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恩斯洛(1)
1896年春，为秋天乘船赶往印度做准备，第四轻骑兵团向豪恩斯洛和汉普顿宫开拔。在豪恩斯洛，我们的骑兵训练结束了，因为我们把马让给了刚从前线归来的部队。此后，轻骑兵团将会开拔去东方，并且在那里一待就是12到14年。在告别战马以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阅兵式。这时，布勒巴宗上校的任期也届满了。在阅兵式上，他有感而发，做了一次非常出色的、军人式的简短发言。然后，大小军官全部放假，这期间可以自行处理自己的事情。
我惬意地度过了6个月的假期。屈指算来，我一生中似乎只有这几个月处于闲暇之中。我陪着母亲一起住在家里，每个星期都会乘地铁去豪恩斯洛军营两三次。当时罗汉普顿马球场还没有建好，我们只能在雷纳和赫尔林姆马球场打马球。我有5匹很有潜力、值得培养的小马，每天我无忧无虑地享受着伦敦惬意的生活。当时的英国社会还遗留着古时的风格，整体看起来极其强大、极其辉煌，在属于自己的一套行为规范准则下有规律地运行着。如今，人们早已遗忘了这一切。在伦敦，大家彼此之间非常了解。这么多年来，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几百个大家族亲眼目睹了英国逐步登上了辉煌的顶峰。这些大家族之间因为彼此联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不管在哪里都能遇到亲戚和朋友。大多数英国社会的头面人物在议会里是重要的政治家，来到赛马场上就是风云人物。索尔兹伯里勋爵有一个原则，即从不在纽马克特有赛马时召集内阁开会；下院也一贯是逢德比有赛马必然休会。当年，兰斯顿大厦、德文郡大厦、斯坦福大厦经常举行盛大的晚会，参加晚会的大多数都是地位显赫、兴致高昂的社交界人物，他们与议会和军政要员来往密切。如今，斯坦福大厦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丑陋的博物馆，而德文郡大厦和兰斯顿大厦都已经变成了旅店、公寓或者餐馆。
然而，伦敦一直到1896年都保持着原貌，也丝毫没有显示出有什么要变化的迹象。每个人都非常期望来年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0周年的钻石大庆。我在热闹的社交场所中流连忘返，在这些豪华大厦里和富丽堂皇的地方愉快地度过了一个个周末。这些地方的主人都和大英帝国的辉煌历史有着紧密而无法割舍的关系。虽然只有短暂的几个月，我也为自己曾经见过这已逝去的世界而深感荣幸。迄今为止，我依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一个叫德文郡的公爵的夫人于1897年举办的一次化装舞会。这次舞会的场景足以与一个小说里以浓墨渲染过的舞会场面相媲美：在清凉的夏夜，格林公园里，客人川流不息，或者正在听舞曲，或者正在沉思当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天壤之别。
1920年，一位长期出使英国的外交官保罗·康本屈驾光临我家，在与我们共进午餐时，我们开始了愉快的谈话，我们的话题包括从本世纪初直至当时全世界所走过的历程，以及我们所经历的重大事件。这位人到暮年的外交官说：“在英国度过的20年里，我亲眼目睹了英国发生的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相比，它更深刻、更彻底，因为这里的统治阶级几乎被剥夺了所有的政治权力；他们的土地和财产也基本上被剥夺完了。在不知不觉中，在没有任何人丧生的情况下，这场革命完成了。”我认为他的话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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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的叔叔马尔伯勒公爵八世去世了，他的遗孀名字叫丽莲。丽莲的父亲是一位美国海军准将。她继承了父亲的富有，不过结婚很早。近来，她嫁给了奥特弗德勋爵三兄弟中最年轻的威廉·贝雷斯福德勋爵。这已经是她的第三次婚姻了。奥特弗德勋爵三兄弟都赫赫有名，老大查利是著名的海军上将；老二马库斯在赛马场上和上流社会很有名望；老三“比尔”是一位勇士，曾经参与祖鲁兰南战争，获得过对军人的最高奖赏——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在他们生前，我始终与他们保持着联系。
威廉勋爵和公爵夫人的丽莲虽然年老了才结为夫妻，但是他们婚后一直过着富足的生活，非常美满、幸福。他们住在迪普顿，那里离多金不远，非常美丽，我经常受他们之邀去做客。
……
在迪普顿，我有过一次令人尴尬的经历。作为少尉，我很荣幸地被邀请参加专门为威尔士亲王举办的周末晚会。和我一样，布勒巴宗上校也在受邀之列。我很明确，我应该在这次宴会中表现出自己所有良好的素质，诸如守时、谦恭、矜持等。按照晚宴开始的时间，我本该乘坐6:00的火车去往多金，但是我却乘了7:15的那班火车。一路上都很顺利，但是到了半途中，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肯定会迟到，这样将无法准时参加晚宴。火车应该于8:18到站，下车后我还要坐10分钟的马车。为了节省时间，我只得在火车上更衣。那位和我坐在同一节车厢的绅士对此似乎特别在意。火车走得慢极了，每个小站都要耽搁几分钟。挨到8:40，我终于达到多金。我急急忙忙地跑出车厢，看到一名仆人正站在月台上烦躁地等待着。我飞速坐上四轮马车，马车夫策马狂奔。我想：我肯定将在宴会上面临一次极大的尴尬。但是，我转念又想：我要悄悄地溜到餐桌边坐下，然后再向大家道歉。
到达迪普顿后，我发现除了我之外的其他13个人正聚集在客厅而没有去用餐。因为那时的英国王室对13个人一起吃饭是很忌讳的。所以威尔士亲王毫不掩饰地拒绝进餐，也不允许重新安排分两张桌子就餐。他向来守时，8:30就准时到达了。但是，现在指针已经指向8:48，那些贵宾们沮丧地站在大客厅里。初出茅庐的我只是承蒙他们的厚爱才得以参加这次宴会，而我却迟到了。当然，我原本想好了一个极佳的借口，后来数次用过，都很奏效。但是，我当时太紧张，竟然忘记了这个借口，因此并没有立刻做任何解释！我走到威尔士亲王面前，向他鞠了一个躬，支支吾吾地说着道歉的话。他用非常严肃的语气问我：“温斯顿，难道他们没有在团里教你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准时吗？”说完，他对着紧皱眉头的布勒巴宗上校狠狠地瞪了一眼。这一刻实在令人担心！我们一起走进餐厅，围坐在桌旁，这时已经是14个人了。威尔士亲王比较慈善，一刻钟之后，他亲切地跟我开了一句玩笑，使我不再忧虑了。
我的一生中，我始终在与迟到的恶习做斗争，想尽一切办法与其决裂。几年之后，威尔登博士写信给我说：“我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一个人不管什么原因都不应该在一天内，迟到几次，而且每次都迟到10分钟。”我完全赞成他的话。假如不想让别人说你不守时，那我最好是回掉一两个约会，这是最直截了当的办法。这样就能节省时间准时赶赴其他的约会，但是，大多数人都不能下决心这么做。即使拒绝一个重要人物的邀请，也不能让9个人在沉闷的客厅里焦急地等你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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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12月，南非发生了一件对我的人生绝非有利的事情，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场灾难。那年夏天，索尔兹伯里勋爵重新上台执政，因为保守党获得了150个多数席位。他期望能有7年任期，并下定决心洗掉格莱斯顿政府败于非洲之耻辱。首先是戈登将军在苏丹被谋杀，使格莱斯顿政府颜面尽失。其次是英军在马久巴山被南非打败而屈尊投降了。索尔兹伯里首相采取了比较稳妥和温和的方式，他小心翼翼地处理着这两件事。他非常谨慎，希望推进欧洲和平共处，并维持国内的稳定。当时，俄国在向远东疯狂扩张，这就威胁到了日本的生存和英国的利益。谁知，他居然采取撤退的策略，任由俄国“命令”英国驻扎在中国的舰队从亚瑟港撤出。反对党因为不满他的优柔寡断，不停地对他冷嘲热讽，这些他都隐忍了。当美国就委内瑞拉发出奥尔尼照会时，他竟然也能平心静气地报之以温和的回答方式。因为他明白，为了大英帝国，他必须全心全意地解决德兰士瓦和苏丹的殖民地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张伯伦也非常活跃。1886至1892年，张伯伦曾支持索尔兹伯里勋爵上台执政。张伯伦处处突显自己。1895年，他把刚刚上台执政的自由党人赶下了台。之后，他决定参加索尔兹伯里首相的新内阁。在维多利亚中期，殖民事务部的地位并不高。但是，到了张伯伦手里之后，这个部摇身一变，成为控制国家政策的主要工具。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与哈里发(2)的谈判，以及在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与克留格尔总统的谈判中，索尔兹伯里首相发现，这位来自伯明翰、带着激进的帝国主义主张的张伯伦，在南非问题上是那么支持他。
在南非问题中，抛开这些个人因素，南非问题的局势越来越逼近危机阶段。几年之中，随着南非河边高地深层采金业的发展，无论是英国还是全世界的金融和经济事务，约翰内斯堡都引人瞩目。原本，南非的荷兰移民——布尔农民始终满足地在其祖先所移居的偏僻地区过着安稳的田园生活，如今，他们却惊喜地发现自己拥有能使他们财源广进的金矿，就这样，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个多民族现代化城市的主人，并全力推动其迅速发展，使其更加繁荣兴盛。一个强硬的、有能力的、充满野心的政府在比勒陀利亚诞生了。在南非地区，它就像磁石一样吸引着荷兰移民。它不但向金矿征税来供养自己，居然为了寻求欧洲人的支持，还与德国和荷兰建立了联盟。不可忽视的是，它拥有一支战斗力强大的持枪骑兵队伍，由五六万人组成。他们全都是心胸狭窄、固执偏见、凶猛残忍，却无比虔诚的布尔农民。自蒙古人之后，再没有什么骑兵队伍的战斗力能与他们媲美了。
约翰内斯堡的新居民主要是英国人，因此被称为外族人。这些外族人很不满意布尔政府腐败的管理，更不满意政府征收的沉重赋税，因此他们不断抗议，声称“我们没有代表在政府内任职，所以不应该向政府缴税”。但是这些人人数众多，一旦拥有了选举权，就会把布尔政府赶下台，自己来掌握德兰士瓦的统治权。1881年，布尔人历经艰难才从英国人手里把这项权力夺回来，因此，他们绝不会承认约翰内斯堡中新居民的正当权利。
张伯伦首先提出来要捍卫约翰内斯堡中外族人的权力，索尔兹伯里首相不甘落后地表示支持。无论是出于民主的目的还是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外族人都是有理的。但是无论你多么能言善辩，巧舌如簧，你也不可能说服一个人放弃其认为最珍贵的东西。德兰士瓦的老居民不会放弃任何一点点自治权，这一点从不因新居民的人数多少、势力强弱而改变。为了使外族人屈服，他们决心通过征税的方式获得必要的手段和工具。即使他们之间因为争执导致战争的爆发，克留格尔总统和他的同僚们也不会明白，为何他们无法成为全南非的主人，也不明白欧洲为何不站在他们这一边。其实，他们也是占理的。长期以来，英国人都在布尔政府与其当地臣民和仆人之间设置了不少障碍。他们为了摆脱英国人的统治，迫不得已已经迁到了寸草不生的地方。当初，为了反对英国国会通过的征收高额茶税的《茶叶条例》，波士顿茶党蛮不讲理。假如英国人和他们一样，那么布尔人也可以揭竿而起，就像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南方奴隶主一样。布尔人声称，为了抢夺金子，英国的帝国主义者一步步地侵犯布尔人，最后居然把手伸向了他们最后的避难所。对此，张伯伦竭力反驳，布尔政府为了能够继续虐待卡菲尔人(3)，拒绝给他们民权，而实际上布尔90％的财富都是由掌握现代化生产工具的外族人创造的。
南非金融家兼政治家塞西尔·罗德斯是渣打公司的创始人兼董事长，因为荷兰人的大力支持，他后来当上了开普殖民地的总理。而另外一个人——詹姆森大夫，是一个性格刚烈、易冲动的人，作为该公司的一名管理人员，他在马弗京组织了一支队伍，大约有六七百人之多。假如外族人为了夺取政治自由和人权而发动叛乱，在罗德斯同意且英国政府赞成的情况下，他可以立即带领这支军队从马弗京急行150英里，直接进入约翰内斯堡，阻止流血事件的发生。很巧，约翰内斯堡此时真的有密谋，为了争夺公民权，外族人准备动用武力。因为主要的金矿矿主也参与了密谋，所以他们无须担心经费的问题。总体而言，大多数矿工和住在约翰内斯堡的非荷兰人都很支持他们。不过，这种支持的热情度没有那么高，但人数远远比住在德兰士瓦的布尔人多。4月的一天早晨，一个临时政府在约翰内斯堡成立了。得到消息后，詹姆森大夫带领2门炮和700名人马穿过草原，直奔约翰内斯堡而去。
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被这件事震撼了。德国皇帝发了一封电报给克留格尔总统，并命令正驻守在附近的德国海军从迪拉果河湾马上登陆。世界各国都在强烈谴责英国政府的行为。布尔人的部队早有准备，他们轻而易举地包围了詹姆森大夫的队伍。经过激烈的战斗，詹姆森大夫的人马被打败了，不得不投降。此时，约翰内斯堡的叛乱已经被德兰士瓦大部队镇压住了，所有参与叛乱的富翁和领导人都被逮捕了。英国虽然及时得到詹姆森发动袭击的消息，但并不承认他的行为。塞西尔·罗德斯在开普敦南非西南部港市说：“我的计划都被他打乱了。”索尔兹伯里首相镇定从容地用他强有力的外交手段使得公愤得以平息。经过获准，那些已被判死刑的约翰内斯堡叛乱头目可以用大笔的金钱为自己赎身。布尔人把詹姆森手下的总指挥和军官们引渡到英国接受审判，全部被判处两年的监禁。
为了查明张伯伦、罗德斯与这件事是否有牵连，人们在自由党的监督下进行了一次严格的调查。这次调查历时长久，最终也没有查出个什么结果，只得就此罢了。但是，这件事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荷兰人罢免了塞西尔·罗德斯在开普殖民地的统治，英国在世界上的声誉也严重受损。德国皇帝开始关注建立德国舰队，因为和英国强大的海上势力相比，他觉得自己没有任何能力与之抗衡。英国人把德国皇帝的电报理解为表达敌对情绪的方式，始终把这件事牢牢记着。南非政治风云四起。荷兰人聚集在两个布尔共和国的旗帜下，英国殖民者则指望从大英帝国那里得到的援助。经过这番挫折后，德兰士瓦人向外族人增加更重的赋税，他们还购买大量的武器，用以武装自己。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也更加团结了。冲突之火愈演愈烈，要想解决这场争端，必须依赖更加有力的裁决措施。
在那个诸事起争端的夏天，母亲经常邀请文艺界的著名人物、两党中的政治家和诸多俊彦来家里做客。有一次，她过于大度了，也邀请了曾经参与过詹姆森大夫事件的约翰·威洛比爵士。他是我们家的老朋友，我会用玩具骑兵排兵布阵就是他教的。不过，当时正在保外候审期间。有一天，我从豪恩斯洛回家，发现母亲没在家，但是他早就到我们家里了。突然，仆人进来，通报说约翰·莫里来了。我马上意识到有大麻烦了，情急之下也无计可施，只能强装笑颜地把他们介绍给对方。约翰·莫里站在那里僵硬地向威洛比鞠了一躬，不过并不想和他握手；威洛比轻蔑地看着他。我的心里七上八下，只得努力营造谈话的氛围，左右逢源地跟他们讲一些场面上的话。还好母亲很快回来了，我松了一口气。我知道，她能应付这种尴尬的场面。在母亲的周旋下，对于不知情的外人，根本不会发现饭桌上的4个人中有两个人互不搭理。最后，我觉得他们之所以僵持下去，只是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其实，他们并不介意彼此谈话。我怀疑母亲是故意这样安排的，她肯定想缓解众人瞩目的那些处于困境中的问题；她把问题想得有点简单了，想把詹姆森事件当成普通的政治问题冷处理，但是既然已经发生了流血事件，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当时，正在第二十一轻骑兵团服役的我坚定地站在詹姆森的一边，我很清楚双方为什么会发生争执。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雪耻”。我很震惊，在这样的危急时刻，我们的保守党政府居然这么懦弱。同时，我也感到羞愧难当，因为这些不但屈从于“不务正业”的反对党的意见，甚至还要惩罚勇敢无畏的袭击者。对于大多数袭击者的情况，我都十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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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豪恩斯洛：英格兰大伦敦外伦敦的自治市。
(2) 哈里发：对伊斯兰政治、宗教领袖的称谓。
(3) 卡菲尔人：居住于南非东开普省的蓬多人和科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