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 第三讲 《周易》的发生与中国文化的内在结构

第三讲 《周易》的发生与中国文化的内在结构

一、《周易》的作者和成书时代

关于《周易》的作者,古代说法很多,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伏羲始作八卦。

《周易·系辞下》说:

古者包牺氏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伏羲是远古时代的部落酋长,因河图而画卦,先成三画八卦,复成六画六十四卦。盘古开天地,他的儿女伏羲、女娲经历洪水之劫,兄妹结婚再造人类。伏羲、女娲,就是《淮南子》中的“阴、阳二神”,为夫妇、为父母、为天地乾坤、为婚姻生育之始,为人祖,为万物之源,当然就是八卦之根。

文王系卦辞、爻辞。司马迁《报任安书》中说“文王拘羑里而演周易”。一说周公系之以爻辞。

孔子作《十翼》。

关于《周易》的成书时代,《周易·系辞下》中说:“易之兴也,其当殷未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其说认为《周易》成书于殷、周交替时。日本学者本天成之以及郭沫若、陆侃如认为《周易》成书于战国初年,李镜池认为成书于西周末年。

今人一般认为《周易》成书于西周初年。此说代表人物为余永梁、顾颉刚。理由是:

从占卜方法上说,草筮之法是西周初年才兴起的,以前多是骨卜,而《周易》用草筮之法,故其成书上限不能早于西周初年。

从《周易》的内容说,卦辞、爻辞中记载了许多殷商及周初的故事,却没有后代的任何色彩,并且所载的殷商时期的故事有一些在西周中期便失传了,如《丰·初九》“虽旬无咎”,意思是“纵是十天,不会有祸害”。这个“旬”字,是从殷商承袭下来的,甲骨卜辞有大量“卜旬”(预测未来十天吉凶)记载,到西周中叶以后便不大有人知道了。故成书下限不能晚于西周中期。

从思维方式说,《周易》“立象尽意”类似《诗经》的比兴,当与《诗经》创作时代相近。如《明夷卦》载: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爻辞前四句是一首民谣,它同《诗经》中许多以鸟起兴的诗一样,头两句用鸟在黑暗中飞行起兴,类比君子在旅途中找食不易、三天没饭吃的状况。象占的主旨在于说明行旅之难,所用方法与《诗经》比兴相同,如《诗经·小雅·鸿雁》载:

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行,劬劳于野。

都是以鸟喻比君子,以鸟之形状作为推论的依据和类比的出发点。思维方式相同,发生时代当相近。

从中国古代早期文献的成书过程看,很多都经历了草创、删润修改、写定的漫长过程;从《周易》的内容与表现形式看,《周易》的成书也可能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大致当是草创于夏商,写定于西周中期。

古人将《周易》托名伏羲、文王、周公,虽不可尽信,但至少可以证明古人也承认《周易》非一人一时所作,而是经多人逐渐完成的。

二、《周易》的发生与中国文化的内在结构

《易传·系辞》论及《周易》的发生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忧患中包含着积极因素,这是居安思危、防患未然、敬业乐业、积极进取人生观的具体体现,也是东西方文化差异较大的地方。这在东西方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有体现,在医学方面的差异最容易感知,相较而言,西医重在治已病,而植根于《周易》义理的中医则重在治未病。

《周易》时代主要面临三重忧患: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重冲突产生的三重忧患。

人的欲求与人自身实现欲求的矛盾冲突引发的忧患,用佛家语言,即贪、嗔、痴、慢引发的忧患;用中国俗语言,即哀、乐、忧、思、悲、恐、惊引发的忧患。

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引发的忧患,《周易》的作者认为,在现实社会中,在利益分配上,人们更多首先关注的是自身的利益,于是人与人之间的诉讼、利益集团之间的战争所引发的忧患在所难免。

人与天之间的矛盾冲突引发的忧患。如生老病死是人类无法抗拒、无法改变的自然规律,面对死亡的忧患是人类的终极忧患,是任何文化也无法回避的。

面对现实中的重重忧患,怎么办?

《周易》作者寻找到的排遣忧患的方法是:以德除患。《周易》所言“德”与“得”发音相同而通假,凡是抽象的正能量的感悟皆可称为“德”,目前还找不到与《周易》之德的内涵、外延完全对应的概念,唯今人所言“智慧”大体近之。《周易》之德的含义非常丰富,既包含“厚德载物”的道德修养,也包含“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还包含按照规律预测前瞻的才能,等等。

《周易》作者认识到:结果的吉凶是由多方因素决定的。我们可以将这些因素归纳为两大方面:

一、非个体所能掌控的因素,近似今人所言的客观因素。

天道、天时、民心、地位等。这些外在因素中,有些不能改变,只能面对遵循,如天道、天时;有些则和主观的修养紧密关联,如民心、地位。

二、个体能够掌控的因素,近似今人所言的主观因素。

德:谦、诚、顺、健。

才:前瞻性、整体思维、宏观把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居安思危,防患未然;政治上,举贤授能;经济上,先富后教;策略上,表扬激励。

凡不是自身能够掌控的皆为客观因素,面对不利于人的客观因素,能够改变的,尽力去改变;改变不了的,只能面对,只能顺应。而能否顺应自然规律决定于人的修养智慧,故《周易》认为人的修养智慧是最终决定结果吉凶的最重要的因素。孔子所以晚年痴迷《周易》,就是因为终于读懂《周易》,知道《周易》是借助天帝的力量告诫人们“德行焉求福”,“仁义焉求吉”(《帛书易传·要》,《易学集成》第三卷)。

天帝在《周易》作者那里既是信仰,也是政治讽谏的标准与工具,古代哲人皆如此,不应简单以“唯心主义”全盘否定,即便“唯心主义”之中也有合理的成分。《墨子·天志中》所言与《周易》相近:“子墨子之有天志,辟(譬)人无以异乎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也。”言墨子所言“天志”,类似木匠手中的圆规、尺子。圆规、尺子既是标准,也是工具。

《周易》基于“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形成认识世界、推断事理的方法是:推天道明人事。由天象悟天道,由表及里,由具象悟抽象,再以抽象天道为论据推论人事。

具体的实施途径则是三个阶段:向天学习——修养道德——道德实践。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纵向结构。

我们先以《大学》八德为例,分析说明建立在《周易》基础上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纵向结构,再上溯到《周易》的结构,采用由近说远、以熟说生的方法,也许容易讲明白。

《大学》八德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古代学者的精力都放在八德之间的联系,我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分析这八德之间的逻辑关系,《大学》八德比较准确地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纵向结构的三个阶段。

“格物”是第一阶段:向天学习。

“格”的意思是来,至。在这里引申为感悟,感通,格象悟理,穷究事物的原理。《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格物是中国古代学者感悟事理、推论人事的基本功,只要天人、物我之间存在相似相关的关系,就可以“以天道推人事”。

凡物皆可格,一物有多种属性,与人事有多重联系,故一物可喻多种事理。如格器皿,孔子说:“君子不器”,器皿作用单一,且被动,命运掌控在别人手中,人不用,则无用,故孔子说人不能像器皿一样,能力单一,命运掌控在别人手中,要多才多艺,要有多种准备,要做复合型人才,用我当官,我可以当好官;不用我当官,我可以著书立说,传授子弟。孔子是与器的属性相反方向的格,唐太宗是与器的属性相同方向的格,唐太宗说:“用人如器。”器的形体质地有大小精粗,人的才德有大小高低,官职也有大小高低,故用人如用器,大器大用,小器小用。

在今天看来,格物这种方法,有合理的成分,也有荒唐的地方。若天人之间确实存在逻辑的关联,那就是合理的感悟。若天人之间只是表象的相似相关,实质并无逻辑关联,则是荒唐的感悟。如有人以“大河无水小河干”论证说明分配制度就是荒唐的,从作为论据的天象看,其实多是小河无水大河干,小河流向大河。古人早就明白这个事理,唐代魏徵《谏太宗十思疏》说:“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惧怕骄傲自满时,就要思考江海所以广大,就是因为江海将自己置于百川之下;君王想成就一番伟业,就要置身于臣民之下,才能百川灌河,万民向之。

时至今日,中国人还沿袭古老的格物法,即便在严肃的语文高考作文试题中,更多仍旧是沿袭格物法,短期没有改变的迹象,我们只能面对,只能顺应。

如北京2009年高考语文曾出过一作文题目:《我有一双隐形翅膀》,学生不知如何写,那么告诉孩子,学习《周易》的格物法吧,从格题目切入导论,先格“翅膀”,翅膀长在鸟身上,鸟要捕食,捕食要飞翔,捕食是目的,是理想,翅膀飞翔是实现目的理想的手段,是方法;由此再类推到人事,我们也有理想,什么可以帮助我们实现理想?毅力!下面就可以进入本论,论证毅力的重要,理想加毅力趋向成功。

2010年高考语文又出一作文题目:《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很多学生不懂格物的方法,也猜不透出题者的用意,更不知这是温家宝总理的诗句。很多学生写成:仰望星空,什么都看不见,污染太严重,我们要脚踏实地治理环境。其实这个题目的本意也是谈理想与毅力的关系,仰望星空是理想远大,脚踏实地,是用行动实现理想。

王国维用古诗词句说做学问的三大境界,也是用格物法,也是说理想与实现理想的关系。第一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是说人要有做大学问的大理想。第二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说人要有毅力,要持之以恒,不为利禄杂念干扰才能做出大学问。第三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说成功的喜悦,是说有渐悟的积累,才会有顿悟的到来。

我说三个作文题目:“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行百里者半九十”。若能感悟出这三个题目的细微差别,就说明基本掌握格物的方法,具备读懂《周易》的基本功了。三个题目都是谈理想与毅力的关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重点在开始,要将理想转化为行动的动力,要从现在开始行动起来,不能总停留在立志的空想上;“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重点在毅力,要锲而不舍,持之以恒,不能常立志,而要立长志;“行百里者半九十”,重点在坚持,愈是临近成功,难度愈大,愈要坚持,阳光总在风雨后。

中国传统文化格外注重格物,注重向天学习,把学习看做是修身养性、经邦治国的起点。这是大智慧,现在人们也认识到“科教兴国”的道理,关键在于要将理念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

“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第二阶段,是向天学习的目的。

“致知”的“知”,可以读作平声的知,也可以读作去声的智。在文字学上,知是可以假借为智的。更重的是在文意上,知是从书本上获得的知识,而智已将知识转化为德行的智慧,后面所言“诚意,正心,修身”已关涉道德修养,不单纯是知识了。

格物的目的是“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天地自然和谐安定,自有大智慧,人欲和谐安定,也要有大智慧;日升日落,冬去春来,天是诚信的,人也要讲诚信,要表里如一,言行如一,前后如一,诚信是契约精神的核心价值观念。《周易》不仅有专讲诚信的《中孚》卦,其他卦中也多次论及诚信的重要性;天象依天道(规律)有序变易运行即为正,人依天道民心、公德礼法行事即为正。向天学习,诚意,正心,都是为了修身养性,提升道德智慧。

“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传统文化纵向结构的第三阶段,学习是为了提升道德智慧,提升道德智慧是为了道德实践。这属于必要条件关系的逻辑关系,前件为条件,后件为结果,有前件未必有后件,无前件必无后件,“格物”是“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条件;“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条件。

我们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阶段,再向上追溯,就容易读懂《周易》了。

《易传·系辞上》中说: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成大业。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相当于格物阶段,了解天的发生发展,太极生阴阳两仪,阴阳生春夏秋冬四时之象,四时之象生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卦所象征的八种自然天象,天意通过八卦之象的不同组合显现出来,人以天为师,向天学习。

“八卦定吉凶”是第二阶段,先天学习的目的是提升道德智慧。八卦之象及其卦象的不同组合,显现天意,预测吉凶;更重要的是,《周易》的重心不在单纯预测结果,而是借助天意预测的方法,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一方面说,客观上一切皆在变化中,冬去春来,否极泰来;尤其突出强调的是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提升道德智慧可以趋吉避凶,预测吉,继续努力,预测凶,也不必恐慌,改变了德行,就能改变结果。

“吉凶成大业”是第三阶段,悟到趋吉避凶的智慧就可成就“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业。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也是在讲学习提升智慧,智慧指导实践的道理。

三、《周易》如何解决三重忧患?

《周易》六十四卦都在讲如何解决三重忧患,我在这里只能简单举例说明。

关于人自身的欲求与能力之间冲突引发的忧患,《周易》有《坤》卦、《谦》卦。《坤》卦讲宽容顺承,《谦》卦讲谦虚低调。宽容顺承、谦虚低调也许不能从物质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却能从心灵修养上淡化、消解、改变自身造成的贪、嗔、痴、慢。

关于人与他人、与社会冲突造成的忧患,《周易》中有《讼》卦、《师》卦。若是人民内部矛盾,读《讼》卦。《讼》卦讲诉讼打官司,能不打,尽量不打;打不赢,坚决不打;和上司有冲突,绝对不能打,即便有理,也不能打,两害相权取其轻,小不忍乱大谋,知足常乐,吃亏是福。

《师》卦讲战争之道。若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激化,武力也是解决冲突、构建更大范围和谐的一种手段,而且是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师》卦重点就在如何才能打赢战争,突出了选帅用人、民心向背、纪律约束等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

《周易》告诉人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性质的冲突采用不同的方法处理,六十四卦就是讲面对不同的情境要采取不同的解决措施。

关于人与自然冲突引发的忧患,面对人与自然的冲突,不是人定胜天,也不是人必顺天,而是具体分析,能够改变的,尽力去改变,如修路以利交通,筑城以利防御;不应改变的,如资源环境,就不应去改变,更不能去破坏;不能改变的,如面对死亡的思考,只能面对顺应。

《周易》面对死亡的思考,引发形成中国文化中四种人生观。

儒家是积极进取的人生观,生命的长度不可能人为地延长,但生命的质量却可提升。《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易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说:“知其不可而为之。”辛弃疾说:“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儒家是以牺牲小我利益为代价,追求天下的和谐;是以此生的拼搏,甚至是以生命为代价,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追求青史留名。特别是“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可以青史留名,永垂不朽!儒家积极进取的人生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闪光的亮点。

道家则是继承《周易》阴柔的一面,老子是贵柔守雌,退隐不争,长生久视。庄子则认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认为“气聚为生,气散为死”。生是死的结束,死是生的开始,故其妻死时,居然“箕坐,鼓盆而歌”。完全放弃自身的努力,一切顺其自然。

佛家传入虽晚,但由于佛理与《周易》有颇多相和的成分,如大爱慈悲、普度众生等,佛理深刻影响了中国汉代以后学者的文化心理结构。

世俗则是追求及时行乐。汉代《古诗十九首》有诗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须及时,何能待来兹。”唐代无名氏《金缕衣》有诗云:“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在理论上,四种人生观可以分辨清楚。在现实具体人生中,往往是这四种人生观的不同比例的组合。

让人感动的是,《周易》时代与自然环境的冲突还不是很尖锐,但在《周易》等古籍中却记载了古人的环保意识,如《比·九五》:“王用三驱,失前禽。”虽然是以此象作喻体论据,说君王团结亲近臣民、邦邑“舍逆取顺”的方法与重要性,但喻体也可能反映出当时打猎方法的真实信息。“王用三驱”,就是打猎时三面包围,网开一面,牙口好、跑得快的可以跑掉,捕获的是跑得慢的老弱病残,为的是资源的继续繁衍。

孔子《论语·述而》:“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白居易:“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

《孟子·齐桓晋文之事》说:“斧斤以时入山林,数罟不入洿池。”斧头不能随意砍伐树木,只有在树木长成材、秋冬停止生长的季节才能进入山林伐树;四寸为度,网眼小于四寸的密网不允许到深池中捕鱼。即便按照当时的标准算,当时的四寸约合现在的2.66寸,三四两的鱼都可以跑掉。

古人为之计长远,我们只追求眼前的蝇头小利。再过几十年资源乏绝,环境污染,我们该怎么活呢?

最后用佛家的八个字结束这个话题吧:看破,放下,随缘,自在。

看破,是能力,是智慧的结果,是决策的前提。

放下,随缘是策略方法,看破之后,问题多多,能解决的尽力去解决,解决不了的,放下。

随缘,用庄子的话就是顺其自然。得之安然,失之泰然,争之必然,顺其自然。

自在,是目的,对自在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一定要自在,尤其当下要自在。人生最重要的阶段,不是过去,往者不可谏;也不是未来,来者犹虚幻,最切实最重要的是当下,无数的当下便构成你生命的全部。

读懂《周易》,学习《周易》的智慧,让我们理性感悟生命,让我们的生活时时充满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