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基钦纳⁽¹⁾之间的过节

印度边境的战斗还未结束，苏丹那边又要开始一场新的战役了。索尔兹伯里政府公开表示要向苏丹的首都喀土穆挺进，彻底摧毁德尔维希政权⁽²⁾。德尔维希暴政即将土崩瓦解，他们要解放被残酷统治的地区。尽管蒂拉赫远征军仍在遣散，然而新战役的帷幕却已经拉开了。在阿特巴拉河和尼罗河的交汇处，在赫伯特·基钦纳爵士的带领下，大概两万人马英埃联军一举战胜了马哈茂德中尉所带领的军队，他是哈里发派来抵挡基钦纳手下的。如今，已经到了苏丹战役的最后时刻，即继续向南挺进200英里，直接攻打德尔维希首都，和德尔维希帝国一决生死。

我非常渴望为这次战役贡献自己的力量。

然而，我再次遇到了一位大人物的抵制，他很难对付。我刚刚参军时特别想去前线，几乎每个人都鼓舞我、激励我……好像整个世界都非常友好（有了这么美好的第一印象，年轻人便不会再霸道横行了）

过后，我越来越发现很多爱听一面之词的人对我持有偏见。他们对我不但不友好了，还有些敌视我，他们说：“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是如何混进那么多战役中的？他为什么能以军官的身份为报纸撰稿呢？一个下级军官为什么敢评论上司呢？将军们为什么这么偏爱他呢？他是如何向他所在的团请下来这么多假的？很多军人每天都在辛勤地工作，从未离开自己的日常岗位。我们已经受够了，再也无法忍受了。他这么年轻，也许以后能够这么做，但是，丘吉尔少尉现在必须受到约束，而且还是长期的。”有些人简直是在诽谤我，什么“自夸自大者”“奖章杀手”之类的话时常从军队的某些上层人物和下层人物的口中冒出来，我想，读者们肯定会因为他们所说的话感到惊讶和痛苦。被迫记下人性中这些不良的一面是件令人难过的事情。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我每走一步甚至每准备走一步，总是有人对我指指点点。

早在刚刚准备参加苏丹战役时我就意识到，埃及军队的英国司令赫伯特·基钦纳爵士直截了当地对我表示不满和敌意。尽管战争办公室批准我参加苏丹战役，但是我的申请最终还是没有通过。那几位和我的情况相同的军官却获得了资格。我多方打听，得知是最高指挥官驳回了我的申请，我根本无法从班加罗尔的军营搬走这个绊脚石。蒂拉赫远征军遣散之后，我有一段清闲的休假期，因此，我决定赶往大英帝国的中心伦敦，弄清楚这件事情的原委。

刚刚到达伦敦，我就动用了一切力量。为了帮助我实现愿望，我母亲不遗余力，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接二连三地邀请当时的达官显贵赴宴。在餐桌上，他们紧张地就我的问题展开谈判。然而，阻止我去埃及的力量不仅遥远，而且强大，并非母亲的能力所能及的。母亲很熟悉基钦纳爵士，于是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将军。将军的回信非常委婉，他说他手下已经有了足够的军官参加这场战役，而且还有很多资历远胜于我的军官也向他递交了申请。但是，他还是在信中表示，假如以后有机会，他会很乐意提携我，以及其他很多诸如此类的客套话。

当时已经是6月底了军队的总行动必须8月初开始。时间只能用天而不能用周来计算了。此时，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一个偶然的机会，索尔兹伯里首相读到了我写的《马拉坎德野战军》。以前，他和我父亲在政治上的关系不太融洽，但他对这本书的兴趣很浓郁，甚至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他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要见一见这本书的作者。7月的一个清晨，我收到一封信，是他的私人秘书寄给我的。在信中，他说首相对我的书很感兴趣，很想与我共同探讨书里的某些章节。他问我，能不能抽空去外事办公室拜访他，并问我下周四4点是否其他的安排，因为这个时间对他而言最合适。读者当然能猜出我是怎样回信的。

这位大人物目前正处于政治生涯的最高峰，不仅是第三次出任英国首相，还兼任外交大臣。他不仅是大英帝国的首脑，也是保守党的领袖。在约定时间，他接见了我。我生平第一次走进那间宽敞的房间，从那里能够俯瞰皇家骑兵卫队的阅兵式。此后，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我在这里多年，亲眼目睹了很多重大问题在此得以解决。

这位睿智的老政治家身上有一种威严、高大的气质。在某种程度上，正因为索尔兹伯里勋爵坚决抵制现代思想，所以他才能在艰难时期为团结大英帝国持续壮大的力量起到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在这一点上，其他任何历史伟人都不能与他相比。几乎没有人能够预见这种力量，也没有人能够预测这种力量到底有多么强大。我清楚地记得，他在门口站着，用传统的礼节非常礼貌地接见了我。他打了一个非常优雅的欢迎手势，把我领进大房子，让我坐在房子中间的小沙发上。他说：

“我对你的书特别有兴趣，如果我可以随便说，我想说我已经陶醉在其中了。我不仅看了书中的内容，还很欣赏书的风格。关于印度边境政策，两院进行了非常激烈的争辩，他们不太了解前因后果，因此总是不清不楚。通过你的描述，我能够更详细地了解这些在边境山谷中打响的战斗的实际情况，这是我的文件所不能传达的。”

我原本以为他最多能抽出20分钟的时间接见我，我也不想超过这个时间。看到时间差不多了，我做好起身告辞的准备。谁知，他却与我交谈了半个多小时，然后才领我穿过地毯走到门口。临别之际，他说：“希望你能允许我说下面的话，你使我想起你的父亲。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与他一起度过了很多重要的时光。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有事情需要我帮忙，一定要告诉我。”

回家后，我把这句话琢磨了很长时间。我不想因为我的事情让老勋爵为难，但是也只有他能帮助我完成我的心愿。赫伯特·基钦纳爵士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就是首相，假如首相发话，基钦纳肯定会接纳我的。后来，我本人也处理过很多诸如此类的事情。当年轻人主动要求上前线却被官僚阻止时，我常常对其反对意见视若无睹，总是批示道：“让他们去吧，他们仅仅是想尝尝子弹的味道罢了！”

在经过几天的慎重思考之后，我决定求助于邵莫格·麦克唐纳爵士。幼年时，我就曾在社交圈子里与他见过面。那时已经是7月的第三个星期了，看上去，我好像没有办法在进攻喀土穆之前加入英军在阿特巴拉地区的军队了。一天晚上，我找到了正在准备去赴宴的邵莫格。我问他能否请首相发一份电报给赫伯特·基钦纳爵士，因为我所在的团已经批了我的假，战争办公室也已经推荐了我，第二十一长矛轻骑兵团也同意接受我，基本没有任何其他的障碍。我接着问：我的这种要求过分吗？能不能帮我试探一下索尔兹伯里勋爵对这件事的态度？

邵莫格回答道：“他对你非常满意，我确信他肯定会尽力的。不过，他只能用一种让人意会的方式去办理，而不能越过某种界限。假如将军依然不同意，你不能苛求首相给他施加压力。”我说，我对此已经很感激了。

这位很有骑士风度的秘书说：“我马上着手办。”在索尔兹伯里勋爵执政的漫长过程中，他一直是勋爵坚定的支持者和难得的知己。此后，人到暮年的他坚决要求参加大战，到了前线之后，他不幸被炮弹碎片击中而阵亡。

他没去赴宴，转而去找他的上司。天还没黑，远在埃及的英国总司令就收到了一份电报。电报中说，尽管索尔兹伯里勋爵并不想对英国总司令在任命部下问题上的想法和决定横加干涉，但是如果不妨碍公务，首相个人将会因为我如愿以偿地参加这次军事行动而感到非常高兴。没过多久，首相就收到回电，内容如下：赫伯特·基钦纳爵士已有了足以满足其需要的军官，假如将来真有空缺，也有其他军官将排在这位年轻军官之前。

我终于知道了这个让人失望的通知，此时此刻，假如我真的就此打退堂鼓，就根本不可能经历恩图曼战役中那令人激动不已的场面了。这时，我得到了一则给我带来最后一线希望的消息。

弗朗西斯·约恩爵士和我家是故交，他是一位特别优秀的法官。他的夫人，也就是后来的圣赫利尔夫人，在军界特别有影响力，经常有机会遇到人事行政参谋主任伊夫林·伍德爵士，而且她的善辩对男人和重大事务的影响力很大。她对我说，她在一次宴会上亲耳听到伊夫林·伍德爵士抱怨赫伯特·基钦纳爵士，说他对战争办公室推荐的军官人选过于挑剔。在他看来，他根本不愿意任由他藐视战争办公室，因为他只不过是相当于英军一小支部队的指挥官。无疑，埃及部队应该由英国驻埃及的总司令调配，而作为远征军的一部分，英军分遣队的内部组织理应完全由战争办公室支配。之后，我问她：“你告诉他，首相曾亲自为我发过电报吗？”她说没有。我请求她：“请你把这件事告诉他，让我们看看他会不会为了捍卫自己的特权挺身而出。”

我于两天后收到了一个简单的通知，是战争办公室发来的，内容如下：

现任命你为第二十一长矛轻骑兵团的编外少尉。这支骑兵队要参加苏丹战役，你也必须马上前往开罗，去阿贝西亚营地的团指挥部报到。所有费用由你自己承担。假如你未来因某些原因或在军事行动中受伤或阵亡，与英军无关。

奥利弗·博斯威克是我的好朋友，与我同龄，他的父亲是《晨邮报》的业主。在该报经营方面，奥利弗·博斯威克很有影响力。拿破仑曾说：“必须以战养战。”如今，我感觉到这句名言的威力了。当天晚上，我和奥利弗达成协议，我会抓住一切机会给《晨邮报》写稿，他则支付给我每栏15英镑的稿酬。用餐之后，他却让我答应他，假如真的发生不幸的事情，一定要与他联系。次日早晨，母亲把我送到月台上，我赶11点去马赛的火车。6天之后，我顺利抵达开罗。

*　　*　　*　　*　　*

阿贝西亚军营处于有序的忙碌之中。

第二十一长矛轻骑兵团的两个中队已经沿着尼罗河逆流而上了，剩下的两个中队也将于第二天出发。他们从其他骑兵团调了七名军官过来，以加强第二十一长矛轻骑兵团的战斗力。这些军官分别被派到各个中队，负责指挥一个连。先遣中队原本为我预留了一个连，但因我迟迟未到，也不确定我是否会来，所以就让罗伯特·格伦费尔少尉带领了这个团。在大本营中，我们原本以为出发太晚，无法赶上战斗了。格伦费尔写信告诉家人：“我很幸运，我能负责指挥原本预留给温斯顿的一个连。更幸运的是，我们是第一批出发的。”我们的生命始终伴随着机遇，但是，我们根本看不清它是怎样运作的。在9月2日的战斗中，骑兵团发起冲锋，被敌人大败。年轻勇敢的连长阵亡了。在格伦费尔家族中，他是第一位为大英帝国英勇献身的勇士。在后来的大战中，他的一个弟弟获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后来也阵亡了。他的另一个弟弟也在大战中阵亡了。格伦费尔兄弟的勇气值得佩服。

第二十一长矛轻骑兵团急行军1400英里，按时插入非洲的心脏。这非常符合基钦纳用兵的一贯风格。我们先乘坐火车到达阿西尤特，再乘坐汽船抵达阿苏安。在菲莱，我们牵着马从大瀑布旁边绕过去；在谢尔拉尔，我们继续乘船航行了四天，才抵达瓦迪哈勒法。在那里，我们乘坐火车，沿着军用铁路从400英里的沙漠中穿行而过。这条军用铁路的建成意味着德尔维希政府即将灭亡。在从开罗出发整整14天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部队的大本营。恰是在这里，阿特巴拉河汇入了浩浩荡荡的尼罗河。

这次行军安排周到，使人感到非常愉快。我们觉得不仅方便，而且很惬意。一路上，我们兴高采烈，无忧无虑，欣赏着沿途奇特而美丽的风景。对于即将到来的战斗，大家都无比激动，满怀期待。作为这次战斗中唯一的一支英国骑兵团，我觉得很荣幸。这一切使我们觉得这次经历特别愉快。但是，我在路途中始终很担忧。在开罗，就战争办公室对我的任命，我没有听到赫伯特·基钦纳爵士发表任何看法。我无从得知基钦纳在接到战争办公室推翻其拒绝接受我的电报之后作何感想。我想，基钦纳很有可能已经发电报向战争办公室表示抗议了。我可能是因为心情焦虑才这么想的吧，也许有些夸张。在我的想象中，大权独揽的总司令顽固地发出抗议，肯定会把白厅里的人事行政参谋主任搞得无以应对。每时每刻，我都做着接到命令随时返回的准备。“把他遣送回基地，等到战斗结束，让他带着新配备的马一起过来。”归根结底，我现在必须服从这位总司令的指挥，而他想发出这样的命令几乎易如反掌。每当我乘坐的轮船要靠岸时或者我乘坐的火车要进站时，我总是恐慌地瞪着眼睛在人群中来回搜寻。只要看见佩带参谋徽章的人，我就猜测自己要走了。我想，我的心情和那些逃犯到达落脚点时的心情是一样的。上帝保佑，幸好当时还没有无线电报，要不然我的每一刻都会在惴惴不安之中了。当然，就算在那个时候，我们也无法摆脱普通电报的纠缠，不管你走多远，电报线都会缠住你。但是，至少在三四天的时间里，外面的世界根本联系不到我们。所以，在此期间，我安心地沿着大河逆流而上。

在行军中，我平安地经过了一站又一站，因此，我越来越对前途充满信心。即将抵达达瓦迪哈勒法时，我的心终于安定下来。我想，对他而言，下面这场战斗关乎性命，他必须亲自处理每一件大小事务，不仅要集合部队，还要指挥部队前进；他肩负着沉甸甸的责任，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他分心，也许他早就忘记和一个走霉运的少尉过不去了。也许他没有耐心继续给战争办公室发密码电报，他也不想为这件事情扯皮了。也许他根本毫不知情，也许忘记了，终之都是最好的。8月14日晚上，我们从阿特巴拉军营出发，渡过尼罗河，到达尼罗河的左岸，计划行军200英里，直接插入德尔维希的首都。当时，我认为自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死亡的痛苦已经结束了。”

我的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后来，我了解到，在得知战争办公室对我的任命时，基钦纳爵士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就去忙活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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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钦纳（1850—1961）：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英国陆军大臣，后随军舰溺水而亡。此人曾残酷地镇压布尔人。

(2) 德尔维希是波斯语，有乞讨者、托钵僧的意思。他们仿照佛教出家隐居、云游四方。他们对突厥人有相当大影响。他们也组织自己的教团，是当时苏丹圣战的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