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薛村古民居●

新安县城西北约10公里处有一个小村庄，名曰薛村，地属铁门镇。它背依云梦山，南对象山、金斗山，东有龙潭河，西有林泉河。两河并流南下，遇山受阻汇在一起，折向西南流入涧河，从此被人称为“逆溪”。村庄东西而展，远远望去，山清水秀，整个地形恰似一个“元”字。

在这个恬淡、安静的小山村内，至今仍保存着一处布局俨然、规模壮观的古民居。

薛村东西长500余米，南北宽约400米，环村道路将新旧两区明显分开，四面八方的新式住宅正好把一片古民居区围在中间。古民居区面积不是很大，一条东西向的老街坑洼不平，长约百米，四五米宽，将它分为南、北两个部分。街道两旁，一座座深宅大院石条奠基，规划有致；大门前方，一对对上马石分立左右，雕饰各异。

在老街北侧，目前存留的古宅数量最多，而比较完整的有4座。其中，最西头的3座式样一致，风格雷同，皆是四进的深宅大院，应是在同一个时期规划、建设而成。这些宅院坐北朝南，进深60余米，每座宽约11米，临街为面阔三间的倒座儿，大门设在每座院子的东南角，都是2米宽、5米高的两层楼，属典型的“走马门楼”，门楼装饰复杂，砖雕、木雕构件花样繁多，皆有富贵、吉祥的寓意。

走进其中一座被当地人称为“大夫第”的院子，迎面即看到一个照壁，照壁中央是一个砖雕的“龙头福”，字体灵动，据说由一位俗名为吴兆熊的华山高僧所书。往里走，整所宅子就着北高南低的地形逐层推进，又分为3个小院。在中轴线上，依次砌着3个高台，装有6级踏步台阶，再在上面建设起了高大轩昂的过厅、二厅和上房，这些正房皆出前檐，装着格子门，只可惜上面的雕花大多已被铲毁。每个小院中，正房前面都建有对厦，有的是一层瓦房，有的是二层楼房，高低不同。宅院后面还设有花园，结构紧凑，小巧玲珑，数棵古树立于杂草丛中。

在这3座宅院对面的老街南部，有一座更具规模的院落。多年以前，它的大门上安放有一块巨匾，上刻“参军第”3个大字，相传是薛村吕氏最兴旺的时候所建。这座四进大院也坐北朝南，不同的是十分宽广，临街房、过厅、二厅和上房均面阔五间，高大轩昂，并且各个小院中的对厦皆出前檐，形成走廊。整座院子东设小巷，西有花园，档次非常之高。

老街东头的北侧的一座大院也颇具特色，建于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它是按照“凤凰展翅”的风水思想设计、建造而成的，后窄前宽，以最后面的正房两端为起点，逐渐向前呈扇形来布局、建设而成：最后面的上房面阔三间，中间的过厅面阔四间，而到了临街的倒座儿则成了面阔五间，真可谓巧妙至极、匠心独运。在这座古宅内，至今仍保留着一个完整的照壁，上面的砖雕图案为“凤凰斗麒麟”，栩栩如生。另外，这里还存有两块古匾：一块上刻“君子偕老”，是清朝康熙年间的“钦命提督河南全省学政、刑科给事中邵某”为该村的“州同吕起曾及其妻”而立；另一块上刻“南山北斗”，是乾隆年间众多受业学生为庆祝恩师吕辰垣七十大寿而立。

在薛村古民居的东南部，一座吕氏宗祠仍屹立于“逆溪”岸边。历经数百年风雨，虽然其中的许多房屋早已经坍塌损毁，但大殿、厢房和门厅仍存。尤其是大殿，面阔五间，高大壮观。宗祠西厢房的一处墙壁上，至今还镶嵌着一块刻制于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的“戒石”，石上刻着用来教育薛村所有吕氏后人的《孝睦房训词》和一首《望江南词》。只见上面讲道：“传家两字曰，读与耕；兴家两字曰，俭与勤；安家两字曰，让与忍；妨家两字曰，淫与暴；忘家两字曰，盗与奸。休存猜忌之心，休听离间之语，休做生分之事，休专公共之利……”真的是字字珠玑，劝人良善，发人深省。

据村中百姓保存的《吕氏新安宗志》、《宗祠祭规》等资料记载，这处古民居的主人与洛阳明清时期的著名世家——吕维祺世家血脉相连，渊源颇深。

吕维祺，字介孺，号豫石，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家，新安县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nbsp；26岁的他中进士，被授兖州推官，随后屡屡升迁。崇祯元年（1628）出任南京兵部尚书，后因“剿寇不力”，归居洛阳，设立“伊洛会”，广招门徒，著书立说。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率军进攻洛阳，吕维祺劝福王朱常洵散财饷士，以济时荒，福王不听，他就尽出家私设局赈济。洛阳城被攻陷后，吕维祺被俘，农民军中有认识他的，知其品行端正，欲释放他，但他“不辱大节”，在周公庙内引颈受死。死后，他被明朝加封为太傅，谥忠节。

吕维祺死后，他的两个弟弟也受到了株连，相继殉难。整个大家族突然陷入了灭顶之灾，他们纷纷各自设法寻找去处，避难活命。父母双亡、年仅5岁的吕兆琚随奶奶田氏逃到了薛村娘家。

世事变迁，到了清代，由于重视教育，吕氏子孙很快便又腾达起来。康熙二十五年（1686），居住在薛村的吕兆琚已经45岁，在横山、白墙宗亲和田家人的支持下，他根据京城豪华官宅的样式，在村中同时建起了3座深宅大院，就是本文前边介绍的那三座位于街北的连排宅院，分给三个儿子吕健恒、吕益恒、吕世恒居住。过了22年，吕健恒又率子孙在村东头建起了那座“凤凰展翅”样式的大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