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军营

在英国，每家每户在我被俘的几个星期之中已经对我的名字耳熟能详了。这都是因为那次在装甲列车突围行动中安全撤退的伤兵和铁路工人夸大了我的事迹。那些在埃斯特科特驻守的战地记者活灵活现地用文字再现了这件事，并且分别将其发回国内的各家报社。因为我在越狱后的9天时间里杳无音信，所以有人猜测我又被抓了。这个消息使我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更加高大，对我更加崇敬了。我之所以名动一时，是因为新闻界需要新鲜的、能够刺激公众的事件，年轻人也总是爱追求冒险，我恰恰兼具这两方面的特点。当时，英军在战斗中接连受挫，英国举国上下全都大受打击，而我的事件正好能使人们恢复斗志。人们都很关注我战胜布尔人的事情，对我大加赞誉。不过，也有些人很鄙视我。

11月23日，《真理报》报道：

“……火车上陷入混乱，据说，丘吉尔先生一边组织队伍，一边大声呼喊：‘我们是男子汉！我们是男子汉！’这时，这支分队的指挥官在哪里？为何任由一名记者‘指挥’他的士兵们？难道士兵们真的都是懦夫吗？”

11月23日，《凤凰报》（如今已经停刊）报道：

我们当然可以相信温斯顿·丘吉尔的确从装甲列车上救了一名伤员，也愿意相信他很可能拿起步枪，向一名布尔士兵射击。但是，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装甲车里呢？他根本不应该出现在那里。虽然他曾经是第四轻骑兵团的一名军官，但他并不是以军人身份参与这次行动的。况且，他现在也已经不是《邮晨报》的记者了。所以，事实是，或者丘吉尔未经允许就偷偷上了装甲车，或者是这辆装甲车的军官违规让丘吉尔上了车。无疑，丘吉尔的这种行为令指挥官沉甸甸的责任更重了。

……那时，尽管我是英国人，而且在敌人的战俘营里不知死活，但是《凤凰报》依然冷酷无情地报道：“我们很希望丘吉尔还活着。但是，布尔人完全有理由枪毙丘吉尔。枪毙无权携带武器却携带武器的非军事人员，这一点无可指责。在普法战争中，参战国在俘虏携带武器的非军事人员之后，马上下令枪毙。法国人和德国人具有很高的文明都这么做，更何况是布尔人呢？……”

12月16日，《每日国民日报》（如今已经停刊）报道说：

在军界，丘吉尔的越狱行为并不值得褒扬。他当然应该和其他军官战俘一样得到优待，因为他是以参战者的身份被俘的。不过，他丝毫不理会这样的待遇，反而越狱了。因为他的行为，比勒陀利亚方面无疑会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对此严防死守，这完全可以理解……

12月26日，《威斯敏斯特公报》报道：“温斯顿·丘吉尔终于重获自由了。他聪明机智，从比勒陀利亚监狱成功出逃，如今，布尔政府正为了查明他为什么能顺利越狱焦头烂额。我们暂且认为他这么做是正确的。我们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一边向朱伯特将军表明自己的记者身份，宣称自己‘并未参战’，并以此要求军方释放自己，同时又毅然越狱，尽管他这么做是情有可原的。虽然报纸上报道了丘吉尔先生在装甲列车上的英雄行为，但是我们依然感到难以置信。朱伯特将军对此也百思不得其解，他解释说，他们之所以扣押丘吉尔先生，是因为他勇敢地组织装甲列车成功突围，这一点，纳塔尔的各家报纸都有报道。但是，既然报道不属实，所以，将军也就相信丘吉尔先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一名非战斗人员。所以，将军下令释放了丘吉尔。不过，直到丘吉尔先生逃跑之后又过了半天，这个命令才下达到监狱。我们无从得知丘吉尔先生是否参与了战斗，但我们可以确定：他介于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之间。他写信给朱伯特将军这件事证实了他根本不配得到维多利亚勋章，尽管很多记者都很支持他。”

*　　*　　*　　*　　*

面对这些不够客观公正的措辞，我没什么可说的。我既不能控制伤员和铁路员工如何讲述我的事迹，也不能控制这些事情是怎样被夸大其词地传到了英国，更没有能力让国人不要关注这些报道。那个时候，我的身份依然是战俘，除了沉默之外，什么也不能做。我已经在前文告诉读者，我为什么和霍尔丹少校一起执行那次侦察任务，也告诉了读者我在那次突围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所以诸位当然知道我有多么充分的理由声明自己是非战斗人员。直到我越狱之后，朱伯特将军才对外宣称要释放我，所以我根本无从知道朱伯特将军是否真的不再视我为战俘。在这些说法中，有一种说法是毫无根据、滑稽可笑的，即有人说布尔人宽容地允许我自由活动，我却置他们的好意于不顾，仓皇越狱。事实是，手持钢枪的卫兵每时每刻都在监视我们，我们毫无自由可言。但是，政界对手当然不会放过利用这次谣言的机会。此后，在不同的场合，我先后四次追究那些诬陷我的人的责任，并且要求他们公开道歉，挽回我的名誉。那个时候，我对支持亲布尔政府的人恨之入骨。

在德班时，我曾经发了一篇文章给《晨邮报》。对此，英国的社会各界和军方都表示了质疑和指责。我在文章里写道：

统观战局，我们居然愚蠢地以为自己面对的敌军弱不禁风，实际上他们是强大的，而且很难战胜。布尔人自由的身份使得他们的整体素质很高，所以他们打仗的效率也很高。尽管南非政府很腐败，却是不遗余力投入了战争。

对于这个事实，我们只能直面，无可回避。假如布尔骑兵占据了有利地势，那么他们完全可以以一当三，或者当五。他们手握威力无穷的现代化步枪，总是能够打败我军的正面进攻。他们随机应变的能力，使得他们的两翼毫无受损。眼下，只有派出不管是能力还是素质都与其不相上下的英军，才能缓解困境。假如士兵的素质很低，那么就得让大部队出马，从而在数量上占据优势。派出15000人的纵队进攻布尔人肯定无法获胜，然而，假如派出8万大军，再加上150门大炮的掩护，布尔人想要取胜就很难了。派出人数少得可怜的援军，这无异于让他们去送死。

由于兵力消耗，布尔共和国肯定会像美国的南部邦联一样被拖垮。我们应该组织一支人数众多、实力强大的队伍，而万万不能过于仓促。显然，派出一支实力强大的队伍比派出零星的兵力好得多。为了南非，我们很有必要派出25万大军。这个地区可以让非正规军大显身手，也值得我们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面对如此危机，完全可以让那些终日沉迷于玩乐的英国绅士们临时组建一支轻骑兵队伍。除了坚持到底，我们别无选择，这不仅是为了忠心耿耿的殖民者，为了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也是为了我们自己。

自古以来，忠言逆耳。“假如布尔骑兵占据了有利地势，那么他们完全可以以一当三，或者当五。”我的这句话被人们理解为是长敌人的士气，而灭英军的威风。我预估的派出25万大军，也被指责为言不符实。《向导晨报》说：“我们得到一条谣传的消息：‘早在罗伯茨伯爵还未抵达时，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已经得到兰斯多恩侯爵的授权，开始担任南非英军总司令，雷德沃斯·布勒将军则成了他的参谋长。”那些军官俱乐部里的老将军们怒火中烧，其中有些人当即发了一份电报给我：“我们希望你能爱惜自己的颜面。”但是，事实很快就证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为了支援先头来到南非的正规军，英国派出了10000名来自各个兵种的志愿军和皇家义勇骑兵。最终，25万英军赶在胜利之前聚集在南非，人数是布尔军的五倍。我只能用《圣经》中的话聊以自慰，“与其做愚蠢透顶的老国王，不如做充满智慧的穷孩子……”

这时，英国被“悲惨的一周”中发生的几次灾难惊醒了，英国政府开始应急。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刻，贝尔福先生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很多批评家指责他能力不足，且不够当机立断。12月15日，雷德沃斯·布勒将军在柯兰索打了一场败仗，损失了1100多个将士。这个损失非常大。他万分沮丧，手足无措地给战争办公室发了一份电报。而且，他还迟疑不决地命令乔治·怀特将军死守莱迪史密斯，直到山穷水尽，然后再尽量与敌军协议投降。12月15日，他在发给战争办公室的电文中写道：“我觉得现在解救怀特将军的时机还未成熟。”周末，作为唯一人在伦敦的大臣，贝尔福先生接到电报之后当机立断：“假如你不能救出莱迪史密斯，那么就让弗朗西斯·克拉里爵士接替你的位置，你可以卸任回国。”我们很久以后才知道当时的情况。很早之前，德国国王很早就曾派一名驻柏林使馆的英国武将给维多利亚女王带信：“我不敢长久安稳地坐在这里，我的人民要求我行动，你们必须获胜。关于南非问题，我建议您派基钦纳勋爵和罗伯茨出马。”不知他的建议最终是否为女王所采纳。12月16日，总司令罗伯茨勋爵带着总参谋长基钦纳勋爵率领大部队奔赴南非。除了驻印度的英军之外，他们带走了自愿军和所有大英帝国的军队。听说大部队即将抵达，布勒将军开始担任纳塔尔地区的指挥官。他接到命令，决计不惜一切代价为莱迪史密斯解围。主力部队从开普出发，浩浩荡荡地向北挺进，为金伯利解围，武力占领布隆方丹奥兰治自由邦的邦邑。

布勒并不满意上级对自己的安排。他很清楚图盖拉河彼岸高地上的敌人具有怎样的战斗力。自从在柯兰索战败之后，他对布尔人的能力夸大其词。在数次攻击图盖拉都没有成功之后，他发自肺腑地对我说：“我真倒霉，被安排在纳塔尔作战。我始终认为纳塔尔对我军不利，我军应该避开它。但是如今，我却要沿着这条路线前进。”

如今，他把所有的心思都用来关注他不看好的纳塔尔战争。无疑，他已经老了，失去了当机立断的魄力，也失去了随机应变的灵活性，甚至不再拥有充沛的精力，他的军事才能也不再与他的职责相匹配。但是，他依然是英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像以前一样负责指挥千军万马。

我很怀疑，即使一名年轻的军官因为骁勇善战而荣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那么也并不意味着他老了之后依然能指挥千军万马浴血奋战。我发现，很多灾难都是因为这种想当然的定式推断导致的。国内已经没有多少适合大战的将领了，因为曾经优秀的他们如今渐渐老了，身体发福，再加上在官场上平步青云和生活过得比较安逸舒适，他们已经不适应残酷的战场了。尽管处于和平时期，国家也应该提前为此作出准备，培养那些具有中级军衔、年纪不足40岁的陆军和海军军官，让他们指挥队伍，加强对他们的训练，尤其要考验他们，使他们保持头脑的敏锐。等他们渐渐老了，还应该再有一批新生军官取代他们。除了罗伯茨勋爵，很少有人能像丹多洛一样壮士暮年。

*　　*　　*　　*　　*

雷德沃斯·布勒勋爵问我德兰士瓦眼下的局势，我把自己所知道的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包括我透过车厢夹缝看到的和听到的。他问我：“你做得很好。你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吗？”

我马上主动申请成为临时组建的非正规部队的一员。自从上次在船上分别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布勒将军。不过，我在4年的军旅生涯中常常接触到他。此时此刻，他沉默良久，终于为难地说：“那么，你怎么和老博斯韦克交代？”他说的这个人就是艾尔加农·博斯韦克——《晨邮报》的业主。后来，艾尔加农·博斯韦克成了格莱内斯克勋爵。我说：“我已经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和报社签约了，必须坚守岗位。”如此，我必须解决一个麻烦。在几年前爆发的一些小规模战争中，很多军官利用假期做战地记者，也有一些现役军官兼职当战地记者，这种现象很常见，但却被人们指责为损公肥私。我受到过很多这样的批评，因为我在印度边境和尼罗河畔的战争中就既是军官，也是战地记者。尼罗河战役结束后，战争办公室禁止军人担任战地记者的职务，也不允许记者从军。可以说，这项规定是在我的推动下诞生的。假如现在为我破例，那么这个规定无疑就又变成了摆设。多年来，布勒爵士始终担任战争办公室人事行政参谋主任，他虽然精通事故，但却不愿意违背军纪。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显然觉得这事很难办。最后，他面色怪异地看着我，说：“好吧。你可以去朱利安·宾上校的兵团，不过，你不能领军饷，还必须两头兼顾。”

在南非时的丘吉尔

我赶紧答应了这个违背常规的安排。

*　　*　　*　　*　　*

就这样，我以中尉的身份加入了南非轻骑兵。这个团有一个机枪连，还有700多名骑兵，分成六个营。这个团是由朱利安·宾上校⁽¹⁾在开普殖民地亲自组建的，成员都是他自己招募的。宾上校能力很强，有魄力，能成大事。在此之前，他曾经在第四轻骑兵团担任上尉。他让我当他的副官，并且特批我在战争的闲暇时间自由行动。这对我很合适。我插了一根长羽毛在军帽上，还把肩章缝在了卡叽布外套上。我的生活就像在天堂里一样舒适惬意。

南非轻骑团隶属邓德纳德勋爵指挥下的骑兵旅，在之后的欧洲大战中，几名负责指挥这支部队的军官全都声名显赫。包括索里·弗莱德、巴内斯和汤姆·布里奇在内的几名军官在师部担任指挥官，休伯特·高弗和宾、伯德伍德也曾在军部担任指挥官。我们在纳塔尔战役中朝夕相处，一起在车上休息，挤在篝火旁烤火，结下了同生共死的战友之情。尽管出身不同，但是每个士兵都特别优秀。这支队伍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来自南非，其中有很多人是追求刺激的冒险家，还有一个是南方骑兵，曾经参加过美国内战。巴内斯率领的皇家骑兵中队的成员都是外族人，来自南非兰德金矿。桑尼科洛夫特营和纳塔尔营的士兵都来自纳塔尔省，其中有些人是殖民者，有些人是农场主。两个英国骑兵连也特别优秀。殖民者——尤其是纳塔尔人和外族人——全都无比憎恶敌人。职业军人虽然也同仇敌忾，但都很鄙视这种情绪。

————————————————————

(1) 朱利安·宾：维米的宾子爵。——作者原注。此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著名的指挥官，曾任陆军元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