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
第一章
我们夹杂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重新穿过加布里埃尔林荫道。我把外祖母安顿在一张长凳上，然后去找出租马车。我向来习惯于把自己放到她的心间，识别谁是最微不足道的人，可现在她向我关闭了心扉，她已成为外部世界的一部分，我对她身体的想法，我内心的忧愁，我也许可以向随便那个行人倾诉，而对她却只能缄口不提。同她谈这些，还不如同一个陌生人谈更有信心。刚才，她把我童年起就一直向她倾吐的思想和忧愁统统还给我了。她还没有死。可我已经形单影只，茕茕孑立。就连她从前对盖尔芒特家族，对莫里哀，对我们关于小圈子的谈话所做的讽喻，如今也变得无依无据，无原无因，荒诞不已。因为做这些讽喻的人明天就可能不再存在，它们对她已失去意义，外祖母不久就要故去，而死人是不可能构想讽喻的。
“先生，我不是说不行，可您事先没同我约好，您没拿号。再说，今天不门诊。您想必有您的医生吧。我不能越俎代庖，除非他让我和他一起去会诊，这是医德问题……”
就在我招呼一辆出租马车的时候，我碰见了著名的E教授。他可以算作我父亲和外祖父的一个朋友。不管怎么说，他同他们有来往。他就住在加布里埃尔大街上。我灵机一动，在他跨进家门的一刻把他叫住了，心想他也许能给外祖母出些好主意。可他象有急事缠身，从信箱里取出信后，就想把我打发走。我只好跟他一起登上电梯，这才同他说上话。他请求我让他按电钮。这是他的怪毛病。
“可是，先生，我不要求您接待我外祖母，您听我说完就明白了，她现在感觉很不好。相反，我想请您半小时后上我家里去一趟，那时她就到家了。”
“上您家去？先生，这绝对不可能。晚上我要到贸易部长家吃饭，在这之前我还要去会一个人，我马上就得去换衣服。更糟的是，我的晚礼服挂了个口子，另一件又没有饰钮孔，不能佩戴饰物。对不起，让我来按电梯开关，您不会，事事都得小心。那个饰钮孔又要耽搁我一些时间。好吧，出于对您家里人的友谊，如果您外祖母能马上来，我可以接待她。不过，我先得同您说清楚，我只能给她一刻钟。”
我连电梯都没有出，就下去接外祖母了。E教授不信任地看看我，亲自开动电梯让我下去。
人们常说，死亡的日期是不确知的，但是，这种说法实际上已把死亡的时间确定在一个朦胧而遥远的范围内，不以为它同已开始的一天有着某种联系，甚至我们会在这个每小时都有了安排的非常确定的下午死去，或者死亡就要第一次部分地占有我们，从此对我们穷追不舍。你坚持散步，期待一个月后会有令人满意的气色。你踌躇不定，不知道该穿哪件大衣，该叫哪辆出租马车。你上了马车，你面前的这一天是完整的，短暂的，因为你想按时赶回来会一个女友。你希望明天也是个晴天。殊不知死亡正在你的另一个平面上，在冥冥的黑暗中缓缓行进，恰好选择了这一天，就在几分钟后你的马车到达香榭丽舍大街的那一刻粉墨登场。也许，那些日夜惧怕死亡突然降临的人，会发现这一类死亡或与死亡的初次接触并不十分可怕，因为它们具有人所熟悉的、亲切和习以为常的外表。死前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午餐，饭后和健康人一样出门游玩。乘坐敞着车篷的马车回家，途中死亡对你首次袭击。尽管外祖母病得很重，也总会有几个人说，在六点钟看见我们从香榭丽舍大街回家，还同外祖母打了招呼，马车敞着车篷，天气很好。勒格朗丹朝协和广场走去，神色惊异地停住脚，向我们脱帽行礼。我仍然是现实世界中的人，我问外祖母要不要还礼，提醒她勒格朗丹心胸狭窄，斤斤计较别人的态度。外祖母可能觉得我有点轻率，抬了抬手，仿佛在说：“这有什么意思？无关紧要。”
是的，也许会有人说，就在刚才我去找出租马车的时候，外祖母还坐在加布里埃尔林荫道的一张长凳上，不多久乘坐一辆敞篷马车回家了。果真如此吗？凳子不费劲儿就能呆在大街上，虽说也受到平衡力的约束。可是，人要能坐稳，哪怕是靠在长凳和马车上，是要用力气的。平时我们感觉不到这股力，正如感觉不到大气压一样，因为大气压作用于各个方向。如果把我们抽成真空，让我们承受空气的压力，在死亡的一刹那间，也许我们能感觉到可怕的、不可抵消的重压。同样，当疾病和死亡向我们张开深不见底的洞口，世界和身体气势汹汹地向我们压来，我们却无计可施、难以招架的时候，更忍受住身体肌肉的折磨和深入骨髓的战栗，或使我们保持在平时看来仅仅反映了事物消极面的静止的状态，让头挺直，目光安详，那都要我们拼出全部力量，进行一场鏖战。
勒格朗丹神色惊异地凝视我们，是因为他和其他过路人一样，认为我外祖母坐在马车上，却在向深渊滑去。外祖母拼力抓住坐垫，竭力使身躯不下沉。她头发蓬乱，目光茫然，行人鱼贯而过，但她的瞳孔却映不出任何图像。她坐在我身边，却似已经沉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刚才，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我已经目睹她遭受到那个世界的袭击，依然能看到痕迹：她的帽子，她的脸，她的大衣，被一个看不见的天神弄得乱七八糟，她同天神进行了搏斗。
从那一刻起，我就意识到，外祖母对天神的袭击不完全感到意外，甚至早有预感，默默地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当然，她不知道命中注定的时刻何时来临，心中无数，疑虑重重，犹如多疑的情夫，对情妇的忠诚时而寄予不切实际的希望，时而又疑神疑鬼，心神不宁。但是，那些致命的疾病，例如刚才使我外祖母脸部痉挛的疾病，一般都要在病人身上停留很久，慢慢地把病人引向死亡。它们象“随和”的邻居或房客，很快就会向病人作自我介绍。一个人知道自己有病是可怕的，倒不是因为病会带来痛苦，而是因为它会给生活带来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限制。我们不是在死的时候，而是在几个月前，甚至在几年前，在可憎的死神进驻我们的身体之时起，就感觉到我们要死了。病人与陌生的死神相识，听见它在大脑中走来走去。虽然不知道陌生人的模样，从它来回走动的声音，也能推断出它的习惯。它是来干坏事的吗？某天早晨，它悄悄地走了。啊！要是它永远不再回来该多好！晚间，它又回来了。它来干什么？病人向医生提出疑问。医生象一个得宠的情妇，用不能自圆其说的誓言作回答。应该说，医生扮演的角色不是情妇，而是一个受审的仆人。仆人仅仅是第三者，情妇却是生活。我们诘问她，怀疑她对我们不忠，虽然觉得她变了心，但仍然相信她，疑惑不决，直到她把我们彻底遗弃。
我扶着外祖母走进E教授的电梯。E教授立即前来相
迎，把我们带进他的诊所。他说有急事缠身，但只要一进诊所，脸上那股傲气就荡然无存，因为习惯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他只要和病人在一起，就变得和蔼可亲，甚至谈笑风生。他知道我外祖母很有文学修养，也自认为颇有学问，就开始朗诵他自编的诗，歌颂灿烂的夏日。他朗诵了两、三分钟。他把外祖母安顿在安乐椅上，自己坐在背光处，以便很好地进行观察。他检查得很仔细，我只好出去转一圈儿。他继续检查，尽管他事先说定的一刻钟就要到了，但他又一次给我外祖母吟诗，甚至还风趣地说了几句笑话。若是在平时，我会很高兴听他说笑话的。但是大夫诙谐的语气使我悬着的一颗心完全放下来了。我想起多年前，参议院主席法利埃先生也发过一次病，却是一场虚惊。三天后他不仅恢复了工作，而且还准备在不久的将来竞选共和国总统。他的对手空喜欢了一场。我正想着法利埃先生的先例，联系到外祖母的病情，感到信心百倍，忽然，E教授在结束一句笑话时发出的爽朗的笑声把我从沉思中惊醒，这使我更确信外祖母很快就会恢复健康。笑罢，E教授掏出怀表看了看，耽搁了五分钟，于是焦躁地皱皱眉，一边同我们道再见一边摇铃，叫仆人快给他拿晚礼服。我让外祖母先走一步，回来又关上门，向教授询问真情。
“您外祖母没救了，”他对我说，“刚才的发作是尿毒症引起的。尿毒症倒不一定致命，但她的病我认为没有希望了。但愿我诊断错了。再说，戈达尔大夫医术高明，他会悉心治疗的，对不起，”他看见女仆手臂上搭着他的晚礼服走进来，便对我说，“您知道，我要到贸易部长家去吃晚饭，在这之前还要去拜访一个人。啊！生活不象您这个年龄的人所想象的那样尽是快乐。”
他亲切地同我握手道别。我重新关上门。一个仆人给我们——我和外祖母——带路。在候客厅里，我们听到雷霆般的斥骂声。原来是女仆忘记在礼服上开饰钮孔了，又要耽误十分钟。在楼梯平台上，我默默地注视着我那不久于世的外祖母，耳朵里不停地传来教授的吼声。谁都是孤独的。我们继续乘车回家去。
夕阳西斜。马车驶抵我们居住的街道之前，先要经过一段绵绵长墙。夕阳照得长墙一片通红。马车的投影清晰地呈现在火墙上，犹如一辆柩车行驶在庞培①的红土上，我们终于到家了。进入门厅后，我把外祖母安顿在楼梯旁的一张长沙发上，上楼禀报母亲。我对母亲说，外祖母回来了，她在路上晕了一次，感到不大舒服。我的话还没说完，母亲脸上就露出了极度的绝望。这是一种听天由命的绝望。我忽然明白，绝望已在她心里隐藏多年，就等着最终一天喷发。她什么也没问。正如居心不良的人喜欢夸大别人的痛苦，我母亲出于对外祖母的深情，不愿承认她的母亲得了重病，更不愿承认她的病可能危及智力。妈妈浑身哆嗦，脸在无泪地哭泣。她忙去找人喊医生。弗朗索瓦丝问她谁病了，她声音哽在喉咙口出不来。她和我一起奔下楼，抹去了脸上悲痛的皱纹。外祖母在楼下门厅内的长沙发上等我们。听到我们的声音，她站起来，高兴地向我妈妈挥挥手。我在上楼前，用一条饰有花边的纱巾包住了外祖母的头，只让半边脸露在外面，对她说怕她坐在楼梯口会着凉。其实，我是不想让母亲过多地看到外祖母扭曲的脸和歪斜的嘴。我的谨慎是多余的。母亲走到外祖母身边，象吻上帝那样吻了吻她的手，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她扶上楼梯，生怕会弄痛外祖母。小心之中还夹杂着谦卑，仿佛外祖母是她见到的最珍贵的物品，连碰一碰的资格都没有。但她没抬一次头，也没有看一眼病人的脸。也许，她怕病人想到自己的样子可能使女儿不安而心里难过；或是怕自己看了会感到痛苦；或是出于尊敬，因为她认为，看见尊敬的人脸上出现呆傻现象是大逆不道；或是想在日后把她母亲真实的、智慧和善良的脸完美无缺地留在记忆中。就这样，我们肩并肩地上了楼，外祖母的脸一半遮着纱巾，母亲始终把头别向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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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庞培是意大利古城。公元79年8月被维苏威火山喷发所湮没。
在这期间，有一个人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外祖母那变了模样的、她女儿不敢正视的脸，目光流露出惊讶和不祥，使人感到很不谨慎。这个人就是弗朗索瓦丝。倒不是她不真心爱外祖母（她看见妈妈表情冷漠，甚至很失望，有点忿忿不平，认为妈妈应该哭着扑向母亲怀里），而是生来就爱作最坏的预想。她从童年起就具有两个特点，二者貌似互相排斥，然而一旦汇合起来，就会威力无比：一是下层人的缺乏教养，看到别人肉体受苦受难，本应装作没有看见，但却毫不掩饰地让自己的印象，甚至让痛苦和恐惧显现在脸上；二是乡下人的麻木不仁和冷酷无情，没有机会拧鸡脖子，也要扯蜻蜓的翅膀过过瘾，看到别人肉体受苦居然会感兴趣，也不觉得难为情。
弗朗索瓦丝小心翼翼地服侍我外祖母上床。外祖母躺下后，感觉说话方便多了，可能尿毒症只导致了一根血管的轻度撕裂或阻塞。她想履行诺言，帮助妈妈度过她所面临的最残酷的时刻。
“嘿！我的女儿，”她对妈妈说，一只手握住妈妈的手，另一只手仍然捂在嘴上，因为有些字她在发音时仍感到有点费劲，用手捂着嘴可以掩饰过去。“瞧你多么怜爱你母亲，你当消化不良就那么舒服！”
我母亲这才第一次——因为她不愿意看其他部分——把深情的目光移到外祖母的眼睛上，开始背诵不能兑现的誓言：
“妈妈，你很快就会好的，是你的女儿在向你作保证。”
她走过去，谦卑而虔诚地在亲人额头上吻了吻，她把满腔的爱和盼母病愈的愿望全都寄托在这个吻上，用她的思想和整颗心把这个吻一直护送到她的唇边。
外祖母抱怨压在左腿上的被子太重，好象压着一层泥沙石土一样。她想把被子掀开，却无论如何也掀不动。她不知道这是她本身的原因，因此，她每天都不公正地埋怨弗朗索瓦丝没把床“收拾”好。她一阵痉挛，把那些细羊毛毯那浪花四溅的波涛全部抛到左腿那一边。毛毯在那里堆积成山，就象沙子在海湾上堆成沙丘，如果没有筑堤坝，海湾很快就会被潮水挟带来的砂砾变成海滩。
我和母亲甚至不愿意说我外祖母病得很重（我们的谎言事先就被洞察入微，又不善掩饰的弗朗索瓦丝戳穿了），好象这样说，会使仇者痛快（何况她没有仇人），而不这样说，就意味着对她有更深厚的感情。总之，我们此时此刻完全受一种本能的情感支配，正是在这种情感的驱使下，我认为，安德烈对阿尔贝蒂娜爱得不是很深，因为她对她表示出过分的同情。这一类现象屡见不鲜，俯拾皆是，不仅个人会有，大家都会有，甚至大的战争也会有。在战争中，不爱国的人不见得说祖国的坏话，但认为它完了，可怜它，看什么都漆黑一团。
弗朗索瓦丝帮了我们大忙。她有熬夜的本领，能干最苦最累的活儿。有时候，她一连好几夜未合眼，可是她刚上床，才睡了一刻钟，我们不得不又把她喊起来，但她却为能干累活而感到高兴，仿佛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活儿似的，她脸上不仅没有一点不悦，反而露出满意和谦卑。不过，只要做弥撒，也就是吃早饭的时刻一到，弗朗索瓦丝就会悄悄溜走，哪怕我外祖母就要咽气，她也要准时赶去做她的“弥撒”。她不可能，也不愿意让她年轻的听差代替她。她从贡布雷带来了一个极其高尚的观念，仆人要对我们各尽其职，她不能容忍我们的仆人有任何“失职”的行为。她不愧为一个非常高尚、非常专横、非常有效的女教师，在她的调理下，到我们家来做事的仆人不管多么堕落，也会很快改变他们的人生观，变得纯洁高尚起来，甚至不再拿“五厘回扣”①，看见我手里提着东西，即使份量很轻，也会立即跑来把东西接过去——尽管他们从前极不乐意帮助人——生怕把我累坏。不过，弗朗索瓦丝在贡布雷养成了另一个习惯，做事从不让别人帮忙，她把这个习惯带到了巴黎。她觉得接受别人帮助，好比是接受一种侮辱。有时候有的仆人一连几个星期早晨起来向她问候，总得不到她的回礼，仆人去度假时，她甚至连一声再见都不说，仆人猜不出是什么原委，其实，就因为弗朗索瓦丝有一天身体不爽，他们想帮她干活而把她得罪了。现在我外祖母身患重病，弗朗索瓦丝更把她的工作看作神圣不可侵犯。她是我外祖母的专职佣人，在这庄严的日子里，她不愿意看到别人越俎代庖，篡夺她的角色。因此，她那位年轻的听差被她撇在一旁，无事可做，他对仿效维克多在我书房里拿我的信纸已感到不满足，开始从我的书橱里取走诗集。白天大部分时间他都用来读诗。无疑，他这样做是出于对诗人的赞赏，但也是为了在业余时间给同村好友写信时，能引用诗人的诗句。当然，他想用这一招使他的朋友们目眩神迷。可是他想问题缺乏连贯性，他认为这些诗是在我的书橱里找到的，一定是家喻户晓，人人都会引用，因此，当他给他的乡亲写信时，他想让他们大吃一惊，他在谈自己的想法时，夹几句拉马丁的诗，就象在说“走着瞧吧”，或“您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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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商人付给代主人采购物品的仆人们的佣金。
外祖母感到疼痛难忍，医生准许她用吗啡。使用吗啡后疼痛虽然减轻了，但不幸的是，尿中蛋白含量相应增加。我们想打击在外祖母身上定居的疾病，但却总是打错地方；挨打的总是外祖母，以及居于中间的她那可怜的身体，可她只是轻轻呻吟。我们给她造成了痛苦，却不能给她带来任何好处。我们本想根除凶恶的疾病，却不料只是轻轻触了触它的皮毛，这样反而更把它激怒，说不定它会提前把它的女俘吞掉。前几天，尿中蛋白含量剧增，戈达尔大夫沉吟片刻，决定不用吗啡。这个普通而平凡的人，每当他沉思的时候，在他权衡两个处方各有哪些害处，直到最后作出决定的短暂时刻中，总表现出一种大将风度，就象一个一生碌碌无为的将军，在祖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候，当他沉吟片刻，作出从军事上看极为明智的“与东方对峙”的决定时，闪烁着一种动人心魄的精神。从医学上讲，哪怕没有希望治好尿毒症，也不应该加重肾的负担。但另一方面，当外祖母不用吗啡时，她的疼痛却变得无法忍受。她又开始不停地动，每动一下都要发出呻吟：在很大程度上，痛苦是肌体的一种需要，肌体需要了解一种它所担心的新状态，使感觉与之相适应。人们可以从不舒服中辨到痛苦的来源。不舒服的感觉并非人人皆有。在一个充满浓烈烟味的房间里，两个感觉迟钝的人走进来，只管忙他们的事；第三个人感觉灵敏，就会不停地受到烟味的侵扰。他心神不定，坐立不安，不断用鼻子嗅这烟味。他似乎应该想办法不闻到味道，可每次都想使他受到侵扰的嗅觉闻得更准确。因此我们可以说，一种牵肠挂肚的忧虑可以使人忍受住剧烈的牙痛。当外祖母象这样疼痛时，她那淡紫色的额头上大汗淋漓，粘住了一绺绺白发；当她以为我们不在她房里时，她就会大声呻吟：“啊！这太可怕了！”可是，只要一看见我母亲，她就立即竭尽全力使痛苦从她脸上消失，或者干脆重复同样的呻吟，还要作一番解释，这补加的解释赋予我母亲可能听到的呻吟以新的含义：
“啊！我的女儿，这太可怕了，天气那么好，我多想出去走走，可我却不得不躺在床上，我对您的禁令很生气，眼泪都给气出来了。”
但是，她却不能阻止她的眼神发出呻吟，额头冒出汗水，四肢痉挛惊跳，虽然痉挛立即控制住了。
“我不疼，我哼哼是因为我躺着不舒服，我感到头发乱七八糟的，我有点恶心，我碰到墙上了。”
我母亲守在床头，凝视着外祖母的痛苦，仿佛象这样用目光穿透这痛苦的额头和这隐藏着疾病的身躯，就可以击中并消除外祖母的痛苦。我母亲说：
“不，亲爱的妈妈，我们决不让你象这样痛苦，我们要想个办法，你耐心等一等。我可以亲你一下吗？你不用动的。”
她俯下身子，双腿弯曲，半蹲着，仿佛这种谦卑姿势更能使她炽烈的献身愿望得到满足，她把包容着她全部生命的脸凑近外祖母，就象在递给她一个圣体盒。这张脸刻着酒窝和皱纹，犹如刻在圣体盒上的浮雕，多么深情，多么悲痛，多么温柔，说不清楚这是用亲吻，还是用啜泣或微笑的刻刀刻成的。外祖母也尽量把脸递给妈妈。她的脸变化极大，如果她有力气出门，毫无疑问，人们只能根据她帽子的羽毛认出是她。她的面部轮廓似乎正在塑造中，她努力避开其他模子，按照一个我们不认识的模子塑造自己。雕塑家的工作已接近尾声，脸变小了，同样也变硬了。脸上的经脉看上去不象是大理石的，却象是一块凹凸不平的石头上的纹理。因为呼吸困难，她的头总是向前倾，但同时又因为太累，背总是往后缩。这张凹凸不平的、变小了的、极富表情的脸孔，使人想起一尊史前雕像，活象野蛮的女看墓人的脸孔，粗糙，淡紫色，红棕色，充满着绝望。但是整个雕像尚未完竣。接着必须把它敲碎，然后把它葬入这个用痛苦的挛缩费力地保留下来的坟墓中。
我外祖母不停地咳嗽和打喷嚏。在这样一个俗话说走投无路的时刻，我们接受了一个亲戚的建议，请来了某专家。这个亲戚断言，请某专家看病，三天保好。上流社会人士谈到他们的医生时，总说这句话，而人们相信他们的话，就象弗朗索瓦丝相信报上的广告一样。某专家来了，带来了那只装满感冒病毒的药箱，就象厄俄尔①带着他的牛皮口袋一样。外祖母坚决不让医生检查。医生白来了一趟，我们很过意不去。因此，当他提出要给我们每个人检查鼻子时，我们没有拒绝，尽管我们的鼻子一点毛病也没有。可他说我们有病，说偏头痛或肠绞痛，心脏病或糖尿病，无一不是一种尚未被认识的鼻子病。他对我们每个人都重复同一句话：“这是一个小鼻甲，每次看见它，我都很高兴。还留着它干什么？我用点状烧灼术给您把它去掉。”当然，我们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但我们心里嘀咕：“去掉什么呢？”总之，我们的鼻子都有毛病；但是他搞错了，当时我们的鼻子并没有毛病。因为第二天，他的检查和临时包敷生了效，我们都得了他的重伤风。当他在街上遇见我父亲时，见他不停地咳嗽，就笑了，心想一个无知无识的人也许会以为是他给看病看出来的哩，其实他给我们检查时，我们就已经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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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希腊神话中的风神。住在一个岛上。据说他有六个儿子和六个女儿，代表十二个风，都装在一只牛皮口袋里。
外祖母病危使各种人有了向我们表示同情的机会，不管是过分的，还是不足的，都使我们感到吃惊，况且，这两种人使我们意外地发现了未曾发现的过去情况，甚至友谊方面的联系。那些不断前来询问外祖母病情的人表示出极大的关心，这使我们意识到外祖母病情的严重性，而我们在外祖母身边只感到她万分痛苦，却没有想到她的病情怎样严重。我们打电话通知了她的几个姐妹，但她们没有离开贡布雷。她们发现了一个男演员，他给她们演奏悦耳动听的室内乐，她们认为，看男演员演出，比守在病榻旁更能静心，更能表示悲哀。真不失为别出心裁。萨士拉夫人也给妈妈来了信，不过，完全象是一个突然取消了婚约（德雷福斯案件是决裂的原由）、同我们一刀两断的人写来的信。可是，贝龙特却天天都来，和我一起呆上几个小时。
他有一个习惯，在一段时间里，每天都到一个他可以不拘礼节的人家去。但从前是为了让别人听他一人滔滔不绝的讲话，现在他却长时间地默不作声，别人也不要求他说话。因为他病得很厉害：有人说他和我外祖母一样，患了蛋白尿症；另一些人说他长了瘤子。他变得弱不胜农，上我们家楼梯时很吃力，下楼更困难。他扶着栏杆还常常绊倒。我相信，要不是他害怕完全失掉出门的习惯和可能，他就一定闭门不出了，这个“蓄出羊胡的人”，我和他相识已久，可那时，他还那样敏捷，现在却步履维艰，连讲话都很困难了。
可就在这时候，他的著作在读者中传播日益广泛。在斯万夫人帮助他畏畏缩缩地散布这些著作的时代，它们只得到文人的承认，而现在，没有人不认为它们是伟大而了不起的杰作。当然，也有死后扬名的作家。但是，他们是在活着的时候，缓慢地朝着死亡前进，在尚未走到尽头的过程中，看见自己的作品一步一步赢得声誉的。至少，死后扬名的作家不用劳累。他们名字的光辉只停留在他们的墓碑上。他们长眠于地下，什么也听不见，不会被荣誉扰得心烦意乱。可是，对贝戈特来说，生死荣辱对比还没有完全结束。他还活着，必须忍受荣誉的骚扰。他还能走动，尽管走得很吃力，可他的作品却活蹦活跳，生气盎然，犹如那些可爱的少女，每天把新的仰慕者吸引到她的床边，但她们汹涌的青春活力和狂热的寻欢作乐会把人搞得精疲力竭。
现在他每天都到我们家来，但我觉得他来得太迟了，因为我不象前几年那样仰慕他了。这和他的声望提高并不矛盾。一般地说，一部作品，只有当它快失势的时候，只有当另一个作家的一部尚不见经传的作品将它取而代之，开始成为某些要求苛刻的人心目中新的崇拜物的时候，才能完全被人理解，才能获得全胜。贝戈特的书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呈现在我眼前的句子跟我自己的思路一样清晰，跟我卧室里的家具和大街上的车子一样鲜明。一切都一目了然，即使不是我们过去熟悉的，至少也是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然而，一个新作家开始出书了。在他的书中，事物间的联系同我所熟悉的联系截然不同，我几乎看不懂他写了些什么。比如，他说：“引水管赞美公路完美无缺的保养”（这倒还好理解，我沿着公路走就是了），“公路每隔五分钟从布里昂①和克洛代尔②出发一次”。后半句话却让我如坠云雾，不知所云了。因为我等待的是一个城市名，却看到了一个人名。不过，我感到句子本身无可指摘，只怪我自己没有本事，不够灵活，不能把句子读完。我又一次冲刺，手脚并用，冲到我将能发现事物之间新的关系的地方。可每次读了一半，我就坚持不下去了，就象后来在部队上进行“横杆”训练时跑到横杆跟前我就停下来一样。然而，我对这位新作家仍然不胜钦佩，就象一个体操得零分的笨手笨脚的孩子在另一个比他灵巧的孩子面前露出赞叹神色一样。从此，我对贝戈特就不大欣赏了。我觉得，他的明晰清畅成了缺点。有一个时期，同样的内容，当弗罗芒丹③作画时，人们一眼就能看清楚，可是由雷诺阿④来画，就谁也看不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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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布里昂（1862——1932），法国政治家。
②克洛代尔（1868——1955），法国作家和外交家。
③弗罗芒丹（1820——1876），法国画家和作家，擅长画风景画。
④雷诺阿（1841——1919），法国画家，印象派成员之一。
今天，那些风雅之士告诉我们，雷诺阿是十九世纪的大画家。可他们说这话时忘记了时间，即使在十九世纪中叶，雷诺阿也是用了很长时间才被尊为伟大艺术家的。一个独辟蹊径的画家，一个独树一帜的艺术家，要象这样受到公认，必须采用眼科医生的治疗方法。用他们的画或小说进行治疗不总是令人愉快的。治疗结束后，医生对我们说：现在请看吧。我们看见的世界（不是被创造一次，而是经常被创造，就象一个独出心裁的艺术家经常突然降世一样）同旧世界大相径庭，但一清二楚。妇女们在街上行走，和昔日的妇女截然不同，因为她们是雷诺阿的妇女，从前，我们是拒绝承认他画上的妇女的。车子也是雷诺阿的车子，还有大海和天空：我们渴望在雷诺阿的森林里散步，可是，当我们第一天看见他的森林时，觉得它什么都象，唯独不象森林，比如说它象一幅色调细腻，但就是缺少森林特有色调的挂毯。一个新的不持久的世界就这样创造出来了。它将存在下去，直到另一个新的别出心裁的画家或作家掀起一场新的地质灾难。
在我身上取代贝戈特的那个作家，不是以事物之间的缺乏联系，而是以事物关系的新奇和严密使我感到不耐烦。我不习惯这种结构，有的地方读来读去总感到读不下去，每次都要花九牛二虎之力。此外，如果一千次中能有一次跟上作家的思路，把他的句子读完，我就能感受到一种诙谐、真实和魅力，跟我从前读贝戈特的作品产生的感觉一模一样，但更有滋味。我思忖，不久前是贝戈特让我看到了焕然一新的世界，现在，我期待着他的继承者向我展现一个更新的世界。因此，我寻思，我们向来认为艺术仍停留在荷马时代，而科学却从没有停止发展，这种把艺术和科学隔裂的看法究竟有没有道理。也许，在这一点上艺术和科学十分相似。我认为，每一个标新立异的新作家总比他的前辈有所发展。谁能对我说，二十年后，当我能毫不费力地跟上当今这位新作家的思路的时候，不会出现另一个作家，而当今这个作家不会跑去同贝戈特会合呢？
我同贝戈特谈了这个新作家。他的话使我对新作家产生了反感，倒不是因为他使我相信这个作家艺术如何粗陋、浅薄和空洞，而是因为他说他看见他和布洛克长得很象，简直难分真假。从此，这个作家的书页上都映着这个形象，我不再认为应该强迫自己去努力理解他的句子了。贝戈特在我面前说他的坏话，我认为与其说是出于对他的成功的妒嫉，毋宁说是因为对他的作品一无所知。他几乎什么书也不读。他的思想大部分已从他的大脑转入他的书中。他消瘦了，仿佛动过手术，把他那些书割掉了似的。他的创作已本能地枯竭了，因为他所想的几乎全部创作出来了。他和康复中的病人及产妇一样，过着单调乏味的生活。他那双漂亮的眸子变得凝滞，微微有些眼花，就象一个躺在海边的人，在朦胧的幻想中，凝望着每一个细小的波纹。况且，如果说我不再象过去那样乐意同他交谈，我也并不觉得内疚。他是一个安于习惯的人，无论是简朴的，还是奢侈的，只要一养成，在一段时间内就成为他的必需。我不知道地第一次到我家来是为了什么，可以后他每天来是因为他头天来了。他来我家，如同他去咖啡馆一样，是为了别人不同他说话，为了他能够——偶尔一次——同别人说话，因此，如果有人想推断他每天到我家来的原因，怎么也不会看到他对我们的忧虑有同情心，或对同我交谈感兴趣。但是，他常来我家对我母亲却不是无关紧要的，我母亲对任何可能被看作对她的病人表示敬意的行为都要感动一番。她天天对我说：“可别忘了好好谢谢他呀。”
戈达尔太太也来看望我们了。这是女人特有的关怀，是对她丈夫来我家出诊的无偿补充，就象一个画家的妻子在摆姿势的间隙给我们端来点心一样。她来向我们推荐她的“侍女”；要是我们喜欢请男人护理，她就去“四处奔波”；看到我们拒绝，她对我们说，她希望这至少不是我们的“推托”。推托一词在她那个圈子里是指不接受邀请的借口。她向我们保证，教授在家从不说他的病人，可他忧心忡忡，满面愁容，就好象是她生了病。以后我们会知道，即使戈达尔大夫为妻子生病担忧是真的，但作为一个对妻子最不忠实，但最感恩戴德的丈夫，这样做既嫌不够，又嫌过分。
卢森堡大公的法定继承人也给了我同样有用的帮助，而且方式更令人感动（是最杰出的智慧、最高尚的心灵和最罕见的表达能力的混合物）。我是在巴尔贝克同他相识的，他来看望他的一个婶婶卢森堡亲王夫人。那时候他只不过是纳索伯爵。几个月后他和另一个卢森堡亲王夫人的女儿，一位迷人而且十分富有的小姐结了婚，因为她是一位经营大面粉企业的亲王的独生女。紧接着，那位膝下无子女，对纳索侄儿不胜宠爱的卢森堡大公提请下议院认可纳索伯爵为大公的法定继承人。就象所有这一类婚姻一样，财产既是障碍，又是动因。在我的记忆中，纳索伯爵是我遇见的年轻人中最引人瞩目的一个，他和未婚妻的爱情既暗淡又灿烂，那时候，他被他对未婚妻的爱折磨得心绪不宁。在我外祖母生病期间，他不断给我写信，我深受感动，妈妈也很激动，她悲伤地用了她母亲的一句话：连塞维尼夫人也没有他说得好。
第六天，妈妈实在拗不过外祖母，只好离开她一会儿，假装去休息。为了使我外祖母能睡着，我要弗朗索瓦丝呆着别动。她不顾我的哀求，还是离开了房间。她爱我的外祖母；她有敏锐的洞察力，悲观地认为我外祖母没救了。因此，她想尽可能把她照顾好。但是，刚才她听说电工来了。这位电工在他那家店里算得上老资格了，是老板的连襟，多年来，一直给我们这幢房子修电灯，大家都很尊重他，尤其是絮比安。在外祖母生病前，弗朗索瓦丝就同他约好了。要是我，我就让他回去，或叫他等一等。可是弗朗索瓦丝的礼节不允许她这样做，她认为这样做不礼貌，对不起这个好人。因此，她就只好撂开外祖母了。一刻钟后，当我怒气冲冲地到厨房去找她时，看见她正在侧梯的“平台”上和那个电工聊天。楼梯上的门敞开着，这样做有利也有弊，如果我们家的人来了，他们可以装作正要分手的样子，可是从敞开的门里进来的穿堂风可是够人受的。于是，弗朗索瓦丝赶紧离开电工，一面还大声问候他的妻子和内兄，刚才她忘记说了。讲礼貌是贡布雷的一大特点，弗朗索瓦丝甚至把它用进外交中了。那些傻瓜们认为，丰富多采的社会现象为人们提供了深入研究人类灵魂的好机会，其实他们应该懂得，只有深入研究一个人，才有可能了解这些现象。弗朗索瓦丝曾不厌其烦地对贡布雷的园丁说，战争是最疯狂的罪恶，什么也比不上生存的重要。然而，当俄日战争爆发后，她看见法国没有参战，没有帮助“可怜的俄国人”（“既然同他们是盟友”，她说），就觉得对俄国沙皇过意不去。她认为我们这样做，是对尼古拉二世的失礼，因为他“对我们从来只说好话”。遵照同一个礼仪准则，絮比安请她喝酒时，她从不拒绝，虽然她知道这杯酒会“引起消化不良”；同样，在我外祖母垂危时刻，她认为她不能不去向那个白跑了一趟的心地善良的电工道歉，否则，就象法国对日本保持中立那样，会落个不诚实、不守信的罪名。
弗朗索瓦丝的女儿要离开好几个星期，这样快就摆脱了她，这对我们是件大好事。在贡布雷，如果有人生病，人们总要给病人亲属一番劝告：“你们也不设法带病人出去走一走，换换空气，恢复一下食欲，等等”，弗朗索瓦丝的女儿不仅重复这些陈词滥调，而且还凭空想出了一个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见解，她每次看见我们，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好象要强迫别人相信似的：“她应当一开始就彻底治一治。”她主张什么样的治疗方法都可以采用，只要能彻底治病就行。至于弗朗索瓦丝，她看见我们给外祖母用药很少，一方面感到很高兴，因为她认为药物对胃有百害而无一利，但更觉得丢脸。她有一个远房亲戚住在南方，比较富裕。他们的女儿青春少年就病魔缠身，二十三岁便玉殒香消。在她生病的那几年中，她父母几乎倾家荡产为她买药，给她请各种医生，把她送往一个又一个温泉“治疗地”，直到她最后死去。然而，弗朗索瓦丝认为，这对她的亲戚犹如一种奢侈品，就好象他们有过几匹赛马和一座城堡。他们虽然为失去爱女而心痛欲裂，但他们也为给她治病不惜钱财而感到光荣。他们现在囊空如洗，尤其是失去了最宝贵的财富——他们的掌上明珠，但他们总爱在人前夸耀说，他们为她做了一切，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也只能做到这样，甚至不如他们。最使他们得意的是，他们可怜的女儿一连几个月，每天照好几次紫外线。父亲在悲痛中感到几分光荣和自豪，有时竟然把他的爱女比做巴黎歌剧院的一颗明星，为她倾尽了全部家产。弗朗索瓦丝对这些尽心尽力的表演不会无动于衷。她觉得，我们为外祖母治病不大尽心，只适合在外省一个小舞台上表演。有一段时间，尿毒症使我外祖母出现了视觉障碍，连续几天什么也看不见。她的眼睛看上去丝毫不象是瞎子的眼睛，还是原来那个样子。当有人进来时，我看见她笑得很古怪，才明白她看不见了。一有人开门，她就开始微笑，一直笑到我们握住她的手向她问候时才收住。这个微笑开始得太早，然后凝固在唇际，一成不变，但总是对着门口，努力让四面八方都能看见，因为它不再有视力帮它起调节作用，为它指明时刻、方向和目标，使它随来人的位置和表情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它孤孤单单，形单影只，没有眼睛的微笑为它分散一些来人的注意力，因而在不自然中显得过分装腔作势，使人感到亲切得有点过头。不久视力恢复了，游移不定的病痛从眼睛转到耳朵。我外祖母耳聋了几天。她怕有人会突然进来，而她却听不见，于是，她随时（尽管脸朝着墙壁）都会突然把头转向门口。可她的脖子转动很不灵活，因为培养用眼睛听声音（且不说看声音）的习惯并非是一朝一夕之功。最后痛苦减轻了，但讲话的障碍却有增无已。外祖母每说一句话，我们几乎都要叫她重复一遍。
现在，外祖母感觉到大家听不懂她的话了，干脆一句话也不说，静静地躺着。当她看见我时，她就象突然没了空气似地身子猛地一颤，她想同我说话，但只吐出几个不清楚的音。于是她无可奈何地把头重新落到枕头上，疲惫地躺在床上，犹如大理石般严肃、冷漠，两只手一动不动地贴在床单上，或者机械地做着一个动作，象是在用手帕擦指头。她不想思考。接着，她开始经常烦躁不安。她老想起床。但是我们尽量不让她起来，怕她发现自己已经瘫痪。有一天，我们让她一个人呆了一会儿，我发现她穿着睡衣站在窗口，想打开窗子。
在巴尔贝克时，有一天人们救了一个不愿意被人救的投水自尽的寡妇，寡妇对我说（也许是为一种预感所驱使，有时候，我们能从自身神秘莫测的、但似乎能反映未来的器官生活中得到预感），她没见过象这样残酷的事，一个走投无路的女人想死，却不让她死，偏要她继续遭受痛苦的煎熬。
我们急忙上前扶外祖母，她同我母亲进行了一场近乎粗暴的搏斗，最后败下阵来，被强行按在安乐椅上。她已没有愿望，也没有遗憾，她的脸又变得没有表情了。她开始仔细地把皮大衣掉在她睡衣上的毛毛一根根地捻掉。这件大衣是我们刚才手忙脚乱地给她披上的。
她的眼神完全变了，时常充满忧愁、哀怨和惊慌，再不是从前的样子了，而是一个说话颠三倒四的老妪所特有的那种无精打采的眼神。
弗朗索瓦丝老问我外祖母想不想梳头，问多了她也就相信这是我外祖母自己提出来的了。她拿来了毛刷、梳子、香水，还有一条披肩。她说：“我给阿梅德太太梳梳头，累不着您的。身体再虚弱，让人梳头总是可以的。”换句话说，谁也不会虚弱到不能让人给梳头的地步。但是，当我走进房间，看见弗朗索瓦丝那双冷酷无情的手在不停地摆弄一个脑袋，脑袋被摆弄得时而精疲力竭，时而疼痛钻心，无法保持必需的姿势，东歪西倒，脑袋上垂老的头发无力忍受梳子的接触，发出哀怨，可是弗朗索瓦丝却神情兴奋，仿佛正在使我外祖母恢复健康。我看到弗朗索瓦丝快梳完了，不敢催她，也不敢对她说：“够了”，怕她不服从我。但是，我看见弗朗索瓦丝残忍而无辜地把一面镜子放到外祖母面前，让她看看头梳得满意不满意，这时，我一个箭步冲了上去。开始，我为能及时地从弗朗索瓦丝手中夺走镜子，没有因一时疏忽而让外祖母从镜子里看见她自己无法想象出来的模样而感到高兴（我们一直十分小心，不让她接触任何镜子），可是，唉！我只高兴了一会儿，当我俯身吻她那被摆弄得精疲力竭的美丽额头时，发现她用一种惊奇的、不信任和气愤的目光看着我：她没有认出我是谁。
据我们的医生说，这是脑充血加重的一种征兆。必须把血抽掉。戈达尔大夫踌躇不决。弗朗索瓦丝希望医生采用“划痕”吸杯法，但把“划痕”说成了“挖痕”。她在我的词典中找这个词，但没找到。即使她说“划痕”，而不是“挖痕”，也休想找到，因为她查错了词的部首，她嘴里说的是“挖痕”，但写起来（因而也就认为这是正确的写法）却成“滑痕”了。使她感到失望的是，戈达尔大夫倾向于——但不抱很大希望地——用蚂蝗。几个钟头后，我走进外祖母的卧室，看见黑乎乎的小蛇爬满了她的颈背、太阳穴和耳朵，在她血淋淋的头发中扭动，就象在美杜莎①的头发中扭动一样。可是，在她苍白而镇定的、静止不动的脸孔上，我看见一双睁得很大的、明亮而安详的眼睛，还象从前那样漂亮（也许比病前更充满智慧，因为她不能够说话，不能够动弹，全凭她的眼睛表达思想，多亏蚂蝗从她身上吸走了几滴血，她的思想似乎可能自然而然地得以再生），火光照亮着病人面前重新获得的世界。她的平等不再是绝望音的逆来顺受，而是希望者的顺从。她意识到她的病情将要好转，她要小心谨慎，不想动弹，只是赐给我一个动人的微笑，让我知道她感觉好了一些，同时轻轻捏了捏我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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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杜莎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原是美女，因触犯雅典娜，头发变成毒蛇，面貌也变得奇丑，谁要是看她一眼，就会变成石头。
我知道，有些动物外祖母一见就会浑身起鸡皮疙瘩，更不用说把它们放到身上了。我知道，她是为了有好的治疗效果才容忍蚂蝗爬在她头上的。因此，当弗朗索瓦丝象逗孩子似地嬉笑着对我外祖母说“啊！瞧那些小虫在太太头上跑得多欢”时，我又气又恼。何况，这是对我们病人的不尊重，好象她变得年老昏聩了。但外祖母却象没听见似的，脸上露出了禁欲主义者的勇敢而平静的神态。唉！蚂蝗一撤走，就又开始充血了，而且越来越严重。外祖母的情况很糟，但令我惊讶的是，在这个紧要关头，弗朗索瓦丝却时常离开病房，因为她给自己定做了一套丧服，不想让女裁缝等她。在大多数妇女的生活中，不管什么事，哪怕是最悲伤的，最后总要有一个试穿衣服的问题。
几天过去了。一天，我正在睡觉，母亲半夜里把我叫醒。她象一个遇到严重情况，内心极度痛苦，但又不想给别人带来任何烦恼的人所做的那样，关心和体贴地对我说：“原谅我，打搅你睡觉了。”
“我没睡着，”我醒来时回答说。
我没有撒谎。觉醒会引起很大的变化，与其说把我们带进了清晰的意识活动，毋宁说使我们忘记了乳白色海底下那种朦胧的智慧之光。刚才我们还在其中遨游的朦朦胧胧的思想使我们产生了足够的意念，把这些思想命名为醒着，可是这时候，觉醒遇到了记忆的干扰。不久，我们就把这些朦胧的思想叫做睡眠，因为我们记不清想的是什么了。当这颗明星闪闪发光，在睡眠人觉醒之际，照亮他身后的整个睡眠时，睡眠人在一瞬间会相信自己没有睡着，而是醒着；其实，这是一颗流星，随着光亮消失，不仅带走了梦的虚假的存在，也带走了种种梦境，使醒来的人对自己说：“我睡着了。”
母亲问我，现在能不能起床，会不会感到太累，她的声音是那样温柔，生怕把我弄疼；她轻轻地抚摸着我的手：
“可怜的孩子，现在你没有别人，只有你的爸爸和妈妈可依赖了。”
我们走进卧室。一个人蜷曲着躺在床上，一点也看不出是我的外祖母，倒象一个动物，披着外祖母的头发，躺在外祖母的被窝里，喘息着，呻吟着，被子随着她身体的抽搐而抖动。她眼睛闭着。但眼皮与其说是睁着，不如说合得不严，因而露出了一角眼珠，没有光泽，蒙着一层眼屎，反射出昏暗的视力和阴沉而痛苦的内心。外祖母焦躁不安，这不是做给我们看的，因为她既看不见，也不再有意识了。可是，如果说在床上骚动的仅仅是一个动物，那么我外祖母又在哪里呢？然而，从鼻子的形状可以认出是她。现在，她的鼻子同脸孔的其余部分已不成比例，但鼻角上的那颗痣却依然存在。还有，那只掀开被子的手也可以使人认出是她的手。要是在从前，这个掀被的动作可能意味着被子压得她难受，而现在却什么意思也没有。
妈妈要我去拿点水和醋来，给外祖母擦额头。妈妈认为，只有水和醋才能解除外祖母的烦躁，因为她见她想把头发掠开。可是有人在门口招手叫我出去。外祖母垂危的消息不胫而走，已传遍整座房子。刚才，一个“临时短工”（在非常时期，为了减轻仆人的疲劳，便临时雇一些短工帮忙，因此，病人垂危时刻某种意义上有点和过节一样）为德·盖尔芒特先生开了门，公爵呆在前厅里要求见我；想躲也躲不开了。
“亲爱的先生，我刚获悉可怕的消息。我想握一握您父亲先生的手，向他表示慰问。”
我请他原谅，对他说，在这个时候打搅我父亲恐怕不行。德·盖尔芒特先生来得太不是时候，就象赶上人家正要去旅行。但他觉得向我们表示礼貌太重要了，便一叶蔽目，不见其余，非要进客厅不可。一般说来，当他决定向某个人表示礼貌时，就一定要把那套礼节全部完成，很少管人家的行李是不是整好，或者棺材是不是备好。
“你们请过迪欧拉富瓦大夫吗？这可是个大错误。如果你们叫我去请，他看在我的面上一定会来的，他对我什么也不会拒绝，尽管他曾拒绝过夏尔特尔公爵夫人。您看，我毫不客气地凌驾于一位王族公主之上了。再说，在死神面前人人平等嘛，”他又补充了一句。他说这句话并不是要我相信我外祖母可以和他平起平坐，而是可能觉得老谈他对迪欧拉富瓦大夫的影响和他比夏尔特尔公爵夫人更有优势，会让人感到庸俗。
此外，我对他的建议并不感到意外。我知道，盖尔芒特一家提起迪欧拉富瓦，就象在说一个无与匹敌的“供货人”，只是更尊敬一些罢了。莫特马尔老公爵夫人（令人费解的是，每当人们谈到一位公爵夫人，几乎总要加一个“老”字，或者相反，如果是一位年轻的公爵夫人，便以一种在华托①的画中人物脸上能看到的狡黠表情，在公爵夫人前面加一个“小”字）出身在盖尔芒特家族，每逢有人生了重病，她总是眨巴着眼睛，几乎是机械地喊着“迪欧拉富瓦，迪欧拉富瓦”，正如需要冷饮时喊“普瓦雷—布朗施”，需要花式糕点时喊“勒巴代”一样。但我不知道我父亲恰恰刚请了迪欧拉富瓦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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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华托（1684—1721），法国画家。他创造了抒情的画风，具有现实主义倾向。多数作品描绘贵族的淫逸生活。画中人物带有沉思忧郁之感，反映出贵族阶级精神上的空虚。
这时，我母亲要给外祖母输氧，左等右等也不见送氧气袋来，她也到前厅来了，没料到会在这里碰见德·盖尔芒特先生。我真想把他藏起来。但是，德·盖尔芒特先生却认为，什么也比不上把他介绍给我母亲重要，认为这会使我母亲高兴，而且，要维护他十全十美的绅士声誉，非这样做不可，于是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尽管我连连喊“先生，先生，先生”，就象反抗强奸那样自卫着，他仍然把我拉到妈妈跟前，对我说：“如果您能把我介绍给夫人，您的母亲，我当不胜荣幸”，他在说“母亲”的时候，声音有点儿变调。他觉得这对我母亲是一种荣誉，不由得做出一个应时的笑容。我无可奈何，只好给他作了介绍，他乐得打蹦儿，连忙点头哈腰，还要把整套礼节表演一遍。他甚至想同我母亲交谈，但我母亲正悲痛欲绝，叫我快去，顾不上回答德·盖尔芒特先生的问候。德·盖尔芒特先生原以为会受到接待，却不料一个人被甩在前厅，要不是看见圣卢此刻进来，他就只好出去了。圣卢是那天上午到巴黎的，他跑来打听我外祖母的病情。“啊！她很好！”公爵快乐地嚷道，一面抓住他外甥的一个纽扣，差点儿把扣子拽下来。我母亲此刻正好又经过前厅，他也不在乎我母亲看见。尽管圣卢的悲痛发自内心，但我认为，如能避免同我见面他只会高兴，因为他对我有抵触情绪。他被他的舅父拖走了。他舅父有要事同他说，差点到东锡埃尔去找他，没想到可以免走这一趟了，不禁大喜过望。“啊！要是有人对我说，我只要穿过院子，就能在这里找到你，我会以为他在胡说八道。正如你同学布洛克说的，这够滑稽的。”他搂着罗贝的肩膀离开我家时又说：“不管怎样，大家清楚地看到，刚才我摸到了或者说几乎摸到了吊死鬼的绳子①，我真走运。”盖尔芒特公爵这样说，不是他缺乏教养。恰恰相反。但他是那种不会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人，在这方面他和大多数医生和殡仪人员很相似，会临时装出一副同情的面孔，对你说：“这是痛苦的时刻”，必要时还会拥抱你，劝你好好休息，但过后马上就把看望临终病人或参加葬礼看作只有少数几个人参加的社交集会了，开始还有所顾忌，但很快就变得轻松愉快，若无其事，眼睛四下张望，想寻找一个可以交谈的人，要人们把他们介绍给另一个人，或者建议“坐他们的车回去”。盖尔芒特公爵一方面庆幸一阵“风”把他吹到了外甥身边，但对我母亲的冷漠接待——其实非常正常——深以为异，后来他公开说，我母亲不讨人喜欢，而我父亲却彬彬有礼，他说她“心不在焉”，甚至听不见别人对她说什么，据他认为，她身体欠佳，头脑不很清楚。然而，据说他很想把我母亲的表现归因于“当时的情况”，他宣称，我母亲为我外祖母的病情“深感悲痛”。但是，因为我母亲没有让他把他的礼节全部做完，他还想补一下，况且他根本不理解妈妈无限悲痛的心情，出殡前一天，他竟问我是不是在设法排解妈妈的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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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法语中，吊死鬼的绳子被认为是吉祥物。
那天，外祖母的一个妹夫来了。他是教士，我从没见过他。他给在奥地利的教会会长发电报告假，破例获得批准。他内心极度悲伤，在床边颂读祈祷文和沉思录，但那双深陷的小眼睛一刻也没离开病人。在我外祖母弥留之际，我看见这位教士悲痛欲绝，我心里却很不好受。我凝视着他。他似乎对我的同情感到意外，于是出现了一桩怪事。他象一个痛不欲生而陷入沉思的人那样，双手并拢放到脸上，但是，因为他知道我会把视线从他身上移开，我看见他手指间留了一个小缝。当我目光离开他时，我看见他那锐利的眼睛从手指间的缝隙观察我的痛苦是不是真诚。他隐蔽在手后面，就象躲在一个黑暗的忏悔室里一样。他发现我看见他了，就立即把露出一条缝隙的格子窗关严。后来，我和他又见过面，但我们之间从没有提起过这件事。我们相互达成了默契：我没有发现他偷看我。教士和精神病医生一样，在他们身上总有一股预审法官的味道。再说，不管怎样的朋友，不管他们对我们多么亲密，和我们有着怎样共同的过去，哪一个没有不愉快的片刻回忆？而我们认为最方便的办法不就是使自己相信他们大概已经忘记这些片刻了吗？
为使外祖母的呼吸稍微畅通一些，医生给她注射了一支吗啡，他说要用氧气袋。母亲、大夫和看护修女手里都拿着氧气袋，一个用完，又给他们递上一个。中间有一会儿我离开了房间。当我回来时，我仿佛看见了一个奇迹。外祖母连续发出轻微的呼噜声音，仿佛在为我们唱一支快乐的歌，那快节奏的动听的歌声充满了整个卧室，经久不息。我很快就明白，这歌声不会比刚才嘶嘶的喘息更有意识，同样都是无意识发出的。也许吗啡在里面起了些作用，但这更是呼吸调节器改变的结果，因为氧气不再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通过气管了。由于氧气和吗啡的双重作用，外祖母呼吸不再困难，也不再发出呼噜声了，而是象在滑冰，敏捷而轻快地向着令人心旷神怡的空气滑去。也许，在这歌声中，除了有和笛子里的气流声一样微弱的呼吸声外，还夹杂着更象是人的叹息声，这种由于死亡临近而发出的声音使人相信这是昏迷的人发出的痛苦或幸福的呻吟，给这个长乐句加上了一个更悦耳动听的、不变动乐句节奏的音调。乐句从变得畅通的胸部升起，继而升高，然后下落，接着又一次升起，去追逐氧气。尔后，这个在强烈的快感中夹杂着低声哀求的歌声在达到了最强音，并竭尽全力地延长后，在某些时刻，似乎完全停止了，犹如一条干涸的水泉。
弗朗索瓦丝每逢遇到伤心事，总感到需要把悲伤表达出来，但她连表达忧愁的最简单的技巧都不具备，因而也就成了空需要了。当她认为外祖母已经完全无望时，她非常想让我们知道她——弗朗索瓦丝的感受。但她只会重复一句话：“这真叫我受不了”，说话的语气和她喝菜汤喝得太多时说“我胃上压着一块石头”的语气一样平淡，不论是哪种情况，都比她自己似乎认为的要自然。尽管她的悲伤没有很好地表达出来，但她确实很悲伤，何况，她女儿有事留在贡布雷（这位巴黎女郎现在把贡布雷轻蔑地叫做“乡下”，她感到在那里会变成“乡巴佬”），可能回不来参加葬礼，她就更伤心了，因为她觉得葬礼应该是极其壮丽的事。她知道我们谁也不会向人诉说悲痛，她怕别人同她说话，早就想好出殡那个星期，每天晚上都召见絮比安。她知道出殡的时候絮比安没有空闲。她想，至少回来后要把情况给她“说一说”。
我父亲、外祖父和我们的一位远房亲戚连续好几夜守在病榻旁，足不出户。久而久之，他们的忠心也就带上一层漠不关心的面具，没完没了地呆在垂死病人的身边，闲极无聊，就象在一节火车车厢里，由于呆的时间太长，便开始东拉西扯，谈天说地起来。此外，这位远房亲戚（我的表姑婆的侄子）使我很反感，但却值得尊敬，并且常常受到尊敬。
哪里有垂危病人，哪里就能“找到”他，他是那样悉心尽力地时刻守在垂危病人身边，以致于尽管他外表强壮如牛，嗓门低沉浑厚，胡须密密匝匝，病人家属仍然认为他身体虚弱，总是用委婉的言辞恳求他不要来参加葬礼。我妈妈痛不欲生，但她仍然为别人着想，因此，我事先就知道，她会用另一种方式对他说他习惯听到的话：
“答应我，‘明天’不要来了，您就为了她这样做吧，至少不要上‘那里’去。她要求您不要去的。”
怎么说也不行；他总是第一个来到“家里”，这样，另一个阶层里的人给他取了个绰号（我们没有听说过），把他叫作“既没有鲜花，也没有桂冠的人”。他在做“任何”事之前，总把“一切都想得周周到到”，因此，人们总是赞扬他说：“对您是用不着道谢的。”
“您说什么？”外祖父大声问道，他耳朵有点聋，没听清我这位远房表舅对我父亲说的话。
“没说什么，”表舅回答，“我只是说，今天上午我收到一封贡布雷的信，那里天气很不好，可这里太阳有点儿太暖和了。”
“可晴雨表上的温度却很低，”我父亲说。
“您说哪里天气不好？”外祖父问。
“贡布雷。”
“啊！这我不会感到吃惊，这里阴天，贡布雷就一定是晴天，反之亦然。我的上帝！您讲到贡布雷，不知道有没有通知勒格朗丹？”
“通知了，您不必操心，”表舅说，他那长着浓密胡须而变成青铜色的脸颊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的笑容：因为他想到通知勒格朗丹了。
就在这时，我父亲冲向门口，我以为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呢，不过是迪欧拉富瓦大夫来了。我父亲到隔壁的客厅里去接待他，就象接待一个前来演出的演员一样。他把迪欧拉富瓦大夫请来，并非要他给外祖母看病，而是要他象公证人那样确认一下。的确，迪欧拉富瓦大夫可能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医生，精通医道的教授；除了他擅长扮演的这些角色外，他还扮演着一个新颖独特的角色，他能言善辩，是斯卡拉姆齐①式的人物或公证人，他来为病人确认是垂危还是死亡。他扮演这个角色已有四十年之久，无人与他匹敌。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已经感觉到了他演这个角色的威信。当女仆禀报“迪欧拉富瓦大夫到”时，人们以为在看莫里哀的喜剧。他那优美柔韧的身躯不露形迹地为他增添了庄重的仪态。他的脸漂亮得有点过分，但被他在痛苦场合表现出的这种庄重仪态减弱了。教授身穿高雅的黑礼服走进来，脸上露出真诚的悲伤，不说一句别人听来会以为是虚情假意的慰问话，也不做任何有失分寸的事。在灵床边发号施令的是他，而不是盖尔芒特公爵。他看了看外祖母，但没有打搅她，然后，他以医生特有的礼貌，极其审慎地同我父亲悄声说了几句话，恭敬地朝我母亲鞠了一躬。我感到我父亲在竭力克制自己，不告诉我母亲这是“迪欧拉富瓦大夫”。但大夫不想打扰我母亲，已经掉过头去了，他只是接过我们递给他的酬金，迈着最优美的步履，款款走出房间。他那个神态就象没有看见酬金似的，连我们自己也一度怀疑我们没有给他酬金，因为他象变戏法似地把它变得无影无踪了，他的神态还是那样严肃，甚至有增无已，仍然是一个身穿绸缎翻领长礼服的名医，漂亮的脸庞上充溢着高尚的怜悯。他这种缓慢而敏捷的特点使人看到，即便还有一百个病人在等着他去出诊，他也不想显出匆匆忙忙的样子。因为他是分寸、智慧和善良的化身。这位杰出人物已经去世了。其他医生，其他教授可能赶上他，并且也许超过了他。但是，由于缺乏称职的接班人，他以渊博的知识、良好的身体条件和高度的涵养扮演的“角色”已不复存在了。妈妈甚至没有看见迪欧拉富瓦先生，对她说来，我外祖母以外的一切都已不再存在了。我记得（我把这事提前说一说），在墓地，她象一个幽灵，畏畏缩缩地走近坟墓，仿佛在望一个已经远走高飞的人。我父亲对她说，“诺布瓦老爹来我们家了，他也到教堂和公墓来了，他本来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的，你应该去和他说句话，这会使他很感动的”，可是，当大使朝她鞠躬时，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快慰地低下头，脸上没有眼泪。两天前——我在回到垂危病人床边之前，还要把后面的事提前讲一讲——我们为与世长辞的外祖母守灵时，相信有鬼魂的弗朗索瓦丝稍微听到一点声音就吓得毛骨悚然，嘴里还说着：“我觉得是她。”可是，这些话非但不使我母亲恐惧，反而令她无限快慰。她多么希望死去的人能再回来，这样，她母亲有时就能回到她身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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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卡拉姆齐是古意大利喜剧中穿黑衣服、蓄长唇髭的丑角名，精明狡猾，能言善辩。
现在再来谈外祖母的临终时刻。
“您知道她的姐妹打给我们的电报是怎么说的吗？”外祖父问表舅。
“知道，贝多芬，有人给我说了；是很荒唐，但我不感到奇怪。”
“我可怜的妻子，她是多么爱她们啊，”外祖父擦了一滴眼泪说。“不要责怪她们。我常说，她们的行为总是很荒唐的。
怎么啦，停止输氧了？”
我母亲说：
“停止输氧，妈妈呼吸又要困难了。”
医生答：
“哦！不会的，氧气的作用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过一会儿再输吧。”
我觉得医生不是在说一个垂死的人，氧气的作用之所以必须维持，是因为他能为挽救垂死者的性命尽一份力。氧气的丝丝声停止了一会儿。但是，呼吸仍在发出呻吟，那是轻微而痛苦的呻吟，每次都中断，继而又重新开始。有时好象一切都完了，呼吸停止了，就和人睡眠时的呼吸一样，从高八度降到了低八度，或者是自然的间歇，是感觉缺失的一种反应，窒息变得越来越严重，心力衰竭。医生又一次给外祖母搭脉，但是，他刚按上脉，一曲新歌已经接上了中断的乐句，如同一条支流注入干涸的主流一样。乐句换了个调子，以同样无穷的冲力冲出去。谁知道呢？说不定久被痛苦抑制的快乐和柔情，现在会象经过长期压缩变得更加轻盈的空气，从外祖母身上喷发而出，而她自己甚至对此毫无意识。她再同我们说的话，仿佛正在源源流出，好象就要这样同我们絮絮叨叨地、热情洋溢地、情真意切地说话似的。这临终的喘息使我母亲五内俱焚，她守在病榻旁，没有恸哭，但不时地泪流满面，就象风吹雨打的叶子，不思也不想，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我去拥抱外祖母前，医生让我先把眼泪擦干。
“我还以为她看不见了呢，”父亲说。
“这很难说，”医生回答。
当我的嘴唇接触外祖母时，她的手开始颤动，全身一阵战栗，可能是反射作用，也可能因为某些抚爱可以使人感觉过敏，可以穿过无意识这层外衣，几乎无需通过感觉器官就可以传递。外祖母蓦地坐了起来，作出最大的努力，仿佛要捍卫自己的生命一样。弗朗索瓦丝看了，忍不住呜呜咽咽地哭起来。我想起医生的吩咐，想叫弗朗索瓦丝离开房间。就在这时，外祖母睁开了双眼。我一个箭步冲到弗朗索瓦丝跟前，挡住她的哭泣，好让父母亲同病人讲几句话。氧气的声音停止了，医生离开病床。外祖母死了。
几小时后，弗朗索瓦丝能够最后一次地、不会引起任何痛苦地梳理外祖母那漂亮的头发了。她的头发仅仅有些斑白，看上去始终比她本人年轻，可是现在它们成了衰老的唯一标志，而她的脸却焕发出青春，多少年来痛苦在她脸上留下的皱纹、收缩、浮肿、紧张、弯曲都消失得无踪无影。她仿佛回到了遥远的过去，回到了她父母给她定亲的时代，脸部线条经过精细勾画，显露出纯洁和顺从，脸颊重又闪耀着纯真的希望和幸福的憧憬，甚至又重新闪射出一种天真无邪的快乐。这些美好的东西已渐渐被岁月毁灭。但是，随着生命的消失，生活中的失望也消失了。一缕微笑仿佛浮现在外祖母的唇际。死神就象中世纪的雕刻家，把她塑造成一位少女，安卧在这张灵床上。
第二章
这是秋天的一个星期日，但我却死而复生了，我前面的生活依然完好无损，因为前些日子一直风和日暖，今天早晨突然雾霭弥漫，寒气逼人，将近中午时才消散；然而，天气变化可以使世界，使我们自己获得新生。从前，当我们壁炉里吹起大风时，我听着风儿撞击翻板活门发出的梆梆声，就会心潮澎湃，激动无比，觉得这很象do音交响乐前奏曲中赫赫有名的琴弓声，犹如一个神秘的命运发出的不可抗拒的呼唤。自然界每一个明显的变化，都会使我们和谐的欲望适应事物的新形式；我刚刚醒来，蒙蒙雾霭就把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不再象遇到好天气那样成天想着出门，而是哪里也不想去，只渴望呆在火炉边，渴望有人和我同床共寝，就象是在另一个世界中，冷得筋骨瑟缩的亚当在寻找深居简出的夏娃。
屋外，消晨的原野笼罩着愉悦的灰雾，屋内，一杯巧克力发出馥郁的清香，我身处其间，竭力使我的身体、精神和道德生活保持一年前我带到东锡埃尔去的那种新奇的状态；那时候，我的身体、精神和道德生活深深地打上了一座光秃秃的小山丘的印记（即使看不见这座山丘，我也感觉到它的存在），使我心中涌动着一阵阵快乐，这种感觉与其他快乐感觉截然不同，我简直难以向朋友们描绘，因为对于我来说，我自己并无意识，这些快乐与其说是真实的感觉（若是这样，我就能描绘出来了），毋宁说是纵横交错、扑朔述离的印象。从这个角度看，晨雾把我带时的那个新奇的世界，我早已认识（这只会使它更加真实），但近来我已忘却（这使它又变得清新纯真）。于是，我能欣赏到几幅印在我记忆中的晨雾图，尤其是《东锡埃尔的清晨》。有一幅是我到军营第二天的晨雾图，另一幅是在附近的一个城堡里，圣卢带我去那里度过了二十四小时：黎明时分，在重新回到床上去之前，我撩开窗帘，倚窗眺望，在军营晨雾图中，我看见一个骑士，在城堡晨雾图中，我看见一个马车夫（他在一个池塘和一片树林的交界处，只有这边缘地带依稀可辨，其余全都淹没在均匀的似水般流动的令人心旷神怡的轻雾中），他们正在擦缰绳，就象从一幅隐约可见的壁画上浮现出来的寥寥无几的人物，由于人的眼睛适应不了这朦朦胧胧、神秘莫测的半明半暗，也就几乎看不清画上的人物了。
今天，我是从床上凝望这些记忆的，因为起床后我又躺下了，等着晚上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去看一出小剧。我父母亲到贡布雷去了，要在那里小住几天，这下我便有机会去拜访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我得好好利用。否则，他们一回来，我也许就不敢去了；我母亲对我外祖母的悼念诚心实意，一丝不苟，她要我们对外祖母的哀悼不拘形式，感情真挚，因此，她不会禁止我去看戏，但也不会赞成。然而，现在如果我写信征求她的意见，她从贡布雷给我回信时，不会伤心地说：“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已长大成人，知道该怎么做”，而是相反，她会责备自己把我一个人留在巴黎，会设身处地地体谅我的忧愁，希望我出去玩一玩，散敢心，尽管她自己拒绝参加一切娱乐活动。她相信，我外祖母也会劝我这样做的，因为她最关心我的身体和神经平衡。
一清早新的热水汀就点着了。热水汀不时地发出打嗝般的声音，这令人讨厌的声音与我对东锡埃尔的记忆毫无联系。但是，如果今天下午这个声音和我那些记忆老在我身上会合，久而久之，这两者之间就会产生一种亲和力，每当我重新听到（我有点听不惯了）热水汀的声音，我就会想起东锡埃尔。
只有弗朗索瓦丝一个人在家里。雾散了。灰蒙蒙的日光，毛毛细雨般地落下来，不停地编织着一张张透明的网，似乎给星期天的散步人涂上了一层银色的光。我把《费加罗报》扔到脚头。自从我给这家报社投了一篇稿后，每天都要叫人给我买一份，但一直没见发表。尽管没有太阳，但白天的亮光告诉我现在正是下午。罗纱窗帘象蜻蜓翅膀般轻而柔软，又似威尼斯玻璃般脆而易碎。晴天，它们就不能象这样轻柔，象这样一碰就碎。这个星期日，我孤单单一人呆在家里，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况且，今天上午，我派人给德·斯代马里亚小姐送去了一封信，我就更加心事重重。罗贝·德·圣卢在他母亲的干预下，经过多次痛苦而失败的尝试，终于和情妇一刀两断，他和情妇断绝往来后就被派往摩洛哥了，他要把这个一段时间以来他已经不再爱恋的女人彻底忘掉。昨天，我收到圣卢从摩洛哥写来的一封短信，告诉我他将回法国休一次短假，他在巴黎停留的时间很短（显然，他家里人怕他和拉谢尔恢复关系），为了向我证明他对我的思念，特意写信告诉我他遇见了当谢小姐，更确切地说，是德·斯代马里亚夫人，因为她结婚三个月就离婚了。罗贝想起我在巴尔贝克同他说的话，代表我要求那位少妇同我见见面。她答复他，回英国前，要在巴黎停几天，很愿意约一个时间和我共进晚餐。罗贝叫我赶紧给德·斯代马里亚夫人写信，因为她肯定已经到巴黎了。
圣卢的信没有使我感到意外，尽管他还是在我外祖母病重期间给我来过一封信，指责我对他不忠，对他背信弃义，从此就一直杳无音信。我非常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拉谢尔专爱煽起情夫的炉火（再说，由于一些微不足道的理由，她对我也耿耿于怀），她对圣卢说，他不在时，我对她有过不良企图，想和她发生关系，他就信以为真了。很可能他仍然相信这是事实，但他已经不再爱她了，因此，不管是真是假，对他都无所谓了，唯有我们的友谊继续存在。当我和他重又见面时，我试图同他谈谈他对我的责备，但他只是温和而亲切地朝我微笑，象是在表示道歉，接着就把话题岔开了。这并不是因为以后在巴黎他不可能同拉谢尔再见面的缘故。那些在我们生活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女人，不是一下子就能从我们生活中消失的。在最终离开我们之前，她们会不时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以致有些人以为爱情又开始复燃。圣卢的拉谢尔的决裂尽管曾使他一度痛不欲生，但因为他的女友仍然不断向他要钱，使他甚感欣慰，他的痛苦也就很快减轻了。嫉妒是爱情的延续，但它包含的内容并不比其他想象的产物所包含的内容更多。当我们动身去旅行时，带上三、四幅想象中的图画（邦特费克希奥的百合花和银莲花，薄雾笼罩的波斯教堂，等等），箱子也就塞满了，何况这些画可能会中途失落。当我们离开一个情妇时，总希望她——直到把她渐渐忘记——不要被三、四个我们想象中可能存在的，也就是我们所嫉妒的人占有。没有想象到的也就微不足道了。然而，一个已经分手的情妇经常向你要钱，虽然不能使你对她的生活有充分了解，正如发烧时的体温记录表不可能使你完全了解病人得的是什么病一样，但是，不管怎样，体温记录表可以让你知道她病了，而要钱则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使你模模糊糊地感到，被你遗弃的或把你抛弃的那个女人可能还没有找到一个有钱的保护人。因此，每一次要钱都能使嫉妒者感到欣慰，痛苦暂时得到平息，紧接着就是寄钱，因为他要她什么也不缺，就是不能有情人，不能成为他想象中的三个男人的情妇。这样，他就有时间稍稍稳定一下情绪，免得以后听到他的接班人的名字时挺不住。有时候，拉谢尔会在深夜回到旧情人身边，要求他让她在身边睡一宵。罗贝心里感到象吃了蜜一样甜美，因为即使他一个人占据大半张床也丝余不影响她睡觉，他意识到他们毕竟如胶似漆地在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他明白，她在他这位老朋友身旁比在其他地方更感到自在，和他在一起，哪怕是在旅馆里，就象回到了从前住过的房间一样，一切都很习惯，睡得更加踏实。他感觉到他的肩，他的腿，他身上的一切，在她看来，就象是最常用的物品，哪怕他因失眠或考虑工作在床上辗转反侧，也不会妨碍她睡觉，同它们接触能使她睡得更香。
言归正传，现在继续谈圣卢的信。圣卢从摩洛哥写来的那封信搅得我心绪不宁，尤其是，我从字里行间看出了他的用意，尽管他没敢明言。“你完全可以包一个单间请她，”他对我说，“这是一个性格开朗、颇有魅力的少妇，你们会相处得很好，我敢肯定，你会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我父母要到周末，也就是要到星期六或星期天才回来。他们回来后，我就只好每天在家里吃晚饭了，因此，我立即给德·斯代马里亚夫人写了封信，约她哪天方便和我共进晚餐，星期六前任何一天都行，她回话说，当晚八点左右我会收到一封信。要是下午有人来看我就好了，八点前的这段时间很快就会过去。如果有人和我们聊天，就不再会想着时间的长短，甚至不会感到它的存在，时间会过得很快。当迅速流逝的隐而不见的时间突然出现在你面前，引起你的注意时，离出发点已经很远了。但是，如果我们孤孤单单，无人要伴，我们总是惦记着那个我们望眼欲穿的离我们很远很远的时刻，只听见台钟单调的滴答声，这种焦急的心情会把小时分割成分钟，更确切地说，会把一分钟变成一小时。如果和朋友聊天，我们就不会去计算时间。我想到将要一个人孤寂地度过这个下午，尤其是想到与德·斯代马里亚夫人会面的欲望时刻会纠缠着我，使我把这个孤寂的下午同几天后即将享受到的无限快乐作比较，我就感到非常空虚，非常忧郁。
我不时地听见电梯升起的响声，紧接着又听见第二声，但不是我盼望的电梯在我那层楼停下的声音，而是完全不同的标志着电梯继续往上几层冲刺的声音。每当我等待一位客人来到时，这声音常常意味着对我那层楼的背弃，因此，后来即使我不再抱希望，不再相信会有人来看我，它对我仍然是一种痛苦的声音，就好象在宣判对我的抛弃。灰蒙蒙的白昼显得无精打采，逆来顺受，忙忙碌碌地做着它那始自远古时代的工作，编织着珠灰色的花边，还要干好几个小时；想到我要和它单独呆在一起，而它不会比一个为了凑近亮光而坐在窗边干活的、对房里的人不闻不问的女工更认识我——想到这些，我不禁内心凄然，忧从中来。突然，弗朗索瓦丝打开房门，带来了阿尔贝蒂娜，可我根本没有听见门铃声。阿尔贝蒂娜满面春风，走进房间，一句话也不说。她体貌丰盈。在她富态的身躯中，蕴涵着在巴尔贝克海滩——我再也没有回去过——度过的时光。她准备让我重温这昔日的时光，我看见它们正在朝我走来。毫无疑问，每当我们和一个同我们的关系已发生变化的人重逢，即使关系不甚密切，也好象看到了两个不同的时期。不用说是我们从前的情妇以朋友身份来看我们，就是在日复一日的某种生活中认识的一个人到巴黎来探望我们，只要这种生活已经结束，哪怕才结束一个星期，就足以使我们看到两个不同的时期。从阿尔贝蒂娜脸上每一根显示喜悦、询问和局促不安的线条中，我可以辨读出这些问题：“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好吗？那位舞蹈教练好吗？那位卖糕点的师傅好吗？”当她坐下时，她的脊背仿佛在说：“啊，这里没有悬崖峭壁，不过，您会让我坐在您身边吧，就象在巴尔贝克海滩一样。”她犹如一位魔术师，献给我一面时间的镜子。在这点上，她和那些曾和我们朝夕相处，但后来很少有机会和我们重逢的人没有两样。但是，我和阿尔贝蒂娜的关系还不止这些。诚然，即使在巴尔贝克海滩，在我们每天的相会中，每次看见她我都会大吃一惊，因为她一天一个模样。但是现在我几乎认不出她来了。她的脸孔沐浴在玫瑰色的雾气中，透过这层雾，可以看到棱角分明的线条，仿佛是雕刻而成的。她换了一张脸，或者说她终于有了一张脸。她长高了。她从前的那层躯壳几乎所剩无几，而在巴尔贝克海滩时，从那层躯壳几乎还看不到她未来的体形。
阿尔贝蒂娜此次回巴黎比往年要早。往年她总是在春暖花开时才回来，而我，由于狂风暴雨摧毁了春天第一批奇葩，几个星期来一直心烦意乱，很愿意把阿尔贝蒂娜的归来同春返大地联系在一起。只要有人对我说她在巴黎，她到我家来过，我就仿佛又看到了一朵海边的玫瑰花。我不太清楚那时候是什么东西支配着我的思想，是对巴尔贝克海滩的渴望，还是对阿尔贝蒂娜的欲念。也许，对阿尔贝蒂娜的欲念本身就是对巴尔贝克海滩的一种慵懒、松懈和不完整的占有，好象从物质上占有一样东西，例如在一个城市居住，就等于在精神上占有了这个城市。况且，即使在物质上占有一样东西，如果没有我的想象力使它在遥远的海边晃动，而是让它静止地呆在我的身边，那么，它对我也常常是一朵可怜的玫瑰花，在它面前，我宁愿闭上双眼，以便不看到花瓣上的某个瑕点，以便相信自己在海滩上呼吸。
现在我可以这样说了，尽管有些事情当时并不知道，以后才会发生。诚然，为女人献身要比把毕生精力耗费在搜集邮票、古鼻烟盒，甚至比搜集图画和雕塑更明智。只是收集邮票、古鼻烟盒应该使我们看到危险：女人不止一个，而是有许许多多。一个妙龄少女使人联想到一个海滩，联想到教堂一尊雕像的头发，一幅古老的铜版画，每当她出现的时候，人们总会想到一幅令人爱不释手的美丽图画，但这个令人神往的联想是很不牢固的。如果你和那个女人整天生活在一起，你就再也看不到使你对她产生爱情的任何东西了。当然，只要一分离，嫉妒又会再次把你们聚集到一起，那么，只要她和一个她在巴尔贝克海滩爱过的男子私通，就足以使海滩和浪涛重新溶进她的躯体，同她合而为一。只是这第二次联想不会使我们赏心悦目，只会使我们内心痛苦。既然有这个危险，我们就不能希望女人和海滩的联想再次使我们心醉神迷。这是后话。不过，在这里，我应该表示遗憾，因为我不够聪明，没有象别人搜集古望远镜那样搜集女人。放在玻璃橱窗后的古望远镜从不嫌多，总留着一个空位子，等待一个新的更希罕的望远镜到来。
今年，她一反度假习惯，直接从巴尔贝克来到巴黎，而且她在海湾呆的时间比以往要短得多。我好久没看见她了。因为我不认识她在巴黎的熟人，甚至连他们的名字也知道，所以，她不来我家时，她在干什么事，我一无所知，而间隙的时间往往又相当长。然后，有一天，阿尔贝蒂娜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她象一朵玫瑰花，悄然降临我身边，但这种情况也不能告诉我她不来看我的时候可能在做什么。她的所作所为，沉没在她那深不可测的生活中，我的眼睛几乎没那份心思去识破她的隐秘。
然而，有一次，有些迹象似乎表明她生活中可能出现了新情况。但也许应该从中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象阿尔贝蒂娜这般年龄的少女，一天会有十八变。比如说，她的智力有了较好的发展，当我旧事重提，说她那天一意孤行，非要把她的意见强加给大家，让索福克勒斯①用“我亲爱的拉辛”给拉辛写信时，她第一个由衷地笑了。“安德烈是对的，我说了蠢话，”她说，“索福克勒斯应该写‘先生’。”我回答说，安德烈的“先生”和“亲爱的先生”，比她的“我亲爱的拉辛”和希塞尔的“我亲爱的朋友”好不到哪里去，同样都很可笑，但是，要说蠢，那位出题让索福克勒斯给拉辛写信的老师最蠢。这下阿尔贝蒂娜又听不懂了。她看不出这个题目蠢在哪里，她的智力刚开窍，还没有得到发展。她身上还有更吸引人的新鲜东西：我感到，这个刚在我床边就坐的少女，和以前一样俏丽，但跟从前也有不同，她的眼神和脸部表情同往常一样显得任性，但她的额头却出现了某种变化，似乎比过去顺从了一些，而在巴尔贝克海滩，我曾遭到过拒绝：那天晚上，我们两人也和今天下午一样，一个躺着，一个坐在床边，只不过是倒过来，那天是她躺着，我坐在她身边。我想证实一下她现在让不让我吻她的额头，但又不敢贸然行事，因此，每当她起身告辞时，我都恳求再呆一会儿。要她同意留下并非轻而易举，因为尽管她没什么事要做（否则，她早就冲出门了），可她时间观念很强，况且对我已不很亲密，似乎不再要我与她作伴了。然而，她每次都先看看表，在我的请求下又坐了下来。就这样，她和我一起呆了好几个钟头，而我什么要求也没提出。我对她说的话和几小时前说的几乎完全一样，同我想的和渴望的毫无关联。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永远汇不到一起。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情欲更能使人心口不一，言不由衷了。时间紧迫，然而，我们就象要赢得时间似地，尽说一些和自己想说的毫无关联的话。我们说着话，也许，在想说的话说出来之前，表现爱情的动作就已开始。但有时也可能——为了得到同所渴望的女人直接接触的快感，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看对方有什么反应——不用言语表达，不征得对方同意，就做这个动作。当然，我一点都不爱阿尔贝蒂娜：她是雾的女儿，只能满足我那被季节变更所唤醒的富有想象力的情欲，这种情欲介于烹饪术和建筑雕塑术所能满足的欲望之间，因为它既能使我梦幻把一种不同的热乎乎的物质注入我的肉体，又能使我渴望一个叉开的身体在某个点上同我平躺的肉体接触，就象我在巴尔贝克教堂里所看到的，夏娃的身体勉强通过她的一双脚勾住亚当的臗部，几乎和亚当的身体保持垂直姿势。这些罗晨风格的浅浮雕，就象古建筑物的中楣，庄严而宁静地表现了创造女人的情景。在这些浅浮雕上，凡是上帝出现之处，总有两个小天使相随，好似两位伴臣，就象那些遭受严冬袭击而幸存下来的在夏天的天空中盘旋的飞鸟，一看便知他们是赫尔库拉努姆②的爱神，十三世纪中叶，他们依然活着，在建筑物的正面进行着最后艰难的飞翔，疲惫不堪，但不乏人们所期待的魅力。然而，这种快乐，在满足我情欲的同时，不可能使我摆脱这一梦幻，而且我也许愿意在任何一个漂亮女人身上寻觅。如果有人问我，当我同阿尔贝蒂娜没完没了地闲聊却闭口不谈真实思想的时候，我根据什么会如此乐观地认为她会满足我的欲望，我也许会回答，是因为她的有些措辞——至少从她现在所理解的意义看——不在她的语汇范围之内（而她被我忘却的声音特征又为我勾画了她的个性）。她对我说埃尔斯蒂尔很蠢，看到我大叫大嚷表示反对，她笑容可掬地反驳了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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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索福克勒斯（前496—406），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
②赫尔库拉努姆是意大利古城，公元79年被维苏威火山熔岩吞没。十三世纪开始发掘出许多住宅、建筑物和艺术品。
“您没懂我的意思。我是说他在那种情况下很蠢，但我完全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
同样，为了表示枫丹白露的高尔夫球赛高雅，她说：
“这完全是一种选择。”
当谈到我参加过的一场格斗时，关于我的证人，她对我说：“那些人都是百里挑一。”她凝视我的脸，承认她喜欢我“蓄小胡子”。她甚至说——我觉得我的运气很佳——打上次和希塞尔分别以来，她已有“好一阵子”没见到她了。我发誓，去年她还不会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在巴尔贝克时，阿尔贝蒂娜尚未掌握相当数量的，让人一听就知道她出身于富裕家庭的表达方式——年复一年，母亲把这些表达方式传给女儿，就象随着女儿的成长，逢年过节把自己的首饰送给女儿一样。一天，一位陌生妇女送给阿尔贝蒂娜一件礼物，为了表示感谢，阿尔贝蒂娜对她说：“我很过意不去。”听她这样说，我们会感到她不再是一个黄毛丫头了。邦当太太情不自禁地看了丈夫一眼，邦当先生回答说：
“当然，她快到十四岁了嘛。”
阿尔贝蒂娜谈论一个仪态不端庄的少女时说的话更表明她已经是大人，她说：“甚至看不出她是不是漂亮，她脸上涂满了胭脂。”总之，尽管她仍是少女，但她已学会了她那个环境和阶层的妇女应有的举止态度，如果有人做鬼脸，她会说：“我不能看见人做鬼脸，一见就想学”，如果有人以模仿别人为乐，她会说：“当您模仿她时，最可笑的是您很象她。”所有这一切都取之于社会宝库。但是关于“杰出”一词的含义，据我看，阿尔贝蒂娜生活的环境恰恰不能使她掌握我父亲对这个词理解的意义，当有人在我父亲面前极口称赞他的一个同事如何聪明，而他自己并不意识到此人聪明时，他会说：“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阿尔贝蒂娜说的“选择”，即使是指高尔夫球，在我看来。也和西莫内家水火不容，正如“选择”一旦加上了形容词“自然的”，就和一篇比达尔文早几个世纪的作品格格不入一样。而“好一阵子”这个表达方式，我感到更是个好征兆。最后阿尔贝蒂娜象一个一言九鼎的人，心满意足地对我说：“依我看，这是比较好的结局……我认为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最高雅的办法”，这时，我明显地感到从未有过的心慌意乱，但我也由此萌生了各种希望。
这句话是多么新奇，多么象一块冲积土，使人猜想到有多少道变化无常的河湾流经那些从前不为人知的土地，因此，当我听到“依我看”这几个字时，就把阿尔贝蒂娜拉到我身旁，听到她说“我认为”时，让她坐到了我的床边。
当然，有些文化很低的女孩子，嫁给一个很有学问的男人，在她们的嫁妆中，也会有这一类词语。结婚后，她们的言谈会发生变化，不久，她们去探望从前的女友，谈话时显得稳重审慎，这时，人们惊奇地发现，她们已变成了女人，当她们郑重宣布某某人聪明时，把“聪明”读成了两个“1”，但这恰恰是一种变化的征兆。我似乎感到，在阿尔贝蒂娜使用的新词汇和我熟悉的阿尔贝蒂娜的词汇之间，隔着一个世界。在她从前的词汇中，最大胆的词不过是在她谈及一个古怪的人时说的“这是个怪人”，或者，有人建议她赌博时她说的“我可没钱输”，或者，当一个朋友责备她，而她认为她朋友的责备毫无道理时说的“啊！真的，我觉得你非常了不起！”这些话中的词，是在这些场合非说不可的，是符合和晚祷时唱的圣母赞歌一样古老的资产阶级传统的，一个微微有点恼怒的，对自己的权利深信无疑的少女“自然而然”会用的这些词，因为她是从母亲那里学来的，就象学会祷告或行礼一样。所有这些词，邦当太太都教会她了，同时还教会她仇恨犹太人，喜欢黑衣服，认为穿黑衣服显得端庄，有教养。即使没有正式传授，她也象雏金翅鸟跟着它们的父母牙牙学语那样跟着母亲学说话，而金翅鸟正是通过牙牙学语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金翅鸟。尽管如此我觉得阿尔贝蒂娜的“选择”令人耳目一新，她的“我认为”使人欢欣鼓舞。阿尔贝蒂娜不再是从前的阿尔贝蒂娜了，因此，她的行为，她的反应也会和从前不一样。
现在我不仅不再爱她，甚至也不象在巴尔贝克时那样，害怕毁了她对我的友谊，因为友谊已经不再存在。毫无疑问，我早就在她眼里变得可有可无了。我意识到，她已不再把我看作是那个“小圈子”的成员。从前我费尽心机想加入，当我获得成功，我是多么高兴啊！况且，她的神态不象在巴尔贝克海滩时那样坦率、和善，我也就感到用不着畏畏缩缩，顾虑重重了。然而，我认为，使我最后下决心的还是我在语文学上的新发现。我继续把一个新环节加到外在的语链上（语链下面隐藏着我内心的欲望），就在阿尔贝蒂娜坐在我床边的时候，我谈到了小团体的一个姑娘，说她虽然比其他几位细小，但我觉得她挺漂亮。“是的，”她回答我说，“看上去象个黄毛丫头。”显然，在我刚结识她时，她还不会说“黄毛丫头”。如果事情正常地发展，她很可能学不到这个词，即使她没学会，我也不会感到有什么不好，因为没有什么比说“黄毛丫头”更惹人恼火了，听到这个词，我们会感到牙疼，就象在嘴里放进了一个大冰块。但是，即使阿尔贝蒂娜（她是多么漂亮）说“黄毛丫头”，我也不会感到不愉快。相反，我觉得，这个词即使不能说明她从外表看已经入门，至少也显示她内在的变化。可惜时候不早了，如果我想让她及时赶回家吃晚饭，同时不耽误我用饭的话，我就该同她说再见了。晚饭是弗朗索瓦丝准备的，她不喜欢让饭菜凉着。而且，也许她早已认为我们违反了她的一条规章制度，因为我父母不在家，而阿尔贝蒂娜和我在一起呆了那么久，致使一切都得往后推。但是，在“黄毛丫头”这个词面前，这些理由也就如泥牛过海，不再存在了。于是，我急忙说：
“您能想象得出我一点也不怕痒吗？您可以胳肢我一个小时，我连感觉都不会有。”
“真的？”
“我向您保证。”
她肯定明白，我这是在笨拙地表达一种情欲。因为她就象在向你提出一个你不敢企求的，但你的话已向她证明你会觉得有用的建议似的，用女人惯有的谦恭对我说：
“你愿意试一试吗？”
“如果您愿意的话。不过，您躺到我床上来，这样也许更方便。”
“这样行吗？”
“不，往下一点。”
“可是，不怕我太重了吗？”
她正说着，房门打开了，弗朗索瓦丝拿着灯走进来。阿尔贝蒂娜差一点来不及回到椅子上。弗朗索瓦丝可能一直在门口偷听，甚至从锁孔里瞧我们，故意选这个时刻给我们一个措手不及。但我没有必要作这个假设，她也许不屑用眼睛去证实她的本能已充分感觉到的东西，因为她和我，和我的父母亲长期生活在一起，敬畏、谨慎、关切和狡猾培养了她这种具有几乎是有预见性的本能的感觉，正如水手能感觉到大海，猎物能感觉到猎人，医生——至少是病人——常常能感觉到疾病一样。凡是弗朗索瓦丝能预见到的，都有充分的理由使人瞠目结舌，正如古人根据微乎其微的信息工具就能预知即将发生的事。弗朗索瓦丝的信息工具不比古人多，不过是膳食总管偷听到的只字片语罢了，仅仅是我们晚餐谈话内容的二十分之一，况且，传到厨房已经变了样。而且，她的错误，也和古人的错误一样，和柏拉图所相信的奇谈一样，与其说是由于物质条件贫乏所致，毋宁说应归因于错误的世界观和先入之见。即使在现在，对于昆虫习性作出最重大发现的，也可能象这样是一个既无实验室，也无任何器械的科学家。但是，如果说弗朗索瓦丝的奴仆地位不曾妨碍她获得一种为艺术所必须的科学——艺术是科学的极限，艺术在于把科学成果告诉我们，而使我们大吃一惊——那么约束就更不成其为障碍；在这点上，约束不仅没有阻碍科学发展，反而大大促进了发展。当然，弗朗索瓦丝毫不忽视语调、态度等辅助因素。因为她对任何一个和她地位相等的人说的话，不管多么荒唐，和我们的思想多么格格不入，她却毫不怀疑，全盘接受（然而我们对她说的话和希望她相信的事，她却从不相信）。因此，她对我们的论点越是流露出不相信，她在转述——因为间接引语能使她不受惩罚地对我们说出不堪入耳的话——一个厨娘的话时（她说，那家的厨娘对她说，她威胁主人了，在众人面前把他们当“畜生”看待，可事实上他们却对她百般宠爱），就越是用一种使人感到她把厨娘的话当做金科玉律的语气。弗朗索瓦丝甚至还说：“如果我是女主人，我一定会很生气。”尽管我们对五楼那位夫人没什么好感，但是听了这个不成体统的例子也得耸耸肩，就象听到了一则令人难以置信的寓言一样。但是，叙述者却说得斩钉截铁，不容置辩，使人感到她的断言是无可置疑的，是令人恼火的。然而，尤其是弗朗索瓦丝和作家有相似之处。当作家被一个君主或一种诗学，被某些诗律或一种国教束缚住手脚时，他们常常需要一种浓缩力，而在自由的政治体制或无政府主义的文学体制下，这种浓缩力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同样当弗朗索瓦丝不能明确回答我们的问题时，她就会象泰雷西亚斯①那样说话，如果需要写，会采用塔西脱②一样的方法。她善于把她无法直接表达的思想浓缩成一句话，如果我们对这句话提出指责，就不可能不连累到我们自己。有时她甚至一句话也不说，而是用静默，用东西的摆法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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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泰雷西亚斯是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的盲人占卜者，受智慧女神雅典娜的神示能听懂鸟语，预卜未来。
②塔西脱（约55—约120），古罗马历史学家，文体独具风格。主要著作有：《年代说》、《历史》、《日耳曼尼亚志》等，均系研究西方古史的重要资料。
举个例子。有时候，我一时疏忽把一封不该让她看见的信（比如，因为寄信人不怀好意地谈到了她，这会使她怀疑收信人也对她心怀敌意）遗忘在桌子上，和别的信混杂在一起，晚上，当我忧心忡忡地回到家里，直接走到我的卧室，一进屋，那封可能连累我的信首先映入我的眼帘，正如它不可能不引起弗朗索瓦丝的注意一样。她把我的信整整齐齐堆成一堆，把那封信放在最上面，无异于把它放在一边，这种醒目的位置无疑是一种语言，很有说服力，使我在门口就吓得浑身打颤，仿佛听到了吓人的喊声。弗朗索瓦丝很擅长导演这类把戏，她先不出场，设法让观众知道她已经知道一切，然后她才登场。为了象这样让一个无生命的东西说话，她既有欧文①和弗雷特里克·勒梅特尔②的天才，又有他们的耐心。此刻，弗朗索瓦丝俨然象一个“暴露罪恶的正义女神”，她把那盏灯高高举起，照在我和阿尔贝蒂娜的头顶上，灯光清楚地映出了少女的身躯在床罩上留下的明显可见的痕迹。灯光下，阿尔贝蒂娜的脸仍然妩媚动人，双颊依然呈现出在巴尔贝克时我曾为之陶醉的光辉灿烂的光泽。从总体上看阿尔贝蒂娜的脸有时显得苍白无力，但是，在灯光的照射下，渐渐染上了一层极其均匀、极其红润的色彩，显得无限坚实，无限光洁，真可以和某些鲜花特有的艳丽的肉色媲美。然而，弗朗索瓦丝的突然闯入使我措手不及，我喊道：
“怎么，都点灯了？我的上帝，这灯光真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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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亨利·欧文（1838—1905），英国演员、导演。曾主持伦敦兰心剧院。以扮演莎士比亚剧作中的哈姆雷特、奥赛罗等角色著称。
②勒梅特尔（1800—1876），法国喜剧演员。演过莎士比亚、雨果等人的许多作品和政治滑稽歌剧。
显然，我是想用这第二句话掩饰我内心的慌乱，想用第一句话对我的迟到表示歉意。弗朗索瓦丝用一句残酷而模棱两可的话作回答：
“要不要熄掉？”
“熄掉，怎么样？”阿尔贝蒂娜凑着我的耳朵说，她把我当作主人和同谋，用一句语法性的问话，通过疑问的语调，把这种心理上的肯定亲昵而强烈地表达出来，我不由得心醉神迷，不能自己。
当弗朗索瓦丝离开房间，阿尔贝蒂娜重新坐到我床上时：“您知道我怕什么吗？”我对她说，“我怕如果我们象这样继续下去，我忍不住要吻您了。”
“那可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不幸。”
我没有立刻接受她的挑逗。换个人也许会觉得这个挑逗多此一举，因为阿尔贝蒂娜的发音甜美而有肉感，她同你说话，就象在吻您。她每说一句话。就是给你一次温存，谈话充满了对你的亲吻。然而，她这次挑逗却给了我极大的快意。如果挑逗来自另一个和她年龄相仿的美貌少女，我甚至也会感到快意；但是现在。阿尔贝蒂娜对我虽然是唾手可得，但这在我身上引起的与其说是快意，毋宁说是一系列对比鲜明的美丽联想。我首先联想起海滩上的阿尔贝蒂娜，好象是以大海为背景的一幅画上人物，我感到她不比有剧院聚光灯下看到的形象更真实，看不清究竟是谁，是那被认为已经登场的女演员，还是作为替身的配角，或者仅仅是投影。然后，那个真实的女人脱离光束，向我走来了，但仅仅是为了让我看到，在现实生活中，她根本不象人们想象中的神奇的画中人那样柔情似水，唾手可得。我知道，抚摸和拥抱她是不可能的，只能同她闲聊，对我来说，她不是一个女人。正如放在餐桌上作装饰的不可食用的玉葡萄不是葡萄一样。现在，她出现在第三平面上，我觉得她和我在第二个平面上所认识的她一样真实，又和第一个平面上的她一样顺从，尤其是很久以来，我一直认为她不够顺从，因而她现在的顺从也就格外趣味无穷了。我对人生逐步有所认识（不象开始时那样认为它平淡和简单了），这暂时导致了不可知论。既然开始认为可能的事后来竟是假的，而当它在第三个平面上出现时又变成真的了，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肯定呢？（唉！我在阿尔贝蒂娜身上的发现还没有结束。）即使生活没有这种浪漫的能教会我们发现更多平面的诱惑力（这与圣卢在里夫贝尔饭店吃晚饭时所体味到的诱惑是反向的：他在一张安详的脸上，在被生活烙上的重重叠叠的记忆中，重新看到了他从前在那张脸的唇际留下的痕迹），无论如何，当我知道我有可能吻阿尔贝蒂娜的脸颊时，我感受到了极大的快乐，即使吻她的脸颊也不会有这样大的快乐。我们可以把一个女人当做一段肉体占有，仅仅使我们的肉体和女人的肉体贴在一起，但这与占有在海滩上邂逅的少女有什么不同呢？某些天，我们在海滩上看见这个少女和女友们在一起，但不知道为什么偏偏是那些天，而不是其他日子和她相遇，这使我们忧心忡忡，害怕再也见不到她了。生活殷勤地向你揭示了这个少女的全部故事，为让你看得清楚，借给你一个又一个光学仪器，不仅使你产生肉欲，而且还让你产生更难满足的精神欲望，这使肉欲增强百倍，变化无穷。如果肉欲只顾占有一段肉体，精神欲望会昏昏沉沉，麻木不仁，让肉欲单枪匹马，为所欲为；但是，一旦要占有一个完整的记忆领域，使过去依依不舍地离开的往事失而复得，精神欲望会在一旁掀起风暴，使肉欲变得格外强烈，虽然不能伴随到底，直到掌握一个非物质的现实（因为这个现实不可能在希望的形式下完成），但它们在半路上等候肉欲，把它护送回来。吻一个梦寐以求的少女的脸蛋，就好比在体味一种百看不厌的颜色的滋味，而吻一个无名无姓，既无秘密、又无魅力的女人的脸蛋，不管这个脸蛋多么清新，只能使人感到索然寡味。我们看到了一个女人，她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个普通形象，例如在海上显示出侧影的阿尔贝蒂娜，接着，我们可以把这个形象分离出来，放到我们身边，渐渐地，就好象放到了一架立体镜片下面，我们看清了它的大小和颜色。正因为这样，那些不能马上得手的，甚至不能马上知道将来能不能得手的有点难相处的女人，才是唯一令人感兴趣的。因为了解他们，接近和征服她们，使她们的形象呈现出形形色色的体形、身材和相貌，就是给我们上一堂相对主义课，教会我们如何鉴别一个肉体，鉴别一个女人的生活。当这个女人重新以苗条的身影出现在生活背景中时，你与她重逢，会享受到一种美。在妓院认识的女人，是毫无趣味可言的，因为她们始终一个样。
此外，我对那个心爱的海滩的全部印象都掌握在阿尔贝蒂娜手中，系在她的身上。我感到，吻她的双颊就如同在吻整个巴尔贝克海滩。
“如果您真心让我吻您，我宁愿把这留到以后，选一个合适的时机。只是到时候您可不要忘记您的许诺。我需要有一张‘接吻许可证’。”
“要我签字吗？”
“如果您现在给我了，以后还会再给我一张吗？”
“您的接吻许可证可真逗人，过一段时间我就给您开一张。”
“我还要问你一件事，您知道，在巴尔贝克海滩，我还没有认识您的时候，您的目光常常让人感到冷酷而狡黠，您能不能告诉我，您当时在想什么？”
“哦！我可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噢，那我来帮您回忆。有一天，您的女友希塞尔双脚并拢，从坐着一位老人的椅子上蹦了过去。您尽量回忆一下，您那时在想什么。”
“我们和希塞尔来往最少，您愿意说她和我们是一伙也可以，但不完全是。我当时可能在想，她很庸俗，很没有教养。”
“哦！就这些？”
我很想在吻她之前，让她重新披上我在巴尔贝克认识她之前我所感到的她那种神秘的色彩，在她身上重新找到她以前生活过的地方；即使我不认识这个地方，但是，如果我能处在她的位置上，至少我也能回忆起我们在巴尔贝克海滩的生活、我窗下汹涌的波涛声和孩子们的喊叫声。但是，我把目光滑到她那玫瑰花般红润的美丽动人的圆脸蛋上，看见颧颊缓缓向里弯曲，最后与山嘴陡峭、山谷波动、绵延起伏、秀色可餐的乌发相遇，消失在第一批山麓中。看到此番情景，我不禁心想：“我在巴尔贝克没有成功，但现在我毕竟就可以吻阿尔贝蒂娜的脸颊，品尝这朵从没品尝过的玫瑰花的滋味了。再说，既然我们在人生道路上难得能从不同的平面认识人和事物，因此，当我使这张百里挑一、美如玫瑰的脸孔离开它过去的环境，把它带到这个新的平面上，终于能用嘴唇认识它的时候，也许我可以认为我的人生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完美的。我这样想，是因为我相信存在着一种用嘴唇获得的知识；我之所以认为我马上就要尝到这朵肉玫瑰花的滋味，是因为我没有想到，人尽管比海胆，甚至比鲸鱼高级，却仍缺少一定数量的器官，尤其是缺少接吻的器官。于是，人就用嘴唇来代替这个缺少的器官。用嘴唇吻心爱的女人产生的效果也许比不得不用一个巨牙抚摸更令人满意。但是，嘴唇的功用在于把具有诱惑力的东西的滋味带给味觉器官，因此，只能满足于在表层徘徊，无法进入它们渴望进入的脸蛋中去，但它们并不意识到错误，也不承认失望。况且，嘴唇在同肉体接触时，即便变得更驾轻就熟，更精于此道，也显然不可能体味到更多的大自然阻止它们体味的滋味，因为在这个找不到食物的荒漠上，它们形单影只，茕茕孑立，视觉和嗅觉早已相继把它们抛弃。首先，当我的嘴巴接受眼睛的建议，凑近脸颊接吻时，我的眼睛在移动中发现了新的脸颊；从近处看到的脖子，就象照了放大镜一样，呈现出一粒粒小疙瘩，显得健壮有力，从而改变了脸的特性。
照相机的最新用途，可以让我们经常从近处看到的，象塔一样高大的房屋，全部倒伏在一座教堂脚下，使同一些建筑物象军队的一个团操练那样，时而排队，时而分散，时而密集，把刚才还相距很远的比阿斯塔①教堂的两根柱子紧紧地靠在一起，让近在眼前的萨吕特教堂②变得远在天边，使一个桥洞、一个窗孔、一丛置于前景的色彩强烈的树叶成功地出现在暗淡晕阴的背景上，展现出广阔的视野，使同一个教堂依次换上其他所有教堂的拱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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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比阿斯塔教堂位于意大利，由意大利画家比阿斯塔（1682—1750）得名。
②萨吕特教堂位于意大利威尼斯，建于1631年至1682年。
我觉得，照相也和接吻一样，能使一个我们认为具有确定外表的东西变化出千姿百态，而每一个新姿态都和原来的姿态一样合适，因为它们各有一个同样是合理的透视角度。总之，就象在巴尔贝克海滩我常看见的阿尔贝蒂娜的千姿百态那样，现在，当我的嘴唇凑近她的脸颊时，刹那间，我看见了十个阿尔贝蒂娜，仿佛要把一个女人在同我们多次约会中向我们呈现的丰富多采的姿态和色彩以神奇般的速度在几秒钟内全部展现出来，再次体验到一个人的千变万化，把这个人具有的各种可能特征从不同的箱子里取出来那样，一个一个地全部取出来。这个少女就象一个多头女神，我刚看见一个头，如果我试图接近它，它就会让位给另一个头。只要我还没有接触它，我就能看见它，就能闻到它的淡雅的清香。唉！真可惜——因为对于接吻，我们的鼻孔和眼睛长的不是地方，正如我们的嘴唇不是专门用来接吻的器官一样——我的眼睛突然看不见了，接着，我的鼻子挤扁了，什么味道也闻不到了，根据这些令人讨厌的征象，我知道我终于在吻阿尔贝蒂娜的脸蛋了，可是我却还是没有品尝到我渴望已久的玫瑰花的滋味。
这次，我能突然袭击，随心所欲地满足我的欲望，而她也让我这样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她从前曾严肃拒绝我的东西，这难道就因为两个肉体换了位置（我躺着，她站着），就因为我们演出了一场和在巴尔贝克海滩演出的完全相反的戏吗？）当然，今天，当我的嘴唇凑近她的脸颊时，她露出的追求快感的表情和从前那种严肃神态之间仅仅存在着一些极其细微的线条偏差，但是，这种偏差完全可以同杀死或救活一个伤员，同一张杰出的肖像和一张蹩脚的肖像之间的差距相比拟。）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无意中做了一件好事，我该不该向这个恩人致谢，感谢他最近一个月中在巴黎或在巴尔贝克为我做了工作，促使阿尔贝蒂娜的态度发生变化，但是我想，我和她所处的位置是她改变态度的主要原因。然而，阿尔贝蒂娜却对我说了另一个理由，她说：“啊！那是因为在海滩那会儿，我还不认识您，我可能认为您居心不良。”这个理由使我困惑不解。显然，阿尔贝蒂娜说这话是诚恳的。一个女人，在同一个男友接触中，假若她的四肢和身体并没有感到一个陌生男子在蓄意耍弄她，怎么会轻易承认这个错觉呢？
不管阿尔贝蒂娜的生活近来发生怎样的变化，不管这些变化也许能解释她为什么这样痛快地同意满足我一时的纯粹是肉体的欲望，而为何在巴尔贝克海滩却嫌恶地拒绝我的求爱，但无论如何，那天晚上，当她的爱抚使我意驰神荡，心满意足时，我看见她身上发生了更令人吃惊的变化。她大概清楚地看到我满足的神态，但我还担心她会因厌恶和羞怯而反抗呢，就象在香榭里舍大街的月桂树丛后，我想拥抱希尔贝特时，希尔贝特作出的反应一样。
可事实恰恰相反。我刚让阿尔贝蒂娜躺到我床上，刚开始抚摸她，她脸上就出现了我从未见过的神态，温顺，真挚，近乎幼稚的天真。当她就要得到快感时，就象人死后一样，平时的一切忧虑，一切奢望都烟消云散，那张变得年轻的脸似乎又恢复了少女的纯真。当然，任何一个人，如果他的才华突然有了用武之地，他会变得谦逊，勤勉，讨人喜欢；尤其是，如果他善于用他的才华给我们带来巨大快乐，他自己也会感到无尚幸福，同时也想让我们充分享受快乐。但是，在阿尔贝蒂娜脸上新出现的这种表情中，不只是有大公无私、职业的良心和大度，还有一种传统的和勃发的忠诚；她不仅回到了她自己的童年时代，而且回到了她那一类人的青年时代。我只希望能平息肉欲，而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可是阿尔贝蒂娜却和我不同，她似乎觉得，如果相信这种肉体快乐无需精神情感相伴，认为肉体快乐是某件事的最终结果，那她未免太有点粗俗。刚才她还急着要走，可现在也许觉得接吻必然导致做爱，而做爱高于其他一切义务，因此，当我提醒她该回家吃晚饭时，她说：
“噢，没关系的，来得及。”
她似乎觉得接完吻就起床不大好意思，出于礼貌，也应该在床上多呆一会儿，这和弗朗索瓦丝一样，絮比安请她喝酒，如果她认为不管渴不渴都应该高兴地接受时，她不敢一喝完就走，哪怕有要紧事等着她做。阿尔贝蒂娜是卑微的法国乡村妇女的化身，在圣安德烈教堂能找到这类妇女的石雕原型（这也许是我不知不觉地渴望得到她的一个原因，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以后我再讲）。尽管弗朗索瓦丝不久将成为她的死敌，但我从她身上看到了弗朗索瓦丝的影子：对客人和陌生人讲究礼貌，注意礼节，对男女结合怀有敬意。
莱奥妮姨祖母死后，弗朗索瓦丝认为只能用同情的口吻说话，而当她看到姨婆的女儿结婚前几个月和未婚夫一起散步时不换着未婚夫的胳膊却感到很反感。阿尔贝蒂娜一动不动地躺在我身边，对我说：
“您的头发很美，眼睛很漂亮，您长得很可爱。”
我在提醒她时间已经不早了之后，又说：“您不相信我？”她回答我说：“当然相信。”她说的也许是真话，不过也就是两分钟以来的事，而且只能持续几个小时。
她同我谈我，谈我的家庭，我的社会环境。她对我说：“啊！我知道您的父母认识一些体面人物。您是罗贝·福雷斯蒂埃和苏珊·德拉热的朋友。”我刚听她讲这两个名字时感到非常陌生，但我忽然想起，我确实和罗贝·福雷斯蒂埃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一起玩过，后来再没有见面。至于苏珊·德拉热，她是布朗代夫人的侄孙女，有一次，我本来要到她父母那里上舞蹈课的，甚至要在一个沙龙喜剧中扮演一个小角色，但我怕笑得太厉害而引起鼻孔出血，就没有去，因此，我一直没有看见她。那时候，我认为不过是斯万家的那位帽子上插着羽饰的女教师在苏珊父母家里教授舞蹈罢了，但也可能不是她，而是她的一个姐妹或朋友。我向阿尔贝蒂娜声明，罗贝·福雷斯蒂埃和苏珊·德拉热在我的生活中几乎不存在。
“这很可能，你和他们的母亲有来往，这样，你们也就有关系了。我经常在基督林茛道上遇见苏珊·德拉热，她长得挺漂亮。”我们的母亲只是在邦当夫人的想象中才彼此认识，邦当夫人听说我曾和罗贝·福雷斯蒂埃在一起玩过，我似乎不给他朗诵过诗，于是就得出结论，我同他有来往是因为两家的父母亲认识。有人对我说，她每次提到我母亲的名字时，必定要说：“啊！是的，她是德拉热、福雷斯蒂埃社交圈，或某某圈子里的人”，这就给我的父母打了一个受之有愧的好分数。
此外，阿尔贝蒂娜的社会观念是极其荒唐的。她认为，在姓西莫奈的人中，书写有两个n者不仅比只有一个n的人低贱，而且比其他可能有的人都低贱。如果一个人和你同姓，但不是你家里人，你就有足够的理由蔑视他。当然也有例外。比如，两个西莫奈在一次集会中，假如说在开往墓地的送葬行列中相遇，觉得有必要随便交谈几句，并且感到自己情绪很好，当有人给他们双方作介绍，他们得知对方也姓西莫奈时，会彼此善意地寻找他们之间的亲族关系。尽管毫无结果。但这仅仅是例外。有许多人是不值得尊敬的，可我们却无视这一点，或者对此毫不在乎。但是，如果因为我们和他们同姓而造成把寄给他们的信交给我们，或者相反，把寄给我们的信交给他们，我们就会对他们的价值产生怀疑，而这种怀疑往往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害怕搞混，若有人同我们讲起他们，为避免和他们搞混，我们会厌恶地撇撇嘴。如若在报上看见我们的姓戴在他们头上，会觉得他们窃取了我们的姓，社会其他成员犯罪与我们毫不相干。可同姓人犯罪，会让他们罪加一等。我们仇恨其他一切姓西莫奈的人，这种仇恨不是孤立的，而是祖辈传下来的，因而变得格外强烈。到了孙子一辈，只记得爷爷对其他姓西莫奈的人常常蔑视地撇撇嘴，但不知其中原委：如果有人告诉他们仇恨始自一起谋杀案，他们也会深信不疑。直到有一天，两个非亲非故的西莫奈结婚（这种事时有发生），前隙才算消除。
阿尔贝蒂娜不仅同我谈罗贝·福雷斯蒂埃和苏珊·德拉热，而且还主动给我讲述她家和安德烈的一个叔叔之间的一件事，大概是肉体的接触产生了一种透露秘密的责任，至少在一开始，说第一句话的时候是这样，那时，肉体接触尚未引起口是心非，因而不用对我保密。在巴尔贝克时。她拒绝同我讲这件事，可现在她认为不应该让我感到她对我还有什么秘密。现在即使她最要好的女友在她面前说我的坏话，她也觉得应该告诉我。我坚持要她回去，她只好走了，但她觉得我太粗鲁，替我感到羞惭，因而强装笑容，表示对我谅解，就象一个女主人看到有人穿着短上衣来她家作客，勉强笑迎，心里却很不舒服。
“您为什么笑？”我对她说。
“我没笑呀，我是在对您微笑，”她亲切地对我说，“什么时候我能再见到您？”她接着又说，似乎认为我们刚才的行动是一种伟大友谊的前奏曲（既然习惯上必然导致这个结局），这是一种事先就存在的友谊，我们有责任发现和公开承认，只有这个友谊才能解释我们刚才的行动。
“既然您准许，我一有可能，就叫人去找您。”
我不敢对她说，一切取决于我能不能见到德·斯代马里亚夫人。
“唉！只好临时决定了，事先很难知道，”我对她说，“假如哪天晚上我有空，能叫人去找您吗？”
“过一段时间就可以了，因为我就要和我姨妈分开进出了。但现在不行。不管怎样，我明天或后天下午到这里来碰碰运气。您有空就见我，没空就算了。”走到门口，她见我没有主动亲她，甚感惊讶，就把脸凑到我嘴边，认为我们现在不需要有粗俗的情欲就能接吻了。因为我们刚才短暂的卿卿我我，是男女单独在一起心灵交感时可能产生的一种关系，所以，阿尔贝蒂娜认为，应该为我们刚才在床上的接吻意外而短暂地添上一层骑士和情妇接吻时的感情色彩，正如中世纪行吟诗人对于接吻可能构想的那样。
这位可能被中世纪雕刻家刻在圣安德烈教堂门廊上的庇卡底①少女刚离开我，弗朗索瓦丝就给我送来了一封信，我欣喜若狂，因为这是德·斯代马里亚夫人的信，她答应星期三和我共进晚餐。这封署名为德·斯代马里亚夫人的信，对我来说，写信人与其说是真实的德·斯代马里亚夫人，毋宁说是阿尔贝蒂娜来看我之前我思念了整整一天的德·斯代马里亚夫人。这是爱情玩弄的可怕骗局。爱情一开始就唆使我们和一个不属于外部世界的女人，一个仅仅是我们想象中的女人玩弄这场骗局。况且，唯有这想象中的女人才永远听我们使唤，让我们占有，才能被同想象力一样随心所欲的记忆力变得完全不同于真实的女人，正如梦幻中的巴尔贝克不同于真正的巴尔贝克一样。我们通过想象创造了一个女人，渐渐地，我们非要让现实中的女人和梦幻中的女人相象，这就给我们带来了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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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庇卡底是法国北部旧省名。
阿尔贝蒂娜来访，耽搁了我很长时间，当我赶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里时，喜剧已经演完了。客人们从第一客厅里涌出来，边走边议论着盖尔芒特公爵夫妇彻底分居的特大新闻。我不想从侧面进攻人流，于是便在第二客厅的一张大安乐椅上坐了下来，等待女主人过来时向她问候。我看见公爵夫人从第一客厅走出来，身穿一件宽大的黄缎连衣裙，裙子上引人注目地别着几朵硕大的黑罂粟花，显得庄严，魁伟。想必看戏时她坐在第一排，所以比别人晚出来。看见她，我不象以前那样失魂落魄了，我母亲突然把我从一个旷日持久的幻梦中唤醒了。一天，她把手放在我额头上（就象她怕给我带来痛苦时习惯做的那样），对我说：“别天天上街去看德·盖尔芒特夫人了，你都成了大家的笑柄啦。况且，你看，你外祖母病得那样厉害，你还有更要紧的事要做呢，何苦在路上等一个不把你放在眼里的女人呢”，于是，她就象一个会施催眠术的人，使我摆脱幻梦，回到了现实，使我睁开了眼睛；她又象一个医生，让我意识到现实和责任，治好了我沉迷不醒的想象出来的疾病。第二天，我用了一整天时间同这个已被我抛弃的病痛作最后的告别，连续几个小时边哭边唱舒伯特的《告别曲》：
……再见了，天使们非同凡俗的姐妹，
奇妙的声音在远方将你召唤。
接着就没事了，上午我再也不出门了。没想到会是这样轻而易举，以致我预言（以后大家会看到我的预言是错误的），在我生活中，同一个女人断绝来往将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直到弗朗索瓦丝告诉我，絮比安很想换一间大一点的房子，正在街上寻找一个店铺时，我才开始出门。我想帮他找到这样一个店铺（再说，我也很乐意帮他忙，因为在街上闲逛，在乳品店敞开的铁窗下，可以看见戴白袖套的送奶姑娘；我躺在床上，就已经听见阳光明媚的大街上人声喧闹，就象在海滩一样）。此外，我现在出门自由自在，因为我心里坦然，我不是为看德·盖尔芒特夫人才出门的，这就象一个女人，只要有情夫，她就会小心翼翼，哪天同情夫一刀两断了，她就会把信到处乱放，就有可能把一个她已不再感到害怕，同时也不会再犯的错误暴露给丈夫。
当我知道几乎每幢房子都有不幸人时，心里感到很难过。这里，妻子因丈夫有外遇而哭泣不停。那里却是妻子欺骗了丈夫。在别处，一位含辛茹苦的母亲遭到酒鬼儿子的毒打，竭力在邻居面前掩饰自己的痛苦。人类有一半在哭泣。当我认识到这个道理时，心里非常恼火，以致我想，丈夫或妻子与人通奸，是不是有他们的道理，是因为他们得不到合法的幸福，除了对自己的妻子或丈夫外，他们对谁都亲，对谁都忠。不久，我就不能再以帮助絮比安为理由，每天上午继续到街上乱逛了。因为我听说，我们院子里的那位细木匠接到了房管员的驱逐令，说他敲敲打打，闹得鸡犬不宁。细木匠的车间与絮比安的裁缝铺仅一板之隔。絮比安求之不得，因为车间有一个与我们地窖相通的放细木板的地下室。絮比安将把煤放在地下室里，拆掉隔板，他就有了一个宽敞的店铺。絮比安觉得德·盖尔芒特先生要价太高，就先让那些想找房子的人来看看，公爵找不到房客，就会泄气，从而心甘情愿地降低价格，把房子租给他。弗朗索瓦丝注意到，每天看房的时间过了，门房甚至还把“待租”的牌子留在店门口。她觉察到，这是门房设的圈套，想把盖尔芒特家那位听差的未婚妻引到这里来（他们会找到一个谈情说爱的隐蔽所），然后把他们当场抓住。
尽管不再需要为絮比安找房子了，但我无论如何仍坚持在午饭前出门。我常常遇见德·诺布瓦先生。有时他正在和一个同事交谈，他用目光打量我，看够了，就把眼睛移到他的谈话人身上，既没有对我微笑，也没有朝我点头，好象压根儿不认识我。因为对于这些显要的外交官来说，以某种方式注视你，并非是为了让你知道他们看见你了，而是要让你知道他们没有看见你，他们正在和同事谈一个严肃的问题。我经常在我们家附近遇见一个大个子妇女，她对我有失检点，因为尽管我不认识她，她却总要回首看我，徒劳地在商店橱窗前等我，朝我微笑，仿佛要来拥抱我，要委身于我。如果遇到熟人，她就立即恢复冷漠的神态。好久以来，在我上午的奔波中，根据我要做的事情，哪怕是买一份报纸那样的小事，我总是选择最近的路，即使我走的路线不在公爵夫人习惯的散步路线内，我也毫不遗憾，如果相反，恰好同她的路线重合，我也不必小心谨慎，掩饰自己的感情，因为我不再感到这条路是禁路了，不再需要煞费苦心地让一个无情无义的女人开恩，不情愿地让我看一眼。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精神上恢复健康后，这不仅使我对德·盖尔芒特夫人恢复了正常态度，而且也使德·盖尔芒特夫人改变了态度，对我友好和亲切了。不过，这对我已经无关紧要了。从前，即便把世界的力量聚集起来，促使我同她接近，也会在一个不幸的爱情女神施展的魔法面前化为乌有。仙女的威力大于人类，她们规定，一旦被施了魔法，一切都无济于事，直到有一天，我们真心诚意地对自己说“我不再爱”时，魔法才会解除。我曾埋怨圣卢没把我介绍给他的舅妈。但是，他不比别人更高明，他同样不可能破除魔法。只要我还爱着德·盖尔芒特夫人，我从别人那里得到的关切和恭维只会使我内心痛苦，因为这不是她给我的，况且她并不知道。然而，即使她知道了，也不会有什么用处。但是，任何细小的感情流露，失约，拒绝一起吃饭，一种无心的、不自觉的严厉态度，甚至比所有的化妆品和最漂亮的衣服更有用处。如果有人把这个成功的秘诀教给别人的话，准会获得成功。
德·盖尔芒特夫人来到我所在的客厅，头脑里还在想着她那些朋友（都是些我不认识的人），说不定哪天晚上还要同他们相聚。当她穿过客厅时，发现我坐在大安乐椅上，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只想显得客客气气，彬彬有礼，可是当我还爱着她的时候，我总想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却总也装不出来。她斜穿过客厅，向我走来，脸上又露出了看歌剧那天晚上的微笑，即使她痛苦地感到她被一个她不爱的人所爱，也不会使这个微笑消失：
“不，坐着别动。请允许我在您身边坐一会儿，好吗？”她对我说，优雅地把大得出奇的裙子稍微往上提了提，不然的话，会把整个椅子都占满的。
她身材比我高大，况且裙子又使她增加了体积，因此，我几乎能接触到她那裸露着的妙不可言的卷成螺旋形的象饰带一样披下的金发。她的胳膊上覆盖着无数绒绒细毛，犹如在周围飘浮的永不消失的金色烟雾，而她的金发给我送来阵阵馥郁的芳香。因为两人坐得很挤，她很难把脸转到我这边，只好目视前方，而不是看着我这边，她含情脉脉，若有所思，其神情宛若一张画像。
“您有罗贝的消息吗？”她对我说。
这时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从我们身边经过。
“好啊！先生，难得见您一次，您却到这时候才来。”
看见我在同她的侄女说话，大概猜想我们的关系比她知道的要亲密：
“我不想打搅您和奥丽阿娜的谈话，”她又说（因为在女主人的职责中，也应包括给两个恋人起撮合作用）。“您愿意星期三和她一起来吃晚饭吗？”
星期三我要和德·斯代马里亚夫人共进晚餐，所以我拒绝了。
“那么星期六呢？”
我母亲星期六或星期天回来，如果天天不和她一起吃晚饭恐怕不好，我又拒绝了。
“啊！您这人好难请呀！”
“您怎么总也不来看我呢？”当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离开我们时，德·盖尔芒特夫人对我说。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是去向演员们表示祝贺和给那个著名的女歌唱家献玫瑰花的。这束花的全部价值是送花人的那只手，因为花本身只值二十法郎（况且，她才为侯爵夫人唱了一次，得到一束花已经是最高奖赏了。每天午后和晚上都来为侯爵夫人效劳的女歌唱家，能得到她亲手画的玫瑰花。）“每次只能在别人家里见面，这确实有点乏味。既然您不愿意和我一起在我姑妈家吃晚饭，为什么您不上我家来呢？”
有几个人找了些借口，尽可能地在这个客厅里多呆些时间，但最后还是出去了，他们看见公爵夫人和一个年轻人坐在一张狭窄得只能坐下两个人的安乐椅上聊天，就认为他们得到的情报不正确，要求分居的不是公爵夫人，而是公爵，而我是他们分居的原因。他们赶紧去散布这个消息。我比谁都清楚这个消息是不真实的。但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公爵夫妇尚未正式分居，处境十分困难，公爵夫人却不安分守己，竟邀请一个恰恰是她很不了解的人吃晚饭。于是我猜想，过去她不接待我，是因为公爵不同意，现在他们分开了，她看到障碍已经消除，就可以把她喜欢的人聚集在她的周围了。
两分钟前如果有人对我说，德·盖尔芒特夫人要我去看她，我会惊得说不出话来，更不用说她要我去吃晚饭了。尽管我知道盖尔芒特沙龙不会和我根据这个名字想象出来的沙龙有共同之处，但因为我一直被拒之门外，只好把我在小说中看到的有关沙龙的描写和梦幻中看见的沙龙的形象赋与盖尔芒特沙龙，即使我心里清楚，它跟世上所有的沙龙没有两样，但我还是把它想象得与众不同。在我和盖尔芒特沙龙之间，有一道屏障，真实碰到这道障碍就会消失。和盖尔芒特一家共进晚餐，犹如在进行一次渴望已久的旅行，好象在把我心之向往的东西展现在我眼前，在结识一个梦幻。至少，我可以相信，这顿晚餐是这样一种晚餐：主人邀请的是一个他们不想炫耀的人，他们对他说：“来吧，就我们家里人，绝对没有旁人”，他们害怕看见这个卑贱的客人和他们的朋友混在一起，却偏要把这种害怕强加给客人，硬把他当成不爱交际的人而给予特殊优待，单独请他吃饭，甚至把这种孤立变成一种只有亲朋好友才能享受的值得羡慕的特权。可是恰恰相反，德·盖尔芒特夫人接下来说的话使我感到她是想让我品尝更美好的东西。她说（一面说，一面仿佛在向我展现到法布利斯①的姑妈家作客时能看到的淡紫色的美和被介绍给莫斯加伯爵②时能看到的奇迹）：
“星期五您有空来参加小宴会吗？都是至亲好友，您能来就好了。帕尔马公主要来，她很迷人。要是不能让您会见一些可爱的人，我就不会邀请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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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布利斯是司汤达的小说《巴马修道院》中的主人公。
②莫斯加伯爵也是《巴马修道院》中的人物，法布利斯的姑妈吉娜的情夫。
家庭在那些热衷于步步高升的不稳定的中间社会阶层是不被重视的，但在象小资产阶级和王侯贵族这些稳定的阶层中却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贵族阶级不能再企望高升，因为从他们特有的观点看，在他们之上什么也没有了。“维尔巴里西斯婶母”和罗贝对我显示的友谊，可能使我在自给自足、永远生活在同一个小圈子里的德·盖尔芒特夫人及其朋友们的眼里，变成了一个我难以想象的能激发他们好奇心和吸引他们注意力的目标。
她对这些亲戚的家庭和日常生活了如指掌，知道他们的生活平淡无奇，同我们想象的迥然不同，如果我们有什么事被她知道了，我们的行为非但不会象眼睛里的灰尘或气管里的水珠那样遭到驱逐，反而会牢牢地刻在她的记忆中，多少年后，甚至连我们自己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她却还会在宫中议论和谈及这些。当我们听到这些往事，会象在一本极其珍贵的真迹集中发现我们的一封亲笔信那样惊奇万状。
一般的风雅人可能会因上门打搅的人太多而紧闭大门。可是，盖尔芒特家并非门庭若市。陌生人几乎没有机会从他们家门口经过。如果偶然有一个陌生人登门求见，公爵夫人决不会考虑这个人能不能提高她的社交地位，因为这正是她可能给予别人的，而不是别人可能给予她的。她考虑的只是这个人的真正品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和圣卢对她说过，我有真正的品质。当然，如果她没有注意到他们对我从未能做到召之即来，或者说，没有注意到我对社交活动并不热衷，她也就不会相信他们的话了，因为一个不热衷社交生活的人，在公爵夫人眼中，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人”。
应该看到，当有人谈起她不大喜欢的女人，例如谈到她的表嫂时，她脸上的表情会陡然变化。“啊！她很迷人”，她说，神态狡黠而肯定。她提供的唯一理由是，这位夫人曾拒绝和肖斯格罗侯爵夫人和锡利斯特拉亲王夫人认识。但她没有说，她，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也同样遭到了拒绝。然而这是事实。从那天起，公爵夫人经常想象这位很难结交的贵妇家中可能发生的事。她渴望在她家中受到接待。上流社会的人总是习惯别人希望和自己结交，谁要是故意避而不见，谁就在他们眼里成了凤凰，就会引起他们特别的关注。
德·盖尔芒特夫人请我吃饭的真正动机是什么？难道就因为我无视她的亲戚，不想和他们经常往来？自我不爱她以来，她是怎样想的？这些我无从知道。不管怎样，她既然决定请我，就要尽地主之谊，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给我看，而把那些可能使我今后不再踏上她家门的朋友，那些她知道十分无聊的人支开。当我看见公爵夫人因为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偏离她的航道，坐到我的身边，邀请我到她家去吃饭时，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我们没有专门的器官为我们提供情况，因此就认为我们不熟悉的人只会在难得看见我们的时候才想起我们。我对公爵夫人就是这样想的。然而，这种想象具有绝对的随意性。例如，我们在一个美丽而寂静的夜晚感到孤独时，会无穷地遐想，会看见形形式式的交际王后在遥远的星空沿着各自的轨道行进，这时，假如从空中掉下一张晚宴请帖或传来一阵喧哗，会以为落下了一颗刻着我们名字的陨石，因此而不安或快乐得惊跳起来，因为我们相信在金星或仙后星上不会有人知道我们的姓名。
也许，有时候，当德·盖尔芒特夫人模仿波斯王子（根据以斯帖书①记载，波斯王子们总是让人给他们读极力巴结过他们的臣民的名册），查阅对她怀有好意的人的名册时，对于我，她也许会说：“这个人我们要请他来吃饭。”但是另一些想法转移了她对我的注意力，直到有一天，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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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斯帖书是圣经旧约中的一卷书。以斯帖是一位美丽的犹太姑娘，嫁给了波斯王亚哈随鲁，使犹太人逃脱了首相哈曼的发难，并让她的堂兄末底改取代哈曼当了首相。
（王子身旁乱哄哄地聚集着一大群人，
不停地把他拉向新的目标）
看见我象末底改①那样，孤零零地站在宫门口，才想起我来，也象亚哈随鲁②那样，送给我许多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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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末底改是圣经中的人物，犹太人。他曾抚养他叔父的女儿以斯帖，后者成了波斯国王亚哈随鲁的妻子后，让他当了首相。
②亚哈随鲁是圣经中的波斯王。登基后第三年大摆宴席招待一切首领臣仆，王后瓦实提不肯赴宴，于是，他废了瓦实提，另立以斯帖为王后，后来又抬举末底改为首相。
当德·盖尔芒特夫人约我吃饭时，我大吃一惊，但是接下来又有一件事同样使我惊讶万分，只是性质不同罢了。当我听到公爵夫人约我去她家吃饭时，我觉得不应该把我的惊讶掩饰起来，而应当夸张地显露出来，这样才显得更谦虚，更能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德·盖尔芒特夫人见我如此惊讶，怕我不知道她是谁，当她要去参加当晚最后一个聚会时，她象为自己辩解似地对我说：“您知道，我是罗贝·德·圣卢的舅妈，他很喜欢您，况且我们在这里已见过面了。”我说我知道，也认识德·夏吕斯先生，我在巴尔贝克海滩和在巴黎时，他“对我很好”。德·盖尔芒特夫人显得很吃惊，她的目光象是为了核实似地在参阅她内心那本更加古老的书。“怎么！您认识帕拉墨得斯？”这个名字从德·盖尔芒特夫人口中说出，给人以一种亲切感，因为她在谈到这个出类拔萃、超凡入圣的人物时，语气朴实自然，毫不做作。其实，这个人对她不过是小叔子，是同她耳鬓厮磨一起长大的堂兄弟。帕拉墨得斯这个名字仿佛把她少女时代在盖尔芒特城堡里和堂兄弟一起玩耍时的漫长夏日的明媚阳光带进了我想象中的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灰暗朦胧的生活中。奥丽阿娜·德·盖尔芒特和堂兄弟帕拉墨得斯的那段生活早已成为过去，他们后来的生活同过去大相径庭，尤其是德·夏吕斯先生，他曾如痴如狂地迷恋艺术，但后来就不再迷恋了，因此，当我听说公爵夫人此刻正在展开的那把大扇子上的黄黑蝴蝶花是出自他的手时，不禁惊呆了。公爵夫人还可以把他以前为她谱写的一首小奏鸣曲拿来向我炫耀。我的确不知道男爵还有这些才能，他从没有谈起过。顺便说一句，德·夏吕斯先生不喜欢他家里人叫他帕拉墨得斯。如果叫他墨墨，他就更不高兴。这些荒唐的简称，既表明贵族对它自身的诗意缺乏了解（犹太人也一样，鲁弗斯·以色列夫人的一个名叫莫西的侄儿在社交界常被叫做“莫莫”），同时也表明贵族一心想装出对自己的特权毫无兴趣的样子。然而，在这方面，德·夏吕斯先生显得比别人富有诗意，愿意表现出对自己的特权感到骄傲。不过，这还不是他不喜欢墨墨这个简称的原因，因为墨墨毕竟与帕拉墨得斯有一点联系。其实是因为他深知自己出身王族，他希望兄嫂叫他“夏吕斯”，正如玛丽·阿梅莉王后或奥尔良公爵称呼他们的儿孙、侄儿和兄弟为“儒安维尔、纳穆尔、夏尔特尔、巴黎”一样。
“墨墨这家伙就爱故弄玄虚，”她嚷道，“我们同他谈您谈了很长时间，他对我们说，如果能同您认识，他将不胜高兴，就象从来没有见过您似的。您说他怪不怪？我象这样背后议论我的小叔子有时候象个疯子，是不是不好？我很崇拜他，很欣赏他的才华。”
她把德·夏吕斯先生说成疯子，我感到很震惊。我想，也许可以用半疯半傻来解释他的某些行为，例如，他曾兴致勃勃地打算要求布洛克打自己的母亲。我发现，德·夏吕斯先生说的话和说话的方式都让人觉得他有点儿象疯子。当我们第一次听到一个律师辩论或一个演员念台词时，发现他们的语调和一般人的语调差别很大，会感到惊讶。但当我们发现大家都不觉得奇怪时，也就不对别人说什么了，对自己也不说什么，仅仅对他们的才华作些评价。看了法兰西剧院一个演员的演出，我们最多会想：“他干吗不让他举着的双臂一下子落下，而是一点一点地、断断续续地放下，至少用了十分钟？”或者听了拉博里①的辩论，我们会想：“为什么他一张嘴就发出这些悲切而意外的声音，他所谈的不过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但因为大家一上来就接受了，所以也就不觉得反感。同样，当我们听到德·夏吕斯先生说话语气夸张，和一般人的说话不同时，也会有想法，好象时刻想对他说：“为什么这样大叫大嚷？为什么这样傲慢无礼？”只不过大家都默认了他的讲话方式。当他夸夸其谈时，我们也就和大家一样，听得津津有味了。但可以肯定，在有些时候，一个外人听到他这样说话，会以为是疯子在喊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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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博里（1860—1917），法国著名律师，他的英俊的相貌，洪亮的嗓门和能言善辩的口才吸引了许多人。
“可是，”公爵夫人又说，朴实自然的语气中又加进了一些蛮不讲理的意味，“您能肯定没有搞错？肯定是我的小叔子帕拉墨得斯？尽管他喜欢把事情神秘化，但我似乎难以相信！
……”
我回答说，肯定无疑，想必是德·夏吕斯先生没有听清我的名字。
“呀！我得离开您了，”德·盖尔芒特夫人好象不无遗憾地对我说。“我要到利尼亲王夫人家坐一坐。您去不去？不去？您不喜欢社交？这样好，那真没意思透了。要是我可以不尽这个义务就好了！可她是我的表姐妹，不去不好。我很遗憾，因为我是可以带您去的，甚至还可以带您回来。那就再见了，我为星期五感到高兴。”
如果说德·夏吕斯先生在德·阿让古尔先生面前不好意思承认认识我，那倒还说得过去。可是，他对他这个非常欣赏他的嫂子也矢口否认（既然他的婶母和外甥认识我，他认识我是很自然的事），这就叫我百思不得其解了。
我就要讲完这件事了，不过，还要说一句：从某人角度看，德·盖尔芒特夫人身上有一种高尚的品质，她能把别人只能部分忘却的东西全部从记忆中抹去。她就好象在上午散步时，从没有遇到我的纠缠、尾随和跟踪似的，我向她意时，她从没有流露出厌烦，圣卢恳求她邀请我时，她从没有断然拒绝。她对我的态度是那样亲切、自然。她非但没有作事后解释，没有说一句含蓄的话，没有扮出弦外有音的微笑。非但使她现在这种和蔼可亲、不回顾过去和毫无保留的态度流溢出一种十分正直的品质，就象她的魁伟身躯给人以正直的印象一样，而且，她过去对某一个人可能存有的不满现在已化作灰烬，都已从她的记忆中，至少从她的态度中清除出去了；因此，每当她必须用最自然的神态，对待可能被其他许多人当作借口而保持冷漠和进行指责的事情时，如果我们注视她的脸孔，会感到她在进行一种洁身礼。
然而，如果说德·盖尔芒特夫人对我态度的变化使我深感惊讶的话，那么当我发现我对她的态度变化更大时，我就更难以形容我的惊讶了。曾几何时，我不是成天冥思苦想，绞尽脑汁地想找一个能把我介绍给她的人，而且希望在得到第一个幸福之后，能得到更多的幸福，以满足我那越来越苛求的心吗？我不是只有在这种时候才生气勃勃、精神焕发吗？正因为我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才决定到东锡埃尔去找罗贝·德·圣卢的。而现在，就是他的一封信（不是关于德·盖尔芒特夫人的，而是关于德·斯代马里亚夫人）搞得我内心纷扰，魂不守舍。
最后，作为这次晚会的结束语，我想补充一点。晚会上，布洛克同我讲了一件事，但其正确性几天后就被否认了。我对这事一直迷惑不解，为了它，我和布洛克很长时间不说话。
这件事本身就是许多奇怪的矛盾中的一个，读者在《索多姆》第一卷中能找到解释。现在我就来谈这件事。那天晚上，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里，布洛克不停地向我吹嘘，德·夏吕斯先生在街上遇见他时，对他的态度如何亲切，眼睛一直盯着他看，就好象认识他似的，并且知道他是谁。开始我不以为然，只是笑笑而已。从前，在巴尔贝克海滩，布洛克不是对同一个夏吕斯发表过异常激烈的言词吗？我心里想，布洛克的父亲“不经认识”就认识了贝戈特，布洛克学着他父亲的样，“不经认识”就认识了男爵，而他所认为的亲切目光，其实是漫不经心的目光。但是布洛克毕竟讲了那么多细节，他那么肯定德·夏吕斯先生有两、三次想走来同他攀谈，因此，当我想起我曾和男爵谈过我这个同学，男爵在探望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后回家的路上确实向我问起过他的许多情况时，我也就相信布洛克没有撒谎，德·夏吕斯先生知道他的名字，知道他是我的朋友，等等。因此，过了一段时间，在剧院里。我对德·夏吕斯先生说，我想把布洛克介绍给他，征得他的同意后，我就去找布洛克了。可是，德·夏吕斯先生一见他，就露出了惊讶，但倾刻间就被一股怒火取而代之。他非但不把手伸给布洛克，而且，每当布洛克同他说话，他回答时态度极端傲慢，声音咄咄逼人，让人听了很不舒服。因此，布洛克认为——据他说，在这之前，男爵对他从来是笑脸相迎——我在同男爵短短的交谈中（我知道德·夏吕斯先生很注重礼节，在把他带去见布洛克之前，同他谈了谈我这位同学的情况），没有把他介绍给他，反而在他面前说了他的坏话。布洛克疲惫不堪地离开我们，就好象刚才想爬上一匹时刻准备狂奔的马或想在汹涌澎湃、随时都会把人抛向卵石滩的波涛中游泳而拼出了全部力气似的。后来，他有半年时间没有同我说话。
还要过几天才能和德·斯代马里亚夫人共进晚餐。对我来说，这些日子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而不是令人愉快的。一般地说，离预定的时间越近，我们会感到越长，因为我们会用更小的单位计量时间，或者说因为我们老想着时间。据说，教皇的任期是以世纪计算的，他也许不想计算时间，因为他的目标是无限大。我的目标只有三天，我用秒计算，我沉醉在遐想中，遐想是温存的开始，但因为这种温存（正是这种温存，而不是其他任何温存）不可能让我渴望的女人来完成，我感到烦躁不安。总之，尽管在通常情况下，一种欲望越是难以得到满足，就越强烈（是难以，而不是不可能，因为不可能会扼杀欲望），然而，对于一种肉体欲望，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