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轻骑兵团

接下来，我要向读者介绍一位在我当时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他就是指挥第四轻骑兵团的布勒巴宗上校。他性格独特，气宇轩昂。去年，第四轻骑兵团从爱尔兰开拔，驻扎在位于阿尔德肖特的东部骑兵营房。布勒巴宗上校与我家是故交，早在上学期间，我就见过他几次。在桑赫斯特军校学习时，我曾应邀与他在第四骑兵团的食堂共进晚餐。对此，我感到感荣之极。在当时的我眼中，那次宴会场面盛大，骑兵团食堂是相当壮观的。桌子上摆着该团在二百多年来的战争和比赛中获得的奖杯和奖品，桌子旁围坐着二三十名身穿蓝色镶金骑兵服的军官，简直可以与国宴媲美。在该团弦乐队的乐曲声中，在富丽、绚烂、庄重而肃穆的气氛中，我们开始享用丰盛的晚餐。面对他们的热烈欢迎，我谦逊的同时接受了。此后，我又应邀去过那里几次。几个月后，我母亲对我说，布勒巴宗上校希望我能加入第四轻骑兵团，但是我的父亲拒绝了，他似乎依然认为能够通过自己的权力把我送进步兵团。对我未能进入第六十步兵团，卡布里奇公爵深表不快，还说将来一定会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父亲这样写道：“即使我确信布勒巴宗是军中最优秀的军人之一，他也依然无权将我的孩子送入第四轻骑兵团。”

温斯顿·丘吉尔成了第四骑兵团的一员。

最终，我还是进入了第四轻骑兵团。父亲最后一次从国外回来，忙得很，几乎没有时间过问我的事。母亲向他解释事情是如何自然而然地发展到现在这样的局面的，他听后很满意，似乎对于我成为一位骑兵军官很满意。弥留之际，他对我说了几句话，其中还有“你有马了吗？”

1月24日凌晨，父亲去世了。当时，我正在附近的一幢房子里睡觉。得到消息后，我立即冒着黑暗穿过积雪很深的格罗夫那广场，赶回家里。他是昏迷很久之后去世的，所以很平静。我曾经梦想能与他平等地相处，能进议会支持他，但是如今这一切都结束了。现在，我只能努力实现父亲的遗志。

在很大程度上，我现在已经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了。我已经21岁了，虽然母亲总是伴随在我的左右，给予我建议和帮助，但她从来不用家长式方式来控制我。遇到问题，她总是迅速转变角色，对我表示支持。她维护我的利益，利用她旺盛的精力和一切影响来促进我的计划。她虽年届不惑，但显得还是那么年轻、漂亮和迷人。我们平等相处，不像母子，倒更像一对姐弟。至少，我认为如此。我们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关系。

1895年3月，我正式成为第四轻骑兵团的一员。这个时间比预期提前了整整6个星期。报到之后，兵团马上对我与其他几位下级军官进行了新军官的严格训练。每天，我们都要进行长达数小时的训练，或者在马厩，或者在马术学校，或者在兵营中的广场上。尽管第四轻骑兵团的训练比我以前所参加过的任何一次军事训练都更加严格，我依然能很好地适应马术训练，因为我之前曾经参加过两次马术课程。

当时规定，训练的前6个月，新军官必须与骑兵一起进行相同的骑马和徒步操练。在马术学校，新军官必须排在队列的最前面；在广场上，他们需要给班里的战士树立榜样，因此则站在其所在班的右边。想要每次都出色地完成这种任务，不是很容易。我们常常会发生不测，因为我们需要骑着未配脚镫甚至没有马鞍的马跳过很高的障碍物，骑着光背马疾驰或者在马慢跑时完成上下马的动作，有时还需要双膝夹着光溜溜的马背策马快跑或者背着双手骑马越过障碍物。我无数次摔倒在跑马场上，无数次忍着浑身酸痛爬起来。即便如此，我依然得把金边军帽扶正，装出一副有尊严的模样，继续下去。每当这时，那20名新兵总是窃笑，因为他们看到军官也得和他们一样遭受这些罪。受训刚刚开始，我的肌肉就被拉伤了，无法夹紧马背。其中之苦只有自己知道。如果因为肌肉拉伤就请假，哪怕是一天，也会被认为是孬种，再加上当时也没有电疗设备，所以我只能硬撑着。

该团的马术教练是位可怕的暴君，绰号“猩猩”。训练的那几个星期，他的脾气异常暴躁。在《阿尔德肖特时代报》上，有位中尉对其进行了如下新闻：“某少校，骑术教授，驻东部骑兵营房。18课时就能教会障碍马术，12课时就能授完狩猎课。”这则新闻使他大受嘲讽，也许会使他把骑术班里学员脸上的微笑当成是耻笑。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接受严峻的考验对年轻人是有好处的；除此之外，我的生活非常快乐。因为年轻军官在从骑术学校毕业以前，就可以带骑兵连外进行长途行军，或者骑马训练。有时，年轻军官甚至可以让骑兵连排成纵队进行正式的军事演习。骑兵演习不但刺激，而且极富吸引力。更使人兴奋的是骑马飞奔演习，最美妙的则是骑兵演习。每到骑兵演习时，马群骚动不安，马具叮当作响，动作刺激张扬，帽子上羽毛飞舞，清一色的制服神圣庄严。

在此，我必须清楚地告知读者，骑兵行进时的队形是纵队，打仗时则是并列队形，而使部队迅速地从一种队形换成另外一种队形，才是骑兵操练的主要目的。所以，按照梯形队形进行转换，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在哪个方向上，始终有一队骑兵作前锋，这种方法对所有大型骑兵作战场面都适用。转瞬间，骑兵团、骑兵旅、甚至骑兵师都能快速组成前锋队列，做好准备进行冲锋。

如今的战争不再需要这些了，转而向戴眼镜的化学家、机关枪和握操纵杆的飞行员求助。战争的发展走上了卑鄙、贪婪的机会主义道路，这是可耻的！但是，在1895年的阿尔德肖特，这类事情还没有出现过。骑兵，特别是轻骑兵，在战争中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过去的战争虽然残酷，但却辉煌，现在的战争不仅残酷，而且卑鄙。因为民主和科学的介入，现在的战争彻底变味了，战争的形式完全定型。以前，只有一小部分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用错综复杂的战略战术和古老的武器守卫国家。现在，无论男女老幼，大家一哄而上，相互残杀，相互搏斗，只留下一些眼神呆滞的职员负责统计死亡人数。自从民主影响抑或说是强行控制了战场，战争就成了小人们施展阴谋诡计的游戏。让战争去见鬼吧！让国际联盟去见鬼吧！

19世纪90年代，假如有人能够荣幸地看到三四十个骑兵队被集合起来组成骑兵师，他一定会很兴奋。壮观而又庞大的骑兵队一切准备就绪，只待一声令下，就开始按15°角变换前阵。在马蹄踩踏出来的厚厚尘云中，外围的骑兵旅必须疾驰2英里。浮沉很重，甚至连阳光都被挡住了，骑兵们只能看到5码之内。经过一个上午，发生了6起事故，20个骑兵坠马。最终调遣成功，上级下达命令让骑兵团、骑兵旅准备进攻。这时，我们兴奋得大喊大叫，浑身充满了力量。

回到营房后，我想到德国人，他们能一次调遣20支与我们的师一样强大的骑兵师，假如他们六七个人架着一支机关枪守着洞口，结果又将如何呢？如此这般，我演习中的热情突然低落下来。

维多利亚女王的阅兵仪式极为壮观，她坐在皇家马车里检阅部队：阿尔德肖特要塞的所有守军倾巢出动，25000名身着蓝金相间和红灰相间军服的骑兵、炮兵、步兵、工程兵和辎重兵团雄赳赳地从她面前经过。要想让诸如德国、法国、奥地利、俄罗斯等所有的欧洲强国，在各自国家的20个不同地点于同一天进行相同的阅兵式，几乎不可能实现。我想，我们的政治家可以组织一种和奥运会一样的国际大会，与会国派出各自由军事精英组成的队伍代表国家参加比赛，与旗鼓相当的对手通过比赛决定世界的统治权花落谁家。但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大臣们错过了这个机会，因为他们不善于组织，让战争从这些精英和军人手中的偷偷溜走了，最终使战争成为与厌恶的人、机器和金钱相联系的问题。

我们确信战争模式最终是沦落了，那些对这种趋势心知肚明的人总结说：“英国军队再也不会卷入欧洲冲突。”目前，我们是无法在战争中胜利的，因为我们只有一个骑兵师、一个陆军兵团、民兵和志愿者。1895年，阿尔德肖特指挥部内，没有任何的参谋或者好战的下级军官相信女王会再次派我们这支小军队开拔欧洲战场。早晚有一天，和我们一起训练的骑兵上尉黑格⁽¹⁾会意识到自己手中的兵力很弱。在此后的一次重大战役中，他只能调集由第一美国兵团和40个英国师组成的60万人马，而且支援部队只有400个炮兵旅。

我常想，其他任何一代人都很难有机会亲眼见识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过的彻头彻尾的事实和价值变革。因为从小受到的教育，我相信一些事情是重要的、永恒的。如今，这些事情往往很难持久，我所受的教育使我确信那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已经成为了事实。

布勒巴宗上校是一位贫穷的爱尔兰地主，更是英雄的化身。他在英国军队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从19世纪60年代初进了近卫军团之后，他始终是时尚的先驱，他是威尔士亲王一生的亲密朋友，是伦敦社交界里一颗最耀眼的军事明星。不管是在狩猎场还是在赛马场，不管是在俱乐部还是在宫廷，大家一致认为他非常出色。对我而言，他不仅是一位治军严厉的军官，也是一位独具魅力的人。

我有幸在布勒巴宗的骑兵团服役。此后，一直到他去世的20年之中，我与他始终是真挚的朋友。上校是一位死硬派托利党人，不仅非常教条，而且十分顽固。他的三个基本信条是：强制征兵，保护贸易，恢复《传染病防治法案》。他常常以政府和政治家是否或能否与他的信条一致来对他们进行判断，然而，我们之间的友谊丝毫没有受到政治问题的影响。

1895年夏，我们得知主张地方自治的激进政府在下议院遭遇惨败，索尔兹伯里勋爵将再次上台组阁，不由得高兴万分。罗斯伯里勋爵很爱国，大家都非常喜欢他。但是，他因为受到同僚的牵连下了台。因为罗斯伯里违心地向那帮人做出让步，大家都说他太软弱。此外，爱尔兰民族主义者非常支持他执政。对此，大家都心知肚明，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一心一意要搞垮大英帝国。在讨论中，我站在约翰·莫里一边说了几句话，他们则说莫里属于最坏的那种人，与形形色色的卖国贼和芬尼亚组织成员是同路人。政府未能保证充足的火药供应是导致政府下台的原因之一。打仗怎么能没有火药呢？一旦战争爆发，后果不堪设想。有人说火药其实非常充足，然而，要想把这帮混蛋打下台又是谈何容易。在当时的阿尔德肖特，自由党遭人厌恶。大选之中，索尔兹伯里勋爵因为拥有150个多数席位而重新执政，这就证明全国人民的感受和我们是一样的。从此之后，保守党执政10年。在此期间，我参加过很多次战争。本书将用很大的篇幅叙述这些战争。贸易保护问题出台之后，保守党才被迫下台。后来，自由党上台执政，曾经打过一次大仗。如今，战争已经结束了。

举行内阁庆功宴之后，我应邀参加了举行地点位于德文郡大厦的晚会。我发现所有的新内阁大臣看上去都精明干练，他们穿着镶有金边的蓝色制服，虽然不如我们的制服漂亮，但是款式独特，使我印象深刻。我与刚刚当选的外交事务次官乔治·寇松交谈，他看起来精神抖擞。我祝贺他在官场上平步青云，他谦恭有礼地接受了。他解释道，他的职位在下院代表外交办公室，尽管地位不高，但是他依然希望能参与制定外交政策，而不仅仅是解释和捍卫外交政策。也有一些落选的年轻人在场，但是他们不得不装作开心的样子，满脸赔笑。这些可怜的年轻人在大厦里踱来踱去，祝贺那些那些如愿以偿得到职位的人。我无须控制我的嫉妒心，因为根本没有人考虑安排什么职位给我。

正在这时，艾弗雷斯特太太离开了人世。听说她病重了，我马上赶到伦敦城北她妹妹家里探望她。她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但心里仍然牵挂着我。那天下着很大的雨，我的夹克都被淋湿了。当她摸到我潮湿的夹克时，很担心我会因此而感冒。直到我脱下夹克，把它烘干，她才算是放心了。她唯一的愿望是与我的弟弟杰克见上一面，遗憾的是我无法满足她的愿望。我专门从伦敦市区请来一位优秀的专家给她看病，医生确诊她患了腹膜炎。我搭乘午夜的火车赶回阿尔德肖特，参加第二天凌晨的集合。集合刚刚结束，我立即赶回她的床前。起初，她还能认出我是谁，但渐渐陷入了昏迷，不久就去世了。她一生清清白白，为别人献出了所有的慈爱。她思想单纯，对死亡毫不在乎，更不畏惧。在我28年的人生里，始终把她视为最亲近的朋友。我拍了一份电报给曾经被她照顾了将近25年的牧师，如今，这位牧师已经成为副主教，住在坎伯利。他依然清晰地记得艾弗雷斯特太太对他的精心照料。在艾弗雷斯特太太的墓前，我见到了他，不过，他没有把小埃拉带来。

我想起了老妇人凄惨的命运，想到有很多老妇临终前孤苦无依的窘迫生活。我曾经参与制定养老金和保险政策，其他任何国家在这方面都无法与英国相提并论。毫无疑问，这些政策对老妇人帮助很大。对此，我感到非常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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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黑格（1861—1928）：英国陆军元帅，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任英国远征军总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