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布勒一起去开普

看上去，似乎是因为一些小事引起了矛盾和争执，但寻根究底，却不同寻常。不管是英国国内还是国际社会，都在密切关注南非战争的序幕。自从爆发马久巴山战役之后，英国人和布尔人的关系昭然若揭，人们也早就了解了两国之间历史遗留的误解。1899年的多次谈判都在举世瞩目；反对党在下院辩论时因此而故意诘责。冬季刚刚到来，英国政界就变成了两个队伍，一个队伍主张与布尔共和国爆发战争，另一个队伍则想方设法地维护和平，阻止战争的爆发。

1899年夏天，国内的气氛和天气一样燥热，到处都弥漫着火药味，战争似乎一触即发。自从詹姆森于三年前主动出击之后，布尔人派出重兵驻扎在德兰士瓦，警察也全副武装，密切注视着外族人的一举一动。德国人想把炮兵调到市区，所以计划在位于约翰内斯堡郊外的某个高地修筑碉堡。荷兰和德国供给他们的武器弹药，装备两个布尔共和国都绰绰有余，因此完全完全有可能武装起在开普殖民地生活的大部分荷兰人。为了应对战争和叛乱，英国政府不停地增派守卫部队去开普地区和纳塔尔省。在此期间，形势越来越紧张，唐宁街与比勒陀利亚来往密切，接连向对方发起官方谈判，官方急件也接踵而至。

刚刚进入10月，德兰士瓦地区的领导人就开始唐突地挑衅起来。10月8日，比勒陀利亚最后一次对英军下达通知，让英军停止增兵，并且只给英军3天的时间撤退。从那时开始，战争势不可挡地到来了。

通知刚下达不足一个小时，奥利弗·波思维克就专程来到我家，聘请我以战地记者的身份为《晨邮报》供稿，并许诺每月支付我250英镑，还承担我所有的花费。在至少四个月的聘用期内，我的言论和行动都将不受约束。和所有的战地记者相比，他们给我的待遇是最高的。我当时24岁，作为一个没有负担、只为自己考虑的年轻人，当然会为这些优越的条件怦然心动。我将搭乘11日出发的轮船迪努塔·卡索尔号赶赴战场，再也不能比这更早了。

时间很紧张，我满怀期待和渴盼，在家里做好动身的准备。爱国激情弥漫在伦敦，党派之间针锋相对的辩论充斥着伦敦。消息接踵而至，布尔人的军队已经向着纳塔尔地区和开普殖民地挺进；英国的后备军倾巢出动，在总司令雷德沃斯·布勒爵士的带领下赶赴战地，仅有的军团接到命令，当即赶往桌湾。

出发之前，我认为自己应该再次拜访张伯伦先生。虽然作为大臣的他忙于政务，但他依然决定在办公室接见我。我因为一些事情不能准时履约，他让我次日清晨直接去他家。我在约定的时间内拜访了这位与众不同的伟人，他的政治生涯此时正值紧要关头。和平日一样，他正在抽雪茄，还递给我一支。就眼下的形式，我们谈了大概10分钟，我还说了说自己的计划。他说：“你跟我一起去殖民事务办公室吧，我要去那里上班。这样一来，我们可以边走边谈。”

从他位于王子花园的家出发，达位于白厅伦敦某条街道上的英国政府机关，最快需要走15分钟。张伯伦先生对战争的看法很达观。

他说：“布勒将军应该明智地早些出发，他启程的时间或许有些晚了。假如布尔人即刻进攻纳塔尔，16000名士兵在乔治·怀特爵士的指挥下能够轻松地打败他们。”

“那么，马弗京地区将会如何呢？”

“噢，也许遭到敌人的围攻。但是，假如我们的队伍不能熬过这短短的几个星期，那么也就没什么希望了！”

随后，他审慎地继续说：“参考战争办公室的意见，他们全都满怀信心。我必须以他们的意见为准。”

那一年，下院的两代议员都非常小气，英国的战争办公室也在他们的影响下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想法。澳大利亚想让战争办公室批准，派一支部队增援，但是得到的答复是：“尽量不要派骑兵，只派步兵。”战争办公室的情报部门准备了厚厚的大卷和布尔共和国有关的资料，这些资料翔实细致，之后被上交给国会了。对于这个部门的负责人约翰·阿德爵士要求派出20万名士兵的请求，战争事务大臣兰斯多恩勋爵不以为然。他把厚厚的两卷资料送给布勒将军，但是布勒将军一个小时之内就让资料打道回府了。他自称“对南非的情况了然于胸”。一次，在和相关人员一起进餐时，我发现好像只有政务次官乔治·温德姆先生意识到了形式的严峻。他说布尔人有着明确的目标，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他们不仅准备了充足的武器弹药，还准备了一种最新款的重型机枪。他认为英军在战争刚刚打响的时候很难占据上风。敌人会分散出现，抓住一切机会攻击或者围攻英军，阻挡英军前进，他们还会动用重型机枪，把英军打得四处溃逃。我那时血气方刚，当知道战争不会流于形式，更不会轻而易举地获胜时，心里不由得暗自窃喜。我觉得布尔人勇气可嘉，居然敢挑战大不列颠。最让我兴奋的是，他们居然抢先挑事，并且具有一定的实力与大英帝国抗衡。

我们都应该从战争中获得教训。战争不会顺遂人意，参与战争的人未必都能在巨浪和狂潮之中游刃有余。那些对战争盲目狂热的政治家必须醒悟，只要战争打响了，他将会被扑朔迷离的局势所奴役，而绝对不会再稳坐操控者的位置。只要开战，各个方面就都想干涉，包括自以为是、软弱无用的指挥官，不达时宜的战争办公室，充满戒备和敌意的中立国，无法信任的盟军，居心叵测的命运之神，错误的预估，倒霉的意外，等等。即使你有着必胜的信念和把握，也要牢记对方同样有着必胜的信念和把握。如若不然，战争从何而来呢？

*　　*　　*　　*　　*

布勒爵士曾经许诺比利·杰勒德，只要获得部队的指挥权，就带着他做参谋。杰勒德勋爵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他年纪很大，家境富裕，声名显赫，是赛马场的大股东之一。得知他马上就要奔赴战场，欧内斯特·卡斯尔爵士特意在卡尔顿饭店为他举行了送别晚宴。晚宴邀请了威尔士亲王和40位其他领导，我也在被邀请之列。不过，我显然没有威尔士亲王等人尊贵。布勒将军的生活将由杰勒德全权负责，因此，很多人把珍藏在地窖里的香槟和陈年白兰地拿出来，作为礼物送给杰勒德。他们告诉杰勒德爵士，说他可以把这些佳酿和我一起分享。每个人都心情愉悦，满怀信心。战争刚刚打响时，人们总是这样充满激情。

需要澄清的是，在混乱的战争年代，所有的白兰地和香槟都离奇地失踪了，我的当然也不例外。杰勒德特意把“蓖麻油”的标志贴在酒瓶上，因为只有这样，这些酒才有可能顺利运到司令部。然而，两个月过去了，还没有等到酒，所以就拍了一封火急火燎的电报给德班的军事基地，索要“蓖麻油”。基地回电告诉他，他们错误地把他的药品包裹发给战地医院了。幸好，基地准备了充足的“蓖麻油”，他们将立即发货！

在此后的南非战场上，我们数次经历了相同的遭遇。

10月11日，也就是布尔人最后通知的撤离期限。布勒是地地道道的英国人，总是不苟言笑，一语不发，即使说话，也常常令人捉摸不透。他很木讷，在与人讨论时，他时常以点头、摇头表达自己的意思，抑或是小声嘀咕。他从不在日常谈话中提工作上的事情。他曾经是一位年轻的军官，在部队里表现突出，对各种各样的战术都了然于胸。最近20年来，他是白厅的行政人员，负责处理重要的行政事务。他在政治上更崇尚自由主义。大家都很信任他，他有着很高的声誉，大家也公认他是一名思想深刻的军人。1899年11月9日，索尔兹伯里勋爵在伦敦市政厅公开发言：“我像信任布勒爵士那样信任英国的全体将士。”显而易见，他是个至关重要的大人物。一直以来，国家对他的尊重从未改变，部队对他的信任从未消减，因为他总是兢兢业业、一马当先地解决接二连三出现的问题，消除接踵而至的灾难。在这场战争中，这位富有主见、精通世故的伟大人物在英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和此后法国约瑟夫元帅在法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有很多相同之处。

战争迟迟没有打响，在还不知道等待我们的是战争还是和平之前，我们已经出发了。总司令、司令部全体参谋人员和《晨邮报》战地记者彻底与外界隔绝了，因为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无线电。我们盼望着第四天准时到达马德拉岛，这样就能得到一些音讯。然而，除了知道双方已经停止谈判、出动部队之外，一切依然毫无音讯。战争还是和平依然悬而未决，我们继续驶向目的地。

我们在随后的两个星期里彻底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得不到任何关于战争局势的消息。那段时间，天气晴朗，风和日丽，然而轮船却缓缓前行，丝毫不肯提速。这也许是因为英国人已经忘记了战争中时间高于一切的概念了。因为在大约50年的时间里，英国从未和白人发生过战争。这艘轮船一片祥和，包括普通百姓和军人在内，所有乘客都在玩乘船旅行的传统游戏。每天，面无表情的布勒都在甲板上散步，没有人能猜透他在想什么。参谋人员一致认为，不等轮船抵达目的地，战争就会宣告结束。很多同船的军官根本无法想象，散兵游勇的布尔人如何能够与精锐的英军抗衡。假如布尔人向纳塔尔发起进攻，他们必将受到打击，因为佩恩·西蒙斯将军已经在纳塔尔北部的顿提地区提前安排了2个炮兵连、1个骑兵团和1个步兵旅的兵力。布尔人会因此吓得魂飞魄散。每个人都因为这种可能出现的结局灰心丧气，难怪布勒爵士总是郁郁寡欢。

我们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了两个星期。我在心里不停地猜测着各种可能出现的局面，克鲁格有可能占领开普敦，佩恩·西蒙斯将军或乔治·怀特爵士有可能把布尔军赶出了比勒陀利亚。然而，我无法说服自己相信这些假设。两天之后，我们就将获悉这让人恍如隔世的两个星期里发生了什么。中场休息即将结束，战争的帷幕将再次被拉开。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将是什么呢？布勒将军心神不宁，肯定也很紧张。他肯定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战争的进展情况。政府如果聪明，就会提前五天派一艘鱼雷快艇向他汇报情况，顺便接他奔赴战场。只有这样，他才能尽快调整好自己，镇定从容地思考如何进行第一步。

猛然间，甲板上发生了骚乱。原来，大家看到了一艘从陆地驶来的轮船，大家都认为：“这艘船上肯定有我们不知道的消息！我们应该让它靠过来！船上肯定能找到开普的报纸！拦住它，千万不能错过它！”

上级军官听到了年轻人的窃窃私语。经过再三斟酌，他们一致认为不应该在海上随意拦截船只。在我方没有必要就拉响警报的情况下，对方完全有理由向英国政府索要赔偿，或者采取其他方式对我们进行类似的惩罚。最终，他们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即发信号询问对方。收到信号后，这艘船马上调整航向，驶向我们。这是一艘灵活机动的货船，船上聚集着差不多20人。他们全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看，我们也聚集在一起，盯着他们看。他们把一块写着字的黑板竖在甲板上，内容如下：

布尔人战败

三次战斗

佩恩·西蒙斯牺牲

很快，这艘船就渐行渐远了，而我们则反复寻味这条委婉的消息。

参谋人员惊愕不已。显而易见，英军和布尔军真的开战了，居然还有一名英国将军在战场上牺牲了！战斗肯定异常惨烈，布尔军队也许即将倾覆。三次战败之后，他们还会依然前仆后继地投身于这场注定失败的战斗吗？我们面色阴沉，只有布勒将军在从望远镜里读完这条消息后依然面不改色。几分钟过去了，一位参谋按捺不住地对他说：“长官，战争也许已经结束了。”

听到参谋的话，布勒将军说：“我确定，我们将在比勒陀利亚附近与敌军展开数次激战。”

在战争方面，他的直觉向来准确无误，因此他的话很有鼓动性。很快，整艘船就都知道了布勒将军的预见。每个人都心情愉悦，眼睛熠熠闪光，副官们欣喜若狂，参谋人员彼此道贺。我大声提出建议：“实际上，我们只要让那艘船停十分钟，就能把情况打探清楚。”大家都沉浸在喜悦之中，没有人把我说的话放在心上。他们对我说：“年轻人总是缺乏耐心。不久之后，我们将会把战况了解得一清二楚。虽然布勒总司令一到开普敦就必须处理此事，但是他却镇定从容，从不探问。他认为，只有我们到了比勒陀利亚，战争才会取得进展。比勒陀利亚和开普敦之间足足相距700英里，我们完全有时间解决由于布尔人抵抗而出现的问题，还可以进行周密的规划。此外，对战地记者而言，尤其是对象你这样刚刚退役的人，质疑上级的决策很容易让人扼腕叹息。”

然而，我依然顽固不化，心怀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