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役

彻底打败德尔维希的队伍之后，为了节省开支，基钦纳命令开销巨大的骑兵返回英国。战争结束后的第三天，第二十一轻骑兵团就一路向北，踏上了回国的旅程。在得到同意之后，我随同近卫步兵第一团搭乘体型庞大的帆船，顺着尼罗河往下游驶去。我在开罗与迪尼·莫里纽克斯相遇了，他此前是英国皇家警卫骑兵队陆军少尉，在战争中和我一样是第二十一轻骑兵团的成员。敌人射中了他的战马，砍伤了他的右腕与小臂之间的部分，导致肌肉组织严重受损，无法握住手枪，幸好一名骑兵冒着生命危险救出了他。如今，一名护士随船照顾他，送他回英国。我决定和他做伴。我们正在小声谈论着，医生过来为他清理伤口。伤口的情况不容乐观，医生必须立刻为他进行移植新皮的手术。医生和护士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然后护士把袖子卷起来，把胳膊裸露着，和医生一起走到墙角。起初，医生想从护士的胳膊上取新皮，为莫里纽克斯的伤口移植。护士吓得面无血色，瑟瑟发抖，后来医生把目光投向了我。医生是纯正的爱尔兰人。他对我说：“看来，我得从你身上取块新皮。”我没有回绝的理由，只得把袖子卷起来。他友善地说：“接下来，你可以感受一下被活剥的滋味了。”他慢慢地从我的小臂里侧切取了一块带肉的皮肤，大概一先令大小，我深切感受到被活剥的痛楚了。但是，我咬紧牙关不吭声。最终，他顺利地把一块带着薄肉的皮肤切下来了。当即，医生就把这块完好无损的皮肤移植到我朋友的伤口上了。时至今日，它依然尽职尽责地为我的朋友服务，而我则得到了一个永久性的瘢痕作为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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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的父母都是伦敦社交界的活跃分子。他们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然而，他们几乎没有积蓄，经济也很拮据。与此相反，因为忙于社交，再加上维持日常生活的开销，他们负债累累。1891年，我的父亲从南非一个颇具实力的金矿中弄到了一些股份，还从兰特金矿搞到了5000股原始股。在他去世前的一年中，这些股票一直在上涨。他离开人世时，股票已经翻了20倍之多，并且很快翻到了五六十倍。假如他能晚一年离开人世，就会变成一个富人。实际上，他去世时的资产只能勉强清抵债务。那个时候，25万英镑是一笔巨款，因为那时货币的购买力很强，相当于现在的两倍，而且税赋也很少。我们卖掉了这些股票。把所有事情安排好之后，按照婚约的规定，我母亲只留下了属于她的财产。不过，这笔财产足以使她后半生衣食无忧了。

我一直都不想成为母亲的累赘。在马球锦标赛及形形色色的活动中，我始终在想怎样平衡军营生涯里的收支。我在骑兵团和马球中的花费远远超过了每年500英镑的收入。尽管金额不多，却是亏空，而我只能无计可施地看着这个窟窿一年比一年大。我清楚，我根本不可能依靠军旅的生活费做到收支平衡，更别说如愿以偿地在不动用薪水的情况下生活了。我把很长一段珍贵的时光都用于接受教育，不仅要买价格高昂的军装，还要养活两匹战马，而我每天的薪水只有14先令。情况确实不容乐观。显而易见，假如未来几年继续服役，那么我不但会更加窘迫，还会使亲朋好友受到牵连。从另一个角度看，我创作了两本书所得之稿酬，加上我为《晨邮报》供稿的报酬，与我冒着危险、不辞劳碌地服役三年，换来的女王给我的薪水相比，足足有它的五倍之多。女王连保障士兵基本生活的费用都没有能力支付，这一切都归咎于国会的限制。尽管我非常失落和惋惜，但还是决定早一些结束军旅生涯。尽管我在恩图曼战役中为《晨邮报》提供的相关系列报道没有签署自己的名字，却得到了300多英镑的稿酬。而且，和母亲一起生活，我的花费也就没有那么大了。此外，我还写了另一本新书，我将其称作《尼罗河上的战争》，是和苏丹战争有关的。我希望从这本书上挣到足够的稿费，以便支付我两年的花费。除此之外，我准备和《先锋报》签约，每个星期都从伦敦发稿件给他们，每写一篇，他们就支付三英镑给我。但是，和当一名少尉得到的薪水相比，这份稿酬并不多。当然，一段时间之后，我的稿酬越来越高了。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为自己制订了1899年的计划：回到印度，在马球锦标赛中夺冠；退役；自力更生，不再依靠母亲的支援；出一本新书，与《先锋报》签约供稿；找机会进入国会。总体而言，这些计划都成为了现实。其实，从这一年起，我实现了真正的自立。1919年，我从去世很久的曾外祖母弗朗西斯·安妮那里继承了一笔大额的遗产，这件事是我从未预料到的。从那以后，我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负责养活全家人，为家里提供一切生活所需。为此，我感到很自豪。我常常以身示范，教育我的儿子和其他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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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到11月末就启程回印度，做好迎接将于第二年2月举行的马球锦标赛的准备。在这段时间里，我发觉自己在国内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很多人都在密切注视我在《晨邮报》上刊发的稿件。他们不仅想了解恩图曼战役的相关情况，还对骑兵团的冲锋有着浓厚的兴趣。所以，我有很多机会在俱乐部里、晚间宴会上和纽马克特光荣亮相。总是有很多人，包括比我年长的人和很多年轻的女士，都饶有兴致地围在我的身边，或者打听消息，或者闲聊几句，或者关心我的私生活。总而言之，我舒适惬意地度过了几个星期。在此期间，我结识了一批刚刚上台的保守党议员，他们在我此后的人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天，我接受了伊恩·马尔科姆的邀请，和他一起吃午餐。当天，他还邀请了贝尔卡勒斯勋爵（如今的克劳福德勋爵）和休·塞西尔勋爵、帕西勋爵（他的哥哥是已经去世的诺森伯兰郡公爵）。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是最近风头正旺的保守党政治家，这是议会多年来首次拥有这么多声名显赫、势力强大的议员。了解我的经历之后，再加上我父亲在世时也大名鼎鼎，所以他们对我兴趣浓郁，我当然也要竭尽所能地表现。我很羡慕这些在剑桥或者牛津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贵族，他们只比我大两三岁，却已经拥有了诸多忠贞不贰的托利党拥护者。置身于这些名流之中，我觉得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的乡巴佬。

休·塞西尔勋爵是个青年才俊。20多年来，他一直在首相府居住，自幼就受到国家大事的熏染。塞西尔家族的男人和女人不管是谈话还是争辩都特别坦诚，真实随性。这个家族的长辈与晚辈之间、兄弟姊妹之间非常平等，经常巧言相辩，因为这个家族的原则就是鼓励每个人发表自己的见解。

休勋爵滔滔不绝地解释了国教政府，条理清晰地分析了高教会派信徒和埃拉斯都支持者的相同与不同之处。他曾经使下院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一片寂静。他才思敏捷，喜欢辩论，总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每个人都很喜欢听他说话，而且始终兴趣浓郁。

帕西勋爵信奉伊尔文派，时常处于沉思之中。他器宇轩昂且浪漫，在学术上做出了很大的成就。两年之前，他在牛津荣获当年纽迪吉特最佳诗歌奖。他游历甚广，足迹遍布高加索地区和小亚细亚高原。他为人随和，既能和奉神教的狂人一同斋戒，还能与那些高高在上的野蛮人一醉方休。他沉迷于东方的神秘世界，和迪斯累利不相上下。帕西几乎是迪斯累利笔下《科宁斯比》和《坦克雷德》中的主角。

我们开始谈论其他民族是只应该受到一个好政府的管制，还是也有权利建立自己的政府，实现自治？人类具有哪些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些权利以何为基础得以建立？接着，我们开始谈论奴隶制度的体制问题。我瞠目结舌，因为他们对待此类问题的看法与舆论导向背道而驰。我更惊讶且懊恼的是，我明明知道他们是在巧言诡辩，我却无法用自己正确的见解辩倒他们。和我比起来，他们显然对这些问题的了解更深入，对于我所说的平等、自由和博爱，他们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批驳。我极力辩解，提出了“英国拒绝奴隶制”的高调观点，然而，他们却说奴隶制度的存在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毫无疑问，“英国拒绝奴隶制”是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然而，从道义的角度来说，这与奴隶制度的存在没有任何关联。我无法拿出有力的论据证明自己的论点，因为我眼前这些人都觉得太阳并非真实的存在，而是臆想的产物。刚开始争辩时，我貌似占据了优势。然而，我很快就想走出去，到皮卡迪利街或者圣·詹姆士街上去，修筑屏障，集合人们，用武力捍卫自由、公正与民主的权利。交谈即将结束，休勋爵劝我不要对刚刚展开的辩论耿耿于怀。尽管人们应该深入探讨这些问题，但他们只是在逗我，让我在到处都是埋伏的道路上狂奔，尽显尴尬，而并非真的如我想象般赞成奴隶制。

通过这次比试，我醒悟到，回印度参加完马球锦标赛后，我必须去牛津继续学习。我从各种渠道咨询怎样才能进入牛津。即便以我的资历和年纪，也依然需要经过考试及各种烦琐的考核。不过，我可以作为自费生进入牛津大学，与教授们谈论时事，与同学们同堂听讲座、学习，利用闲暇时间阅读教授们极力推荐的好书。但是，这是行不通的，只是我的臆想。我已经熟悉了英语的规则动词，不可能潜心把希腊文中的不规则动词了解透彻。然而，我必须同时通过拉丁文和希腊语的考试，才能进入牛津。经过仔细斟酌，我只得怀着深切的惋惜终止了这个计划。

11月上旬，我准备在国会中谋得一个职位，于是我特意去了圣·斯蒂芬大厦，访问了保守党总部。长期以来，我的一位远房亲戚菲兹洛伊·斯图尔德都在总部当义工。在他的推荐下，我首先与被人们称为“领队”的总管米特尔顿先生相识了。1895年，保守党在大选中一举得胜，人们都特别尊重米特尔顿先生。在政党的内部组织中，假如因为疏忽大意，没有正确领导而导致政策出现重大错误，或者即使因为不可逆转的形势而导致选举失利，总管都会无一例外地被革职。因此，选举成功之后，像“领队”这样的人物理应享有至高的荣誉。米特尔顿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表示保守党十分乐意接纳我，并且祝福我得偿所愿地在国会里任职。随后，他委婉地提到了经济问题，问我是否能提供资金，保证花费？每年能拿出多少钱支援选区？我当即表示自己很想参加竞选，但我却只能支付自己的花费，其他的均无能为力。米特尔顿先生听了我的回答之后流露出失望的神情，意会我只有议员大力捐助，才能得到选区最有力的支持。他告诉我，得到选区的支持之后，议员每年至少要拿出1000英镑回报选区，通常以在慈善和募捐活动中捐资的形式进行。当然，没什么希望的职位是特别廉价的，对于一些需要承担风险的职位来说，则更加低廉。他说他将不遗余力地帮助我，并且说会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特殊优待我。他接着说，工人托利分子将欢迎我的到来，因为我亲历了战争。

离开之前，我又见了菲兹洛伊·斯图尔德，和他进行了交谈。我的目光被他桌子上摆着的那本厚厚的书吸引住了。那本书的封面贴着白色的标签，上面印着“招聘演讲人才”的字样。难道演讲人才也需要招聘？书旁还放着一大本申请者登记册。我满头雾水地盯着那本书。我一直希望得到当众演讲的机会，却从未得到这么做的许可，也从未有人邀请我。在桑赫斯特和第四轻骑兵团，没有任何场合需要这样的演讲。我问菲兹洛伊·斯图尔德：“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很多场合都要有人当众演讲吗？”“的确，”他回答说，“领队说，你要想走，必须有所付出。可以邀请你演讲一次吗？”我听了激动不已，又紧张，又害怕，又期盼。不过，想到每个人在人生的旅途中都会遇到阻碍，也都得接二连三地排除阻碍，我渐渐平静下来，不以为然地说：“假如时机成熟，假如有听众，那么我没有理由拒绝。”菲兹洛伊打开登记册，写下了我的名字。

日常生活中，很多场合都要求有人上台演讲，诸如室内外的会议、慈善、义卖、集会等。我思来想去，就像顽皮的孩子趴在食品柜的玻璃窗上四处张望似的，最终为自己选定贝思作为有生以来初次发表正式演讲的选题。再过十天，我将发表第一次演说。地点是H.D.斯克林先生家公园里，樱草会将在那里举办一次聚会。站在那里，整个古城都将尽收眼底。我按捺住激动的心情，走出总部。

随后几天，我始终惴惴不安，生怕听到聚会取消的消息。或许斯克林先生或其他大人物很可能找到了比我更合适的人选，或者反对我出席。然而，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我很快就接到了主办方发来的邀请函，他们还把这次聚会的通知刊登在《晨邮报》上了。奥利弗·博斯韦克写信告诉我，《晨邮报》将特派记者去贝思参加集会，把我的演讲内容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并将其发表在报纸的重要版面上。我更加忐忑不安，也更加迫不及待。为了准备演讲稿，我花费了很多时间，并且将其熟记于心，即使睡着了也能倒着背下来。我决定借此机会为大英帝国发言，我的演讲稿义正词严，声势浩大。我在演讲稿里写道：“如果说保守党的民主主义是日纳百川的海洋，那么自由党的激进主义就是即将枯竭的小阴沟，英国人民将因为保守党的民主大获裨益。”我尤其得意这句话，并且为与此相似的话语暗自窃喜。一旦我写出了这些慷慨激昂的词句，便马上有了灵感。不久之后，我就准备了好几份稿件，即使再做几次演讲，也不用另行准备了。当得知演讲的时间大概一刻钟之后，我精简了演讲的内容，使其不超过25分钟。我对着马表练习了很多次，保证即使我的演讲被听众打断，也能确保把时间控制在20分钟之内。保持镇静是首要的，一定要坚持原则，不能因为听众的弱点退让。专门为了听演讲而来的观众聚集在台下，除了听我讲，他们还能怎样呢？

终于到了演讲的日子。我从帕丁顿出发，上火车之后遇到了《晨邮报》的记者。他看起来很友善，穿着烟灰色的长款风衣。我们相邻而坐，当车厢里除了我们再无旁人时，我佯装不经意地说了几句演讲词。下车之后，我们搭乘同一辆马车上山。我们到达时，室外招待会已经开始了。在明媚的阳光中，兴致勃勃的人们积极参加赛马、投靶等有趣的简单项目。斯克林先生全家人都很热情，我们得到了款待。由于上次经历留下的阴影，我迫不及待地打听会议的相关事宜。所有事情都很顺利，帐篷入口那里已经搭好了演讲台，只等5点钟响铃，客人就会聚集在那里。只有我一个演讲者，在我发表演讲之前，这个地区的保守党主席将向来宾介绍我的情况。

铃声刚刚响起，我们就登上了紧挨着帐篷的演讲台。其实，演讲台就是把四块木板平放在很多小木桶上，上面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我觉得客人们似乎很勉强地中止了正在进行的游戏，聚集到演讲台前。等到大概有100人时，主席站起来三言两语地向大家介绍了我。在桑赫斯特和军营中，人们彼此之间很少说奉承话，一名少尉也不值得让人交口称赞。即使你获得了军队里重量级拳击冠军，或者在越野障碍赛马中夺冠，抑或是荣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朋友们也只会好心地告诫你，提醒你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但是，政界与军界大相迥异，阿谀奉承的水平简直出神入化。我父亲去世之前总是被诬陷，如今主席却赞誉他是保守党有史以来最杰出的领导者之一。被夸大其词的还有我在古巴、印度前线和尼罗河畔的履历，我暗暗祈祷我所在的团切勿听到主席今天充满溢美之词的介绍。当听到他夸赞我文采斐然，在军队里英勇无畏时，我很担心台下的听众会哄然大笑，更担心他们会说出诸如“噢，一派胡言！”之类的话。让我惊讶的是，他们专注地听着主席的介绍，满怀虔诚。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轮到我发表演讲了。我给自己鼓劲，竭力使自己定心凝神，这才开始演讲。我条理清晰地演说着，自我感觉良好。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台下听我演讲，看上去，他们饶有兴致。我瞅准时机停止片刻，给他们留出时间为我叫好。在我没有预料到能博得掌声的地方，他们也热烈地鼓掌。我演讲完了，他们给予了我热烈的、雷鸣般的掌声。我居然会演讲！它好像没有那么难。演讲过程中，那位记者一直站在我的前面，一字不落地记录着我的演说。后来，他和我一起回到伦敦，在途中他还真诚地祝贺了我。次日的《晨邮报》拿出一整个栏目刊登了关于我演讲的报道，并且还写了一篇评论刊登在报道后面，说政界新人辈出。一切都这么完美，不管是我自己，还是全世界。我怀着愉悦的心情乘船赶往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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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谈论更重要的事情。骑兵团全体军官一致认为，再也没有其他马球队比我们这支马球队更适合参加密拉特举行的马球锦标赛了。这趟旅程足足有1400英里，在一名准尉的带领下，30匹马驹搭乘一辆与众不同的火车开始了漫长的旅程。除了30匹马驹之外，准尉还带领着马夫、兽医，还有几名信得过的军士。火车以每天200英里的速度行驶着，每到夜晚，他们都要把马驹从车厢里牵出来，活动活动筋骨。如此一来，马驹到达目的地时将和出发前一样健壮。我们分了好几拨出发，却要在同一时间到达了地点。还没出发去密拉特时，我们先去了焦特布尔⁽¹⁾，在那里进行了为期两个星期的集训。焦特布尔的摄政王珀泰布·辛格把我们待若贵宾，他是当地还未成年的土城邦主的叔叔。在凉爽高大的石屋里，他热情周到地招待了我们。每当夜幕降临，他带着族人和当地的其他贵族陪我们进行预热赛。他的族人有一个叫赫季·辛格的，还有一个叫多库尔·辛格的，他们都是印度屈指可数的马球高手。在珀泰布心目中，只有战争比马球更重要。比赛过程中，他时常为我们指出错误，并对我们提出合理的建议，这些建议对于提高我们的球技、增强队员之间的配合是很有好处的。他大声喊道：“快，再快，要像离弦的箭一样。”比赛的时候，灰尘迎风飘扬，不但会阻碍视线，还有可能引发危险。焦特布尔的马球场上灰尘很大，我们只能看见那些身影顶着头巾在狂奔。有时候，滚滚红尘中会突然有球扑出来。我们必须避开扬尘才能打球，因此，我们很少有机顺利地进行一场有头有尾的比赛。拉杰普特早就已经对这种场面习以为常了，我们也渐渐习惯了。

第二天就要离开焦特布尔去密拉特了，我却在当晚遭遇了一场灾难。我下楼吃晚饭时不小心在石阶上摔倒了，肩膀的关节脱臼了。尽管很容易就能使它回到原位，但是肩膀周围的肌肉却拉伤了。次日上午，我的右臂一动也不能动。根据以前的经验，我知道自己三个星期之内是不可能复原了。即使超过三个星期，我也只能小心翼翼地活动肩膀。我绝望极了，心情跌入谷底，再有四天，锦标赛就正式开始了。球队对我一直以来在1号位的表现非常满意。现在虽然我的胳膊有些好转，但是在球场上犹如废人，于是不得不把1号位拱手让给预备队员。当队友把我从地上搀扶起来时，我沮丧地说我没办法参加比赛了。次日，他们整整一天都在郑重地思考这件事，最终，队长决定让我上场。他们觉得，我的经验非常丰富，又比较熟悉球队，我只需要轻轻地握住球棍，即使不能发力击球，也能尽力创造条件帮助球队获胜。在我确定他们是从球队的利益出发才做出这样的决定，而并非可怜我之后，我决定尽力一试。那时，比赛有明确的规则限定越位。在整场比赛中，1号球员必须一直牵制对方的后卫，而对方也总是想尽办法逼迫你越位。假如1号球员能把对方后卫的位置占为己有，将其赶出场外，并使他不得自由活动，那么即使不发力击球，也能为球队里的其他球员创造便利条件。我们很清楚，我们最强劲的对手就是第四龙骑兵团。他们的队长哈德雷斯·劳埃德非常优秀，实力很强，担任球队的后卫。后来，他成为国际级球员，代表英国参加与美国队对抗的比赛。

我处理好胳膊肘，忍受着疼痛，勉强握着球棒参加了前两场比赛。在这两场比赛中，我们队接连获胜，队友们对我做出的少量动作很满意。在我们的球队里，2号球员艾伯特·萨沃里最擅长击球。比赛的时候，我的任务是为他清除阻碍。在诸多以球为本的运动项目中，马球首屈一指。它兼具击球与骑马的乐趣，要求参赛者必须同时掌握球术与马术。除此之外，马球队员还要有合作精神。马球比赛是更注重默契配合的比赛，相比之下，队员的个人发挥屈居第二。诸如马球、足球、垒球等集体运动，也同样注重配合。

我们终于迎来了比赛。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冠军将会在我们球队和第四龙骑兵团之间产生。比赛刚刚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在坚实而又开阔的马球场上，双方队员不遗余力，准确地把球传给队友。每个队员都明白应该把球打向哪里。对垒双方不停地争夺着，你追我赶，比分时而悬殊，时而持平。

我在这里不得不说明，为了避免不分胜负的局面出现，那个时候的马球比赛连辅助球也计算得分。人们把小旗插在球门两侧，分别距离球门半个球门远。所谓辅助球，就是球从球门与旗中间滚了进去。通常，不管进多少辅助球都没有用。不过，万一比分不分胜负，辅助球就派上用场了。现在，我们的辅助求没有对方多。要想赢得比赛，我们必须再得1分。我简直好运连连，我轻轻击打马蹄间的球，它再次乖乖地滚进了对方的球门。就这样，我们赢得了第七局比赛。

在最后一场比赛中，对手得了3分，进了4个辅助球，我队得了4分，进了3个辅助球。假如他们再赢得1分，就获胜了。双方队员之间剑拔弩张，似乎面对的是关乎生死的抉择，而不仅仅是一场比赛。即使面临比球赛更危急的事情，大家也不会这么紧张。最后一局比赛，我们不停地在赛场上狂奔，不顾一切地进攻和反攻。我在心里暗暗祈祷：“万能的上帝啊，保佑我们吧！”终于，铃声响了，比赛结束了，马背上的我们筋疲力尽，汗流浃背。然而，我们可以骄傲地告诉大家：“在1899年团际马球锦标赛中，我们获得了冠军。”我们被胜利的喜悦包围着。当天晚上，我们被特许喝酒，还大摆筵席庆祝胜利。但是，请不要因为这些来自各个骑兵队的球员们此刻的狂喜和骄傲而心生嫉妒，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不久之后都牺牲了。从那以后，这支球队与比赛绝缘了。一年过去，巴纳斯在南非的纳塔尔身负重伤，艾伯特·萨沃里在南非的德兰士瓦献出了生命。我开始从政，肩伤始终没有复原，使我痛苦不堪。我们再也没有机会聚在一起打马球了。之后，再也没有任何来自印度南部的骑兵团队获得马球比赛的冠军。

在我退役回到英国之前，团里对我非常好。在我与他们最后一次一起吃饭时，他们一起举杯，祝我身体健康。他们很少用这种方法称赞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给我留好了美好的回忆！军队也是一所学校，它规模庞大，不仅教会我们遵守纪律，还帮助我们与同伴之间建立战友之情。和大学里所学到的知识相比，这些同样弥足珍贵。不过，假如我能同时掌握这两种知识，那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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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我接着完成《尼罗河上的战争》。原本，我只准备讲述恩图曼战役的相关事情，后来，我在这本书里用了大量篇幅描写了苏丹的兴旺和衰败。正因为如此，这本书的规模持续扩大着。我阅读了与此相关的全部资料，又浏览了很多参考书，准备将其写成几卷颇具分量的书。麦考利擅长用对照手法，吉本喜欢用所有格结尾的长句，在这本书里，我刻意模仿了他们。当然，我也没有忘记在写作中保留自己的风格。我渐渐意识到，在写作的时候，处理好句子和处理好段落同样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叙事作品中。麦考利很擅长分段。一个句子应该把意思表达完整才能结尾，同样的道理，一个段落也必须把事件讲述完整才能结束。句与句应该自然地衔接起来，当然，段与段之间也必须紧密衔接，就像自动搭钩把火车车厢紧密相连一样。我还面临着分章问题，每章的分量要大致相等，长度也不能悬殊太大，而且还要有各自的重心。有些章节处理起来很容易，但是，假如需要串联起那些不可省略的诸多事件，问题就接踵而至了。最后，我还要从整体上把握作品，使其条理清晰，重点突出，有详有略。我发现，要想写好叙事作品，首先要把时间捋顺。我还发现，“一部好作品离不开良好的鉴赏力”。我反复提醒自己不要流于庸俗，要杜绝像大多数作者一样以“洪水灭世之前4000年”那样的话语开篇。除此之外，我再三重复“令人反感的艺术就是毫无疏漏”——因为这是我最欣赏的一句法文。我觉得在此再重复一遍完全不嫌累赘。

写书的过程充满着乐趣。你可以把写作视为自己的终身伴侣，也可以将其看做是自己的人生。它就像水晶一样包围着你，而你，则像一条在鱼缸里自由游弋的金鱼。当然，你不是被人放进鱼缸的，而是亲手为自己打造了鱼缸。我的生活始终伴随着写作活动，即使在旅途中，我也从未停歇。为此，我觉得很充实。不是要调整结构，就是要把玻璃磨光，抑或是要使缸体变得更加牢固。我发现生活中即使很多事物存在不同，彼此之间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写书和作画不一样，和战争、建造房屋也不一样。不同的材料需要不同的技巧，但是，它们的原理是相同的。只有在打好基础、整合数据、前提与结论相一致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装饰。这样的作品只能表现出某一特定的主题。战争也是这样，无论别人怎样扰乱你的心性，挑衅你，杰出的指挥官总是能够摆脱作战计划的束缚，想方设法地达到预先设定的目的。

我搭乘轮船回英国，途中认识了G·W·斯蒂文斯先生，并且与他成为朋友。他是哈姆斯沃斯先生新近创办的《每日邮报》的重要作家。在他的鼎力相助下，《每日邮报》有了质的飞越。这份报纸刚刚创办时，斯蒂文斯的文章是它的重头戏。这份报纸在创办之初，座右铭是“壮大读者群”。哈姆斯沃斯很高看我，因此让斯蒂文斯给我写信，斯蒂文斯一丝不苟地做了。他们将我列为炙手可热的作者，我无比期待。时至今日，斯蒂文斯先生依然是我认识的记者中最才华横溢的。

有一天，我正在轮船的沙龙里伏案疾书。我写道：我军沿着尼罗河畔不分黑天白夜地快速行进，终于来到了阿布哈姆德，准备对敌人发起袭击。故事在这里进入高潮，为了渲染气氛，我不惜笔墨：“天刚刚亮，河面上薄雾蒸腾。太阳缓缓地爬上天空，雾气渐渐消失。依稀可见德尔维希的城市，城市后面弧形的山丘也模模糊糊。在这里，一场大战一触即发。”突然一声“哈哈！”斯蒂文斯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我身后。“结尾交给你吧！”说着，我站起身来走到甲板上。我希望他的续写能为我锦上添花，也想知道他如何接着写下去。但是，当我从甲板上回来时，发现他只写了“砰——砰——砰！砰——砰——砰！”几个小字，还缀了一个大大的“轰！！！”坦白说，我很厌恶他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除了为《每日邮报》提供幽默风趣、含有嘲讽意味的文章外，斯蒂文斯的写作风格始终多变。之前，有一篇叫《新吉本》的文章描述了大不列颠未来的发展，简直就是抄袭吉本的书。当斯蒂文斯告诉我那篇文章是他写的时，我惊讶极了。

斯蒂文斯通读我的初稿之后，诚恳地为我提出了很多的建议，这些建议弥足珍贵。“我觉得，我读到的这部分文稿具有很高的价值，完美地完善了G.W.斯蒂文斯的作品。而且思维缜密，文字水平极高，组织结构无懈可击，对道理的讲述入木三分，描写也栩栩如生。不过，你个人的观点太多太泛滥了，尽管你清晰而又深刻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却未免使人觉得画蛇添足，这是唯一有待商榷的地方。假如我是你，我不会写自己对1898年1月的评价，只在结尾处一笔带过。不然，读者一定会觉得拖沓冗长。有些人虽然很喜欢大篇幅的说理文章，但是，他们最讨厌别人向他们灌输道理。”因为有他陪伴，我的旅途很愉快。他积极乐观，桀骜不驯，潇洒不羁，还总是口若悬河。1899年夏天，我们成了好朋友，然而，我们的友谊在那个最后的夏天戛然而止。因为，第二年2月，身处莱迪史密斯的他因为伤寒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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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国的旅途中，为了找到更多的资料，也为了向几位亲历苏丹战争中的大人物求助，我在开罗逗留了两个星期。如此一来，我有幸与加拿大皇家工程师吉鲁尔德结识了。他年轻有为，曾经在沙漠中主持修筑铁路。我还与澳大利亚军官斯莱廷·帕夏结识了。他身材矮小，曾经在哈里发的监狱被囚禁了十年。以此为题材，他创作了小说《苏丹战火》成为是不可超越的典范。我认识了埃及水利署署长加斯丁，还与担任情报局局长的雷金纳德·温盖特爵士重逢了。在此之前，我都欠了他一顿饭了。除此之外，我还与埃及很多著名的政治家和社会名流相识了。在战争中，这些人都贡献了自己或大或小的力量。埃及得益于这些人的治理，还不到20年，就从一个原本民怨沸腾的无政府国家渐渐变得富强起来。我还认识了这些人的上级——克罗默勋爵。应他之邀，我去了英国驻埃及的使馆做客。他告诉我，他很想看看我已经写完的内容，那都是些和解放苏丹及戈登死亡事件有关的章节。因此，我把稿子打印出来，送给他。刚刚过去几天，他就把文稿寄给了我。我惊讶地发现他在书稿上用蓝笔进行了批注，这太好了。看着他批注过的文稿，我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在哈罗公学读书时的拉丁文作业。克罗默勋爵密密麻麻地在我的文稿上进行批注，其中有些建议措辞严厉，从中不难看出他的确煞费苦心。所以，我毕恭毕敬地采纳了他的建议和批评。举例来说，有段时间，彭勋爵的贴身秘书是戈登将军。在这一节里，我写道：“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身边居然有一轮璀璨耀眼的太阳作为卫星。”对于这样的描述，克罗默勋爵批注如下：“用‘微不足道的人物’形容总督里彭勋爵未免刻薄，用‘璀璨耀眼的太阳’赞美戈登言过其实。很可能，里彭不会因为这样的评价懊恼，但是他的朋友们会非常生气，甚至无情地嘲讽你。”我在回信中表示将虚心采纳他的诸多建议，并马上把这句自以为很好的比喻删除。我的反应使克罗默勋爵彻底放心了，他依然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我的文稿。他写道：“我很清楚，我对你的批评是严苛的，但请相信，我完全是一片好心，你当然能看出我说的是理智的。我对待你的态度和我要求别人对待我的态度一样，在做重要的事情或者写会产生影响的文章之前，我总是请朋友给我忠告，劝谏我。在开始做之前，通过提醒明确认识自己的缺欠，比事情发生后被诟病更好。否则，想改变就太迟了。我希望也相信你的作品能一炮打响。我的生活只有很少的乐趣，我最想看到的就是年轻一代全都能开拓自己的事业。”

我在开罗逗留的两个星期里经常与克罗默勋爵面谈。他博才多学，思维敏捷清晰，对我影响很大。他冷静从容，作为英国的高级行政长官，且被派到东方国家驻守，这种素质是必不可少的。我的脑海中再次浮现法国的一句名言：“只有镇定才能主宰心灵。”这句话我很喜欢。克罗默勋爵总是之镇定自若，从不火急火燎，也不急功近利。他喜欢静观事态的变化，直到自己有十足的把握解决问题时才出手。正因为这样，他才能气定神闲地长久等待着。其实，他总是经过四五年的漫长等待才能找到机会。在统治埃及期间，克罗默勋爵始终是一名英国领事，拒绝一切空头衔。尽管他说的话就相当于法律，尽管他从现实角度来说是埃及的主宰，但是他并没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没有明确的头衔。他的身边有一群思维敏捷、低调内敛的年轻人，他们是他的助手，和他一样深沉内敛。克罗默通过这批年轻人，间接操控着埃及所有的政策和所有的部门。他亲眼看到英国与埃及政府的轮番上台，见证了苏丹的失去复又得到。他对埃及的政务非常熟悉，处理起来也游刃有余。他还牢牢掌控者埃及的财权。他以四两拨千斤的力道把埃及的最高权力牢牢攥在手心里，我为自己在他的事业如火如荼的时候遇到他而庆幸。我受宠若惊，因为他非常关注且操心我的事。如今，我们急需像他这样的人，却遍寻不见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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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印度的两个城市，前者位于北部，后者位于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