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

我接连考了3次，才得以进入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学校。除了必考科目数学、拉丁语和英语之外，我选了法语和化学作为选考科目。这样算来，考试的课程共有5门。显然，必须有3张王牌才能高中，但是，我却只有英语和化学两张王牌。如此一来，我必须再找1张王牌。我骨子里就对拉丁文有偏见，所以不可能学会拉丁语。拉丁语卷面总分高达2000分，我最多能得400分。在英国，学法语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法语虽然有趣，但是太复杂了。因此，我只能选数学。第一次考试结束后，我像指挥家分析战役一样分析了考试形势，结论是，只有在以数学作为援兵的情况下，我才有可能打赢这一仗。我开始认真地钻研数学。在我的一生之中，我常常被迫在短时间内钻研自己不喜欢的科目。在所有类似的经历中，我觉得自己在6个月内掌握了数学无疑是最成功的一次。第一次考试，总分高达2500分的数学，我只考了500分；而第二次，我考了将近2000分。这个成绩一方面取决于我坚定的决心，另一方面则离不开C.H.P.梅奥先生对我的悉心帮助。他是哈罗公学的一位人敬人爱的老师，他耐心地引导我，使我喜欢数学。他还帮我树立信心，让我相信自己并非对数学一窍不通。他告诉我，在数学王国里，那些令人费解的滑稽的符号不仅有内涵，而且富有韵律，绝不仅仅是一堆毫无用处的烂东西。

当然，我所学的数学只是最基本、最简单的内容，却是文职考试中必考的。和那些具有数学天赋的数学优等生比起来，他们钻研的领域是大西洋，我学到的东西则只是小池塘，不值得一提。但是，一旦我心甘情愿地钻研数学，很快就摸到了门道。迄今，我依然能从那段苦学岁月中回忆起当时所学的主要内容。当时，我们先是进入了一个颠来倒去的数学王国，而不仅仅是分数和十进制。“二次方程”站在这个王国的入口处，哭丧着脸向我们推荐里面的“指数方程”；紧接着，我们被“指数方程”带到更威猛的“二项式定理”面前；继续走下去，里面是一间暗室，住着一条名叫“微积分”的恶龙。幸运的是，文职人员考试不涉猎这个怪物，因此，我们在数学王国中的高峰脚下来了个急转弯，转到一个特别奇怪的走廊中，里面到处都是正弦、余弦和正切等函数，简直像一首首让人摸不着头绪的谜语或藏头诗。显而易见，它们至关重要，特别是当这些函数在一起相乘时，则更具有可怕的威力。它们唯一的优点，就是只要记住它们的结果，就好办了。在第三次考试中，就有一道题目是关于余弦、正切的平方根的。这道题目很难，幸运的是我在考试前几天刚刚看过它丑陋而又可恶的嘴脸，所以，我第一眼看见它时就认出来了。这是最后一次考试，可以说，这道题决定了我未来的人生。

从那之后，我几乎再次与这些东西绝缘了。成功通过最后一次考试之后，数学就像发烧时梦中的幻觉一样从我的学习生涯里消失了。我毫不怀疑，在工程学、天文学等科学学科中，数学非常重要。在开凿运河和建造桥梁时，数学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只有借助数学，才能精确地计算出各种压力和落差。在天文学中，不管是预测彗星等星体的出现，预测日食和月食，还是计算天空中有多少星星、多少宇宙，都离不开数学；世界上的很多人在数学方面有天赋，而且一心一意地潜心研究数学，和那些伟大的棋手能蒙住眼睛同时下16盘棋一样，他们都逃不过命运的摆弄，最终因为癫痫而早夭，这是为数学辛劳的义务！但是，我希望数学家都能有好报。我保证，我永远不会和他们抢饭碗。

我曾经自以为看到了数学的全部，眼中囊括了无穷无尽的数学现象。某个数值由负到正在无限地演变，恰似伦敦市长在就职典礼上游行时乘坐的彩车，也像金星的轨迹。我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变化的，也知道变化为何必须出现，还明确了一个步骤是怎样关联到其他步骤的。实际上，这一切都和政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当时的我好像刚刚吃完晚饭，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深究。

假如那位主考官大人所出的那道余弦、正切的平方根题目，没有与我在考试前几天复习到的题目不谋而合，那么，我就不用接着写这本书的后几章了，这一点是最现实的问题。我很有可能去伦敦市闯荡，也许还能成为一个富人；我也有可能走进教堂布道，英勇无畏地鼓吹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的正统说教；我还有可能去殖民地满足或至少安抚土著，那样我也许会成为一个和林赛·戈登⁽¹⁾或塞西斯·洛兹⁽²⁾一样的人物；甚至，我还有可能成为一名律师，用我义正词严的辩护，使那些自命不凡、盘算进行秘密罪恶的人被处以绞刑。一言以蔽之，假如真的这样，我的一生将完全不同，也许还会影响到别人的命运轨迹。

现在，言归正传，让我们回到对数学的讨论上来吧。1894年之后，我再也没有与数学打过交道。总而言之，我的一生被那位主考大人出的这道题彻底改变了。后来，我曾经亲自接见过考试委员会的相关工作人员，我还任命过他们的主任。我很尊敬他们，钦佩他们，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尊敬他们。然而，他们绝对意识不到自己在历史变迁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这一点，我相信从本质上来说自由意志和命运是一致的，请各位读者也要留心这一点。

我始终很喜欢蝴蝶。我曾经在乌干达看见过一种奇异的蝴蝶。假如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观察，你会发现它翅膀的颜色始终在不断变化，从浓重的深褐色到耀眼夺目的蓝色。巴西也有这种蝴蝶，它们颜色更艳，体形更大，颜色对比也更加鲜明、强烈。你简直无法想象颜色的对比居然可以这么强烈，但它的确是同一只蝴蝶。蝴蝶光彩照人，真实可触，有时消失在树林的浓荫中，有时在阳光下自由飞翔。事实上，蝴蝶的翅膀上至少同时具有两种颜色。你观察蝴蝶翅膀的角度，决定了你是相信自由意志还是相信命运。我不能因为放弃数学而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沼。还是让我们言归正题吧！

在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第二次入学考试中失利后，我离开了哈罗公学，在父母的安排下，我进入一所补习学校学习。他们始终希望我能榜上有名。这所学校在克伦威尔路，是一位叫詹姆斯的上尉和几个有才干的人一起创办的。据他们对外宣传，除了天生的傻子之外，每个人都能考上军校。这所补习学校专门科学地研究了考官的心理，因而知道某个考官对于某个具体的科目会出怎样的考题。听上去，这一切几乎百发百中。他们善于猜题，并且能够对这些题目进行正确的解答。他们端着猎枪扫射那群黑压压一片的鹧鸪，不管它们飞得或高或低，都逃不出一枪毙命的结局。实际上，詹姆斯上尉率先在战争中运用大炮齐射战术，他知道敌军的大部队在哪个具体方位，然后精心找准位置射击目标。他无须看见敌军，只需要教他的枪手学会射击，让他们按小时在每亩地上发射一定数量的子弹，就能击中敌人。所以，他的补习学校在20多年的时间里始终独占鳌头，凡是进入这所学校的补习生，大多都能考上军校。中尉就像赌神稳坐赌城，他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稳操胜券。即使面对最棘手的问题，他也能做到从容自如。他十有八九能赢，尽管他从未做出绝对的保证。

正当我准备接受这种著名的填鸭式补习时，灾祸突然降临了。

寒冷的冬天来了，我们借住在我的姑妈温伯恩夫人在伯恩茅斯的舒适庄园里。从山坡直到英吉利海峡旁的悬崖上，四五十英亩的松林延绵起伏。这一片松林尽管规模不大，但却险象环生。松林里有一个又深又窄“峡谷”一样的深沟，一座近五十码的简易石桥上横架“峡谷”之上。当时，我刚刚18岁，我的堂兄14岁，我的弟弟12岁。我们每天都在一起玩耍，我跑，他们俩追。被他们追了整整20分钟之后，我气喘吁吁，再也跑不动了，因此决定过桥。然而，直到跑到桥中间，我才惊恐地发现弟弟和表弟两面夹击，一个人站在桥头，一个人站在桥尾，而我则如瓮中之鳖。我脑子一转，计上心来。桥边的峡谷上生长着很多杉树，细长的树梢从路面向峡谷伸出来，我问自己：“你能跳到一棵杉树上，顺着树干把一层层树枝都压断，然后滑到地面上吗？”我一边观察，一边暗暗估算，同时做出了决定，爬过了桥栏杆。两个小家伙目瞪口呆地站在桥两头，看着我。我很犹豫，跳，还是不跳？最终，我纵身一跃，张开双臂去抱树梢。虽然我的想法是好的，但是缺乏证据的论据证明。直到3天之后，我才渐渐苏醒。3个多月过去了，我才能下床。这一跳，我从足足29英尺高的地方重重地摔在了结实的地面上。我能活着，无疑得感谢那些树枝。两个小家伙高声跑着、喊着：“他从桥上跳下去了，我们讲话他一声不吭。”我的母亲狂奔而来帮忙，还给我灌了几口白兰地。我的父母始终坚信，无论花多少钱，重病必须得到最好的医治。我的床前站着很多名医，他们都是来给我看病的。醒来之后，听到几近天文数字的医疗费，震惊之余，我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事情发生之后，正在都柏林的菲茨吉本勋爵家过圣诞的父亲立即乘特快车赶回家，与他同行的，还有伦敦最好的医生。除了那些常见的伤痛之外，我的一个肾被摔坏了。诸位读者之所以能读到这本书，完全归功于我强烈的求生欲望和那位外科医生精湛的医术。在整整1年的时间里，我的行动都受到伤病的限制。当年，卡尔顿俱乐部有人借这件事情调侃我的父亲，“听说，伦道夫的儿子出事了。”“哦？因为玩追领袖的游戏吗？”——“我想，伦道夫是不可能为此感到难过的！”

在1892年夏天的选举中，因为40个议席之差，保守党溃败。在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鼎力相助下，自由党格莱斯顿上了台。在改选政府之后，新议会根据惯例休会6个月。为此，对爱尔兰地方自治问题的重新辩论和1893年的议会大会只得在焦急中等待。父亲曾经说过“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保守统一党政府都在对我进行抵制和诽谤”，因此，我们全家丝毫没有因为上一届政府的失败而伤心。我们家族有很多支脉，他们势力强大，我们的整个家族和父亲的朋友都热切期盼着新局面的到来。有人认为一旦处在反对党的地位，我的父亲在议会及其党派中的地位会很快得到提升。因为我父亲6年前的辞职，该党被击败了。

其实，我比任何人都急切地盼望着父亲在政界东山再起。从小，因为跟祖母和姑姑们在一起生活，所以我很少听到和政治有关的话题。但是，我不管怎么说也是父亲的儿子，当然知道父亲曾经在政治上栽过跟头。在陌生人、孩子和仆人面前，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父亲从不提起这个话题。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只有一次蜻蜓点水般地在我面前抱怨过自己命运不济。那是1892年秋天，我们还住在纽马克特。我记得那天，我在父亲的书房外用双筒猎枪打兔子，父亲被枪声惊动了，他很生气地责备了我。当他知道我非常伤心之后，他又找机会尽力安慰我，亲切地与我交谈了很久。在我的一生之中，父亲只有为数不多的三四次与我进行促膝长谈过。然而，每一次谈话都使我感到无比自豪。他说，老年人常常全神贯注地思考自己的事情，还会因为一时生气而粗暴地对待子女，所以才会对年轻人的处境缺乏考虑。他告诉我，他很高兴我热爱射击，为此，他安排我于9月1日在自家的领地内打山鹑。接着，他语气和蔼地与我谈起我的学校、我参军的事和我的未来生活。他向来内敛，如今却突然变得健谈起来。我很惊讶，他居然这么关心我的事情。最后，他叮嘱我：“记住，对我而言，事情并非一帆风顺。有些人误解我的行为，歪曲我的话语……所以，你千万别把这些放在心上。”

我当然支持我的父亲，而且是满腔的热情；艾弗雷斯特太太也以自己特有的温和方式支持我的父亲。为了节省家庭开支，我们住到了祖母位于格罗夫那广场50号的家中，艾弗雷斯特太太负责给祖母家管家。在我家兢兢业业地干了20年之后，她领到了一份丰厚的退休金，结束了一生的工作。她把一生的积蓄都托付给我的父亲保管，为了更好地运转这笔资金，父亲专门乘车去伦敦与罗斯柴尔德勋爵共进午餐。我很清楚，保守党那帮“老家伙”之所以能够长期执政，完全是因为父亲个人始终为了恢复托利党⁽³⁾民主不懈努力。在我父亲第一次失势时，这帮老家伙根本没有表示任何感激之情和宽宏大量。我们大家当然热切地盼望父亲重掌大权。我们看到工人一看见他的大胡子就笑，过路人一看见他就脱帽致敬。这么多年来，我读过报纸上对他的每一条评论和他说过的每句话。尽管他只是一位孤立的无公职议员，但是所有的报纸都一字不漏地报道了他即使是在小市场上所讲的每一句话，与此同时，大家对他所讲的每句话都进行了认真的推敲。如今，他的机会来了。

我和家人一起到了伦敦。尽管我只能躺在病床上，但是对1893年政治事态的发展了如指掌，因为母亲看到我密切关注这些事，就把她听到的所有消息都告诉了我。格莱斯顿先生的首席组织秘书爱德华·马奇班克斯，即后来的特韦德慕斯勋爵，与父亲的妹妹潘妮结婚了。因为至少能了解到一些自由党的希望和忧虑，所以，我们全都以超然的态度分享着自由党结束长期下野后重新执政的喜悦。在我看来，政治富有生气，无比重要，因为只有具有非凡才智和独特个性的政治家才能掌握政治。不管是出于习惯，还是为了尽义务，处于各种地位的上层社会都能参与政治事务；无论有没有选举权，工人阶级都跟在政治后面起哄。和现代人看板球赛或足球赛一样，工人阶级非常关注国家大事的发展。然而，报纸只知道迎合当时受过教育者的一贯观点。

因为卧病在床，我有很多时间关心政治。我始终心无旁骛地关注着格莱斯顿举行的最后一次议会大战。在我心里，这场议会大战甚至比我8月要参加的最后一次可怕的考试更加重要。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觉得父亲的演讲尽管保留着很多成功之处，但说服力却不如从前了。总体而言，他好像很难把握住自己的成功。我期盼自己快快长大，以便能够为他呐喊助威。我知道，即使他不说，也会对此感到欣慰。我想到了帮助老格莱斯顿，成天跟在老头子后面的赫伯特·格莱斯顿，还有为其父助战的奥斯汀·张伯伦；我梦想托利党的民主有朝一日既能赶走那帮老人，又能打败激进分子。

这一年，在父亲家里，我不仅见到了很多议会冲突双方的重要人物，还常常与他们一起吃饭。吃饭时，就当时的热门话题，父亲的同事和对手友好地展开讨论，交换意见。也正是在那时，我初次遇见到贝尔福、张伯伦、爱德华·卡森，还有阿斯奎斯、罗斯伯里勋爵⁽⁴⁾、约翰·莫里及其他诸多内阁人物。这些人生活在一个由崇高的法律和规则统治的伟大世界里，他们谈论的每一件公众事务都特别重要。实际上，这个世界像充满杀气的决斗场，甚至会有点残酷的味道，但是，决斗的双方都有所克制，彼此还互相尊重。当然，我要想看到这种社交场面确实机会不多，因为只有等到父亲宴请他的那些亲密朋友和政界要人来家里作客的时候。曾经，我从别人口中听到了对父亲没有任何偏见的评价：他脾气非常暴躁，常常口出恶言，有时还会说出最野蛮的话，所以，那些不了解他的人总是刻意防备他。

身体恢复健康后，我开始去下院听辩论。在格莱斯顿第二次宣读《地方自治法案》即将结束时，我甚至想方设法地挤到了名人旁听席上。至今，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和一些小插曲。当时，格莱斯顿看起来像一只凶猛的大白鹰，他在台上庄严而口若悬河地进行演说，滔滔不绝，手舞足蹈；台下听众中也有人不安分，有的伺机起哄，有的趁机吆喝。他得意洋洋，本来想说自由党每次都能成功地实现其拥护的政策，却不小心发生了口误。他说：“从来没有任何事件使自由党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地方自治法案》）居然使自由党变得这么卑贱。”听到这话，托利党人感觉欢欣鼓舞。格莱斯顿张开五指，挥了挥手，尽量平静现场的骚动，然后继续说道：“但是，我们又爬起来了……”

格莱斯顿还就奥斯汀（张伯伦之子）的首次演说对张伯伦说了一些极具讨好性的话。他说：“我不想对这篇演说做过多的赞美，但我想用只言片语说出我真实的想法，这篇演说一定会让一位父亲内心感到无比的宽慰，精神焕发。”当时，我正蹲在旁听席的地板上从栏杆的缝隙里看着他们，我马上发现，张伯伦听到这番话之后反应很大。他好像毫无防备地被一颗子弹击中了，那张苍白泛黄的脸突然涨红了。他略微站起来欠了欠身，向大家微微鞠了一躬，然后低着头弯着腰坐在那里。这些话无论多么精心挑选，写下来看似没有多少意义，而一旦说出来，两人马上尽释前嫌。

还有一次，我坐在旁听席上，亲耳听到父亲和威廉·哈考特爵士之间唇枪舌剑的辩论。在辩论时，威廉爵士看上去很生气，简直有些蛮不讲理。然而，几分钟之后，他的表现让我感到吃惊：他的发言结束了，他走到我坐的地方，面带微笑地向我介绍自己，还问我如何看待这次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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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本以为詹姆斯先生不会让我通过第三次考试了，因为我受伤后身体很虚弱，而且还痴迷于政治，根本无暇顾及学习。不过，我终究还是通过了考试，成为桑赫斯特军校骑兵班的一名学生。和骑兵学员高昂的生活费用比起来，步兵的生活费用明显低一些，因此大家更愿意选择步兵，这样一来，被军校录取的最后几名考生就很容易被编入骑兵班。我很高兴自己通过了考试，更高兴自己能成为骑兵学员。通过比较骑马和步行的相对优势，我坚信骑马更加有趣。而且，骑兵的军服比步兵的军服更加漂亮。因此，我兴致高昂地写信给父亲报喜。出乎我的意料，父亲对此事的看法与我截然相反，他觉得我没考上步兵是一件让他颜面尽失的事情。他原准备让我进入名声赫赫的第六十步兵团，这个团有4个营，虽然穿的是黑军装，但是领口和袖口那一抹红色能凸显它的身价。他曾经告诉过我，如果你能进入第六十步兵团，就有机会到地中海中的某个要塞服役三两年，等你锻炼成熟后，就可以去印度工作。为此，他好像还专门写了一封信给第六十步兵团的团长卡布里奇公爵，卡布里奇公爵很欢迎我去他的团服役。如今，父亲的这些计划都泡汤了，还要花费一大笔钱，面对由此引起的诸多麻烦。地中海中没有任何要塞需要骑兵，公爵也没有机会欢迎我了。父亲曾说：“当骑兵不仅要养活一个人，还要养活一匹马；而当步兵只需要养活一个人。”这话一点不假，且毫不夸张。他压根不曾想到，我需要供养两匹公务用的战马和一两匹狩猎用的马，另加几匹打马球用的马。他对我的教育很失望，很快就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给我，其中没有任何一句话表达对我考试成功的祝贺。他说我的考试只是侥幸通过，并且再三警告我不要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分子”。我在对此感到惊讶之余，更多的是伤心，我立刻回信向父亲保证将来一定会做出更好的成绩。虽然这样，我依然为自己能进入桑赫斯特军校而欣喜若狂。在接受不到18个月的正规训练和学习之后，我就是真正的骑兵军官了。我不停地忙碌着，为自己准备了一大套士官生需要的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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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夏天，父母安排我和弟弟跟随一位老师去瑞士进行徒步旅行。我努力重申：如果有足够的钱，我们就能坐火车去旅行。结果没有奏效。我和老师一起爬山，我们爬过蒙特罗萨山和韦特霍恩山。我们攀登上伯恩尼斯·奥伯兰德山顶峰，在那里观看日出时光芒四射的壮观景色。在我的一生之见识中，那都算得上是个奇迹。我很想去爬马特霍恩山，然而，老师以危险为由不让我去，而且，爬这座山花费高昂。幸好老师不知道我在洛桑湖里差点出事，不然他一定会更加谨慎小心的。我之所以记下这件事，也是为了警示别人。那天，我和一位比我小的男孩子去洛桑湖划船，当把船划到距离岸边一英里多时，我们突然想下湖游泳。我们把衣服脱掉，纵身跳进湖里，高高兴兴地开始游泳。船尾座位上有顶像船帆一样的红色小遮阳篷，微风吹过，船往前漂移。我们越是想接近船，船就漂得更远。如此反复了几次后，我们已经游过的距离几乎是湖面距离的一半了。风越来越大了，我们也越来越累。直到此刻，我还没有感到危险的临近。在明媚的阳光下，碧蓝的湖水波光粼粼，景色优美的大山、山谷、旅馆、别墅互相掩映着，它们似乎都在微笑。我突然意识到死神似乎来了，就在我们身边游弋着。他好像和风串通一气，鼓动着风吹得更大一些，用和我们游泳相同的速度把船吹走。假如没有帮助，我们不可能游到湖岸，可是周围根本没人来救我们。我很擅长游泳，不仅游得很快，而且毫不费力。在哈罗公学时，我曾经作为班级的代表与其他的游泳代表队比赛，全部凯旋。如今，我为求得一线生机而拼命游水。有两次，我已经游到了离船不到1码⁽⁵⁾的地方，然而眼看我触手可及了，风就又把它吹走了。我拼尽全身力气，不顾一切地努力向船游去，终于赶在船上的“红帆”再次被一阵强风涨满之前抓住了船边，奋力爬到船上，然后划着船去救我的同伴。当时，我的同伴显然没有意识到死神就在他身边，但是，他已经筋疲力尽了。虽然我从没有忘记这件事，却一直没有把这次危险的经历告诉老师。如今写出来，为的是让一些读者引以为戒。

我一生之中的过渡期当属在桑赫斯特军校的锻炼，伴随着它的开始，我12年的学校生活结束了。在这36个学期里，我觉得学到的都是一些无趣而且无用的东西，没有玩过有意思的游戏，更未取得一丝一毫的成功。如今回想起来，玩具伴我度过了快乐在的幼儿时代，成年时代也是幸福不离左右。而这12年却成为我一生中最默默无闻且无比痛苦的阶段。在我的人生中，12年的学校生活无异于一段苦闷、暗淡的旅程，我惶惶然度日如年，我一直认为自己没有品尝过快乐和自由的滋味，更没有取得过任何值得肯定的成绩。

在这种消极情绪的影响下，我确实过分夸大学生时期不那么愉快的一面。毫无疑问，学生时代是快乐的，更是潮气蓬勃的时代。哈罗公学的确是一所好学校，老师们都非常敬业。哈罗的教室和运动场都是一级的棒，这使哈罗的大多数男生都特别高兴。因为我自身的缺点，我成为了他们之中的例外。即使让我做一个听人使唤的小卒或者泥瓦匠学徒，抑或帮助父亲打扫杂货店的橱窗，都会使我觉得自然和踏实。而且，我一定能够干得更好，也能从中受益匪浅。当然，我也很乐意从接触中了解我的父亲。

尽管这样的教育方式违背人类的本性，但是社会的进步却要求必须延长受教育的时间。对一个自由成长的男孩来说，只想有一些闲暇时间供自己自由支配，只想跟随在父亲的身后学习找吃的，以劳动养活自己，并挣钱分担父亲养家的负担，还想竭尽所能地做些有益的事。终究有一天，那些有天赋的人会产生对知识的强烈渴望，如此一来，知识和思想便会打开心灵之门迎接他，因此为什么非要强迫那些不愿学习的人接受知识呢？

总体而言，除了在击剑比赛中荣获学校冠军之外，我没有取得过任何突出的成绩，因此，我对自己的学校生活丝毫不感兴趣。所有与我年龄相仿的人，即使是那些年龄比我小的男孩子，似乎都能比我更好地适应这样一个学校世界。在这种环境中，有一种滋味是很难受的，那就是在比赛刚刚开始时就远远地落后于人。和威尔登博士告别时，他很坚定地对我说我将来肯定能一帆风顺，我找不到他所言的依据，因此感到非常惊讶。不过，我依然很感激他能这样说。

尽管我不想继续读书了，但是我完全赞成公学这种办学方式。

比我大两岁的杰克·米耳班克是我在哈罗最好的朋友。他比我年长两岁，他的父亲是一位老男爵，世世代代都住在切奇斯特。他的长相属于成熟型，说话也非常老练，给人留下与众不同的印象。他做事总是不慌不忙，且非常注重自己的穿着，是一位十足的绅士。在体育和学习方面，他只是比一般的同龄人好那么一点。据我观察，在哈罗公学，只有他是这样的。父亲来校看我时，常常带着我和他一起去国王大饭店吃午饭。他们俩看上去都是神情自若，这样可以使他们彼此之间平等地进行谈话。我总是兴奋地坐在一旁听着，时而笨拙地插话。尽管我是个顽劣的学生，我也很希望自己与父亲的关系平等融洽。

我和米耳班克计划一起进行一次冒险。根据学校的老规矩，在考试周，不愿意踢球的学生可以不踢球。但是最近几年，这一规矩没有被执行下去。我们援引学校以往惯例，宣称拒绝踢球，因为我们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学习。最终，班长狠狠地毒打了我们一顿。当然，我们控告了他，针对此事，学校进行了严肃的辩论。三四天的时间里，我们为未来的命运担忧，寝食难安。偏见使人们觉得我们无所事事，并没有因为学业过重而感到疲惫不堪。但是，经过讨论，学校允许我们在这一周里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行事。在我们勇敢的捍卫下，这一规定又延续了好几届。

米耳班克命中注定要参军的，而且他下定决心要加入第十轻骑兵团服役。为了避免考试，他的父亲主张他先参加民兵组织，尽管走这条路需要较长的时间。在我离开哈罗公学的前一年，他就离开学校了，并且于不久后当上了民兵副官。我们定期互通书信，还经常约定在假期里见面。在本书的后面部分，我还会提到他。他的一生注定要得到最高的军事荣誉。在南非战争中，为了营救手下的一名骑兵，伤势严重的他冒着生命危险跳进火海。为此，他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在残酷的苏维拉湾战役中，他一个人奋战到底，在加利波利半岛英勇献身。

我非常喜欢哈罗公学的校歌，和它比起来，其他的校园歌曲望尘莫及。以前，我们经常聚集在教室或者演说厅里一起演唱这些著名的校歌。我相信，哈罗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就是这些校歌。伊顿公学只有一首听起来还凑合的关于划船的校歌，不过，这首歌的歌词很蹩脚，节奏也完全不适合划船。那里从来没有我们这样的校歌。在哈罗公学时，我们经常有机会听到名人演说，题目都是关于历史或者科学的。迄今为止，我依然对这些讲座印象深刻。听权威人士讲故事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尤其是当他还有幻灯的时候，更无须多言。对我而言，这是最好的学习途径。只要我全神贯注地听他们的讲座，自己也就能做出水平相当的讲座。直到现在，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其中的5场讲座。鲍恩老师是第一个开讲座的老师。他是哈罗公学中最著名的老师，为我们创作了很多优美的校园歌曲。在他通俗易懂的讲述下，我们知道了振奋人心的滑铁卢战役。后来，他又为我们做了一场讲座，是关于色当战役⁽⁶⁾的。我非常欣赏这次讲座，直到几年之后，我才发现那次讲座是他原封不动地从胡珀的《色当》中搬抄下来的，而这本书是我的一位上校最喜欢的书籍之一。此后，英国探险家温博先生来到学校为我们做了一场有关攀登阿尔卑斯山的讲座。那次，他带来了很多登山的照片，照片上的导游和游客，他们紧贴绝壁，身后是悬崖深谷，使看照片的我们不由得心惊胆战。我还听过一场和蝴蝶怎样变幻体色保护自己有关的讲座：味道鲜美的蝴蝶把自己伪装成树叶或者树枝，以此保护自己；不够美味的蝴蝶有着鲜艳绚丽的体色，以便警告鸟类切勿吃它。但是，蝴蝶的演变经历了几百万年的漫长过程。动物们吃掉了那些进化极其缓慢的蝴蝶，使它们绝迹。现存的蝴蝶之所以能够活着，是因为它们有着绚丽的颜色或者独特的生存之道。后来，帕金先生做了和“帝国联盟”有关的讲座。通过他的讲述，我们了解了英国著名海军统帅纳尔逊的事迹。⁽⁷⁾他发出了“英国期望每个英国人今天各尽其职”的指令，这一指令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终究有一天，纳尔逊将军的话将在一群国家中产生作用，而不仅仅限于一支舰队。在有生之年，我们的确等到了这一天。在一次为庆祝大战胜利举行的大型庆功宴上，我遇到了老帕金先生，特意向他提起这次讲座。一年之后，他就去世了。

我很纳闷，学校为什么不经常举办这类讲座呢。其实，他们完全可按照每两周一次的频率举办这样的讲座，让男生根据自己能记住的内容写下自己的浅见。由此一来，老师很容易就能辨识哪些学生属于真正的差生，哪些学生学得又快又好。然后，可以让学得好的学生继续学习新的知识，从而使学生优劣分明。如果真的这么做了，哈罗公学就不会愚蠢地把我始终归类为差生，我自然能够生活得更加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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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赛·戈登：生于英国军人家庭，因任性被其父送至澳大利亚，尤长于风景抒情诗和骑马诗。

(2) 塞西斯·洛兹：南非政治家和金融家。

(3) 英国保守党的前身是1679年成立的托利党。

(4) 罗斯伯里（1847—1929）：英国自由党政治家，曾任内政部次官、外交大臣、首相。

(5) 1码等于0.9144米。

(6) 发生于1870年9月1日的普法战争时期，以普军俘虏了法皇拿破仑三世及其麾下的军队而结束，此次战争也成为决定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及其盟军胜利的一战。

(7) 1850年，纳尔逊在著名的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指挥得力，带领舰队战胜了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而他却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