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班加罗尔刻苦学习

1896年冬天，我22岁了。这时，我突然觉得自己在很多科学领域中的知识都很缺乏，因此强烈地想学习。我掌握了大量的词汇量，并喜欢上了语言，文章也写得很好。后来，我发现虽然自己能使用大量的词语，却没有理解其精确的释义，有时反而不敢大胆地使用，尽管我很喜欢这些词汇。在离开英国之前，我的一位朋友曾对我说：“伦理的最高准则在基督福音里。”这句话听上去很在理，可是伦理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不管是在哈罗公学上学，还是在桑赫斯特军校训练，我从未听别人提起过这个词。单纯从字面上理解，我想它应该指的是准则，诸如“公平的比赛”“团结的精神”“公学的精神”“行为要端正”或者“爱国”等。后来，有人对我说，伦理所讲的不只是你应该做什么事，而且还要知道为什么做那些事。他还对我说，有很多书都是专门阐述伦理的。我真想请个学者给我做1到1.5小时的伦理讲座，即使花2镑也在所不惜。我想让他告诉我伦理的范畴、伦理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和伦理学的主要分支都有哪些，我还想知道谁是伦理学界的泰斗、伦理学方面的诸多权威著述和这门学问中的哪些问题是最具争议性的。然而，在班加罗尔，即使我愿意出很高的价钱，也没人能给我讲这些。我很精通军事战术，在政治方面也独具见解，唯独从未学过伦理学的概要，在班加罗尔也根本学不到。

当时，我的脑海里不停地蹦出这样的想法。我很清楚，大学里19岁到20岁的学生们整天都在和这些术语打交道，他们知道很多让人发懵的难题，也知道那些让人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的问题的答案。我们向来瞧不起那些自恃清高的大学生，我们领兵打仗，为保卫帝国而战，他们却只知道死读书。尽管我以前非常不满他们的才高八斗却没有实践，而我现在多么希望找到一位博学多才的老师教我，哪怕每天只有一小时左右的时间给我补课也行。

后来，我无意中从别人口中听到了“苏格拉底方法”这个词。苏格拉底方法指的是什么呢？这种方法大概指的是用几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向朋友发起询问，最终问得他哑口无言。那么，谁是苏格拉底呢？他是一位希腊人，很善辩。他的老婆爱唠叨，也爱埋怨。有些人不喜欢苏格拉底，说他危害社会至深，最后他被迫自杀了。但是，从他在有识之士的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来看，他显然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我想知道苏格拉底为什么能垂馨千祀，他都有些什么故事，难道仅仅因为他的言论，当时的政府就判他死罪吗？这位能言巧辩的教授用他的言论肯定给自己的命运和雅典行政官的命运带来了巨大的负担。显而易见，一件小事是不会引起这种敌意的，估计苏格拉底很久以前就发表了具有冲击性的言论。道德炸弹！知识炸药！但是，我不可能从士兵手册里知道这些故事。

这里不得不提我们的历史书。上学时，我就对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然而，我们学到的只是诸如《学生版休谟》之类简略本，其中语言简单、知识堆砌、内容毫无生气。有一次，老师布置我们在假期读100页的《学生版休谟》。想不到，父亲在我开学之前就要检查我的读书情况。我看的是查理一世时期的那段历史。父亲问了一个和《大抗议书》⁽¹⁾有关的问题。我回答，国会最终战胜了国王，砍了他的脑袋，这好像就是最大的抗议。然而，这样的回答在父亲那里不过关。父亲指着书，严厉地说：“你读的那部分所讲述的是一个国会问题，特别重要，甚至影响了我国宪法史的构架。对于这段历史的重要性，你根本没有认识到。”我很不理解他为什么说得这么严重，因为我当时根本无法看出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如今，我多么想更加深入地了解这段历史呀。从此，我下决心阅读哲学、历史、经济等书籍。

我写信让母亲把那些我曾听说过的书籍给我寄来，她欣然答应了。从此，我每个月都能收到一大包我自认为必读的书籍。在历史方面，我决定先读爱德华·吉本⁽²⁾的书。有人对我说，我父亲很喜欢读吉本的书，能够流利地背下这些书来，甚至他的演讲风格和写作风格都深受吉本的影响。我开始手不释卷地阅读八卷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不久就被该书的写作风格和其中的故事吸引住了。印度的白天阳光炙热，我们早晨从马厩里出来，直到太阳落山时才开始打马球。在此期间，我一直在读吉本的书，并在书中乐此不疲地遨游着，从一章驰骋到另一章，还把自己的观点写在书页的空白处。渐渐地，我成为了作者的狂热支持者，极其反对编辑对他的肆意贬低。尽管编辑在书中做了一些注脚，我丝毫没有因此而不相信吉本。恰恰相反，因为对吉本的贬低和否定，我对编辑更加恼怒了。读完《罗马帝国衰亡史》，我开始读吉本的自传。幸运的是，《罗马帝国衰亡史》那本书的后面也载有他的自传。在自传中，他写到了他的保姆，他说：“假如有人因为我健康地活着而感到无比欣慰——我想肯定有这样的人——那么他们应该感谢这位可爱又可敬的女人。”读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艾弗雷斯特太太，她的墓碑上可以刻上这句话。

读完吉本之后，我开始读麦考利。我很喜欢他的《古罗马之歌》，能够背下来。我知道他写过历史，却从未读过。如今，我开始在他的带领下畅游无边无际的历史海洋。我想起了那位老牢头——艾弗雷斯特太太的妹夫。他那么尊敬麦考利写的历史，就像对神明一样毕恭毕敬。他花钱购买报纸副刊上的连载，然后将其装订起来，小心珍藏。在我的印象中，麦考利写的所有东西都应该是福音，所以当我读到他对伟大的马尔伯勒公爵毫不掩饰的评价时，我伤心极了。当时，我身边没有人告诉我，这位历史学家尽管才华横溢，却自以为是，目中无人，是个地道的大文痞；他只喜欢故事，不喜欢事实，总是根据写文章的需要随意捏造、编造故事。他辜负了老牢头纯朴真挚的虔诚，亵渎了我对他的信任，我始终无法原谅他。

但是，我必须承认自己从他身上受益颇多。我特别喜爱他写的历史，也非常迷恋他的散文。从他的散文中，我知道了腓特烈大帝、查塔姆、纽金特勋爵对汉普顿的纪念、克莱武、沃伦·里斯廷斯、巴雷尔、骚塞的社会观，等等。我还读过他所写的罗伯特·蒙哥马利的诗歌，那是充满暴戾之气的文学绝唱。

从11月到第二年5月，我每天都用四五个小时的时间读哲学和历史。我拜读了叔本华的《悲剧的诞生》、威尔登博士编校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还拜读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他看上去和苏格拉底一样崇尚实用。与此同时，我还偶尔看一些名气不大的书。这种学习方式很奇特。首先，我读书如饥似渴的，什么书都读，接受能力又强；其次，没有人给我任何指导，诸如“你应该读读某某人是如何解答这个问题的，只有两者结合，你才能发现问题的要点”“这本书不可信”或者“对这个学科，有一本书更加权威，对问题的讲解也更透彻”等。当时，我平生第一次羡慕大学里那些接受满腹经纶之士指导的年轻人；虽然他们初出茅庐，但是那些教授们却毕生都在研究某个领域，而且迫切地希望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积累的宝贵财富传授给学生。如今，我看到很多大学生白白浪费光阴，没有抓住宝贵而又转瞬即逝的机会，我很可怜他们。归根结底，人生要在思考和行动之间做出选择，如果没有工作，就无所谓享乐。

我幻想着自己就是苏格拉底，在我构筑属于自己的乌托邦时，我想对教育进行重大改革，尤其是对那些富家子弟的教育。当他们长到十六七岁时，应该去学一门手艺，从事健康的手工活，利用闲暇时间进行体育锻炼，阅读大量的诗歌，还可以唱歌、跳舞。总之，要引导他们把精力用于做有益的事情。等到他们真正做到了求知若渴、渴望研究事物的本质时，我再让他们去大学学习。只有那些具有卓越的素质和执着的求知热情的人，以及那些在田野、工厂里能体现其真正价值的人，才能得到上大学的奖励和荣誉。但是，这种设想不但会使一切陷入混乱，最终还有可能给我带来无穷的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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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后的两年中，我阅读了大量的图书，并开始思考宗教问题。此前，我恭敬虔诚地接受一切灌输给我的宗教教育，即使到了假期，我每个星期都会去一趟教堂。在哈罗公学读书期间，除了每天早晚祷告，我每个星期日都去教堂做3次礼拜。那几年，我学了很多受益无穷的礼仪，这是参加这些宗教仪式的最大好处。我还学习了很多和宗教仪式有关的知识，都是从婚礼、洗礼和葬礼上用心领悟的。不过，我从未省察自己到底积累了多少宗教知识，一旦省察，我也许会发现自己做得还不够好。然而，在无忧无虑的青年时代，即使不是星期天，我也经常去教堂做礼拜。

在军队里，每到一定时间，我们就列队去教堂，有时我带领信新教的士兵去教堂，有时我带领信天主教的士兵去教堂。在英国军队中，即使宗教信仰不同，官兵也能够彼此包容，因为大家几乎从不在意宗教信仰的差别，军纪也为每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提供便利条件，所以根本没有人因为所信的宗教而受到任何歧视或束缚。在印度，皇家神庙里恭恭敬敬地供奉着印度人崇拜的上百个神灵。在团里，我们常常辩论，“我们真的有前世吗？”“我们真的有来世吗？”“死去之后，我们还能认识彼此，相互见面吗？还是像佛教徒似的开始另一个轮回呢？”大家全都觉得，不关信什么教甚至什么教也不信，都没有关系，只要你为人坦荡，做人光明磊落，真诚地对待所有人，帮助贫弱，你就一定会得到好的回报。我想，这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健康心理宗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基督教对妇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她们安守本分；对下层社会也影响深远，使社会底层的人民相信，他们即使现在过不上好日子，死后也会过上好日子。对此，一些高级军官经常展开讨论。对于整肃军纪方面，基督教似乎也有好处，特别是英国圣公会，它使军人保持整洁严谨的军容，以便能够得到别人的尊敬，从而避免了负面事件的发生。从这个角度看来，宗教只是为了迎合不同的性格和种族而译成不同语言的同一种戒律罢了，它具体以哪种仪式体现出来并不重要。但是，无论哪种宗教，都不应该讲得太多。特别是在当地人中，宗教狂热常常导致谋杀、叛乱和兵变，是极其危险的。在我的理解中，这就是当时的宗教氛围。

之后，我开始阅读更多的书籍，这些书和我在哈罗公学所学到的宗教知识完全不同，绝对是一种挑战。第一本书是《人类的殉难》，是温伍得·里德写的。布勒巴宗曾经多次阅读这本书，因为他最喜欢这本书，视其为一种圣经。这本书以简明扼要的语言准确到位地叙述了整个人类历史，但观点鲜明地剖析了不同宗教中各种各样的神秘观念。这本书最终作出结论，和蜡烛一样，人类也会被燃尽。我看到这个结论无比震惊，心里也难受极了。后来，我发现吉本也持有和他相同的观点。当年冬天，我又读了莱基的《欧洲道德史》和《理性主义的崛起和影响》，最终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只要一想起从前那些神父和校长向少不更事的我灌输那么多的谬误（我当时的想法），我就非常气愤。假如我上过大学，那么大学里的神学家们和著名教授就会让我看一些具有很强说服力的、持相反观点的书，甚至能够帮助我解决这些疑难问题。为此，我曾经非常反感宗教。假如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我很可能变成一个让世俗抛弃的人。后来的几年之中，我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对宗教的态度渐渐变得理智了。我发现，不管我怎么想，怎么辩，一旦上了战场，我总是不假思索地乞求上帝的保佑。我发自内心地感谢上帝，只要他保佑我从战场上平安回家。很多时候，我甚至祈求上帝在小事上保佑我。在这几年里，甚至在我的一生之中，我总是顺心如意。和反对这种做法的理论一样，这种做法很自然，也很有说服力，也非常实际。反对这种做法的理论往往没什么作用，但是祈求上帝保佑却能安慰人的心灵。所以，我并不非常介意思考与行动的冲突，而喜欢跟着感觉走。

让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读名言录是一件有益的事情。我曾经用心地拜读过巴特莱特的《常见语录》，这是一本好书。只要你把这些语录牢牢记住，这些名言就会经常让你产生灵感，并让你产生强烈的渴望，想去阅读该作者写的其他书。在一本与此类似的书里，我曾看到过一句极其自相矛盾的法语格言：“情感自有其道理，但是情感却无法明白道理。”我认为，情感和理智是可以兼得的，放弃情感而一味地追求理智是很荒唐的。我并不担心思想和信仰背道而驰，让大脑尽力探究思想和进行逻辑分析是有好处的，请相信这与心灵祈求上帝的保佑并不矛盾。假如某事真的应验了，我们理应心存感激。我想，伟大的造物主在赋予我们思想和灵魂之后，当看到两者不协调时，他是不会气愤的。归根结底，他在造物之初就预见到了这种情况，所以他完全能理解这种情况的发生。

我很惊讶，因为我们的一些神父和主教们居然想方设法地想把《圣经》中的故事与历史知识和现代的科学统一起来。为什么非要使二者协调呢？当你读完一封信之后，如果信的内容使你灵魂充实、心情愉悦，并且得知你将在这个充满同情和机会的世界里，见到你的至爱，那么你有必要因为在途中被弄脏的信封，或者其颜色和形状改变而忧虑不已吗？担心信上是否贴了邮票、邮戳上的日期正确与否有意义吗？这些事情看起来很奇怪，但并不重要，信的内容和你从信中得的所需才是最重要的。假如你认真地思考一下，就会确信奇迹是不可能出现的：“人也许会说错话，但自然规律却是不可违背的。”同时，当读到耶稣在加利利的迦拿⁽³⁾怎样在湖上行走、怎样把水变成酒、怎样死而复生时，你一定会倍感欢喜。人脑不可能探清无限，但数学的发现却使人们渐渐了解了无限。很多人愚蠢地认为，除了我们能理解的东西之外，一切都是错误的。还有一种说法更加荒谬，他们认为人脑无法调和的思想会相互毁灭。如今，流传着一种我们的感情和思想难以接受的说法，即世界上有亿万个宇宙永远在随意地运动。所以，我早早地养成了一种习惯：相信我想相信的东西，并且让理智自由自在地探索。

我有几个堂兄都是大学生，他们常常告诉我，除了思想之外，整个世界一无所有，只是一个虚幻的梦，那些现实的存在也是虚幻的。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想象力中，想象力是否丰富决定了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否精彩。如果有一天人类停止了梦想，那么世界也将随之消失。这些思想游戏也很有趣，尽管没有害处，但也没有任何实际的用处。年轻的读者们，千万不要把这种游戏当真。

我总是依赖自己多年以前就得出的观点。炙热的太阳挂在天空中，光芒万丈，好像和我们的感官一样是真实的。我们抬头仰望太阳，眼睛不由得被照花了，我们的感官牢牢地记住了这个现象。幸运的是，除了我们的感觉器官之外，数学的方法也能证明太阳的确是真实存在的。天文学家仅仅依靠一系列数学分析就能计算出日食将在什么时候出现，他们根本无须依赖感觉器官。仅仅依靠理论上的推断，他们就能预言太阳黑洞会在某一天出现。等到那天到来，你会用自己的眼睛验证他们的计算是毫无偏差的。如此一来，你的视觉所得到的数据被庞大的数学运算过程证明了，两者之间互不侵扰。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我们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太阳是真实存在的。很多形而上学的朋友认为，天文学家正是通过感官才得到了计算所需要的数据，我不赞同这种说法。要想得到这些数据，从理论上来说，完全无须人类的感官，而只需要依赖放在阳光下的自动计算器就能得到。假如这些朋友仍然坚持说，我们是从别人那里听到这些计算结果的，那么我会回答，数学推理过程有其自身的价值和真实性，在得出结论之后，就将成为一个新的独立因素。基于这一点，我要再次强调我的观点：太阳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和地心一样是炎热的。假如玄学家怀疑这一点，完全可以去太阳那里亲身感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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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在印度的马球场上露面，非常具有戏剧性。我们刚刚到印度6个月，戈尔孔达马球锦标赛就在海德拉巴地区举行了。包括我们刚刚从班加罗尔接替的第十九轻骑兵团在内，在尼扎姆领地和旁边的英国军营里共有六七支马球队。第十九轻骑兵团热烈欢迎我们的到来，并且含蓄地通知我们，抽签结果是我们很倒霉，第一场比赛就遇上了实力强大的、本次锦标赛的准冠军队伍——戈尔康达队。

那天清晨，我们观看了驻军场面壮观的“阅兵式”。按要求，在“阅兵式”的行进过程中，大象要抬起它们的象牙作为敬礼。后来，因为一些粗俗的人总是窃笑，损伤大象和管象人的尊严，所以就取消了大象的敬礼仪式。再后来，人们把大象拖炮的仪式也取消了，改为由一大群拖拉机拖着杀伤力更强、更加庞大的大炮。下午，马球赛正式开始了。马球锦标赛在海得拉巴举行，场面非常壮观。印度各个阶层的观众密密麻麻地坐在球场外的场地上，目不转睛地观看比赛。德干高原上的印度上流人物和英国观众坐在帐篷里和有凉棚的看台上，座无虚席。大家一致认为，在这场比赛中，我们队很快就会输掉。我们的对手速度飞快，动作敏捷，比赛刚刚开始的几分钟内，我们一球未进，他们却连进3球。当时，我们几乎也认为大家想的是对的。但是，很快，我们就在观众激动的欢呼声中连进9球。最终，我们以9比3战胜了戈尔康达队。最后的几天里，我们轻而易举地战胜了其他对手，创造了刚刚来到印度50天就获得一流锦标赛冠军的纪录。

读者完全可以想象，为了完成这个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我们付出了很多心血。人们都以为我们要想完成这一任务，必须花长达几年的时间。但是，我们仅仅用了50天就圆满完成了。

1897年最热的季节到来了，我们接到上级通知，说部分军官可以休假3个月，回到英国。因为大家都初来乍到，所以几乎没有人想回去。我请求回国休假，因为我觉得浪费这个机会很可惜。在5月底的炎炎酷暑中，我从孟买乘船返回英国。一路上，我都被晕船折磨着。当我再次坐起来时，我们的船已经航越了2/3的印度洋。在船上，认识了一个人，他提醒我，希腊和土耳其之间关系日益紧张的现实。其实，这两国之间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那人是个浪漫主义者，站在希腊人那边，希望能以某种身份参与他们的战斗。自幼，我就是个保守派，所以我站在土耳其人那边。我想，我能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参与他们的战斗。我觉得他们人多势众，肯定能够打败希腊人。平均算起来，一个希腊人至少要对付5个土耳其人，同时还要对付土耳其先进的装备。我向那人声明自己不会真正参加战斗，只是借着报道新闻的机会去看热闹。当我们到达塞得港（埃及的港口）时，得知土耳其人已经胜利了。希腊人非常明智地逃脱了这场不公平的较量。为了使希腊人不至于被毁灭，几个强国正想办法通过外交手段保护他们。所以，我改变决定，没有去巴尔干地区的战场，而是在意大利逗留了2个星期，参观了庞贝城，爬了维苏威火山，还游览了罗马城。在这里，尽管我的学问远远不如吉本渊博，但是我依然怀着崇敬的心情寻觅他晚年初次游历罗马的足迹，并且再次重温了他书写当时心情的语句。

在回到伦敦享受假期前，我充实而又愉悦地度过了这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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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614年，英国内战前前夕，国会向查理一世提出了一份抗议书，历述其苛政，并要求议会有内阁大臣的任免权和改革宗教的权力。

(2) 德华·吉本（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

(3) 迦拿：位于巴勒斯坦的北部古城，相传耶稣首次献现神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