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自由主义、改良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实验
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智利的政治制度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在此之前，智利的政治体制具有比较强的适应力和恢复力，尽管智利存在着左、中、右三翼的多党体制，但为了赢得选举并在议会中有效行使职责，所有政党都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妥协和协商精神，它们分别加入了成分不一的联合阵线，特别是中间派激进党能够左右逢源，它所奉行的民众主义发展战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照顾到各党派所代表的集团利益，从而保持了政党体制的稳定。但是，伊瓦涅斯任期内的经济衰退、通货膨胀、经济依附性的加强和工人阶级的贫困使各党派对传统政治体制失去了信心，他们在寻求解决危机的过程中逐渐走向极端，原来的政治协商和妥协精神逐渐被抛弃。从1958年到1973年的15年中，左、中、右三派力量轮流执政，智利成了一个大的试验场，依次历经了“民主自由主义”（1958-1964年）、“基督教民主改良主义”（1964-1970年）以及“民主社会主义”（1970-1973年）的实验。
（一）亚历山德里与民主自由主义（1958-1964年）
豪尔赫·亚历山德里在1958年的选举中当选为总统，他的父亲是曾担任过两届总统的阿图罗·亚历山德里。亚历山德里是作为右派领导人参加竞选的，他得到保守党和自由党的联合支持。他的对手是萨尔瓦多·阿连德和爱德华多·弗雷，阿连德代表着作为社会党和共产党联盟的“人民行动阵线”（Frente De Accion Popular,FRAP），弗雷则代表着基督教民主党，他们三人的得票分别为31.6%、28.9%和20.7%，另外的18.8%为激进党候选人和其他候选人所获得，其中没有一个人获得绝对多数选票，根据宪法要求，国会批准了亚历山德里获胜。
亚历山德里赞成经济自由主义，他的竞选纲领主张减少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包括取消对物价、信贷和外汇的控制）和实行一项物价稳定化的政策，同时对外资开放，使国内投资条件对外国资本更具有吸引力。但亚历山德里和他的经济顾问们不是货币主义者。他反对限制信贷的政策，认为没有必要减少经济活动，也没有必要增加失业人数来反对通货膨胀。他的政策是为私人部门发展经济创造健全的条件，在最初启动困难的情况下政府准备通过借债增加国家投资。事实上，他的短期经济政策是经济自由化和通货再膨胀的混合物，并以国家投资作后盾。
亚历山德里正统的经济政策在最初获得了成功，但不久就导致经济陷入困境。政府建设了一些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对公路网和住房也给予了不少的投资，但资金来自国外，1960年总的国家债务达到5.89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0%，在后来的5年，这项债务已经超过10亿美元，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6%。在“争取进步联盟”的影响下，政府通过了1962年土地法，尽管被没收的土地很少，但该法律建立了两个机构，即农业改革公司（Corporacion de la Reforma Agraria,CORA）和农牧业发展高级委员会（Consejo Superior de Fomento Agropecuario,CONFSA），这是两个在后来的农业改造方面起关键作用的机构。政府对炼铜工业的征税还提高了10%-15%，并增加了精炼铜的产量，但没有实行国有化。1959-1964年智利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了2.7%，失业率从1959年的9%下降到1963年的5.5%，工业产量也有很大提高。通货膨胀率从1958年的33.3%下降到1961年的7.7%，但1963年又急剧上升到44.3%。出口收入没有出现大幅度的增长，但对进口限制的放松则导致贸易赤字的急剧增加。通货膨胀、国际收支赤字和政府雇员以及工人工资的下降，再度引发工人运动的高涨。
私人企业部门和地主是亚历山德里政府的主要支持力量，尽管亚历山德里赞成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经济权贵们对自由竞争精神并不感兴趣，他们宁愿要贸易保护主义和垄断利润，因此亚历山德里政策的政治后果是传统的保守主义继续居于统治地位，右翼政党的这种守势姿态无疑为新的政治力量接受革新资本主义和改革传统土地结构这一任务开辟了道路。
（二）弗雷与民主改良主义（1964-1970年）
在1964年的总统竞选中爱德华多·弗雷·蒙塔尔瓦获胜。竞选活动是激烈的，左派再次推举阿连德为候选人，他代表的人民行动阵线要求旗帜鲜明地批判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彻底改变智利社会，以便走向社会主义，其斗争矛头指向智利地主和美国铜公司。基督教民主党是取代过去激进党的新的中间派，弗雷成为它的候选人，他们提出的竞选口号是“自由中的革命”，意思是既能带来变革又不损害传统的自由，以民主选择代替古巴道路。实际上，他们允诺的是改良而不是革命，这种改良将使智利的资本主义获得更高的效益，实现改良的途径是土地改革、控制铜公司、增加公共住房。最后弗雷以56%选票赢得了选举，弗雷获胜一是由于右派在革命和改良面前“两害相权取其轻”，投票支持弗雷；二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担心人民行动阵线获胜，为弗雷的竞选活动提供了50%的经费。
弗雷上台后，在选民的要求下，开始兑现其竞选诺言。第一项改革是铜业部门的“智利化”。弗雷认为，彻底的国有化代价太高，因为做出赔偿将使智利付出巨额美元，但仅仅鼓励美国公司根据旧的条件增加其投资同样是不可取的。于是，政府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采取与外国公司建立联营的方式，将铜工业纳入智利经济，增加投资，并提高智利的铜产量。结果智利政府在1966年与安纳康达（Anaconda）公司和肯内科特（Kennecott）公司达成协议，前者的25%的所有权归政府，后者51%的所有权由政府控制，在此后的5年中，铜的生产仅增长了10%，出口收入增长了1倍，但出口收入的增长主要是由于世界铜价的上升所致。
第二项改革是实施与农村工会组织和农业组织相结合的土地改革。当时全国87%的耕地掌握在不到6%的大庄园主手中，每个大庄园主占地201至5000公顷不等。1965年5月21日弗雷在他的国情咨文中说：“我们实行土改要达到两个目的，从经济上讲，通过平均分配经营土地所产生的效益来发展生产和提高生产率；从社会文化讲，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提高他们的尊严，从而加强他们的进取心，以改善他们的生活。“1967年土地法规定，所有超过80公顷水浇地的农场的多余土地将被征收，被征收部分将以少量现金和政府长期债券给予补偿。到弗雷任期结束时，农业改革公司已经征收了1300多个大庄园，土地面积在300万公顷以上，占智利可耕地的6%，并建立了650个农庄，容纳约2万户家庭，同时还将土地直接授予另外2000户家庭。根据1967年土地法，到1970年中期已经建立了500个农村工会，拥有13万名会员。尽管土地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与弗雷政府建立10万个农庄的庞大计划比还相差甚远。
第三项改革是实施人民大众特别是棚户区居民组织和妇女组织的纲领。为了争取民众的支持，鼓动民众积极参与政治，基督教民主党人特别重视城市棚户区居民组织和妇女组织的建立，在专门的国家指导委员会的领导下，居民委员会、母亲中心、父母组织、青年俱乐部、体育协会等大量涌现，据政府统计，到1970年大约建立了2万个这样的单位，其中1/2是母亲中心，其成员有45万名妇女，政府向她们提供了7万台缝纫机。弗雷在对议会的报告中宣称，这些措施给成千上万的智利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希望”。
另外，弗雷政府还注意改善教育和社会福利。教育开支占公共开支的比重从1/7上升到1/5，新建学校3000多所，到1970年基础教育覆盖了95%的适龄儿童。为满足城市贫困阶层的住房问题，政府新建住房25万套，医院和病房的床位也增加了1倍。
弗雷政府力图通过改革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双重目标，但在实际运行中遇到了不少困难，最主要的是社会改革导致政府开支的巨大增长，好在国际铜价的上涨帮了智利的忙，当然也部分地归功于智利政府的价格政策。智利的出口从1964年的6.76亿美元增加到1969年的11.39亿美元，同期由400多万美元的贸易赤字转变为1.83亿美元的盈余，来自外国公司的税收也增加了，1966-1970年年均为1.95亿美元。但智利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2%，外债也翻了一番，1969达到20多亿美元，通货膨胀率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从1964年为40.4%下降到1966年的17.9%，但此后又逐步上升到1970年的34.9%。
政府的政策刺激了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和对社会的各种要求，城市的工会组织、棚户区组织、农村的工会组织发展迅速，罢工次数越来越多，城市的占地、占领工厂的事件和农村的占地事件也逐渐增多。在1970年的一起占地事件中，警察向占地者开火，打死9人。随着弗雷任期的结束，政治活动变得严酷起来，右派对政府的改革特别是土地改革感到愤怒，要求用威权主义方法解决政治僵局，左派则批评弗雷政府向帝国主义出卖国家和土改不彻底，在古巴革命影响下，越来越多地采用了游击战和人民起义的表达方式。1970年的基督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拉多米罗·托米奇说：“我深信‘自由革命’遭受挫折是不可避免的，主要因为它立足于并加深智利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经济发展纲领’与它的‘社会发展纲领’之间的矛盾。后一纲领动员人民维护其利益，故增加了智利社会中的许多矛盾，特别是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在不发达国家运转的矛盾。”这句话可谓一语中的，点破了弗雷政策两难境地的实质。
（三）阿连德与民主社会主义（1970-1973年）
1970年的总统选举是在三支势均力敌的政治力量之间展开的。豪尔赫·亚历山德里是右派的候选人，他已经74岁；拉多米罗·托米奇是基督教民主党的候选人，他比弗雷更左一点；而62岁的萨尔瓦多·阿连德第4次被推选为左派的候选人，这时左派组成了人民联盟（Unidad Popular,UP，也被译为“人民团结阵线”），包括共产党、社会党、激进党，还有人民行动团结运动党（MAPU）、社会民主党（PSD）、独立人民行动党（API）三个小党。人民联盟的纲领是实现经济的国有化，实施收入再分配计划，废除大庄园制度，通过建立一院制立法机构来改变现存的政治制度，发动民众参与经济管理、政治决策和执法，奉行真正独立的对外政策。这一纲领将在现存的宪法体制框架内实施。三位候选人最终的得票结果是34.9%、27.8%、36.3%，没有一个人获得绝对多数，根据宪法要求，由议会决定总统人选。由基督教民主党控制的议会同意批准阿连德为总统，但条件是人民联盟要签署一揽子尊重宪法的协议，包括维持多党制、公民自由、新闻自由和教育制度的自由，并同意让武装力量作为民主进程的保证。因此，军队正式成为智利政治的仲裁人。
在阿连德执政期间，他全力以赴地实现他的竞选纲领。
首先是将美国大型铜矿国有化。1971年6月议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外国铜矿国有化的宪法修正案。同年9月，总统宣布1955年以来任何公司获取的超过12%的利润皆属于超额利润，根据这一标准，智利不仅不需要向肯内科特公司和安纳康达公司做出赔偿，相反，这两家公司分别需要向智利交付3.1亿美元和7800万美元。但是铜矿的国有化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收益，产量和利润都急剧下降。美国拒绝向矿山提供机器和零部件，特别是高水平技术管理人员的流失是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同时，国际市场铜价的一路下跌使智利损失了5亿美元的收入。
人民联盟政府还把国有化运动扩展到其他经济部门。煤炭和钢铁部门被国有化，60%的私人银行也被国有化，越来越多的企业也被纳入国有经济。到1973年，社会所有制部门的制造企业占工业总生产的40%以上，并拥有30%的工业劳动力。此外，国有部门占银行总贷款的93%，矿业生产的90%和食品销售的28%。企业国有化带来的问题是管理人员的任命不是根据其管理水平，而是根据其所属政党的地位，结果造成管理人员不称职或管理上的混乱，经常出现停工停产。
其次，加速土地改革。阿连德执政后，继续按照1967年土改法（16640号法令）进行土改，但与上届政府不同的是将可以征收土地的界限由80公顷降到了“40公顷水浇地”，从而扩大了征收的范围。阿连德的任期内共征收了近4400个庄园、约590万公顷土地，占全国水浇地面积的35%。同时，农民激进组织策划的暴力占领庄园的事件加快了土改进程，这种事件仅在1971年就发生了1278起。这样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大庄园制就基本上被消灭了。1972年5月21日，总统在第三个国情咨文中讲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可以断言，对土地的垄断已经不存在了。建立在剥削贫苦农民和农业工人基础上的地主寡头权力的主要源泉已消失。”在征用的土地基础上，政府又组织了300个农庄，容纳了5万农民。但是，由于政府投资不足，粮食歉收，土改没有达到提高生产量的目的。
再次，实施收入再分配，改善民众的福利待遇。新政府采取大幅度增加工资、冻结物价的办法刺激对商品的需求量，以促进生产和扩大就业。1971年全国工资普遍提高了35%，30多种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被冻结，结果消费者的购买力大幅度上升。政府还对孕妇、喂奶的妇女和15岁以下的儿童实行每天免费供应半公升牛奶。在首都圣地亚哥周围的贫民区，开始兴建大批简易房屋，仅1971年就拨出了修建10万套住房的专款。政府采取优先发展居民点卫生所的方针，动员医学院学生和医务人员奔赴农村，开展防病治病运动，并采取措施控制药价，保证低价供应药品。
最后，在对外关系上，阿连德政府坚持了反帝立场，恢复了同古巴的外交关系，加强同拉美各国之间的联系，同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和贸易关系，并积极支持拉美和亚非拉各国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
然而，国有化和土改不仅引起了大资产阶级和大庄园主的强烈抵制，在政策的具体执行中也伤害了中小企业主和中小庄园主的利益。按国家政策规定，应对全国3.5万家企业中的150家左右的大企业实行国有化，但实际被征收和控制的企业，80%是中小企业。很多地方的农民占领了庄园（共计1767个），但这些一般都是中小庄园。提高工资所带来的购买力的大幅度增长很快就产生了供应短缺，造成黑市蔓延、囤积居奇和通货膨胀。结果，经济结构改革激化了社会矛盾，引起了社会动荡，1972年公私部门的罢工次数达3289次，其中10月份的卡车主罢工引起了的全国性罢工、罢市。1973年铜矿工人大罢工达两个半月之久，7月卡车主再次罢工，使全国70%的运输停顿，工业生产中断，全国陷于瘫痪。同时，美国暗中一直在支持反对派颠覆阿连德政权。在反对党的联合进攻下，人民联盟政府到1973年9月已经无力控制局势了。皮诺切特将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动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政府，建立了军人政府。
（四）次级进口替代工业化与国家主义的极端化
根据巴列斯托罗斯和戴维斯的研究，1929-1952年智利的工业生产增长了3倍，但在1952-1957年却停滞了，仅增长11%。而1958-1961年最糟糕，在这4年中工业生产水平都低于1957年。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一是出口部门生产和出口的停滞。因为智利强调对经济的保护，但不保护出口部门，铜的出口价格被压得很低，铜的生产长期处于低迷状态，结果外汇收入越来越少，限制了工业投入品的进口。二是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三是国内市场规模狭小。四是收入分配政策向中上阶层的倾斜。这使大多数进入非正规经济的城市贫民和农村人口更加贫困以至于购买不起价格昂贵的制成品，因而不利于扩大国内市场，增加经济的规模和降低生产的成本。五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本身的问题。
拉美经委会把进口替代分成了两个阶段：首先是简易阶段，该阶段制造大多数非耐用消费品、技术简单的耐用消费品、与本国资源加工联系的中间产品（如精炼铜和钢）；其次是复杂阶段，该阶段生产高技术产品，包括耐用消费品、中间产品和资本货。但在这些部门民族企业家没有知识和经验，除非得到高水平的保护，否则很难在智利市场上参与竞争。因此，在从简单阶段向复杂阶段转变的过程中，政府需要加强干预，并鼓励外资参与高技术部门的发展。实际上，在20世纪50年代的停滞就是简易阶段向复杂阶段过渡期间困境的表现，为了推动智利工业化向复杂阶段的过渡，前述三届政府都做出了努力。
亚历山德里政府在任期的前三年致力于治理通胀，使之从38.6%降到了7.7%，后三年则致力于扩大制成品的生产范围，如汽车、电视、留声机、电冰箱、收音机等技术先进的产品的生产首次被引入智利。在1962年通过的汽车立法（835法令）中可以看到智利政府强调制造胜于强调装配，这项法令的第三部分规定了汽车工业民族化的进程，即汽车公司要逐渐使用智利国产的零部件，其比例要从1963年的30%增加到1969年的57.94%，到1968年，装配汽车全部FOB价值的53%必须是智利产的零部件。同时，还有一特别条款规定在圣地亚哥省不得存在汽车制造业，由此避免了汽车制造业空间布局的集中化。亚里山德里任期的后三年，经济增长率达到年均近8%的水平。
弗雷政府一方面想保持亚里山德里政府后期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另一方面试图通过收入再分配来扩大工业生产，为此实行了一项有利于下层民众的工资分配和反通胀相结合的政策，结果使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水平以下的工人比例从1961年的40%减少到1967年的20%。弗雷政府还大力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在1967-1969年间，在智利制造业中的外资比例从16.6%上升到20.3%。从部门看，增长最快的是汽车业，外国投资增加了4倍，其他部门是电子、化工、饮料、机械、造纸、印刷等行业。在100家主要的私人公司中，受外国公司控制的占61家。由于许多新的工业部门属于资本密集型，它们对就业格局没有什么影响。到60年代末，尽管智利已经能够生产电视、洗衣机等许多耐用消费品，但不少资本品仍需要进口。在弗雷执政的头三年工业增长19%，但后三年仅增长7%。
阿连德的工业政策一是要通过国有化减少垄断资本主义对智利工业活动的冲击，所谓垄断资本主义是指影响私人工业活动的外国资本和智利本国的大企业；二是通过大量的收入再分配来解决工业停滞问题。但是这两项政策的落实都需要大量资金，因为不仅提高工资需要资金，被没收的企业也需要赔偿费和再投资，由于外资和私人资本受到挫伤都不会提供新的投入，阿连德政府只好发行大量货币，1972年7月至1973年7月货币供给增加了287%，通货膨胀从1971年9月的15.5%上升到1973年的323%，到1973年工业生产已经处于衰退状态。
这个时候，智利的国家资本主义已经走向了极端。智利的国家资本主义开始于1925年，当时出台的新宪法中有“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的条款，但同时也提到国家有权在被认为符合全民利益的时候作为最终的仲裁者剥夺私人财产和干预市场。1927年伊瓦涅斯任总统后，智利选择通过国家保护和推动工业化。1939年成立了“生产开发公司”，先后在钢铁、能源、甜菜糖业、公用事业等部门建立起了国有企业，同年政府还成立了国家发展银行。从1958年以后，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几乎各个方面都起着主要作用，国家所有占据了GDP越来越大的部分，从亚历山德里时期的38%，增长到弗雷时期的43%。国家的投资份额甚至更高些。1970年上台的阿连德政府选择了更为激进的国家主义，他加速私人资本的国有化和土地改革进程，到1973年，国有企业从1965年的68家上升到596家，其中325家是工业企业，18家是银行；同年，国有企业的总产出达到智利GDP的40%，其中占公用事业的100%、矿业的85%、交通运输的70%、银行的85%。但是，国家缺乏资本投入成为致命的难题。当生产不再增长，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被极端化的国家主义就走进了死胡同。在资本主义体制框架内，国家是为私人资本服务的，当要通过议会道路将国家主义推向极端的时候，必定会遇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抗，何况阿连德还无力控制议会，最终，阿连德政府被皮诺切特的军人政府取代，后者要完成的任务是将时钟向右拨动，实现经济社会的新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