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斗争！离家出走

公元前509年（相当于中国春秋末期），因为罗马第七位国王“傲慢王”的儿子奸污了一名贵族妇女，激起了全民公愤。贵族布鲁塔斯振臂一呼，老百姓群起暴动，把傲慢王一族统统轰出了罗马。之后，老百姓宣布，国王不是好东西，罗马从此不搞君主制了，改成共和制，人民当家作主，取代以前的国王。罗马人选出了“执政官”，每一届2人，共同执掌国家大权，任期只有1年。如果情况紧急，则任命1位“独裁官”，独揽军政大权，但任期只有半年。司法则由1名大法官担任。

不甘失败的傲慢王，借了埃特鲁斯人和萨宾人的军队反攻回来，执政官布鲁塔斯和瓦莱刘斯率军迎战。血战中，布鲁塔斯与敌军主将同归于尽，击退了敌人。瓦莱刘斯则制定了共和国最初的法律，规定国家财政由财务官管理，执政官不得参与；老百姓对于司法判决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由公民大会讨论；他又规定海盐公卖，同时给商人减税，以发展经济；他还采取种种措施，吸引拉丁族其他部落的人口加入罗马。在瓦莱刘斯的努力下，罗马巩固了共和国的基本体制。

问题是，傲慢王是埃特鲁斯人，罗马驱逐傲慢王，就是得罪了埃特鲁斯人。于是埃特鲁斯的一些城邦向罗马大举进攻。罗马迭经血战之后，终究敌不过树大根深的埃特鲁斯，被迫签下丧权辱国的和约，放弃大片领土，可谓“辛辛苦苦几百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更可怕的是，赶走了国王后，罗马并没有能解决内部矛盾问题，甚至矛盾还逐渐尖锐起来。以贵族（元老）为代表的权贵阶层和普通平民阶层之间的矛盾愈发激烈，简单说就是贫富差距。

罗马建立之初，大家都是提着脑袋战战兢兢地过日子，随时面临外来入侵，所以内部矛盾还不算激化。而且那时候民选的国王、世袭的元老和公民大会三者相互制约，也算是平衡。可是到了共和国初期，随着社会发展，元老贵族越来越有钱，他们不但在对外战争中占有大片的土地，还拥有大批奴隶。奴隶中既有战争的俘虏，也有借了钱还不起、被迫当奴隶抵债的罗马公民。这些奴隶的劳动使得有钱人可以不从事生产，腾出精力出来专门从事政治活动。有钱人还豢养大批的门客（又称受保护者或克里恩），从而在社会政治活动占据上风，吵架的时候帮腔的多，街头斗殴时助拳的多。广大老百姓则日益贫穷，很多人因为战争而无力耕种土地，迫于生计只好卖掉土地；有的新加入罗马的公民本身就是穷得叮当响，还有人为了生计欠下高利贷，被迫卖身为奴。

罗马的元老院由贵族把持，执政官也从贵族中产生，任期只有1年，这就使得国家权力实际上沦为少数人的游戏。公民大会尽管有选举权，实际上不能阻止整个贵族阶层对平民阶层的欺凌。而且，公民大会按财产分配票权，最有钱的贵族们也能把持相当一部分选票。在司法方面，法律没有明文条款，司法解释权也掌握在贵族手中，平民在打官司的时候只能是听从贵族的意愿。这种情形下，平民看不到希望，他们的不满也就越来越强烈。

公元前494年的一天，火药桶被点燃了。导火索是一位参加过多次保卫罗马战争的平民老军官。因为保卫国家而耽误生产，他破产了，不但家产全部被债主拿走，本人也沦为债务奴隶。这位老人家的哭诉，让全国的老百姓愤怒了，他们毅然采取了抗议措施。全城的老百姓高呼着“我们保卫罗马，谁来保卫我们”的口号，游行集会，并且表示，咱以后都不当兵，谁爱打仗谁打去吧！

正好此时一个拉丁部族又来入侵，这边老百姓都不当兵了，光靠贵族们打不赢啊！元老贵族们急忙商量对策。执政官塞维利乌斯一向比较同情老百姓，他赶紧跑去跟大家说，大家别这样，要相信祖国，相信政府，我回头就颁布法令，以后凡是服役的官兵，不准别人因为债务霸占他们的财产、子女，也不准剥夺其人身自由。老百姓很高兴，于是踊跃参军，把来犯的敌人打了个落花流水。

结果等敌人打退了，元老贵族们翻脸不认账，还让另一个执政官行使否决权，取消了塞维利乌斯的法令。老百姓对这帮出尔反尔的贵族再也无法忍耐，他们采取了最极端的反抗行动——不是暴动造反，而是离家出走。他们扶老携幼，集体离开罗马，到了安尼奥河对岸的圣山上，表示和罗马一刀两断。

这下子贵族们慌了。一个国家没有老百姓，那还成什么话？他们只得再派遣使者，去和老百姓谈判。经过讨价还价，大家达成协议，建立了一些保护老百姓权益的制度。他们新增了一个职位，叫作保民官。顾名思义，这个官职就是为了保护平民百姓利益的，只有平民才能当选。这样一来，相对于从贵族中选出的执政官，老百姓就有了自己的代表官员，可以在政治上与贵族们对抗了。保民官可以对执政官的一切法案行使否决权，并且他的人身神圣不可侵犯，谁敢伤害保民官，就是与全罗马为敌。

除了设置保民官，国家还把一些欠了债沦为奴隶的人解放了，但是对于这个欠债为奴的法律制度并没有改变。老百姓得到了自己的权利代言人，觉得满意了，也就兴高采烈地下山回罗马了。

公元前5世纪初平民的这一次离家出走，揭开了罗马平民和贵族斗争的序幕。之后的200多年里，平民在保民官等领袖的带领下，多次发动斗争，反对贵族，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的最高形式，就是全体撤离罗马。就跟两口子吵架闹“离婚”一样，贵族们最怕这个，老百姓一撤离他们就服软。

老百姓还建立了一个平民大会。平民大会和公民大会不同，只有平民才能参加，贵族不得参加，而且受贵族豢养的那部分走狗门客也不能参加。参会的平民投票不是按财产多少，是按人头投票。比起公民大会来说，这个平民大会更能体现老百姓的意志。保民官由平民大会选举出来，确保其真正能代表老百姓的意志。最初平民大会仅仅是选举平民自己的官员，通过的决议只对平民有效。经过多年斗争后，终于使得平民大会的决议对贵族也有约束作用。换言之，平民可以管贵族了。

平民还就司法问题和贵族打架。他们要求贵族把法律一条一条明文写出来，别你说啥是啥，糊弄咱老百姓。公元前450年左右，贵族们“十人团”弄出了一套法律，刻在12个铜柱子上，称为“十二铜表法”。这套法律相当反动，尽是维护贵族权利、欺压平民的内容，但好歹是明文写出来了。平民吃亏吃在明处，之后又有针对性地继续斗争，很快把“十人团”轰下台，又逐渐修改了一些法律条款，比如准许平民和贵族通婚等。后来，平民还争取到把诉讼的程序和法律术语都写成册子公布。这样，贵族再也没法依靠复杂的法律知识来糊弄平民了。

平民继续进逼，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财务官的职务从专属贵族，改为向平民开放；执政官也可以由平民担任；监察官最初只能是由贵族担任的，后来改为两个人中必须有一个平民；高利贷先是被限制，后来被取消了；新占领的土地被分配给平民，欠债为奴的制度也废除了；大祭司和占卜官的名额，在原本的8个贵族基础上增加了10个平民；甚至连独裁官也开始允许平民担任。在国家的军事、政治、宗教、文化权利上，平民和贵族已经基本做到分庭抗礼。而经济方面，平民至少免除了破产为奴的威胁。

李锡尼乌斯法案和赫尔田希乌斯法案

公元前367年，保民官李锡尼乌斯和绥克斯图斯提出的法案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它大幅度地削减了平民欠债的偿还力度，规定了贵族占有公用土地的上限，并且规定两个执政官必须有一个是平民。公元前287年发生了罗马平民最后一次出走，平民出身的独裁官赫尔田希乌斯颁布法律，确定平民大会具有法律效力。从此，罗马平民200余年的维权斗争告一段落。

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贵族们绝不甘心失去已有的权益，因此频频对平民反攻。他们有时候会收买一个保民官，否决另一个保民官的提议；有时候甚至不顾“保民官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悍然暗杀保民官。保民官和平民大会的提案经常被元老院否决，还有的执政官因为倾向于平民，为平民争取利益，而被贵族元老扣上“收买民心，妄图称王”的帽子，被残酷处死。在罗马广场上，保民官和平民大会，也经常与执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对峙，甚至演变为大规模争吵和斗殴。

然而最终，取得胜利的是平民。毕竟，随着罗马的不断扩张，一个对国家忠诚的、强大的平民群体，可以说是一切的基础。如果平民阶层离心离德，光靠一帮高官厚禄的贵族，是不能把国家维持下去的。贵族们要保证自己的荣华富贵和功名利禄，也必须考虑平民的意见。同时，战争胜利带来的大批俘虏、奴隶，也使得罗马贵族们有了更合适的剥削压迫对象，没必要再死盯着自家平民薅羊毛了。

罗马的平民终于可以挺起胸膛说一声“我是罗马人”了。他们中的上层人士，通过做生意、经营农田等，逐渐有了钱，与贵族越来越接近。他们保护了自己的权益，从而有了当家作主的感觉，也就更加把罗马的利益当成自己的利益，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在国家大事上竭尽心力。这个庞大而忠诚的市民阶层，使得罗马的力量日趋壮大，从而日后雄霸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