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德姆(1)
1899年春天，我得知美国也有一位正在写小说的丘吉尔，他的著作非常畅销。很多人来信称赞我写小说的技巧很高超。刚开始时，我以为是《萨伏罗拉》为我赢得了这些赞誉。后来，我才发现在大洋的那一边还有一位温斯顿·丘吉尔先生。我写了一封信寄给遥远的另一个“我”，他很快就回信了。或许，这两封信还算值得大家鉴赏。
温斯顿·丘吉尔向温斯顿·丘吉尔敬礼，请求他对那件和两位温斯顿·丘吉尔先生都密切相关的问题多多关注。从报纸上，他得知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的小说《理查德·卡弗尔》即将出版，确凿无疑地相信这部小说肯定会在英美两国引起巨大反响。眼下，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也正为《麦克米伦》杂志供稿。那是一部连载小说，他热切盼望这本小说同样能在英美两国引起反响。10月1日，他还准备出版另一部小说，是和苏丹战争有关的军事纪实。毋庸置疑，即使此前无知无觉，此刻，正在读这封信的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也会预测到自己将被误认为是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作品的作者。他相信，和他一样，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同样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了避免将来可能出现的误会，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决定把自己已经出版的全部作品的署名均由之前的“温斯顿·丘吉尔”改为现在的“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他认为，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也会认可这种办法的。为了避免公众被这种巧合弄得不知所以，现在唐突地建议：两位温斯顿·丘吉尔先生最好分别在自己的作品中发表简明扼要的声明，以便让读者明确这位温斯顿·丘吉尔著有哪些作品，那位温斯顿·丘吉尔先生著有哪些作品。假如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对温斯顿·丘吉尔先生提出的建议没有异议，那么可以等到以后再详细商议添加怎样的声明。在此，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向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的作品及其独特的魅力表示钦佩。不管是单行出版，还是在杂志上刊登，温斯顿·丘吉尔先生都会密切关注这些著作。当然，他相信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也同样正在关注他的著作。
1899年6月7日写于伦敦
温斯顿·丘吉尔先生提出这个问题也是温斯顿·吉尔先生非常担心的，在此，他向温斯顿·吉尔先生表示感谢，尤其感谢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在所有作品中特意署名“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温斯顿·丘吉尔先生迫不及待地表示，如果自己还有别的名字可用，也一定会不假思索地添上。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一直在密切关注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先生出版的著作。他发现他的小说创作和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先生的作品从未针锋相对。
温斯顿·丘吉尔先生非常愿意接受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先生的建议，同意各自在自己的作品前加上简要声明，以帮助广大读者区别温斯顿·丘吉尔和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的著作。两位丘吉尔先生可以经过协商确定声明的内容和措辞。假如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先生愿意全权代劳温斯顿·丘吉尔先生草拟声明，那么，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将无条件地全盘接受，决不进行更改。
除此之外，在征求朋友和出版商的意见，并且得到他们的支持后，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将恳请出版商在此后出版的书的第一页的姓名后面加上“美国”二字。
在此，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特奉上两本小说给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先生，他很欣赏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的著作，无比期待即将问世的《萨伏罗拉》。
1899年6月21日写于佛蒙特
所有问题都和平解决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读者知道了这两位同名同姓的人是同一时期的不同作家，其中一位活跃在政界，另一位则活跃在文学界。从此，他们再也不会把这两个人的作品弄混了。一年过去了，我去波士顿时首先得到了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热情的接待，他为我举办了一场宴会，宴会的客人全都是年轻人，非常热闹。在宴会上，我们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向对方表达了自己的溢美之情。但是，时不时地依然会有小误会，我收到了他的账单，他收到了我的信件。无须赘言，我们及时地消除了这些误会。
* * * * *
有一天，罗伯特·阿斯克罗夫特先生以奥尔德姆地区保守党议员的身份邀请我去下院。我跟随他走进一间吸烟室，在那里，他向我提起了一项至关重要的计划。当时，作为选区之一，奥尔德姆的两个议员席位都归保守党所有。罗伯特不仅是一名老资格的议员，也是一名律师，所以，不仅保守党选民大力支持他，奥尔德姆棉业工会也非常信任他。毫无疑问，他的地位非常稳固。但是，他的一位同事身体不好，总是病恹恹的，因此，罗伯特始终在找寻合适的人选接替他的同事，与他齐心协力，为竞选奋战。显而易见，他选中了我。他说：“一般情况下，年轻人不会像老年人那样富裕。”这话很符合情理，尽管我为此痛苦，却不知如何为自己辩解。但是，他又好像在暗示我一切困难都是可以战胜的。最终，我答应在他的鼎力相助下抓紧时间去奥尔德姆进行一次演讲。
大会的时间定好了。几个星期过去了，我惊讶地从报纸上知道罗伯特已经离开人世了。太可惜了，他体格强健，精力充沛，居然突然去世了，而他为之忧心忡忡的那位同事却好好地活着。奥尔德姆的工人都非常尊重罗伯特·阿斯克罗夫特，他们主动募集了2000多英镑，为他立了一座命名为“工人朋友”的雕像。也许是兰开夏人(2)的性格使然，他们明确规定这些捐款只能用于修建纪念碑，不能用于其他诸如修建图书馆、为医院添加病床、建造喷泉等。
罗伯特的议席不能空着，他们让我填补。有人说，这位猝然离世的议员早就看上我了，而且还在演讲的名单上写了我的名字。那里的人都还记得我的父亲，所以这事在没有任何委员考察我、对我没有任何要求的情况下定好了。他们很快就下发了一份正面邀请给我，请我参加竞选，填补罗伯特的空缺。“领队”虽然人在保守党总部，却对选区的决定大力支持。不过，索尔兹伯里勋爵根本不介意损失两个席位，极力建议借着这次补缺候选的机会重新选举那两个席位，即便他不觉得保守党眼下有赢得这次补缺选举的必胜把握。有人由于害怕奥尔德姆地区的议员席位在几个月之后会再次出现空缺，而忧心忡忡。有人认为，就算这里的两个席位都在这项补缺选举中易主，也可以等到下次大选时失而复得。我发现，这种态度是与众不同的。但是，对我而言，尤其是基于当时的情况，和没有争斗相比，我更愿意接受一切形势下的一切政治争斗。所以，我高举旗帜，满怀热情地投身于战斗。
我义无反顾地扎进竞争激烈的补缺选举中。在我的一生中，参加的竞选累计达到14次，每次竞选都要持续将近一个月。人生如白驹过隙，我很悲哀居然把生命中宝贵的14个月耗费在这种无聊的竞选演讲上。和普选相比，补缺选举更难，而我参加补缺选举的次数高达五次。惶惶然的候选人成了社会各界人士、不同组织注意的焦点。假如他支持政府，那么公众就会提出人类社会全部的瑕疵、世界上所有的灾难，并且激烈地要求他阐述将采取什么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从那时开始，保守党渐渐不那么受欢迎了。对于选民而言，民主最吸引人的不是一成不变，事实是局面需要改变，而自由党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执政了。除非在危急关头，英国人享有改变国策的权利，也享有废弃王室大臣的权利；不管国策是怎么样的，也不管国策是好还是坏，更不管大臣是谁，他们都有这么做的权利。如今，我逆流而上，情况不容乐观。那个时候，保守党在下院通过的一项法案改善了英国圣公会中教士的生存状况，这项法案是针对教会交纳“什一税”(3)制定的。对此，包括卫斯理教派的信徒在内的所有不信奉英国国教的新教教徒都不屑一顾。在兰开夏郡，他们势力很大。恬不知耻的激进派分子对这项慈善措施极尽嘲讽，说它是“教士布施税”。鉴于我之前接受的教育，再加上军旅生涯的影响，我向来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漠不关心。在没去奥尔德姆的时候，我根本没把这场纷争放在心上。要想了解真实的情况，我只能询问其他人。我的大多数支持者都持有和激进派相同的观点，不假思索地反对教士救济税。他们刚刚告诉我，我就想出了应对的策略。要想让教士行使他们的职责，就必须首先保障他们的生活。但是，能不能像部队那样把生活补助平均分配并下发给他们呢？我们首先要统计不同教派一共有多少教士，然后再平均分配这笔钱。这个方法不偏不倚，无懈可击。这个办法之前为什么没有人提出来呢？我很困惑。当我把这个计划告诉委员会中的部分委员时，他们居然无人赞成。其实，他们打心眼里觉得这不是办法。既然每个人都不赞同，那么他们理所当然是正确的。为了让这个地区有更多的选民支持我，我不得不放弃这个办法，另觅他法。
这段时间，一位名叫詹姆士·莫德斯雷先生的新同事开始与我齐心协力地奋斗。人们一致认为总部是在绞尽脑汁地想办法之后才让他加入的。他信仰社会主义，当时担任纺织工会秘书的职务，很受人们尊重。在我所知道的人中，他是最地道忠诚的托利党工人候选人。他毫不隐讳地赞赏托利民主和托利社会主义。他指责自由党和保守党矫揉造势，两者相比，自由党更严重。对他而言，他很自豪能够与我这位英国贵族的后代肩并肩地站在演讲台上奋斗。工人阶级那么信任他，理解他，他必须维护他们的利益。人们都在密切关注形势，在几天的时间里，我们好像从未遇到困扰。“信仰社会主义的人和贵族的后代”的搭配很神奇，好像预示着政界最新动向。然而，让人愤恨的是，别有用心的激进党分子居然想玷污我们的组合，还有很多支持工会的人也站在他们一边，添油加醋、七嘴八舌地指责莫德斯雷先生站到了本阶级的对立面。与此同时，他们还对保守党说长道短，甚至公然指责索尔兹伯里勋爵，怒斥他顽固守旧，排斥现代民主。我们当然不遗余力地为自己辩驳，洗清自己。最终，除了那些坚定不移、忠心耿耿的支持者还留在我们身边，所有极端的工会分子和自由党全都离开我们，把票投给了他们的党。但是，因为我与一位信仰社会主义的人一起出现在演讲台上，所以，我们的支持者也开始怨声载道。
在此期间，两名自由党对手充分展示了他们的巨大能量。候选人之一朗西曼先生年纪轻轻，风流倜傥，家里很有钱，自己的能力也很不容低估。候选人之二艾莫特先生人到中年，父母都是土生土长的纺纱工人。但他经济富裕，经验丰富，在当地深得人心。他能力超群，后来官运亨通，是自由党的重要领导人。他是一位很强劲的对手。我与工会盟友都很贫穷，甚至无法拿出500英镑，即便如此，人们依然怒斥我们是社会贵族阶层，享有特权。和我们相比，我们的对手尽管声称自己代表着劳苦大众，却富得流油。世界简直黑白不分！
我们的斗争注定历时长久，充满艰辛。我为国家的完整和圣公会大唱赞歌，不遗余力地为当下的社会体系和政府的丰功伟绩进行宣传，声称“英国自有史以来从未这么人丁兴旺，人民也从未拥有这样衣食无忧的生活”。我谈到了英国的繁荣昌盛、苏丹的解放，还提出对于国外那些由犯人生产的货物，我们应该坚决抵制。莫德斯雷先生一直在附和我的观点。我们的对手极力抨击贫富差距，为广大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哀叹，为肮脏不堪的贫民窟喊冤叫屈，对教士救济税的偏差表示强烈的反对。我们很幸运，因为兰开夏郡的人民大众很擅长均分选票，这样一来，我们的得票数和竞争对手的得票数就旗鼓相当了。为了使这场竞争中显而易见的不公正被掩盖起来，他们采取了形形色色的措施进行补救。每天，我从早晨起床就开始口若悬河地演讲，直到夜幕降临。莫德斯雷先生也和我一样，再三指出自由党更虚假伪善，远远不如托利党。
奥尔德姆选区的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工人阶级。那个时候，那里还非常繁华。奥尔德姆人制造棉纺织品和生产棉纺织品的机器出口中国、印度和日本。尽管那里既没有华贵富丽的别墅，也没有安逸舒适的旅馆，却有数不清的工人家庭，他们全都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最近五六十年，这里发展得比原来越好，居民越来越有钱，姑娘们脚踏木屐，头上顶着羊毛头巾。我见证了他们曾经因为经济衰退尝尽了生活的艰辛，即使这样，他们也觉得自己过上了比期望更好的生活。当时，有一句话尽人皆知，即“富不过四代”：第一代人创业，第二代人守业，第三代人挥霍，第四代人回到原点。我以前并不知道奥尔德姆人热衷于穿丝袜，此后国家开始对丝袜征税，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但是他们却依然要依靠越来越不景气的棉纺业。很多人都和兰开夏郡的工人打过交道，并祝福他们。
竞选过程中，所有坚定不移地支持我的人都请求我别再针对教士救济税展开争论。我不知道为什么必须实行教士救济税，也没有切身的体会，所以我动摇了，最终选择了放弃。我在支持者沸腾般的呼声中表示，假如我当选议员，绝对不会支持这项税收。我犯了弥天大错。其实，你必须真正爱它，才能以有效的影响力为政府或者政党进行辩护。我刚刚发表完声明，针对这一法案的辩论就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保守党政府成了大家挖苦讽刺的对象，因为他们的候选人在这个问题上对兰开夏选民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为此，奥尔德姆的自由党人肆无忌惮地攻击这个法案。活着就必须学习！理智地说，那个时候的我是个很好的候选人。不管怎样，我们始终热情高涨，为英国的历史感到自豪，为英国的强盛感到骄傲，这给了我极大的慰藉。最终，我和莫德斯雷先生都落选了。选票总计23000张，对手比我多1300张，我则比莫德斯雷先生多30张。
落选后，人们纷纷指责我。我发现他们也许都觉得我有很强的承受能力，所以才会不约而同地把矛头对准我。卡尔顿俱乐部和托利党中的领导人称“他活该落选！谁让他没有原则地与信仰社会主义的人结成统一战线呢！”得知我反对教士“什一税”法案后，当时正站在议会走廊上的下院领袖贝尔福毫不掩饰地说：“原本，我觉得他前途无量，现在看来，他的前途充满未知。”因为此事，党报发表了重要文章，明确指出不应该把这么重要的工人阶级选区交给黄口孺子。每个人都急不可耐地想与这件事撇清关系。就像一瓶喝了一半且整夜敞着瓶口的苏打水或者香槟，我灰心丧气地回到伦敦。
我回到家中，除了母亲，大家似乎已经把我遗忘了。这时，宽容大度的贝尔福先生亲自写了一封信寄给我。我特意把这封信从落满尘埃的旧文件堆里翻出来，呈现给读者：
听说你在奥尔德姆选举中落选了，我深感惋惜。我盼望着你能尽快在国会中谋得一个席位，来到我和你父亲曾经一起奋斗的地方工作。希望你再接再厉，不要放弃。因为很多复杂的原因，对于我们而言，这次补缺选举的情况不容乐观。无疑，反对党在选举中占有一定的优势，因为他们无须呈现方案，这样就不会惹祸上身。假如执政党方案中再提及让人沮丧绝望的事情，诸如地方自治法案等，那么反对党的胜算就更大了。除此之外，人们最喜欢听到否决的意见。公众厌恶教士，医生厌恶免疫法案，雇主厌恶补偿法案，同样的道理，人们厌恶什一税。因为你不再支持这项税法，教士们全都对你怀恨在心。在这种情况下，就算你支持利物浦议案，也依然难以平息公众的愤怒。那些自认为因为我们的政策蒙受损失的人对我们满腔怒火，而那些因为我们政策得到好处的人也从不感激我们。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很难在兰开夏为自己赢得席位。没关系，凡事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这个小挫折很快就会过去，对于你一生的政治前途来说，这只是过眼烟云。
1899年10月7日
我在7月末与张伯伦先生有一次面谈，历时很久。之前，我几次在父亲的家里遇到他，他在偶遇我的时候也会问候我，然而这却是我初次按照社交礼仪和他交往。那天，我们应詹妮夫人的邀请，去她位于泰晤士河畔的家中做客。詹妮夫人的家非常舒适。当天下午，我们一起乘汽艇游览泰晤士河。和在私人时间绝口不提工作的阿斯奎斯先生恰巧相反，张伯伦先生的每一个话题都和政治有关。他人品正直，性格率真，说话从不拐弯抹角，听他说话，就像上政治课。他熟知政治游戏的所有细节，也对两大政党蕴含的力量了然于胸。我们抓住午餐和晚餐的时机，一直在围绕南非问题展开交谈。那个时候，国内外都在关注英国与克留格尔总统(4)针对宗族主权展开的谈判。读者们都知道，我一向不主张谈判。张伯伦说：“假如没有人响应，那么即使吹响了冲锋号，也毫无意义。”之后，我们从一位老人身边走过，这位老人正直挺挺、一动不动地坐在位于岸边草坪里的椅子上。詹妮夫人说：“看，拉布谢尔先生坐在那里。”“老家伙！”张伯伦先生一边说，一边用鄙夷的神情转过头。虽然这种表情转瞬即逝，但是我至今没有忘记。此时此刻，我才发现这位友善和气的大人物与自由党领袖格莱斯顿先生之间有着难以消除的仇恨。
在此之后，我全心全意地投入《尼罗河上的战争》的创作之中。我已经完成了最劳累的工作，如今正在专心校对。现在，我可以自由地评论基钦纳勋爵了，因为军队严明的纪律再也约束不了我了。这个机会很难的，我必须牢牢抓住。我惊诧不已，他居然对马赫迪的坟墓不恭；我气愤不已，他居然粗俗地命令士兵砍下马赫迪的头，并将其作为战利品保存在煤油罐中。整个下院都在关注这件事，议员们就此展开了辩论。我支持《曼彻斯特卫报》的编辑斯考特先生和约翰·莫里声讨基钦纳将军。诸如砍掉马赫迪脑袋之类的事件时有发生，让人气愤。托利党人把诸如此类的事当成趣谈，在自由党人的心里，基钦纳将军的这种行径简直和匈奴人与汪达尔人(5)的行为一样粗鄙强悍。毫无疑问，我对于这件事的态度和托利党完全不同。
我们准备10月中旬发行《尼罗河上的战争》。我足足用了一年的时间才完成《萨伏罗拉》和《尼罗河山的战争》，此刻的心情满怀期待而又迫不及待。
然而，10月中旬又发生了很多其他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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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奥尔德姆：英格兰北部曼切斯特市郡的一个自治市。
(2) 兰开夏：英国英格兰西北部的郡，34个非都市郡之一，英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
(3) 什一税：源于旧约时代，由欧洲基督教会向居民征收的一种主要用于神职人员薪俸和教堂日常经费，以及赈济的宗教捐税，信徒要捐纳本人收入的1/10供宗教事业之用。
(4) 克留格尔（1825—1904）：南非政治家，布尔人。1881年，他领导布尔人摆脱英国的统治，建立德兰士瓦，并就任总统。因为不同意英国移民与布尔人平等，导致第二次布尔战争。
(5) 匈奴人是古代生活在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在蒙古中心建立国家；汪达尔人为古代日耳曼人部落的一支，曾在罗马帝国的末期入侵过罗马，并以迦太基为中心，在北非建立一系列的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