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甲列车

直到夜幕降临，我们才抵达桌湾。岸边一片灯火辉煌的景象，不久，部队军官和高级官员就带着战况报告乘坐汽艇赶来了。没过多会儿，轮船周围就聚集了数辆汽艇。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彻夜不眠，认真阅读这些战况报告，我则开始研究四处搜罗来的报纸。纳塔尔已经被布尔军控制了，我军的先锋队在邓迪遭到了他们的伏击。在塔拉纳高地的战斗中，我们虽然胜利了，但是佩恩·西蒙斯将军却阵亡了。他率领的三四千名军官也险些被布尔军围困在撤往莱迪史密斯地区的途中。在一个骑兵旅的掩护下，再加上四五十门大炮的火力阻击，乔治·怀特爵士率领一万零两三千名士兵守在莱迪史密斯，想狙击布尔军。那个时候，我没有意识到英国政府其实是想让怀特将军撤往南方，横渡图盖拉河，尽量缠住敌人，直至英国和印度赶来的援军与他们会师。关键之处在于，他不能陷入敌人的围困，停滞不前。原本，英军计划先放弃纳塔尔北部的三角区域，因为那里很难防守，而让布勒将军率领主力部队从开普殖民地开拔，取道奥兰治自由邦，赶到比勒陀利亚。但是，这些计划很快就彻底搅乱了。

多年过去，我在晚宴上和贝尔福先生交谈时，说起乔治·怀特将军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他好像了变了个人似的，脸上平易近人的笑容被严肃的神情取代了。他说：“是他导致我们在莱迪史密斯的战役迟迟没有结束。”

我们是10月31日抵达桌湾的，莱迪史密斯在同一天发生了灾难。灾难的起因是在埃兰德斯拉格特大获全胜的怀特将军企图袭击附近来无影、去无踪的布尔军。在尼科尔森山岭，布尔军俘虏了大概1200名英国步兵，其他兵力无奈之下只得撤回莱迪史密斯，仓促地调整战略，改主动出击为严防死守。在布尔军的密不透风的包围中，莱迪史密斯变成了军营。布尔军还毁掉了铁路，怀特将军除了率领部下等待救援之外，无计可施。控制英军之后，三分之二的布尔军留下来继续包围莱迪史密斯，三分之一的布尔军则想横渡图盖拉河，把兵力遍布纳塔尔南部。在此期间，马弗京和金伯利也被布尔军从西面围困住了，布尔军严防死守，毫不松懈，企图把英军活活饿死。除此之外，荷兰人在开普的住宅区也即将发生叛乱，一切都风雨飘摇。整个南非次大陆陷入手足相残的混乱之中，英国政府只能依靠舰艇上的大炮解决问题，此外别无他法。

我既不知道敌军的情况，也不明白英军的战略部署，更无从得知纳塔尔失利的现状。然而，刚刚上岸，我们就意识到当前形式的严峻。在纳塔尔地区，第一次激战一触即发。必须等到一个月或者一个半月之后，布勒将军的队伍才能在伊丽莎白港和开普敦地区会师。所以，我的时间很充裕，我可以先去纳塔尔查看作战情况，再折返开普殖民地跟随主力部队行进。几天过去，布勒爵士沮丧地得出了和我相同的结论。要想去纳塔尔，需要四天的时间。由于敌人已经切断了取道奥兰治自由邦的交通线路，我必须乘坐火车经过德阿尔和斯通姆博格，在行驶700英里之后，才能到达伊丽莎白港。接下来，我还需要乘坐拖船或者体型小巧的邮轮才能到达班德。敌人随后有可能切断从德阿尔到斯通姆博格的铁路线，因为它与战线齐头并进，且没有任何兵力把守。但是，上级觉得还是可以想办法穿过这段铁路的。因此，《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J·B·阿特金斯和我结伴踏上了旅程。阿特金斯年纪轻轻，仪表堂堂，此后在《旁观者》担任编辑。当我们搭乘最后一班火车到达斯通姆博格的车站时，那里的工作人员已经收拾行囊准备撤退了。

我们搭乘一艘只有150吨重的汽船，从东伦敦出发，冒着从南极刮来的大风航行。那时，我们都觉得滔天巨浪会把小船甩到礁石上，或者掀个底朝天。借着港口的灯光，我们看见那些礁石在一英里之外的地方挤眉弄眼，面目可憎。但是，时强时弱的眩晕感很快就使我们把担忧扔到脑后了。我们很庆幸自己还活着，因为我们当时已经听天由命了。船尾有一间狭小的、秘不透风的船舱，是六七名船员睡觉和吃饭的地方。我虚弱地躺在床上，依稀能够感觉到风浪时而把船打得不停摇晃，时而把船打得剧烈颠簸；我们时而在浪峰，时而跌入谷底。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晚上比下午更加难熬，黎明好像永远不会到来。我坚信上帝会保佑我们平安无事的。当时，这是我心里仅有的救命稻草。

凡事都有结束的时候，尽管人们总是很快就会忘记肉体的苦楚，但是我却始终牢记德班之旅。就像歌谣里唱的那样：

到达德班之后，我们一刻也没有停歇，连夜向纳塔尔的首府——彼得马里茨堡赶去。医院里，伤员人满为患，我居然在那里遇到了雷奇·巴内斯。他曾在伊恩·汉密尔顿将军的率领下参加了埃兰德斯拉格特战役，伊恩·汉密尔顿将军也是我的朋友。在战斗中，他的大腿被近处的敌人射中了。他把受伤的大腿给我看，并且耐心地向我讲述了战斗的过程。在他口中，布尔人很擅长骑马，枪法也很好。虽然他的腿骨完好无损，但是他的腿紫得发黑，我很害怕他的腿部肌肉已经失去了活性，但是医生告诉我那只是淤血导致的。我连夜骑马向铁路末端、只有几百人口的埃斯特科特小镇赶去。

我想去莱迪史密斯，因为伊恩·汉密尔顿将军在那里，他一定会好好招待我，还会让我大开眼界。然而，我发现城门紧闭，看来我到得太晚了。位于图盖拉河上的铁路桥和柯兰索车站已经被布尔军攻占了。英军骑兵主力将在开普殖民地会师。所以，在敌人的火力强攻下，弗伦奇将军带着包括黑格与赫伯特·劳伦斯在内的所有参谋乘坐莱迪史密斯的最后一班火车奔赴那里了，我只好留在埃斯特科特。为了抵抗布尔军的入侵，并坚守纳塔尔南部，少量兵力在这里仓促集结。大部分英军兵力都被围困在莱迪史密斯，这里只有一个营的都柏林燧发枪团、两个德班轻步兵连、几个纳塔尔兵连队、一列装甲列车和几门大炮的守卫力量。英国各地都在调遣部队火速增援这里。整整一个星期，我们冒着随时有可能被布尔军包围的危险留在埃斯特科特。我们只能为自己打气，不停地修筑防御工事，其他的什么也做不了。

我在埃斯特科特遇到了利奥·埃默里，他是我的故交，10年前在哈罗公学时曾被我狼狈地推进游泳池里的班长。如今，他以《时代》周刊战地记者的身份来到战场。此后，我与他又在国会和政府部门一起工作了很多年。这是我们初次以老朋友的身份见面。我和他及《曼彻斯特卫报》的战地记者结伴在一个位于火车站三角区域的帐篷里度过了一夜，那里正好是铁轨拐弯的地方。当天晚上，在小镇唯一的大道上，我居然与霍尔丹少校重逢了。我之所以能在征战蒂拉赫时成为威廉·洛克哈特爵士的参谋，离不开他的大力相助。在埃兰德斯拉格特，他不幸负伤。他之所以来到莱迪史密斯，就是为了回到部队。他也被困在这里，上级命他临时负责都柏林燧发枪团的一个连队。每个人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时间似乎凝滞了。我们的驻地任何时候都会被一万多名布尔骑兵围剿，我们身处险境，无路可退。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守住埃斯特科特。每天天一亮，上级就会派骑兵侦察队去10英里到15英里之外的地方打探情况，从而及时掌握敌军的最新动向。悲催的是，此时，总指挥居然想派看似无比坚固、实则不堪一击的装甲列车沿着还没被破坏的铁路行驶，以作为骑兵侦察队的增援。要知道，那段路程足足有16英里。

虽然装甲列车看起来非常庞大，但实际上，要想使其陷入孤掌难鸣的困境，敌人只要炸毁一个涵洞或者一座桥就能达到目的。总指挥好像根本没想到装甲车有这个弊端，在兵力本来就不足的情况下，他还是决定抽调一部分士兵，乘坐装甲车的六节车厢，沿着铁路向柯兰索行进，侦察敌情。最终，他分别从德班轻骑兵团和都柏林燧发枪团调集了两个连，又从来自“恐怖号”军舰的水手中调了一部分兵力，再加上为数不多的残兵和一门能发六磅重炮弹的舰炮，组成了装甲车侦察队。他任命霍尔丹少校担任这次侦察行动的指挥官。11月14日，就在装甲车上路前的晚上，霍尔丹坦诚地告诉我，说他非常担忧部队的这次行动。无疑，他和战争刚刚打响时的大多数官兵一样，急切地希望找到机会冒险，与敌人一决胜负。他问我想不想随行，我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他的邀请，因为我既不能拒绝战友的好意，又天生不怕惹祸上身。最重要的是，我还要为《晨邮报》提供独家稿件。

在崎岖不平的纳塔尔地区，装甲列车向着敌人的方向行驶着，顺利来到了奇夫里站，期间大概行进了14英里，始终平风浪静，没有遭遇任何敌人。我们在这里稍作停留，并把我们的具体位置发电报汇报给总指挥。电报刚刚发出去，我们就看见有人影在顶峰急速移动。他们所处的顶峰在我们身后，大概在距离铁路线600码的地方，营地则在他们身后。无疑，他们都是布尔兵，此前一直在跟踪我们。他们会切断铁路吗？我们必须火速赶回营地。随着距离的缩短，我踩着车厢尾部的盒子观察顶峰的情况，看到有很多布尔兵正站在那里。有三个带轮子的东西仿佛从天而降，在他们中间不停地闪烁了十几次火光。地面上升起一团浓重的烟雾，先是球形的，到了空中之后渐渐变成圆锥形，距离头顶很近，大概几英尺。这是榴霰弹！自从来到战场，这次是我第一次见识榴霰弹的威力，也险些成为最后一次。子弹把铁皮车厢打得砰砰作响，突然，列车头的位置发出“轰隆”的响声，随后又发出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列车顺着崎岖的山边歪歪扭扭地行驶着，由于是下坡路，再加上敌军的炮弹接踵而至，列车骤然升速。我们只需要忍受敌人最后一波炮火的袭击，就能从山边绕过去，到达敌人的视线无法看到的地方。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敌人肯定在前面的路段设下了埋伏。正当我要提醒霍尔丹派人警示司机减速慢行时，车厢里的人全都因为突如其来的猛烈撞击摔倒在地。装甲列车撞上了断裂的轨道，也可能是障碍物，在高达40英里的时速下从铁轨上甩了出去。

和我坐在同一节车厢的士兵只受到轻微的擦伤。我只用了几秒，就从车厢顶部爬了出来，四处张望。此刻，火车停在山边，距离敌人占领的顶峰大概1200码。几十个敌人飞速从山顶冲到草丛里卧倒，马上开始疯狂地向我们射击。我们的头顶子弹纷飞，就像冰雹一样密集，把铁皮车厢砸得砰砰直响。我爬下车顶，和霍尔丹商议如何应对眼前的局面。最终，我们一致认为应该由他带领都柏林燧发枪团士兵，在车厢尾部用那门小舰炮竭力压制敌人的射击。我负责去前面查看火车和铁轨的具体状况，看看是否能把铁轨复原，或者想办法把坏车厢从铁轨上拖走。

装甲列车的出发和结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偷偷地从车厢里爬出去，沿着铁轨跑到车头位置。机车没有脱离轨道，第一节普通车厢翻了一百八十度，彻底脱离了铁轨，里面的几位铺路工人受了重伤，还有几个人当场死亡。后面那两节车厢里坐着德班轻步兵连，也都脱离了轨道，一节车厢歪倒了，另外一节直直地竖立着。这两节车厢挡在铁轨上，后面的车厢根本没法往前走了。德班轻步兵暂时躲在那节歪倒的车厢后面，避开敌人的子弹。他们被撞得浑身是伤，有些人奄奄一息。敌人的攻势毫未减弱，很快，他们密集的步枪声中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炮声。显然，敌军是有预谋地想置我们于死地。

我从机车旁经过时，一颗炮弹在我头顶炸开了花，弹片呼啸着落在我的周围。满脸鲜血的司机马上跳出车头，躲到翻了的车厢底下。他怒吼道：我只是普通人。他肯定被那个炮弹炸迷糊了。我想，他们居然想让我死在这里，我必须马上离开这里，让他们痴心妄想去吧！但是，这里只有他会开车，他一走，我们就不可能离开这里了。因此，我告诉他身负重伤依然尽忠职守的人肯定能够得到褒奖，而且，上帝不会残忍地让一个勇士在一天之内再次受伤。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不是每个人都能碰到的。听了我的话，他勉强打起精神，把脸上的血擦干净，服从我的命令，回到车头里，坐到驾驶位置上。

直到十多年过去，我才履行了自己对他的承诺。因为当时，部队并没有奖励这位司机。1911年，我刚刚出任内政大臣，就建议国王颁发阿尔贝特奖章给这位勇敢的司机。我联系了纳塔尔省首府的长官和那里的铁路局，调出了尘封的档案。司机和司炉都得到了阿尔贝特奖章，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为了让所有士兵都离开这里，我们只能用机车撞击那节倒在地上的车厢和那节立起来的车厢，只有这样，它们才有可能脱离铁轨。铁路线完好无损，铁轨也没有移动位置。我来到霍尔丹坐的那节车厢，通过一个小小的洞口把眼下的局势告诉了他，还提出了我的建议。他当即采纳了我的建议，并且说一定会竭尽全力地压制敌人的射击。我的运气很好，尽管我在此之后的一个小时里不断地爬上火车又爬下来，还在没有遮蔽的地方向司机发号施令，却毫发无伤。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动机车，把那节依然挂在铁轨上的车厢朝后拖，使其与另一节车厢脱开，再使其彻底脱离轨道。这节铁皮车厢特别沉重，为了把它从铁轨上清走，机车轮子好几次原地打转。最终，它移动了。我让机车头从后面朝前顶它，又号召士兵不遗余力地朝外推它。显而易见，士兵们在侧面推车的时候，会毫无遮挡地暴露在纷飞的子弹中。因此，尽管有20名士兵响应了我的号召，但是最终，算上四五名都柏林燧发枪团士兵和一名德班轻步兵少校在内，只有9个人愿意去推车。幸运的是，在机车适度的撞击和这9个人的全力推动下，车厢终于从铁轨上翻了出去。扫清了铁轨上的障碍物，我们能从危险的处境里逃脱了。就在成功近在眼前时，又一件让人万分沮丧的事发生了。

前面的煤水车恰巧被刚刚推翻的车厢的一个角卡住了。不能用力顶撞，否则机车很有可能脱轨。我们使机车脱离后面的车厢，退后大概二码，然后再使劲撞击被推翻的车厢。然而，被推翻的车厢和之前歪倒的那节车厢呈现90°角，纠缠在了一起，机车每撞击一次，清除障碍物的难度就增大一次。

此时，我意识到，如果把一节车厢拉到后面，那么两节由于碰撞而死死卡住的车厢就会松动。但是，机车与那节车厢相距五六英尺，无法用车钩把它们连接起来。我们四处寻找车钩，终于找到了一个。机车拖着那节车厢往后退了大概一码，车厢终于彻底脱轨了。道路通行了，然而，车厢的一个角与机车的踏板卡在一起了，我们不得不再次停了下来。我全身心地投入了清理轨道的工作，当时的感觉就像顶着敌人不断向我射来的子弹而争分夺秒地工作。在纷飞的弹火中，我们时而撞击车厢，时而拖动车厢，足足干了70分钟。我们是否能够成功撤退居然取决于只有五六寸长的铁板。

我们必须小心地让机车待在铁轨上，这时，敌人的火力越来越猛烈，因为他们在旁边加了一门大炮。我决定破釜沉舟，将机车退到最远处，开足马力撞击障碍物。撞击发出的响声震耳欲聋，几乎要把人的耳膜刺破。轨道上的机车颤抖着，把车厢撞得站了起来。我们终于开辟了一条道路。然而，那节废弃的车厢在机车冲过去之后又落回了原处，因此，它后面的三节车厢落在障碍物那边50码外的地方。这可如何是好？我们不可能用人力把后面的车厢拖到机车旁边，也不可能使机车退回原来的地方。那三节车厢比机车窄一些，恰巧可以通过。

我找到霍尔丹，把计划告诉他。他当即表示同意，并且命令士兵去车厢外推车厢。尽管这个计划听上去是行得通的，但是现实情况却不允许我们这么做。必须全体士兵齐心协力，才能推动沉重的车厢。在敌军的狂轰滥炸之下，士兵都不愿意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所以他们都聚集在相对安全的一侧。假如我军依然无招架之力，出现在对面山峰的敌军就会仗着人多，继续肆无忌惮地冲我们扫射和轰炸。最终，我们决定让机车带着伤员以相当于步行的速度慢慢朝前开，都柏林及德班士兵则躲在机车相对安全的那一侧，徒步撤退。40名满身是血的伤员挤上机车，煤水车里也挤得满满的，其他士兵在机车的掩护下缓缓地朝前走。机车里人挨着人，连根针也插不下，别说走动了。我留在里面指挥司机。炮弹不停地落在机车附近的地上，轰隆隆地炸开了，车厢被飞溅的石子蹦得砰砰响。有几次，机车被炮弹打中。车速越来越快，很快就把机车外徒步撤离的士兵落下了足足有300码。我赶紧让司机把车开到前方不远处的蓝科兰茨河大桥，然后停在那里等着。我挤出机车，沿着铁轨折回去，想找到霍尔丹。

但是，情况随时随地都在变化。我朝后走了不足200码，没有看见霍尔丹和士兵们的身影，却发现铁轨上有两个人。他们穿着普通的衣服，我喃喃自语：“铺路工。”然而，我立即醒悟过来，确定他们是布尔兵。他们身材强健，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帽檐拉得很低。他们站在距离我不足100码的地方，端着步枪朝我射击。我在呼啸的子弹中跑向机车。我恰巧在一段6英尺深的旱沟里，除了紧紧地贴着沟边，没有其他办法保护自己。我看见其中一个布尔兵单膝跪地，正在用步枪瞄准我。我必须跑！我继续朝前狂奔，又有两颗子弹从我身边飞了过去。我必须马上从这该死的旱沟里逃出去！我飞快地向左上方爬，子弹把我身旁的尘土打得四处飞溅。我平安地钻出铁丝网，看到旱沟外有个地方比地面低。我蹲在低洼处，气喘吁吁。

有个铺路临时搭建的屋子在距离我50码的地方，我可以去那里躲藏。我又发现蓝柯兰茨河峡谷在距离我大概20码的地方，那里肯定更容易躲藏。我决定奔向河边。我站起来，突然看见有一个又高又大、握着步枪的人骑在马背上，正站在铁路的对面隔着两道铁丝网呵斥我。他在距离我40码远的地方，摇动右手握着的步枪。虽然我是记者，不过随身带着毛瑟手枪。回想起刚才的经历，我迫不及待地想杀死他。我摸了摸腰带，发现手枪丢了。指挥清理工作时，我一直上蹿下跳，它肯定被丢在机车里了。此时此刻，我没有任何武器！那名布尔兵端坐在马背上，举起步枪瞄准我。我、布尔兵和他胯下的马全都纹丝不动地站着。我望了望蓝柯兰茨河和铺路工落脚的小屋。看上去，我是不可能逃跑了，否则一定会被他开枪打死。想到这里，我举起双手，表示投降。

随后的几分钟无比痛苦，我的耳边不停地响起伟人拿破仑说的话，“孤身一人，没有武器时，投降是可以得到谅解的。”但是，蓝柯兰茨河谷就在不远处，那个布尔人未必能够击中我，而且我和他之间还隔着两道铁丝网。这时，那名布尔兵不再用枪瞄准我了。他暗示我穿过铁丝网，越过铁轨，来到他身边，我顺从地照做了。一切都来不及了。他从马背上跳下来，不停地射击大桥上正在撤离的英兵和机车，直到他再也看不见他们为止。他再次骑到马背上，我跟在他身边，步履沉重地走向我刚刚与霍尔丹失散的地方。难道他们都被抓住了，我怎么没有看到任何人？冒着倾盆大雨，我们在茂盛的草丛里艰难跋涉。我猛地想起一件事，我身上带着两个分别装着10发子弹的弹夹，就在我卡叽布上衣的两个口袋中。这些子弹叫“软弹”，专门用于毛瑟手枪。我之前把这件事忘记了，此刻才想起身上带着它们是会招致性命之忧的。我偷偷地从上衣左侧的口袋拿出弹夹，将其丢在地上。正当我把左手伸进口袋，想丢掉另一个弹夹时，那名布尔兵满怀敌意地看着我，用英语声色俱厉地问：“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我摊开双手，装作不懂的样子问：“看，我在地上捡的。你见过这玩意儿吗？”

他从我手里拿起子弹，看了一眼就丢掉了。我们接着朝前走，很快就看见了一群战俘。雨不停地下着，很多排着纵队的布尔骑兵在附近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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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装甲列车在1899年11月15日发生的故事，以及我是如何成为布尔兵战俘的全部经过。

三年过去了，几名布尔人将领拜访英国，代表他们饱经战乱的国家向英国求助。在一次民间机构举办的午宴上，我有幸认识了他们的总理博塔将军⁽¹⁾。谈起几年前的战争，我把被布尔军俘虏的经过简明扼要地告诉了他。博塔一言不发地听我说完，突然兴奋地问我：“难道你不认识我了吗？就是我！当时就是我俘虏你的！”他穿着礼服，内衬白色的衬衫，除了黝黑的皮肤和高大的身材之外，完全找不到他当年在战争中肮脏邋遢的痕迹。真的是他。他是以自由民的身份在纳塔尔参军的，他一向反对战争，在战争刚刚打响时也只是一名普通的士兵。他第一次参战，就抓获了我这个俘虏。作为一名从军的自由民，他非常勇敢，总是无所畏惧地冲锋陷阵。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得以以那种奇特的方式相遇。

我对路易斯·博塔有着浓厚的兴趣。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不同寻常的情形下，最终居然成了朋友。对于我们的友谊，我无比珍视。我从这个坚强、魁梧的身影中看见了一位卓绝群伦的伟人，一位无比英明的政治家，一位功不可没的开国元勋，一位聪明机智的猎手，一位来自农民家庭的英雄。

1906年，他以德兰士瓦第一任总理的身份来到伦敦出席帝国会议。为了接待英联邦诸国的总理，英国政府特意在威斯敏斯特会议厅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宴会。那个时候，我是殖民事务次官。宴会上，我的母亲站在我的身边。作为刚刚与英国化敌为友的布尔人首领，他经过大厅出席时特意在我身边站住，告诉我的母亲：“我和你儿子共同经历了生死。”这话毫不夸张。

由于本书篇幅有限，我不能把我和这位风云人物共同经历的大事件一一列举出来。他把晶莹清澈的库利南钻石赠送给英国的国王——爱德华七世，这块钻石比除此之外最大的钻石还要大20倍。那时，我肩负着解释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的自治政策的工作，还担负着通过下院执行宪法议案的职责。此后，我在海军部和商务部工作，因为工作原因，常常接触博塔将军和他的同事。从1906年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15年的时间里，他们把国家治理得非常好。

博塔总认为我被他身上某种与众不同的魅力吸引住了，不管什么时候来欧洲访问，他总是借参加会议或者出席晚宴的机会与我见面。有时，我们也会在家里或者办公室里见面。他的直觉非常准确，他能感觉到大战一触即发。1913年，他去德国休养，回来之后，一本正经地告诫我，说德国弥漫着浓重的火药味。他说：“你们要做足准备，小心提防居心叵测的德国人，他们是非常危险的。很多你们无法听到的话，我都听到了，气氛剑拔弩张，你们要安排海军未雨绸缪，提前准备。而且，”他继续说，“我也做好了准备，一旦真的开战，我会在德军攻击你们时入侵德国的西南非洲殖民地，彻底消灭他们。到时候，我会恪尽职守。但是，你，还有英国海军们，千万不要手足无措。”

我们的命运因为机遇和事情不可预测的走向联系在一起。1914年7月28日，也可能是29日，就是大战爆发的前一个星期，也是质问时间⁽²⁾之后，我从下院走出来，在王宫苑与南非大臣德拉夫先生相遇了。我早就认识他，他是一位有杰出能力的人。他问：“这代表什么？你觉得会有什么事发生？”我回答他：“我觉得包括英国在内，很多国家都将卷入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博塔知道事态这么严峻吗？”德拉夫表情凝重地走了。我当时没有细想，不过，这件事后来给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当天晚上，德拉夫给博塔去了一封电报，告诉他“丘吉尔认定战争一触即发，且英国也会参战”，他也有可能不是这么说的，但是意思大致就是这样。那时，博塔去了德兰士瓦北部地区，他的职务由留在首都的史末资将军临时代理。史末资看了看眼前的电报，将其放到一边，接着埋头处理文件。做完所有事情之后，他再次拿起电文，暗暗想道：“德拉夫发电报，肯定事态紧急。”想到这里，他把一份相同的电报发给了在德兰士瓦北部地区的总理。博塔将军过了几个小时才看到电报，幸好还不晚。当天晚上，他原本计划先乘火车去德拉瓜湾，再从那里乘德国轮船回到开普敦。事后，他对我说，假如不是这份电报及时赶到，大战打响时，他很有可能正乘坐德国人的轮船。如果真是这样，在南非联邦的大多数地区濒临叛乱时，这位高高在上的南非领导人却落在敌人的手里。假如真的发生了这件事，则无异于一场灾难，后果难以想象。接到电报之后，他马上取消一切计划，在大战爆发之前，乘坐专列火速回到了比勒陀利亚。

历史能够证实，他在战争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史记载了他不同凡响的勇气和卓越的冒险精神、他那杰出的领导才能和踏平西南非德军的英勇无畏的气度，还记载了他1917年在帝国战争内阁会议上的发言。他的那次发言一语中的，慷慨激昂，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历史也记载了大战结束后，他于1919年出席巴黎和会时所表现出来的领袖风采。

他最后从英国离开时，我正担任战争事务大臣。他特意来我的办公室作别。我和他促膝长谈，谈到各自的人生际遇和我们一起经历的那些重要事件。在大战后享受胜利喜悦的那段时间，有很多国家的上层领导人专程来办公室拜见我，而我唯独亲自把他送下过楼梯，亲眼看着他坐进轿车。回国不久，他就离开了人世，我们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不管世界的格局如何，也不管战争最终胜负如何，对于他的国家而言，博塔将军永远都是功不可没的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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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让我们回到之前所说的正题上吧，请读者原谅我在上文说了太多叙述繁杂的题外话。我浑身湿淋淋的，和那些战俘一起就地而坐，他们之中有很多人身受重伤。我懊悔自己一时兴起导致的恶果，也抱怨自己时运不济。原本，我可以和机车一起安全撤离，也不至于现在颜面尽失。直到后来，我才知道那天随机车返回营地的战友们受到了优待和赞赏。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对于这场毫无作用的灾难，我根本没必要想方设法地使自己卷入其中。我折返战场除了导致自己与战争冒险失之交臂，没有给其他人带来帮助。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舍己为人”的优秀品质对我有什么好处。假如我能料事如神，那时就应该意识到这次灾难其实为我未来的人生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并没有被战争抛弃，也没有因为被布尔军抓获而意志消沉。后来，我因为成功地逃出监狱而被家喻户晓。正因为这一点，很多选区才认定我有资本成为候选人。我还因为这次经历有了可写的内容，所以赚到了更多的稿费，真正做到了自力更生，也为自己赢得了进入下院的资格。那时，假如我随机车一起回到营地，虽然会得到褒奖，让上级对我另眼相看，但很有可能和雷德沃斯·布勒将军的那些参谋具有相同的命运，于一个月后在柯兰索河上游的战斗中英勇献身。

但是，没有人能够预知这些事情。俘虏们排着队站在布尔军司令部的帐篷外面，郁郁寡欢的我也是其中一员。使我更加郁闷的是，他们居然把我从战俘中单独挑出来站着。我对军法很熟悉，知道假如非军事人员穿着军装参与战斗，且在战斗中很勇敢，就算他从未开过枪，也有可能被判枪决，而且是立即执行。大战期间，这种事情屡见不鲜，没有任何国家的军队愿意为此浪费哪怕是10分钟的时间。我独自站在瓢泼大雨中，惴惴不安。我不停地琢磨着怎样回答他们的问题，幻想着假如他们要就地处决我，我该怎么办。大概15分钟之后，布尔军官在帐篷里商定好之后，只说了寥寥数语，就让我和战俘站在一起了。我悬着的心落地了。几分钟过去，帐篷里走出一位布尔人地方治安官，他告诉我：“我们并非每天那么幸运地抓到贵族子弟，所以，即使你是记者，我们也要扣押你。”听了这话，我知道自己平安无事了，不由得暗自庆幸。对于白人而言，布尔人是最讲究人性的，不过，卡菲尔人则完全不同。历数我在四大洲遇到过的所有敌人，布尔人是最仁慈和善的，即使在战场上杀死一个白人，他们都会觉得惊恐而又伤心。

最后，布尔军押解着所有战俘前往布尔军铁路卸载点——60英里外的埃兰德斯拉格特——他们准备把我们从那里运到比勒陀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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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路易斯·博塔（1862—1919）：第二次布尔战争时，任德兰士瓦军总司令，南非成立联邦政府后，他出任总理。

(2) 英国议会中，大臣答复议员所有提问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