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公学(1)
步入12岁那年，我的生活无处可逃地被“考试”的阴霾笼罩了。因为这些考试将决定我接下来的7年学生生活，不能不说是对我的一次重要考验。为什么我不喜欢的那些科目偏偏是主考官们最心爱的呢！主考官们偏爱数学和拉丁文，我却只喜爱诗歌、历史和写作。主考官们的意愿总是更加权威。非但如此，在面试的过程中，他们总是问我不知道的东西，我知道的，他们什么也不问。看起来，他们似乎在想方设法地揭露我的无知，我多么想展示自己的博学多才啊。正是因为这样的局面，导致最终只可能出现一种结果：我的每一场考试都以失败告终。
为了进入哈罗公学，我参加了极其严格的入学考试。校长威尔登博士慧眼识珠，更多地考察了我的综合能力，而并没有纠结于我的拉丁文作文。要知道，我在拉丁文考试中交了空白卷，因为试卷上的问题我一个都不会。首先，我在试卷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接着，我在试卷上写下了试题的编号“1”；最后，经过反复斟酌，我在“1”的外面加了一个括号，所以就成了（1）。除此以外，我什么也做不了。我瞪大眼睛，苦苦地煎熬了两个小时，直到当好心的监考老师把我的考卷收走。威尔登博士之所以断定我有资格进哈罗公学上学，正是因为他用心地考察了那些能够证明我学识水平的成绩。对于他的赏识，我只能以他有通过现象看到事物本质的能力来解释。我很崇敬他，因为他不像大多数教育工作者那样以卷面的分数来评判学生。
最终的结果是，我进了低年级最差的一个班。其实，这全都是因为我在全校名列倒数第三。不过，排在我后面的那两位同学只上了几天学，就因为疾病或者别的什么原因相继退学了。
和伊顿公学相比，哈罗公学点名的方式完全不同。在伊顿公学，男生们成群地站在一起，点到名时，必须把帽子举一下；在哈罗公学，男生们排成一行站在操场上，点到名时，学生顺次从老师面前走过。我有点厌恶地感觉到自己的位置非常卑贱，因为这种排列不断地提醒我这一事实。1887年，我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依然活跃在政界的最上层，尽管他刚刚从院领袖和财政大臣的职务上辞职。很多人聚集在学校的台阶上，当我走过时，他们总是无礼地说：“怎么？他居然是最后一名！”
我在学校的处境很尴尬，即便如此，我还是继续待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因为长期在差班里待着，和那些聪明的学生比起来，我反而获得了更多的优势。在老师眼里，我是一个只会学英语的笨学生，因此，我只需要牢牢记住一般英语句子的基本结构就行了。几年过去，和那些曾经因创作辛辣的希腊讽刺诗和优美的拉丁文诗歌而获奖、现在必须依靠普通的英语开拓事业或者工作的同学比起来，我获得了极大的优势。正是基于这一点，我很支持孩子们学习英语。首先，我会让所有的孩子都学习英语；然后，再让那些学有余力的孩子们学习拉丁语，为自己增添荣耀。当然，他们也可以学习希腊语，假如他们以此为享受。我的原则是，他们必须懂得英语。
我进入哈罗公学时正是炎热的夏季。我从未看过有游泳池比哈罗的游泳池更大，它看上去更像河湾，上面甚至还架着两座桥。我们常常聚集在游泳池里玩耍，一玩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一起游泳，游累了就坐在池边被晒得滚烫的沥青地上，一边晒太阳一边吃白面包。当然，我们总是嬉戏打闹，有时会偷偷地走到光溜溜的朋友旁边或者对头的背后，猛地把他推到泳池里。这一切简直太好玩了，我常常与比我小或者与我年纪相仿的男生开这种玩笑。在刚进入哈罗公学头一个月的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裹着浴巾呆呆地坐在泳池边，便决定和他开个玩笑。我悄无声息地走到他身后，趁他不备，一把把他推入泳池里。当然，我没有忘记抓住他的浴巾，以免它被浸湿。我惊讶地看见，一张愤怒的脸从泳池里冒出来。他迅速游到岸边，像风一样向我跑过来。显而易见，他力气比我大得多。我拔腿就逃，但是，很快就被气急败坏的他给抓住了。他猛地把我推进深水区。我游到泳池的另一边爬上来，这时，一群比我小的男生围着我生气地说：“你完蛋了，你知道你刚才做了些什么吗？他是六年级的室长，叫埃默里，不仅得过足球徽章，还得过体操冠军。”他们把他的众多荣誉头衔一一列举出来，纷纷指责我自讨苦吃。我觉得自己犯了弥天大错，不禁吓得浑身抽搐。他个子那么矮小，还裹着浴巾，我哪里能认出来他是谁呢！我心惊胆战地向这位大人物走去，哆哆嗦嗦地说：“很抱歉，你这么矮，我还以为你是四年级的。”他对我的话无动于衷，我这才回过神来，赶紧补充了一句：“我父亲也很矮，但是和你一样是个大人物。”听到这句话，他不由得哈哈大笑，警告我以后要小心，又轻描淡写地说我脸皮厚。就这样，这件事情了结了。
接下来，我很幸运地多次看到他。不过，再见面时的3岁之差的表现已经不像在学校里那么明显了。后来，我们全都在内阁工作，共事多年。
在学习方面，我始终滞留在最低年级的水平，然而我却能在校长的监视下把麦考利(2)的1200行的史诗《古罗马之歌》流利地背诵下来。为此，我还获得了全校的优胜奖。这不是很奇怪吗？我总是徘徊在学校的最低年级里，却又非常顺利地通过了军队的征兵考试。很多名次远远领先于我的人都没有通过，所以，我这次的考试结果显得那么出人意料，或者说是不可思议。其实，我只是运气好而已——在考试中，有一道题目要求考生凭借记忆绘制一张某个国家的地图。在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我把地球仪上所有国家的名字都写在纸条上，然后放在帽子里开始抽签决定记忆哪个国家，最终从其中抽出了“新西兰”。于是，我不再关心其他任何国家，而是竭尽全力地把新西兰的地理状况熟记在心。简直难以想象，第二天打开考卷，我看到的第一道题目就是：“绘制新西兰地图。”
从此，我开始了漫长的军旅生涯。谁能想到，这个选择完全是因为我曾经狂热地收集玩具士兵。我有很多玩具士兵，大概有1500个吧。我把它们组织得像一个英国步兵师，而且还下辖一个骑兵旅，我的弟弟杰克则成为了“敌军”的统领。不过，我们制定了非常重要的条约，限定他绝对不许发展炮兵。而我则拥有18门野战炮和几个交通咽喉，除了缺少一些运输工具，后勤保障得力。父亲的一个朋友亨利·德拉蒙德·沃尔福爵士非常欣赏我的排兵布阵，他也注意到了我没有运输工具，于是出钱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有一天，我们的父亲检阅了我们的“部队”。为了迎接这次检阅，所有“部队”都整装待发。父亲的目光非常敏锐，有着震慑人心的威力。在整整20分钟的时间里，他一直都在研究“部队”的阵容。最终，他问我想不想成为一名军人。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想。”其实，当时我只是无限向往统领一支部队的威风。如今，我梦想成真了。
多年来，我想是因为父亲凭借他非凡的阅历和敏锐的观察力认为我是军事天才，才那样问的。直到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当时只是断定我不够聪慧，不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无论如何，我都不可否认，是玩具士兵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从那一刻开始，考入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3)就成了我未曾改变的远大志向。在此之后，我一直致力于学习和掌握军事领域的各项技能。至于其他的事情，我只能靠自己去不断地学习和探索。
在哈罗公学学习的将近4年半里，我有3年的时间都在军事班学习。如果没有那次初考，我是进不了这个班的。这个班的男生有大有小，都来自学校的中高年级。他们都想考进伍尔奇军校或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我们班几乎都是五年级的学生，因为我们班的学生无须按照学校的规定一年升一级。不过，我一直是班里的倒数几名，所以一直没有升级。实际上，我一直没有走出低年级。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像我一样可供大家指使的低年级学生，时间长了，大家都称呼我“三年老生”，他们再也不用自己动手了。很快，我得到了生平第一个职务——供高年级同学使唤的低年级学生的领头者。我之所以得此殊荣，完全是因为我比同级的其他男生大。我负责保管那些听凭调遣的学生的花名册，帮他们排出值班表，安排值班的内容，然后抄送各个宿舍，给各班的班长、板球及足球冠军等精英分子过目。在供职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基本本着听天由命的原则工作。
在此期间，我发现了翻译拉丁语的捷径。和其他男生比起来，我查字典一直都很吃力。我不太会用字典，虽然很容易就能找到相应的开头字，却总是像查电话号码簿一样翻来翻去，上下查音。往往，我会发现所在的页面与要找的单词差三四页。为此，我和六年级的一个聪明的男生结成了同盟，他读起拉丁文来就和读英语一样毫不费力。对他而言，恺撒、贺拉斯、奥维德、维吉尔，甚至连马提雅尔的警句都很容易。通常，我要花费1—1.5个小时才能完成翻译10—15行警句的拉丁文作业，且常常是错的，而我的朋友却能在短短的5分钟时间里一句一句地解释给我听，因为有了这些解释，我便牢牢地记住了那些词语和句子。对于我的朋友而言，最头疼的事是写英语作文。他惧怕此事的程度和我惧怕拉丁语警句翻译不相上下。最终，我们达成协议，我为他写英语文章，他讲解拉丁语翻译给我听。这一安排简直太妙了。此后，每个星期，我都要为这位六年级的朋友写一篇英语文章。这样做的好处是，每天早晨，我都有了更多的时间自由支配，因为拉丁文老师好像对我的作业非常满意。正如此刻我让秘书听写整理这本书一样，我一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边把脑海中构思好的作文念给他听。我的朋友坐在角落里，把我的话一字不漏地写下来。我们天衣无缝地合作了几个月，但是，我们有一次差点被揭穿。我帮他写的一篇英语作文得到了老师的一致好评，被“举荐”给校长。校长把他叫过去，当面表扬他，并且兴致勃勃地与他讨论起这篇文章。威尔登博士说：“我对你的论点非常感兴趣，想与你做更深一步的探讨。那么，你可以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吗？”博士滔滔不绝地说着，我的朋友心惊胆战的，一句话都不敢说。显然，博士不想把这一次表扬变成挑剔与苛责，于是说：“看起来，你的口头表达不如笔头表达啊。”说完之后，博士让他走了。回来之后，他看起来就像刚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一样。发生这件事之后，我为他写作文小心翼翼，只写不起眼的文章。
威尔登博士非常关心我。得知我的古典语言学得很差之后，他决心亲自辅导我。他的日常工作非常忙，但是，他每个星期都于晚祷前对我进行三次单独辅导，每次一刻钟。通常，校长只辅导班长和学校里的秀才们，为此，我受宠若惊，无比自豪。然而，辅导的过程对我而言却是一种磨难。学过拉丁语的读者都知道，刚刚入门就要开始学独立离格及其毫不起眼的替代形式，我总喜欢用Quum作为Quum过去完成式虚拟语气。这样写能够避免很多易犯的错误，但是有点长，无法达到拉丁语简洁和精练的要求。独立离格的词尾用得是否正确至关重要，然而，我常常弄不明白独立离格最后是e、i、is还是ibus结尾。一旦看到有人用错一个字母，威尔登博士的脸上就会露出非常痛苦的表情。若干年后，在内阁讨论会上，当我偶尔引用我仅有的几句拉丁语时，阿斯奎斯先生(4)的脸上也会露出同样的表情，仿佛我的拉丁文绝不仅仅令人烦恼，而且使人心痛。但是，首相们的权力远远没有校长的权力大，所以，每当威尔登博士好心地单独辅导我时，那一刻钟简直就是一种煎熬，使我无限紧张。将近一个学期，博士都在耐心地辅导我。最终，他因为不见成效而放弃了对我的辅导，这令我感到非常轻松。
在这里，我来谈谈对拉丁语的一些看法。当然，这些看法也同样适合于希腊语。在诸如英语这样的实用语言里，很多重要词汇都是由一些小单词联系起来的，但是，思维僵硬的古罗马人对这种连接方式不满意，因为他们觉得这种方法松散而且又蹩脚。他们觉得只有根据不同的条件以某种烦琐的规则才能使一个词与相邻的词产生互动。无疑，和英语比较起来，这种方法看起来与众不同，听上去不同凡响。如此一来，拉丁文句子组织起来之后就像一台装配完美的机器，每一个短语都内涵丰富。就算你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这种方法，也难免觉得造句不仅烦琐，而且使人劳累。不可否认的是，罗马人和希腊人确实轻松地凭借这种造句方法享受到了死后的美名：他们是文学领域和思想领域中的先锋，当他们从生活、战争、爱情、命运或行为方式中发现某些显而易见的结论时，就用他们的语言把这些思想编成警句和口号；他们始终拥有这些警句的专利权，从而使自己流芳百世，因为他们的语言与这种目的完全契合。这些都是我晚年领悟到的，上学时根本无从得知。
早在上学时，我就曾经质疑是否应该把古典语言当做我们教育体制中的主体。他们告诉我说格莱斯顿完全是为了消遣而阅读《荷马史诗》的，我觉得他是在折磨自己；他们还说读荷马著作将使我的后半生更加幸福快乐，等等。当他们察觉到我的态度充满怀疑时，又说古典语言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英语阅读的水平，因为英语里有很多词都是从希腊语和拉丁语演变来的。假如知道这些单词来自哪里，用起来当然更加得心应手。我现在根本不相信这些说辞，然而，我当时勉强承认了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实用价值。如今，外国人和苏格兰人统一起来，把这些拉丁词读得和英语相差甚远，他们把audience读成owdience，把civil读成keyweel假如按照他们的发音，我所喜欢的一些格言简直滑稽透顶，我觉得，那些散布这些丑陋发音的人理应受到惩罚。在后面和印度有关的几章里，另外一种黑白颠倒、卖弄学问的现象依然会呈现在我们眼前。
在我很小的时候，人人都说Punjaub，pundit，Umbala，而且也这样写。但是，后来有个学者说：“你们必须正确地拼写，不能胡乱写！”如今，英国人都写Panjab（旁遮普），pandit（梵学家）soandso，troublesat Ambala（安巴拉的麻烦）or Amritsar（阿姆利则）(5)。听到这种稀奇古怪的说法时，印度人不由得瞠目结舌。假如说那是一种渊博的学问，那么这就是印度人对它的唯一反应。我总是一丝不苟地、认真地拼写。至于对《祈祷书》中祷词的变更、《圣经》的修订，特别是对《婚礼书》祷词的变动，我简直忍无可忍。
————————————————————
(1) 2013年，本章被编入人教版语文课本七年级上册第八课。
(2) 麦考利（1800—1859）：英国著名的政治家、历史学家，著有《古罗马之歌》《英国史》等。
(3) 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英国培养初级军官的一所重点院校，也是世界训练陆军军官的老牌和名牌院校之一，与美国西点军校、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以及法国的圣西尔军校并称世界“四大军校”。
(4) 阿斯奎斯：（1852—1928），英国政治家，自由党领袖。曾任内政大臣及财政大臣，1908年至1916年出任英国首相。
(5) 旁遮普、安巴拉、阿姆利则：都是印度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