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论资本的积累及生产性劳动
和非生产性劳动
本章导读：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斯密进一步区分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并指出，只有前者才能够不仅生产出自身的价值，而且能够带来价值的增殖，实现财富的积累。而生产性劳动者的数量和生产力提高都依赖于资本的积累，因为前者需要投入更多的食物，配备更多的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后者则需要不断改良劳动工具，不断改进生产组织方式。这二者都需要投入大量资本，因此，资本的积累对于一国财富的增加具有重要意义。那么如何积累资本呢？斯密提倡节俭开支并且谨慎地使用资本，反对奢侈浪费和轻率的投资行为，尤其是强调警惕政府的浪费和轻率。
有一种劳动，作用于某个物体上，就能增加该物体的价值；另一种劳动则无此效果。前者因为产生了价值，可称为生产性劳动；后者则被称为非生产性劳动。因此，制造工人通常能够将维持自己生活所需的价值和雇主利润，通过劳动附加到他所加工的原材料的价值之上。反之，家仆的劳动则不会增加任何价值。尽管雇主将工资预付给了工人，但实际上雇主并没有任何损失。因为一般说来，工人劳动对象的增加值不仅偿付了工资的价值，还为雇主提供了利润；而家仆工资的价值从来不会因为其劳动而被保存下来。多雇用制造工人，人们就可致富；多蓄家仆，人们却会致贫。然而，后者的劳动和前者的一样，也同样有其价值，应得酬劳。不过，制造工人的劳动可被固定在某一特定物品或商品内，并通过该物品或商品来实现其自身价值，此种物品或商品至少在劳动结束后仍会存在一段时间。这就好像是一定量的劳动被储存起来，在日后需要时再将其提出使用。该物品或者说该物品的价格，在需要时可以转化为当初制造其所耗费的等量的劳动。与此不同，家仆的劳动不会被固定在任何特定物品或商品内，也无法通过物品或商品来实现其价值。他的服务通常在完成的那一刻旋即消失，几乎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或价值，也不会有与服务等量的劳动被储存下来留待日后取用。
劳动有两种类型：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
如同家仆一样，社会上一些最尊贵的阶层的劳动也不会产生任何价值，不会固定在任何永久性的物品或商品上，也无法通过物品或商品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其劳动价值在劳动结束后就会消失，无法储存起来留待日后转化为等量的劳动。例如，君主及为其服务的司法和军队官员，陆军和海军，都是非生产性劳动者。他们是公仆，由他人劳动年产出的一部分供养。他们的服务，无论多么光荣，多么有用，或是多么必要，都不能被储存下来留待日后转化为等量服务之用，今年的劳动成果——对全体国民的保护、安全和防御——买不到明年的保护、安全和防御。同样必须提到的阶层里，有些职业很尊贵重要，而有些则无足轻重。前者有宗教人士、律师、医生和各种文人，后者有演员、小丑、乐师、歌手、舞者等。此类劳动，即使是最低级的也会有一定的价值，也同样要遵循支配其他一切劳动的原则；而即使是那些最尊贵、最有用的人的劳动，也不会产生任何东西可供日后购买或提取等量的劳动。如演员对白、演说家讲演和音乐家演奏这类工作，在它们完成的那一刻就消失了。
除家仆外，还有很多劳动也是非生产性的。
生产性劳动者、非生产性劳动者和根本不劳动者，他们都需要用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出来维持。这一年的产出，无论数量有多大，永远不可能是无限的，而肯定是有限的。因而，如果某一年用于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的产出比例减少或增加了，那么当年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比例必然会相应变多或变少，而来年的年产出也会相应变多或变少。如果把土地的自然产出排除在外，那么，所有年产出都是生产性劳动的结果。
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年产出的比例决定来年产出的多少。
虽然每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出，最终都被用来供给其居民消费，为他们提供收入，但是，无论是来自土地还是生产性劳动者，产出在获得的那一刻起就自然分成了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通常是最大的一部分，首先会被用来弥补资本，或是补充从资本中转化而来的食物、原材料和制成品。另一部分或是作为资本的利润，构成资本所有者的收入；或是作为土地租金，构成其他人的收入。这样，在土地产出中，一部分用来弥补农场主的资本，另一部分用来支付他的利润和地主的租金。所以，后者既作为资本的利润构成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又作为地租构成其他人的收入。同样的，在大型制造工厂的产出中，一部分，总是最大的一部分，用来弥补工厂所有者的资本，另一部分则作为利润，构成资本所有者的收入。
年产出的一部分被用来弥补资本，而另一部分则构成地租和利润。
在任何国家，用来替换资本的那部分土地和劳动的产出，从来不会立即用于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而是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只用以支付生产性劳动的工资。至于从一开始就作为利润或地租收入的那部分产出，则既可以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又可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
用来弥补资本的年产出，只能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
一个人不论将其储备的哪部分作为资本，他都希望能收回资本并获得利润。因而，他只会将其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者。这部分储备在对该人起到资本的作用后，又构成了生产性劳动者的收入。无论何时，只要他把其中任何一部分用于维持任何一种非生产性劳动者，从那一刻起，这部分储备就从资本中撤了出来，而被放入到作为即时消费的储备中去了。
非生产性劳动者或根本不劳动者，都要靠收入来维持其生活。这里的收入有两种：一是本来就作为地租或是资本利润分配给特定人的收入；二是收入中本来只是用于弥补资本或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部分，而当它分配到各人手中后，满足了他们必要需求后剩余的部分，就既可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又可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了。所以，不但是大地主或富商，哪怕是普通工人，只要他的工资还算丰厚，都可以雇一个家仆，偶尔看个戏或是木偶剧，这样，他收入的一部分也用于维持一类非生产性劳动者了；或者他要交些税，这又帮助维持了另一类更尊贵有用但同样没有生产力的非生产性劳动者。然而，在补足生产性劳动力之前，或在一切生产准备完善之前，不会有任何本该用于弥补资本的年产出转而用于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工人必须先通过完成工作挣取工资，而后才能以这种方式将自己收入的一部分用于维持生活以外的花费，这部分通常也很少。这只是他富余的收入，对生产性劳动者来说一般也不会太多。然而，他们也总还是有些节余的。在纳税方面，尽管他们每人交纳的税款很有限，但是胜在这一阶层的人员数量庞大，因而所纳税款也很可观。所以，在任何地方，地租和资本的利润都是非生产性劳动者获取生活要素的主要来源。这是两种所有者最容易富余下来的收入。它们既可以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也可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然而，它们似乎偏向于被花费在后者身上。大地主的开销通常花在闲人身上多点，花在劳动人民身上少些。富商虽然将其资本只用于雇用生产性劳动者，但是他的花销与地主却并无两样。
而非生产性劳动者和不劳动者，则由年产出的收入部分来维持。
因此，每个国家生产性劳动者与非生产性劳动者的比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年产出中弥补资本的部分与构成地租和利润的收入部分之间的比例。穷国和富国在这一比例上差异很大。
因此，生产性劳动者的比例取决于地租和利润同用于弥补资本的年产出部分之间的比例。
目前，在富裕的欧洲国家里，土地产出的很大一部分，经常是最大的一部分，被用来补偿独立富农的资本；另一部分用来支付他的利润和地主的地租。但是，在封建制度盛行的古代，产出的极小一部分就足以弥补用于耕作的资本了。这些资本通常就是几头瘦弱的牲畜，它们以荒地上的自然生长的杂草为食，因而也可以被视作天然产物的一部分。这些牲畜一般也归地主所有，由地主分配给土地耕作者。其余的产出，或是作为地租，或是作为少得可怜的资本利润，也都归地主所有。土地的使用者通常是农奴，他们的人身财物都是地主的财产。除农奴之外还有佃户，他们所交的地租说起来只不过和免役税一样多，但实际上几乎是全部的土地产出。领主平时可以随意征用他们的劳役，战时又要征召他们服兵役。尽管不住在地主家里，但他们和住在其中的家奴一样要依附于地主。土地的全部产出毫无疑问都属于地主，他可以随意支配这一产出所维持的人去服劳役或兵役。比较而言，现在的欧洲国家，地主所占份额很少有超过全部土地产出的三分之一的，有时甚至少于四分之一。然而，国家发达地区的地租却已经是古代的三倍甚至四倍了；而且，这年产出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似乎是原来全部产出的三倍或是四倍。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尽管地租在数量上日益增长，但是它占土地产出的比例却不断减小。
与现代相比，古代的地租在农业产出中所占比例要大得多。
在欧洲的富裕国家里，目前大资本主要都被投入商业和制造业了。在古代国家里，少有商业，家庭作坊式的制造业大多都很简陋，需要的资本很少。然而，这么少的资本却必须能带来非常高的利润。当时的利率一般都在百分之十以上，因此他们的利润必须足以支付这一高利率。在欧洲发达地区，目前利率一般不高于百分之六，而在最发达的地区更是低到百分之四、百分之三，甚至百分之二。尽管富国的居民从资本的利润中获得的收入总是要比穷国居民的收入多得多，但这是因为富国所投入的资本总量多，如果比起利润率来，富国就要小很多了。
在古代，利润在制造业产出中占了较大的份额，
富国和穷国相比，用于弥补资本的土地和劳动者的年产出，不仅在总量上要大得多，而且在全部年产出的构成中，与地租或利润等收入的部分相比，其占比也更大。富国不仅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资金总量比穷国要大得多，而且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资金比重，也要比构成收入部分的资金比重大得多，尽管构成收入部分的资金既可以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也可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且通常倾向于后者。
因此，用于弥补资本的产出所占的比例也更大。
在每一个国家，这两种资金的比例都必然会决定该国居民的个性是勤劳还是闲散。与先辈们相比，我们要更勤劳一些，因为与两三个世纪前比较，现在用以维持劳动者的资金相对于用以维持闲散人员的资金在比例上要大得多。因为缺乏足够的激励，我们的祖先会闲散一些。俗话说，劳而无功，不如戏而无益。在工商业城市里，社会下层居民主要依靠资本来维持生活，他们通常都很勤勉、节制和积极向上，很多英国城市和大部分荷兰城市便是如此。而在主要依靠宫廷的常驻或偶尔驻节的城市里，下层居民主要依靠收入部分来维持生活，他们通常都是闲散、穷奢极欲和贫穷的，罗马、凡尔赛、贡比涅和枫丹白露等城市皆在此列。除去鲁昂和波尔多，法国其他任何议会城市都鲜有工商业，那里的下层居民主要依靠法庭人员和前来诉讼人员的花费维持生活，他们通常都很闲散和贫穷。鲁昂和波尔多繁荣的贸易，似乎完全仰仗于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从地理上看，鲁昂必然是大都市巴黎所需物资的集散地，几乎所有来自海外或是法国沿海省份的货物都要在此中转。相似的，波尔多是加龙河流域出产的葡萄酒的集散地，这里有世界上最发达的酿酒业，酒的口味最适合外国人的口味，最适宜出口。如此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必然吸引大批资本投资于此，这就是这两座城市工商业繁荣的原因。而在其他法国议会城市里，投入的资本仅仅能满足其必需的消费，也就是说，投入的资本已少得不能再少了。谈到巴黎、马德里和维也纳，情况亦是如此。在这三座城市里，巴黎算得上是最勤劳的了，但它自己是本地制造业的主要市场，它自己的消费则是本地所有贸易的主要目标对象。伦敦、里斯本和哥本哈根也许是欧洲仅有的三个城市，既是宫廷所在地，同时又可以视作贸易城市。它们的贸易不仅要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也要满足其他城市或国家的需求。这三个城市的地理位置都极为有利，因而自然成为大量货物转运到较远地方的集散地。与下层居民只靠资本维持生活的城市相比，在主要靠收入部分支撑的城市里，想要将资本投入到满足城市自身需求之外的其他项目上并且实现利润要困难得多。由收入部分维持的大部分人的懒散，很容易同化那些本该由资本维持而勤奋的人，进而使得资本在当地的运用不及别处有利。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前，爱丁堡几乎没有工商业。苏格兰议会迁至他处后，该城不再是达官显贵的必居之所，一些工商业才崭露头角。然而，爱丁堡仍是苏格兰主要法院和海关等部门所在地，因此仍然有大量的收入被投到这里。就工商业而言，它要比居民主要由资本维持的格拉斯哥逊色不少。有时我们也会发现，当大一些的乡村的制造业有所发展时，会因为大地主选择居住在附近而使当地居民变得闲散和贫穷。
两种资金的比例，决定了一国居民是勤勉的还是闲散的。
因而，资本和收入的比例似乎在每一个地方都决定着勤勉人群和闲散人群的比例。资本占主导的地方，勤劳盛行；收入占主导的地方，懒惰成风。每次资本的增减，自然会带来真实劳动量和生产性劳动者人数的增减，进而影响一个国家土地和劳动年产出可交换价值的增减，影响全体人民真实财富和收入的增减。
一国资本的增减导致了其年产出的增减。
节俭，则资本增；浪费和对资本处置不当，则资本减。
节俭，则资本增。
一个人会将自己收入的所有节余都投入到资本中，他自己将之用于雇用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或是将之借给他人扩大生产，并从中收取利息，分享利润的一部分。正如个人资本只能依靠其年收入或利得的节余而增加，由个体构成的整个社会的资本，也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增加。
节俭而非勤奋，是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其实，勤奋仅提供了可供节俭之物，若不将勤奋所得存储下来，资本绝不会增加。
节俭增加了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资金，相应地也会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量，进而增加劳动产品的价值。因此，节俭会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出的可交换价值。它带来了更多的劳动量，为年产出增加了额外的价值。
收入的年节余部分和花费部分一样被循例用掉，而且几乎同时发生，不过消费的人却不一样。在大多数情况下，富人收入的部分花费会被闲散的客人和家仆消费掉，而且这部分收入被消费后不会带来任何所得。其年收入的节余部分，则被加入到资本中以获得更多利润，以同样的方式，几乎在同一时间被消费掉。不过，这次消费者却是劳动者、制造者、技工，他们用这部分投入进行生产，带来新的利润。假设富人的收入都是现金。如果他把它们全部花费掉，所能购买的食物、衣物和住所就会在前一类人中进行分配。如果他从中节余了一部分，或是自己或是借与他人，用作资本以期获利，这一部分购买的衣食、住所则必然会分配给后一类人。消费是相同的，但消费者是不同的。
节俭所得被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者。
节俭的人将其节余不仅用于当年或来年雇用额外的生产性劳动者，而且他会像创办公共济贫院的人设置永久性基金一样，总是留有一些资金确保无论何时都能维持同样数量的生产性劳动者。实际上，没有任何法律、信托权利或永久性营业契约，要求人们保存这样的资金并保证其用途。然而，一个关键因素却确保了这一做法的必要性，那就是资本股份持有人的直接利益。如若将这部分资金挪作他用，而不是用来雇用生产性劳动者，那么损失就不可避免了。
节俭的人为雇用生产性劳动者留存了一些资金。
浪费者就是这样挪用资本的，他不量入为出，结果蚕食了资本。就像把宗教基金的收入用于渎神的目的一样，他将父辈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支付游手好闲的人的工资。雇用生产性劳动者的资金减少了，能够为物品附加价值的劳动也会随之减少，最终导致全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出价值及其居民真实财富和收入也随之减少。如果一些人的浪费行为不能被另一些人的节俭行为所补偿，每个浪费者滥用资本的行为，不仅会使自己沦为乞丐，而且会使整个国家陷入贫困。
浪费者将此类资金挪作他用。
哪怕浪费的人所消费的全是国产商品，不用一点外国商品，这对于整个社会的生产资金的影响也是一样的。每年总有一定数量本该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衣食，现在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了。所以，每年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出价值还是会比其应有的价值要少一些。
他将这笔钱花在国内商品还是国外商品上并无什么区别。
确实有人会说，这种花费不消费外国商品，就不会导致金银的外流，因而一国的货币数量还是会和之前一样保持不变。但是，如果这些被非生产性劳动者所消费的衣食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者，他们除了会再生产出他们所消耗的全部价值外，而且还会带来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同量的货币也留在了国内，而且又再生产出同等价值的消费品，所以就会有两个价值，而不是一个。
如果这笔钱没被浪费掉，它不仅会留在国内，而且生产性劳动者还会再生产出等值的产品。
此外，任何一个年产出价值不断减少的国家，都不可能长期保有等量的货币。货币的唯一用途就是使消费品流通。通过货币，食物、原材料和制成品才能被买进或售出，分配到相应的消费者手中。因而，一国每年所需的货币数量，必须由当年该国内流通的消费品的价值来决定。这些流通的消费品不是该国土地和劳动的直接产品，就是用这些产品的一部分购买来的其他东西。所以，它们的价值必然随着国内产出的减少而减少，相应地，该国流通所需的货币数量也必然会随之减少。但是，每年由于年产出减少而应退出国内流通的货币，却不会被闲置不用。货币持有者的利益要求把这些货币使用出去，但是在国内却没有用途，人们就会不顾任何法律和禁令，将这些货币送到国外，用来购买国内需要的各种消费品。用这种方式输出货币会持续一段时间，使国内每年的消费超出国内年产出的价值。该国在繁荣时期用年产出的节余部分购买的金银，会在这种逆境中支撑一小段时间。在这种情况下，金银的输出不是衰退的原因，而是衰退的结果，甚至在短时间内可以减轻衰退的痛苦。
此外，当年产出减少时，货币将会流到国外；
另一方面，每个国家的货币数量必须随着年产出的增加而增加。社会上每年流通的消费品价值增加了，也会要求用来使消费品流通的货币数量随之增加。因而，增加的年产出的一部分，自然会被用来从各处购买额外数量的金银，来流通年产出剩余增加的部分。在这种情况下，金银的增加就是社会繁荣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各国各地区都是以此方式购买金银的。金银从矿山到市场之间所需的各色人等的收入和衣、食、住等维持费用，就是金银的价格，无论是在秘鲁还是英国，皆是如此。只要付得起这一价格，任何一国都不会长期缺少它所需的金银，而任何一国也不会长期持有它所不需要的金银。
另一方面，年产出增加时，货币将会流入国内。
因此，无论我们想象一国的真实财富和收入是由什么构成的，是普遍认为的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出也好，或是通俗偏见所揣测的该国所流通的贵金属数量也好，不管是哪一种观点，都认同每个浪费的人是社会的公敌，而每一个节俭的人都是社会的贡献者。
因此，即使一国的真实财富是由货币构成的，浪费者也是人们的公敌。
对资本处置不当常常会带来和浪费同样的后果。农业、矿业、渔业、商业和制造业上的一切不明智的、失败的计划，都会同样减少雇用生产性劳动者的资金。在每一个这样的计划里，尽管资本都已供给生产性劳动者消费，然而，因为是以不明智的方式进行处置的，所以他们无法再生产出与之消费等值的产品，因而社会的生产资金必然会少于其应有的数量。
对资本的不当处置会带来和浪费一样的后果。
实际上，就大国而言，个人的浪费和对资本的不当处置，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另一些人的节俭和慎重，总能弥补这些人的浪费和轻率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且还有余。
节俭和慎重占主导地位。
说到浪费，其主要原因是个人即时享受的冲动，这种欲望尽管有时强烈到难以抑制，但总的说来还是暂时的和偶然的。而节俭的主要动机则是改善自身处境，这一愿望尽管通常都是冷静的，但却是与生俱来、至死不渝的。终其一生，人没有一刻会对自身处境完全满意，没有一刻不心存改善和进步之念。大多数人认为，增加财富就是改善自身状况的最通俗、最明显的手段。而增加财富最可能的方式，就是从定期收入或意外收入中节省一部分，储存起来。所以，尽管几乎所有人都时有浪费的欲望，也有一些人几乎任何时候都穷奢极欲，但就大多数人而言，就他们一生平均而言，节俭的愿望似乎不仅占主导地位，而且主导优势十分明显。
浪费的欲望不如改善自身状况的愿望持久。
再讲对资本的不当处置。在任何地方，慎重而成功的事业的数量，总是要比轻率、失败的多得多。虽然我们时常看见失意的破产者，但是在所有经营商业和其他行业的人中，毕竟这仅占很小的一部分，也许不会超过千分之一。破产对于清白的人而言，可能是最大也是最难堪的灾难了。因而，大部分人都会很小心地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当然，也有人不会在乎破产，就像有人不在乎绞架一样。
与谨慎的投资者相比，轻率者在数量上要少得多。
大国绝不会因为个人的行为而贫穷，但是政府的浪费和不当行为却会拖垮整个国家。大多数国家所有或几乎所有的收入，都被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宫廷里的达官显贵和教会里的神父牧师都属此类；海军和陆军也属于这一类，他们在和平年代什么也不能生产，在战争年代也得不到任何东西可以补偿维持他们的费用，即使在战争持续期间也是如此。这类人自己什么也不生产，全靠别人的劳动养活。因此，当他们的数量增加到不必要的程度，也许会在某一年消耗如此之多的年产出，以至于无法雇用足够的生产性劳动者进行来年再生产。所以，来年的产出就会少于上一年的产出，如果这种混乱仍然持续，那么第三年的产出还会少于第二年。那些只应用人民剩余收入的一部分来维持的非生产性劳动者，可能会消耗掉全部收入中相当大的份额，进而令相当多的人民只能减少他们的资本，减少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资金，以至于个人的节俭和对资本的得当处置，都无法抵消这些巨大浪费和资本侵蚀招致的产出减少。
与个人相比，政府的浪费和不当措施更应值得担心；
然而，根据经验，在大多数情况下，个人的节俭和资本处置上的慎重不仅足以补偿个人的浪费和不当处置，而且还可以弥补政府的此类行为。每个人想要改善自身状况的共同的和持续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和私人财富的主要来源，足以克服政府的浪费和不当措施，使事物不断改善的进程得以维系。就像未知的动物生命之源一样，它常常能战胜疾病，克服庸医的误诊，使身体恢复原来的健康。
但是，个人的节俭和慎重可以弥补这类行为。
任何一国想要增加土地和劳动产出的价值，除了通过增加生产性劳动者人数或是提高已有劳动者的生产力的方法外，别无他法。很显然，若要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量，只有通过增加资本或是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资金才能达到。若要提高相同数量的劳动者的生产力，要么需要增加和改进用于便利和节省劳动的机器和工具，要么需要将工作进行合理的分类和分配。无论何种情况，无不需要增加资本。唯有增加资本，任何企业主才能为其工人提供更好的机器或是对工作进行更好的分配。当需要完成的工作由许多环节组成的时候，每个工人一直只做工作的某一道工序要比由一个人同时兼任数道工序要求的资本多。因此，当我们对比一国在两个不同时期的不同状态时，如果我们发现后一时期的土地和劳动年产出明显大于前一时期，且后者的土地耕作更为精细，制造业更为繁荣，商业经营范围更为广泛，那么我们就可以认定，在此期间，该国的资本必然增加了很多。一部分人民的良好行为所增加的资本数量，必然要比私人和政府的浪费及不当行为所减少的资本数量要多。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和平时期，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会是上述的情况，即便一些不那么节俭和慎重的国家也会有所进步。事实上，为了得到正确的结论，我们在对比时要选取两个相距不是太近的时期。发展进程常常循序渐进，在相近的时间间隔内，不仅事物的进步不易察觉，而且尽管一国整体处于繁荣的阶段，我们往往也会因为发现某种产业或是某个地区出现衰退的现象，而怀疑整个国家的财富和产业都在衰退。
要增加一国的产出就必须增加资本。
因此，如果产出增加了，我们就可以断定资本增加了。
和平时期，几乎所有国家都是这种情况。
例如，和一个多世纪前的查理二世复辟时期相比，英格兰现在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出肯定要多得多。尽管目前我认为几乎无人会对此有异议，但是在此期间，几乎不到五年就会有人著书立论，宣称国家的财富正在锐减，人口也日益减少，农业疏于管理，制造业在衰退，商业凋敝，而且这些论调还颇得人心。这些书籍也并不全是党派虚假和唯利是图的宣传品。它们中有很多都是由十分公正、聪明的作家撰写的，这些作家只不过写下了他们所相信的东西。
例如，1660年到1776年的英格兰，
与二百多年前伊丽莎白即位时相比，查理二世复辟时期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出当然又要多得多了。而我们有理由相信，与三百多年前玫瑰战争末期相比，伊丽莎白时期的英格兰又要进步许多了。而玫瑰战争末期的英格兰肯定又要比诺曼征服时代要强许多；诺曼征服时代又要强于撒克逊七国时代。即使在那么久远的过去，七国时代的英格兰也肯定要比凯撒入侵时代进步得多了，但那时英格兰居民的状况和北美野蛮人相差不远。
再如，1558年至1660年的英格兰，
然而，在上述的每一个时期，不仅私人和政府有许多浪费，发生了许多耗资巨大的不必要的战争，很多本该用作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年产出被挪作供养不生产者；而且，有时在内讧的混乱时期，如此巨大的浪费和对储备的破坏，在任何人看来，都不但会妨碍财富的自然积累，还会使国家在混乱结束时比开始时更为贫困。查理二世复辟后，英国处在最幸福和最富裕的时代，那时又有多少波折和不幸发生呢？若能先知先觉，你就会认为这些波折和不幸不仅会带来贫困，而且还会导致整个国家的分崩离析吧。看看都发生了什么吧，伦敦的大火和瘟疫，两次英荷战争，大革命的混乱，爱尔兰战争，1688年、1702年、1742年和1756年四次耗费巨大的英法战争，再加上1715年和1745年的两次叛乱。在四次英法战争期间，除了每年战争所带来的其他巨额开销，英国还欠下了一亿四千五百万英镑的债务，全部加起来可能不下两亿英镑吧。自大革命以来，英国就时常将年产出这么大的部分用于维持数目巨大的不生产者。如果那些战争没有挪用如此巨大的资本，那么其中自然会有一大部分被用来雇用生产性劳动者，而这些劳动者不仅会再生产出他们消耗的价值，而且还能带来利润。英国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出就会因此逐年显著增加，而每年增加的年产出又会为来年带来更多的年产出。如果这样的话，肯定会新建更多的房子，新改良更多的土地，而已改良的土地也会更利于耕作；新建更多的制造业，而已有的制造业也会进一步发展，那么时至今日，英国的真实财富和收入可以到达怎样的高度，可能也许想也想不到呢。
尽管个人和政府曾有这么巨大的浪费，发生了如此多的波折和不幸，
不过，虽然政府的浪费无疑曾阻碍了英国迈向财富和进步的步伐，但是却没能使它停止发展。目前，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出，毫无疑问要比复辟时期和大革命时期多得多。因而，每年用以耕作土地和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本，也同样要多得多。在政府的众多苛求下，个人的节俭和正确选择，以及为了改善自身状况而作出的持续不断的努力，使得这一资本得以悄无声息地逐渐积累。正是这种努力，受法律保护、秉承自由之意志的努力，以最有利的方式去实现目标的努力，使得英国得以几乎在以往任何时代都能不断走向富裕，实现进步，并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还将在今后的一切时代继续促进英国的不断发展。然而，英国不幸，从未有过一个十分节俭的政府，而节俭也从未成为其居民的标志性美德。国王和大臣们，通过禁止奢侈的法令和禁止进口国外奢侈品的规定，来限制人民的庆典活动，限制人民的花销。这真是最放肆、最无礼的行为了。他们自己才无一例外地是社会中最大的挥霍者。让他们管好自己的费用就行了，人民的费用不需要他们来操心。如果他们自己的浪费不会毁灭国家，那么人民的浪费就更不会了。
人民的节俭和慎重默默地抵消着这些逆境。
由于节俭增加资本，挥霍减少资本，那些收支平衡的人们的行为，则既不会积累资本，亦不会侵蚀资本，对资本的增减毫无影响。然而，有些花费的模式似乎对公众财富的增长贡献更大。
除了资本的增减外，我们还要区别不同类别的花费方法。
个人的收入，既可用于购买即时享用的物品，当天消费对以后的日子毫无裨益；也可以花费在可以蓄积的耐用品上，现在购买或可以减少来日之费用，或可以增强来日使用之效果。例如，一个富人的收入，既可用于享受饕餮大餐，雇用很多仆人，豢养犬马；也可以满足于简单的食物和少量的仆人，而把收入用来装饰房屋，修建亭台楼阁，购置各类家具，收集书籍、雕像、名画；也可以购买各种珠宝、饰品、精巧玩意等美观而无价值的东西；还可像几年前死掉的某王子的宠臣，把收入用在满衣柜的华裳美服上，这算是最无用的东西了。如果两个财富相同的人，一人的收入主要用来购买耐用的物品，另一人则用来购买即时享受的物品，那么前者的生活必然日趋尊荣，其每日的费用都能增加今后费用的效果，而另一个人现在的生活绝不会比原先更好。一段时间后，前者也必然要比后者更富裕些。他拥有种种物品，虽然不一定物有所值，但总归还是有些价值的。后者的花费则不会留下丝毫痕迹，一二十年的浪费不会有任何所得，就好像他从不曾拥有过那些财富一样。
与喜欢即时消费的人相比，将收入花在耐用品上的人会更富有些。
对个人财富更有利的消费模式，对国家财富也有同样的效果。富人的房屋、家具、衣服，转眼就可变为对中下层人民有用的东西。他们可以购买这些上层人士已经厌倦的物品。所以，当所有的富人都如此消费时，全体人民的整体生活状况就会逐渐改善。在长期富裕的国家里，人们常常会发现，下层人士也拥有保存完好、状况上佳的房屋和家具，这些可都是他们自己无力建造和负担的，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需求。昔日西摩家族的宅邸，今日已成为巴斯大道上的旅馆；詹姆斯一世的婚床，是他的王后作为嫁妆从丹麦带来的，几年前已成为邓弗姆林一家酒店的装饰品了。在一些发展停滞甚至落败的古城里，你有时会发现没有一座房屋是为现在的居民所建的。进到房子里，你又常常会发现很多非常好的家具，虽然古旧却仍合用，绝非其现在的所有者所能打造的。辉煌的宫殿，奢华的别墅，海量的藏书、雕像、名画和其他奇珍异宝，对其周边地区而言，乃至对其国家而言，都既增添了亮色，又带来了光荣与骄傲。凡尔赛于法国如是，斯托和威尔顿于英国亦如是。虽然，强盛的国力不再，创造辉煌的天才，也因无用武之地而绝迹，但是，意大利仍然因其数不胜数的名胜古迹而受到世人的敬仰和尊重。
对国家而言，亦是如此。
把收入花费在耐用品上，不仅有助于积累，而且有利于养成节俭的习惯。如果某人在耐用品上花费太多，他可以很容易地立刻悔改，而不用担心受到公众的责难。但是，大量减少仆人的数量，将原来的山珍海味变成现在的粗茶淡饭，放弃原来的排场，这些行为都难逃邻居的眼睛，就好像是在承认自己以前做得不对一样。因此，除非快要破产垮台了，否则，过去习惯大手大脚的人很少会有勇气改正自己的不良习惯。但是无论何时，如果一个人在房屋、家具、书籍或画作上花费太多，从他行为的改变上，人们并不会推断说他在花费上是不慎重的。这些耐用品购置之后，常常就不必投入后续费用了。而且，当他停止这些花费时，人们也不会认为他是因为财力不济，而是因为他的爱好已经得到满足了。
停止前一种花费方式更容易，
此外，比起花费于大宴宾客，将收入花费于耐用品还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一次大型宴会所用的两三百斤食物中，也许有一半会被倒入粪堆，浪费糟蹋严重。而如果将此宴会的花费用于雇用泥瓦匠、木匠、装潢商、技工等，同等价值的大量食物就会被分配到更多的人手中。这些劳动者会按需购买少量食物，而不会浪费其中的一分一毫。一种花费方式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另一种方式用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前者能够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出的可交换价值，后者则不能。
并且，这种方式也能养活更多的人。
不过，以上所述不应被理解为，花费于耐用品总是比另一种消费方式更具慷慨大方之精神。如果一个富人将其收入主要用于款待客人，那么他和朋友伙伴分享了其收入的大部分；而当他将之用于购买耐用品时，通常都是把钱花在了自己身上。若不用等价的东西交换，他不会给任何人任何东西，尤其是用收入购买装饰物、珠宝等华而不实的东西。后一种消费方式不仅常常会让人觉得轻浮，而且给人以卑劣自私之印象。我的意思是说，收入花费在耐用品上，有利于积累有价值的物品，有助于个人养成节俭的习惯，进而有利于社会资本的增加，且因为其维持的是生产性劳动者而不是非生产性劳动者，因而对国家财富的增长贡献更大。
认为这种方式更具慷慨大方之精神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