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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
1.4.10.2 第二节 论有时能、有时不能提供地租的土地产品
第二节 论有时能、有时不能提供地租的土地产品

人类的食物似乎是唯一一种总是而且必然能够为地主提供地租的土地产品。其他的土地产品有时能提供、有时不能提供地租,这要依情形而定。

衣、住是仅次于食物的人类两大需求。

土地在其原始状态下能够为更多的人供给衣、住的材料,多于它能够供养的人口。土地改良之后,有时能够供养的人口数量会多于它能够满足衣、住材料需要的人口数量,至少在人们有衣、食、住的需求并且愿意为其支付费用的时候如此。因此,在原始状态下,衣、住的材料总是过剩,从而它们通常价值很低或者没有价值。在改良的状态下,衣、住的材料经常稀缺,从而增加了它们的价值。在一种情况下,这些材料中的大部分被认为是废物而随意丢弃,对于留下以供使用的那一部分,人们愿意支付的价格仅等于为改造它们使其便于使用而投入的劳动成本和其他费用。因此,这个价格不能为地主提供任何地租。在另一种状态下,所有材料都被加以利用,而且还常常供不应求。一些人总是愿意支付超过将其供应市场必须支付的成本的价格。因此,这个价格总是能够为地主提供一些地租。


最初供给过剩的衣、住的原材料后来也能提供地租。


大型动物的皮毛是人类最初的衣服原材料。因此,在那些以动物肉为主食的狩猎或者游牧民族,每一个人在为自己提供食物的同时也为自己提供了穿不完的衣服原料。如果没有对外贸易,这些衣服原料中的大部分都会被当成一文不值的东西随意丢弃。这大概就是在被欧洲国家发现之前的北美洲的狩猎民族的情形。现在,这些狩猎民族用他们过剩的皮货交换毛毡、武器和白兰地酒,从而赋予皮毛一些价值。我相信,在现今已知世界的交换状态下,即便是最原始的民族,那里也建立了土地私有权,也会有一些此类的对外贸易。在这些对外交换中,他们发现他们富有的邻居们对其生产的所有在国内不能加工完和消费完的衣服原材料有这样的需求,这种需求足以将服装原料的价格提高到弥补运输成本的水平之上。因此,衣服原料的价格可以为地主提供一些地租。当苏格兰高地大部分的牲畜在内地丘陵地带被消费掉时,兽皮出口就成为该国出口商品中最大的一项,兽皮出口交换的商品为高地的土地提供了额外的地租。过去,英格兰国内不能消费和加工的羊毛,后来也在更加富裕和勤劳的佛兰德斯人的国家里找到了市场,从此羊毛的价格为生产它们的土地提供一些地租。在那些过去没有英格兰耕作得好、现在没有苏格兰高地耕作得好的国家,它们也没有什么对外贸易,服装的原材料显然严重过剩,以至于大部分都被作为废物丢弃,不能为地主提供任何地租。


例如,兽皮和羊毛,


屋舍原材料的运输距离总是不可能有服装的原材料那么远,也不便于对外贸易。当它们的生产国供给过剩时,即便是在当今贸易全球化的状态下,对其地主而言也毫无价值。伦敦附近的优质石矿能够提供相当不错的地租,而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许多地区,它却一文不值。在人口稠密、耕作优良的国家,用于建房的无果树木价值很大,种植这些树木的土地也能提供相当不错的地租。但是,在北美洲许多地方的土地,如果有人将其上的大部分大树移走,地主还要多谢他呢。在苏格兰高地的一些地区因为缺乏陆路和水路运输能力,只有树皮才会被运输到市场上,而木材则被随意丢弃任其腐烂。当屋舍的原材料供给过剩时,其被使用部分的价值仅能等于将其改造便于使用而投入的劳动成本和其他费用,它不会为地主提供任何地租。一般情况下,只要有人开口请求使用这些原材料,地主都会同意。然而,富裕国家的需求有时却使得地主可以在其中得到地租。例如,在伦敦铺设道路使得苏格兰沿海一些岩石的所有者从中得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地租。又如,挪威和波罗的海的树木在大不列颠的许多地方找到了其国内无法提供的市场,因此为其所有者提供了一些地租。


例如,石料和木材。


各国的人口数量不与该国产品能够为多少人提供衣、住成比例,而是与该国产品能够为多少人提供食物成比例。当食物的需求得到满足时,很容易发现衣、住需求的必要性。但是,衣和住唾手可得,而找到食物却很困难。即便是在英国领土内的一些地区,建造一栋我们称之为“房子”的东西,大概只需要一个人一天的劳动。最简单的衣服是动物的毛皮,将它裁剪、缝制成适合穿着所需要的时间多一些。但是,这个需求量并不大。在奴隶和原始民族里,一年劳动中的百分之一或稍多一点的数量,就足以提供大部分人口的衣、住需求,其他全部剩余的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动用于生产食物,却时常勉强够用。


人口数量的多少决定于食物的数量。


但是,通过改良和耕作土地,家庭中一个人的劳动可以供养两个人,从而就整个社会而言,一半的劳动力可以供养全部的人口。因此,另一半,或者说至少其中的大部分劳动力,将会被用于生产其他产品或者满足人类其他欲望或嗜好。其中,服饰、住所、家具,以及成套的设施,是基本的欲望和嗜好。富人不会比他的邻居多消费多少食品。尽管二者在质量上差别很大,选择和准备富人的食品需要更多的劳动和技能,但是在数量上二者几乎相同。但是,将富人奢华的宫殿、数不胜数的服饰和穷人的陋室破衣相比,你将会清晰地意识到,他们在服饰、住所、家具上的数量差别和质量差别一样大。人们的食欲受到胃容量的限制,但是对服饰、住所、家具和设备在便利性和装饰性上的欲望似乎无穷尽。因此,支配的食物超过自己所需的人总是愿意用它们或它们的价格,交换足以满足其他欲望的东西,用超过满足有限需求之上的物品,交换满足无限欲望的物品。而穷人为了得到食物,则竭尽全力满足富人的这些欲望;为了确保获得食物,他们在其产品的价格和质量上相互竞争。伴随着食物数量的增加,或者改良和耕作的土地数量的增加,工人的人数增加了。由于他们的工作性质允许无限的劳动分工,他们加工的原材料数量增加的比例超过工人的人数,因此,人类的发明创造能够运用于房屋、服饰、装备或家具商的各种原材料的需求,无论是有实用价值的还是装饰性的都会增加;而蕴藏于地壳中的化石、矿石、贵金属及宝石的需要也会增加。


因此,伴随着食物供给更加容易,对于衣服和住房的原材料的需求也会增加,


这样,食物就不再是地租唯一的初始来源,后来,其他土地产品也能够提供地租这部分土地产品的价值来源于生产食物的劳动生产率的进步,根源于土地的改良和耕作。


因此,衣、住的原料开始提供地租。


但是,后来提供地租的土地的这部分产品并不总是能够提供地租。即便是在进步国家,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并不总是能够将它们的价格提高到这样一种水平,即将这些产品供应市场所投入使用的劳动的工资加上资本的折旧和一般利润的水平。价格会不会有这么高需视情形而定。


然而,它们并不总能够提供地租,


例如,一座煤矿是否能够提供地租,部分取决于它的矿藏量,部分取决于它的地理位置。


例如,一些煤矿贫瘠得无法提供地租,


一座矿山是贫是富,决定于一定数量的劳动能够将其矿藏运向市场的数量,是多于还是少于等量劳动在其他大部分同类煤矿工作所能运向市场的数量。

一些煤矿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但是因矿藏量过少而不能开采,产品不能支付成本。当然既不能提供利润,也不能提供地租。

有些煤矿,其产品仅能弥补在其上投入的劳动力成本,以及推动劳动力的资本折旧和一般利润。它们可以为经营者提供些许利润,但是不能为地主提供地租。除了土地所有者之外,没有人拥有开采此类矿山的优势,土地所有者此时兼任经营者,得到投入资本的普通利润。许多苏格兰的煤矿就是在这种方式下开采的,这也是唯一能够开采的方式。地主不会允许任何人不支付地租就开采煤矿,但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支付任何地租。

苏格兰的另一些煤矿尽管矿藏足够丰富,但是由于地理位置不佳也不能开采。这些煤矿的产量足以支付投入的成本,开采它们所需的劳动力数量等于甚至低于平均水平,但是在一个内陆国家,人口稀少,没有良好的陆路或者水路运输条件,这么多的产量无法销售。


或者地理位置太差。


作为燃料,煤炭不如木柴好用,据说也不如木柴卫生。因此,在消费煤炭的地区,煤炭的费用一般都要或多或少低于木柴的费用。


煤炭的价格比木柴低,


木材的价格就像牲畜的价格一样,随着农业的发展而变化,其变动的原因也几乎一样。最初,一国的大部分地区遍地都是木材,对地主而言这些木材是毫无用处的障碍物,如果有人想要砍伐木材,地主求之不得。随着农业的发展,森林部分由于耕地扩大而被清除,部分因为饲养的牲畜数量增加而遭毁坏。尽管牲畜数量扩张的比例不及同样是人类的勤劳所得的谷物数量扩张的比例,但是在人类的照看和保护下,牲畜也开始繁殖起来。人们在丰收的季节储存粮食,以便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喂养牲畜。这样,人类全年为它们提供的食物数量就比在不耕作的自然状态下多得多。不仅如此,人类还为它们驱除敌害,保证它们能够尽情享用大自然赐予的一切。当数量庞大的牲畜群得以徜徉在森林中,即便不会毁坏老树,也会妨碍幼苗的生长,因此,在一两个世纪之内,整片森林就会被毁。结果是,树木的稀缺提高了它们的价格,从而给地主提供了不错的地租。有时他们发现,没有比将最好的土地用于种树更加有利可图的了,木材的利润丰厚足以弥补回报周期长的不足。这似乎是当前大不列颠几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在那里,人们发现种植树木的利润和种植谷物或牧草一样多。地主从种植树木中得到的收益无论在什么地方,至少在大部分时期里,不可能超过谷物和牧草为他提供的地租。在一个高度耕作的内陆国家,它也不可能经常低于这个水平。实际上,在进步国家的沿海地区,如果能够非常方便地得到煤炭作为燃料,有时从耕作不佳的外国进口无果树木用于建筑房屋,比在国内种植树木要更便宜。近年来,在爱丁堡新建的城镇,也许没有一根木材是苏格兰产的。


而且伴随着农业的发展而变化。


无论木材价格高低,如果煤炭的价格使得烧煤的费用和烧柴的费用差不多,我们可以设想,在这样的地方,在这样的条件下,煤炭的价格就会达到极大值。在英格兰内陆的一些地区好像就是这样,尤其是在牛津郡。在那里,即便是普通民众的火炉里,通常都会混用煤炭和木柴。可见,在那里,这两种燃料的价格差别不会太大。

但是,在产煤国家,任何地方的煤炭价格都会低于这个极大值。如果不是这样,它们就不能负担长途运费,无论是经由陆路还是水路运输。当销量很少的时候,煤炭的经营者和所有者会发现,与其以高价少量销售,不如以稍低的价格增加销量,这对他们而言更加有利。最富的煤矿也支配着其邻近地区其他煤矿的煤炭价格。煤矿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发现,以略低于邻近煤矿的价格销售煤炭,要么能够得到更多的地租,要么能够得到更多的利润。很快,邻近的煤矿不得不按照同样的价格销售煤炭,尽管这个低价他们无法承受,尽管这个低价总会减少、有时甚至会完全剥夺他们的地租和利润。一些矿山就这样被完全封掉了,另一些无法承担地租的,只好由矿山所有者来开采。


但是,在产煤国,煤炭价格到处都低于最高水平。


在大部分时间里,煤炭能够销售的最低价格和其他所有商品一样,仅能够支付将产品供应市场所需的资本的折旧和一般利润。在一个地主无法得到地租的煤矿,要么他自己开采,要么弃之不用,这里的煤炭价格一般必然和这个最低价格大致相同。


煤炭的最低价格只能弥补资本折旧加上资本利润。


即便是能够提供地租的煤矿,这个租金在煤炭价格中的比重也低于土地上的大部分其他初级产品。土地的地租一般占到其产品总产量的三分之一,这个数量一般是确定的,不受收成偶然变动的影响。而在一个煤矿,总产量的五分之一就是很大的租金了,十分之一是正常租金,而且租金的数量非常不确定,随着产量的偶然变动而变化。这个变动的幅度非常之大,以至于在三十倍年租是购买田产的中等价格的国家里,十倍年租就是煤矿的好价钱了。


煤炭地租在煤炭价格中的比重低于大部分其他初级产品。


煤矿对于其所有者的价值,通常同时决定于其地理位置和矿藏量,而金属矿的价值受到其矿藏量的影响多于地理位置的影响。当粗金属和贵金属从矿石中分离出来之后,它们的价值是很大的,一般可以负担相当长距离的陆路运输和距离最遥远的海洋运输费用。因此,这些金属的市场不会局限于矿山附近的国家,而是遍及全世界。例如,日本的铜远销欧洲,西班牙的钢铁远销智利和秘鲁,而秘鲁的银不仅在欧洲找到了市场,而且从欧洲转销到中国。


和煤矿相比,金属矿的地理位置对其影响不大,


威斯特摩兰或什罗普郡的煤炭价格对纽卡斯尔的煤炭价格影响极小,而里奥诺尔的煤炭价格对纽卡斯尔的煤炭价格毫无影响。相距如此遥远的煤矿生产出来的煤炭不可能相互竞争。但是,距离遥远的金属矿的矿产品则时常会、而且实际上总是会互相竞争。因此,全世界最富的矿山出产的粗金属或贵金属的价格,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其他矿山的金属价格。日本的铜价必然会影响欧洲铜矿出产的铜价。秘鲁的银价,换言之,在秘鲁白银能够购买的劳动或其他商品的数量,必然会影响不仅是欧洲而且是中国的银矿出产的白银价格。在秘鲁发现了银矿之后,欧洲大部分的银矿都被废弃了。白银的价值下降过大,以至于这些银矿的产品不能支付开采它们的费用,即不能承担开采这些银矿必须消费的衣、食、住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折旧加上一个利润。波托西发现了银矿之后,类似的情况也在古巴和圣地亚哥的矿山发生过。


世界各地的金属之间相互竞争。


因此,各地的各种金属的价格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正在开采的全世界最富有矿山的价格的支配,在大部分矿山,这个价格不可能超出开采成本很多,为地主提供高地租的可能性也极小。据此,大部分矿山的粗金属的价格中地租的比重似乎很小,而在贵金属的价格中这一比例更小。劳动力成本和资本利润占据价格中的绝大部分。


因此,在金属价格中地租的份额很小。


据康沃尔锡矿的副总监博莱斯先生说,在这个矿藏丰富全世界闻名的锡矿,平均而言,地租占到总产品的六分之一。他说,一些矿的地租多些,另一些则少些。在苏格兰,几个矿藏最丰富的铅矿,地租也占到总产品的六分之一。


在康沃尔和苏格兰,锡矿和铅矿的地租大约是总产品的六分之一。


据弗雷齐耶和乌略亚说,秘鲁银矿的所有者常常并不要求经营者的其他承诺,只要求经营者在他们开设的磨坊中研磨矿石,并且支付磨坊的报酬或者支付研磨矿石的一部分。实际上,直到1736年,西班牙国王对矿山征收五分之一的标准银作为税收,这当然可以看作世界上最富有的秘鲁银矿真实地租的大部分。如果不征税,这五分之一的产品自然属于地主,而且原本因为无法承受税赋而被废弃的银矿也可以开采了。康沃尔公爵的锡矿赋税大约是总产值的百分之五或者二十分之一,无论他本人得到了多少,如果是免税的,这个部分都会属于矿山的所有者。但是,如果把二十分之一加上六分之一,你会发现,康沃尔锡矿的全部平均地租和秘鲁银矿相比,大约是十三比十二。但是,即便租金较低,秘鲁的银矿依然无法承受,结果是,1736年秘鲁银矿的税收从五分之一降到十分之一。银税虽然降低了,但是和二十分之一的锡矿税相比,还是刺激了走私,而且走私贵重物品当然比走私大宗商品要容易得多。因此,有人说西班牙国王得不到什么税收,而康沃尔公爵则得到很多。因此,和在最富有的银矿出产的白银相比,地租在最富有的锡矿出产的锡矿石价格中所占比重较大。在弥补开采投入的资本,并支付一般利润之后,粗金属留给矿山所有者的剩余似乎比贵金属要多。


秘鲁银矿的地租大约只有五分之一,现在只有十分之一,


开采秘鲁银矿的利润通常也很微薄。上述两位受人尊敬并熟知当地情况的权威人士称,如果一个人着手在秘鲁开采银矿,那么他离破产就不远了,因此,大家都会回避他以免受牵连。在秘鲁开采矿山和在本地一样似乎都被看成买彩票,中彩的少,不中的多,然而,少数几个大奖却驱使许多冒险者将其财产投入到这项高风险的项目中。


而利润很少。


尽管如此,由于统治者大部分的收入都来自于银矿产品,秘鲁的法律尽可能地激励人们去勘探和开采新矿山。任何发现新矿的人有权在他认为是矿脉的方向划出二百四十六英尺长、一百二十三英尺宽的土地归其所有,在这部分土地上开采无须向地主支付任何报酬。出于自身的利益,康沃尔公爵也曾在古公国内设定类似的法律。任何一个人在废弃的或者未围圈的土地上发现锡矿,都可以根据规定划取一定的范围,这被称为矿山定界。为矿山定界的人成为实际上的矿山所有者,可以自己开采,也可以将矿山租给他人开采,不需要得到原土地所有者的许可,但是要向他缴纳小额的开采报酬。在以上两项法律中,私有财产的神圣权利被预期的公共收入侵犯了。


在秘鲁,为了统治者的利益,鼓励采矿。


在秘鲁同样激励勘探和开采新的金矿,国王对金矿征收的赋税只及标准金块的二十分之一。秘鲁也曾经对金矿征收五分之一的赋税,和银矿一样,后来降至十分之一,但是对于如此轻微的税赋,金矿依然无法承担。尽管税赋如此之低,但是如果像弗雷齐耶和乌略亚所说的那样,很少有人能够通过开采银矿发财,那么通过开采金矿发财就更不可能了。这二十分之一似乎是智利和秘鲁大部分金矿支付的全部地租。和白银相比,人们更愿意走私黄金,不仅因为同等体积的黄金价值更高,而且因为大自然形成黄金的特殊方式。就像其他大多数金属一样,很少能发现纯净的银块,大多数时候它们和其他物质伴生。要把白银分离出来必须通过非常艰辛而且麻烦的操作,由于代价太高,不可能大量分离白银。而且分离银的工作必须在特设的车间里才能顺利进行,这又非常容易被政府官员监查。黄金则不同,被发现时几乎都是纯金。有时黄金成块地被发现,有时即便掺杂着几乎看不出来的砂土或其他无关物质,也能够很容易地通过简短操作将其分离出来,只要有少量的水银,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一间民舍中进行这种简单操作。因此,如果国王仅能在白银上征收少量税收,那么在黄金上,他所获更少。因此,黄金价格中地租的比重比白银更小。

贵金属出售的最低价格,或者它们在长期中能够交换到其他商品的最低数量,由那些确定其他所有商品最低价格的相同原则支配。通常投入使用的资本,即那些将金属从矿山运向市场通常必须消费的食物、衣服和住所,决定了其最低价格。最低价格至少要能够补偿资本折旧加上资本的一般利润。


贵金属的最低价格必须能够弥补资本折旧加上一般利润,


但是,贵金属的最高价格好像不必然由任何东西决定,除了这些金属本身实际上是稀缺的还是丰裕的。贵金属的最高价格不由其他商品的最高价格决定,和煤炭的最高价格由木柴的最高价格决定不同,煤炭再稀缺也不能将价格提高到木柴的最高价格之上。然而,黄金的稀缺性增加到一定的程度,一小块黄金可能比一粒钻石还贵,可以交换大量的其他商品。


而最高价格仅由稀缺性决定。


对贵金属的需求部分源于其有用性,部分因为其美观。除了钢铁之外,它们也许比其他任何金属都有用。因为,它们不易生锈且非常容易保持清洁,考虑到这个因素,它们非常宜于用作餐桌和厨房器皿的原材料。银质的煮器比铅制、铜质或锡制的煮器更清洁,而金质的又比银质的清洁。而贵金属的主要优势在于它们很美观,特别适用于装饰服装和家具。任何颜料或染料都无法像镀金那样光彩夺目。由于稀缺,贵金属的美观更体现出价值。对大部分富人而言,有钱的最大效用在于炫富,而其效用的最高境界在于炫耀自己拥有别人不能拥有的决定性富裕标志。在富人看来,一个有点儿用处,或者比较美观的物件,它的价值会因其稀缺性大大加强。换句话说,得到大量的这种物品需要付出大量的劳动,而只有他们才又能够购买这么多的劳动。对于这类物品,他们愿意花高价购买,而对于更有用、更美观的物品,如果非常普通,他们却出价较低。有用性、美观性和稀缺性是这些金属价格昂贵的基础,换言之,是这些贵金属随处可以交换大量其他商品的基础。贵金属的高价格和它能够用于铸造货币没有关系,在用作铸币之前,它们的价格就已经很高了,高价值恰恰是贵金属宜于铸造货币的原因。尽管如此,铸造货币这种用途引发了贵金属的新的需求,新的需求挤出了贵金属在其他方面的使用,结果可能导致贵金属的价格持续高企,不断增加。


对贵金属的需求源于它们的效用和美观,而稀缺性增强了贵金属在美观方面的价值。


对于宝石的需求完全因为它们的美观。除了装饰,宝石没有其他用处,宝石美观的价值由于其稀缺性而增加,或者由于从矿山中开采宝石的困难和高额费用而增加。在大部分场合,工资和利润是宝石高价的全部组成部分。地租部分极小,有时没有,只有矿藏非常丰富的矿山能够提供大量的地租。当珠宝商塔韦尼耶造访戈尔孔达和维沙波尔两地的金刚石矿时,他被告知,开采矿山全部为了国王的利益,而国王下令除了那些产量最大、品质最好的矿山,全部都要关闭。对于所有者而言,似乎开采其他矿山得不偿失。


人们需要宝石,因为它们的美观,这份美观因为稀缺性得到加强。


由于全世界贵金属和宝石的价格都由矿藏最丰富的矿山出产的贵金属和宝石的价格支配,二者能为其所有者提供的地租不和它们的绝对矿藏量成比例,而是和它们的相对丰裕程度成比例,换言之,与它相对于其他同类矿山的优越程度成比例。如果又发现了新矿山,其相对于波托西矿山的优势就像波托西相对于欧洲矿山的优势一样,那么白银就会大幅贬值,以至于连波托西矿都不值得开采。在西班牙发现西印度之前,欧洲最富有的矿山曾经为他的所有者提供的地租数量,同如今秘鲁最富的矿山为其所有者提供的地租一样多。虽然当时白银的数量比现在少,但是白银能够换取的其他商品的数量可能和现在一样多,因此,土地所有者的地租能够使他交换或者支配的劳动或商品的数量和今天一样多。无论是产品还是地租的价值,换言之,无论是它们为公众还是为土地所有者提供的真实收入,可能都和今天一样多。


贵金属和宝石矿山的地租不和矿山的绝对矿藏量而是和其相对矿藏量成比例。


最富有的贵金属矿山或者最富有的宝石矿山给这个世界增加的财富极少。一种产品的价值主要源于稀缺性,必然会因为供给丰富而贬值。这类产品供给丰富的全部好处在于,人们现在可以用更少的劳动或者其他商品,换取金银餐具或者装饰奢华的服装和家具。


贵金属和宝石供给丰富不能给世界增加财富。


土地就不一样了。土地产品和土地租金的价值,与土地的绝对丰裕程度而非相对丰裕程度成比例。一块出产一定数量食物、衣物和屋舍材料的土地,总是能够为一定数量的人口提供衣、食和住的功能。无论地主占有多少这些产品,它们总能赋予地主支配对应数量劳动的能力,或者支配这些劳动力能够为他提供的产品。最贫瘠土地的价值不会因为其邻近地块的丰裕而下降。相反,它的价值会因之上升。肥沃的土地供养了大量的人口,它们为贫瘠土地的部分产品提供了市场,而贫瘠土地产品自身能够供养的人口不可能提供这样大的市场。


但是,土地产品和土地地租都由土地的绝对丰裕程度决定。


无论肥沃的土地增加了多少食物的供给,不仅增加了已改良的土地的价值,而且同样增加了其他许多土地的价值,因为增加的食物为其他的土地产品创造了新需求。食物供给丰富是土地改良的结果,许多人因此得到多于其消费需要的分配数量。这是导致对贵金属和宝石需求大增的主要原因。同时,对于服装、房屋、家具和设施的各种便利和装饰需求也增加了。食物不仅是世界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丰富的食物供给使得其他财富拥有了价值。古巴和圣地亚哥的穷苦居民,在被西班牙人发现之前,将小金块用于头发和服装的装饰。他们对金块的评价好像跟我们对那些外观不错的小鹅卵石的评价一样,它们值得我们将它们检起来,但是如果有人向我们索取,却不值得拒绝。新客人一开口,他们就把金块拱手相送,似乎不认为他们送给客人的礼物有多珍贵。看到西班牙人对黄金如此狂热,他们非常吃惊。他们完全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国家,那里的许多人民都有大量他们常年缺乏的食物剩余,以至于这些人民愿意用足以维持一个家庭多年的食物去换取少量闪闪发光的小东西。如果他们知道原因,就不会为西班牙人对于黄金的狂热而吃惊了。


食物的丰裕增加了其他商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