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叽大选⁽¹⁾

英军占领比勒陀利亚之后，尤其是解了马弗京的围困之后，英国民众欢欣鼓舞，因为他们觉得战争已经宣告结束了。尤其是在听到罗伯茨勋爵的公开发言之后，他们更是异常亢奋。但是，对于战争的局势，英国政府有着清楚的认识，他们知道自己已经被战争中接连而至的胜利推到危险之中。因为英国根本不想和布尔共和国和平谈判，除了被消灭布尔共和国，没有其他选择。不管布尔士兵是出于个人意愿投降，还是在军官的领导下集体投降，英国都非常宽容地对待他们。英国会像对待其他殖民地一样把自治权交给这片被彻底征服的土地，前提是有很多英国人在这里定居，以保障这片土地的安定团结。不然，英国就会对彻底消灭他们。后来，米尔纳勋爵曾经说过，“从某个角度来看，战争将会永远存在。”战争只能循序渐进地平息。正规军负责征服游击队，全副武装的警察负责压制的丛林、山区和在边境草原出没的抢劫者。

我们为这个错误的决定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为了保护祖国辽阔的疆域，在史末资、博塔、德韦特等人的带领下，无数布尔人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他们是为荣誉而战，和胜利无关。英军刚刚离开，战火就又在那些被征服的地区死灰复燃，大有燎原之势。史末资再次点燃了开普殖民地复仇的火焰，直到两年后的正式谈判，战争才真正偃旗息鼓。每个人都对这场长期的胶着战引发的灾难感到难以置信。敌人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混迹在老百姓中间，那些曾经宣誓中立的农场主冒死藏匿他们，使他们免受伤害。对于那些孤立无援的哨所，他们经常残忍地发动袭击。此外，那些毫不设防的英军也接连遭殃。英国军事当局为了应对，决定把这个地区的所有居民都迁到若干个集中营里。由于铁路被毁，供需难以及时送达，这些集中营疾病肆虐，无数的妇女和儿童因病死去。英国政府规定一旦发现背叛誓言的人，就要烧毁他们的农庄。然而，事与愿违，这个政策非但没有使布尔人俯首称臣，反而把他们逼上梁山，更加斗志昂扬。对于那些背叛誓言的人、造反的人和那些穿着英军军服伪装成英军的布尔人（很多时候，他们也没有别的衣服可穿），英国方面恨之入骨。但是，英国政府很少判处布尔人死刑。不过，即使过去很久了，不徇私情的基钦纳将军还是枪毙了几个曾杀死布尔战俘的英军。他们之中，有几个是来自殖民地的骑兵，还有一个是英国军官。从头到尾，只要有人受伤，布尔游击队就明目张胆地把伤员送到英军战地医院救治。人性和文明依然泛着微弱的光。不管是英军，还是布尔军，在战火纷飞的两年里，不管是在人力还是物力上，都损失惨重。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两方在此期间始终彼此尊重。但是，这些在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

在奥尔德姆

英国人民对我的归来表示热烈欢迎。奥尔德姆市人⁽²⁾不管属于哪个党派，全都为我的胜利回国欢欣鼓舞。我在十辆马车的护送下进了城，激动的女工和工人拥挤地站在街道两侧。在皇家剧院公开演讲时，我把我的越狱经历告诉台下黑压压的听众。这是我第一次毫无顾忌地讲述越狱的全过程，因为此时的威特班克矿区已经变成了英军的地盘，英国政府正在保护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当时，奥尔德姆工程师迪尤斯纳普先生护送我去矿井下藏身，我在演讲中提起了他的名字。这时，台下的观众沸腾了，全都大声喊道：“他的老婆就在我们中间。”

但是，这种和谐愉快的气氛注定无法持久。保守党领袖决定在英国人民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得到他们的支持。他们已经在位五年了，必须抓住在18个月内再次进行大选的机会。其实，他们很难推行对所有反动势力只靠武力镇压而不进行谈判的政策。当然，只有一种情况除外，即他们能再次以占据绝对优势的高额选票当选，从而主宰新一届下院。刚刚进入9月，下院就解散了。除了比较和缓之外，这次选举和大战后于1918年12月进行的选举非常相像。民众把所有自由党人都归入“布尔人支持者”的阵营，就连那些在战争中痛失爱子和支持战争的自由党人也不例外。绝大部分保守党成员都赞成张伯伦先生提出的口号，“布尔人最终将占据政府在下院失去的所有席位”。激进派分子和自由党非常拥护组织的领导，万众一心地相信战火再也不会燃起来了。整个英国，都在进行如火如荼的选举。那时，公众舆论偏向保守党，英国的大多数选民都支持他们。保守党的票数遥遥领先，比他们一切对手在下院拥有的所有得票的总和还高134张，所以，索尔兹伯里勋爵带着他的伙伴们再次入主下院。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对手还拉拢了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80张选票。

我也和大家一起获得了胜利。当时的法律规定，大选的时间可以持续六个星期，这样一来，选民有足够的时间思考，无须浑浑噩噩地把选票投出去。直到次日上午，大家才能知道投票的结果。当时，国家大事完全取决于斗争的结果。两个党派的领袖人物都得参加艰苦卓绝、全民投入的论战。为了争取选区里有限的选民，候选者必须为那些心甘情愿听他发言的人发表演说。要想赢得一个选区的支持，一场成功的演讲是至关重要的。有的时候，鼓舞人心的演讲有可能争取到一个城市的支持。各家报纸会一字不落地刊登那些知名政治家的简短发言，以便供各个政治团体进行深入研究。选举议员是国家大事，只有经过这样的激烈辩论，才能最终确定议员的人选。

当时，每个人都在政治争斗中满怀期待地等待选举结果出炉。可以说，奥尔德姆市排在各个选区之首进行了投票。我站在台上演讲，告诉听众们战争不可避免，是公平正当的；自由党不应该反对战争，正是因为他们的态度，战争的进展才困难重重；我们必须勇敢无畏，一往直前，等到战争结束后，处理问题时又应该宽宏大量。眼下，伦敦商人C.B.克里斯普先生成了我的新伙伴。我之前的搭档莫德斯雷先生因为过于肥胖，在陶瓷制成的洗澡盆中洗澡时不慎压碎了洗澡盆，意外身亡。在对待战争的主张上，我的对手朗西曼先生和埃莫特先生与罗斯伯里勋爵完全一致，一面指责保守党在战争中怯懦畏缩，一面力主国家把战争进行到底。看上去，作为第二大党的自由党好像很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他们认为只要采取和平的外交手段，自由党就能解决诸如让克留格尔总统退让等问题，从而维持和平。不过，这一切都没有得到实际的检验。我驳斥道，无论谈判进行到哪一步，都无可挽回地失败了，因为英国的土地上已经出现了肆无忌惮的布尔人。无论战争多么悲惨壮烈，我们都已经打败了敌军，并且把他们从自己的首都赶跑了。英国各个地方的保守党都发表声明，说布尔战争是否合理是这次选举的关键问题，目的是在战争中取得真正的胜利。我当时也坚信，爱国人士应该摒弃对宗派、阶级和党派的偏见。

张伯伦先生亲自赶来为我加油。看到他到来，公众热情高涨，比起大战后对道格拉斯·黑格勋爵与劳合·乔治先生的热情有过之而无不及。无疑，还有一股虽然敬畏张伯伦先生却实力强大的反动势力存在。我和他乘坐同一辆敞篷马车赶赴会议现场。支持我们的人坐满了剧院，反对我们的人则堵在剧院门口表示抗议，我们的马车被他们围起来，嘘声不断。他们终于有机会亲眼看到这样一位他们从权利和义务的角度都应该抗议的伟大人物了，每个人都亢奋不已。我发现，我的贵客张伯伦先生红光满面，在公众的喧闹声中反而显得很兴奋。他与我父亲一样，都常常把“我喜欢英国的民主”这句话挂在嘴边。在这里，我郑重声明，因为有一批政治家的领导，当时的英国人民真正享受着民主。尽管报纸总是发出些蛊惑人心的报道，使普通民众变得为所欲为，但是这些人从未受到任何影响。政治家、选民和报界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中各自承担着各自的责任。每个人都惊讶于张伯伦先生在会上表现出的自制力，都对他不卑不亢的言词和淡定从容的语调印象深刻。他还特意提前拟好了演讲稿，发言时间很长，足足有一小时。他把公平作为自己的原则，很受人们欢迎。每当发现自己所引用的数据有偏差或者所阐述的事实不够精准，使反对党的利益受到损伤时，他就会马上予以纠正。但是，在大英帝国的政治体制掺杂了大量水分之后，这样的情形一去不返了。

在统计30000张选票时，我们发现埃莫特先生的票数占据了优势，自由党和工党在奥尔德姆获得了较多的支持。在投第二票的时候，我居然获得了将近200张来自自由党人投的选票。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对战争持有的看法和意愿不一样吧。因此，和自由党的另一名候选人朗西曼先生的票数相比，我以230张票的优势名列选区第二，成为下院议员。我在朋友们的簇拥下穿过人声鼎沸的人群，去保守党俱乐部庆祝。作为老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肯定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等着选举结果的出炉，所以他早就在俱乐部里等着祝贺我了。随后，我收到了从各个地方寄来的贺信，每一封信都充满了热情与赞誉。在这次选举中，我被人们说成是“最擅长转败为胜的人”。我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邀请，必须于次日晚上赶到伦敦发表演讲。应张伯伦先生之邀，我还必须在随后的两个晚上去伯明翰地区。我正准备搭乘火车准时赴约，一位信使带着贝尔福先生的口信赶上火车来见我。贝尔福先生请求我取消伦敦的演说，而是与他在当天下午一起赶到曼彻斯特发表演讲，然后去斯托克波特完成竞选活动。我按照他的安排制定了行程。

我赶到的时候，贝尔福先生正发表当众演说。我的到来引起了会场上的所有人的欢呼。这位下院领袖非常隆重地向选民介绍了我。从此之后，我只在有分量有影响的大会上发表演讲。五六千名兴致高昂的男性选民把大厅挤得水泄不通，他们早就把竞选原则熟记于心了。支持者坐在讲台上，他们都是极富威望、地位显赫的政界官员和老资格的议员。我在此之后二三十年里的选举中，经历了数场与此相同的场面。我与张伯伦先生在海伯里逗留了两天，在此期间，英格兰中部的三个会议邀请我参加，我乘坐专列如约到达。我回来那天，他设宴为我接风洗尘，还笑逐颜开地拿出一瓶1834年酿造的波尔图葡萄酒款待我。整整三周，我在英国一帆风顺，屡战屡胜。对于精心挑选出来的重要席位，保守党负责人专门邀请我作为助选人员参加。我前脚离开，他们就接连获胜。那年，年仅26岁的我一想到自己实现了伟大的目标，就欣喜若狂。幸好，好运不会始终与我们如影随形，不然生活就变得平淡无奇了。

但是，我好像还有两件事情没有完成。第一，为了安心从政，我首先要积累资金，这样才能避免被繁杂事物干扰。我现在有四千多英镑了，其中有2500英镑是我为《晨邮报》供稿10个月获得的稿酬，再加上我的两本战地通讯也出版了，还有《尼罗河上的战争》的稿酬。现在，我还有一个机会挣钱。等到选举结束之后，我准备利用秋冬两季在英国和美国进行巡回演讲。选举刚刚结束，我就开始了在英国的演讲之旅。连续五周，我每天晚上都在演讲。在此之后，除了从英国乘船去美国时可以休息一周之外，我还要继续演讲两个半月。在英格兰地区，我的演讲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我的第一次演讲是由沃尔斯利勋爵主持的。此后的演讲，根据地点的不同，由英伦三岛上两个党派的重要人物轮流为我主持。听众们热情似火，把大厅挤得水泄不通。我用幻灯演示，把我在南非战争中诸如逃出敌人监狱等冒险的历程讲给他们听。我差不多每晚都能挣到至少100英镑，在利物浦交响乐大厅的那场演讲中，我的收入居然高达300多英镑。11月刚过，我就把4500多英镑收入囊中了。截至此时，我在英国的行程刚刚走了一半。

我很期待下院一进入12月就举行的会议，因为我无限憧憬在下院就职。不过，我已经签约去美国演讲，因此如约漂洋过海到了美国。和英国相比，美国的气氛完全相反。尽管美国人和英国人的母语相同，看上去也和英国人很像，对客人很热情很周到，但是他们对南非战争却漠不关心，这使我很惊讶。更让我惊讶的是，美国人之中也有很多人支持布尔人，爱尔兰人也毫不掩饰地敌视我。在美国，因为地域的差异，听众的反应也截然不同。在巴尔的摩，只有寥寥几百名听众稀稀拉拉地坐在足以容纳5000人的大厅里；在波士顿，支持英国的美国人举行了一次很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者甚至把特莱蒙特会堂的入口堵得水泄不通，300名统一穿着美利坚协会红色制服的美国人坐在讲台上，气势咄咄逼人；在芝加哥，反对者高声呼喊，对我表示抗议。为了缓和他们的情绪，我不得不以玩笑的口吻嘲讽自己，并且真诚地赞美勇敢、爱国的布尔人。总体而言，我发现美国听众冷静理智、心思缜密，但高雅大方、质朴淳厚，我很容易与他们成为朋友。

在美国的行程中，很多美国的名流都曾经帮助过我。在我的演讲中，昌西·迪普先生、伯克·科克兰先生和美国政坛上极具影响力的领袖都曾轮流当过主持人。马克·吐温先生亲自为我主持了在纽约的第一场演讲，这使我感动万分。他虽然已界年迈，却仍然风度翩翩，他机智幽默，言语不俗，气质高贵。就南非战争，我与他进行了几个回合的争论，渐渐自甘下风，不得不以国家作为挡箭牌。我说：“我必须支持我的祖国，不管它是否正确。”“噢，”这位思维敏锐的老人说：“我赞成一个小国迫于生存的压力而奋不顾身地战斗，但是你们国家很强大。”辩论并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他应邀把他签名的三十卷著作送给我。他在第一卷的签名中隐晦地告诫我：“善举高尚，教人行善很容易，且更高尚。”

到达加拿大之后，我们发现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我觉得自己仿佛回到了英国，因为这里的人们全都激情昂扬、热情高涨。遗憾的是，我只能在加拿大逗留10天。1月中旬，我回到英国，再次奔波于各个城市之间。尊敬的达弗林勋爵为我在乌尔斯特大厅的演讲作了介绍，作为主持人，他隆重地把我介绍给听众，并且对我极尽赞美之词。迄今为止，他当时说话的情形依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他有着浓重的老式口音，他说：“当与他年纪相仿的人还在学校学习时，他就已经在战场上纵横驰骋了。欧洲那些‘贵族’和他相比，战斗经验无疑相差甚远。”我从未发现自己有这个闪光点，我真是太感谢他了。

2月中旬，我结束了整个行程，感觉非常累。在这五个月时间里，我每天晚上都要进行至少一个小时的演讲，有的时候一天要进行两场演讲。当然，星期天除外。每天晚上，我都在奔波，差不多一夜一张不同的床。而在这之前的一年时间里，我人在南非的战场，每天不是跟着队伍行进，就是与敌人激战，万分紧张。那段时间，我常常露天休息，别说床了，连个遮风避雨的地方都没有。完成这次巡回演讲之后，我收获了将近10000英镑，终于能保证我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自由了，这冲淡了我的疲劳之感。从此之后，我可以一心一意地在政界发展了。我把10000英镑托付给欧内斯特·卡斯尔爵士打理，他和我父亲相识已久，是很好的朋友。他精心地喂养着我的“羊群”，替我把它们喂得又肥又壮。羊群活得很好，尽管没有成倍增长，但是每年都能添加几只小羊。不过，这些小羊无法负担我的所有开销。每年，我都要宰掉一两只大羊，羊的整体数量在减少。但是因为有羊群，我的日子过得很舒服。又过去了几年，我差不多吃掉了所有的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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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00年布尔战争后，英国执政党为摆脱国内不利局势而举行的下院议员突击大选。

(2) 奥尔德姆是英国英格兰大曼彻斯特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