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内斯堡和比勒陀利亚

刚刚进入5月，罗伯茨勋爵发现时机成熟，开始向约翰内斯堡与比勒陀利亚挺进。那个时候，战局越来越紧张，战争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总司令部在布隆方丹驻扎了两个月之久，当时，威斯敏斯特公爵、诺福克那公爵和马尔伯勒公爵都在罗伯茨的参谋部里任职。为此，激进派的报纸出言不逊，极尽嘲讽之能事。罗伯茨伯爵天生就对舆论非常敏感，他决定先解除我的堂兄——马尔伯勒公爵的职务。马尔伯勒公爵非常沮丧，因为他不能跟随大部队了。幸好，伊恩·汉密尔顿得到提拔，胜任将军，带领一支分遣队在距离主力部队右翼四五十英里的地方行进，和大部队始终保持相同的速度。这支队伍大概有16000名士兵，其中有4000多名骑兵。我决定加入这支欢迎我的队伍，在那里享受我的自由。因此，我给汉密尔顿发了封电报，劝说他让马尔伯勒公爵当参谋。他欣然应允。罗伯茨勋爵对待别人向来非常公平，对此也毫无异议。我套上我的马车，赶着四匹马疾驰，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却平安地从被布尔军控制的乡村穿过，不久就赶上了40英里外、正位于温布尔格郊区的右翼部队。后来，我就一帆风顺了。

随后就是漫长的艰难跋涉，在六周时间里，我们时而行进，时而休息，往前挺进了四五百英里。虽然如今已经过去了25年，但是我依然对在南非度过的军旅生活印象深刻。南非景色优美，气候宜人，空气如洗。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色，晚上，我们在河边的露天地里宿营。为了有肉可吃，我们赶着绵羊一起行军，还去空荡荡的农户家里抓鸡。我的马车构造很特别，有一层足有两英尺深的夹板，里面藏着我从伦敦带来的美酒和品质上乘的罐头，等等。我每天吃饱喝足后，兴致昂扬地四处巡视，想找到冒险的机会。天刚刚亮，大部队就拔营开拔，周围传来零星的枪声，为我们的军旅生活锦上添花。有的时候，大部队会逼近那些由随机应变的布尔人驻守的山丘，所以隔三差五的，总会有20多个英兵走进布尔军的埋伏圈里，或者被布尔军与大部队隔离开来。我们发现，布尔骑兵就像机智灵敏的猎狗，攻击能力很强，一旦咬住英军就不顾一切地纠缠。

情报部门说敌人会撤往德兰士瓦东部，罗伯茨勋爵对此置若罔闻，固执己见，认为敌人会撤往德兰士瓦西部。因此，大部队即将到达德兰士瓦边境时，罗伯茨勋爵把原本位于主力部队右侧的伊恩·汉密尔顿的部队调到了左侧，让其穿越铁路的主干线，赶往瓦尔河渡口。这样一来，我们恰巧和约翰内斯堡西侧撞了个正着。在大部队无须进行正面进攻的情况下，我们就能迫使敌人撤出约翰内斯堡。对于英军此次部署的用意，布尔人洞若观火。虽然他们准备从约翰内斯堡撤退出去，但他们依然派了一支作战能力很强的部队埋伏在位于约翰内斯堡到波切夫斯特鲁姆之间的佛罗里达，出人意料地奇袭汉密尔顿部队。

布隆方丹到比勒陀利亚

1900年7月1日，发生了一场激战。这场战斗发生在詹姆森大夫的部队四年前投降的地方，当时的人们都觉得它非常惨烈。因为炮兵无法轰炸躲在崎岖起伏的岩石后面的布尔兵，只得上好刺刀，开始冲锋。戈登苏格兰部队负责冲锋，大概有100名官兵或死或伤。这时，弗伦奇派骑兵进攻敌军右翼和后卫部队，想把他们击退，却失败了。在这场战斗中，我侥幸活了下来。英军攻占山岭后，为了在短时间内迅速把大炮架到山顶，一个叫史密斯·多林的旅长亲自去山上选位置，他也受伊恩·汉密尔顿的领导。他请我和他同行，我们一起爬向山顶。像往常一样，布尔兵又在放火烧山了。山上各个方向都烟雾升腾，我们的视线被挡住了，无法辨识方向，最终与苏格兰大军位于山顶的左翼部队失之交臂，直到从浓浓的烟雾里走出来，才发现和敌人迎面相遇了。我们离敌人很近，相距仅仅几十码远。他们朝我们射击，那些从近处射来的子弹在我们身边呼啸而过。当即，我们调转马头，重新回到弥漫的烟雾里。这才保证了安全，只有一匹马受了轻微的擦伤。

这场激烈的战斗结束后，伊恩·汉密尔顿的纵队被困在通往约翰内斯堡的路上，虽然与位于南面20英里处的罗伯茨勋爵的司令部不是太远，但怎么也联系不上。敌人依然控制着约翰内斯堡。假如我们沿着来时的道路继续往南行进，则必须在坎坷的崇山峻岭间行走大概80英里。为了与司令部取得联系，我们派骑兵继续沿着这条路线寻找。值此危急关头，我们必须迅速找到其他的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内与司令部恢复联系。那些来自城里的居民也摸不清城里的状况，他们说布尔军正在撤离，但是城里依然有很多布尔军。有一个来自法国的年轻人好像很了解情况，他信誓旦旦地对我说，敌人在撤离的时候不会拦截老百姓进行盘问的，所以我们只需要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就能安全地骑着自行车在城里穿行。这位法国人不仅主动提出当我的向导，还要把他的自行车借给我。我跃跃欲试。下午，我带着准备发给《晨邮报》的稿件和伊恩·汉密尔顿的急件，和那个法国人一起骑着自行车沿着大路向城区骑去。在从我军设立的岗哨通过之后，我突然嗅到了危险的味道。不久，我们就出现在约翰内斯堡的街道上。天越来越黑，在大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夹杂着很多荷枪实弹的布尔骑兵。我们已经进入了布尔兵的地盘，他们眼下依然主宰着这座城市。根据军事法律，假如布尔军抓到我，以我现在的身份，事情将会变得非常棘手。我很清楚，一旦被捕，欧洲没有军事法庭会宽容地对待我。因为我依然是南非轻骑兵旅的中尉，却打扮成老百姓的样子在敌人的地盘上招摇过市。

在一条坡度很大的道路上，我们推着自行车吃力地走着。突然，一阵清脆的马蹄声从我的身后传过来。此时，假如我突然加速，肯定会招致灭顶之灾。所以，我们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依然缓缓地朝前走。为了不引人注意，我们还偶尔用法语交谈几句。没过多久，后面骑着马的人来到了我们身边。他拉紧缰绳，让马保持和我们一样的速度缓缓地往前走。他盯着我们看，那犀利的目光刺在我们身上。我抬起头，和他四目相视。他的枪套里有一支手枪，胸前斜挂着一支步枪，身后背着3个子弹带。就这样，他不受欢迎地和我们一起走了很久，之后才扬起马鞭丢掉我们而去。我们如履薄冰，生怕再遇到布尔人的哨兵。要知道，这件事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我们只能庄茁大模大样地骑着自行车沿着马路往前走。幸好，我们没有再遇到布尔军的哨兵。不过，我们也没有遇到英军哨兵，这使我们很沮丧。我们在距离约翰内斯堡很近的郊外与罗伯茨勋爵手下的士兵相遇了。他们手无寸铁，想进城填饱肚子。我们问部队驻扎在哪里，他们说就在不远的地方。我们奉劝他们马上回到营地，不然很可能被俘虏，甚至把命丢在城里。

有个士兵难以置信地问：“你说，会这样吗？”他似乎不太相信，因而显得有些好奇。

得知我们刚刚在距离此处一英里的地方与荷枪实弹的布尔兵照了个面，他们立即决定不再进城，而是把填饱肚子的希望寄托在不远处的几间房屋里。我与我的伙伴继续沿路前进，很快就发现了罗伯茨先头部队的指挥部。他们告诉我，往南走大概十英里，就能到达总司令部。直到夜色降临，我们才到总司令部。在门口接待我们的是一位与我相识的副官。

“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我们带着给总司令的急件，来自伊恩·汉密尔顿部队。”

“好啊！”他说，“我们正等得心急如焚呢。”

说着，他转身离开了。我来的时候带了很多稿子，这些都是国内最新最早的独家新闻，因此，我急不可耐地去找新闻审查官。但是，副官不久就回来了，我根本没见到审查官的面。

“罗伯茨勋爵现在就要见你。”

总司令正在吃晚餐，同桌的还有十几位参谋。我刚刚进去，他就猛地从座位上一跃而起，面带微笑地走向我，主动和我握手，对我表示欢迎。

“从那条路来的？”

“报告总司令，我们是从城里的大街上骑着自行车过来的。”

“在约翰内斯堡的街道上骑车？据说，城里还有敌军呀。”

“总司令，确实如此，”我说，“不过，他们正在陆陆续续地撤退。”

“你与他们碰面了吗？”

“总司令，我一路上遇到几个敌军。”

我至今依然记忆深刻，当时，罗伯茨勋爵那双熠熠闪光的眼睛接连眨了几下。

“对于昨天的汉密尔顿行动，你了解多少？”他继续问道。

“报告总司令，我亲眼看见了。”

“告诉我经过。”

我坐在桌边一边享用晚餐，一边耐心地向他讲述汉密尔顿部队行动的经过。他不仅是我父亲的老朋友，现在也是我的朋友了。

*　　*　　*　　*　　*

4天之后，我们用一大群牛从几百英里外拖来的两门9.5英寸的榴弹炮派不上用场了，因为勒陀利亚协议投降了，这样我们也就无须用大炮轰炸城外的防御工事了。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回到布尔首都。5日上午，我和马尔伯勒公爵一起骑着马追上了步兵纵队前锋，他们正在城郊待命。我们昂首挺胸，如入无人之境。我和很多英军军官站在铁路道口紧闭的门前，我们眼前缓缓驶过一辆火车。火车由两个机车牵引着，车厢里全都是荷枪实弹的布尔兵和他们的步枪。我们与他们相距三码，冷漠地看着对方。此时此刻，残忍的厮杀一触即发，只需要一颗子弹作为导火索。我们遗憾万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敌人乘坐火车从我们眼前消失。不过，当看到最后一列载满敌人的火车从我们视野中消失时。我们顿时觉得无比轻松，尤其是我和马尔伯勒公爵骑着马，缓缓地进了城。我们四处寻找被布尔人俘虏的战友，很担心布尔人把他们一起带走了。当我们得知布尔军已经把英军战俘从国立示范学校转移走了，所以四处打听新的关押点。我们祈祷着他们还在这座城市。从街角转弯之后，我们看到了一座用马口铁搭成的战俘营。那里曾经防守严密，周围密不透风地围着铁丝网。我把帽子举起来大声呼喊，战俘营里马上传出回应声。随后，我们不得不面对颇具传奇色彩的场面。我和马尔伯勒公爵势单力薄地站在那里，面对着荷枪实弹、充满戒备的布尔士兵。马尔伯勒公爵佩戴着鲜红的参谋肩章，他当即命令布尔军的指挥官缴械投降，还许诺打步枪收缴条给他作为凭据。穿着各种各样服装的战俘们从监狱里蜂拥而出，冲到院子里，又蹦又跳，喜上眉梢。他们之中，有人穿着普通的法兰绒服装，有人穿着军服，有人只穿着内衣，有人光着脑袋。52个布尔卫兵们缴械投降，当他们把武器丢在地上之后，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很快就被重获自由的英军战俘们团团包围起来了。战俘们把大门推开，不知是谁，扯下德兰士瓦旗，悬挂上一面英国国旗。现场一片沸腾。在这里，第一面英国国旗在比勒陀利亚上空冉冉升起。历史在6月5日上午8:47定格！

我在南非还有一次冒险的经历。半个月之后，为了把布尔兵赶到距离比勒陀利亚更远的地方，钻石山战斗打响了，我也参与了战斗。战斗结束之后，我当即决定返回英国。大规模的战斗即将结束，英军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无休无止的游击战。国内很快就要举行大选。得到上级批准之后，我离开部队，搭乘火车赶往开普敦。

火车即将到达科普杰斯车站，这里距离约翰内斯堡北面大概100英里。在此之前，我一帆风顺。清晨时分，我正和奉罗伯茨勋爵之命处理公务的威斯敏斯特公爵一起吃早餐，火车突然震动了一下，停在了原地。我们刚刚下车，就遭到了布尔兵一门小炮的轰击。一座位于前方100码处的简易木桥浓烟滚滚，炮弹在我们脚下炸开了花，我们几乎被路基上飞扬的尘土湮没了。我们乘坐的火车有很多节车厢，上面坐满了因为各种原因回国或者奔赴南部的士兵，他们分别来自一二十个团。车上没有军官担任指挥官，士兵们争先恐后地从车厢往外爬，现场一片混乱。在距离这里3英里处的科普杰斯车站有一处防御工事，那里有两门大炮，能发射5英寸炮弹。我脑海中马上敏感地想到撤退的线路了，因为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那次装甲列车事件。为了不让去年11月15日那不堪回首的一幕再次上演，我沿着铁路狂奔，跑到机车室外想办法爬了进去，命令司机鸣笛召集士兵回到车厢里，再全速返回科普杰斯车站。司机接受了我的命令。我站在踏脚板上四处张望，确保没有漏掉一个士兵。此时，我发现了最后一批与我们势不两立的布尔人，他们就在距离此处不足100码的河道上。他们脚下的河道已经干枯了，他们头顶上是那座正在熊熊燃烧的木桥。我拿出枪柄，装在毛瑟手枪上，接连向他们射击，打出了六七颗子弹。他们没有反击，四处逃散。不久，我们安然无恙地回到了科普杰斯车站。直到此时，我们得知前面的那列火车在下一站遭到了布尔军的袭击。这支布尔军队伍实力强大，还带着大炮，以致于铁路严重损坏。毫无疑问，敌人是想狙击我军的增援部队。不过，我军南面的增援部队第二天就赶到了，他们不得不撤离。在这次交火中，我军损失了六七十人。几天之后才能修好铁路，我们一刻也没有停歇，而是骑着借来的战马，与一支澳大利亚长矛轻骑兵结伴而行，从科普杰斯车站连夜出发，平安到达目的地。时隔多年，我始终觉得，那枚落在我们身边路基上爆炸的炮弹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了，事实证实，我的想法是不太现实的。

丘吉尔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