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论劳动工资
本章导读：在这一章中，斯密讨论了劳动者货币工资的决定因素。劳动者的货币工资主要由工人和雇主谈判决定，或者说决定于劳动供求力量之间的对比。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水平，是劳动者维持自身及其家庭的最低生活费用。而一国财富增长得越快，收入和资本积累得越多，用于雇佣劳动的专用基金就越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就越高，很可能会高于最低生活状态。理论论述之后，斯密讨论了几种影响劳动者工资水平高低的具体因素。
劳动产品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或劳动工资。
劳动产品是劳动者的自然报酬。
在土地尚未私有、资本尚未积累的原始状态下，劳动产品全部归劳动者所有。他不需要和地主或者领主分享劳动产品。
最初，所有产品属于劳动者。
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劳动分工引发的效率改进，应当会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并且所有的商品都将更加便宜。由于等量劳动生产的产品天然地可以相互交换，用以交换的产品所包含的劳动量自然就更少了。
如果这种状态保持下去，所有产品都将更加便宜，
尽管所有商品实际上更加便宜，但表面上许多商品显得比以前更加昂贵，或者说可以交换更多数量的其他产品。例如，假设大部分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十倍，或者说一天的劳动可以生产十倍的初始产量，但是在一些特殊行业，劳动生产率只增加了一倍，即一天的劳动产品数量是初始状态的二倍。用劳动生产率提高较多的产品和提高较少的产品交换，前者十倍数量的劳动产品只能换得后者二倍数量的商品。因此，后者的一定数量，例如一磅重的物品，似乎比以前贵了五倍。尽管交换这种商品需要五倍的其他产品，但实际上生产和购买这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数量只是从前的一半。因此，获得该物比从前容易两倍。
尽管表面上许多物品可能更加昂贵了。
但是，劳动者独享劳动产品的原始状态很快就结束了，人类开始了土地私有化和资本积累的时期。因此，在劳动生产率极大提升之前，这种原始状态就已经结束了，从而没有必要继续深入研究它对劳动报酬和劳动工资的影响。
这种状态终止于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的出现。
土地一旦成为私有财产，地主就会要求分享从其拥有的土地上生长或收获的几乎所有劳动产品的一部分。地租是从农业劳动产品中扣除的第一个部分。
地租是第一个扣除部分，
农业劳动者很少拥有足够维持生存到收获时节的生活资料，他的生活资料一般来源于雇用他的雇主的积蓄。农场主雇用农业劳动者的前提是，要么分享后者劳动产品的一部分，要么获得预先垫付的积蓄加上一个利润额。因此，利润是从农业劳动产品中扣除的第二个部分。
利润不仅是农业中的第二个扣除部分，
扣除利润，不仅农业劳动产品是这样的，几乎其他所有产品都是如此。在一切手工业和制造业中，大部分工人都需要雇主为他们预先垫付劳动原材料、工资和生活必需品，直到工作完成为止。雇主分享他们的劳动产品，或者分享劳动加诸于原材料所增加的价值，这一份额就是利润。
也是其他手工业和制造业的扣除部分。
实际上，有时候个体劳动者拥有足够的资金购买工作的原材料，以及维持生活直到工作完成。他既是雇主又是雇工，因此独享全部劳动成果，或者独占劳动加诸于原料所增加的价值。这部分增值包含原属于两个主体的两种意义的收入——资本利润和劳动工资。
个体劳动者同时得到工资和利润。
尽管如此，此类情形并不普遍。在欧洲的任何一个地区，二十个受雇于人的工人才对应一个个体劳动者。劳动工资普遍被理解为雇主和雇工为两个不同个体时劳动者的报酬。
但是这种情况不常见。
一般而言，劳动工资的高低取决于劳资双方签订的合约。劳资双方的目标完全不同，工人盼望多得，雇主期望少给。前者联合起来争取高工资，后者联合起来压低工资。
工资决定于雇主和雇工之间的合同约定。
然而在一般场合，不难预见在两派争夺中谁更占据优势，能够成功迫使另一方接受他们的条款。雇主由于人数较少，易于联合。除此之外，法律支持、至少不阻挠他们的联合，而对于工人联合，法律是严令禁止的。我国没有一条法令禁止雇主联合降低工人工资，但是却有很多条法令禁止工人联合要求提高工资。在这些争端中，雇主比雇工更能坚持到底。地主、农场主、工厂主，包括商人，即便不雇用一个工人，也可以依靠其积累资金生活一两年。没有工作，许多工人坚持不了一周，极少能挺过一个月，能坚持一年的几乎没有。尽管在长期，工人之于雇主的必要性和雇主之于工人一样，但是在短期，二者的相互依赖却是不对等的。
雇主拥有更多的优势，
据说，我们很少听到雇主之间会联合，却常常听到工人之间的联合。但是，谁要是据此假想雇主事实上真的很少联合，他就未免过于不谙世事了。雇主们随时随地保持一种秘而不宣、团结一致的联合，力保工人工资低于实际工资水平。无论何地，雇主背叛联合体都不常见，并且会被近邻或同阶层的人所耻笑。实际上，我们很少听说这类联合，因为有人会说，这是天然的结合，没有人会知道。雇主有时也会建立特殊的组织，以期将工人工资降低到实际工资率以下。但是在采取行动之前，他们会始终保持完全沉默，保守秘密。有时，工人能够明确意识到雇主的密谋，但他们却毫不抵抗地屈服，其他人无法得知事实的真相。但是，这些组织时常也会受到与其对立的工人保护组织的抵抗。有时，即使没有这些组织的挑衅，工人也会为了提高工资组织起来。他们的理由有时是生活资料涨价，有时是雇主从他们的劳动产品中占有过多的利润份额。但是，无论他们的组织是防御性的还是攻击性的，他们的行动总是众所周知。为了迅速达成统一决定，他们总是高声呐喊，有时甚至动用令人震惊的暴力。他们孤注一掷，和那些要么饿死、要么胁迫雇主即刻答应其要求的愚蠢而极度绝望的人们一起行动。在此情形下，雇主们往往也开始高声呼喊，他们千方百计地寻求政府执法部门的支持，要求严厉执行那些严格取缔仆人、劳动者、短工联合的法案。结果是，工人从那些暴力中得不到任何好处，这部分是因为政府执法部门的干涉，部分是因为雇主的顽固对立，部分则是因为大部分劳动者急需生活来源不得不屈服。无论如何，总是以工人联合的首领受到惩罚和毁灭而告终。
尽管雇主联合组织比工人联合组织少见。
尽管在争议之中，雇主最终会取得胜利，但是长期来看，似乎存在某个工资下限，雇主无法将哪怕是最低等的劳动工资减少到此限度以下。
但是，雇主无法将工资降到某个水平之下，
个人总是依靠劳动生活，而其劳动工资至少要能维持其生存。大部分情况下，工资还要适当高于这个水平，否则工人无法维系家庭，劳动者阶层也就无法传宗接代了。据此，康替龙先生似乎提出，最低等的普通劳动者应当获得双倍于其生活费用的工资，这样，夫妻二人就有能力抚养两个子女。其中，妻子由于需要照顾孩子，她的劳动所得假设只能供养自己。但是据统计，有半数孩子在成年前就夭折了。因此，最贫穷的劳动者夫妇二人都想生育四个子女，以保证有两个孩子能够有机会存活至成年。但是，据称四个孩子必要的生活费用和一个成年劳动者相等。康替农继续论证说，一个壮年奴隶的劳动价值双倍于其自身的生存费用，他认为一个中等水平的劳动者的劳动价值不应当低于一个壮年奴隶。因此，即便是最低阶层的劳动者，为了维持一个家庭，一对夫妻挣得的报酬至少比他们两人自身的生活费用要多一些。但是多多少，是按上文提到的比例，还是按照别的比例，我不欲论证这个问题。
即一个人的生活必需品和一个家庭的维持费用。
可是，某些情形有时也会有利于劳动者，他们得以将其工资大幅提升，高于公认的最低人道标准。
工资有可能大大高于这个水平，
当所有国家对依赖工资生活的人，即劳动者、短工、各种各样的服务人员的需求持续增加的时候，换言之，每年提供的就业机会比上一年大幅增加时，劳动者就没有必要为提高劳动工资而联合了。劳动力的短缺促使雇主之间展开竞争，为了得到足够的人手，他们竞相提高劳动工资，自然打破了那些限制工资增长的潜在联合。
在劳动力需求量增加的地方，
很显然，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必须与被指定用于支付劳动工资的基金同比例增加。这些基金分成两类：其一是超过维持生存所需的收入部分；其二是超过雇主自己所需支出的积蓄额。
由指定用于支付劳动工资的工资基金的增加而引起。这些基金包括：
当地主、年金受领人、有钱人得到的收入多于足够维持其家庭日常生活的预算金额时，他就会用节余的部分或者全部多雇用一个或更多的仆人。这些收入结余的增加，自然会增加他雇用的仆人的数量。
收入的结余，
一个个体劳动者，例如一个纺织工或者鞋匠，在足额支付其劳动所需原料和保留足以维持其生活到产品售出之后的金额之外，还积攒了更多的积蓄，他自然用节余雇用一个或更多的短工，以便靠他们的劳动获得利润。这类节余的增加，自然会增加他所雇用的短工的数量。
资本的结余。
因此，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必然随着各国收入和资本的增加而增加。收入和资本的增加，就是一国国民财富的增加。因此，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自然随一国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国民财富不增加，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就不会增加。
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随国民财富的增加而增加。
是国民财富的持续增加，而不是国民财富的现存规模，引起劳动者工资的提高。因此，是那些最有活力，或者说财富增长最快的国家，而不是最富有的国家，劳动者的工资最高。当今时代，英格兰当然比北美洲的任何一个地区都要富裕。然而，北美洲的劳动工资却远远高于英格兰的任何地区。在纽约州，普通工人一天一般挣三先令六便士，相当于英币的二先令。造船的木匠每天挣十先令六便士，外加一品脱价值六便士的朗姆酒，加总相当于英币的六先令六便士。建造房屋的木匠和泥瓦匠一天挣八先令，约合英币四先令六便士。裁缝帮工挣五先令，合英币二先令十便士。这些价格都高于伦敦同等劳动的价格，而且据说其他殖民地的工资水平和纽约一样高。在北美洲各地，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却远低于英格兰。北美地区从来没有发生过饥荒。在最糟糕的年份，他们也有充足的商品供给，只是出口量更少。因此，如果劳动者的货币工资比宗主国各地都高，那么劳动的实际价格，即经由劳动工资实现的对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支配能力，必将更高于宗主国。
高工资往往发生在国民财富增长快而不是存量大的国家。
尽管北美洲没有英格兰富裕，但是它却更加繁荣，而且以快得多的速度获得更多的财富。一国是否繁荣的明确标志，是其居民数量的增加。英格兰和大多数欧洲国家，人口翻番至少需要五百年的时间；而在英格兰的北美殖民地，人们发现，在二十到二十五年内人口就能翻一番。现在，人口增长如此之快的主要原因不是持续的新移民，而是移民繁殖后代的速度飞快。据称，那些活着的老年人甚至可以看见五十到一百甚至更多的嫡亲后代。由于劳动报酬丰厚，多子女的家庭，其子女不仅不是家庭的负担，而且还是家庭富裕和繁盛的来源。每一个孩子劳动力，在其离开家之前，据计算可以为其父母净得一百英镑。一个有四五个孩子的寡妇，在欧洲中产阶层或下等阶层中很难再婚，而在北美洲常被当作一笔财富看待。孩子的价值是婚姻最大的激励因素。因此，我们毫不奇怪，北美洲的人们会越来越选择早婚。可是，即便早婚极大增加了人口数量，在北美对人手短缺的抱怨却从未停止过。在那里，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以及维持他们的工资基金的增长速度，似乎远快于能够找到的雇工数量的增长。
北美洲比英格兰更加繁荣。
一个国家即便非常富足，但是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我们可以预计那里的工资也不会高。该国的工资基金、居民的年收入或者资本存量可能规模最大，但是如果这种规模或者接近这种规模的状态持续了好几个世纪，那么每年雇用的劳动者也非常容易得到供给，即使超过供给，在下一年也能得到想要的数量。在那里，劳动力不会短缺，因此雇主也不必通过提高工资竞争劳动力资源。相反，劳动力的数量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超过需要量。这样，那里就会有持续的工作岗位不足，劳动者不得不通过降低工资要求获得工作。在这样的国家，如果工资不足以维持劳动者的生存或者供养其家庭，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和雇主对其的利用就会很快将劳动工资减少到和最低的人道标准一致的水平。中国一向是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换言之，她是世上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勤劳、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然而，她似乎陷入了长期的停滞状态。五百年前马可波罗对中国农业、工业和人口情况的描述，和今天的旅行者所描述的几乎完全一样；甚至早在马可波罗去中国之前很久，中国也许就已达到自然法则和制度所能实现的财富的极致。在旅行者的记载中，对中国其他方面的描述千差万别，但是在劳动工资之低和劳动力供养家庭之难上出奇地一致。在一整天的挖掘工作结束之后，即便所得只能购买少量的粮食，劳动者也满足了。手工业者的情况更加糟糕。和欧洲的手工业者懒洋洋地待在店铺里等待顾客的召唤不同，中国的手工业者带着他们的职业工具，走街串巷，提供服务，像在乞讨。中国最底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甚于欧洲最贫穷的国家。在广州附近，据说有成百上千户家庭在陆地上没有居所，而是常年居住在河沟的小渔船上。他们的食物如此匮乏，以至于急切地打捞从欧洲轮船上扔下来的废弃物。一切腐烂的动物尸体，例如死猫或死狗，哪怕已经腐烂一半并且散发出恶臭，也会受到他们的欢迎，就像欧洲居民得到最健康的食物一样。在中国结婚的激励因素不是孩子的价值，而是杀婴的自由。几乎在所有的大城市，每天晚上都会有数名婴儿被遗弃街头，或者像小狗那样被溺死。甚至有传言说，这项可怕的行为居然是一些人公然赖以生存的职业。
在富裕但是经济停滞的国家，工资不高。
中国尽管可能处于停滞状态，但是似乎并未倒退。居民没有废弃任何一个城镇，也没有将耕种的土地撂荒。因此，每年同样的或大致相同的劳动工作延续着，而用于维持劳动的年工资基金显然也没有减少。因此，最底层的劳动者即便极度缺衣少食，但总还能勉强传宗接代，维系劳动力的总量不变。
中国没有倒退，劳动者的数量保持不变。
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工资基金显著减少，情形就不同了，每年对社会各阶层的服务和劳动的需求量都会比上年有所下降。许多原本在高一阶层谋生的劳动者，由于其专业无法实现就业，他们就会乐意到最底层寻找工作。结果是，职业的最底层不仅存在大量的本阶层过剩的劳动力，而且充斥着从其他阶层溢出的过剩劳动力，从而使得该阶层的就业竞争异常激烈，以至于工资水平将减少到衣食不足的最悲惨的境地。许多人即便接受最苛刻的就业条件也无法找到工作。他们要么忍饥挨饿，要么只能被迫通过乞讨或暴力犯罪求得一饭一食。贫穷、饥饿和死亡即刻在社会最底层盛行，并很快蔓延到所有上层社会，直到社会人口减少到经过政治动荡或自然灾害的破坏后、硕果仅存的收入和资本能够轻易维持的水平。这种情形与现如今的英国在东印度的孟加拉及其他殖民地的情形极其类似。在一个经历人口锐减的土地肥沃的国家，那里的生活物资并不匮乏，但是每年却仍有三四十万人口饿死。我们可以断言，该国的工资基金一定在大幅减少。英国保护、统治北美洲的制度和那些商业公司压迫、压制东印度的制度之间的本质差别，用两地之间的不同现状来展示再合适不过了。
但是，在一个衰退的国家，情形就不同了。
因此，由于劳动报酬优厚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必然结果，它也是国民财富在增长的征兆。相反，贫困劳动者生活费用不足乃是经济停滞的征兆，而贫困劳动者处于饥饿状态则是社会急速倒退的征兆。
当前，英国劳动者的工资似乎比供养一个家庭的最低支出额明显要多。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不必通过繁琐而令人生疑的计算，得出供养一个家庭所必需的最低支出额的具体数值。有很多明显的证据表明，在英国各地，劳动工资并不由符合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水平来支配。
在大不列颠，工资水平高于最低工资水平。
首先，在大不列颠各地，即便是最低等的劳动，也分夏季和冬季；一般夏季的工资较高。然而，如果考虑到燃料的额外支出，冬天家庭的生活费应该是最贵的。工资在支出少的时候反而高，由此可见，工资并不由最低生活支出支配，而是由劳动者的数量和劳动产品的预期价值来决定的。实际上，劳动者应当储蓄一部分夏季收入来补贴冬天的支出，从而一年的支出不会超过家庭一年必需的生活费用。然而，奴隶或者完全仰仗他人养活的人所得到的待遇就不是这样了，他的日生活费用是与日常所需等比例配给的。
有以下几点可以证明：（1）冬季和夏季工资水平不同；
第二，在大不列颠，工资并不随食物的价格波动。食物价格年年不同，甚至月月变化。但是在许多地方，劳动者的货币工资在半个世纪里都可能不变。如果在这些地方，贫困的劳动者能够在物价高企的年份维持家庭开支，那么在那些丰收年物价奇低，他们一定可以轻松度日。在过去十年里，大不列颠王国许多地区的粮食价格高企，但是并没有伴随货币工资的明显增长。实际上，某些地区货币工资的增长，与其说是粮食价格上涨引起的，不如说是劳动力需求增加引起的。
（2）工资不随粮食价格上下波动；
第三，就不同年份而言，粮食价格的波动幅度大于劳动工资；而就不同地区而言，工资波动幅度却大于粮食价格。在联合王国的大部分地区，粮食价格和肉类价格几乎完全相等。这两种商品和其他一些通过零售购买的商品（零售是贫困劳动者日常购买的普遍方式），在大城市和遥远的乡村地区一样便宜，甚至在大城市更加便宜，其中原因我稍后会有机会解释。但是，大城市及其邻近地区的工资水平要比几英里之外的地区高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即高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二十五。在伦敦及邻近地区，劳动者的日工资普遍为十八便士；而在几英里之外，日工资就降为十四到十五便士。爱丁堡及其邻近地区，日工资可能只有十便士了。在距爱丁堡数英里的苏格兰低地的广大地区，通常日工资只有八便士，在那里，工资的波动幅度远小于英格兰地区。工资的巨大差异似乎不足以引导人们从一个教区迁移到另一个教区，但是足以导致大量体积庞大的货物从一个教区，乃至王国的一端，甚至地球的一端，运送到另一个地区，以至于商品的价格不久就会趋于均衡。尽管世人都说人类本性是见异思迁的，但是经验表明，劳动者的转移是最困难的。因此，如果王国中工资最低地区的贫困劳动者都有能力维持家庭生存，那么在工资最高的地区，他们就一定会生活得非常优裕。
（3）不同地区之间的工资变动幅度大于粮食价格波动；
第四，劳动工资的变化不仅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和粮食价格波动不一致，甚至常常背道而驰。普通人食用的谷物，其价格在苏格兰高于英格兰，苏格兰每年都要从英格兰输入大量的谷物。尽管英格兰谷物在进口国苏格兰的售价肯定要比在出口国英格兰高，然而其售价却不能高于在同一市场上与其竞争的同品质苏格兰谷物。谷物的品质决定于能够从中磨出多少面粉，从这个角度衡量，英格兰的谷物品质大大高于苏格兰。因此，尽管从标价或从体积来看，等体积的英格兰谷物比苏格兰谷物昂贵，但实际上，就其品质而言，或者从其重量来看，等重量的英格兰谷物比苏格兰便宜。与此相反，英格兰的劳动力价格却比苏格兰要高。如果贫困劳动者在联合王国的苏格兰可以维持其家庭生存，那么在另一地区英格兰，他们就可以生活得非常优裕了。燕麦片在苏格兰是普通人最常用的最好食物，但是在其邻国英格兰，它只是普通阶层的较次等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差异并非两地工资差异的原因，而是工资差异的结果，然而，我常听人不可思议地倒果为因。一人以车代步，另一人步行，不是前者比后者富有的原因，而是前者因为富有所以用车，后者因为贫穷只能步行。
（4）工资和价格变化趋势常常背道而驰，英格兰的谷物价格低于苏格兰，而工资水平高于苏格兰。
上世纪和本世纪逐年相比，无论是英格兰还是苏格兰，谷物的价格都更贵。现在，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如果可能证实的话，该现象在苏格兰比在英格兰更加明显。苏格兰每年的官方谷物价格就是证据，这个官方谷物价格必定依据苏格兰不同乡村各种谷物的实际市场情况制定。如果这个直接证据还需要辅助证明，我将证明，这个情况和法国的情形类似，也许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也是如此。就法国而言，证据最为确凿。但是，即便可以很肯定地说上世纪联合王国的两个地区谷物价格都高于本世纪，但同样明确的是，上世纪劳动力的价格却更加低廉。如果贫困劳动者在上个世纪能够养家糊口，那么本世纪他们可以轻松赡养家庭。上世纪，苏格兰大部分地区的劳动者的日工资一般为夏季六便士，冬季五便士。在苏格兰高地部分地区和西爱尔兰，几乎相同，工资依然是每周三先令。而如今，低地大部分地区普通劳动者的一般工资为一天八便士。在爱丁堡附近，受到英格兰影响的英格兰边境地区，以及最近劳动力需求急剧上升的一些地区，如格拉斯哥、卡伦、艾尔郡等地区，工资高达十便士甚至一先令一天。英格兰的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都早于苏格兰，劳动力的需求及其价格必然随着产业的进步而提升。据此，无论是上世纪还是现如今，英格兰的劳动工资都高于苏格兰。从那时起，英格兰的工资已经有了大幅增长，然而，考虑到英格兰不同地区存在巨大的工资差异，想要确定工资的具体增长幅度非常困难。一个步兵的饷银在1614年和今天一样多，都是八便士一天。最初确定这个饷银水平时，依据的自然是普通劳动者的一般工资，因为步兵大多来自这个阶层。查理二世时期，高等法院大法官黑尔斯推算，一个劳动阶级家庭假设有六口人，父母双亲，两个有劳动能力的孩子，两个没有劳动能力的孩子，每周必需的生活费支出为十先令，即每年二十六英镑。他设想，如果这个家庭不能通过劳动得到必要的收入，那么他们只能通过乞讨或者偷窃来弥补。黑尔斯似乎深入研究过这个问题。格列高利·金先生因专长于政治算术而备受戴夫南特博士推崇，他在1688年计算出，假设一个普通劳动者或者户外服务员的家庭平均人口是三点五人，他们的家庭年收入是十五英镑。从表面上看，金的数据和黑尔斯法官似有出入，但是二者在人均数上近乎一致。他们都认为，每个家庭平均每人每周的开支为二十便士。联合王国大部分地区的这类家庭，无论是货币收入还是支出，从那时起都有了大幅增长，只不过一些地方增长得多些，一些地方增长得少些罢了。然而，很少地区的工资增长速度有最近公布于众的数据那么高，最近的研究结果过于夸张了。必须注意的是，劳动力的价格无论在何地都不可能非常精确。同种工作在同一个地方时常支付不同的价格，这个现象的出现不仅因为劳动者的能力不同，而且因为有些雇主比较慷慨，而有些却比较吝啬。在没有法律规定工资的地方，我们试图确定的只不过是最可能的工资水平。经验表明，法律无法恰当地调节工资，但是法律还是时常作出干预工资水平的决定。
上世纪和本世纪相比，谷物价格更高而劳动工资却更低。
劳动者的实际报酬，即劳动者通过劳动工资能够支配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数量，在本世纪增加了，且在比例上大于劳动者的货币工资的增加。不仅谷物的价格有了某种程度的下降，而且其他使得勤劳的穷人得到满意和卫生的食物的价格也便宜了许多。例如，不限于今，王国大部分地区马铃薯的价格只及三四十年前的一半。那些从前用铁锹耕作、而现今用犁种植的蔬菜，如芫菁、胡萝卜、卷心菜等的价格也有同样的变化。各种瓜果蔬菜都比以前便宜了。上个世纪，大不列颠所需的大部分苹果甚至洋葱都还要从佛兰德进口。麻布和呢绒粗纺织业工艺的改进可以让劳动者穿上物美价廉的服装，贱金属加工业的改良不仅使得人们有了物美价廉的劳动工具，而且为他们提供了许多快意舒适的家具。诚然，肥皂、盐、蜡烛、皮革制品及发酵酒由于加诸其上的关税而价格大涨。但是，由于这些商品在贫困劳动者的必需品中占比极小，因此其价格的上涨不会抵消其他大量商品价格的下降。人们普遍抱怨这些奢侈品消费甚至延伸到最低阶层人民的生活中去了，而贫困劳动者现如今不再满足于从前的衣食住行条件了。这些抱怨可以向我们证实，劳动者的货币工资及其实际报酬都增加了。
其他必需品和便利品也更加便宜。
低等阶层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应当视为有利于社会还是不利于社会呢？一看即知，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明显。仆人、劳动者和各行各业的工人构成每一个伟大的政治社会的绝大部分，而社会最大部分人群境况的改善绝不能看作对社会整体不利。任一个社会，其人民中的绝大多数生活贫困而悲惨，那绝不是繁荣幸福的国度。此外，只有那些供养社会全体人民的劳动者本身也能够分享一份劳动产品，得到说得过去的食物、衣服和居住条件，这样的社会才算是公平的社会。
劳动工资高对社会有利。
毫无疑问，贫穷会使人不想结婚，但是并不能阻止结婚。它甚至好像还能激励生育。苏格兰高地的贫困妇女常常生育超过二十个子女，而有时娇滴滴的贵妇人却连一个孩子也生不出来，一般人最多生两三个。时尚女性中常见的不育症，在下等女性中很少有。女性的奢侈生活，虽然能够刺激享乐的欲望，但看来总是会削弱甚至破坏生育能力。
贫穷不能阻止生育。
贫穷虽然不会阻止生育，但是对于子女的抚养却绝对不利。柔嫩的植物种植在寒冷的土壤和恶劣的环境中，不久就会枯萎死亡。我时常耳闻，苏格兰高地生育二十个子女的母亲，最后只有两个能够存活的情况非常普遍。一些经验丰富的军官告诉我，军营中所有士兵的孩子补充军乐队都不够，更不要说补充兵力了。尽管如此，士兵驻地附近的健康儿童看上去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然而，他们中很少能活到十三四岁。一些地方，一半的孩子四岁之前就夭折了，而许多地方的孩子活不过七岁，而包括所有地区在内的数据是九岁或十岁。这个严重的问题在任何地方都发生在普通民众的孩子身上。显然，普通人不能像上流社会的人们那样给予其子女周全的照顾。尽管他们的婚姻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子女，但是这些孩子中只有很小的比例能够活到成年。育婴堂和郊区慈善机构收养的孩子中，夭折的情况比普通民众家庭还要严重。
但却不利于孩子的抚养。
各种动物的繁殖数量都和它们的食物来源成比例，没有一种动物繁殖的比例能够超过食物来源的数量。然而在文明社会，只有社会底层的人们才会因为食物的缺乏限制其总人口的增长。这种限制只能通过多子女婚姻中大部分孩子的夭折来实现。
从而遏制了人口的增加。
劳动者报酬丰厚使得他们能够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条件，从而可以养活更多的孩子，自然就可以放宽乃至于扩大上述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劳动报酬增加往往和劳动力需求增加成比例。如果劳动力需求持续增加，劳动报酬的增加必然激励更多的婚姻和生育，人口的增加又使得劳动阶层得以源源不断地满足递增的劳动力需求。只要劳动报酬低于激励人口增殖的水平，人手不足就会拉高工资；与之对应，一旦劳动报酬高于这个水平，人口的过度增长将会压低工资水平至必要的数值。在一种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将会存量不足；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将会存量过剩。任何一种情况的发生都会很快将劳动工资拉回到和当时的社会条件相适应的程度。因此，劳动力的需求，恰如其他所有商品的需求一样，必然支配着劳动力的生产数量。当进展缓慢时，加速生产；当进展过快时，抑制生产。正是劳动力的需求调节、决定世界不同国家人口繁殖的状态，如北美、欧洲和中国。劳动需求加速北美的人口繁殖，减缓和稳定欧洲的人口增长，而保持中国的人口存量不变。
而优厚的劳动报酬则刺激人口增加。
据说，奴隶的损耗是其主人的损失，而自由雇工的损耗则是其自身的损失。实际上，自由工人的损失既是工人自身的损失，同样也是雇主的损失。支付给短工和各类仆佣的工资必须足以使夫妇俩维持短工或仆佣群体的繁衍，以适应递增、递减或不变的社会需求。虽然自由雇工的损耗也是雇主的损失，但是其承担的损失比奴隶主承担的奴隶损耗要小得多。如果可以这样说，用于更替或维持奴隶人口的专用基金一般都由疏忽大意的雇主和粗心的监工管理。考虑到自由雇工，同样目的的基金由他们自己掌管。在富人中日渐盛行的无序，自然而然地引发雇主对上述基金的无序管理；穷人天生的节俭和吝啬，必然使得他们对该基金的使用锱铢必较。在不同的管理模式下，实现同样的目的所必需的支出水平非常不同。相应地，如各民族自古以来的经验所示，我相信，由自由雇工所完成的工作，其耗费最终会低于奴隶劳动。即便是在普通劳动工资非常高的波士顿、纽约和费城，情况也是如此。
同时，自由雇工的损耗和奴隶形式相似，但数量更少。
因此，劳动报酬优厚是国民财富增长的结果，也是人口增长的原因。抱怨工资上涨，是对最大社会繁荣昌盛的必然原因和结果的哀叹。
高工资增加人口。
也许需要强调的是，不是在社会已经实现绝对富裕的时候，而是在社会走向更加富裕状态的过程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困劳动者的生活状态似乎是最幸福、最舒适的。在停滞状态中，贫困劳动者的生活是艰难的；而在衰退过程中，他们的生活则是悲惨的。对社会各阶层而言，进步的社会状态是最欢欣鼓舞的，停滞状态是萧条沉闷的，而衰退状态则是令人担忧的。
社会进步的状态对于贫困劳动者最有利。
劳动报酬优厚既刺激了人口的增长，同时也激发了人民的勤劳。勤劳就像人类的其他品质一样，受到的鼓励越多，进步越大。生活资料的充裕增进了劳动者的体质，而对更优越的生活条件及轻松、富裕的晚年生活的美好向往，可以激发劳动者竭尽全力工作。我们的确发现高工资地区相比低工资地区，例如英格兰和苏格兰相比，大城市的邻近地区和遥远的乡村相比，劳动工人总是更加积极、勤劳和高效。的确，当一些工人四天的劳动收入可以维持一周的生活时，他们将在剩余三天里游手好闲。但这绝不是工人群体的主流。相反，当工资是计件工资制时，劳动工人大多倾向于超负荷劳动，没几年就把身体搞垮了。伦敦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木匠，能够维持其身强力壮的状态不超过八年。在其他许多计件工资制的职业中，类似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个现象逐渐遍及工业、农业，以及任何工资高于平均水平的地方。几乎各类技术工人，由于在其特定职业上过度劳动，往往罹患各类职业病。意大利著名医生拉穆奇尼曾经写过该主题的专著。我们不认为士兵最勤劳，但是，当某些特定工作雇用士兵劳动、并计件付酬时，军官必须与工头约定，士兵每天只能根据此前的军饷水平领取规定数量的报酬。如果没有这个规定，士兵间的相互效仿和得到更高报酬的欲望，时常激励他们超负荷劳动，从而损害了士兵的健康。一周中有三天游手好闲时常引起最多和最强烈的抱怨，但其实的原因却是四天的过度劳动。大量劳动，无论是脑力的还是体力的，在持续数天之后，大多数人都会渴望休息，除非受到暴力限制或者某种强烈需要的抑制，休息极具诱惑力。过度劳动后的放松符合人类本性，劳累有时只要稍事休闲就可缓解，有时却要通过放荡和消遣来释放。如果不能放松，后果常常是危险的，有时甚至是致命的，迟早会导致职业病的发生。如果雇主能够时常听从理性和人性的指引，他们就会适度使用工人而非过度激励他们劳动。我相信，在各行各业中，如果工人适度劳动，他们持续的工作时间会更长，不仅可以长期保持工人的健康，而且工人在一年中的工作总量也会最大化。
高工资激发勤勉。
有人说，在物价低的年份里，工人总是更加懒惰，而物价高的年份，工人更加勤勉。因此，他们总结道，生活资料丰富的时候，劳动积极性不高，生活资料不足时，劳动积极性较高。认为生活资料较日常富足时，劳动者常流于懈怠，这点毫无疑问。但是，认为大多数劳动者都是这样，或者认为人们在食物缺乏时比在食物丰富时工作更出色，在精神萎靡时比心情愉悦时勤奋，在疾病缠身时比身体健康时更卖力，这不大可能。实际观察到的情况是，在一般劳动者中，饥馑的年份多疾病和死亡，而这势必减少他们的劳动产出。
物价低的年份鼓励懒惰的观点是错误的。
在物资充裕的年份，仆役往往离开雇主独立创业，自给自足。但是，粮食价格低廉也变相地增加了维持仆役的专用基金，激励雇主和农场主雇用更多的人手。此时，农场主期望用粮食供养更多的劳动力以获得更多的利润，而不是在市场上低价出售它们。仆役的需求增加，而供给减少，因此，劳动力的价格在物价低廉的年份里多数是上涨的。
物价低的年份工资高。
在物资缺乏的年份，获得生活资料的难度和不确定性加大了，这促使人们倾向于恢复雇佣劳动。但是，粮食高价减少了维持仆役的专用基金，使得雇主倾向于减少而不是增加劳动力的雇佣。同样，在高物价年份，贫穷的个体劳动者时常要消耗掉原本用于购买劳动资料的小额资金，最终不得不沦为帮工赚取生活资料。更多的劳动者想要就业，而就业却更加困难，许多劳动者情愿接受更低的工作条件，从而仆役和帮工的工资在物价高的年份往往是下跌的。
物价高的年份工资低，
因此，几乎所有的雇主在高物价年份比在低物价年份更有谈判力，他们发现劳动者在高物价年份比在低物价年份更加恭顺和依赖。他们自然认为高物价年份有利于激发勤勉。雇主中绝大多数是地主和农场主，他们还因其他理由喜欢物价高的年份。地主的地租和农场主的利润数额，和粮食价格的高低密切相关。不过，如果假设人们为自己工作更懈怠，为别人工作更勤奋，那么就太荒谬了。一个贫穷的个体劳动者甚至比获得计件工资的帮工更加勤勉。前者独享工作的成果，后者却要和雇主分享。个体劳动者单独工作时不受风气不良的工厂作风的影响，那些大工厂中的不良风气时常导致雇工们道德败坏。尽管雇工按月或按年被雇用，无论干多干少，工作和生活资料都一样，但是个体劳动的优势依然十分明显。物价低廉倾向于提高个体劳动者对帮工和各类仆役的比例，而物价高企倾向于降低这个比例。
所以，雇主喜欢高物价。
梅桑斯先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法国作家，他在圣埃蒂安被选为皇家税收官。他致力于说明穷人在物价低的年份比在物价高的年份工作更多。他考察了三个不同的工厂，对比它们在两种不同背景下的产品数量和产值。一个是开设于埃尔伯夫的粗毛纺织厂，另两个是鲁昂遍地皆是的麻纺厂和丝织品厂。据其从政府记录员那里复制的数据来看，所有三个工厂的产量和产值在物价低的年份都比在物价高的年份多。极大值出现在物价最低的年份，极小值出现在物价最高的年份。这三个工厂的生产似乎非常稳定，尽管在不同年份之间，产量也会有所波动，但是整体而言，产出不增不减。
苏格兰的麻纺织工业和约克郡西区的粗毛纺织业正在扩张，其产量和产值尽管在不同年份间有所波动，但是整体而言是不断增长的。然而，当我查阅它们每年记载的账目时，我却没有发现产量的变化和季节性的物价高低有明显的联系。1740年物资缺乏，两个产业的产出下滑幅度确实很大。但是，1756年也是一个物资匮乏年，而苏格兰麻纺织业产量却高于常年。与之对应，约克郡的粗毛纺织业产量下滑，而且直至1766年美洲印花税法取消前都没有恢复到1755年的产量水平。此后两年里，约克郡的粗毛产量空前高涨，并从那时开始一直不断增加。
苏格兰的麻纺织业和约克郡的粗毛纺织业产量的变化和物价的高低没有关系。
所有大规模的出口产业的产量与其说必然依赖于生产国季节性的物价波动，还不如说必然依赖于消费国那些影响产品需求的因素，战争或和平、竞争性行业的繁荣或衰退、主要消费人群的需求高低等等。此外，在物价低廉时，生产的大部分超额产量很可能没有记录在案。男仆役脱离雇主开始独立工作；那些返回父母家中的妇女们，常常为自己和家人织布缝衣；甚至个体劳动者也不总是为公开出售而生产，他们常常被邻居雇用制造家庭自用的物品。因此，他们的劳动产品时常不进入公开公布的记录中，这些记录有时极其夸张，而我们的商人和工厂主却时常据此妄断伟大帝国的盛衰。
产量依赖于其他因素，低物价年份的大量产品没有记录。
尽管劳动力价格的变动不仅不与粮食价格一致，而且有时还反向变化，但我们并不能从中推断粮食价格对劳动力价格没有丝毫影响。劳动力的货币价格由两个因素调节：其一是对劳动力的需求，其二是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价格。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增、是减还是维持不变，或是需求人口增加、减少还是维持不变，将决定必须支付给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数量，而劳动的货币价格又由这些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市场价格决定。因此，尽管有时粮食价格低廉时，劳动力的价格很高，然而在劳动力需求不变，而粮食价格高企时，劳动力的价格将会更高。
然而，劳动力价格和粮食价格之间却有联系。
由于对劳动力的需求在突如其来的丰年会增加，荒年会减少，因此，劳动力的货币价格在丰年时有时会上升，而在荒年时有时也会下降。
在突如其来的丰年，许多产业雇主手里掌握大量资金足以维持和雇用比上年更多的勤劳工人，但是他们未必能雇到这么多人手。那些需要更多工人的雇主，为了得到人手，竞相抬价，有时导致劳动力的货币价格和实际价格都增加了。
丰年对劳动力的需求多，
相反的情形发生在突如其来的荒年。雇用工人的专用基金在荒年比前一年减少了。大量工人失去了工作，为了获得就业岗位，他们竞相压低工资，有时导致劳动力的货币价格和实际价格都减少了。1740年是一个格外歉收的年份，许多工人只要有饭吃就愿意工作。而在此后的数个丰收年中，很难找到劳动者和仆役。
荒年对劳动力的需求少。
荒年物价高，减少了对劳动的需求，降低了劳动力的价格，而高粮价又倾向于提高劳动力的工资。相反，丰收年物价低，增加了对劳动的需求，提高劳动力的价格，而低粮价又倾向于降低劳动力的价格。在粮食价格正常波动的年份，这两个对立因素相互作用，这也许是劳动力价格处处都比粮食价格稳定的部分原因。
因此，粮食价格的变化对劳动力价格的影响相互抵消。
劳动工资的增加必然导致商品价格上涨，它增加了商品价格中分解为工资的那一部分，从而导致工人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消费量的减少。然而，资本的积累既是劳动工资增加的原因，同时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它促使少量劳动能够生产更多商品。雇用大量工人的资本所有者，必然为了自身的利益尽力采取最合适的劳动分工方式，以实现可能的最大产量。为着同样的目的，他必然为劳动者提供他们能够想到的最好的机器设备。在某个工厂的劳动者身上发生着的这一切，因为同样的理由，在全社会的劳动者群体中同样发生着。劳动者的数量越大，他们的分工自然就越细。更多的头脑在为发明合适的机器设备以完成工作而冥思苦想，更多的机器设备就会被发明出来。因此，分工完善和机器发明的结果是大量产品的生产，而这些产品的生产现在使用了更少的工人。因此，由劳动工资增加的产品价格上涨，更多地被由资本积累导致的产品数量的增加所抵消。
工资上涨提高商品价格，但是使得工资提高的原因又会降低物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