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　《周易》的类比联想思维

大家对我们中国的民俗婚俗都很熟悉，结婚的时候，为什么要吃枣？为什么要迈火盆？听说有的地区新娘子还得坐在一把斧子上？过年“福”字为什么要倒着贴？中秋节为什么要吃月饼？

老人说，吃枣了，就是早生贵子；迈火盆，代表着火生旺运，或者说烧去一切不祥；坐斧子，象征坐在福运上；“福”字倒着贴，意味着福气到来；月饼圆象征着人团圆。

枣和早生贵子有什么关系啊？谐音，枣子，早立贵子，早生贵子；坐斧子，因为那个斧子和福谐音，她坐着斧子，就是坐着福气来了；迈火盆，火势往上烧，所以迈过火盆了，火烧运旺；再者，古人认为火最为洁净，可以祓除不祥，所以迈过火盆，意味着祓除了灾难不祥；春节的时候贴“福”字怎么倒着贴，“倒”和“到”谐音，倒着贴意味福到了；中秋节要吃月饼，月饼像月亮一样是圆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月亮圆，月饼圆，人也团圆。

这些民俗婚俗为什么会有这些象征意义？它实际和《周易》的类比联想思维方式是一脉相承的。

了解内在的思维方式，可以从其表层的表现方式切入。

一、立象尽意的表现方式（表层现象）

我先讲两个自然现象，大家琢磨琢磨，这能引出什么判断来？说那个枯萎的老杨树发芽了，枯萎的杨树开花了，枯木逢春，从中能够推导出什么来？

其实，枯木逢春这种自然现象和人事有很多的联系，都是已经进入没希望的那种境地了，突然又焕发生机。

《周易·大过》里有这么两爻：

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枯杨生稊”，就是枯萎的杨树发芽了。“老夫得其女妻”，老头娶到一个年轻的妻子，自然现象和人世间联系起来了。

他们之间有逻辑关系吗？没有。只不过相似而已。

《周易·大过》中还有一爻：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生华”，就是“生花”。枯萎的杨树开花，老太太晚年嫁给一个年轻小伙。

在我们今天看很正常，古今思维方式不一样，古人得出的判断就不一样了。《周易》说，如果是“老夫得其女妻”，就像枯萎的杨树发芽了，“无不利”。用天象，用人事，推导出一个占断辞：“无不利”，“无不利”，就是没有什么不利的，那就是全都利了。

可是另一个呢？“枯杨生稊”、“枯杨生华”，我们看没有什么区别啊。在《周易》里就有区别了。它说“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没什么过错，也没什么值得称赞的。这不一样了，那是“无不利”，全都好，这个是中性。

为什么呢？按照我们今天的思维方式来说，我们没法理解，开花比发芽不是更好吗。《周易》不是这样说，它说发芽能够茁壮成长，长成更大的杨树；开花呢，很快就要凋零了，所以说老头娶年轻的妻子很好，老太太嫁给年轻小伙就差一点儿。这当然有男尊女卑时代背景这样一个原因，又因为当时的婚姻主要是为了传宗接代，从生育的角度来看，老头娶年轻的妻子不影响生育，可是老太太要嫁给年轻小伙，可能就影响生育。

这就是《周易》从天象推导人事，再推导一个吉凶的判断。

我再说一个例子，说一只羊钻进篱笆里了，往前进，进不了，四条腿，肚子大；往回退还不行，有犄角，倒戗刺。这就是《周易·大壮》：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无攸利”，没有什么有利的事情。你要算到这一爻，一看到这感觉不好，别急，它后面还有一句，“艰则吉”，你现在进退两难，这个处境是很困窘很艰苦，如果你就此放弃，那就什么利都没有，“无攸利”了，如果你能够通过一段艰苦的努力，努力争取一下，很有可能挣脱篱笆，也就是说你经过艰苦奋斗，“艰则吉”，还有吉祥等着你，你只要咬紧牙关奋发努力，通过这一关，最后一片光明，阳光总在风雨后。

又如《乾》卦写龙隐龙现。《井》卦写井谷射鲋等等。通过对“龙”等具体事物的描述，意在阐释与之有一定相关的抽象事理，即不是为了说明“龙”等具体事物本身，而是通过对这些具体事物的描述，启发人们想象，去悟知出一个抽象的事理，抽象道理寓于对具体事物的表述中，使人由具体的事象联想到抽象的事理，而有所感悟。

《周易》“推天道明人事”，观天象悟天道，再以天道为依据推论人事吉凶。卦爻象是《周易》推测所占之事吉凶的主要依据，如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并试图以此表现出宇宙万物的变化，进而揭示出事物的本质。

《左传·僖公十五年》载，韩宣子出使鲁国，“见《易象》与《鲁春秋》”。称《周易》为《易象》，可知“象”在《周易》中的重要性。

如《周易》设卦观象，通过想象这一媒介，比附推论出“意”。卦爻象是可见的，而“意”是不可见的，不好说清道明的，对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内容，人们只要运用取象思维方式便可得到，这正是“得意忘象”、“得意忘形”、“得鱼忘筌”的思维秘密所在。所得的“意”便是事理，是感悟的目的，是本体；所忘的“象”、“形”所选取的具体事物是媒介，是喻体；而其思维过程的比附推论是方法，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周易》取象思维方式，古人称象数思维，类似今人所说的类比联想思维。

类比联想思维与整体思维的互补，建构了《周易》的思维框架。《周易》古经，以它特有的表达形式，充分注意到了从整体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世界，把人和自然看做是一个互相对应的有机整体，八卦及六十四卦是构成这一整体的基本框架。在这里，人和自然是处在完全统一的结构之中的，这一整体观与取象思维方式互相补充，也就是说，在类比联想思维过程中，有整体思维；而整体思维也离不开类比联想思维。

二、类比联想的思维方式

思维是在表象、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等认识活动的过程。人们运用相同的感官接受信息，却可能运用不同的思维方式处理信息，而运用不同的思维方式对相同信息处理的过程、结论可能截然不同，或曰思维方式制约着人们对世界认知及表达的方式。

比如，植物学家看到松树，会说：“松树是一种常绿乔木，叶子针形，花单性，雌雄同株，结球果。”孔子看到松树，却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在松树中感悟到伟岸人格。前者属于认识论范畴的科学解释，后者则是伦理范畴的道德感悟。因此，对我国古人思维方式的体察会有助于对《周易》的理解。

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用今日思维学的术语说就是类比联想思维，又称直观意象思维，是由具体事物直接推知抽象事理的方法。不是逻辑推理，而是联想，是把没有逻辑关系的事物看做有逻辑关系。

类比联想思维方式是指在人类的思维活动过程中，借助一种具体的“象”、“数”，去进行认识、领悟、模拟、触类旁通、比附推论出一个抽象的事理的一种思维方式。准确地说，“象”是中心词，“数”是“象”的定语，以“数”定“象”的时空特性。类比联想思维方式起源于原始时代，发展形成于《周易》。

《易传·系辞下》中说：

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类比联想思维方式的一个最根本的特征是“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取象比类”。所谓取象中的“象”，就是形象、物象、现象。“易者，象也”；“卦者，挂也”。挂上一种直观可感的象，通过人们的联想或想象这个中介，用来阐发事物更深层的意趣、意旨和事理，从而来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生产活动。所以《周易》象数思维所重视的不是“象”本身，而是“象”所蕴含的“神明之德”。

“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直接影响我国古代人们的人生观、艺术观的形成，并产生了迥然有别于西方文明的特殊效果。

《周易》的类比联想思维总是离不开具体客观朴素的物象，并总是开始于“物”，立足于“象”，自始至终保持着事物原貌的直观性与完整性，并力求富于微妙性与暗示性。如“言外之意”、“画外之意”、“得意忘象”、“得意忘形”都是象数思维立象取意、索意、尽意所产生的妙不可言、妙不可传的“惊人”效果。

《周易》的认知方式离不开物象，以物象为工具，通过类比、联想和象征，把具体经验普遍化、公式化，进而推诸一切事情。

什么是“象”？《周易》又是通过怎样一套办法来完成它的思维过程的呢？魏王弼说：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

概括一下三者之间的关系，即：言—象—意。

通过卦爻辞之“言”以明卦爻“象”，再由“象”而“尽意”。从这个思维过程中，我们明显看到“象”在其中的重要地位：立文字不是为了直接说事理而只是去说明“象”的。如乾卦以“龙”为象，借此来讲述乾卦变化的道理。所用“取象之辞乃采取一种事物以为人事之象征，而指示休咎也，其内容较简单者，近于诗歌中之比兴。”（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即通过外在景物来抒发、寄托、象征、表达观念（“情”、“志”），使外物不再是纯粹的客体，而成为融合一定理解和想象后的主客观结合的“象”。

《周易》象数思维，不能从对象自身中找出发展的必然性，而往往从类似事物的链条中给对象作出判断。

三、类比联想的规则

取象思维方式不同于抽象思维方式。因为抽象思维方式是按照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逐级构建的，也就是在概念的基础上构成判断，在判断的基础上进行推理。由已知的东西出发推得新的知识，具有间接性和概括性。

《周易·系辞下》说：“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这里的“像”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对已存在者的“象征”，而应解作“能象”；也就是说，面对如此丰富的变易可能，或所谓“通其变”而“极其数”的“至变”可能，解《易》者就总可能“引而申之”、“触类长之”，构成“趋时”之象。换言之，象符的变易总可能达到“会通”，构成“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能显示出时势发展的趋向，可据现在时的象预测，前瞻将来时的吉凶祸福。

中国古代学者向来缺乏抽象思维的兴趣。他们认为天人合一，天人相通，物我互渗，并以己观物，直觉联想，内省体验，或将社会的伦常规范比附外在自然界的客观秩序，或在自然中观照自我，只因天人物我之间存在一丝相似（相反）或相关就可“比兴”、“类推”，以至“无譬，则不能言矣。”（刘向《说苑·善说》）我国古代人们的思维方式尚处在类比联想思维阶段。类比联想思维阶段是由原始表象思维向逻辑抽象思维的过渡阶段，还比较多地带有原始思维的特征。原始思维也称为原逻辑思维。

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读过司马迁《史记》法文译本之后，对《史记》中关于星象与人事直接有关的记述大为震惊，从而萌生研究“原始人”思维的念头，并认为“原始人”的思维就是以受互渗律支配的集体表象为基础的、神秘的、原逻辑的思维。认为原始思维遵循互渗律，即以为人和各种物之间存在一种神秘的超感觉的互相渗透的关系。或者说是认为有一种共性的神秘力量渗透于一切人和事物之中。（参见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原始思维基于集体表象，“这些表象在该集体中是世代相传，它们在集体中的每个成员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同时根据不同情况，引起该集体中每个成员对有关客体产生尊敬、恐惧、崇拜等等感情。”“原始人的集体表象与我们的表象或者概念是有极深刻差别的……它们没有逻辑的特征。另方面，它们不是真正的表象”（同前引）。原始思维能把两件没有因果关系的事物看做是有因果关系的。

英国学者弗雷泽《金枝》指出，原始巫术“所依据的思想原则基本上可分为两种。一是所谓同类相生，或谓结果可以影响原因。第二是凡接触过的物体，在脱离接触以后，仍然可以继续相互发生作用。前者称之为相似律；后者称之为接触律或感染律。根据相似律，通过模仿，就可以产生巫术施行者所希望达到的任何效果”。原始思维认为“万物有灵”，人与自然之间存在一种情感或神意的沟通。

简言之，原始巫术的思想原则是：只要相似相关就存在情意事理的关联。若是，从思维方式的角度就可以比较清晰地体察《周易》“立象明意”、《诗经》“比兴”、诸子“类推”发生的根本原因了。

四、类比联想思维方式的特点：模糊、灵活、开放

类比联想思维方式的模糊性，是指运用这种思维方式所推知的事理不够明确，具有很大的歧义性，因为外物与人事之间存在太多的相似性，并且仅仅是相似而已，并不具有真正逻辑意义上的联系，并不能必然地指向某种意义。并且它缺乏必要的背景叙述，以致于见仁见智，公说婆说，甚或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这种模糊性又是因为靠想象这一媒介而造成的。如上述“枯杨生稊”与“老夫得其女妻”之间的所谓联系，完全是靠想象得来的，靠想象把自然界的反枯为荣现象和社会生活中的“老夫得其女妻”联系起来，推论出“无不利”，其模糊性可谓大矣。

我们来看两卦卦象：

《师》（坎下坤上），“地水师”。

《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比》（坤下坎上），“水地比”。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同样是水，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地上，却有不同的解释。“地中有水”，它说是“容民畜众”，因为这个卦是“师”卦，“师”就是军队，这一卦主要讲用兵的道理，在当时那种兵器条件下，取胜的重要因素是人，武器还没有占绝对的重要地位，人多取胜的可能性就偏大，所以从水中感悟出“君子以容民畜众”。

《比》卦正好相反，水在大地上面了，那不就是湖泊嘛，《比》卦讲的是密、近，是一种外交政策，由水与大地的关系感悟出团结的重要性。“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前面把水比作老百姓，这个把水比作诸侯了。天子要想成就大业，不顾及诸侯的利益，部下的利益，你就是孤家寡人；所以你要想成功，不仅要容民畜众，还要和诸侯国之间建立友好关系，得到百姓的支持，得到诸侯的支持，你这个基业才能稳固持久。

本来自然现象，地上水，地下水，我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打仗和团结，这就是《周易》运用类比联想思维方式做出的感悟。它就把这个地上水、地下水作为理论依据进行推理判断。所以从说理上讲，这就是论证了。

古人常以水喻道德和某种人生感悟，水与道德、人生感悟之间有太多的相似性，不仅可以比喻“容民畜众”、“亲诸侯”，还可以比喻多种道德与感悟。

《老子》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这里实际说的是做人的方法，即做人应如水，水滋润万物，但从不与万物争高下，这样的品格才最接近道。有道德的人像水处在低下的地方一样的谦虚，心就像水一样的渊博沉静，付出就像水滋养万物一样的不求回报，言行就像水映照万物的清晰一样有诚信，为政就像水除污垢一样有政绩，做事就像水能方能圆一样的有最好的功用，行动就像水能随顺外物变化一样的顺应时势，有道德的人就像水的不争，因为不计较，所以没有怨尤。

水至柔，却柔而有骨，滴水穿石，“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又可比喻坚忍。

水不拘束、不呆板、不僵化、不偏执，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又可比喻灵活变通。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水又可比喻胸怀广大。

水置一器一地，永远是“水平”的，水又可比喻为公正循法。

水经千沟万壑，奔涌向前，势不可挡，水又可比喻勇猛果敢。

水去不可复返，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还可以列举很多，这些比喻感悟是形象的，但又都是朦眬的，并不必然指向某种道德。

《周易》类比联想的灵活性，是指象数可以生发新的意义。由于可变通的特性，某个象符的不同语义之间、不同象符的语义之间，乃至不同象符花样的含义之间也比较容易出现意思上的关联，由此而更增强它的预言功能。增强对于易象的理解维度和活力，以增大象与辞深层接触的可能。更具体地讲就是要去发现象数内部的更多样的结构转换力，以及这些似乎是形式上的转换方式与取象语义的呼应。这恰是《易传》最强调的易象“变通”、“趣时”和易辞“曲中”的特性。

解释的开放性，是指同一爻，不同的解释者会有不同的解释；同一解释者，面对不同情况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周易》象数与占断辞间的关系是模糊、灵活、开放的，占者对卦爻辞的解释也同样是模糊、灵活、开放的。解释有巨大的空间，卦爻辞表示的可以是现在进行时的过程，也可以是将来时的结果。如果占断为“凶”，“过程”问题不大，可以改变；结果就不好了。

解释卦爻辞要“观象由人”、“吉凶由人”。

比如“羝羊触藩”，对于勇于进取、深谋远虑、但一时遭难的人，这可能就是“现在进行时”，只是一过程，就要强调“艰则吉”的结果；对于优柔寡断、斤斤计较的人，“进退两难”的状态可能要伴随他终生，既是“现在进行时”，又是“将来时”，既是过程，又是结果。

又如：

《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六四逼近君位，处境危险，要谨言慎行。扎紧囊口，无过错，无赞誉，才能免遭危害，说明谨慎小心才能不惹祸患。指出慎其言行以免祸之道。知机的君子，能够以阴（爻）居阴（位），以柔德自处，慎之又慎，行谦退自守之道，故处位不利而能“无咎”。有咎当然会获罪，有誉则可能遭忌，又何尝是福？最佳对策便是“无咎无誉”，做到既没有过失，也没有荣誉，这便是免祸之道。孔子说：“敏于事而慎于言。”

“括囊”，对于锋芒毕露、好评议时世、好为人师、好品评人物、好发表意见，且职位又在副职以下者，要劝其收敛，改变现状，向“括囊”靠拢。

对于胸无点墨、窝窝囊囊平庸之辈，“括囊”恐怕是结果。

对于勤奋好学、理想远大者，“括囊”可能仅仅是过程，就要坚定信心，脱颖而出只是时间问题。

对于淡泊宁静、谦退自守者，“括囊”则是一种人生境界，无祸无过即是福。

《易传》的作者已经看出这样一个解释学的形式，“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对《易传》的赞美主要集中于易象的“简易”和“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之上，顺而延之于“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

五、类比联想思维方式产生的原因

类比联想思维方式产生的原因很多，大体说来可能有这样一些：

从语言（思维、交流、说理的工具）的发展上看，表示具象意义的词语的发生比表达抽象意义的词语要早。人类语言的发展，是由具体到抽象，先有具体实物，再有抽象概念的发展。首先认识实物的物象，所使用的词都是他们所接触的实物符号，在他们的语言中，没有包括同一性质的物群的种属词汇，也没有表示一般概念的词语。随着思维的发展，他们逐渐地把某些专用名词移用到相关的物类，表示物类的共同性质，由此产生了表达取象思维的用语。其特点是语言中尚没有这个词语，而找一个与之相近的、在某方面有关的实物表示出来。例如：“像石头”表示“硬”，“像太阳”表示“热”、“圆”等等。

在类比联想思维阶段，人类的思维仍是以一般表象为基本形态。人类还不能把事物的本质特征抽象化，使之脱离感性形态成为抽象属性；还缺乏表示抽象意义的概念，以至没有足够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所感知的事物。需要社会约定俗成的词语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属于一己的瞬息万变的感知和思维，人类只好把已知的具体事物作为判断、推理、表达的中介，只好“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说苑·善说》），于是形成了古人善以“比”、“譬”说理（比喻论证）的思维习惯，如狐假虎威、鹬蚌相争之类。

语言的发展是需要社会约定俗成的，是滞后的，而个人的思想、情感却是千变万化的。

从语言功能的角度看，受到语言及其表意功能的局限。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故“圣人立象以尽意。”（《易传·系辞上》）

“象”有二意：相似，模仿；象征，能像。

王弼《周易注》（卷十）说：

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

“言不尽意”，语言的表达力有限。语言是一般的、概括的，它无法表达个别的、具体的、特殊的意义，特别是在缺乏社会约定俗成的思辨术语的时代，对于“道”的幽深微妙就更难以表达，“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提出了共同的语言策略：“圣人立象以尽意”，追求言外之意，在语言之外寻找那不能言说的“意”。

从哲学观念上看，基于原始思维“人和各种物之间存在一种神秘的超感觉的互相渗透的关系”而形成了我国古人“天人相类”、“天人相通”、“天人协调”、“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认为人是天的一部分，应遵循自然规律。或认为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也服从这规律。或认为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一致。总之，古人认为人可以影响自然，自然也可以影响人，天人之间互渗共振，人类可以通过与人事相似相关的自然景象抒情说理。

比如天人一物、理一分殊。《周易》中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也就是说，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所以受早年《周易》思维方式的影响，把自然跟人归纳成同一理。天人相通，“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周易·贲·象传》），物我互渗，并以己观物。直觉联想，内省体验，或将社会的伦常规范比附外在自然界的客观秩序，或在自然中观照自我，只因天人物我之间存在一丝相似或相关就可“比兴”、“类推”，以至“无譬，则不能言矣”（刘向《说苑·善说》）。

从农业文化背景看，据考古发现，我国早在一万年以前就出现了农业种植，其后在漫长的岁月中，我国始终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与自然相依相伴的农业生产方式造成人对自然的依赖，增进了人对自然的感悟，促进了人与自然的情感交融，强化了借自然说理抒情的思维模式。

从宗法等级制的社会背景看，在宗法等级森严的社会背景下，君主掌握着生杀大权。臣子若不尽职，不能及时发现、纠正君王的过失，一旦产生不良后果，倒霉的肯定是臣子；臣子若直言君过，逢彼之怒，倒霉的仍旧是臣子。险恶的政治环境逼迫臣子既不能不尽职，又不敢直言君主过失，只能旁敲侧击，借天象、他物委婉暗示，在夹缝中求生存。在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学始终纠缠一处，政治家往往也是文学家，故政治家温柔敦厚、主文谲谏的方式直接影响了民族性格和审美取向，影响了文学创作上对“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委婉含蓄风格的推崇与追求。

六、类比联想对抒情方式、推理方式的影响

类比联想不是逻辑推理。类比联想可启发人的想象、创新，可与逻辑推理并行互补。类比联想思维方式长于抒情，而拙于说理。

先说长于抒情。

因为抒情与说理的标准是不同的。抒情只要联想就可以了，只要把你这种情感感悟到了就可以了，而且朦眬、灵活、开放甚至产生歧义，反倒可以拓展想象空间，增强审美情趣。这是中国这种思维方式的优点，西方的文学家也非常羡慕。

触景生情、借景抒情、设景抒情等抒情方式皆源于类比联想。“立象明意”、“比兴”，借与己意相似相关之景委婉言之，将抽象的情感转化为生动具体的形象，正合“理念的感性显现”的审美规律，理念是抽象的，而形象是感性的，抽象的情感转化为具体的形象表现出来，可获得含蓄蕴藉之效果。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浮云、游子皆漂泊不定，因相似而“意象叠加”；“落日”，在农业文化背景中，黄昏意义重大，那是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刻，漂泊异土他乡的游子每至黄昏倍思亲，“最难消遣是黄昏”。“落日”与“故园情”因相关而情景交融。

《诗经·采薇》中有诗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折柳送别”渐成一种习俗。因发音相似，“柳”可联想为“留”；又因“柳”生命力极强，有点水分，就可以产生不定根，给点阳光就灿烂，插根柳枝就能活，于是就可联想到美好的祝愿，祝你像柳枝一样插哪哪活，一帆风顺，心想事成，马到成功；柳枝最初插种在故园周围，因相关联想，又暗含着深意：不管你漂向何方，不要忘了故乡亲人。

柳永《雨霖铃》写“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这天象跟他的离愁别恨有什么关联啊？了解了《周易》的这种思维方式，就知道他们在思维方式上是一脉相承的。

说“寒蝉凄切”，寒本来是一种肤觉感受，柳永把这个肤觉感受和离愁别绪这种寒凉的心绪联系起来了，引发相似联想；蝉的叫声本来就比较高，比较急促，内在的情感决定了你对外在自然物的一种判断，心里凄切的人，听了蝉叫也凄切，用蝉叫声的凄切来写自己的凄切，也是相似联想。

说“对长亭晚”，古人送别都在长亭摆宴饯别，所以长亭就和送别相关联了，引发了相关联想；因为古代的送别，为了保证安全，要早一点儿让人走，一定在太阳落山以前让他赶到下一个驿站，坐船还稍微好一点儿，但也不能太晚，所以提这个“晚”，实际就委婉表示分手那个最痛苦的瞬间即将来临，他用这个“晚”来表达即将离别的痛苦，也是相关联想。

那么“骤雨初歇”和他的情感有什么联系？从相关、相似联想去读解，就能读明白。因为下大雨的时候，还有借口拖延，现在雨停了，你还有什么借口？上路吧！

“兰舟催发”，表明越是临近分离越痛苦。

上了船，船走了，想什么呢？“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杨柳岸”，一说“柳”它就和离愁别绪联系起来了；“晓风残月”，把月亮和人生联系起来了，“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

这就是《周易》的思维方式引发的一种文化现象。大家都通过观照天象，来观照自己，来抒发自己的情感，但是也容易产生歧义。

东北地区就有一种说法，说“前不桑，后不柳”，房前不能种桑树，房后不能种柳树。原来他把“房前”的“前”和“前代”的“前”联系起来，把“桑树”的“丧”和“丧事”的“丧”联系起来了。其实这两种事物本没联系，只是发音相似就联系起来了。那个“柳”又和“流”联系起来了，财产流走了。就是这种思维方式，朦眬模糊，委婉含蓄，但不准确，不能必然地导出一种判断来。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意象、意境、情景交融、象外之象、味外之味、“镜中之花，水中之月，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等等，都与《周易》的类比联想有渊源关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当中的“意象”就源自《周易》，“意境”的概念虽然不是从《周易》来，但其神理和《周易》用象来表意的方式是一致的。

再说拙于说理。

《周易》用一个自然现象，推导出一个抽象判断。一定要用形式逻辑当中的术语来说，这好像接近于由个别到个别，或由个别到一般，由个别的事例、案例、景象，推导出一般性的结论来。说接近，因为它严格来说还不是逻辑推理，只是比较接近我们今天逻辑学当中所说的类比或归纳，将天象和人事类比，再通过具体的象推导出一个抽象的结论，因为它这个论据和论点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联，只是相似相关的联想，《周易》就把它当做了一种逻辑推断。

我们在沿用这种思维方式去说理的时候，你想想情况会怎么样？抒情是可以的，说理就有局限性了。这对中国文化影响太大了。从说理的角度来说，我分成两点来谈，一个是对作品的理解，一个是对观点的论证。

从文本理解说，春秋时期风行赋诗言志，在盟会燕飨席间引诗言志，温文尔雅，委婉含蓄。

“古人所作，今人可援为己作；彼人之诗，此人可赓为自作，期于‘言志’而止。人无定诗，诗无定指。”（劳孝舆《春秋诗话》）不管古诗本义如何，只要与己意之间存在相似点，便可断章取义，类比联想，临时借用古诗比喻己意。别人的诗，我可以把它拿过来当做自己的作品，因为目的就在“期于言志而止”，目的就是为了表达我的意思。“人无定诗”，人没有固定的诗，没人考虑这个诗的作者是谁。更可怕的是“诗无定指”，一首诗没有固定的主题，你怎么理解都可以，只要相似相关，沾边就行。最让人忧患的是这一点，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现在，只要相似相关，就可以进行个性化的解释。

孔子教学生《诗经》，重视修身养性，感发道德，也是沿用赋诗言志的方法。如《诗经·硕人》描写女子的美貌：“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孔子的高徒子夏都无法将女人的容貌美与道德修养联系起来，找不到二者的相似相关点，就问孔子：“何谓也？”孔子启发子夏说：“绘事后素。”女子美容要先有白净的面容，再化妆；绘画要先有素绢，再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女子美容与绘画存在先后顺序的相似。子夏在老师的启发下，则感发出“礼后乎”，礼后于仁，道德修养也存在先后顺序，要先有仁的内在自觉，再自觉遵守社会他律（礼）的约束（参见《论语·八佾》）。绘画、道德修养与女子美容之间仅仅是时空顺序的相似，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联。

由相似关系引发类比联想，这并不是对作者本意的理解，只是临时的借用，但却直接影响了后世经学家对经典著作的解释观念与方法。“以意逆志”，以己意推求古人之志。理论依据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仅仅是一种可能，而不是必然。

文学虽然是社会科学，它也要讲究学理，不是随便怎么解释都可以的。古人那种做法，从说理的角度来说，是有缺陷的，我们应该纠正。

现在某些教授的“心得”类于此，多是断章取义的类比联想，而不是作者本意的探寻。若是消遣娱乐，并无大碍，只是怕对尚无鉴别能力的人产生误导，以为作品原本就可以这样读解。

现在有些语文教材的作品读解也类于此，也多是类比联想的读解。

庄子的《庖丁解牛》，大家都学过。高中教材里有，说《庖丁解牛》是通过这个庖丁解牛的故事揭示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认识规律，掌握规律，精益求精。你稍微翻翻《庄子》，你就会知道庄子哪关心这事啊。

庄子实际就是沿用《周易》的类比联想思维方式，就是取其相似相关，讲个故事，打个比方，说一种道理。他生活在那种大动荡、大变革的战乱年代，他感到痛苦，对一切都不满，又无力改变社会，最后只能改变自己，走向内心世界的超越，追求逍遥，一种精神的自由、人格的独立。

那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庖丁解牛》选自《养生主》，实际讲的是养生的方法。《庄子》整个的思想逻辑，就是过程要逍遥，而且尽可能自然而然的，不能因为意外的灾难而夭折，逍遥快乐地走完上天所安排的生命旅程，这叫“得尽天年”。

所以《庖丁解牛》实际也是在打比方，那把刀，就是人；那牛的肢经肯綮就是社会矛盾。你生活在一个矛盾丛生的社会当中，你怎么生存？你要是跟它撞，折断了；你要跟它有磨擦，磨钝了。庖丁怎么做？庖丁拿的这把刀，就是庄子的象征，“刀刃者无厚”，刀刃没有厚度；“彼节者有间”，骨节之间有缝隙。社会制度再怎么黑暗，还是有缝隙，我惹不起你，我躲得起，“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游刃有余啊，躲避矛盾，结果怎么样？“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族庖、良庖的刀要么就折断了，要么就磨钝了，而庖丁的刀使用十九年还像刚刚磨出来那么锋利，说明自己能不受政治的干扰，快乐地逍遥地生存。庄子本来讲的是实现逍遥的方法。

所以我再次强调，文学的读解也不能随意地戏说。所谓自主性的阅读，也不是胡说八道，也要尊重学理。你可以依据你的积累，依据你的研究兴趣，选择某一个诠释角度，你可以通过作品研究其创作的文化背景，你可以通过作品研究作者的创作动机，你可以研究作品自身的表现技巧，你还可以研究历代不同的读者对同一篇作品的不同读解。在研究方向上是可以自主的，但是自主性的阅读绝不是戏说。

下边再说议论说理。以自然现象作为论据能够必然地推导出人事的某一种结论吗？不能。但是我们现在的语文教学，从中学到大学，讲议论文写作，还极力推崇比喻论证，运用类比联想说理，实际就是比喻论证。

我们了解了《周易》的类比联想思维方式，知道类比联想在说理上是有局限性的，并不能必然地推导出某种结论来。不是我们讲《周易》，就一定要说《周易》十全十美。实事求是地分析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比喻论证，偶尔用一下是可以的，可以使你的论证生动形象，深入浅出，但是你完全依赖比喻来论证，一定要谨慎，要考虑喻体与本体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

从议论说理言，类推也源于类比联想。《周易》类比联想思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古人的推理论证，如类推、借古讽今、以儿女之情写君臣之事、以小见大、以近知远等等，大多建立在类比联想的基础上。

基于原始思维以及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又受到语言发展的局限，古人只好“举也（他）物而以明之也”（《墨子·小取》）。于是，分类和类推就成了推理、说明乃至抒情的主要手段。《邓析子·无厚篇》说：“谈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谕志通意，非务相乖。”“别殊类”也就是分别不同的义类，这是类比联想思维（即以类相推）的基础。类，古作“類”。《说文解字》：“种类相似，惟犬为甚。”只有辨别出事物之间相似、相同或相反的属性，才能分别其义类，才能进行或正或反的比较类推。但是由于原始思维仅仅着眼于事物的表象，难免将事物之间表面、局部、偶然的相似，夸大为具有逻辑的关联。所以，建立在原始思维基础上的分类常常是混乱的，所进行的类推常常是将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之间做非本质特征的类推。用个别特征相似的事物比较类推，多属于机械类比，其结论概率非常低。类比联想思维阶段的比较类推与今日逻辑学中的类比推理相去甚远。尽管如此，也只能实事求是地说，古人所有的说理论证方式都是建立在原始思维基础上“以类相推”的派生。

古人所说的“类推”与现代逻辑学中所说类比相近，却不相同。古人所推崇的“类推”，就建立在类比联想的基础上，认为相似即同类，同类即具有逻辑关联，可进行推理判断，大致相当于今日所言“喻证”，若物（喻体）与理（本体）之间并非本质属性的相似相近，就缺乏作为论据的可信度。比喻论证可使论证过程通俗易懂，形象生动，深入浅出，但比喻论证并不能必然地证明论点的正确或错误，作为论证的辅助方法是可以的，完全依赖比喻论证要格外谨慎。

只凭个别生活经验就做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推断，由个别到一般，不完全归纳，如前、后期儒家对人性善恶的判断，也同样缺乏逻辑说服力。从思维方式和认识能力上看，偏重求同而忽视求异，乐于直觉经验而不习惯逻辑实证，充满浓厚的实践理性，而缺乏抽象思辨。

“羝羊触藩”、“枯杨生稊”、“枯杨生华”、“括囊”就是作为论据出现的，但它们与人事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联。

《孟子·齐桓晋文之事》中用齐宣王“以羊易牛”做论据，推论齐宣王具有实行仁政的善心。对牛之善与对人之善间虽有一定关联，但并不存在逻辑的必然。

直到现在，从中学到大学讲论证方法时还都在讲引证、喻证，很少有人思考，所引证的话一定是真理吗？喻证的喻体、本体间存在逻辑关系吗？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在自然界成立的现象都未必能够论证人事，人生的运程既有先天因素，也有后天因素，通过自身的努力是有可能改变命运的，但老鼠只能生老鼠，本体、喻体间并没有逻辑关系。

现在说财富分配时，还有人说“大河无水小河干”，在自然界究竟是大河水向小河流，还是小河水向大河流？连喻体都不成立，推论怎么能成立？

按照形式逻辑原则，由卦象而展开的类比推理都不能算是科学的类比，只是因天人之间相似相关而引发的联想，其主观性和随机性使这些自我中心的联想结果无法得到逻辑的或事实的验证。

《周易》能够显微阐幽，彰往察来，既知道过去，又能够预测未来。实际上《周易》就是了解天意的一个工具。而这个预知未来的工具，预知天意，预测未来，圣人就依据这个卦象、爻象和变异的法则来预测未来。类比联想思维就是其中的一个预测未来的重要手段。了解《周易》的类比联想思维方式是理解《周易》的重要途径。

再一个就是要联系历史，联系中国的文化，联系现实。我们知道很多民俗婚俗等文化现象的发生，很多都是类比联想思维的产物。

了解《周易》的类比联想思维方式，对中国古代诗文的读解，你便能够根据这种方法性的引导，解析明白了。对古代作品的读解，不能断章取义，一定要尊重作者的创作动机，了解作者的生活背景。类比联想这种论证方式，我们应该认识到它的局限性，不能再延续《周易》时代的那种类比联想。把类比联想当做类比推理的这样一种论证方式，只能临时借用，不能完全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