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的巨大成功

事实上，在 1780 年代，一些出版商和音乐经理人就开始试图邀请海顿访问伦敦，但当时他并没有机会放下埃斯特哈奇家族的工作。直到 1790 年尼古拉斯亲王（Prince Nikolaus，1714-1790）去世，他的继任者安塔尔亲王（Prince Anton，又名 Antal，1738-1794）对音乐没有太大兴趣，所以也没有给海顿布置太多的工作任务，海顿因此变得更加独立于埃斯特哈奇家族，也开始有更多闲暇的时间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外界知道大师最近比较闲之后，纷纷来联系他。有的想挖墙脚，让他去自己门下工作，比如那不勒斯国王；有的想向他委约新的作品，比如一位伦敦的小提琴家、出版商和音乐经理人约翰·彼得·所罗门（Johann Peter Salomon，1745-1815）。财大气粗的所罗门一口气向海顿委约了六首新交响曲外加二十首小型作品，并且许诺给海顿一个规模更大的交响乐团供他演奏这些作品。此外，所罗门还邀请海顿亲自到伦敦去指挥自己这些新作品的演出。海顿觉得自己在奥地利呆得够久了，想出去透口气，同时，所罗门能提供的更大规模的乐团也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海顿最终接受了所罗门的邀请，出访伦敦，并且按合同的约定，为伦敦的听众创作新的作品。

海顿在伦敦的档期安排得很满，不仅要创作大量新作品，还要作为指挥参加音乐会演出。这些音乐会的成功，让海顿的伦敦之行收入颇丰。有数据显示，海顿伦敦之行的总收入相当于今天的 98 万美元——也不知道当年那个在街边小乐队糊口的少年，有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国际巨星。当然，海顿能取得这些成功，很大程度上还是得益于音乐演出的商业化和市场化。

在 1791 年到 1795 年之间，海顿一共到访伦敦两次，每次大概都呆了一年半的时间。在伦敦，海顿一共创作了 768 页的音乐，其中包括 12 部交响曲，编号从 93 号到 104 号。这些交响曲被统称为「伦敦交响曲」。也因为这些杰出的作品来自于所罗门的委约，所以也有人称它们为「所罗门交响曲」。这些交响曲中，包括了海顿最出名的一些作品，比如第 94 号「惊愕」、第 96 号「奇迹」、第 100 号「军队」、第 101 号「时钟」、第 103 号「鼓声」以及最著名的第 104 号「伦敦」。如果我们把海顿在伦敦创作的晚期交响曲和他早期的交响曲做一个听觉上的比较，不难发现，较之于早期作品，这些晚期作品明显更加交响化，在配器效果上也更加宏大。这种交响乐审美趣味上的变化，也直接影响了后世作曲家的交响乐创作。短短十几年内，交响曲的编制和规模的扩大化就成为了一种常态。其实这一方面的发展，仍然是得益于音乐生活的市场化和商业化。

当音乐演出变得更加面向大众的时候，这个新兴的市场提供了比皇家贵族更好的条件供作曲家来施展才华，让他们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所以，最终形成了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