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水流年里的围城故事：杨绛与钱钟书
几行文字，总能捻起一指忆殇；只字片语，也能将单纯的往事停留在记忆的胶卷。在围城中携手同行，哪怕是碎碎念，也能让日子不断更新。当新的日子来临，也许有人只愿活在过去，记忆中的笑颜与泪痕，因为有了一个人的存在，便从此打上了独特的烙印。
抗战的胜利，让上海陷入一片欢腾中。钱钟书与杨绛终于扬眉吐气了。两个在文学路上留下深刻脚印的人，获得了人们的更多的尊重。杨绛更喜欢被人叫作“钱钟书夫人”，也许这是她在自己身上打下的骄傲烙印。
一九四六年，钱钟书终于又做起了“教书先生”。暨南大学从福建迁回了上海，钱钟书受邀成为外文系教授，每周两三次授课，都有学校的专车接送。英国文化委员会主任贺德立（G.Hedlay）也几次写信，请求钱钟书担任英国文化委员会的顾问，钱钟书起初并不想担任，但贺德立摆低了姿态，低声下气地托人介绍，不忍拒绝。他知道，钱钟书对中西方文化尽收眼底，最新的西方信息也能及时接受，也许没有哪个中国学者比钱钟书更了解欧洲的文化，他给出的见解，总是能满足读者的最新需求。到了1947年，钱钟书又成了British Council留英学生派送委员会主任，生活总算给了他应得的回报，乌云的背后，阳光已经开始镶起了金边。
文坛上的才子佳人，仿佛是上天安排在钱钟书和杨绛身上的使命。钱钟书的固定收入让家里的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杨绛也终于结束了“灶下婢”的身份。杨绛开始翻译《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涉猎面很广，传记、历史、政治、宗教、哲学、科学等题材繁多，每当遇到没读过的作品，钱钟书的英国朋友们就成了杨绛活的“参考书”，当丛书出版时，钱钟书也在书中为杨绛写了一篇详细的注。
1946年，杨绛成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教授。震旦女大的负责人，人们都叫她“方凳妈妈”，她对杨绛非常好。学生们也喜欢这位一脸谦和的老师。爱屋及乌的方凳妈妈，对杨绛的妹妹阿必也有着诸多欣赏。当听说阿必向往到清华任教，便让她趁自己去北平开会的机会同去，在清华外文系当一年的助教，之后再回震旦。
文学创作是杨绛一生的追求。哪怕是在做“灶下婢”期间，也从来没有放弃。在震旦女子大学教书期间，只要一有空闲，杨绛就会进行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
心中有花，便在纸上跃然绽放。哪怕信手拈来，字里行间也处处优雅。上海的《观察》杂志曾向杨绛约稿，杨绛当时正在阅读哥尔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的散文《世界公民》，她将其中的一小段内容翻译了出来，题目是她自己想的，叫作《随铁大少回家》。“铁大少”就是书中的Beaou Tibbs，这是杨绛在文学翻译领域的初次尝试，没想到却一鸣惊人，受到了傅雷先生的赞赏。
人生如花开，美丽璀璨，希望和梦想，遍布其中。人生的主题便是生活，素锦流年，两个人共同走过。成熟是生命的进化，淡薄如蝉翼的青春，所幸彼此能够陪伴着一同经历。
杨绛的每一个脚印都有钱钟书的见证。他看出了杨绛在文学翻译方面的潜力，推荐她参与翻译《英国文化丛书》的工作。
情感，是文字在世间最大的意义。浪漫或是酸楚，从字里行间便能嗅出个中滋味。杨绛的散文大多是优美的，都说相由心生，杨绛的散文则是文由心生，心灵纯净，连文字都有着清澈的倒影。
朋友们编辑的杂志纷纷向杨绛约稿，如李健吾和郑振铎主编的《文艺复兴》、储安平办的《观察》、傅雷和周煦良合办的《新语》、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等等，大多都是散文。杨绛依然保持着一贯的谦虚姿态，她并没有看重自己的文字，用她的话说：“随意即兴所写，自知没甚出色，多数没有留存。”
心中有座锦绣的湖，文字就如湖面上浅醉的霓裳。浅醉在湖水的眼眸里，仰望着一池凝聚的时光，那些飞逝的素锦流年，就这样在文字中淡淡流转，停留在记忆中有增无减。
杨绛并不是所有的散文都不保留，但凡留下的，也都是经典之作。写于抗战时期的《流浪儿》里，杨绛把自己的心比作一个“不守舍”的魂，像流浪儿似的悄悄溜出舍外到处游走。生活的窘迫和住处的简陋，让心有时“凝敛成一颗石子，潜伏涧底。时光水一般在我身上淌泻而过，我只知身在水中，不觉水流”。也许是长期压抑的生活让杨绛想象鸟儿一样在天空中自由翱翔，“河岸束不住，淤泥拉不住，变云变雾，海阔天空，随着大气漂浮”。哪怕“一纳头钻入浩瀚无际的书籍世界”，也远强过于留在充满纷扰与无奈的现世。只是，想得再远，心也有回家的一天，“倦游归来，还得回家吃饭”。
用文字来虚折一段静美，待花开落幕淡淡休。那美荡漾在世间，却不会轻易被风吹散；用文字记一场风花雪月，留下曾经和永远回不去的年华，装点了空寂的梦境，迷失了风尘恋境的轻叹。
杨绛总是将事物比作人，《风》便是这样一部精致的作品。将人的情感比喻成风，“一辈子不能平静”。“不管它怎样猛烈地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洒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多微妙的分析，杨绛当时依然年轻，却像经年老者一样，对情感有着如此深刻的感悟。
在杨绛的剧本中，讽刺的功底被她发挥到了极致。《听话的艺术》便是这样一部充满讽刺意味的作品。“说话是创造，听话是批评。说话目的在表现，听话目的在了解与欣赏。”说话的艺术高了，反而让人难以相信，甚至怀疑和恐惧；如果不懂太多说话的艺术，反而让人觉得笨拙和可爱。女人的细腻，让杨绛的文字不同于钱钟书的尖刻和辛辣，反而更加婉约和妩媚，哪怕是在讽刺，听起来也含蓄动人。
这是一篇广受好评的文章，邵洵美用隽秀的书法为杨绛写了一封充满赞赏的信。杨绛将这幅独特的书法作品珍藏了起来，却不幸在解放战争中，连同留在家中的物品一同遗失了。物品有价，而这封饱含赞许并值得收藏的文字，在杨绛心中却有着无与伦比的价值。有时候，失去比得到更加珍贵，在脑海中细细品味，也许比亲眼见到更有意义。
红尘陌上，流落着多少纯净的梦想。总有那么一个瞬间，能够温暖某个远去的曾经。缘深缘浅从来无法掌控，每一程的相伴，才是生命中最好的修饰。细水长流的情感，胜过一并释放的消耗殆尽，杨绛和钱钟书始终懂得来日方长，手中轻握一丝情感，在恰当的时候慢慢释放。
钱钟书仿佛不甘落于杨绛之后，钱钟书的一些文字作品，也逐渐结集出版。钱钟书在蓝田师范学院教书时，杨绛曾经替他选编了一些文章，整理成一本集子，书名叫作《写在人生边上》。此书出版后，钱钟书郑重的地扉页上写下“赠予 季康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日”，这是一份礼物，专门为了纪念二人之间的爱情与友情。
这是一本薄薄的散文集，钱钟书在《序》中说道：“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缴卷。”写在人生边上的“偏见”，却处处包含着“正理”，在《教训谈》中，钱钟书写道：“自己有了道德来教训他人，那有什么稀奇；没有道德而也能以道德教人，这才见得本领。有学问能教书，不过见得有学问；没有学问而偏能教书，好比无本钱的生意，那就是艺术了……”
看似荒唐、充满偏见，却真正是反话正说、寓庄于谐。大量阅读书籍，让钱钟书在写作时，每一个字都有着古今中外的出处，每一句话都言之有据，用他独有的尖刻让读者在笑过之后又受到知识的熏陶。人说散文枯燥，可钱钟书的文章却趣味横生，用诙谐的文字，挥洒着对人世的嘲讽。尖刻的语言难免引起某些人的不适，也有人说他狂傲、架子大，有人叫他文坛“狂人”，说他的散文往往与他的狂气相结合，口没遮拦，往往伤人。但刻薄往往才能一语道出生活的真谛，如果索然无味，哪怕谨厚又能如何。
在杨绛的大力支持下，钱钟书在抗战期间也能潜心创作。他一口气写了四部短篇小说，起名叫作《人·兽·鬼》。第一篇写成的是《上帝的梦》，说是一篇小说，更像一篇寓言，对上帝及其所造就的人随意揶揄挖苦，被人创造出的上帝又有了造人的功绩，然后虔诚地信奉上帝，这根本就靠不住。钱钟书说：“上帝像自鸣得意的公鸡”，也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第三者。
这部小说集的《序》，钱钟书这样写道：“我特此照例声明：书里的人物情事都是凭空臆造的。不但人是安分守法的良民，兽是驯服的家畜，而且鬼也并非没管束的野鬼；他们都只在本书的范围里生活，绝不越轨溜出书外。假如谁要是顶认自己是这本集子里的人、兽或鬼，这等于说我幻想虚构的书中角色，竟会走出了书，别具血肉、心灵和生命，变成了他，在现实里自由活动。从黄土抟人以来，怕没有这样创造的奇迹。我不敢梦想我的艺术会那么成功，唯有事先否认，并且敬谢他抬举我的好意。”
《人·兽·鬼》是钱钟书在抗战之后的第一部小说集，杨绛在战乱中曾经将这些作品抄录了一份，放在两个地方藏好。当此书出版后，钱钟书在两人“仝存”的样书上，写下这样一段话：
赠予 杨季康
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
妻子、情人、朋友。
钱钟书
在杨绛眼中，如此三者合一的称呼，并不是什么赞赏，而是理所应当。她认为夫妻应该是终身的朋友，即使不是最知心的朋友，也要是互相尊重的伴侣。
爱人相伴的时光，像两根相互缠绕的丝线，紧紧纠缠，理不出头绪。或许婚姻真是一处落寞的围城，偶尔会奏起一曲悲音，但如若共同经历过风雨，落寞也将化为欢欣，哪怕悲音，也能听出欢快的曲调。
命运多舛，唯有怜惜的幸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看似很近，又那么远。距离往往只在一言之间。一言起，咫尺天涯；一言灭，天涯咫尺。人说，凭着坚强的信念，哪怕再远，也能抵达梦的彼岸。可是，心远了，又怎样拉进呢？
当《围城》面世后，世人便自然形成了两种态度。有人亟不可待地盼着每一期最新的连载，纷纷打听作者到底是谁，大批的fans期望能与作者结识。容太太就是其中一个最大的fans，她是复旦大学外文系主任全增嘏的朋友，主动来到钱钟书家里想和他成为朋友。
也许是这部书写得过于生动、逼真，许多人把《围城》当作了钱钟书的自传，人们开始将书中的角色对号入座，甚至有人对照着书本，将生活中的角色一一考证，猜测究竟谁才是书中的某个人。
由于《围城》的主角方鸿渐与钱钟书的家乡都是无锡，又有着留学欧洲、定居上海、内地教书的经历，人们得出结论：“方鸿渐就是钱钟书。”甚至有人由此展开联想，认为钱钟书留学的文凭也的花钱买来的，跟方鸿渐的“克莱登”文凭如出一辙。
有人硬是把杨绛看作孙柔嘉，一些善良的年轻女性纷纷对钱钟书表示了同情。她们以为钱钟书和方鸿渐一样，身陷婚姻的“围城”，她们的信件像雪片一样飞来，信中的内容大多相同：先是对钱钟书“不幸的婚姻”表示深切的同情，再对钱钟书的才华表示无与伦比的“崇拜”与“向往”。殊不知钱钟书与杨绛的情感可以用风雨同舟来形容，虽然结婚多年，却依然像当初新婚时一样恩爱，不仅如此，他们还是文坛上的一对才子佳人、幸福伉俪。钱钟书再三强调书中的角色纯属虚构，还是无法阻挡人们在脑海中对角色的恣意安插。用钱钟书的话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每当谈起这段经历，他总禁不住开怀大笑。
有多少情能在红尘里相守，有多少爱能在岁月中定格。笔墨落花荡起的涟漪，一切源于一场花开时节的邂逅。心中开起一朵记忆的莲花，在笔尖纸上得以深藏。钱钟书与杨绛，硬是用笔墨将日子过出了旖旎芬芳的模样，世人的流言蜚语，对他们自己构建起的爱情“围城”，无法产生一丝一毫的动摇。
随之而来的诸多非议，似乎拉远了钱钟书与很多人之间的距离。有人说钱钟书“是一个对人类的虚荣心理的盲目性很感兴趣的作家”，是将人性中的“劣根性”，表现在具体的人身上，只不过或多或少罢了。
也有人拿着书中的角色与自己对号入座，把自己当作书中被讽刺的对象。许多女读者对书中的内容感到愤愤不平，认为书中女大学生把大学毕业文凭和学士帽照片装裱在镜框里当作嫁妆，代表自己有文化的内容，深深伤害了女大学生的自尊心，她们大骂钱钟书“不厚道”，其实大可不必如此，正如《槐聚诗存》中说道：“满纸荒唐古为新，流俗从教幻认真。恼煞声明缘我损，无端说梦向痴人。”
斑驳岁月，有谁在细刻繁华。似水流年总在不经意间跑到前方，人们总被抛在流年季末，一直在后逐年。在逐年的日子里，总有些坎坷为平淡的人生画上一些起伏。钱钟书的命运充满了这样的起伏，《围城》的命运也正如钱钟书本人一样，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坎坷。
《围城》的连载，正值抗日战争的后期，抗战文学才是当时提倡的主流文学。在当时，没有什么比抗日战争更加重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了文艺界的一切抗日力量，作家们也在“文协”的领导下，大量发表抗战文章。本来是希望通过文艺的方式，唤醒民众的抗战意识，可是，竟然逐渐过了“度”，慢慢地，这种文学宣传方式变成了只重视“宣传”性，而忽略了“文学”性。如果某位文学家没有直接地宣传抗战，那就会受到其他文学家的排斥与批判。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和沈从文的“反对作家从政论”，当时都受到了批判。钱钟书的《围城》，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
《围城》只是钱钟书心中的一个故事，与抗日战争并没有直接关系，当然也没有直接宣传抗战的标语和口号。也正是如此，一些积极宣传抗日战争的作家和评论家们，似乎找到了批判的对象，说钱钟书对现实采取了太居高临下的态度，哪怕是《围城》中独有的艺术特点，也遭到他们的批评。
钱钟书本人浓郁的书卷气和一贯的幽默俏皮的语言方式，被他酣畅淋漓地用在了《围城》的文字中。这是一部打着钱钟书个性烙印的小说，可当时的文坛似乎对《围城》的存在并不宽容，这也让钱钟书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围城》在报纸上遭到了一些人的“围攻”。他们痛骂《围城》是“香粉铺”“活春宫”。有人曾经对《围城》有过褒奖，认为这是一部与茅盾的《子夜》齐名的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小说，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也有人批评书中出现太多干扰，把作品写成了“一盘散沙，草草收场”；还有人批评钱钟书只注重情节，只把这本书当成了展示自己光彩夺目的写作风格的媒介；还有人干脆直接批评钱钟书，说他空有一身的写作才华，竟然创作出这样琐屑平常、争风吃醋的题材；更难听的话比比皆是，有人说《围城》是一幅有美皆臻、无美不备的春宫图，是一剂外包糖衣、内含毒素的滋阴补肾丸。更有甚者，直接对钱钟书进行人身攻击，说他“对于女人无孔不入的观察，真使你不能不相信他是一位风月场中的老手，或者竟是一个穿了裙子的男人。”
一段时间以后，巴人（王任叔）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声明，凡是骂《围城》的人一定不是共产党，他是代表共产党发表此文。从此以后，痛骂《围城》的一批人这才逐渐销声匿迹。《围城》从此开始了漫长的蛰伏，终有一日，人们会认清它的价值，带着它冲破一度埋藏的土壤。
每个人不过是世上的匆匆过客，人生在世，历尽沧桑，批评褒奖，不过是寻常事。话语成伤，算不上心间至苦，超然洒脱，才是本来的模样。
尽管历经非议、谩骂，《围城》最终还是迎来了云雾背后的阳光。上海新中国成立之后，《围城》竟然成了上海沪西区党委学院们的思想教育辅助参考读物。希望党员干部们通过对《围城》的阅读，加深对《新民主主义论》中某些章节的认识，也加深对《历史唯心观的破产》等文件感性层面的认识。学员们还将阅读《围城》之后的思想整理成文字，《运用〈围城〉等文艺作品进行思想教育的几点体会》便是学生们当时的读后感受。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轮回发展，也许正是最极端的批判和最极端的褒奖同时发生在一部书上，才让《围城》在后来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在20世纪80年代，《围城》已经被封存了很久，出版社不再印刷，青年人根本不知道这本书的存在，甚至连文学评论专著、文章，对《围城》也只字不提。即使曾经与钱钟书关系十分密切的唐弢，在其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对《围城》也从未有过只言片语的评论。
阳光再灿烂，终究也要落山；但黑夜再漫长，终究也会天亮。无论舍弃还是留恋，必有的轮回会带走一切过往。面临过黑暗，便更能看到阳光。
现实总是喜欢与人们开玩笑，人们对《围城》这样一部颇具影响力的小说置若罔闻，实属可惜。但1980年之后，《围城》一跃而成为小说中的经典之作，如此戏剧性的变化，足以让曾经批判过《围城》的评论家们咋舌。当然，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褒奖，香港的一位评论家，在人们都将《围城》奉为经典时，也曾批判此书的题材远离现实，语言油滑，是一部“完全失败之作”。
唯有时间能检验一部经典著作的生命力，是好是坏，只有读者根据自己的思想和兴趣，才能做出真实的判断。虽然《围城》历经坎坷与非议，但杨绛始终保持着淡然与沉默，她是钱钟书的忠实读者，也懂得钱钟书对每个字付出的心血。无语，有时是最好的陪伴。
一切繁华，不过是浮光掠影，当内心叠印着灵魂的喟叹，想留住的不会是以诗代步的曾经沧海，而是一直巍然于心的相濡以沫。觥筹交错和鼎沸哗然，比不过街口为你迎风而执的一柄纸伞；夜色中上演的雪色情浓，抵不过指掌相握的平淡绵长。最美的风景，不是断桥下隐约可见的陈年残雪，而是朗日春风中，不离不弃的一生搀扶。
自从在《写在人生边上》的赠书页上写下“‘赠’或‘献’给杨绛女士”之后，钱钟书在此后出版的任何一本书中都没有这样写了。大爱无言，钱钟书将杨绛的好留在心中。他知道，如果没有杨绛这位“妻子、情人、朋友”三者一体的支持，自己是无法完成这些书作的。
两个人都是重感情的人，友情在他们心中都占据着一席之地，在上海沦陷的艰难岁月里，正是因为有了许多来往密切的朋友，偶尔彻夜长谈，偶尔文雅集会，用彼此的温暖，为自己增加一些希望。黎明前最黑暗的夜晚，就这样相扶着共同度过。当抗战胜利后，一些在战争后方和地下隐居的朋友也逐渐归来，杨绛和钱钟书的交友圈子变得更大，朋友之间的应酬比以前更多了一些。
胡适便是杨绛和钱钟书的挚友之一。钱钟书从不收藏任何人的墨宝，唯有胡适为他提的几句诗，一直保存到“文化大革命”才被毁掉。诗的最后两句写着：“几枝无用笔，半打有心人。”
只有心存爱意，人生才不孤独，世界才不寂寞。因为有爱，才能暖入骨髓。两个人携手走过的岁月，虽遗憾不能重走，但好在可以回眸。一切经历，都是时光留给岁月的一抹芬芳，日日相守，也能回忆过往。
一次钱钟书从台湾访问回到上海，在朋友家闲聊。朋友问钱钟书“uxorious”什么意思，说时脸上还带着嬉笑。钱钟书心里明白，嘴上却说不知道，回家之后他对杨绛说，人家说我有“誉妻癖”。杨绛问：“你誉我没有啊？”钱钟书说：“我誉了。”杨绛又问：“你誉我什么了？”钱钟书随口一说，便将杨绛在他心目中的好，一一道来。
钱钟书说，第一件是《称心如意》上演之后，杨绛一夜之间成了戏剧界的名人，可名利似乎对杨绛没有起到任何改变，每天都像以往一样，为钱钟书烧饭、洗衣、照顾老人和孩子，还要伺候生病的钱钟书。即使钱钟书没有去看《称心如意》的上演，杨绛也没有任何微词。
第二件是日本人来抓杨绛时，她竟然无比沉着冷静，一面把日本人哄进客堂，一面借着倒茶的机会，把钱钟书辛苦写成的手稿《谈艺录》藏好。爱人的书稿比自己的安危更为重要，如果不是有爱支撑，谁人又能轻易做到？当日本人把杨绛传到宪兵司令部问讯时，钱钟书无比担心，杨绛却十分镇静，连睡觉似乎都比每天更加香甜。
第三件是杨绛曾经买回一桶煤油，用人把煤油炉填得太满，流得到处都是，油一遇火，瞬间蔓延，眼看大火就要烧到天花板了，如果点燃周边的干柴，那真是想救都没得救了。佣人吓得发呆，钱钟书和女儿也只会喊着“娘，娘快来，快点来！”杨绛却急中生智，将旁边晾着的一个尿罐扣在了火上，火马上就被压了下去，杨绛再用炉灰扑灭小火苗，一场灾难就这样被她轻易化解了。
杨绛赶快让钱钟书别再说了，他知道朋友故意这样说，是为了调侃。因为当初去台湾考察时，很多考察团成员的夫人也闹着要同去，让他们很为难。只有杨绛不吵不闹，还主动提出不去，大家在钱钟书面前夸奖杨绛，钱钟书也没有谦虚几句，所以朋友才故意逗他，问“uxorious”是什么意思。
春水流淌着岁月的足迹，春雨洗净四季里尘埃的心事。孩童时代的无忧无虑，眼睛里纯净得没有半点瑕疵。孩子的心中，始终一片云淡风轻，蓝天白云之下，一片心灵的桃花源，静静地躺在童年的记忆中。
很少有哪个孩子像圆圆那样，小小年纪就有着四处漂泊的经历。妈妈读书时，圆圆出生在英国。又随着父母去到法国深造。家乡开始战乱，还不懂得什么是战争的她，又匆匆跟着父母登上了回乡的邮轮。也许是因为连年的战争，让这个曾经健壮的小娃儿变得体弱多病。母子连心，每当圆圆生病，杨绛的心里比孩子还要难受。
圆圆6岁了，终于进入小学读一年级，刚刚学会了几首儿歌，体弱的圆圆就病倒了，杨绛只得让圆圆休学一年。等到第二年回到学校，没过一两个月，圆圆又病倒了，小学的课程基本都是杨绛自己在家里教给圆圆的。1947年，杨绛又发现圆圆右手食指的骨节比平时肿大很多，经医生确诊是骨结核，并且当时无药可医。10岁的圆圆似乎懂得了自己病情的严重，大大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又终于忍不住溢出来，在小脸蛋上流淌。圆圆对妈妈说：“我要害死你们了。”对于母亲来讲，孩子的健康比天大。还好战争已经结束，营养品能够供应得上，十个月后，圆圆终于康复了。身体的原因让圆圆几乎没有上过小学，好在杨绛有当教师的经验，她为圆圆补习了三个月，圆圆竟然考上了在家附近的民立中学。
马上就要成为中学生的圆圆，在1948年7月，陪着父母一同回到了无锡老家，参加曾祖父的百岁冥诞。杨绛精心照顾着爱人和孩子，把他们的身体都养得好好的、胖胖的，唯独自己显得瘦弱了许多。一向朴素少言的婆婆看到杨绛，也忍不住说“喜欢什么，买点吃吃”。
倚着光阴的窗台，手捧一杯含香的茶盏，遥念风雨飘摇的过往，也曾落满落红片片。有些情感，注定经历一场从陌生到相知的蜕变。
婆婆曾经误以为杨绛娇气，认为阔绰人家的小姐吃不了太多苦。但经历了战争岁月的朝夕相处，杨绛的贤孝和敬老打动了婆婆，婆婆暗自庆幸，钱钟书是“痴人有痴福”。公公曾经私下问过婆婆：“我走后，你跟谁过？”婆婆说：“我跟季康。”虽然后来婆婆先逝，并没有和杨绛在一起生活，但这样的一番对话，可以说是一向少言寡语的老人，对儿媳杨绛最高的褒奖。
杨绛“做媳妇儿”的经验，很多是受到了母亲的影响。母亲生前就曾经日夜操劳，不仅侍奉祖母十分周到，连照顾守寡的大伯母和三婶婶以及她们的儿女，也非常尽心。大智若愚，想必就是在形容杨绛的母亲，大家庭的大小争斗，在她眼中向来视若无物，看不见，也听不到，杨绛的祖母也因此对她非常怜爱。成家之后的杨绛，曾经听妯娌们偷偷议论“钱家的媳妇是不好当的”，可受到母亲的影响，一向觉得“吃亏是福”的杨绛，媳妇当得相当不错。
圆圆这次回乡，并没有见到父母当年新婚宴尔的痕迹。钱钟书和杨绛结婚时的大床、书桌、梳妆台等家具，早已被人全部卖掉，如今屋里堆满了破烂东西，只有客厅的摆设还保留着原来的模样。时光若水，总是无言徘徊在凄然与落寞的青葱季节里，羞涩打过，为清瘦的年华染上太多的沧桑与无奈，而懵懂的情怀，却在日渐苍老的容颜下，解封昔日的絮语。杨绛在客厅里回想起当年在这里拜堂的场景，往事如昨，仿佛历历在目，当年叩拜了一盆千年芸、一盆葱，代表着钱钟书的嗣父嗣母，又回想起“三日入厨下”时烧鱼的窘态，也让杨绛再次汗颜。
也许是遗传了父母爱读书的基因，圆圆从不像其他孩子一样，整日在院子里玩闹。她喜欢自己躲在房间里看书，在爷爷家里，她找到一柜子的《少年》，全部铺在地上，一本一本地翻。爷爷在一边的床上睡觉，圆圆就坐在旁边看书。爷爷醒来看见一个陌生的小孩正在读书，便问她是谁，还问她读的书里有什么内容，又问了一些其他的学问，这一问，让钱老夫子惊讶不小，圆圆十来岁的年纪，竟然已经读过了《水浒传》《西游记》等国内名著，连外国的小说也正在阅读。钱老夫子认定“女孙健汝乃吾家唯一的读书种子”！
有时想想，未来就仿佛时光，只有它向我们走来，我们却无法探知未来的模样。抗日战争此后的杨绛和钱钟书，与其他的知识分子一样，不知道自己将面临怎样的生活。
在爱人面前，彼此总是甘愿还原成一棵花草，享受从远处吹来的清香，在明净的空气里，聆听心灵里天地最自然优雅的声息。又彷如一条波光潋滟的河流，流过葳蕤苍翠的丛林，流过花开葱茏的碧野，带着浅浅的清愁、深深的眷恋、淡淡的馨香，流向深邃辽远的天际，流向时空的永恒。
钱钟书和杨绛很少旅游，本来喜爱游玩的杨绛，也许是随了钱钟书不爱游玩的性格。上一次两人同游北平，还是在清华读书期间，两个人结婚后很快就同去英国读书，在国内一次也没有一同旅游过。1949年春天，两个人共同游览了一次杭州，将这次出游比喻为度蜜月一点不为过。旅游的时间虽短，只有短短四天，但留下的甜蜜回忆，足够用余下的一生去回味。
旅游的经费来自钱钟书的一笔酬劳，他当时帮一位摄影家翻译了影展作品的标题说明，获得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酬金，并且是美金。只是当时的局势，让中国的纸币的价值迅速贬值，尤其是美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一文不值，所以杨绛决定，用这笔收入去当一回旅游的“阔佬”。
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杨绛幼年时曾经住在西湖边，长大后也曾经来杭州旅游过，而钱钟书来到这“人间天堂”还是第一次，在开往杭州的火车上，他曾经说过：“四年夙愿，今日始尝”。他一直期待能与杨绛同游杭州，可是在日寇侵略中国的黑暗时期，连这样一个小小的梦想都难以实现。这次旅游，只有两个人上路，圆圆和阿姨留在了家里，可以说是钱钟书和杨绛真正的“蜜月”。
钱钟书的一位学生成了那次旅行的陪同兼导游，在火车上，钱钟书按捺不住旅游的兴奋，做了两首打油诗：
岁岁西湖说欲游，今春真个上杭州。
夫妻两个人添一，车辆二连等坐头。
对面牧师兼教授，比邻产妇带佣妪。
渴来咸茗饥排骨，金币三千路局收。
隔厢阅报是张疯，比国婆娘无影踪。
老媪白头为伴侣，女郎黄面更随从。
疑娘微觉年龄少，想妹因看面貌同。
已过午时不吃饭，西装窄袖亦清风。
朋友帮忙安排了杭州最好的大华旅社，后门就是西湖。据说，这家旅社天天客满，如果没有熟人，很难预订到。从旅社的后门乘小船去楼外楼吃饭，实在别有一番风味。可钱钟书却认为，这家饭店虽然驰名杭州，但来的游客多了，饭菜难免没有感情，厨师在匆忙之间做成的饭菜，材料和火候都不够精细，因此对这里的评价也并不高。
杭州的秀丽山水，林壑沟深，娇而不作，华而不浮，诸多的景色让一度身处黑暗中的两个人，仿佛打开了一扇心灵的天窗，稍微透了口气。西泠印社、中山公园、三潭映月、花港观鱼，一派不同于异国与家乡的景象，几乎让两个人流连忘返。吃过晚饭，两个人在街市中闲逛，有做乞丐的小孩在沿街乞讨，跟在钱钟书后面，直叫他“上海大老爷”。沿途观景虽然畅快，但钱钟书始终惦记着家中的圆圆，一回到旅社，就找信纸要为女儿写信，可惜旅社里的信纸奇贵，说是一纸千金也不为过，无奈只得作罢。把景色记录在心中，回家再为女儿讲述。
年华的歌声，温柔细腻，季节也许会改换颜色，心中的年华却永不褪色。波光潋滟的西湖，莺飞草长，桃之夭夭，芳草萋萋，杨柳依依。两边是烟波浩渺，游船点点，远处是山色空蒙，青黛含翠。钱钟书与杨绛的心，仿佛也随着这湖水荡漾，心醉神驰。钱钟书发现西湖的水色碧绿，仿佛流淌着油一样滑腻，忽然想起意大利语里面有一句话“Un mare d’oilo”，就是“一塘油”的意思，皱而不折，剪而不断，表里合一的西湖水，用这句话来形容刚好恰当，杨绛对此也深表同意。
蒙蒙烟雨，悠悠岁月，风雨交加，数不尽的落花落叶，看不尽的事，无非一首红尘恋歌，再多的思念，一纸信笺也能涂抹，笔尖下书写的风雨，永远都不会褪色，微凉的指间，当有了另一双手紧握，世间，便只有脱俗的微笑与美好。
到杭州的第二天清早，钱钟书和杨绛来到了大华旅社的后园中欣赏湖水。这里就像清华大学校园中的林中小路，是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绝佳场所。恋爱中的青年男女沿着湖岸悠闲地散步，走着走着，便停在岸边看湖，看着看着，两只手便从身后紧握。看到这里，钱钟书又发感触：优美的风景总是容易让人动情，所以，在风景优美的地方，总能看见年轻的男女相依相偎，无比亲密，新婚的夫妇也总会把蜜月选在风景胜地度过。钱钟书的尖刻文字，又在此时迸发，他在文中写道：“一风景能使人吟恶诗，故西湖佳处无幸免于题词者，疥壁剠山或以刀，或以铅笔、彩笔、粉笔、墨笔，如在人面起草，如玷污了小姐清白。写作大都类公共厕所壁上词翰教育普及之效如此，则西湖者又大溷东厕也。”
虽然只在杭州度过了短短四天，但杭州的美景，钱钟书和杨绛都不肯错过。玉皇山、福星观、紫来洞在松竹间若隐若现，樱花绽放其中，景色无比优美。西湖附近的寺庙，已经很难见到僧众诵经，香烟缭绕的场景，寺庙的房屋不是驻扎了士兵，就是成了逃难流亡学生的宿舍。所谓逃难，生活状况几乎跟乞丐差不多，杨绛和钱钟书为这些学生惋惜心疼，感慨良久。
旅途中总是难免遇到一两件窘事，杨绛和钱钟书在杭州就好好的“窘”了一回。3月29日，正赶上黄花岗纪念日，杭州的各机关单位全部放假，游客也比平日多了许多。山路险峻的地方，汽车和人力车都上不去，游客们全部选择步行，杨绛和钱钟书一行人选择了坐轿子被人抬着越岭度岗，路上的人全都把目光投向他们，一个少年大声说：“等共产党来翻身的时候，叫轿夫坐轿子，他们抬轿子！”还有人说：“我只等第三次世界大战一个原子弹炸平了西湖，那些神气活现的资本家也就不来了。”几句话说得钱钟书非常不好意思，在心中直呼惭愧。除了他们一行人，似乎没有其他坐轿子的游客，山路中的乞丐们，见了杨绛，都叫她“轿子太太”，叫得杨绛红了脸，窘得不行。
一路参观下来，心中饱含对沿途美景的赞叹，再一次在西湖上放舟畅游之后，钱钟书和杨绛登上了回上海的列车。圆圆早早在家中等着为爸爸妈妈接风，听说他们走的这几天，许多朋友来拜访，都不得见，很是遗憾。由此可见，友情在两个人的心中，占着非同寻常的分量。
一次旅行，似乎让本就相爱的两个人的心贴得更紧了。钱钟书和杨绛总是以最纯真的姿态来阅读彼此，穿越云雾缥缈的影子，去捕捉彼此涟漪般的微笑，在温暖明澈的柔波里，滑出自己最华美的舞步，袅袅如风，轻舞飞扬。
钱家在上海的住所已经“人满为患”，人口越来越多，杨绛决定搬出钱家，重新租房。她只搬走了随身的行李，将家具和柴米油盐一起留给了即将搬进门的三弟媳。钱钟书给新家取了个文雅的名字——且住楼，圆圆也从原来的中学转到了钱家附近的震旦附中。
经历了漫长的黑夜，上海终于迎来了解放。解放前的一夜，并不太平，雨下了一夜，外面枪声不断，一家三口一整夜都趴在地板上躲避流弹，当天边开始放亮，上海终于恢复了平静。
杨绛亲眼见到，解放军战士眼看着商店中诱人的奶油蛋糕，却不会私自碰一下，饿了就吃随身携带的干粮。朴实可爱的战士们，住进了钱家的大屋，朝夕相处下，钱钟书和杨绛越发觉得这些战士极富人情味，与谣言所传根本不一样。
上海新中国成立前，许多文人学者选择逃避到异国他乡去寻求更好的生活。也有人对钱钟书非常赏识，甚至信誓旦旦地许给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还有人邀请钱钟书去台湾大学、杨绛去台湾师范大学任教授，允诺会专门调派车皮帮他们运送书籍和行李；香港大学也不甘落后，用教职邀请他们夫妇；甚至连牛津大学都寄来邀请函，希望他们去英国任教。当年，杨绛和钱钟书在战乱中毅然回国效力，是因为秉承一个信念：“人的遭遇，终究是和祖国人民连结在一起的”。再优厚的待遇，钱钟书和杨绛夫妇依然不为所动，他们要和许多朋友一样，放弃异邦，留在祖国。
过去的日子里，杨绛为家庭和写作操劳了太多，如同超负荷运转的机械，杨绛的身体变差了，也许是身兼数职造成了积劳成疾，杨绛已经禁不起太多的操劳。好在女儿的身体越来越好，已经回到学校读书，家里也请了保姆，帮忙料理家务。只是看着杨绛虚弱的身体，钱钟书十分着急，相濡以沫十几年，杨绛早已成了钱钟书的精神支柱，正好清华大学在上海进行招聘，钱钟书想着，也许换个环境会让杨绛的身体好一些，两人便决定共同去清华应聘。当年在清华教外语的两名年轻外国老师，被学生们一致罢课，已经离开了学校，听说钱钟书夫妇要去清华任教，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特意为一家人买好了车票，并专门为他们开了一次欢送会。1949年的8月，杨绛和钱钟书一家，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在新中国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岁月会沉淀旧事，流年会斑驳记忆，温润的岁月里，一季花落，必有一季花开，只要微笑向暖，心自豁然。
岁月如歌，流年似水，风雨兼程的岁月里，每一段旅程都是不可泯灭的记忆。
虽然此次进京，经过了深思熟虑。但匆忙之间上路，杨绛和钱钟书还是遗失了一些重要的物品。一个是钱钟书辛苦写成的小说手稿，另一个是钱钟书的日记。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碑帖，那是杨绛的父亲给杨绛的陪嫁嫁妆。除了这些外，连同父母留下的遗物，都被杨绛放在一只大箱子里，因箱子没有上锁，里面的物品也就没有带走。父母给杨绛留下的温馨，以后也只能从回忆中慢慢品味。
杨绛一直以为，这次从上海移居北平，只是暂时的，没想到，这一走，竟成永远，直到现在，北京依然是一家人最后的居所。
在去北平的火车上，圆圆和家里的保姆翠英挤在一张卧铺上，一路上，圆圆的怀里都紧紧地抱着一个布娃娃，一刻也不松开。她心中有一个小秘密，布娃娃的肚子里藏着几两黄金，是妈妈用很多法币换来的，守住布娃娃是她和妈妈的小小约定，这个约定的分量，似乎比娃娃肚子里的黄金更有价值。
清华是钱钟书和杨绛的定情之地，自从毕业，两人几乎没怎么回过母校。经历了连年的战乱，他们更加急切地想见到如今的清华到底是怎样一番景象。钱钟书比杨绛更多了一层心思，他希望换个环境，杨绛的身体能尽快好起来。杨绛反而想得简单，越是靠近清华，一颗心越是激动得快速跳动。当见到清华的一刹那，两个人傻眼了。他们记忆中的清华早已变了模样，到处又脏又臭，建筑在战争中遭到破坏，即使修复，也变不回原来的样子。图书馆里遍布厕所的味道，连本应最干净的女生宿舍，也到处散发着臭味。女生的装束也见不到当年女大学生的意气风发，很多人干脆穿着臃肿的黄布大棉袄，学校上空的政治氛围异常浓厚，这里已经不是当年的清华。清华变得更加热闹，但也更加陌生。
光阴还是有增无减，一切仿若清梦。支离的岁月，总是走走停停，一切恍惚如梦。曾经的清华，成了两个人心中最温润的缱绻，满心的牵念与情愫，只能折叠成雅致的字字句句。尽管世事沧桑，迷离多变，在阴晴圆缺中，只好独守一方纯净。
按照清华当时的规定，夫妻不能在同校一起担任专任教授，钱钟书成了正式的教授，教《大二英文》《西洋文学史》和《经典文学之哲学》，还要辅导研究生的学习。杨绛成了“兼任”，教《英国小说选读》，按钟点计算工资。杨绛自嘲是“散工”，即使后来清华重新改制，聘请她做教授，她也只愿做散工。这符合她喜欢做“普通人”的性格，因为是散工，就可以不去参加会议、学习，省下的时间，似乎比开会更加有用。
在杨绛的堂姐家短暂栖身之后，钱钟书和杨绛领到了学校分配的住宅。这是一栋甲级住宅，钱钟书一家与另一家人同住。在等待房子打隔断的期间，一家人只能暂时住在客房里，客房空了很久，没有人住，里面已经破烂不堪，老鼠早已成了这里的主人，房间透风，很冷，光是杂物就整整占用了一个房间。在这里熬过了半个冬天，一家人才终于搬回隔好的房子里，梁思成、林徽因、林超等都成了他们当时的邻居，共同的理想，让他们相互之间共同鼓励，期盼共创未来。
两个人在清华的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显得有些空落落的。除了一张西餐长台和一个白布垫子的沙发还算讲究以外，别的就什么都没有了，仅有的两把“椅子”，还是用两只木箱代替。对于两只“书虫”来说，书是家里最好的装饰，从清华图书馆借来的书，经常被两个人堆放在长台上，夜阑人静，两人在长台两侧对坐读书，他们养的小猫“花花儿”独霸着沙发睡得香甜，一切都是那样静谧美好。
女儿圆圆在城里读寄宿学校，每到周末才能回到家中和父母团聚，女儿不在家的日子里，小猫“花花儿”就像女儿一样每日陪伴着杨绛。“花花儿”是从亲戚家里抱来的一只小郎猫（负责配种的公猫），刚刚满月就成了杨绛家的一员。刚来的时候，小猫直叫唤，杨绛就放在怀里足足抱了一天。这是一只有“智慧”的小猫，只教了一次，就从不在屋子里拉尿，沙发上的白布垫子，就是它休息的领地。杨绛若是去上课，小猫就跟在后面送她，怎么赶都不走，一直送到自己活动的“边界”——大道边上，才转身回去。钱钟书也非常喜爱“花花儿”，还曾经在诗中专门提到它。杨绛和钱钟书在其他爱好方面也许不尽相同，但在爱猫这件事上，总算找到了共同点。
赏过太多繁华如画，看过太多过往云烟，在时光的彼岸，还是愿意相信，无论经历怎样的风雨，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明媚的风景。世俗不会淹没本真，牵念无法积攒寒凉，在季节的枝头，静静等待花开。
虽然杨绛一直称自己为“散工”，但她教课却并不是“散工”的态度，十分认真。系里需要她教什么，她就教什么。学校有位英文老师只会教中文翻译英文，不会教英文翻译中文，学校找杨绛商量，她非常爽快地接下了这个任务。在翻译方面，杨绛有着自己的心得，不求速度，但求质量。学生们喜欢杨绛的授课方式，也喜欢她这个人。
与杨绛相比，钱钟书显然“受重视”得多。他每个月的工资是1100斤小米，待遇仅次于系主任。校务会议也会请钱钟书去参加，每当遇到需要决策的事情，钱钟书手中也握着投票权。就连外文系更换系主任，教务长都要亲自征求他的意见，希望钱钟书能给出一些参考答案。
杨绛并不眼红钱钟书的境况，反而更加谦虚。她总说自己教书是真正的“学教”，学一门，教一门，把必读书目全部读个遍。当诗歌、戏剧、小说三门课程变为选修课之后，很多学生退选了前两门课程，唯独杨绛教的小说，选修的学生越来越多。
历史的长河在缓缓流淌，哪怕一个最不起眼的沙砾，也在自己的范围内闪烁着光芒。每一颗贝壳都有自己的美丽，每一颗石子，也能精致得无与伦比。杨绛喜欢用笔记录下这个世间的美丽。
在戏剧界一举成名的杨绛，又开始了对外国小说的翻译。她偶然读到一本英译的西班牙名著《托美思河的小拉撒路》，她很喜欢这本书，便将这本书翻译成了中文。关于书名，杨绛推敲了很久。在《圣经》中，拉撒路是个癞皮花子，癞子也就成了贫儿乞丐的统称，因此，杨绛把小拉撒路翻译成了“小癞子”。
《小癞子》讲述了一个天生穷苦的孩子，为了生存四处流浪，伺候形形色色的主子。当终于混成一名职位最低贱的公差之后，神父又将他选为了自己女佣的丈夫。即使发现自己的妻子与神父偷情，小癞子也毫不在乎。任凭众人风言风语地嘲笑他，小癞子却认为吃饱穿暖、攒钱养老才是活命的根本。他打定主意要依附有钱的神父来生存，因此，他和妻子、神父三个人竟然能相处得相安无事。
这部意味深长的作品，经得起读者的反复品尝，书中既嘲讽了小癞子的每一个主人，也讽刺了小癞子苟活偷安的本性。原著中，作者采用了高雅的腔调，哪怕是流氓和乞丐，口中都不见一句脏话。杨绛把自己的才华和幽默感一并倾注到对《小癞子》的翻译中，用传神的笔调，让书中的一个个人物拥有了血肉，立马鲜活了起来。既有逗趣可笑的见解，又有俏皮的讥讽。虽是阅读，却仿佛能听到作者在耳旁亲口讲述。1950年，《小癞子》中文译本正式出版，一面世即畅销，重印了很多次。当学会西班牙语后，杨绛又对照西班牙原著重新翻译了一遍，用她的话说，是“免了不必要的错误”的。重新翻译后再次出版的《小癞子》又经过了多次重印，还出版了繁体字版本，在《杨绛文集》中，也能找到这本书的内容。
阳光不老，岁月不锈。阳光里，给岁月一抹淡淡的从容，给自己一份明媚的微笑。眼前尽是灿烂的阳光，那些留在心底的情愫，便对着阳光灿烂绽放。
20世纪40年代，是杨绛创作的高峰期，许多清新隽永的文字，大多创作于这个时期。《小阳春》是她在新中国成立前创作的最后一部小说，主角是一位美丽的女大学生胡若蕖，虽然周围爱慕她的男生无数，她却唯独倾心于40岁的教授俞斌。他们真心相爱，只是俞斌教授已有家室。也许是岁月让俞太太丧失了青春的激情，从身材到个性，让俞教授越发觉得没趣。他眼中的胡小姐，“像一朵堆绒的墨红洋玫瑰花苞儿”，“他自己活像一只颤巍的铜丝，等候着触电”。
他们的恋情不能公开，只能假借“写稿子”的名义互相传递情书。不料一叠没有藏好的情书被俞太太发现，直到这时俞太太才发现自己是多么孤独，无人需要。还没等俞太太报复，胡小姐竟然已经重新找到了意中人并订了婚，一切虽然源于误会，但俞教授也终于认清，这种恋爱就像深秋里的小阳春，一瞬间就过去了。
钱钟书读过《小阳春》，直称赞杨绛“能写小说”，这部小说发表之后，杨绛便很长时间没有创作，多年之后回首往事，杨绛的“搁笔”实在是一个再明智不过的决定。
都说写文字的女人有一颗感性之心，一笔一墨修心，行走于人世。浪漫的情怀，温婉脱俗的气质，书卷气伴随一生。在喧嚣中独守一方清雅，保有一颗谦逊的心。杨绛静守着自己的一方小天地，在光阴的路口，一支素笔，写尽一朝云，写尽红尘纷扰，写尽一个“情”字的人间惆怅，笔下的故事，演绎着悲欢离合，承载着世事的流离。宠辱不惊，才有这一方宁静。
童真如镜，清澈得没有一丝杂质，也不曾蒙上一层尘埃。人生如画，童年便是画中最写意的一笔；人生如歌，童年便是歌中最动人的音符。人们心中的童年，就像夏夜璀璨的星空，一闪一闪，仿佛是永不熄灭的灯。
圆圆的童年始终是无忧无虑的，无论是留在老家还是迁居北京，她的开心都没有减少半分。在来北京以前，圆圆已经读完了初中一年级。可是北京的教学制度与上海不同，如果继续读初二，圆圆的年龄不够，她又不愿重新读一遍初一，杨绛和钱钟书决定自己来教，将来直接考高中。
在家里读书，反而轻松许多。每天练习两页毛笔字，爸爸负责教英语语法，圆圆每天自己练习，读一篇英语课文，再写一篇英语作文；妈妈负责教代数、几何、理化，课程越来越难，杨绛也自觉有些跟不上，便买来了初中二、三年级的课本，问女儿自己能不能学，圆圆自信满满地说可以，杨绛放心不下，过了几天又问，告诉女儿，如果有困难要提早说，圆圆依然表示可以自己学，在初中升高中的考试上，圆圆的代数成绩竟然得了满分。
除了学习，圆圆还有大把的时间用来玩耍，整个清华大学的校园就是她的游乐场，她认定，“水木清华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
虽然曲径通幽的小径和伴随着悠扬钟声的荷花池畔，皆有美丽的景致，但圆圆最喜欢的地方还是灰楼音乐堂。她喜欢弹琴，只要琴房空着就钻进去练，有时弹上两三个小时还觉得不过瘾。琴练多了，功课就落下了，起初她把以前写的毛笔字拿给爸爸，冒充是刚写的，没两次，钱钟书就发现了女儿的小“伎俩”，很少生气的钱钟书似乎是第一次对女儿发火，他怒斥圆圆这是弄虚作假，是品德问题，妈妈也没有偏袒她，也狠狠地批评了她一顿。
圆圆难过了好几天，却也记了一辈子。父母用怒火为小小年纪的女儿上了一课，做人要真诚，圆圆记住了这个道理，认真地跟着父母在家里学习，终于在1951年，顺利地考入了高中。
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钱钟书进城工作，没有叮嘱杨绛照顾好女儿，反而叮嘱女儿照顾好妈妈，女儿很郑重地答应了爸爸，稚嫩的面孔上写满了认真。一次下雪，圆圆知道家里该撮煤了，便背着妈妈，一个人偷偷出门，把白雪覆盖下的煤堆里的猫屎清理干净，她知道妈妈不会让她做这样的活，偷偷做完以后，她才回家告诉妈妈。
还有一次，朋友请杨绛听音乐，圆圆每次都陪着妈妈，可这次她有些低烧，妈妈不放心她出门。她也不放心妈妈，她知道妈妈害怕，却不说破，表面上听妈妈的话躺下睡觉，可是担心妈妈害怕，一直也没有睡着。杨绛走到一片荒地，果然害怕，怎么也不敢过去，反复尝试了几次，还是不敢过去，最终还是转身走回了家。看见女儿还醒着，杨绛却装出不害怕的样子，只说不想去了，懂事的女儿也没有拆穿妈妈的小小“谎言”。
一朵花，盛开在心灵的深处，心里便绽放着花一样的芬芳。杨绛和钱钟书，始终用花儿的姿态，笑迎着生命中的风雨和炎凉。岁月的旅途中，悲伤就是幸福的交织，生命随着年华，慢慢走向成熟。
杨绛和钱钟书算是清华的“新人”，出于礼貌，时不时要去清华的“老人”家里一家一家拜访。沈从文曾经收集过假古董，钱钟书当时写文讽刺了他，杨绛为了重修旧好，首先便去沈从文家里拜访，受到了沈从文先生的款待。他又去自小的同学费孝通家里拜访，也被热情接待。到了钱伟长家里，出现了一段小插曲。杨绛的穿着向来讲究，身上的旗袍都是上海的裁缝做的，既合体又洋气，平时又很少关心政治，不像许多人张口闭口就是政治话题。钱伟长当着杨绛的面，说要改造她。费孝通了解杨绛的脾气，赶忙阻止了钱伟长。
钱钟书和杨绛始终用自己最喜爱的方式，活出最舒服的味道。钱钟书在屋前空地种了一些花，有人嘲笑他种花浇花又养猫，钱钟书马上回敬他，笑他只知道培养女儿学琴；袁震总教导杨绛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杨绛便施展自己俏皮的语言，为袁震取了一个“余安二娃”的外号。
童心常在，心便不会老。钱钟书虽然“一把年纪”，却常常犯起小孩子脾气。林徽因一家和钱钟书一家非常要好，经常互相请到家里吃饭。两家人都喜欢养猫，小猫却不似主人那般和睦，争风吃醋的事情常有，时不时在房顶、树上打上一架，打架时还会发出阵阵嚎叫。钱钟书睡得正香，被小猫打架的声音吵醒。担心自家的小猫花花受欺负，不顾天气寒冷爬出被窝，拿起竹竿为花花“助威”，杨绛劝阻也没有用。幸好林徽因一家并不知道这件事，没有伤了和气。
行走在岁月铺就的旅程中，在岁月中翩跹起舞，如风筝般荡上云端，又如清泉直泻山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煮一杯流年的咖啡，书一纸光阴的悲伤，独有的馨香缭绕，若诗般婉约柔美，若画般修养身心，若茶般清香怡人，若歌般触动心扉。
钱钟书刚在清华教了一年书，便被借调去翻译《毛泽东选集》，此后三年，他平时住在城里，只有在周末能回到清华去指导研究生。
编辑《毛泽东选集》，是为了“帮助人们了解中国革命的经验”。金岳霖、钱钟书、郑儒箴、王佐良以及一些外国专家，都是毛选英译室的成员。金岳霖是成员中的老学长，大家在翻译中遇到疑难问题，总喜欢向他请教。可是老学长也有遇到难题的时候，一次翻译“吃一堑，长一智”，金岳霖怎么翻译都觉得不贴切，便请教钱钟书，没想到钱钟书脱口而出“A fall into pit，A qain in your wit”。既对仗又押韵，而且还很贴切，大家佩服得不得了。
钱钟书评价翻译《毛选》这件工作“不是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事实的确是如此。《毛泽东选集》的原文与英文一同编辑，原文在不断修改，英文就要不断更新。即使翻译完了，也有可能完全推翻，重新翻译。翻译完了，再推翻，再重新翻译。如此反复，杨绛笑他们，好像《奥德赛》女主角为公公织的布，织了拆，拆了再织。
钱钟书对翻译《毛选》的工作从未有过怨言，但生来的一股子认真劲，却让人刮目相看。在翻译《毛选》时，钱钟书发现一段文字写着“孙悟空钻进庞然大物牛魔王肚子里去了”，但《西游记》是他自幼就读熟了的，无论怎样回忆，也想不起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他坚持这段故事是不存在的，上级领导只好从全国各地调来了许多版本的《西游记》，果然没有这段情节。钱钟书没有错，硬是让毛主席把原文修改了两句。
别人要做一天的工作，钱钟书总是不到半天就能完成。省下来的时间，他全部用来看书。开会少，有书看，便是他在毛选英译委员会工作时最快乐的时光。出身于书香世家，又有着多年留学海外的经历，钱钟书的中英文都有着极强的运用和理解能力。外国专家的英文确实好，但却不懂中文，在翻译时又喜欢固执己见，每次钱钟书出面辩论，旁征博引，引经据典，总能让外国专家败下阵来。
钱钟书不喜欢看电影，也不喜欢看戏，除了读书，似乎没有其他的爱好。他曾自嘲是“时间的小气鬼”，经常带着学生在晚饭后逛旧书店，两三间屋子的藏书，钱钟书竟然自信全部读过，还跟学生开起玩笑：“你在这儿如能找到一本书我没读过，我就不算你的老师。”学生们找出一些很少有人问津的冷僻书问他，他竟然能马上说出此书的作者和朝代，学生们甚至觉得，不是他没资格做自己的老师，而是自己没资格做他的学生。
虽然在毛选英译委员会工作了三年，钱钟书却从未把这当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和炫耀的资本，在自己填写的个人履历中，钱钟书从未把这段经历写在上面。
杨绛一个人留在清华教课，本来政治氛围就浓厚的清华上空，气氛似乎越来越紧张。杨绛很少到系里开会学习，在思想改造时，有人提出：“杨季康怎么不来开会？”杨绛只好用自己“兼任”的身份简单搪塞过去，但从此以后，每次开会，杨绛不敢不到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正是从那时起，轰轰烈烈地揭开了序幕。
素色的年华里，杨绛和钱钟书似乎已经习惯了默默承受人生的无常，静静地将心放逐，感受一份清灵。风轻，静美，携一缕阳光，点缀一季嫣然，静语流年，凝眸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