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赫斯特军校

在桑赫斯特军校，我揭开了自己人生的新篇章。所有人都站在同一个起点上学习全新的内容，我再也不会因为以前没有学好法语、拉丁语和数学而感到自卑。我们要学习战术、地形学、军政、军法、设防等课程，还要进行体操练习、操练马术。除非自己愿意，我们无须参加任何体育活动。军校的纪律非常严明，每天都要进行长时间的学习和操练。当一天学习生活结束后，我们几乎累瘫了。我对学习的内容兴趣浓郁，尤其喜欢战术和防御。我定购了一系列与美国内战、俄土战争、普法战争有关的史书，这些战争是当时最好也是最近的战争范例，还定购了卡拉夫特的《关于步兵、骑兵、炮兵的来函》、哈姆利的《战争运作》、梅因的《步兵战术》。这些都是学习的需要的书籍，父亲吩咐他的书店老板一本不差地给我寄来了。很快，我就拥有了一个微缩的军事图书馆，它帮助我更好地了解和学习正规课程。因为不喜欢操练，使得我待在“蹩脚班”长达几个月之久。这个班是为了那些需要特别调教的学生而设立的。野战实习中，每个人都要参与挖战壕、筑掩体、垒沙袋等活动，还要亲手设置铁蒺藜⁽¹⁾、埋设定向雷，整个过程中大家都非常亢奋。我们学会了炸石桥、做浮舟，还掌握了用火药切断铁路交通的技术；我们根据坎伯利地区所有小山的实际情况绘制等高线地图，并根据各个方位的侦察结果，来布置警戒线，并制订了专门服务前锋和后卫部队的模拟计划；我们甚至还制订了简单的战术方案。早在18世纪，炸弹和手榴弹就被淘汰了，所以我们在学校里从未学过与此有关的知识。

毋庸置疑，我们所学的内容都是最基础的知识，都是下级军官学习的。有时，我会应邀去距离我们学校不足一英里的参谋学院吃饭，这个学院的目标是培训全军最优秀的军官和培养高级指挥人才。他们学习的内容涉及军事基地、通讯联络、军需供给以及铁路运兵战略等。这一切都让人兴奋，遗憾的是，都是模拟的。

假如我们出生于100年前，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多么辉煌啊！试想一下，假如我们在1793年时已经19岁了，那么，我们就有机会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反抗拿破仑！但是，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时。自从1853年爆发克里米亚战争到1856年战争结束之后，英国军队再也没有与白人军队交战过。现在，全世界人民越来越明智，越来越热爱和平，越来越崇尚民主了，因此，战争年代再也不会重现了。早晚有一天，印度有可能发生兵变，那些心血来潮的人还会玩点什么花样。当时，印度人故弄玄虚地把东西胡乱涂抹在芒果树上。

曾经有一份周刊发表一篇文章声称，我们很有可能在几个月后再度出征印度。我们迫切地想弄明白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也许，我们会和年轻的克莱武⁽²⁾一样当上高级指挥官！和参加一场真正的欧洲战争比起来，与可怜的印度人打仗简直无异于玩“犬兔越野追逐赛”。不过，要知道，这种追逐赛根本不能与越野障碍赛每年在英国利物浦举行的赛马相提并论。所以，我们仅仅是借这些想法安慰自己。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把握时代赋予我们的大好机会。

一名桑特斯军校的年轻军官

我非常喜欢马术训练。假期的时候，我额外多了一次训练马术的机会，因为父亲专门安排我进入奈次布里奇骑兵营，和皇家骑兵卫士一起训练马术。在兵营的跑马场上训练时，我多次坠马。去骑兵团报到后，我又进行了为期5个月的训练。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训练后，我想我已经能够驾驭一匹马了。

在桑赫斯特军校，令我感到最快乐的事情就是骑马。为了租到当地最好的马，我和同班学员倾囊而租，这种行为无疑对我们以后更好地完成使命大有裨益。在一位大人物的狩猎园里，我们举行了一次越野障碍赛马，还多次举行了定点越野赛马，在乡野上无所顾忌地策马奔腾。在这里，我要向为人父母者，特别是那些家境富裕的父母多说一句：“假如有可能，给儿子几匹马，而不是给他很多钱。”只要骑在马背上，我们就不会感到悲伤；即使悲伤，也是无比光荣的。很多年轻人因为赌马或者养马毁掉自己，但从没有年轻人因为骑马而毁掉自己，因为马背上的时光能给我们带来很多收获。当然，不排除他们有可能在策马奔驰中摔断脖子，但是，即使这样离开世界也是光荣的。

成为一名士官生之后，我在父亲心目中的地位有了改变。假期里，只要条件允许，父亲外出的时候就会带着我。他喜欢看魔术、杂技和动物表演，作为他的小跟班，我生平第一次走进帝国剧院。即使他去位于特林的罗思柴尔德勋爵府上参加重要的政治会议，也会带着我，在那里，我常常能看到许多保守党内的领袖人物及其新秀。从那时开始，他去会见他的赛马伙伴也带着我。就这样，我们有了共同的一群朋友和全新的话题。在我眼中，父亲好像值得拥有一切。但是，只要我表现出丝毫与他平等的意思，他马上就会勃然大怒。有一次，我主动提出代替他的私人秘书为他写几封信，他听若未闻。如今，我意识到这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假如他能再活四五年，他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要依赖我的帮助。但是，他没有再活四五年！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友好，即将发展为彼此理解。我相信，经过一番努力，我们至少能达成某种君子协定，甚至很有可能结成联盟。然而，他却在此时骤然离世。

丘吉尔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勋爵，这一年他36岁。

1894年春天，我的父亲病得很重，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个情况。但是，他依然坚持进行政治活动，保持着每周一次的频率在某重要场合发表言说。大家都能看出来，他的演说越来越显得有些失败。那些曾经一字不差地报道他的演说的栏目渐渐缩短篇幅，先是从三栏减少到两栏，之后又从两栏减少到一栏半。有一次，《泰晤士报》报道说，演讲厅里有很多空座位。我的奶奶一直反对父亲带病工作，这时，奶奶和母亲联合起来要求父亲休息，但是父亲坚持说自己很好。我知道，奶奶和母亲一定是万不得已，否则最亲近、最关心父亲的她们绝不会向他施加压力。

和为父亲写传记时相比，我对父亲的看法有了改变。如今，我的年龄已经超过父亲离世时的年龄。我心知肚明，辞职给父亲的政治生涯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他喜欢走极端，当时正处于叱咤风云的时期。但是，1886年，保守统一党获胜之后，情况完全不同了。那时，政治上急需安定。对英国来说，索尔兹伯里⁽³⁾与国民的需要完全契合，他一直安稳地掌握大权，当然不愿意大权旁落，尤其不愿意与一位控制了下院和国家财政的野心勃勃的对手平分权力。一个人一旦丢了权力，很难东山再起。他也许能在五六十岁时重新谋求一个职位，但是绝对不可能回到他三十多岁时丢掉的职位上。要想牢固地掌握一个国家的领导权或者一个党派，领导者的素质和思想除了要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相契合之外，还要做到投其所好。

伦道夫·丘吉尔勋爵自从当了财政大臣后，承担着重要的责任。从那一刻开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已不再是托利党人。除了在《爱尔兰自治法案》这个问题上外，他日益热衷于采取格莱斯顿式的观点。在所有的社会问题和劳工问题上，当时的辉格党人或中产阶级的自由党人根本不能容忍他的观点。在爱尔兰问题上，保守党人也不欣赏他相当独立的观点。我想，假如他活着的时候身体健康，他很可能会反对南非战争。他之所以遭人忌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观点中有某种倾向工人阶级的成分。制止张伯伦的贸易保护运动是他东山再起的唯一王牌。据我所知，他极有可能成为该运动的主要反对者之一。在宗派斗争中，他会抓住所有机会赢得胜利，而绝不会被党派决议控制。当肩负重任时，他又会不遗余力、一心一意地操劳国家大事。他为人坦荡，从来不搞计谋。

格莱斯顿的善辩名不虚传，他的名声完全依靠他演说时在听众中产生的效果，而不是依靠他的演讲稿；与格莱斯顿不同，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在政治史上的地位取决于他的言行，而不是取决于他的人格给他的同时代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他似乎一生下来就具有这种力量与魅力。假如形势始终保持有利，这种深刻的印象可能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当时写信很流行，父亲也曾经写过很多信给我。现在，我又一次重温他不辞辛苦写出来的亲笔信，觉得自己当时根本没有领会他对我的关心。我很后悔与父亲住在一起的时间太短，没有相互了解。我经常去看望晚年的罗斯伯里勋爵，一方面是因为我非常敬重这位优秀的人物，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常常讲我父亲的事给我听。与这位与我父亲私交甚厚的名人交谈，我觉得自己与父亲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了。最后一次见罗斯伯里勋爵时，我说很遗憾自己未曾平等地与父亲交谈，要是时光倒流就好了。这位白发苍苍的政治家说：“哦，他一定理解的。”

*　　*　　*　　*　　*

1894年6月的一天，我正在绘制一张邱巴姆科孟的公路图。一位邮差送来了学院人事参谋发来的命令，让我马上出发去伦敦。当时，我父亲准备于次日启程周游世界，尽管家人请求校方批我的假，让我去见父亲，但是校方拒绝了。因此，父亲致电陆军大臣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明天，我就要离开英国了。”……就这样我马上赶赴伦敦。

次日清晨，我与母亲、弟弟一起驾车赶往车站。4年前的非洲之行中蓄满的胡须掩饰不了父亲脸上的倦容，我能想象出他是多么操心劳神。他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膝盖，动作简单，然而意味深长。从那之后，他踏上了周游世界的漫长旅程。这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留在我记忆里的是他慢慢消失的身影。

*　　*　　*　　*　　*

在桑赫斯特军校，我学会了做人，也懂得了军衔不同的军官应该在军中怎样共处。我们来自威尔士团的连长鲍尔少校是一位脾气暴躁、严于律己的军人。他总是不苟言笑、一本正经，待人接物有礼有节，堪称一个完美的、令人敬畏的人。尽管他从未上过战场，但我们仍一致认为他是个宁死不屈的军人。

军校规定，学员在外出之前外必须先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连队请假簿上，这样才能假定已得到批假。有一天，我借了一辆双驾马车，去阿尔德肖特看望一位正在那里的民兵营训练的朋友。当我驾车行驶在马尔伯勒路上时，刚巧遇到鲍尔少校驾着马车回桑赫斯特。我向他脱帽致敬，猛然想起自己一时疏忽，居然忘记在请假簿上登记了。我想：“晚饭前我还有机会，因为他是不会看请假簿的，我可以回来后把姓名写上。”当我急急忙忙地拜访了民兵营的朋友，赶紧驾车返回学校时，已是6点钟。可以说我是准时到校的，当我从走廊溜到放请假簿的桌边准备签名时，却一眼发现上校已经在请假簿的下面签了名。我还是回来晚了。他不仅知道我在阿尔德肖特，还发现我没有把名字登记在请假簿上。我又看了一遍，惊讶地发现少校已经帮我登记了，这就意味着他批了我的假。通过这件事，我对古老的英国军队生活有了一定的了解：虽然军纪严明，但是军官们彼此间以礼相待。

*　　*　　*　　*　　*

假如读者允许我暂时跑题，我想说说在桑赫斯特最后一学期发生的那件令我非常愤慨的事。1894年夏，伦敦市政会委员欧米斯顿·钱特夫人利用帝国剧场的幕间休息区，发起了一场净化剧场的运动。每到星期五，位于第一层楼厅的前排座位后面的大空间里就挤满了人。年轻男女很喜欢在演出间和幕间休息时一边喝酒，一边兴致勃勃地交谈。欧米斯顿·钱特夫人和她的朋友们企图关闭幕间休息区，特别是与其相邻的酒吧，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寻欢作乐者不仅饮酒无度，而且有伤风化。对于这场运动，很多英国公众持有不同的观点。当时，最受欢迎的《每日邮报》也支持他们的看法。《每日邮报》刊登了很多读者来信，来信者一般使用诸如“五子的母亲”“自己活也该让别人活”“绅士与基督徒”“约翰·布尔”之类的笔名。公众对这场争论表现出浓郁的兴趣，其中，最为激烈的辩论发生在我们桑赫斯特校友间。在每月两次从星期六中午到星期天午夜的短假中，我们已经习惯了光顾幕间休息区。钱特夫人的指责和含沙射影激怒了我们；我们从未发现男女双方中任何一方的举止值得谴责。其实，不管是谁，即使是因为无心稍有越轨，那么穿着制服的守门人也会粗暴地把他们带出门外。我们认为欧米斯顿·钱特夫人发起的运动不仅与英国自由的传统不相融合，而且毫无道理。

我急于想反击这个行动。有一天，我在《每日邮报》发现，一位绅士创立一个反击钱特夫人公民团体，指责她的运动过于严苛。人们称这个团体为“娱乐保护协会”，该协会提议组成委员会并且任命一位主管，以履行公务、募集捐款、吸纳成员、举行公众会议的名义发行会刊。我按照联系地址，写了一封信给这位恪尽职守的创始人，对他的想法表示大力支持，同时也表示将在不违背法律的情况下与他通力合作。最终，我收到了一封回信，对我提供帮助表示热烈欢迎，并且邀请我参加即将召开的首次董事会议，时间是下个星期三6点钟，地点是伦敦的一家旅馆。

星期三是学院的半休日，学员只要表现好，就能请假去伦敦。提前三天，我就开始利用空余时间准备演讲稿。我想我可能需要在会上向一大群严肃的董事会成员发言，那么我将高举汉普登和西德尼用鲜血换来的英国的自由大旗。这次发言任务对我来说很艰巨，因为我在此之前从未在公开场合发言。我把演讲稿写得几近完美无缺，之后又反复修改了三四次，最后牢记于心。这篇演讲稿指出，国家干涉守法公民的社会习惯是一种危险的行为，坚决维护英国国民天赋的权利，分析了遭到健康的公众舆论反对的压制会造成很多必然的恶果；这篇演讲稿尽量以通俗易懂的逻辑思维和温和幽默的口吻说服听众，既没有回避事实，也没有夸大事实。在结束的时候，我甚至请求听众要宽容耐心地对待那些误入歧途的对手。不可否认，在人类行为中，终究是过失多，而恶意少。准备好演讲稿之后，我紧张地期待着。

星期三上午的学习刚刚结束，我囫囵地吃了午饭，换上便服，就火急火燎地赶到火车站，搭乘了一辆去伦敦的慢车。在此，我必须告诉大家，我当时的经济捉襟见肘，买完回程火车票之后，我几乎身无分文了。而必须等到两个多星期之后，我才能领到下个月的10英镑的津贴。一路上，我不停地默诵着演讲稿中的重要段落和演说重点。在滑铁卢一下火车，我就乘了一辆双轮马车赶到莱斯顿广场。董事会议的举行地点就在距离广场不远的一家旅馆里。当进入那肮脏偏僻的街道时，我除了惊讶，更多的是感到窘迫。马车终于停在了旅馆门前，我更加不由得惶然无措。但是，我告诉自己，他们的确应该避开豪华场所。这次运动必须以人民的意志为基础，承接各个阶层共有的本性，而绝对不能和时髦阶层与纨绔子弟扯上关系，这是成功的先决条件。我对守门人说：“我是专程赶来参加今天在此召开的娱乐保护协会的。”

守门人疑惑地说：“我想，那位坐在吸烟室的绅士应该负责这事。”服务人员把我引进吸烟室，其实那是一间小客房，光线昏暗，我看见新协会的创始人正孤独地坐在那里。看到这样的情景，我失望极了，只得尽量控制自己的沮丧。我问他：“我们几点开会？”他尴尬地说：“我给好几个人写了邀请信，但是除了我们俩，他们一个人都没来。假如你愿意，我们现在就可以起草章程了。”我对他说：“你给我写信用的是印有协会抬头的信笺。”他回答道：“只需要花5先令就能买到那种信纸。对于创办协会来说，用印有抬头的信笺写信能够鼓励人们竞相参加。你不就来了吗？”看到我沉默不语，他停顿片刻，沮丧地说：“在现在的英国，大家已经习惯逆来顺受了，很难号召人们做点事。我不知道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人们似乎都被磨得失去了棱角。”

办这种事情显然不会有任何结果，生这位创始人的气更是自讨苦吃，所以，我用既委婉又坚决的方式拒绝了他。我揣着在胸中激荡的演讲词来到大街上，此时此刻，我的口袋里只剩下半个克朗了。人行道上人流如织，他们毫不关心人类的其他事情，而只知道盯着自己的小事。我同情而又鄙视地注视着他们。显而易见，把公众的观点引向正途比我想象的难多了。假如这些民主制度下的懦夫不珍惜现有的自由，又如何能守住几百年来靠专制得来的辽阔疆土呢？此刻，我对大英帝国彻底绝望了。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没吃饭，但是我只有半克朗了！不，这样绝对不行！

在这个美丽的半休日里，我怀里揣着可能影响国家命运的演讲稿，心情激动，满脑子充满希望，来到了伦敦，然而我却没有机会把它说出来。难道我就这样回到桑赫斯特，然后喝杯茶或吃块儿白面包吗？我自言自语道：“绝对不行！”因此，我做了一件前所未有、以后也不会做的选择：我走到斯特兰德大街，发现著名的奥顿巴勒典当行前悬挂着三个金球。上次过生日时，父亲送了一块非常精致的金表给我。此刻，金表就在我的口袋里。我安慰自己，在艰难时期，帝国王冠上的宝石也曾被典当过。店员小心地掂了掂表，问我：“你想当多少钱？”我说：“只需要5英镑。”店员拿出一个本子，把一些详情记在上面，给了我一张五英镑的票子和一张只有在歌剧里才能见到的票据。我径直走到伦敦市中心，平安地回到了学院。

因为我事先把演讲稿中几点能够击中要害的论点透露给了桑赫斯特的朋友们，所以，第二天，他们都急切地向我询问会议进行的情况，以及听众对此的反应。朋友们更是充满了羡慕，因为他们认为我勇气可嘉，居然敢独自面对由政治家、市政要员等重要人物和很多成年人组成的董事会发表演讲，并代表他们阐明观点。尽管他们想知道详情，但是我却没有勇气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们，只能大致略过：很难在一个生活舒适、总体而言易于满足的国家里鼓动公众的情绪。我还指出了应该循序渐进，在实施下一个步骤之前先做好前一步。第一步是成立执行委员会，这一点已经实现了；第二步是起草协会的章程，分配相关人员的职责和权力，这一点正在进行中；第三步是呼吁广大公众，获得他们的支持，这是成功的关键。他们显然不相信这些说法。假如我拥有一份报纸的出版权，我一定会把我的演讲稿原封不动地登上头版，还要在相应的位置注明：这里曾获得委员会的喝彩。标题不但醒目，还要连续发表掷地有声的后续文章来支持我的演讲稿。如果真的如我所说，娱乐保护协会很有可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19世纪90年代初，很多事情都还在讨论阶段。原本，该协会可以在讲英语的所有国家里发动强大的公众舆论，给世人以警醒。这样就可以使得强大的美国此后就无须颁布禁酒令了。在这里，我们又一次发现，命运避开绿草如茵的芳草地，却走上了干燥崎岖的大路。

因为命运的安排，不得已我再一次在这场运动中出手。由于钱特夫人发起的这场变革运动势头很足，因此民众的反对没有将其击败，这也使得我们认为与他们较量，完全没有必要采取保守的英国式处理方法。较量的最终结果是，用屏风把幕间休息区与滋事者的座位隔开。如此，从技术的角度来说，滋事者没有在幕间休息区之内；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他们与幕间休息区之间就像隔着一个县那么遥远。屏风进出口的宽度按照法律来规定，但为了更好地达到通风效果，屏风的高度可以低一些。这就和维纳斯神庙和巴克斯神庙⁽⁴⁾虽然距离近在咫尺，却被隔开是一样的道理。这样处理的结果是，假如维纳斯和巴克斯想攻击人性的弱点，绝不可能一起出击，而只能一个个地来，或者各个击破。那些所谓的“假正经”对此赞不绝口；而剧院的主人在发了一阵牢骚之后，也只得自认倒霉。在罪恶得以认同的过程中无人征求我们的意见，桑赫斯特人士成了最大的输家。我非常厌恶这类虚伪的一套。我丝毫没有意识到，当时的英国骗子当道，生活在自由民主国度内的人，他们的社会生活是由伪君子们主宰的。我希望能够明确定义国家的职责和个人的权利，而且这些职责和权利还可以根据公众的风俗和需要适时而变。

在帝国剧场安置屏风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六，我们桑赫斯特的很多学员都去了那里，巧得很，还有很多与我们年纪相仿的男大学生也去了。我认为，他们只是一群书呆子，既没有责任心，也没有组织纪律性。在认真看了剧院的新结构之后，大家牢骚满腹，抱怨连声。有位年轻的绅士还拿着手杖捅破了屏风，其他人也开始学着他的样子做，我当然不能落后，也学着他们那样做。突然之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二三百人的人群愤怒地冲向薄薄的屏风，把屏风撕成了碎片。对此，剧院方面毫无办法。人们毁了栅栏，撕了屏风，很快就拆除了障碍物。滋事者的座位区又与他们经常光顾的幕间休息区畅通无阻了。

在这混乱之中，我进行了平生的第一次演讲。我站在碎片中，向愤怒而又激动的人群发表演说。虽然我的演说辞没有被记录下来，但在场的人都全神贯注地听着。此后，我还听到别人不止一次地议论过。我摒弃了与制定章程有关的论点，直接煽动人们的激情，最后号召大家：“今夜，你们亲眼目睹我们捣毁了这个屏风。而在即将进行的大选中，你们一定要推翻此事的负责人。”话音刚落，人群就用热烈的掌声回应了我。我们挥舞着战利品——碎木片和碎布片，一起涌向广场。我对这件事的详细情况再熟悉不过了。这使我想起攻破巴士底监狱的情景，还想起尤利乌斯·恺撒死时的情景——杀死暴君的人群挥舞着带血的短剑涌向大街。

看来，和发起革命相比，推动革命的发展更加艰难。为了避免犯玩忽职守罪，我们必须赶乘当晚最后一班开往桑赫斯特的火车。午夜后，这列火车从滑铁卢站出发，运送当天的死人去伦敦公墓。直到现在，一直没有间断。它将于凌晨3点到达终点站弗雷穆里，那儿离阿尔德肖特很近，而距离皇家军事学院还有10英里远。在弗雷穆里站下车后，我们发现已经没有车了。无奈之下，我们找到一家旅店看能不能借到车。我们敲门声很大，可是等了很久也不见有人来开门。正当我们不耐烦时候，门的上半部分突然打开了，一支大口径霰（xiàn）弹枪的枪口从里面伸出来，枪口后面是一张苍白的充满杀气的脸。我们一动也不敢动地站在那儿，拼命向他解释，告诉他我们需要帮助，而且愿意付钱。店主这才渐渐恢复了平静，并为我们牵出一辆配了一匹老马的非常古老的马车。驾着这辆马车，我们七八个人终于顺利地回到坎伯利⁽⁵⁾。因为不想门卫知道，我们从小道回到宿舍，这才没有耽误凌晨的集合。

在当时，这件事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很多报纸甚至专门撰文评论此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心惊胆战的，担心因为参与此事而被关注。我父亲的名字依然备受瞩目，如果真的如我所说，就会引起大危险。每个生活在自由国度里的人都应该参加抵制暴政的行动，这是公民应尽的职责，我为自己感到自豪。然而，我知道肯定会有人持相反的观点，甚至占据上风。长者和当权者的开明程度不够，对年轻人的理解也不能相信太多，他们总是认为年轻人行事鲁莽、轻率。有时，他们会出“枪打出头鸟”的馊主意。尽管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准备为此而献身，但还是希望那一天晚些到来。幸运的是，当有人再在这个事件中提起我的名字的时候，公众已经快淡忘此事了。学院和战争办公室也不再提起此事，这种好运总是使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当你遭遇难以避免的背运时，你会更加想念这种好运。伦敦市政会的选举不得力，那些自称是革新主义的人占据了上风，他们再次用砖和泥砌起屏障，我们的努力枉费了。不过，我们已经尽力了。

*　　*　　*　　*　　*

很快，我在桑赫斯特的学业就结束了。在我们这批毕业的150名学员中，我的成绩不再像以前那样排在倒数几名了，而是一跃进到了第八名。我之所以提及这一点，是为了证明我的学习能力。尽管前后只有3个学期，这却是我一生中既艰苦又开心的经历。每学期期末，学生从初级自然地升到中级，再从中级自然地升到高级。前后间隔的时间非常短，仅仅一年时间就升到了高级班。我们觉得自己差不多每个星期都在成长。

1894年12月，我毕业回家，等待着女王的调遣。和我的学生时代一样，我在军校结识了很多朋友。到写书时，除了有三四位依然健在，其他朋友全都离世了。南非战争不仅使我失去了很多朋友，也使我失去了所在连队的大部分战友。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我几乎失去了其他所有的朋友。侥幸活下来的几个人或是脸上、或是胸部、或是屁股上，全都留下了被敌人子弹打中过的痕迹。在此，我向他们致敬。

从桑赫斯特毕业后，我发现我眼前的社会就像《一千零一夜》中阿拉丁获得神灯并进入神秘洞一样。从1895年年初到我写书这段时间，我没有时间追忆往事。对我而言，没有几天是在无所事事中度过的。我就好像一名出演《永不停息》电影的演员那样，每天忙忙碌碌。总体而言，我的这段人生旅程充满乐趣。我人生最丰富多彩的阶段应该就是1895—1900年这5年时间了，我在这期间的经历是本书的主体。当然，我所说的不包括大战开始的前几个月。

回忆往昔，我真诚地感谢上帝，谢谢他赋予了我活着的权利。我所经历的每一天都非常美好，而且一天更比一天美好。尽管我的生活始终伴随着坎坷和危险，但是也让人觉得总是充满了变幻，因为我的心中一直充满了希望。

来吧，世界上的年轻人！如今，你们肩负着填补被战争夺去一切的一代人空缺的使命！你们要珍惜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你们一定要在生命的旅途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20—25岁是你们大显身手的大好时期！千万不要安于现状、浑浑噩噩！“世界是你们的，机会也是你们的！”继承前辈的遗产，肩负起你们的责任！再次举起光荣的旗帜，向新的敌人进军！人类前进的道路上始终会有敌人存在，只要进攻，你就能战胜他们！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绝不能向失败低头！更不能被个人一时的胜利冲昏头脑！你们难免会犯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但只要你们胸怀广阔、以诚待人，且精力充沛，你们就不会伤害到这个世界，更不会让她陷入痛苦之中！年轻人应该有追求，并且去征服这个世界！只有不断征服世界，世界才能长久不衰，才能永葆繁荣昌盛的状态！

————————————————————

(1) 铁蒺藜：古代一种军用的铁质尖刺的撒布障碍物，用以迟滞敌军行动。

(2) 克莱武（1725—1774）：英国首任孟加拉行政长官。

(3) 索尔兹伯里（1830—1903）：英国保守党领袖，曾三次任英国首相（1885—1886，1886—1892，1895—1902）。

(4) 维纳斯：罗马神话中的女神，爱与美的象征；巴克斯：罗马神话中的酒神和植物神。

(5) 英国萨里郡的一个镇，距离伦敦市中心西南31英里（50千米），靠近汉普郡和伯克郡边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