用的各类工人。而原材料上所增加的价值，则包含了工人的工资和制造商在工资、原材料和工具上所投入的全部资本应得的利润。所以，比起批发商来，他的资本直接雇用了更多的生产性劳动，也为社会的土地和劳动年产出增加了更大的价值。
制造商的资本雇用工人；
同等数量的资本所能雇用的生产性劳动的数量，农场主的资本可谓最大。他的劳工和干活的牲畜，都是生产性劳动力。在农业上，大自然也和人一起劳动，尽管它的劳动不需任何花费，但是它的产物却和最昂贵的工人的生产物一样，也有价值。尽管农业生产也可以增加大自然的生产力，但是最为重要的却是要引导这种生产力，使之生产出对人类最为有用的植物。与耕作良好的葡萄园和玉米地一样，荆棘丛生的土地也能长出很多粮食。与其说是激发了大自然的生产力，毋宁说耕作常常是在调节大自然的生产力。尽了人事之后，就要听天命了，更多的工作还是需要大自然来完成。所以，农业所用之劳动者和牲畜，不仅像制造业工人一样能够再生产出与其自身消耗或雇用其所用资本相等的价值，并为农场主提供利润，而且还生产出更大的价值。他们的再生产，除了要支付农场主的所费资本和利润之外，还要支付地主的地租。这一地租可以视作自然生产力的产出，地主将之借与农场主使用。地租的多少视大家所认为的自然生产力的大小而定，或者说是视大家所认为的土地的丰饶程度而定。除去人们所做的工作后，就都是大自然的工作了。其在全部产出中所占份额，很少低于四分之一，常常比三分之一还多。制造业中雇用的等量生产性劳动，绝不可能完成数量如此之大的再生产。制造业的工作完全没有自然的参与，全部由人来完成；其再生产的规模，总是与从事再生产的人力大小成比例。因此，与制造业相比，农业所用的资本，不仅可以雇用数量大得多的生产性劳动；而且按照其与雇用的生产性劳动数量的比例，农业资本所增加的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出的价值，增加的国内居民真实财富和收入的价值，都要大得多。目前，在资本所有的用途中，农业投资对社会最为有利。
农场主的资本用于劳工和牲畜，比其他资本对年产出增加的价值大得多。
任何社会农业和零售业的资本，都必须留在本国。它们的使用几乎总限定在某一特定地点，如农场或零售店。虽然也有例外，它们通常也必须为本国成员所有。
农业和零售业的资本，都必须留在本国。
然而，批发商的资本似乎并不必固定在某一地点，会按贱买贵卖的原则四处流动。
批发商的资本可以流动到任何地方。
制造商的资本必须留在生产地，但是这个地方应该在哪里却并不限定。它常常可能与原材料产地和消费者市场都相距很远。里昂就既离为其制造业提供原材料的地方很远，又离消费其产品的市场很远。西西里的时尚人士身着的丝绸衣服，丝绸是别国制造的，但是丝绸的原料却全是西西里本地的。西班牙的一些羊毛会在英国加工，但是英国加工的羊毛织物，又有一部分会送回西班牙销售。
制造商的资本必须留在进行制造的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却并不限定具体在哪里。
将资本用于国内剩余产品出口的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无关紧要。如果他是外国人，与是本国人相比，其雇用的生产性劳动者的数量仅少一人而已；这些劳动者年产出的价值，也只不过少这一个人的利润而已。与本国人一样，这个外国人所雇用的水手、脚夫，是他自己国家的人，还是生意所在国的人，或是第三国的人，也都不重要。外国人的资本和本国人的资本一样，都出口剩余产品，换回国内所需产品，为这些剩余产品增加了相同的价值。它同样有效地替换了剩余产品制造商的资本，有效地使他们得以继续经营。这正是批发商的资本对维持本国生产性劳动和增加本国年产出价值所应起的作用。
出口商是否是本国人差别不大。
制造商的资本应该留在国内，这一点比较重要。它必然会为本国带来更多的生产性劳动量，对本国土地和劳动年产出所增加的价值也更大些。然而，哪怕假使这一资本不在国内，它对本国也可能会极为有益。英国麻布制造商的资本，每年从波罗的海沿岸各地进口亚麻和大麻进行加工，无疑对出产麻布原材料的国家非常有益。这些原材料是那些国家的过剩产品，如果不能每年换一些当地需要的东西，就毫无用处，之后不久当地人也就不会再种植了。原材料出口商替换了种植户的资本，进而鼓励他们继续生产；而英国的制造商则会替换出口商的资本。
制造商的资本，如果在国内的话，可以雇用更多的生产性劳动；但是，即使它在国外，也会很有益处。
和个人一样，一个国家往往没有足够的资本，既能开垦改良它所有的土地，又可以制造加工其所有的初级产品以供直接消费使用，还能将剩余的初级产品和制成品运到远方的市场以换取国内所需物品。英国很多地方的居民，都没有足够的资本来开垦改良全部的土地。苏格兰南部出产的羊毛，就因为缺少在当地加工的资本，而不得不将其中的大部分通过路况很差的道路运往约克郡加工。英国有许多小制造业城市，因其居民缺少足够的资本，而无法将自己的产品运往远方有需求的市场。其中即使有几个中间商，准确说来，他们也只是住在一些大商业城市中的富商的代理人而已。
一个国家常常没有足够的资本来耕作土地、发展制造业和运输产品。
当一国资本不足以支持所有上述三种用途时，在农业上投入资本的比例越大，其在国内所能雇用的生产性劳动量就越大，同样为本国土地和劳动年产出增加的价值也越多。农业之后，雇用生产性劳动较多、对年产出增加值贡献较大的是制造业。在三者中，出口贸易所起的作用最小。
在这种情况下，农业上投入的资本的比例越大，本国年产出就越大。
资本不足以满足所有三种用途的国家，也就没有实现自然条件所允许的最富裕的程度。然而，当储备和资本不足时就试图同时开展这三项事业，显然不是一国获取足够资本的最佳捷径。就个人而言，情况亦是如此。和个人情况一样，一国全体国民的资本也有限度，只能用于某一些用途。也像个人一样，一国全体国民的资本，通过他们持续的积累和将收入的全部节余都加入到资本之中而不断增长。因而，当全体国民以获取收入最多的方式投资，他们的收入节余也就会最多，其资本增长也可能会最快。但是，全体国民的收入必然和他们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值成比例。
使资本足以支持所有三种用途的最佳捷径，是从获利最多的用途开始投资。
英国的北美殖民地能够迅速富强起来，其主要原因是，在那里几乎所有资本都投入到了农业上。除了伴随农业发展而出现的由妇女儿童承担主要工作的简陋家庭作坊，那里没有任何制造业。美洲大部分出口贸易和沿海贸易，都是由居住在英国的商人投资经营的。甚至一些州，特别是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很多从事零售的商店和仓库都属于宗主国商人。本国零售业由外国资本运营的事例不多，这就是其中一例。如果美洲人通过联合或其他暴力方式，停止进口欧洲制造业的产品，而由本地人独占制造业，生产类似的产品，把他们资本的的相当大的部分用于此项投资，那么他们将会减慢而不是加速年产值的增长，将会阻碍而不是推进国家富强的进程。同样地，若是他们想自己垄断美洲全部的出口贸易，结果也将一样。
美洲殖民地资本的使用方式，是其发展迅速的主要原因。
确实，人类繁荣发展的进程，似乎从未延续得足够长，以使得某一大国能获得充足的资本来发展所有三种产业；若有例外，那就是，如果对中国、古埃及和古印度富余丰饶的描述是可信的，方有可能。即使这三个有史料记载的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也只是因其农业和制造业的发达而闻名，海外贸易似乎并不出名。古埃及人对于海洋有一种近乎迷信的抗拒，印度人也是如此，而中国人在海外贸易上从未有过什么名声。这三个国家的剩余产品似乎全由外国人运往海外，换取它们所需的其他东西，常常就是金银。
大国很少能有足够的资本来发展所有三种产业。
因此，任何国家同样数量的资本，会依其在农业、制造业和批发业中分配比例的不同，而雇用或多或少的生产性劳动，同时，其所增加的土地和劳动年产出的价值也或大或小。而依据资本投入批发业的种类的不同，其中的差别也十分大。
不同种类的批发业，雇用的生产性劳动及增加的年产出的价值也不相同。
所有的批发贸易，都是买进商品并以批发的方式卖出，它可以归结为三类：国内贸易、用于国内消费的进口贸易和转口贸易。国内贸易主要是从国内某地买进本国的产品，再在另一地将其卖出。它包括内陆贸易和沿海贸易。消费品的国外贸易是购买国外产品，供国内消费。转口贸易主要从事各外国间的贸易，即把一国的剩余产品贩运到另一国。
贸易可以归结为三类国内贸易、消费品的国外贸易和转口贸易。
国内贸易的资本，用于购买本国甲地的产品，运往乙地卖出，每次买卖通常都会替换投在本国农业或工业上的两种不同资本，从而使这两个资本能够被继续投入生产。将一定价值的商品从商人所在地运出，通常都至少可以收回等价值的其他商品。如果二者都是国内产业的产品，那么每次交易用于国内贸易的资本必然可以替换两个之前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不同资本，使它们能再次被投入到生产之中。将苏格兰的制成品运往伦敦贩卖，再把英格兰的谷物和制成品运回爱丁堡，用于这样国内贸易的资本，每次往返必然都可以替换两个用于英国农业或制造业的资本。
用于在本国甲地买进、乙地卖出的资本，可以替换两个国内资本。
用于购买外国商品供国内消费的资本，如果是以国内产业的产品购买外国商品的话，每次交易也可以替换两个不同的资本；不过，其中只有一个资本被用来支持国内产业。将英国产品贩运到葡萄牙，再将葡萄牙的产品运回英国，用于这样贸易的资本，每次交易只能替换一个英国资本，被替换的另一个资本则是葡萄牙的。所以，即使这种贸易能和国内贸易一样快速收回回报，但是与国内贸易资本相比，投在这种贸易上的资本对本国产业或生产性劳动只能起到一半的促进作用。
用于进口贸易的资本可以替换一个国内资本和一个国外资本。
而且，用于国内消费的进口贸易很少能像国内贸易那么快得到回报。国内贸易通常至少每年可以得到一次回报，有时一年可以有三到四次。但是，进口贸易很少能一年有一次回报，有时甚至两到三年才有一次。如果用于这种进口贸易的资本完成一次交易，在此时间里，用于国内贸易的资本有时可以完成十二次交易，即付出又收回了十二次。所以，在资本数量相同的情况下，国内贸易资本与用于国内消费的进口贸易资本相比，可以对本国产业起到二十四倍的促进和支持作用。
它的回报没有国内贸易快。
用于国内消费的外国产品，有时会用另一种外国产品来购买，而不是用本国产品。然而，第二种外国产品必然是直接用本国产品购买的，或是用本国产品购买的第三国产品购买的。除去战争掠夺的情况，外国货物必然是以本国生产的货物来直接购买，或是用本国货物经过两次或两次以上的交换后间接购得的。资本投在这种用于国内消费的间接进口贸易上，其效果在各个方面都和最直接的此类贸易相同。只是这种间接贸易获得回报的周期更为长久，因为其最终回报的获得将取决于两到三个不同的国外贸易回报的收回。如果用英国制造的产品换购北美弗吉尼亚的烟草，再用烟草换购里加的大麻和亚麻，商人就必须等到两次不同的国外贸易都回收了资金之后，才能用资本再次购买相同数量的英国产品。如果弗吉尼亚的烟草不是直接用英国产品换购的，而是用英国产品换购来的牙买加的蔗糖和朗姆酒换购的，商人就必须要等到三次交易分别获得回报之后。如果这两到三次不同的海外贸易刚好是由两到三个不同的商人来完成的，其中第二个商人购买了第一个商人进口的商品，第三个商人购买了第二个商人进口的商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将这些商品再次出口，每个商人确实都会较快地获得他们自己资本的回报。但是，此次贸易全部资本回报的最终获得，则依旧会很慢。此种间接贸易的全部资本属于一个商人还是三个商人，或许只影响单个商人，但是对于整个国家而言并没有区别。在上述两种情况下，以一定价值的英国产品间接换取一定数量的大麻和亚麻，与二者之间直接交换相比，需要三倍的资本。因此，在资本数量相同的情况下，与较直接的国内消费品进口贸易资本相比，相应的间接贸易资本对本国生产性劳动的促进和支持通常要少得多。
间接海外贸易和直接海外贸易有着相同的效果。
无论用何种外国商品来购买另一种国内需要的外国商品，都不会改变贸易的性质，也不会增大或减小其对本国生产性劳动的促进和支持作用。例如，用巴西的金子或秘鲁的银子来购买所需的外国产品，就像弗吉尼亚的烟草一样，这些金银必须用本国的产品购买，或是用本国产品换购的其他国家的产品来购买。因此，就本国的生产性劳动而言，以金银来进行的国内消费品进口贸易，与以其他产品来进行的此类间接进口贸易相比，优点和缺点一样，且其替换直接用于支持该生产性劳动的资本的速度也是一样。与其他间接进口贸易相比，它似乎有一个优势。因为其体积小、价值大，所以它的运输费用要比其他价值相同的产品便宜一些。它们的运费低，保险价格也不高，而且在运输途中较不易损耗。因此，金银的介入，与其他外国产品介入相比，往往可以用更少数量的国内产品换取同等数量的外国产品。以这种方式和以其他方式相比，本国的需求就可以以更小的花费得到更充分的供给。此类贸易会不断地将金银出口到国外，这样会不会使整个国家陷入贫困，我们将在后面深入探讨。
与其他方式相比，以金银开展海外贸易并没有什么区别。
一国用于转口贸易的资本，都是从维持本国生产性劳动的资本中抽取出来的，并被用来维持他国的非生产性劳动。尽管它每次贸易也可以替换两个资本，但是其中没有一个是属于本国的。荷兰商人将波兰的谷物贩运至葡萄牙，又将葡萄牙的水果和酒运至波兰，每次贸易都可以替换两个资本，但没有一个是用来维持荷兰的生产性劳动。其中一个用来维持波兰的生产性劳动，另一个是用来维持葡萄牙的生产性劳动。只有资本的利润被定期送回荷兰，才构成该资本对荷兰土地和劳动年产出的增加部分。的确，如果转口贸易雇用的是本国的船和水手，那么该资本中用于支付运费的部分将在本国一定数量的生产性劳动者之间分配。实际上，几乎所有占转口贸易较大份额的国家都是这样进行转口贸易的。转口贸易的名词也许就是由此而来的，此类国家的国民将货物从一个港口转运至另一个港口，充当了别国的运输者。然而，就该贸易的自身性质而言，是否雇用本国的船和水手并不重要。比如，荷兰商人在波兰和葡萄牙间从事转口贸易，将两国各自的剩余产品从一国运往另一国，他就可以用英国的船，而不一定非是荷兰的船。有些时候，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基于这个原因，转口贸易被认为对英国这样的国家特别有利，因为其国防与安全取决于水手和船的数量。但是，国内消费品的进口贸易，甚至国内贸易，以近海航船进行运输，如果投以同样的资本，它们也能雇用和转口贸易一样多的水手和船。某一资本所能雇用的水手和船的数量，并不取决于贸易的性质，而是部分取决于货物体积与其价值之比，部分取决于运输港口之间的距离。在这两个因素中，主要取决于前者。例如，纽卡斯尔至伦敦间的煤炭贸易，尽管两港之间的距离很短，但是雇用的船只却比英格兰所有的转口贸易还多。因此，以非常的激励措施，强制将一国大部分资本投入到转口贸易中，而非顺其自然，并不一定会促进一国的航运业。
因此，一国用于国内贸易的资本，与用于国内消费品进口贸易的等量资本相比，可以促进和维持更大的本国生产性劳动量，并为本国年产出增加更大的价值；而后一种贸易的资本在这两方面所起的作用，又要比等量的转口贸易资本更大一些。当今时代，财富决定力量。每个国家的财富和力量，一定和该国年产值这一税收的最终来源成比例。而每个国家政治经济的最大目标，就是增长该国的财富和力量。因此，国家政策既不应倾向和鼓励国内消费品的进口贸易，不重视国内贸易；也不应倾向和鼓励转口贸易，而不重视另外两种贸易模式。国家也不应强制或吸引多于自然流入的资本，进入到消费品进口贸易或转口贸易中去。
在促进和维持本国生产性劳动量及为本国年产出增加价值方面，国内贸易资本所起作用最大，消费品进口贸易次之。
因此，政治经济不应吸引资本进入消费品进口贸易或转口贸易领域，
不过，每一种不同的贸易种类，如果不加限制或不用外力干涉，而是任其自然发展，都不仅是有利的，而且是必要且不可避免的。
尽管若是任其自然发展，它们都是有利的。
当某一行业的产品超出了本国的需求，就必须把剩余部分运到国外，换回国内所需的产品。如果没有此类出口贸易，国内的一部分生产性劳动就不得不停止下来，本国的年产值也会随之减少。英国的土地和劳动通常出产超出了国内市场需求的谷物、毛织品和金属制品。因此，必须将这部分剩余产品送到国外，换回英国所需的产品。只有通过这种出口贸易的方式，这部分剩余产品才能得到足够的回报，来补偿制造它们时所消耗的劳动和花费。沿海和沿河地区都适于建立工业，因为它们便于出口剩余产品，并换回国内更需要的产品。
行业剩余产品必须要出口到国外。
当以国内剩余产品换购的国外产品超出了国内市场需求的时候，这些剩余的国外产品就必须再次出口到国外，换取其他国内所需的产品。英国每年以其剩余产品从弗吉尼亚和马里兰购入大约九万六千桶烟草，但是，也许英国每年所需不超过一万四千桶。因此，如果剩余的八万二千桶烟草不能再次出口到国外，换回国内所需的产品的话，就必须停止进口这么多的烟草，而每年制造换取这八万二千桶烟草产品的所有英国居民的生产性劳动，也会随之停止。这些剩余产品是英国土地和劳动年产出的一部分，它们在国内没有市场，在国外也没有市场，所以必须停止生产。因此，在有些情况下最间接的消费品进口贸易，与最直接的此类贸易一样，也是支持本国生产性劳动和增加本国年产值的必要途径。
交换而得的外国产品常常必须再次出口。
当一国的资本储备增长到一定程度，在投入到供给消费和支持本国生产性劳动后还有剩余时，剩余部分自然会流入转口贸易，在别国供给消费和支持生产性劳动。转口贸易似乎是国民财富充盈的结果和表现，而不是其自然原因。有些政客赞同并特别鼓励转口贸易，但他们似乎倒果为因了。就土地面积和人口数量而言，荷兰这个欧洲目前最富有的国家，在欧洲转口贸易中所占份额亦是最大。英国也许是欧洲第二富有的国家，同样也应在欧洲转口贸易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但是，在英国通常被认为是转口贸易的业务，其实是间接的消费品进口贸易。这些贸易主要是把东印度、西印度和美洲的商品运到不同的欧洲市场。这些商品要么是用英国产品直接换购的，要么就是用英国产品换购的其他产品换购的，贸易最终的回报通常都会在英国使用或消费。可能只有通过英国商船在地中海港口间进行的贸易，以及英国商人在印度港口间进行的同类贸易，才能贴切地算得上是英国主要的转口贸易。
当一国资本有所富余时，剩余的资本自然会流入到转口贸易中，这是一国富裕的结果和表现，而不是原因。
国内贸易及其资本的范围，必然受到国内不同地方需要相互交换的剩余产品价值的限制。消费品进口贸易的范围，必然受到一国剩余产品价值及其能换购的外国产品价值的限制。转口贸易的范围，必然受到世界所有国家剩余产品价值的限制。因此，与前两种贸易相比，转口贸易的可能范围在某种意义上是无限的，从而可以吸收最多的资本。
转口贸易的可能范围最大。
资本所有者将其资本是投入农业、制造业，还是批发业或零售业，其唯一的动机就是私人利润。而投入到某一行业上的资本能雇用多少生产性劳动，能为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值增加多少，从来都不在资本所有者的考虑范围之内。因此，在农业利润最大、农耕最易致富的国家里，个人资本自然会流入到对整个社会最有利的行业里。但是，在欧洲各地，似乎农业都不比其他行业更有利可图。的确，近几年，欧洲各地的规划家们都大书特书土地开垦和改良所获的利润。不需要深究他们是如何计算的，只要简单观察，我们就可以发现他们的言论是虚假的。一个人只有很少的资本，甚至有时没有资本，白手起家，从事制造业和商业，最后却能获得巨额的财富。我们常常能看到这些例子。可是在同样情况下，以经营农业起家的例子，在本世纪的欧洲，我们还从未有所耳闻。然而，各欧洲大国都有很多很好的土地还未开垦，而大部分已耕作的土地也没得到充分改良。因此，几乎所有地方的农业都可以吸收比以往更多的投入资本。欧洲到底制定了什么样的政策，使得城市贸易远比乡村产业更加有利可图，进而使个人常常宁愿将资本投入到遥远的亚洲和美洲，而不愿将之用于开垦自己周围肥沃的土地。关于这一问题，我将在后两篇详细讨论。
农业产生的利润不足以吸引到其所能容纳的全部资本。
将在后两篇解释这一问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