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讲
治理准则与任务
本讲涉及一些后世对《道德经》非议最多的地方。其中，“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弱其志”和“常使民无知无欲”被认为是愚民政策的发端；“不尚贤”被指是不利于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和爱惜人才的风气；“为无为，则无不治”则被理解为，老子是在提倡顺其自然、无所作为甚至放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如果仅按字面直译，上述非议不无道理。但放在老子煞费苦心构建的执行永续创造方略的组织框架里，其含义会变得如何？
对于国家和企业等组织来说，在永续创造方略的有道、善施、无败和知止四个环节中，有道和知止是相对困难的。有道的挑战在于能否及时发现势能足够大的新道；而知止的最大障碍在于既得利益和未来确定性回报的舍弃，特别是在新道前景不明时更加难以割舍。在组织内部，来自有道的不确定性挑战和知止的阻力又混合成既得利益者对现有分配格局的维护和对创造性新生力量的压制。而这正是永续创造型组织治理必须化解的难题。
◆那么，怎样克服这些阻力，推动组织的永续创造进程呢？
老子提出的基本思路是：“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仔细揣摩，这里“为道”的意思是引导人们把努力的重点从争抢原道的剩余及时转移到开拓更具发展空间的新道上。“明民”是指让百姓警惕、明察以免被人算计。“愚之”则是要让百姓变得愚钝。结合道“其上不皎，其下不昧”的特点，“明民”针对的是原道末端所提供的确定性利益，“愚之”则是对新道在初始方向和边界都模糊不清等特点的适应。因此，整句话可以理解为，借鉴以往的成功经验，应当把组织成员的关注重点从计较当前既得利益的得失引导到应对开拓未来的不确定收益上。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第六十五章）
之所以要这样做的一个理由是“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民众是足智多谋的，不进行恰当的引导是难以治理的。如果把他们的聪明智慧诱导到既有利益和确定性未来利益的算计和争夺上，那将给组织的治理带来严重的困扰。如果执政者还想利用统治机器与他们斗智争利，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所以，老子尖锐地指出“以智治国，国之贼”。
◆为什么“以智治国”的危害严重到成为“国之贼”？
“以智治国”的结果可以理解为，先是一个国家的执政者通过实施各种与民争利的政策法规敛取资财，而后民众或早或晚察觉到其中的算计，于是采取各种对策加以自保或者发泄不满。这样的政策法规实际上起到了刺激百姓计较眼前得失的“明民”作用，造成管制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增加以及偷懒造假等现象的泛滥。其结果不仅抑制了生产和消费的积极性，而且严重地阻碍了对新的发展机会的探索，从而排除了实现历变不衰的可能。不论当前还是未来都将造成巨大损失，“以智治国”的确属于“贼”的严重偷窃行为。
反之，“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执政者“不以智治国”，则是以恰当的方式减弱民众对当前利益得失的关注而引导他们更多地以愚钝包容的心态面对未来的新挑战。比如在现实中，产业的转型升级总会牵涉广泛的资源、利益和就业岗位的再分配。如果缺乏更好的预期，被牵涉的人自然地对任何变革采取抵制态度。对百姓“将以愚之”并不是愚弄百姓，更不是想办法让百姓变傻，而是执政者以“无为”的行动带头舍弃既得利益，使百姓乐意按照道的指引投身开创未来的行动，从而给国家带来长远发展的福祉。
得出了“以智治国”将造成危害和“不以智治国”会带来福祉的判断之后，会形成“知此两者亦稽式”的结论。“稽式”是一个不常见的表达。在这里指可以用于比对和查验的标准或样式。“知此两者亦稽式”是说，懂得“以智治国”和“不以智治国”的本质差别也就等于懂得在现实中对它们进行对比和区分。
“常知稽式，是谓玄德”进一步把是否“以智治国”与永续创造联系了起来。第七讲谈到过，玄德的内涵就是永续创造。日常生活中对“以智治国”的危害保持清醒，可以更加坚定不移地实行“不以智治国”，从而为永续创造方略的实施奠定和强化组织保障，所以这是永续创造之德的内涵从一般性向具体组织的特殊性拓展和深化。其对实现历变不衰的意义在于，“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这段话进一步指出，永续创造之德的深远意义体现在：它与现实状况相反，即当道鼎盛时选择舍弃；在道最为弱小甚至毫无迹象时选择涉入。通过这样的不断弃旧图新，才能达到“大顺”的历变不衰境界。
“不以智治国”的实施要领是“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和“为无为，则无不治”。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第三章）
理解这两段话的关键是辩证思维方法和边际分析方法的运用。当道到达荣华显赫的生命周期后端时，追求历变不衰的“不欲盈”价值观要求组织应当及早舍弃原道并探索和转入新道。在新道代表的未知世界面前，人们毋庸置疑不仅是“无知”的，而且也应把自己有知甚至很有学问、很有经验的感觉和心态去掉。所以，这里的“无”不仅指静态意义上相对新道的缺乏了解，还意味着动态意义上从有到无而加以清空的边际性调整。
有意思的是，最近国际上就有组织研究领域的学者陆续提出了组织忘却（Organizational Forgetting or Organizational Unlearning）的概念和模型，强调对固有知识的主动遗忘对组织变革的重要性，可见其含义和用意与“无知”的一致。
◆那么，在原道与新道的交替时期为何还要民众做到“无欲”呢？
类似地，此时的“无欲”是相对围绕原道的有欲而言的边际性调整。当人们渴求的眼光投射在原道提供的利益大饼时，会排斥对回报尚不确定的新道的投入。这时，只有强化他们的危机意识，把他们的视线转移到对新道的关注上，才能弱化他们算计和索取原道现成剩余利益的动机，从而有助于实现能够带来更多福祉的历变不衰之道。
道与道之间转折点的边际思维决定了行为方式的改变。进一步地，当环境变化加快以至于组织几乎无时无刻不处于道的转化更替之中时，辩证思维的取向要求组织成员能够保持“无知无欲”，以使那些善于算计者不敢公开争利。这就是“常使民无知无欲”成为“不以智治国”实施要领的原因。
要“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在老子看来，关键在于领导者能否做到带头舍弃既有利益，积极引导对新道的探索。所以，“为无为”是实现“无不治”的充要条件。
前面提到过的美国柯达公司在数码技术时代的没落可以作为一个恰当的例证。柯达公司成立于1880年。在2009年6月柯达彩色胶卷宣布彻底退出市场之前，该公司曾是世界上最大的摄影胶片生产商。1991年，柯达公司发明了第一台数码相机。
但是直到数码成像占据主流已成定局的2003年9月，柯达公司董事会才推出一项自断退路的计划，把公司发展的重心从传统的胶片业务向数码领域转移，同时决定不再向传统胶片业务进行任何长期重大投资。按照该计划，柯达把给股东的每股派息削减72％，并斥资约30亿美元用于数码彩色打印机、数码相机和医疗成像设备等业务的扩张。消息一经公布，投资者纷纷抛售柯达股票，一群股东还寻求途径推翻该公司董事会淡出传统胶片业务的决定。
在柯达公司的变迁过程中，管理层没有按照“不欲盈”的原则很好地尽到引导“无为”而舍旧图新的职责，以至被包括股东在内的利益相关者对眼前薪酬和分红的关注牵着鼻子走，最终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由此可见，在重大变迁阶段，“无知无欲”和“为无为”对于企业组织以至国家实现历变不衰的重要性。
◆老子还为落实“不以智治国”的“玄德”之举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任务。
◇其一，“不尚贤，使民不争”。
不崇尚贤达不等于不承认或者不尊重贤达。与“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一致，贤达不能固化。不能因为某人过去在某个方面取得过一些创造性成就，就奉为不可逾越的绝对权威。否则，在成熟社会里，到处都有一言九鼎的大人物，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则毫无置喙之所和出头之日。这显然是没有希望和前途的社会。只有不树立绝对权威，才有可能开启民众“不争”而创的大门。
◇其二，“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
“难得之货”即紧俏资源或者产品。“贵难得之货”就是炒作这些紧俏货品牟取暴利。在社会物质产品供应不充裕的年代，“难得之货”的范围很广，甚至包括基本的生活资料。比如，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内地，城镇居民吃粮要凭粮票，吃肉要凭肉票，穿衣要靠布票等。如果不采取凭证供应的办法，一定有很多人的基本衣食需求得不到满足，于是出现为了一餐温饱铤而走险的乱象。
即使在丰裕年代，也不是所有物品都可以低价敞开供应。这时，执政者不应鼓励和纵容炒作紧俏物品之风，特别是不带头炒买炒卖、占有豪宅或收藏珍宝。否则，民众整日顾虑手中的血汗钱被高高抬升的价格化为乌有，知足而安的无虑变成了惴惴不安的焦虑，不争而创的信念很容易被加入炒作获取暴利的超强诱惑打碎。
◇其三，“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见”在这里同“现”，当“显露”解。“可欲”即可以引诱人设法以不正当的途径加以牟取的东西，如官帽、姿色等。如果组织的某一个成员看到升职或加薪要靠门路、贿赂或者美色，要么加以模仿，要么心灰意懒，行道建德的雄心备受打击。如果这样的组织只是少数基层单位，那么受到伤害的创造者还可以转入其他企业或者个人创业实现梦想。如果这样的组织是整个国家，那么这些创造者会陷入不知如何施展自己抱负的烦恼中。
此外，在一个收入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少数高收入人群的奢华炫耀不可避免地刺激广大低收入人群的神经。如果当政者再试图将分配格局加以固化，将带来社会的动乱，于是人们从事创造开拓将成为侈谈。
对上述三项具体任务，“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提出了衡量完成质量的标准。
“虚其心”代表能让组织的成员以随时清零、愚钝无知的心态接受新事物；“实其腹”不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是要保证组织中的创造型人才温饱，可以无后顾之忧地专心创造；“弱其志”不是削弱志气，而是要弱化组织及其成员急功近利、志在必得之心，让大家能够容忍创造活动的失败；“强其骨”则是要让创造者具有挑战权威和既有知识体系的骨气和勇气。显然，达到了这样的标准，组织的治理就达到了永续创造的“玄德”要求。
明确了治理准则与任务之后，永续创造型组织需要在领导者职责、领导者信念、领导方式、组织文化、组织变革、组织结构、对外关系和应对战争等方面形成一系列的具体要求和安排。这些构成了本篇后续各讲的内容。
附：本讲对应的《道德经》原文及其译文
19.1 愚之为道
【原文】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故以智治国，国之贼；
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知此两者亦稽式。
常知稽式，是谓玄德。
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第六十五章）
【译文】
古时候善于行道的人，不是让百姓变得明察，而是让百姓变得愚钝。
百姓之所以难以治理，是因为他们足智多谋。
所以以智谋治国，是国家的灾难；
不以智谋治国，是国家的福气。
理解这两者的区别就有了对比的准则。
始终清楚对比的准则，可以说是最高深的德。
最高深的德影响深远，与当下的物状相反，坚守下来才会达到政通人和。
19.2 为无为则无不治
【原文】
不尚贤，使民不争；
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
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
为无为，则无不治。
（第三章）
【译文】
不树立绝对权威，使百姓敢于创造；
不哄抬短缺货物的价格，使百姓不会铤而走险去偷窃；
不炫耀权势姿色，使民心不乱。
有道的组织治理，是让百姓愿意接受新的东西，温饱百姓的肚子，弱化百姓的必得之志，强化百姓的骨气。
常使百姓去除成见和抑制贪欲，使善于谋划的人不敢去算计。
努力做到自我舍弃，则没有治理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