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震荡！启蒙与改革

进入公元18世纪，四分五裂的意大利社会矛盾愈加尖锐。首先就是贫富悬殊，或者说阶级矛盾。意大利权贵占有大量财产，而中下层老百姓则几乎一贫如洗、一无所有。在米兰—伦巴第地区，贵族就占了40%的土地。在威尼斯，贵族占有土地达到50%。贵族们掌握大批财产，穷奢极侈、花天酒地，而不愿意去发展生产。中下层老百姓则食不果腹。公元18世纪下半叶，意大利农村发生了大面积的饥荒。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只好背井离乡，出国逃荒。跑到国外虽然命运难卜，留在国内却很可能饿死。这种状态甚至导致那不勒斯王国出现劳动力不足的现象。后来意大利各国政府专门颁布了法令，禁止老百姓外逃，但是收效甚微。大批的教会人员则成为寄生虫。在威尼斯有4.5万富裕的神职人员，那不勒斯则有10万人。教皇国人口有三分之一是神职人员。在米兰—伦巴第地区教会占有22%的土地，那不勒斯则是三分之一。

除了逃荒要饭，走投无路的老百姓还铤而走险，公元18世纪的犯罪数量继续居高不下，教皇国人口不过300万，平均每年记录谋杀案超过1000起。威尼斯每年无期徒刑就判3000多人。贵族们面对这种情况也很不安，他们只能一面拼命加强国家机器镇压监控的力度，一面使劲讨好最高统治者，尤其是西班牙波旁王室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的外来君主，以借助这些外来力量维持自己统治。

威尼斯的巡回法庭

为了遏制犯罪高峰，威尼斯制定了巡回法庭制度。一个法庭包括一个法官、一个律师、一个牧师、一个刽子手和一队警察，这个团队在城乡巡逻，一旦发现犯罪行为，立刻由警察将其逮捕控制，然后法官审判、律师辩护，然后判处死刑，由牧师给罪犯临终忏悔，刽子手执行绞刑。这样一整套班子下乡，确实大大加快了处死犯人的效率，连监狱和狱卒都省了。

在公元18世纪，欧洲发生了伟大的启蒙运动。在有钱又有知识的资产阶级及进步贵族中，涌现出许多思想家，他们反对宗教的愚昧主义，反对专制统治，给全人类带来了“民主”和“科学”之光。从这个意义上说，启蒙时代与四五百年前发生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一脉相承，都是开启思想、打破禁锢。

遗憾的是，此时的意大利已经沦为教会、贵族和外国君主禁锢下的监狱，指望意大利人如复兴时代那样引领欧洲潮流是不可能了。因此，这次启蒙运动是在法国发源的。一个个法国人成为这个时代的巨星。笛卡尔开创了“理性主义”，孟德斯鸠强烈反对封建专制，提出“三权分立说”。伏尔泰把贵族和教会骂得狗血淋头，而卢梭则公然号召用暴力推翻封建暴政，每个人都应该公平地享有人民主权、服从人民主权……

到公元18世纪下半叶，启蒙运动从法国传到意大利，意大利的一些知识分子也被激励起来。我们意大利有两千多年光荣传统，岂能继续这样沉沦下去！他们充满热情地阅读进步书籍，开办学校、报纸和剧院，奔走呼号，宣扬进步思想，甚至组织了地下团体。

那么，他们的宣传效果怎样呢？很遗憾，基本上只对他们知识分子有用。意大利老百姓远没有法国老百姓那种激进的斗争精神，懒得跟随这帮知识分子闹腾。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习惯了在政府和教会统治下磨磨蹭蹭地过活，不到生死关头，是不会起来闹什么的。甚至，那些知识分子反对教会的一些言论，还让虔诚的老百姓觉得受不了：你们这些家伙不就会读几本书吗？竟敢说这么离经叛道的话，亵渎上帝，真是罪过罪过，阿门。

倒是各国君主们表示了一定兴趣。毕竟，这些君主要保证他们自己的统治，也希望能够提高国力，改善人民生活，让行政效率高一些。所以有些君主就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搞了一些自上而下的改革，主要是减少贵族对老百姓的残酷压榨，消除教会的宗教枷锁。

有趣的是，在意大利的外国君主，搞改革搞得比较顺手，大约是长袖善舞的缘故。比如奥地利女大公特蕾莎和她儿子德意志皇帝约瑟夫，都是当时比较出色的开明君主。哈布斯堡—洛林家族占领的伦巴第（米兰）、托斯卡纳（佛罗伦萨），还有新近被奥地利人统治的摩德纳公国，改革都搞得风生水起。比如把以前的以人口收税改成按财产收税，减轻穷人负担；比如改组地方政府，取消万恶的包税人制度；比如开办大学，建立剧场和图书馆，设立慈善机构救济穷人，取消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等；比如取消死刑和酷刑，取消宗教裁判所和教会对教育的控制等，不一而足。哈布斯堡家族这种“开明专制”的改革，实实在在是让意大利人享受到了一点改革成绩。当然，他们的终极目的还是加强王室统治，凡是涉及给民众权力的地方，是一点不能放松的。西班牙波旁家族所属的那不勒斯王国和帕尔马公国，改革搞得没有奥地利统治区好，进两步退一步，但总归聊胜于无。

反倒是意大利人自己做主的几个国家更烂。大概因本地人当君主，就更容易依靠和受制于本地的贵族和教会，而且生怕把自己的宝贝国家弄砸了，保守有余，进取不足。即使有心改革，也是瞻前顾后，畏畏缩缩。

曾经的意大利领头羊威尼斯，这个千年共和国已经完全腐化变质。寡头把持大权，用监狱和法庭压制人民，维护着他们的统治。贵族和教会继续勾结，对老百姓的敲骨吸髓。行政体制混乱，财政千疮百孔，滥用职权、贪污受贿是家常便饭。唯一被鼓励的行为是无节制的花天酒地、纵情狂欢。威尼斯的船队和商人曾经使他们成为地中海的霸主，如今工商业已经萎缩衰败。到公元18世纪末，威尼斯的商队只剩下300艘船，而海军只剩下11艘战舰。这个国家已经完全没有了前途。

威尼斯的老对头热那亚也很惨。它占有意大利第三大岛科西嘉岛，但是岛上接连发生起义造反。岛民们一心想要独立，为了独立什么损招都用。先是拥戴一个德国贵族为自己的国王，后来有一个本地亲英派叫作保利的人又自立为王，还得到英国支持。热那亚没办法，只好向法国求救，结果法国直接把科西嘉岛给吞并了。之后，一批科西嘉岛的贵族子弟到法国去上学。其中有一个小矮个儿，一心想要让科西嘉岛脱离法国独立，这个意大利矮子叫拿破仑·波拿巴。

教皇国也是江河日下。尽管有几位教皇还比较英明，但这个神权国家注定要被历史的大潮吞没。在公元18世纪下半叶，由于其他国家的改革经常都要剥夺教会权力，教皇们就忙于勾结当地教会，试图保全自己的特权，这实际上是在千方百计给历史开倒车，哪里还能指望他们有精力把国家搞好？于是教皇国基本上成了意大利乃至全欧洲最烂的一个国家。

维托里·阿梅迪奥三世

意大利本土国家中，也就是“偷鸡贼”撒丁王国还稍微像个样子。维托里·阿梅代奥二世和他儿子查理三世都认真搞改革，统一法律，促进工业和农业，削减教会和贵族特权，建立大学，建设城市，改革行政机构。这些措施好歹让撒丁王国看起来像一个近代化国家，比他那些糨糊一样的同胞国家要强多了。到了查理三世的儿子维托里·阿梅代奥三世（1726—1796，1773—1796在位）时，他虽然把爷爷和爸爸统治时期的一些行政改革荒废了，但对军队建设却很关心，模仿当时的军事强国普鲁士，打造了一支精锐的部队——当然，这个精锐，只能是相对于意大利其他各国的军队来说。

就这样，在来自法国的启蒙思想影响下，意大利各国或自愿、或不自愿地进行着一些改革和变化。在它们看来，就这样慢慢悠悠，过完18世纪，进入19世纪，走一步看一步呗。谁知道，历史不会给它们这个悠闲的机会。很快，法国爆发的一颗“原子弹”，把意大利再度推入旋涡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