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兰治自由邦

我父亲生前和罗伯茨伯爵是好朋友。1885年，担任印度事务大臣的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坚持委任罗伯茨为英军驻印度部队的总司令。在我父亲去世前十年，罗伯茨伯爵和他的关系始终非常亲密。还在年少时，我就常常见到罗伯茨将军。让我骄傲的是，我还与他交谈过几次呢！对于那些心高气傲、自以为是的年轻后辈，他非常慈祥，也很宽容。他有一种特别的魅力，能够使别人对他忠心耿耿。无论如何，作为一名年轻军官，我都很庆幸自己有一位在部队上层工作的朋友，更何况他那么值得人尊重和信赖！

整个纳塔尔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与此同时，罗伯茨将军带领部队从开普殖民地出发，一路向北，进入奥兰治自由邦，成功地为金伯利解围，并且围困住了以克龙涅为首的布尔军。经过帕尔德伯格的激烈交战，布尔人最终乖乖投降。英军从1899年11月处于“悲惨的一周”到1900年2月大获全胜，整个战局的突然扭转使人惊奇，也使人更加信赖和尊重罗伯茨将军。据传，这位身材矮小的将军犹如神将，只要他出现在战场上，阳光马上就会驱散乌云，使南非次大陆的英军将士们全都沐浴在温暖之中。

因为战败，布尔军飞速经由德拉肯斯堡撤离，回到他们的国家，不再侵扰纳塔尔。在短短的两周时间里，他们带着全部家当，拖着大炮消失得杳无踪迹，主动退出了纳塔尔地区。在布勒的指挥下，原本就行动缓慢的英军变得更加迟缓。显而易见，英军要想从莱迪史密斯出发，行进150英里到达德兰士瓦边境，需要漫长的时间。因为他们必须先修筑铁路，使军队的给养运输得到保障，之后才能展开行动。

如今，我迫切地想去主战区。自从我成功地逃出比勒陀利亚的战俘营，纳塔尔地区的部队将领很少再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我要休长假去布隆方丹采访罗伯茨将军率领的部队，不过，我依然可以继续保留在南非轻骑兵中的职位。我背着行囊沿纳塔尔铁路出发，到达德班之后乘船抵达伊丽莎白港，然后再沿着铁路线从开普殖民地穿过，按照约定时间到达开普敦，入住设施齐全、舒适奢华的蒙特纳尔逊饭店。我申请《晨邮报》委派我去罗伯茨将军的部队，当时《晨邮报》视我为记者团队的中坚力量。在等待手续办完的几天时间里，恰巧有一些荷兰和南非的政府要员在南非，所以我就采访了他们。这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

迄今为止，大家依然说我是战争狂热分子，喜欢血腥的战争，所以，不仅保守党讨厌我，支持布尔分子的人也恶意诬陷我。因为布尔军的撤离，纳塔尔地区那些曾经对布尔军表示友好或支持的人都受到了打击报复。开普殖民地的人们怨声载道。英国政府处理这件事的原则是：英国已然获胜，不会再追究以前的事情。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国务次官沃尔弗顿勋爵特意发表演说。我很拥护政府这么宽容大度的举动。3月24日，我从莱迪史密斯发了一封电报回国：

无论那些为英国浴血沙场的人怎么看怎么想，我始终建议并且热切渴盼宽大政策的正式出台。假如军事镇压始终存在且非常残酷，那么“教训”投降者就是毫无意义的。彻底消灭那些无法教化的顽固分子，宽容地接纳投降的人，这无疑是最明智的做法。因为血缘关系，那些荷兰籍农民选择加入他们民族的队伍——布尔军，虽然这种做法不值得提倡，却是可以谅解的。只有从法律的角度出发，他们的行为才是叛国罪。有很多南非英裔自由民积极加入布尔军，对抗自己的同胞，和这些人相比，他们的行为更符合道义，因而我们不应该强烈地谴责他们。

假如英国法律没有保护这些英裔自由民的公民权，那么他们的行为也应该得到一定程度的谅解。尽管荷兰籍农民的行为与对抗同胞的英裔自由民相比是以五十步笑百步，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正是我们早年在南非所犯下的错误才导致了荷兰籍农民做出如此的举动。关键在于要明确区分在战争中被俘的人和主动投降的人。我们应该想方设法地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使他们主动归降。作为来自大英帝国的英军，理应勇敢无畏，摧枯拉朽，同时，英国政府也应该宽大为怀，绝不能伤害敌人的家人。在南非共和军士兵眼中，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被称为“无可挑剔的”，才能更快地求得“和平与光荣”。

这份电报引起了轩然大波。自然而然地，英国举国上下议论纷纷，尽管对现实毫无作用。保守党攻击我，英国政府与民众形成了统一战线，也没有人把国务次官的言论放在眼里。尽管《晨邮报》把我的文章刊登出来了，却不认同我的观点。纳塔尔地区的报纸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我，不遗余力地谴责我。我对此的回应是：舒适包厢里的看客侮辱获胜的斗士是很常见的。

对于我的观点，米尔纳爵士⁽¹⁾表示了莫大的理解，并对我非常友善。他爱好打猎，他的副官威斯敏斯特公爵特意准备了一群猎狗，以供他娱乐。在桌山脚下，我们整日打猎，还在低矮的灌木丛里享用午餐。

作为高级行政长官，米尔纳爵士说：“纳塔尔人民当然不会支持你的报道，归根结底，他们必须与这些英裔自由民和荷兰籍农民一起生活，彼此容忍，重建家园。眼下，他们的情绪很激动，在恢复平静之前，他们无法听进去公正的、符合道义的说辞。要知道，他们的家园被毁了，他们在战争中失去了至亲的人。我很理解你，不过，你现在不应该发表这样的言论。”我很感动，他居然能如此平静地说出这样宽容大度的言辞，要知道，他向来固执，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而且还主张高压政策。最终，英国政府尽管慷慨激昂，还是选择宽容地对待造反者和叛国者。

无法否认，我在一生之中，所持的某些观点总是会得罪英国两大政党中的某一个党派。我每次都不遗余力地主张战争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斗争，等到胜利之后，又会友善地对待被我们征服的那一方。所以，我在战争中始终反对支持和平的人，又在战争结束后反对支持战争的人。对于我的这种行为，伯肯黑德伯爵在布尔战争结束多年之后曾经引用了一句希腊语，形象地描述了战争，“宽容地对待战败者，苛刻地对待战胜者。”在无人传授的情况下，我领悟并且将自己提升到了这种高尚的思想境界。用这句话形容南非战场简直太贴切了。我们必须遵从它才能获得胜利，一旦违背它，必将遭受厄运。我无法否认，罗马人最先说出了这句话，他们也总是抢先说出我的好想法。

包括南非问题在内，我觉得所有问题都应该这样。我们应该先使爱尔兰降服，再把地方自治权归还给他们；先使德国人饥肠辘辘，然后再给他们粮食；先使总罢工的阴谋不能得逞，再用心聆听煤炭工人的抱怨和诉求。然而，我总是陷入困境之中，因为和我想法相同的人太少了。在法国，我曾经应邀为纪念碑题词。我题道：“战时果决，败时坚持，胜时仁慈，和时友善。”不过，对方没有使用我的题词。我们不是左撇子就是右撇子，这是因为人脑是由左右两叶组成的。人们思考时，只会开动一半的脑子。这是个不折不扣的错误。我们要想根据实际情况随心所欲地使用左右手，我们首先必须使大脑的结构更加合理。但是，现实情况是，善于谈判的人从不打仗，有必胜把握的人从不谈判。没有人相信我能做到两者兼顾。

我愉快地在开普敦过了几天之后，开始为去布隆方丹的通行证迟迟没发下来而焦虑起来。司令部在一周之后依然没有回应我的书面申请，我虽然不知道是谁从中作梗，却能肯定有人横加阻挠。为了使英国的读者充满信心，我总是在发回国内的报道中尽量积极地描述纳塔尔战争中那些“使人扼腕叹息”的事件。那个时候，战争的规模都不大，所以战地记者在战场上备受关注。我所在的报社影响力最大，再加上我本身也出类拔萃，思来想去，我也不知道自己的行程被什么阻碍了。

幸运的是，我有两位位高权重的好朋友在罗伯茨勋爵的司令部就职。一位是伊恩·汉密尔顿，他曾担任罗伯茨勋爵的副官。为莱迪史密斯解围后，罗伯茨勋爵就召回了他。另一位是尼科尔森将军。在远征蒂拉赫饿时候，他曾经担任洛克哈特司令的参谋，现在也在总司令部任职，且职务很高。不管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还是在和平年代，他们一直深受罗伯茨勋爵的喜爱，因此才能始终伴其左右。为此，福煦元帅曾经说他们是总司令的“军旅之家”。我与他们是忘年之交，而且友谊从未因为级别的高低受到丝毫影响。所以，我只能向他们寻求帮助。他们很快发回电报，告诉我罗伯茨就是我的阻碍。考虑到参谋长基钦纳的感受，罗伯茨勋爵反对让我以战地记者的身份与大部队同行。这件事追本溯源，是因为我曾经在《尼罗河上的战争》一书中对基钦纳将军不恭。他们说，我还在一则从纳塔尔发给《晨邮报》的报道中，公然指责英格兰长老会（基督教更正教的一支）的一位随军牧师在战役打响之前仍然不负责任地给官兵们布道，并且对其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这也引起了罗伯茨总司令的不满，他觉得这个报道并没有公正地评价那些兢兢业业的随军牧师。他们告诉我，罗伯茨勋爵“固执己见，心意已决”。但是，他们让我耐心等待，因为他们正在想方设法劝说，也许几天之后就能使罗伯茨勋爵改变心意。对此我无计可施。

至今，我对那次随军牧师布道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当然，我也清晰地记得自己对这件事的报道。那是一个礼拜日，当时，斯皮扬山战役已经结束，瓦尔格兰茨战役还没有爆发，步兵旅的所有官兵都聚集在敌人火力不及的一个小山谷里做礼拜。那里，距离图盖拉河很近。他们整装待发，随时准备投入有可能在未来一两天里爆发的战斗。在这样的情境下，所有士兵都急迫地渴望得到来自上帝的心灵鸡汤。每个人都希望牧师的布道大获成功，他们将会永远记住这次布道。但是，这次荒诞不经的布道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惊讶万分。牧师布道的时候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怎样施展计谋，最终使耶利哥城城墙轰然坍塌的。虽然我的评论尖酸刻薄，但是对这件事的描述没有半字虚言：“听着这些荒谬的言论，我想起布林德尔神父⁽²⁾。在恩图曼战役中，他得到了大家的尊重。对于这次机会，坎特伯雷不以为然⁽³⁾。不知罗马人是否能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这些犀利的言辞在教会中掀起了轩然大波，他们立即展开了行动。虽然这件事的起因无法宽恕，但是，最终有几位精通布道的牧师主动要求放弃国内安逸的生活，勇敢地赶赴南非，投身前线。他们壮大了随军牧师团，效果显著。罗伯茨勋爵一生浴血沙场，是一位忠心耿耿的教徒。在他看来，我不应该如此诬陷和诋毁随军牧师，而国内的增援恰恰使我的诬陷成为不争的事实。分析完这些情况，我觉得自己即使等几天也未必能随心所愿。我忧愁焦虑，垂头丧气，蒙特纳尔逊饭店的快乐气氛丝毫不能感染我。

在我的两位好朋友尽心竭力的游说下，罗伯茨勋爵最终同意给我下发签证，使我能够完成布隆方丹之行。但是，总司令要求我在出发之前必须去接受他的军事秘书的教诲，并且严令禁止我再说些不负责任的话。我很乐意去接受教诲，因为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我当晚就踏上了漫长的旅程。我的两位好朋友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们的部下颇有异议，只是碍于他们的权威而不敢明目张胆地议论。在恭敬地接受军事秘书的教诲之后，我完全自由了，想去哪里都可以。当时的审查制度非常宽松，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写。不过，罗伯茨勋爵对我的态度依然很冷漠，虽然他很清楚我知道他们经常在餐桌上谈论我的举动，也明白我每天都和他最得力的干将见面，但他从未表现出接纳我的意思，也从未要求我去面见他。一天清晨，我和一群军官一起去布隆方丹集市，突然惊讶地发现他就在距离我几码远的地方。我向他行礼致敬，他却对我视若无睹。

我根本没有时间顾及这位司令大人的不满，因为我的生活充满了惊喜和乐趣。借助于《晨邮报》为我贴心准备的交通工具，我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我骑着骏马，独自在充满危险的荒郊野外驰骋，在各个纵队之间不停地穿梭，追赶我军与敌军首尾相接的纵队后卫部队。假如纵队指挥对我友好而又热情，我会逗留几天，接着继续在危机四伏的荒野上来回奔波，把最新的报道及时发回报社。

自从我军解了布尔军对莱迪史密斯的围困，再加上布尔军在奥兰治自由邦战败，很多布尔士兵都解甲归田了。在英国挽回信誉之后，布尔共和国想通过谈判的方式结束战争。不过，英国可不想这么做。英国政府坚持在比勒陀利亚把解决南非问题的所有条件都确定下来，因为英军为布尔人的入侵付出了惨重代价。这时，几千名来自自由邦的布尔人已经宣誓中立，准备回归家园。在这种情况下，假如罗伯茨勋爵乘胜追击，完全有可能彻底消灭在瓦尔河以南负隅顽抗的布尔人。不过，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部队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得筹措物资。虽然我军已经简单修复了铁路线上的那些被炸毁的桥梁，可惜这些桥梁的承重能力太弱了。因此每日到达的补给只够部队维持四天。交通负荷太重了。显而易见，必须积攒几周的补给之后，部队才能继续前进。在此期间，几位誓死与英国抗争到底的布尔军领袖死灰复燃。虽然他们只有很少的资源，但和第一次比起来，这次胶着战斗的时间更长，也导致我们为此付出了更大的代价。游击战打响了。布尔人首先要整合兵力，为了争取那些以个人名义与英国人讲和，并且已经宣誓中立的突击队员和自由民，他们不惜动用武力。迫于无奈，那些人不得不再次拿起武器作战。对于这种不信守诺言的行为，英国方面深恶痛绝，因而更加憎恨布尔人。不过，英军并没有将那些违反誓言的人判处死刑。

我知道，布勒巴宗将军迄今为止依然很不顺。他是一支正规骑兵旅的指挥官，和年轻的、有主见的弗伦奇将军在科莱斯堡战役中决裂了。老布勒巴宗很不适应新的战争，他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中，经常想起1878年的阿富汗战争，还常常把1884年的萨瓦金战役挂在嘴边。在那两场战役中，弗伦奇官职很低，在陆军担任中尉。但是，如今，他在1878年和1884年积累的战争经验已经不适应新的战争形势了。最让他愤愤不平的是，弗伦奇现在成为了他的上司。不管是对弗伦奇制订的作战计划，还是对弗伦奇年轻人特有的冲动好胜，布勒巴宗总是口无遮拦地冷嘲热讽。很快，司令部的弗伦奇就听到了流言，开始报复他。弗伦奇让布勒巴宗负责指挥一万名即将抵达南非的非正规骑兵，表面看起来，他貌似升职了，实际上，布勒巴宗不再是正规骑兵旅的指挥官，被降职了。最终，布勒巴宗只负责指挥一个旅，因为那一万名不值一提的义勇骑兵必须派遣到各个战区。如今，他在布隆方丹东南地区率领着这个小小的旅。我决定，不管他在哪里，我都要去找他。

我搭乘火车驶向南方的爱登伯格，并且把我的马和马车也放在火车厢托运里了。4月17日上午，在倾盆大雨中，火车从一处危险地带缓缓驶过。19日晚上，我终于追上一支纵队，这支纵队距离杜韦茨多普只有11英里。这支纵队是正规军的最后一个师——第八师，来自英国的各个要塞。它的指挥官是莱斯利·朗德尔勋爵。后来，大家毫不留情地称呼莱斯利·朗德尔勋爵为读音相近的“悠闲的脚轮先生”。我在尼罗河战役中就和他相识了，他对我非常友好。布勒巴宗的部队就在这支总队的前面侦察。次日清晨，我骑马追上了布勒巴宗的部队。见到我，他欣喜若狂，不仅向我介绍了战斗的情况，也向我大诉苦水，还说了很多和弗伦奇有关的闲言碎语。此后的一些日子，我一直和他在一起。

随着行军，我们离杜韦茨多普附近的低矮山丘越来越近了。连日来的沉寂被远处传来的枪声划破了，巡逻兵急急忙忙地回来汇报情况。随后，我大开眼界，看到了此前闻所未闻的荒谬的军事行动。不久，布勒巴宗的非正规骑兵就占据了周围的山丘，并和布尔军发生了激烈的枪战。隐蔽在灌木丛生的山峰上的布尔军开始用两门大炮轰击我们，显而易见，他们还是有一定战斗力的。得到消息后，朗德尔带领两个步兵旅连夜赶来支援。得到获准之后，我也参加了作战会议。布勒巴宗已经为第二天的进攻做足了准备工作，因此，他力主开战。然而，次日清晨，先锋步兵旅旅长赫伯特·彻姆赛德再三提醒布勒巴宗局势不容乐观。他的话必须重视，因为他曾经于1878年，也就是22年前，参加过俄土战争。他再三强调，眼下的布尔军占据了易守难攻的阵地，和当年的普列文一样坚固。要想发起进攻，必须聚集所有兵力，而且定然会损失几千士兵。没有准备的进攻将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所以，作战会议决定，等到巴坎贝尔将军率领的第三步兵旅赶来汇合之后，再决定是否进攻。这个旅由两个营的近卫军组成，现在已经搭乘火车，当晚就会抵达。我们这一天过得很快乐，因为有布尔人陪着我们消遣。夜幕降临之后，我们又迎来了一支步兵纵队。现在，我们已经做足了准备，只等次日开战。我们不但有将近11000名士兵，还有18门威力十足的大炮。但是，当晚，因为太黑了，伯克郡团的40名士兵去附近取水时不小心迷路了，误打误撞地闯进了布尔军的防地。朗德尔勋爵为此很担忧，马上发了一封电报给罗伯茨勋爵请示。罗伯茨勋爵当即严肃警告所有将领不要轻率地采取行动，以免兵力损失。他让我们小心行事，排兵布阵，而且坚决要求我们避开敌人的锋芒。从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指令无可指责，然而，它给实际战事带来了很多祸患。

天边刚刚露出一线曙光，我们的队伍就完成了集结，准备发起进攻。骑兵原地待命，随时准备包抄敌军的左翼。这时，一位参谋带着命令赶来，说要晚一天再进行战斗。骑在马上的布勒巴宗满脸失望地向我走来，他脸上的表情很怪异。当着所有人的面，他猛地大叫道：“乱弹琴！”我们无从得知那位参谋是否被这声吼叫惹恼了，更不确定他回去之后是否向司令进行了汇报。

为了不那么无聊，也为了安抚布勒巴宗，司令部批准骑兵对“普列文”的敌军展开侦查，以了解他们左翼的最新动向。在侦查途中，我有了一次永生难忘的、让人亢奋的历险。

为了避免我的记忆对这次冒险经历夸大其词，请允许我在这里呈现当时写下的文字。

从前沿阵地的北面，一个大概有一千多名官兵的旅分迅速往南挺进，逼近敌军左翼，准备进行大范围包抄……他们看到，前方不远处有一个深深凹陷的盆地，盆地中间还矗立着一座奇形怪状的山丘，恰好遮挡了他们观察杜韦茨多普的视线。小山附近大概有200名布尔兵，有步兵，也有骑兵。

我们行进的速度很快，直插敌人的核心地带。布尔兵不知道我们是要攻击他们，还是仅仅在侦察，因此惴惴不安，最终决定包围在他们外侧的英军骑兵，探明我们的意图。我军的远程步枪集中火力，刚把一拥而上的敌军压制在山丘背面，就有另外一支大概200人的布尔军从我的正前方穿过，奔向右侧的小山丘。当时，我离敌人只有2000码远。

安格斯·麦克尼尔接替了阵亡的蒙莫伦西来负责指挥这支侦察部队。这时，他跑来征求布勒巴宗将军的意见，问：“长官，我认为我们完全能做到，可以拦截敌人吗？”旁边的侦察兵全都侧耳倾听。将军略作思考，说：“可以，去吧。”

“战士们，赶紧上马！快！”麦克尼尔一边大声向士兵们下达命令，一边翻身上马。接着，他转过头邀请我：“来吧，加入我们，你不会后悔的。”

我前几天曾经许诺要和侦察兵一起执行一次任务。我发现布尔军与小山丘的距离比我们近很多，不过他们的装备也许很落后，还得爬山。我们很有可能把他们拦住，假如我们真的如愿以偿，他们在这片平原上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为了给《晨邮报》发回震撼人心的好消息，我翻身上马，加入了麦克尼尔的队伍，和大概50名侦察兵一起策马奔腾，勇往直前。

刚刚开始，敌我双方就都意识到抢占先机的重要性。和布尔兵相遇后，我发现五名装备精良的布尔兵遥遥领先于其他布尔兵，正在不顾一切地往前冲，想占据能够制敌的关键位置。我说：“我们晚了！”但是大家都不愿意放弃，想与敌人一较高下。随后发生的事情一目了然。

我们停在距离山顶100码的地方，更精确地说，应该是120码。我们从马背上下来，剪开铁丝网，想抢在敌人到来之前占据山顶。这时，我们的眼前出现了十几个布尔士兵。他们只露出了脑袋和肩膀。我曾经亲眼目睹布尔人破坏铁路的情形，对他们那遍布绒毛、狰狞可憎的脸再熟悉不过。我不知道有多少布尔兵即将跟随他们来到这里！

此时，不知为何，双方都在一瞬间里的都静止不动了。不过，也许谁都没有静止。我依稀记得这段时间里堪称瞬息万变。一个围着红色围巾的布尔兵和一个穿着棕色外衣的布尔兵离我们越来越近，后者还长着满脸的络腮胡。然而，两名侦察兵毫无觉察，依然专心剪铁丝网。发现敌情后，一名站在战马一侧的士兵想瞄准敌人。这时，麦克尼尔镇定自若地下达命令：“晚了，快跑！撤到另一座山上。”

紧接着，敌人的子弹在我们身边呼啸而过。我想踩着马镫骑到马背上，但是在枪声中，战马受惊了，不顾一切地朝前奔去。我想跃到马鞍上坐稳，却发现马鞍已经滑到马肚子下面了。这匹马挣脱缰绳的束缚，一去不返。此时，除了我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想依靠双腿逃离之外，大部分侦察兵都跑到200码远处的地方。我环顾四周，方圆一英里之内毫无遮挡，我连隐蔽都不可能。

值得庆幸的是，我带着手枪，顶多被打残，而不至于像上次那样只能投降。我再次顶着布尔兵的子弹奔跑，暗暗想道：“这次在劫难逃了。”就在此时，和死神降临似的，一个带着骷髅标志的徽章、骑着筋疲力尽的战马的高个子侦察兵突然从左侧向我奔来。对我而言，这是从天而降的生机！

当这名侦察兵跑到我面前时，我冲他大喊：“带我一起！”我没想到，他马上拉紧缰绳，让战马下来，然后毫不犹豫地说：“快上马！”我跑过去，动作迅速地跃上马背，坐在马鞍上。这些事都发生在眨眼之间。

他策马狂奔，我双手环抱着他的腰，死死地抓着马的鬃毛。我的手黏糊糊的，满是鲜血，原来这匹伟大的战马身受重伤，却依然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子弹呼啸着飞过我们的头顶，我们与敌人之间距离越来越远了。

“别担心，”救我的侦察兵说，“他们打不中你。”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继续说道：“马真可怜，噢，简直太可怜了！它受伤了。这些魔鬼，他们很快就要彻底毁灭了！噢，我可怜的马！”

我安慰他：“别伤心，你救了我。”“噢，”他说，“但是，我此刻只担心我的马。”这就是我和救命恩人之间的全部对话。⁽⁴⁾听着耳边呼啸的子弹，我暗暗估算敌军打出的子弹数量，判断只要跑出500码，他们就无法射中我们了。布尔兵跑得直喘粗气，非常亢奋，再加上战马一直在奔跑，他们很难瞄准我们，所以我们的危险基本解除了。但是，我悬着的心直到转过另一个山角才渐渐放下来。我不由得为自己躲开死亡的魔爪而暗自庆幸。

我们回到营地后才知道，罗伯茨勋爵把另一个步兵师从布隆方丹调集过来了，因为他误以为顽固疯狂的布尔军阻止了朗德尔的行进。与此同时，位于西北面的弗伦奇带领三个骑兵旅也开始进攻杜韦茨多普。不到两天，两支部队就顺利集结了。这时，2500名布尔兵押着战俘偷偷地往北行进。尽管英军的兵力相当于他们的十倍，但是却被他们折腾了差不多十天。显而易见，英军面临着游击战引发的刚刚突显出来的问题。

后来，我随弗伦奇的骑兵师一起向北挺进。我发现弗伦奇和很多其他军官一样对我很不客气，甚至称得上态度恶劣。这主要是因为他觉得我是老布勒巴宗的好朋友，因而把我归为了他的一党，将我归入敌视的那一类。还有，我带着中尉的头衔，却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在部队里出现，被认为是有人际关系在里面，因此他们排斥我也是情有可原的。弗伦奇的副官杰克·米耳班克英勇负伤，为此荣获维多利亚勋章。他康复后回到部队，依然没有办法使这种对抗的气氛变得友好一些。我很遗憾，虽然弗伦奇的部队战斗时，我也经常跟随，但是他非但对我很不客气，还对我视若无睹。我很钦佩他在科莱斯堡前线布置的完美防御，也很钦佩他一马当先地冲破布尔人的防线，成功解救金伯利的英勇行为，更被他军人风采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个时候，他的名声越来越大。尽管在南非战争期间我们从未交谈，但是我和他后来却成了好朋友，不管是在和平年代，还是在战争时期，我们都在一起工作，面对大事时也能友好协商。

奥兰治自由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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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尔弗雷德·米尔纳（1854—1925）：英国殖民地行政官员，极具才敢，却又很固执。在南非任职时，因其顽固的态度引起第二次布尔战争。

(2) 布林德尔神父：当时在英国军中很有威望的一名神父，后来成为诺丁汉地区的主教。——作者原注

(3) 指坎特伯雷大主教代表的那一方。

(4) 这位骑兵叫罗伯茨，因为在这次战斗中表现突出，后来荣获了特等军功章。——作者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