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论总能提供地租的土地产品
既然和所有动物一样，人类繁殖的速度依据可获得的生活资料的数量，那么对食物总是或多或少有所需求。食物总是能够购买或者支配或多或少的劳动数量，我们总能找到为了得到食物而愿意工作的人。诚然，考虑到有时会向工人支付高工资的情形，食物能够购买到的劳动数量，并不总是和用最经济的使用方式食物能够供养的劳动数量相等。但是，等量食物总能够按照周边地区的工资水平雇用到等量劳动。
食物总是能够购买到它能负担的劳动数量。
但是，无论位置如何，即便用最慷慨的方式供养劳动，土地产品也总是远多于维持那些生产、运输这些产品的必要劳动所需要的食物数量。剩余部分也总是多于重置雇佣劳动的资本以及支付其利润所需要的数额。因此，土地产品总有剩余部分可以转化为地租。
几乎所有土地生产的产品都多于维持劳动者生存、支付资本利润所需的程度，从而能够提供地租。
挪威和苏格兰最荒凉的旷野产出一种牧草，在这片旷野上饲养的牛群，其产奶量和繁殖的小牛除了足以维持养牛的工人、支付农场主或牛群主人的普通利润之外，通常还能为地主提供小额的地租。牧草的质量越好，牧场的租金越高。同样面积的高品质牧场，不仅能够饲养更多的牛群，而且由于牛群集中，因此照看牛群及收获相关产品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将减少。因此，地租以两种方式增加：其一是产品数量的增加；其二是产品数量中用于维持劳动力的比例减少。
无论生产什么，地租不仅依据其肥沃程度不同而不同，而且还依据位置不同而不同。肥沃程度相同，邻近城镇的土地提供的地租高于远离城镇的土地。虽然在其上耕作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一样，但是将远距离土地上的产品运往市场所需要的劳动力更多。因此，农产品中用于维持劳动力的比例增加，而作为农场主利润和地主租金来源的剩余部分比例减少。但是，正如前面说明过的，远离城镇地区的利润一般都比城镇近郊要高一些。因此，那已缩减了的剩余部分中属于地租的份额将会更小。
地租依据土地位置和肥沃程度不同而不同。
良好的道路、运河及可通航的河流减少了运输费用，使得偏远地区的运输费用接近于都市邻近地区。它们是所有改良中最有实效的。它们促进了偏远地区的耕作，而在乡村，这些偏远地区范围最广。因为打破了其邻近乡村的垄断，这些改良对都市有利。它们甚至还有利于原先具有垄断特权的乡村。尽管交通改良向传统市场引入了一些竞争性的商品，但是，与此同时，交通改良也为乡村的产品打开了新市场。除此之外，垄断是优质管理的大敌，优质管理只有在自由、普遍的竞争条件下才能够建立，因为只有自由、普遍的竞争才能迫使每一个人为了自身的利益采取优质管理。就在不到五十年前，伦敦附近的一些郡县向议会请愿，反对将征税道路延伸到偏远的乡村。①他们指出，这些偏远的乡村由于可以雇用到廉价劳动力，因此能够在伦敦市场上以低于他们的价格出售牧草和谷物，从而导致他们的地租减少及农业耕作衰败。从那时起，他们的地租和农业耕作状态都得到了改善。
良好的交通状况使得地租减少了。
一块中等肥沃程度的农田，其粮食产量要高于同等面积最优质牧场的产量。尽管耕作同等面积的农田需要的劳动力更多，但是扣除补偿种子和维持劳动者的部分之后，剩余同样也更多。因此，如果一磅肉的价值不高于一磅面包的价值，那么更多的剩余意味着更多的价值，就为农场主和地主提供了更多的利润和地租基金。这种情况在农业社会早期阶段似乎非常普遍。
扣除维持劳动力的产品后，农田比牧场生产的剩余多。
但是，在农业社会的不同时期，这两种不同食物——谷物和肉类——的相对价格差别很大。在农业社会最早期，国内大部分未开发的土地都用于畜牧。彼时，肉类的数量多于面包，因此，面包是需求竞争最大的产品，从而出售的价格最高。据乌略亚说，四五十年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四里亚尔，合二十一便士，是一头牛的通常价格，而且可以在两三百头牛中任意挑选。乌略亚没有提到面包的价格，可能是因为他认为它不值一提。他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头牛的价格略高于逮到一头牛耗费的劳动的价格。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没有大量的劳动是无法生产谷物的，而且阿根廷位于普拉特河附近，这条河当时是欧洲人前往波托西银矿的直达线路。在这个地方，劳动力是不可能很便宜的。当耕作延伸至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时，情况就不一样了。此时，面包的数量多于肉类，竞争的方向发生转换，肉类的价格将高于谷物的价格。
早期，肉类比谷物便宜，
由于大量耕作未开发荒地，肉类需求的供应开始短缺。大量耕作的土地必须被用来饲养牲畜，因此，牲畜的价格除了足以支付饲养它们所必需的劳动力之外，还必须能够支付土地用于耕作时地主能够从中得到的地租，以及农场主能够得到的利润。在未开垦的荒地上饲养的牲畜，在同一个市场上依据其重量和品质，与在充分开发的土地上饲养的牲畜按照相同的价格出售。因此，荒地的所有者将从中获利，地租将根据牲畜的价格成比例地提高。就在不到一个世纪以前，苏格兰高地上的许多地区，肉类的价格等于或者低于燕麦面包的价格。英格兰和苏格兰统一后，为苏格兰的肉类打开了英格兰的市场。现在，苏格兰肉类的价格大约是本世纪初的三倍，同时，许多苏格兰高地的租金增加了两到三倍。现在，大不列颠的大部分地区，一磅优质肉类的价格一般而言高于两磅优质白面包的价格，而在丰收的年份，甚至能值三到四磅优质白面包的价格。
但是，后来肉类变得更贵了，
所以，伴随着改良的进程，未改良牧场的地租和利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已改良牧场的地租和利润的支配，而已改良牧场的地租和利润，又受到农田的地租和利润的支配。谷物每年收获一次，而肉类的生产周期需要四到五年。因此，同一亩土地，肉类的产量将比谷物产量低得多，产量低的劣势必须用高价格来弥补。如果弥补过头，更多的谷物耕地就会转化为牧场；而如果弥补不足，部分牧场就会复垦耕作谷物。
并且，牧场的地租和谷地一样高，
我们必须了解，生产牧草的土地和生产谷物的土地，即直接生产牲畜的消费品的土地和直接生产人类消费品的土地，它们的地租和利润的相等只发生在一个大国大部分已改良的土地上。在局部地区，情形则不相同。种植牧草的地租和利润有可能高于种植谷物。
有时甚至更高，
因此，在一个大城镇的周边，对奶制品及马饲料的需求，再加上肉类的高价，通常会提高牧草相对于谷物而言的价值。这些局部地区的优势显然不能延伸到偏远地区。
就像大城市附近的情形，
有些特殊原因有时会导致一国人口过多，乃至于全部国土，像大城市的周边地区一样，不足以生产维持其居民所需的牧草和谷物。因此，这些国家的土地原则上都用于种植牧草，或者此类体积大、难以远距离运输的商品；而谷物，作为大部分居民的食品，主要从国外进口。荷兰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在罗马的鼎盛时期，古代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也出现过这种情形。西塞罗告诉我们，老加图曾说，经营私人土地时，牲畜饲养得好是最有利可图的，占第一位；牲畜饲养得一般，占第二位；牲畜饲养得差，占第三位；而耕作土地仅名列第四。实际上，当时位于罗马附近的古代意大利，那里的农业耕作时常因为罗马将谷物无条件或者以低价格分配给它的人民而受到极大损害。这些谷物来自于被征服的省份，其中一些省份被迫按照大约每配克六便士的价格将产出的十分之一出售给共和国，以此代替税收。谷物按照如此低价分配给人们，必然压低了从拉丁或罗马其他原有领地上运往罗马市场的谷物的价格，当然也会抑制这些地区的谷物种植。
或者一个人口众多需要进口粮食的国家的情形，荷兰和古代意大利就是如此。
在一个主要产品是谷物的开放国家，一块围圈种植牧草的草地通常比附近谷地的地租要高。围圈草地便于饲养用于耕地的牲畜，因此它和使用牲畜耕作的谷物地不一样，它的高地租并不和自身的产物价值成比例。如果围圈草地周围的土地都同样围圈起来，那么围圈草地的地租将会下降。苏格兰目前围圈土地的高地租似乎因为围圈土地的稀少，一旦围圈土地多起来，地租就会下降。围圈土地用于畜牧比种植谷物有利，因为它不仅可以节省照料牲畜的劳动，而且牲畜在没有看护人和守护狗干扰下的饲养效果更好。
有时在围圈土地比较稀少的国家也会发生类似的情形。
但是，在那些没有以上地域性优势的地方，最适于种植谷物或其他人们日常食用的蔬菜，这类土地的地租和利润将支配牧场的地租和利润。
正常情况下，谷物地地租支配牧场地租。
人工饲料的使用，如白萝卜、胡萝卜、卷心菜，以及使用其他方法，将使得同一块土地上饲养的牲畜比用天然牧草饲养的更多，这些方法将会或多或少地缓解发达国家肉类价格高于面包价格的预期。实际情况似乎印证了这个说法，现实证明，相对于上个世纪初而言，至少现在伦敦市场上的肉类和面包之间的比价下降了很多。
饲养牲畜的新方法的使用，降低了肉类相对于面包的价格。
伯奇博士在《亨利亲王传》的附录中列举了亲王日常支付的肉类账单。购买一头重六百磅的牛通常花费亲王九英镑十先令左右，即每一百磅牛肉值三十一先令八便士。亨利亲王于1612年12月6日去世，时年十九岁。
十七世纪初，肉类价格较高。
1764年3月，议会曾调查当时食品价格高企的原因。在各种证据中，一位弗吉尼亚商人作证如下：1763年3月，他为其商船配备补给时，一百磅牛肉需要二十四到二十五先令，这是当时的中等价格；而到了1764年，物价高涨，同质同量的牛肉需要二十七先令。我们看到，即便是1764年的高价，还是比亨利亲王时期的中等价格便宜四先令八便士。需要强调的是，只有上好的牛肉才适于腌制以便在远距离航海途中食用。
高于1763年和1764年；
亨利亲王支付的平均价格是每磅三又五分之四便士，其中包括上等肉和下等肉；根据这个推算，当时上等肉的零售价格不可能低于每磅四又二分之一便士或五便士。
1764年议会调查时，证人证明，当时上等牛肉的价格是每磅四便士或四又四分之一便士，而下等牛肉的价格大约从一又四分之三便士到二又二分之一和二又四分之三便士之间。他们说这个价格总体而言比3月要高出二分之一便士。但是，即便价格如此高涨，也比我们能够推测的亨利亲王时期的一般零售价格便宜许多。
在上个世纪的头十二年里，温莎市场上的上等小麦的平均价格为每夸特（合九温彻斯特蒲式耳）一英镑十八先令三又六分之一便士。
而小麦则很便宜。
但是，包括1764年在内的此前的十二年里，在同一个市场同样数量的上等小麦的平均价格为二英镑一先令九又二分之一便士。
因此，上个世纪的头十二年和1764年之前的十二年相比，小麦便宜得多，而肉类则贵得多。
所有大国开发土地的大部分，要么用于生产人类的食物，要么用于生产牲畜的食物。这些土地的地租和利润支配着其他开发土地的地租和利润。如果其中某种产品提供的利润或地租较少，那么土地很快就会转用于种植谷物或牧草，而如果其中某种产品提供的利润或地租较多，那么用于种植谷物或牧草的土地也会很快转用于生产这种产品。
谷物地和牧场的地租和利润支配其他土地的地租和利润。
诚然，为了使得土地能够适用于这些产品的生产，也许需要一大笔初始的改良费用，或者需要每年投入较多的开发费用，但是生产这些产品和种植谷物、牧草相比，在前一种情况下往往能够提供更多的地租，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往往提供更多的利润。然而，这些额外的收入只不过是额外支出的合理利息或者报酬而已。
其他土地明显的额外地租或利润，只不过是额外支出的利息
种植啤酒花、水果或者蔬菜的园子，一般而言，其地主的地租和农业资本家的利润，都会高于种植谷物或牧草的土地。但是，将土地改造成适于种植以上产品的状态，需要投入额外的费用，因此一个较大的地租必然应当属于地主。它们同样需要更加精细和专业的管理。因此，一个较大的利润必然应当属于农业资本家。况且，啤酒花和水果的收成波动还很大。因此，价格除了补偿所有通常的损失之外，还必须能够提供类似用于保险的利润。园林工作者的技术水平一般而言属于中等，这向我们证明了，他们卓越的技能一般并不会得到过多的报酬。很多有钱人为了自娱也在学习这些精巧的技艺，以至于为了获利而学习该项技能的人并没有太多的优势，因为那些本该是他们首选客户的人都亲手种植珍稀植物。
例如，种植啤酒花和水果的园子，
地主从这类土地改良中得到的利益，似乎仅能弥补初始投入的费用。古代耕作中，除了葡萄园之外，灌溉良好的菜地似乎是所有农业用地中产品价值最高的部分。但是，被古人尊为农业技术之父的德谟克利特，大约在两千年前写了一本关于农业的书，他认为围圈菜地不是明智之举。他说，菜地的利润不足以弥补石墙的成本，而且那些砖块（我想他指的是太阳晒干的那种）受到日晒雨淋的侵蚀，时常需要修补。西班牙人科卢梅拉引用了德谟克利特的话，他没有反驳他，而是建议了一个更加多产的方法，即用荆棘制作篱笆。他说，根据他的经验，用荆棘制作篱笆，既经久耐用，又能够防范侵入。然而，在德谟克利特时期，这种方法似乎并不普及。后来瓦罗推荐过科卢梅拉的方法，而帕拉迪乌斯则运用了这种方法。根据这些古代农业家的意见，菜园的产出似乎并不多于特殊的栽培技艺或者灌溉需要的费用。因为，在那些距离赤道较近的国家，那时候的人们和今天一样认识到，需要一股水流来导入菜地的全部地表层。在整个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今天人们并不认为蔬菜园需要建造一个比科卢梅拉建议的更好的围栏。在大不列颠和其他一些北方国家，没有围墙的保护很难生产出优质的水果。因此，在这些国家，水果的价格必须足以支付建造和维护必不可少的围栏所耗费的成本。人们常常在菜园周边种植果树，这样菜园就可以既得到围栏的保护，又不必用其产品支付成本。
或者菜园。
适当耕作、完美维护的葡萄园，是农业中最有利可图的部分，这似乎是古今中外所有葡萄酒生产国公认的毋庸置疑的真理。但是，我们从科卢梅拉那里得知，开垦一个新葡萄园是否有利可图，是古代意大利农业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科卢梅拉像一位酷爱新奇植物的人一样，决定通过对比葡萄园的收益和成本，竭力证明开辟新葡萄园是一项最有利可图的土壤改良，以支持葡萄园的种植。然而，关于新项目的成本收益对比通常并不可靠，在农业中尤其如此。如果新葡萄园的种植收益果真像科卢梅拉估计的那样大，那么就不会有任何争议了。同样的争论在今天的葡萄酒生产国时有发生。这些国家的农业家实际上都爱好并且推广高级的种植，他们似乎都倾向于支持科卢梅拉对葡萄园的偏爱。法国现有葡萄园的所有者竭力阻止开辟新葡萄园的迫切心情，似乎支持了这些人的观点，并且似乎暗示着他们也有类似的经验，即今天在葡萄酒生产国种植葡萄园是最有利可图的。然而，这也同样暗示着其他观点，即一旦现在取消限制自由种植葡萄园的禁令，那么种植葡萄园的超额利润就会荡然无存。1731年旧葡萄园主们得到一条禁令，禁止开辟新葡萄园，停种两年以上的旧葡萄园禁止翻新。除非该省的省长证实他亲自查验了该地块，并且发现该地块的确不适于种植其他任何农作物，国王才会特许经营。这项禁令的出发点在于，当时谷物和牧草稀缺，而葡萄酒过剩。但是，如果葡萄酒的确过剩，经营葡萄酒的利润会降低到谷物、牧草的自然利润率之下，那么不需要任何禁令，就会非常有效地限制新葡萄园的开辟。因为葡萄园的扩张导致谷物供给不足，在法国的葡萄酒生产省份，那些适宜种植谷物的土地耕作最仔细，例如勃艮第、吉耶讷和上朗格多克就是如此。在一种种植业中大量雇用劳动力，必然会激励另一行业中的就业，因为前者为后者提供了现成的产品市场。依靠减少能够购买葡萄酒的人数来刺激谷物种植最不可靠，就像通过限制工业来刺激农业发展的政策一样。
因此，那些需要一大笔初始改良费用才能使土壤适应种植需要，或者需要每年投入更多耕作费用的产品，尽管它们的地租和利润经常比谷物和牧草的多一些，但是，当额外的地租和利润不能弥补额外的费用时，这些产品的地租和利润实际上还是由那些普通作物的地租和利润支配的。
诚然，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适于种植某种作物的土地数量太少，以至于不足以满足有效需求。此时，全部产品就会被分配给那些愿意出更高价格的人，这个高价多于将产品供给市场所必需的自然率水平上的全部地租、工资和利润，或其他大部分耕作土地获得的全部地租、工资和利润。这类产品售价在支付全部开发和耕作费用之后的剩余，在且仅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和种植谷物或牧草获得的类似剩余不成比例，而且超过的程度可能或大或小，并且超额收入的大部分自然而然地以地租的形式落到地主手里。
还有，适合种植某种特殊产品的土地可能存在垄断，
例如，我们必须理解生产葡萄酒的地租和利润与生产谷物和牧草的地租和利润之间的、通常且自然的比例仅在以下情况下才会出现，即这些葡萄园生产出来的只是优质的普通葡萄酒，它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被种植，无论土壤是松软的、含有沙砾的还是沙子地，并且，这些葡萄酒除了浓度和养生价值之外没有任何特点值得称道。只有这种葡萄园，一国普通土地才能和它进行比较；而对于那些拥有特殊品质的葡萄园，一国普通土地显然是无法与其竞争的。
例如，那些生产特殊品质的葡萄酒的土地，
和其他果树相比，葡萄树的生长更容易受到土质的影响。据说，在某种土地上生产出来的葡萄具有某种特殊的口味，这是任何工艺或者管理所不能实现的。这种特殊的口味无论是客观存在的，还是源于人们的心理作用，有时仅限于少数葡萄园的产品，有时在一个小地方的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生产，有时在一个大省的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生产。这类葡萄酒的全部产量供应市场都不能满足有效需求，或者不能满足那部分人的需要，他们愿意付出的价格足以支付根据自然率或根据其他葡萄园通常支付的、将葡萄酒运向市场所必需的全部地租、利润和工资的人的需求。因此，全部产品将分配给那些出高价的人，这必定会将这类葡萄酒的价格提高到普通酒价格水平之上。价格会差多少，决定于这类葡萄酒的流行程度，以及稀缺程度引致的消费者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无论如何，价格差别的大部分都会形成地租归地主所有。尽管这些葡萄园通常比其他葡萄园耕作得更加精细，但是葡萄酒的高价格与其说是精耕细作的结果，还不如说是精耕细作的原因。种植此类高价葡萄时，疏于管理所造成的损失之大，以至于最粗心大意的人也不得不多加小心。因此，高价格中的一小部分是用于支付额外耕作的劳动工资，以及推动这份额外劳动的额外资本的利润的。
欧洲国家在西印度占领的产糖殖民地堪比这些珍稀的葡萄园。所有殖民地的糖产量不能满足有效需求，因此只能分配给那些出价较高的人，这个高价多于将产品供给市场所必需的全部地租、工资和利润，这个水平的地租、工资和利润是其他产品生产通常必须支付的。据精通交趾支那农业生产的普瓦夫尔先生说，在那里优质白糖通常的出售价格是每公担三皮阿斯特，合十三先令六便士。这里所说的公担大约重一百五十到二百巴黎磅，即平均一百七十五巴黎磅。这个价格将英国每百磅的白糖价格降到了八先令，不及从我国殖民地进口的红糖和粗砂糖价格的四分之一，优质白糖价格的六分之一。在交趾支那大部分开垦的土地用于种植当地人们的主要食物——谷物和水稻。谷物、水稻和糖之间的价格必然保持着自然的比例。这个比例是在已开垦的土地上生产的大部分作物之间自然形成的比例，它能够尽可能地按照可计算的通常土地改良的初始投入和耕作的每年投入来补偿地主和农场主。但是，在我们的产糖殖民地，白糖价格和无论来自欧洲还是美洲的谷物、水稻价格都不成比例。据说，甘蔗园主期望糖酒和糖蜜两项就能够支付全部耕作成本，而糖则全部是纯利润。如果这是真的，我实在不敢苟同，就像是种植谷物的农夫期望糠皮和麦秸两项就能够支付全部耕作成本，而谷物全部都是净利润一样。我经常看到，在伦敦的商人社团或其他贸易城市在我国的产糖殖民地购买荒地，他们打算委托代理机构开垦、耕作这些土地以获取利润，全然不顾路途遥远，而且当地的法律制度还不完善，收益也不确定。而在苏格兰、爱尔兰和北美出产谷物的省份，即便是当地司法制度相当完善，可以确保正常收益，也没有人愿意用同样的方式开垦和耕作当地最肥沃的土地。
以及西印度的产糖殖民地，
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由于利润丰厚，人们更愿意种植烟草而不是谷物。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种植烟草也许更有利，但是几乎在整个欧洲烟草都是一个基本的课税对象。可以设想，由于国内随处可以种植，对不同的农场征税的难度当然会大于在海关征收单一的进口税。由于这个原因，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竟然荒谬地禁止种植烟草，这必然赋予那些允许种植烟草的国家某种垄断权力。当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生产出最大产量的烟草时，它们尽管也存在一些竞争者，但是极大地享受着这种垄断的好处。然而，种植烟草好像不如种植甘蔗那么有利可图。我从未听说过居住在大不列颠的商人将资本投入到烟草种植的土地改良和耕作中去，而且我们常常看见从产糖小岛上发财归国的种植业者，而从烟草殖民地归国的人赚得就没有那么多了。尽管在这些殖民地种植烟草相对于谷物而言是首选，欧洲的烟草有效需求未得到充分满足，但是，烟草供给相对于白糖而言和有效需求更加接近。尽管烟草的现价比按照谷物地通常支付的、将其供应市场所必需的全部地租、工资和利润的数量要多，但是超过的份额不如白糖。因此，我们的烟草种植者非常担心烟草的供给过剩，就像法国旧葡萄园主担心葡萄酒供给过剩一样。通过议会颁布的法令，他们规定每个从十六岁到六十岁的黑奴只能种植六千本烟草，预计产量为一千磅。他们计算，这样一个黑奴除了种植这么多数量的烟草之外，还可以耕作四英亩印第安谷物。据道格拉斯博士说（我认为他的资料并不可靠），有时为了防止市场上存货积压，他们甚至在丰收的年份将每个黑奴的产量烧毁一部分，就像传说中荷兰人烧毁他们的香料一样。如果必须采用如此极端的做法才能保持市场上的烟草价格，种植烟草相对于种植谷物而言，即便尚存一些优势，也难以长期维系。
或者垄断程度较轻的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烟草种植。
正是以这种方式，生产人类食物的土地地租支配着其他大部分开垦土地的地租。没有什么产品提供的地租会长期低于这个数量，因为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土地即会转为他用。同时，如果有某种商品通常能够提供高额地租，一定是因为适宜种植这种产品的土地数量有限而不能满足有效需求。
因此，种植粮食的土地的地租支配大部分其他土地的地租，
在欧洲，谷物是直接供应人们食用的主要粮食。因此，除非位置特殊，欧洲的谷物地的地租支配着其他所有耕作土地的地租。英国不必羡慕法国的葡萄园，也不必羡慕意大利的橄榄园。除非地理位置优越，这些种植园的地租受制于谷物地的地租。而在英国，谷物地的肥沃程度毫不亚于以上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
在欧洲，谷物地的地租支配生产其他粮食的耕作土地的地租。
如果一个国家的居民通常最喜爱的素食来源于某一种植物，这种植物在相同或相近的耕作条件下，其产量要是大大超过最肥沃谷物地的谷物产量，那么在支付了劳动力的工资、补偿了农场主的资本折旧，以及为他提供一般利润之后，保留在地主手里的地租或者剩余食物的数量肯定较大。无论该国劳动力的通常维持费用是多少，更多的剩余食物意味着可以供养更多的劳动人口，当然也使得地主又能够购买或者支配更多的劳动力。地租的实际价值，即地主真实的购买力和支配力，他人劳动为地主提供的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数量必然更大。
如果日常食用的作物产量大、剩余多，地租也会较高，
水稻田的产量大大高于最肥沃的谷物地的产量。据说，每亩稻田每年收获两次，每次收获量是三十到六十蒲式耳。因此，尽管耕作稻田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但是扣除供养劳动力所需之后，依然还有大量剩余。因此，在那些人们习惯于食用稻米的稻米生产国，和谷物生产国相比，将会有大量剩余产品归属于地主。在卡罗来纳，像其他英属殖民地一样，那里的种植业者通常既是农场主也是地主，因此，在那里地租通常和利润混合在一起，人们发现种植稻米比种植谷物更加有利可图，尽管在那里稻米一年仅收获一次，而且秉承欧洲的传统习惯，在那里稻米并不是人们通常最喜爱的食物。
例如，水稻，
好的稻田一年四季都是沼泽地，而且有一季充满了水。这样的地既不适宜种植谷物，也不适宜种植牧草、葡萄。实际上，不适合种植其他任何有用的植物性食品；同样，适合种植其他植物的土地也不适合种植水稻。因此，即便是在水稻生产国，水稻田的地租也不能支配其他耕地的地租，因为后者不能转化为前者。
马铃薯地的产量不比稻田差，而比小麦田好。一英亩马铃薯地产出马铃薯一万二千磅和一亩小麦田产出小麦二千磅相比，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产量。实际上，从这两种植物中提取的粮食或者固体养料并不和它们的重量成比例，因为马铃薯的含水量较大。然而，即便因为含水量减去一半的重量，仍然有很大的剩余。一英亩马铃薯地仍然可以提供六千磅的固体养料，这个数量是一英亩麦田的三倍。一英亩马铃薯地的耕作成本低于一英亩麦田，而麦田在播种前还需要休耕一段时间，这笔费用大大超过马铃薯地通常需要的锄耕等额外的费用。如果这种块茎食物未来能够成为欧洲任何一个地区人们日常喜爱的食物，像一些水稻生产国的水稻一样，从而使得种植马铃薯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比重和现在种植小麦及其他人类食物的土地占比相等，那么同样数量的耕作土地将能养活多得多的人口。当劳动者通常依赖马铃薯供养的时候，在弥补资本折旧和维持劳动力生存之后的剩余也会更大，剩余中的大部分也将归地主所有。人口将会增加，地租也会大大高于现在的水平。
或者马铃薯。
适宜种植马铃薯的土地也适合种植其他一切有用蔬菜。如果种植马铃薯的土地面积占比能够和现在的谷物一样，那么，马铃薯地的地租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支配其他大部分耕作土地的地租。
我曾听说，在兰开夏的一些地方人们认为，劳动者吃燕麦面包比吃小麦面包更不容易饿，在苏格兰我也常听到同样的观点。但是对其真实性，我却非常怀疑。经常食用燕麦面包的普通苏格兰人，和经常食用小麦面包的同一阶层的英格兰人相比，既没有他们健壮，也没有他们有型。苏格兰人工作没有英格兰人努力，看上去形象也不如他们。由于在两个地区上流人群中间没有这种差异，经验似乎表明，苏格兰普通民众的食物不如他们同阶层的邻居英格兰人的食物那么适合人类的体质。但是，就马铃薯而言，情形似乎有所不同。伦敦的轿夫、脚夫、煤炭挑夫，以及那些靠卖淫为生的可怜妇女，他们也许是英国领土上最强壮的男人和最美丽的女人。据说，其中的大部分来自爱尔兰的最低阶层，他们通常的食物就是马铃薯。在所有食物中，马铃薯的营养是最可信的，最适于人类的体质。
小麦也许是比燕麦好的食物，但是不如马铃薯。
马铃薯的储存难以超过一年，更不可能像谷物那样储存两三年。由于担心不能在腐烂之前将它们销售掉，妨碍了马铃薯的种植。也许这同样是在各大国马铃薯不能像面包一样成为不同阶层人民的基本植物性食物的主要原因。
然而，马铃薯容易腐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