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下院

2月底的时候，下院再次举行了集会。集会开始没多久，议员们就开始各抒己见地争辩了。当时，选举人非常关注下院的诸多议项，报纸也对此进行了细致详尽的报道。一般情况下，针对重要问题的辩论会持续三天。在此期间，那些起关键作用的演说家都会不遗余力地争辩。辩论过后，两党还会继续展开较量。那时，下院的会议直到午夜才散场。一般9:30，下院座无虚席。贝尔福先生作为领袖，在议员们针对每个重要问题进行辩论后，都要进行总结发言。10点到11点之间，那些反对派的重要领袖进行总结，11点到12点之间，他们就能够得到各方面兼顾的回复。等到领袖们发完言，人们就会议论纷纷，一片嘈杂，根本听不到任何人的演讲。

最近几个世纪，下院的辩论引导着大英帝国度过了一道道难关，因此参加下院辩论成了大家引以为豪的资本。尽管我几个月来始终在进行巡回演讲，却依然热切地渴望能在下院的议会中进行演讲。我把这次演讲的机会看得弥足珍贵，因为我知道，这是一次至高无上的考验。因为错过了冬季会议，所以我刚进入下院四天就要演讲了。我煞费苦心地准备演讲稿，还要不漏痕迹地把我犀利的观点表达出来。我不想在这里重叙那段经历。战争问题是这次辩论的焦点，我自认为完全有资格参加这次辩论，甚至能提出很好的建议。很多好心的提醒涌到我的耳边，有人说：“你对战争有亲身体验，要把握机会。”有人说：“还是等你过几个月熟悉下院后再演讲吧，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也有人提醒我不要冒犯下院，避免在友好的氛围中说出犀利尖锐的言辞。还有人建议我一定要新意层出，不要说那些老生常谈的话。我觉得亨利·卓别林先生的建议是最有实用意义的。他对我说：“沉住气。只要你有话想说，下院非听不可。”

我们为一位支持布尔政府的人心烦不已，他叫劳合·乔治，来自威尔士，很爱出风头。他常常从下院后座挺身而出，责难自由党的领导。我听说他将在9点前后演讲，还听说他手里有一个修正案，是关于言辞适度的。但是，我不确定他会不会借此机会提出动议。我想，我完全可以在他发言之后发表演讲。假如我没有提前写下自己想说的话并且熟记于心，那么我演讲时就会笨嘴拙舌，只能勉强应付几句。在之后的几年里，我始终这样。那些在大学校园里生活和学习过的年轻人都有在辩论社团里即兴演讲的诸多经历，而我却从未这么做过，因此，我在演讲之前必须做足准备，提前设想辩论时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准备好形形色色的答案以应对即将遭遇的状况百出的提问。这就像为了击中目标，预先准备很多不同功能的箭一样。我很担心自己的演讲能否与劳合·乔治先生衔接上，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会说些什么内容。

我终于迎来了这神圣的时刻。大臣们坐在前排，我就坐在他们身后，紧紧地挨着他们。当年，我父亲发表辞职演讲时就坐在这里。我的顾问——议员托马斯·吉布森·鲍尔斯先生坐在我的左侧。他的经验非常丰富。快到9点时，下院座无虚席。坐在反对派后面第三排座位上的劳合·乔治先生开始发言，几个激进分子和威尔士人簇拥在他的身边。此外，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也是他的拥护者。他宣布不准备就他的修正案提出动议，而紧紧围绕关键问题发言。因为受到凯尔特外缘分子的煽动，他言辞犀利，亢奋不已。我利用他发言的时间，在心里默默地准备演讲稿，只等他的发言结束，我就立即接棒，把他的话题生发开去。然而，他把我准备说的话全都说完了，我惊恐不安，感到希望离我越来越远。我努力控制自己。此时，鲍尔斯小声提醒我：“你可以说，‘他没有就他言辞适度的修正案作出动议，而进行这番慷慨激昂的演说，还不如不进行这番慷慨激昂的演说，然后就他那言辞适度的修正案作出动议。”这句话比《圣经》里的“荒郊野外的吗哪吗哪”更显宝贵，且来得恰到好处。当听到劳合·乔治以“我将结束演讲，把时间留给新议员发表看法，我想下院应该很想听听不同的声音”故作崇高地结束发言时，我惊讶万分。他这么说完之后，就回到原来的座位了。

我迷迷糊糊地走到讲台上，首先把鲍尔斯先生刚才教我的话说了出来，听众们马上沸腾起来。我鼓足勇气，一气呵成地完成了演讲。在我小时候，别人就引导我厌恶爱尔兰人，其实，他们作为听众是再好不过的。他们没有故意刁难我，而是有所保留地反对我的发言，对我的发言反而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虽然我以他们为笑料，他们却毫不厌烦，更不气恼。不过，当我在演讲中提及“浴血奋战的布尔人——假如我是布尔人，也会驰骋沙场……”时，我发现坐在国务大臣席上的议员们开始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张伯伦先生也和坐在他旁边的人说了几句，至于说了什么我就无从得知。此后，乔治·温德姆先生把他的原话告诉了我——“白白浪费了一个下院的席位！”但是，我看到胜利在向我招手，因此不遗余力地朝对岸游过去，虽然大汗淋漓，却有惊无险。人们都客套地赞扬我，激励我。我感到很惬意，于是以坐到恢复体力才回家。总体而言，人们肯定了我的演说，虽然很多人猜到我提前背熟了演讲稿，但是他们却宽容地原谅了在战场上饱受折磨的我。虽然下院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却依然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对于那些鞍前马后甘愿为它效力的人，它始终宽宏大量。

通过这次辩论，我和劳合·乔治先生认识了。经过别人的介绍，我们在下院的酒吧里彼此致敬。他说：“你的观点和领导们的观点是背道而驰的。”我说：“你对大不列颠的态度不同凡响。”我们就此成为朋友，在之后几十年的风雨历程里，并肩前行。

在这届会议刚开始的几个月中，我作为保守党议员又成功地进行了两次演讲。一位叫科尔维尔的将军接到战争办公室的任命，在一个驻扎在直布罗陀的旅担任指挥官。办公室的任命刚刚下达，他们就开始苛责这位将军，对他一年前在南非战场上的表现吹毛求疵。其实，他们也是刚刚掌握这些情况，因此就把他的职务免除了。反对党很拥护这位将军，说保守党是没事找事。就这样，演讲结束后，他们在提问时间里一直在为这个问题争辩，互不相让。下院决定把这个问题作为下个星期的议题，组织两党展开辩论。我对这样的问题司空见惯，完全可以一针见血地发表我的观点。刚刚开始辩论，各方都不约而同地指责执政党。如果政府在辩论中失败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即使执政党的席位绝对占据优势也无法挽回他们的名誉。假如大臣们认为他们的防线被哈考特、莫里、阿斯奎斯或者格雷等人冲破了，他们就会心神不宁。我恰巧参加了这场辩论，而且侥幸前瞻了这次辩论的情形，人们都觉得我的演讲是专门为此准备的辩论演讲。我不仅使保守党称心如意，也使自由党心满意足，因为我为政府辩护时采用了反对党支持的论点。现在担保爱尔兰事务大臣的乔治·温德姆先生与我们交往密切，当时，他告诉我几乎每个政府部门的大臣都很欣赏我。我好像已经在下院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我很赞同将布尔战争进行到底，因此不符合保守党的主流观点。这时，零星的战火再次燃起。我主张组织一支数目庞大、训练有素的军队，必要时还可以调遣印度军队，这样就能继续布尔战争。当然，我很想找到一种能够顾全颜面的方式，把布尔军队里那些英勇无畏的军官和士兵都团结到我们的阵营里。归根结底，布尔人永不屈服的精神是值得赞许的。我很气愤有些人居然不择手段地侮辱布尔人，更斥责焚毁布尔人农庄的可耻行为。对于处死布尔指挥官谢珀斯一事，我坚决表示反对。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为免除另一位布尔军官克仟特津格的死刑贡献了力量。我与保守党越来越格格不入了。战争事务大臣说：“我们国家完全是偶然卷入这场战争的，不过，既然已经参与了，我们就必须奋战到底。”虽然我支持战斗到底，但极力反对这个观点。为了使国家恢复和平，减少军费，加快改革，我主张恩威并用地尽早结束战争。我渐渐背离了保守党，尽管我和绝大部分保守党领导人很熟悉，了解他们对国家大事的态度，而且还得经常和张伯伦先生见面，并有幸得到贝尔福先生的悉心关怀。和保守党领导人相比，罗斯伯里、格雷和阿斯奎斯，尤其是约翰·莫里，好像更理解我。他们充满智慧，处世达观，处理公众事务时能够站在高于现实的角度上，这一切都深深地吸引着我。

各位读者肯定记得我从未在大学里学习和生活过。和那些年轻的大学生相比，我从未有机会不用负责地在辩论中不间断地支持或指责形形色色的观点。每个人都很关注我，各家报纸也常常报道我的演说，我必须谨言慎行。我反对滥用战争，对布尔人充满怜悯，竭力想让保守党接受自由党的观点。我发现两个政党都不赞成我的观点。我居然毫无心机、肆无忌惮地把自认为正确的所有观点都说了出来。在这个方面，我始终觉得坦诚高于一切。我不明白团结一致和遵守党纪比坦诚更重要，也没有意识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即为了党的事业，我们应该对自己的见解绝口不提。

我的第三次演说至关重要。当时担任战争事务大臣的布罗德里克先生决定组建一支浩浩荡荡的军队，并且把他的想法对外宣布了。他要把这支实力强大的队伍分成六个军团，主要包括正规军、志愿兵和民兵等。等到讨论筹备军队的资金时，我一定会反对他的这项计划。在整整六周的时间里，我始终在为这次演讲做准备。我把演讲稿熟记于心，即使倒着背也没问题，这样一来，我可以随意地从稿件的任何部分进行演讲。讨论会原定为期两天。议长很欣赏我，再加上好运气，我被安排在会议第一天的晚上11点到12点之间进行演讲。12点之后，下院要讨论其他议项。听众们密密麻麻地站在下院里，专心致志地听我的演讲。其实，我不但从各个方面抨击了政府的政策，也没有放过保守党的政治思想倾向。当然，我在演讲中也坚决拥护和平，主张精简军队和消减军费。对此，反对党欢呼雀跃，保守党认为难以置信。自从发表这次成功的演讲之后，我的观点彻底与我身边的那些保守党议员分道扬镳了。我提前把这份演讲稿寄给了《晨邮报》，现在已经开始刊印。在此之前，我很担心大量发行我的演讲稿，因为我不确定能否拥有这次演讲机会，也担心演讲失败导致的严重后果。演讲成功之后，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对我而言，我必须慎重对待面向整个下院的演讲。我的苦心没有白费，当然，我必须为这次演说的广泛影响付出代价。

在此期间，我们被外界称为“hooligan”的议会小团体渐渐成形了。帕西勋爵、伊恩·迈克科姆勋爵、阿休·塞西尔勋爵、瑟·斯坦利先生和我全都是这个小团体的成员。每个星期四的议会上，我们都邀请一位重要的客人一起享用晚餐。两个党派的所有领袖人物都接受过我们的邀请。有的时候，像W.J.布赖恩先生这样的贵客也会光临我们的餐桌。我们还邀请过索尔兹伯里首相，不过，他反过来请我们去阿林顿街和他一起吃晚餐。首相兴致勃勃，谈兴很浓，口若悬河，从未错过我们提出的任何话题。吃完晚餐，我和帕西在大街上并肩而行，他对我说：“即将从做了20年的首相位置上退休，他感觉怎样呢？”随着索尔兹伯里勋爵的下台和去世，一个时代也将宣告结束，很多东西都将随他一起消逝。英国正面临风云迭起的局面。

一条鸿沟从天而降，落在我们和旧时代之间，把我们与索尔兹伯里勋爵执政时的英国社会、保守党的诸多方面、英国统治阶层的立足之本，及这本书里提到的事件、时代等彻底隔离开来。历史的车轮永不停息，我们不知道它将发挥多大的威力，也无法预想19世纪的社会结构会被怎样的灾难粉碎。尽管帕西预见了未来的灾难，却没能活到时代翻天覆地的那一天。一个秋日，我和他在邓劳比市的街道上并肩前行，他告诉我伊尔文派宗教的相关事情。这个教派曾经说过，为了向人类发出预警，12名使徒降临人间，但没人理睬他们。在维多利亚女王去世的那一天，最后一名使徒也离开了人世。从此，人类社会必将陷入动乱和危机之中。帕西非常肯定地说，一个残酷得无以复加的战争时代近在眼前。他用了我此前只在《圣经》里看到的词语——“哈米吉尔顿”。当时，德国王储在邓劳比市居住，他经常和我们嬉戏打闹，还和我们玩弹子游戏，看上去非常友善。我很困惑，他会在帕西所预言的灾难里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1902年4月，下院陷入了轩然大波，起因是一个叫卡特赖特的报社编辑发表的一封信。他犯了煽动罪，被判在南非监狱里服刑一年，因为他在信里口无遮拦地说在集中营中生活的布尔儿童和妇女受到了英国人的虐待。从监狱里释放之后，南非军事当局拒绝了他回到英国的请求，为此，下院责问大臣们。战争事务次官给出的回答是：“我们不想让英国进行反英宣传的人越来越多。”为了给自己滥用职权的行为进行辩护，他们选择了这个蹩脚而又牵强的理由。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在英国进行反英宣传的危害不比在任何其他地方更大。约翰·莫里建议中止会议。那时，诸如此类的提议会马上提交讨论，反对党领导人群情激奋，怒不可遏，我和另一个属于我们小团体的成员虽然人在保守党的议席之中，却对反对党表示大力支持。这件事尽管微不足道，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当晚，张伯伦先生接受我们的邀请，与我们一起吃晚餐。他一边用含有挑衅意味的眼光看着我们，一边说：“我正在和一群可恶的家伙们一起吃晚餐。”我们辩解道：“我们之所以不支持政府的行为，是因为政府不仅高傲无礼，而且非常愚蠢。”他说：“假如政府英明无比，还需要你们的支持吗？你们必须抓住这样的机会帮助身陷困境的政府。”但是，他恢复平静之后又开始滔滔不绝，变得友善起来。他离开时在门口迟疑地站了一会儿，接着转身点拨我们：“作为年轻人，你们对我尽了地主之谊。我告诉你们一个价值不可估量的秘密作为回报，那就是：关税！很快，这就会成为政府事务的头等大事。你们一定要深入研究，直到透彻。你们会为盛情款待我感到庆幸的。”

正如张伯伦先生所说的，财政领域很快就发生了巨变。为此，直到1908年，我始终全心全意地投身于这场新的斗争。我于1908年9月结婚，从此之后过着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