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

大英帝国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最后10年之中几乎始终是太平盛世，所以，英国军人很少有机会获得勋章了。与此同时，勋章所代表的冒险经历也越来越少见。那些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并且平息过印度暴动的老兵如今都退役了。那些于19世纪80年代初参加过阿富汗战争和埃及战争，并且浴血奋战的勇士都已经得到了提升。从此之后，愤怒的枪声销声匿迹了。自从我1895年1月加入第四轻骑兵团那时起，女王陛下的军队里所有的上尉和此级别以下的军官都未曾亲眼目睹过战争。在此之前，军事当局从未如此重视战争。战争对于各个兵种来说，都是提升晋级的最佳捷径，也是军人们获得荣誉的最佳途径，因此，各级军官都在寻找一切机会参战。在年长的绅士和年轻的女士眼中，有机会参战的那些人是幸运的，同时也是更具魅力的。我们这些年轻军官无比羡慕在阿布克里那些高级少校的辉煌战绩，更加眼馋上校荣获的一长串勋章。他们不厌其烦地把自己以前激动人心的经历讲给我们听，我们总是百听不厌。如果世界上有类似的记忆盒就好了，一旦需要，就可以一遍一遍地向那些具有同情心的听众播放。用餐之后，在愉快的气氛中，我们常一起讨论，自己能否也拥有参与战争的好运，去参加所有的战争。不可否认，在狩猎场上、马球比赛中和军事演习中的勇敢表现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对一个年轻军人而言，假如上过战场，经受过枪林弹雨的洗礼，那么他的部下、他的将军和与他约会的姑娘全都会对他高看一眼，都会不约而同地、发自内心地对他肃然起敬，并对他钦佩有加。

当时，所有的军人都渴望有机会在战争中大显身手。这种愿望注定会实现。很快，我们的所有要求就得以实现。原本，我们这些下级军官觉得战争不可能发生在当今的自由民主政府执政时期，然而，这种看法很快就被证明是错误的。和平年代结束了，战争频频爆发，军人能够在战争中打个痛快了。唉，战争太多了，根本打不完。皇家军队中毫无忧虑的年轻军官和一期又一期有抱负、有志向的桑赫斯特军校学员都没有逃脱命运为他们安排的接连不断的、可怕的战争。很快，印度边境和苏丹就为英国军人提供了上战场的机会，全军上下都在为这得来不易的参战机会激烈竞争。很快，规模更大的南非战争爆发了，充分满足了我们这支人数不多的军队对上战场的强烈渴望。从那以后，战争像洪水般涌入了我们的生活。

军队中的一年是由7个月的夏季集训和5个月的冬季休假组成的，每位军官都可以在固定的时间连续休假两个半月。我把自己的积蓄全都用于打马球上了，根本没有钱狩猎，因此，只好看看世界上的哪个地方能找到刺激和冒险。然而，除了一小块地方不安宁之外，整个世界一片太平。据说，古巴反抗者和西班牙人之间持久的游击战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因为征服摩尔人并对西班牙人发表过文告而闻名于世的马丁内斯·坎波斯元帅担任西班牙人的司令，企图平息古巴的反叛。他已奉命赶往这座反叛之岛，同时，西班牙政府调集的8万援军也正在迅速过海。古巴战争正在打响。我从小就爱思考战争和士兵的问题，经常在梦中体会第一次参战的感觉。那时，我坚信，听着子弹的呼啸声、每时每刻都冒着死亡和负伤的危险肯定非常刺激，而且显得很伟大。如今，既然我已经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军人，并且已经承担了军人的职责，那么最好私下进行一次预演，看看自己能否经得住如此严峻的考验，所以，我把视线投向了古巴。

我把想法告诉了雷金纳德·巴恩斯少尉——我的好友——我发现他有着和我同样的想法。后来，他长期在法国指挥骑兵师。就像大家都认为一次重要的狩猎活动是非常美好的，上校乃至全团上下都支持我们亲身体验战争的滋味；假如没有参加过狩猎，上尉及其以下级别的军官就无法得到别人的尊敬。想到这一点，我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英国驻马德里大使亨利·沃尔福爵士，他也是我父亲的好友，在英国驻西班牙外交使团中，是一位资格最老且令人敬爱的老绅士，在西班牙王室中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我问他能不能帮助我们取得西班牙军事当局的许可。为了帮助我达成心愿，他费尽了心机。很快，我们就收到了一个包裹，包裹里有私人和官方的介绍信。大使向我们保证，一旦我们到了哈瓦那（古巴的首都），司令官一定会热情欢迎我们的，并且我们肯定能够亲眼目睹一切。就这样，1895年11月初，我们先乘船到纽约，然后转往哈瓦那。

这一代人备受战争的摧残和蹂躏，早已厌倦了战争，所以，他们很难理解我此刻的感受。作为一位生长在和平年代的年轻英国军官，我急迫地想要接近真正的战场。凌晨，天刚蒙蒙亮，我看见古巴的海岸从深蓝色的地平线上慢慢地升起。此刻，我突然产生了一种与希尔福船长一起航海、初次看见金银岛的感觉。在这里，一切重大事件皆有可能发生，而且的确已经发生了。我很可能在这里牺牲。吃早饭时，这些念头全都消失了。在匆匆上岸时，我已经把它们抛到了脑后。

西班牙人把古巴这个美丽的岛屿称为“安德烈斯群岛的一颗明珠”。这里气候宜人，降水丰沛，土地肥沃，植被繁茂，景色迷人。看到这里，我不由得在心里暗暗责怪我们的祖先太没眼光，居然把这块肥肉白白地拱手让人。35年前，哈瓦那城和哈瓦那港虽然没有如今这么灿烂辉煌，但在各方面都已经非常壮丽了。我们住在一家条件不错的旅馆里，在抽了许多雪茄，吃了很多橘子之后，我们把相关证件呈交给当局，一切都很顺利。这些信函立刻使我们摇身一变，成为强大盟国在危急时刻派来的、非官方却特别重要的代表。对于来访的性质，我们很想低调处理，然而，他们却对我们来访的潜在意义大肆赞扬。虽然他们的元帅正在视察各个地方的要塞和营地，但是对于我们的到来他提前已经做了妥善的安排。我们被安排在圣克拉拉与元帅见面。我们需要乘坐火车前往。火车车厢两侧有坚硬的钢板保护，首尾两节特殊车厢里还有卫队防守。如果遭遇炮火攻击，只要趴在车厢地板上就能保证安全。因此，最好的方式是乘车前往那里。第二天，我们启程了。

看到我们，马丁内斯·坎波斯元帅非常友好，还安排他的一位参谋负责招待我们。这位年轻的参谋叫胡安·奥唐奈，是得士安公爵的儿子，在军中的职位是中尉。他的英语讲得特别好。奥唐奈告诉我们，假如我们想亲自观战，应该参加机动纵队。当天上午，巴尔德斯将军已经带领这支纵队从圣克拉拉出发，赶往圣斯皮里图斯镇。那里据此40英里，而且已经被叛军占领了。鉴于这支纵队刚刚走了1天，我们提出要求追赶他们。年轻的西班牙中尉连连摇头，说：“你们连5英里都走不出去。”我们问：“为什么，敌人在哪儿？”他说：“他们神出鬼没，虽然两个人哪里都去不了，但50个骑兵却能去任何想去的地方。”他补充说，如果我们乘火车到西恩富戈斯，再坐船去图纳，还是很有可能赶上巴尔德斯将军。有坚固的碉堡防卫着从图纳到圣斯皮里图斯的铁路线，所以军车可以畅通无阻地行驶。这样一来，用不了3天，我们就能行驶150英里，赶在巴尔德斯将军的部队抵达前一天到达圣斯皮里图斯。这样，我们可以在那里加入他们的纵队，参加之后的战斗。将军肯定会欢迎我们去当参谋的，并且会安排人为我们备好马和勤务兵。

我们一路有惊无险，最终平安到达圣斯皮里图斯。这个镇非常小，卫生条件特别差，天花和黄热病肆意蔓延。晚上，我们住在一家吵闹、肮脏、拥挤的小旅店里。第二天晚上，巴尔德斯将军率领部队开进了小镇。这支部队有4个营的3000名步兵、2个骑兵中队和1个炮兵连，阵容和力量都很强大。看起来，士兵们在经历紧急行军之后依然很强壮，而且精神抖擞，没有一个因为行军而倒下的。他们穿着白色的棉军服，因为沾上了灰尘泥土，白色已经变成了土黄色。他们头上戴着巴拿马草帽，腰间挂着两排子弹带，背上还背着沉重的背包。对于他们的到来，镇内友军和当地居民都表示热烈欢迎。

很快，我们去司令部与将军见面。他早就接到了推荐我们的电报，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苏亚雷斯·巴尔德斯位列师级，他之所以率领部队在叛乱地区进行为期两个星期的行军，主要出于两个目的：一是检查西班牙人驻防的要塞和小镇；二是灵活机动地打击敢于露面的叛乱者。通过翻译，他向我们表示，他非常珍视大不列颠帝国所给予的道义上的支持，也很荣幸接待两位强大的友好国家的优秀代表。我们向他表示感谢，并且说我们相信能够愉快地度过在这里的时光。翻译很好地把这句话译给将军听，将军满意极了。之后，他宣布黎明出发。除非迫不得已，他1分钟也不愿意待在这个到处都是传染病的小镇上。他邀请我们共进晚餐，告诉我们天亮之前会有人为我们准备好马匹。

第二天凌晨，我兴奋极了！尽管还属于夜里，但是天空已经泛白。我们穿着军服，腰间挎着子弹已经上膛的左轮手枪，骑在马背上整装待发，仿佛置身于一位富有智慧的作家所说的“昏暗神秘的黎明之神殿”⁽¹⁾之中。在隐隐的光线中，军人全副武装，长长的队伍向敌占区挺进。我们根本不知道敌人埋伏在附近，还是埋伏在1英里之外的某个地方，也不了解敌友双方的素质。我们置身于他们之间的战争之外，不能真正参加他们的战斗。当然，自卫的情况除外。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认为这是我们一生中最伟大的时刻。其实，这的确是我们一生中所经历的最精彩的一个时刻。我们盼望着能发生什么事情，也相信肯定会有事情发生，同时暗暗祈祷自己不要受伤或牺牲。我们究竟想得到什么呢？我们想得到最诱惑年轻人的东西——冒险吗，纯粹为冒险而冒险。虽然没有什么工资，我们却愿意来到万里之外，而且是凌晨4点起床，这些难道仅仅因为我们想与一群陌生人一起投入战斗吗？你当然会觉得这种不够理智的做法太愚蠢了，但是，我们很清楚，很多英国军队里的下级军官为了换取我们的机会，宁愿付出一个月的薪水。

一夜平安无事。天渐渐亮起来，在跌宕起伏的大地上和一望无际的森林里，西班牙军队像一条长蛇一样蜿蜒前进。太阳光照在潮湿的大地上，绚丽多彩，忽明忽暗。快9点时，我们来到了8英里外的一片空地上。上面传令：停止前进，准备吃早餐，并且休整。步兵们马上生火煮饭，准备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早餐；给战马卸下马鞍，好让它们安心地在旁边吃草；勤务兵把咖啡和杂烩端上桌，供全体参谋人员享用。颇有点野餐的味道。将军的副官拿出一个装着饮料的长金属瓶，他说里面装的是“兰科特酒”。虽然直到最近几年我才知道这个词的确意思，但是我一直清楚地记得这个说法。实际上，这种饮料是用兰姆酒⁽²⁾调成的鸡尾酒。无论它的名字是什么，它的味道都非常好。此时，树间已经挂好了吊床，我们奉命上吊床休息。在采取必要的防备措施后，士兵和团里的军官随地而躺。在树荫下，大家睡了大概4个小时。

下午2点，休整结束，安静的露营地上开始忙乱嘈杂起来。3点，我们准时出发，继续以每小时至少2.75英里的速度行进了4小时。天黑了，我们到达夜营地。当天，这支纵队行军18.19英里，然而步兵却丝毫没有感到疲乏。他们是大地之子，他们的父亲是勤劳坚韧的西班牙农民，他们有着惊人的毅力，能背负着沉重的装备在羊肠小道上长时间奔跑。对他们而言，长时间的休整完全可以弥补一夜的休息。

我确信，和我们的作息时间比起来，罗马人的作息时间安排得恰当多了。一年四季，他们坚持在黎明前起床。而我们呢？只有在战争时期如此。有时，我们能看到代表着悲伤的日落，却看不到意味着希望的黎明。比起夜间休息，午休和午睡更能使人振奋精神和恢复体力。我们不应该目光短浅地每天都把弦绷得紧紧的，因为没有人天生就能从早上8点玩到深夜或者工作到深夜。不管是消遣还是做正事，不管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我们都应该把时间和进度分成两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海军部工作时，发现如果想每天多干两个小时的工作，最好的方法是在午餐后睡1个小时。和我们这些盎格鲁-撒克逊人⁽³⁾的生活方式相比，拉丁人的生活方式更合理，更符合自然规律。当然，他们的气候条件也是非常优越的。

按照这种作息时间，我们在风景宜人的乡村走了好几天，但没有任何战争的消息和迹象表现出来。与此同时，我们用不太流畅的法语和这些西班牙主人交流着。尽管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但是我们却能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们的想法。例如，有一次，参谋长本索中校说：“我们之所以发起这场战争，是为了维持国家的尊严。”对于他的说法，我感触很深。因为所受教育的局限性，在此之前，我只知道我们英国人所受的教育要求我们具备这样的意识，却从来没察觉其他国家的人也有这样的意识。如此看来，他们对古巴的想法和我们对爱尔兰的想法是相同的，我对此印象深刻。对其国家和殖民地，这些外国人用和我们如出一辙的语言表达着和我们相同的观点。我接受了这个事实并且将其牢记于心。在此之前，我还偷偷地在心里同情那些反叛者；后来，我开始想象，假如西班牙人失去“安德烈斯群岛的明珠”，他们一定会非常伤心。

我们看不出有什么迹象来证明他们能赢得这场战争。试想，在辽阔无边的潮湿丛林中，每个近4000人的纵队像无头苍蝇一样瞎撞，每小时花费巨大。在古巴，大概有12支相同规模的西班牙纵队，还有很多小规模的纵队，都在这样行军。除此之外，还有近20万西班牙军队驻扎在各个营地、要塞和铁路线两侧的碉堡里。当时的西班牙经济拮据，对西班牙政府来说，为5000英里以外，且位于大洋彼岸的25万大军提供给养，肯定要付出极大的牺牲和代价。这和伸长胳膊举一只非常沉重的哑铃是同样的道理。那么，敌人怎么样呢？我们没有听见任何枪响，也看不见他们的踪迹，然而，他们确实存在。因为灾难常常发生，所以西班牙军队才会不断增强兵力，并且采取周密的防备措施。在深山老林之中，衣不蔽体的成群结队的当地人随处可见，他们不仅有充足的枪支弹药，而且几乎每个人都随身携带可怕的“大砍刀”。对他们而言，战争的代价只不过是他们习以为常的贫穷、危险和痛苦而已。如今进行的是一场游击战，这回轮到西班牙人处处吃败仗了。他们和当年的拿破仑卫队一样，日复一日、成群结队地行走在半岛上，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遭遇未知的敌人和最可怕攻击。

11月29日晚上，我们驻扎在防卫森严的阿罗约布科村。我们派出1个骑兵中队和2个步兵营跟随去几个要塞送给养的护送队，剩下的大概1700人则负责寻找敌人的踪迹，以便伺机进攻。第二天，即11月30日，就是我的21岁生日。在生日那天，我平生第一次听见了怒吼的枪声，听到子弹在空中飞过，并射进人体的嗖嗖声。

凌晨，我们顶着薄雾出发了。突然，队伍后面传来了枪声。当时，交战中的双方都使用大口径的来复枪，而且距离很近，所以能看得见硝烟和子弹出膛时的火光。听上去，枪声好像不足一英里。枪声震耳欲聋，非常刺耳。我很快就恢复了平静，因为子弹没有飞到我的身边。薄雾中，视线很差，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不久之后，薄雾渐渐散去，我发现我们正行走在森林中空地上的军用路上。这条路大概100码宽，灌木丛生。我们沿着它走了好几个小时。一路上，军官们抽出砍刀，砍掉肆意生长的树枝；或者嬉笑打闹着劈开树上的果实。凉凉的果汁流下来，滴在那些没有留心的人身上。

这一天，停止行军吃早餐时，大家都拿出口袋里的食物坐在靠近自己的马的旁边吃了起来。他们分了半只瘦鸡给我。正当我啃鸡腿时，一梭子弹突然从森林边缘飞驰射过来，我身后的一匹马立即跳了起来。人群马上骚动起来，等到一队士兵冲到枪响的地方时，那里只剩下几个空子弹盒了。这时，我一直在想那匹受伤的栗色马，它的肋骨被子弹射中了，伤口周围有一圈大概一英尺宽的深红色血迹，血汩汩而出，滴在地上。马快死了，它耷拉着脑袋站在那里，士兵们卸下了马鞍和缰绳。看着这一切，我想到刚才的情形：从距离我的脑袋不足一英尺的地方，一颗子弹飞驰而过，射中了这匹栗色马。可以说，我已经经历了“枪林弹雨”。这很有意思，但是通过这个小插曲，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我们的冒险。

第二天，整整一天，我们都在追踪寻敌。我们之前走过的树林和英国丛林很像，如今，我们来到了一片棕榈林。这种棕榈树大小不一，下粗上细，姿态各异。在这片棕榈林中行进了三四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一片开阔地带。面前有一条河，涉水过河后，我们驻扎在一间简陋的茅屋旁边，准备过夜。我们的营地被这条河从三面环绕着，河水非常清澈，河边的景色也很优美。天特别热，两位比较年轻的参谋被我和同伴说服了，跟着我们一起来到河里洗澡。正当我们上岸穿衣服时，不远处突然传来一声枪响，接着又传来两声，最后，枪声居然响成了一片。敌人正在发起进攻，子弹“嗖嗖”地从我们头顶飞过。我们赶紧穿好衣服，尽量压住惊慌的神经沿着河往营地赶，终于回到了将军的指挥部。原来，这次战斗发生在半英里之外，因此子弹才会打到了营地。西班牙部队用冲锋枪，反叛者用雷明顿步枪；冲锋枪发出响脆的“嗒嗒”声，与雷明顿步枪的闷响声形成鲜明而又奇异的对比。大概半小时之后，反叛者抬着死伤的同伴撤退了。我真心希望有人照应那些死伤者。

我们在走廊上安安稳稳地吃了一顿饭，之后就去小茅屋里的吊床上休息了。很快，我又被时而稀疏、时而密实的枪声惊醒了。夜里，枪声在空气中不停地回荡。一颗子弹打中了一名守在门外的勤务兵，另一颗子弹把茅屋顶给掀起来了。我很想从吊床上跳下来，匍匐在地上，然而，我最终还是选择原地不动，因为其他人都毫无动静。一名大块头西班牙军官睡在我和敌人的子弹之间的那张吊床上，他很胖，我不停地鼓励自己：我从来不曾因为胖子饭量大而不喜欢他，更没有对他抱有偏见。这样想着，我睡着了。

古巴地图

经历一夜的不安之后，次日凌晨，我们纵队再次出发了。四周弥漫着薄雾的掩护下，我们刚刚过河，反叛者的狙击手就向我们开火了。我们不断挺近，敌人不断后撤，但是他们会借助于各种有利地形向我们射击。子弹在游蛇一般的纵队间穿梭，尽管很少有人被击中，行军者仍然胆战心惊。8点，西班牙部队的队首从高低起伏的地域走了出来，来到开阔的草地上。草地上有一条宽路，路的一侧种着一排矮树，另一侧围着铁丝。这条路从大平原的一侧开始，径直穿过平原，深入敌人的防线，路的两旁全都是一片片齐腰深的荒草。半途中，大约在我们前方一英里的地方，路的右侧有一片小树林，大概有一百棵棕榈树。大路尽头的右侧是低矮的小山，山上随处可见栅栏，山后是茂密的森林。将军根据经验判断，这里肯定是敌人的阵地，于是决定马上发起进攻。

将军布置了进攻战术，战术并不复杂：等西班牙部队的先遣营从高低起伏的地域走出来之后，派两个连从两侧包抄，骑兵队在右侧，炮兵居中，第二个步兵营以连为单位排成纵队，跟在大炮后面。将军、参谋人员和两个英国客人以50码的距离跟在战线的后面。就这样朝前走了300码，没有如我们预期的那样发生枪战。突然，我们发现远处的山顶上冒出一阵阵浓烟，随后是一阵枪声。敌人开始发起攻击，火力连续不断。西班牙这边也不示弱，步兵开始一边攻击一边前进，火力十足。各种各样的声音传到我们耳边，像叹息声，也像是口哨声，还有点像大黄蜂的嗡嗡声。将军和参谋人员在距离浓烟中的栅栏只有四五百码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我们骑在马上，没有任何掩护。子弹不停地在空中飞蹿，棕榈树被子弹击中，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看到西班牙人越战越勇，我们也只得挺起胸膛，打起精神。最后，西班牙军队的毛瑟枪占了上风，反叛者的枪响越来越弱，最终停战了。很快，我看见反叛者急急忙忙地躲进树林里，四周恢复了寂静。

因为只剩下一天的口粮了，我们不得不从平原上撤回。我们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西班牙人则保住了自己的荣誉。后来，我们返回英国，西班牙纵队回到海岸，但是西班牙人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结束古巴战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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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麦凯的《印度的21天》里的原话。——作者原注

(2) 兰姆酒：以甘蔗糖蜜为原料生产的一种蒸馏酒，也称蓝姆酒或朗姆酒，口感甜润、芬芳馥郁。

(3) 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人：通常指公元5世纪初到1066年，生活在大不列颠岛东部和南部地区的文化习俗上相近的一些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