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遣唐使

唐朝是东亚最强大的帝国，她的威望像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世界的眼光，尤其吸引着一衣带水的日本、高丽等亚洲诸国的眼光。

从公元600年日本圣德太子派出第一批遣隋使，日本就开始了长达三百年的向中国学习之旅。尤其是到了唐朝，日本朝廷专门组织大规模的遣唐使团，目的非常明确，一是为了修好两国关系，二是为了学习唐朝制度文化。

遣唐使的起因其实源于日本的一次惨败。这决定了日本派出遣唐使的真实出发点，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的目的是强大自己，赶超唐朝。

公元663年，朝鲜半岛，百济联合高句丽出兵新罗，新罗求助于唐朝，唐朝派水师从山东半岛渡海进攻百济，一举灭掉百济，威胁到高句丽。日本向来视朝鲜半岛南部为其通往大陆的生命线，于是以救援百济为名，大规模出兵新罗，进而转战北上。

唐、日双方终于在白江口爆发决战，结果是，唐朝水师彻底击垮日军。

消息传来，日本举国震动，连夜构筑工事，全国备战，准备殊死一战。

不料，唐朝对这个岛国的领土根本不感兴趣。相反，出乎日本人意料的是，两年后唐朝还派出了一个2500多人的庞大使团，前往九州请见当时尚未即位的天智天皇。

这次惨败，给了狂妄的日本当头一棒，使日本清醒地看到与大唐之间的巨大差距，便暂时放弃了与大唐分庭抗礼的念头，转而彻底放下身段，全面学习唐朝先进的制度、文化。至此，已派了四次的遣唐使才真正有了实质性的意义。

两百多年后，当大唐日落西山，一直埋首学唐的日本却朝着前方跑了过去。

跨越东海

从630年舒明天皇派出第一支遣唐使，到894年日本废止遣唐使制度，在这前后264年间，日本奈良朝和平安朝一共派出了18次遣唐使。

前期一般一至两船，后期扩大到四船，因此也用“四舶”指称遣唐使。受日本造船技术所限，大致每船乘120人至160人的已算大舶，故遣唐使少则两三百人，多则五百多人。

五百多人中，水手大约占了一半，其次是勤杂人员和射手。除此之外，在整个使团中，最多的是学问僧，数十人，其次为留学生，一二十人，最少的是外交官员。

为了胜任政治与文化学习这双重使命，日本朝廷尽量选拔最优秀的人才充当遣唐使。选拔出来的遣唐人员均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言谈举止温文有礼，且大多具有良好的汉学根基。

如著名的阿倍仲麻吕，出身日本官员家庭，天资聪颖，自小接受汉学教育。入唐后改名晁衡，与大诗人李白、王维等相互往来甚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因归航受阻，留唐官至秘书监。

又如橘逸势，是日本古代最为著名的书法家，与嵯峨天皇、空海并称“三笔”。橘逸势为人豪放，不拘小节，入唐后与唐朝文人颇相契合，被唐人称为“橘秀才”。

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吕，出身日本最有名望的藤原家族，地位显赫。菅原道真被尊称为“天满天神”，是日本文化的象征。菅原道真最终未能成行，但正是他于894年上奏天皇废止了遣唐使制度。其他如吉备真备、山上忆良、小野篁均为有名的才子。

而入唐的学问僧中最澄、空海、常晓、圆行、圆仁、惠运、惠珍、宗睿等人，更是学问大家，归国后开日本佛教新风气，被称为“入唐八大家”。

日本派遣遣唐使，从任命使臣到出发，一般需准备两三年，包括造船，采办礼品、衣服、粮食、药物等，筹措留学生、学问僧在唐费用。

由于当时日本造船和航海技术水平较低，遣唐使跨越大海，往来中日之间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往往半数葬身海底，余下的漂流上岸，又常常落入海岛土人手中，惨遭屠戮。在当时，遣唐使之旅被视为畏途。

受命为遣唐使虽是荣誉，但也有许多人因为怕危险而推脱不行。小野篁就是一个例子。小野篁被选为第十七次遣唐使后称病不行，后虽然成行，但碰巧遇上风暴，船搁浅而幸运折回。小野篁为此还撰文指责遣唐使制度。

为鼓励遣唐使，日本朝廷对成行者，从水手到大使，均给予奖励，厚加赏赐，甚至封官加爵。

日本条令明确规定，赴唐者一律免去国家徭役，而且根据职位高低均有奖赏。遣唐大使赏绢50匹，绵150屯，布150端，此外，往往还会获得沙金200两及其他物品。对留学生和学问僧的赏赐远远高于判官，仅比副使少20端布，以便他们在中国有足够的钱购买书籍、文物并带回日本。为了赴唐取经、富强国家，日本可谓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不惜投入超常的人力物力。

遣唐使到大唐，历史上有三条航线。一条是越过对马海峡沿朝鲜半岛海岸经东北入大唐，或从朝鲜半岛西南端，横渡黄海到山东登州，此为北线；一条是由九州南下，沿南方的种子岛、屋久岛、奄美诸岛，向西北横跨东海，在长江口登陆，再由运河北上，为南岛线；另一条是在难波（今大阪）登舟，通过濑户内海，从博多（今属福冈）直接横渡东海到大唐的明州，这一条路线为南线。

从7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约四十年间，日本遣唐使船基本采取北路航线。这条航线大部分沿海岸航行，比较安全。但新罗灭百济、高句丽统一朝鲜半岛后，与日本不和。因此，日本遣唐使船在7世纪70年代到8世纪60年代的这一百年间，改取南岛线。这条航线主要航行于渺茫无边的东海上，风浪难以捉摸，十分危险。北线和南岛线都需耗时三十天左右，甚至更长时间。

8世纪70年代以后，改取南线。这条航线所需时间较短，一般十天左右，甚至三天可达，但风涛之险基本上与南岛线相同。这条航线一直沿用至遣唐使废止。

采取北线时，遣唐使的派遣平均约七年半一次，以后十二年半到二十年一次。公元838年后，中止55年才考虑派遣，最终至于废止。

历史上，明州是遣唐使到达“签证”与返航的重要口岸。唐时，明州已与交州（今属越南）、广州、扬州并列为四大名港，是东南亚贸易圈中的重要大埠。

选择在明州入唐，有着宗教与航路的双重因素。天台宗是当时中国佛教中最具影响力的宗派。日本的学问僧登陆明州后，只需走上数天路程，便可到达天台。对于日本僧人来说，这是最方便的一条路线。若要去唐朝首都长安，只要从明州取道内河水路，经浙东运河到杭州，再沿着京杭大运河北上即可抵达，交通也十分便利。

从文献记载看，在总共十八次的遣唐使中，在明州上岸的共有四次。

最早的是第四次遣唐使团，唐显庆四年（659年）七月，遣唐大使坂合部石布、副使津守吉祥率两艘船，从日本筑紫出发，由北路来唐。其中副使津守吉祥率领的第二船，驶至越州（当时尚未建明州）县（今宁波）靠泊。

第二次为天宝十一年（752年），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吉备真备率第十次遣唐使团共500人入唐。第二、三、四船在明州和越州平安靠岸。第二年，随第八次遣唐使来唐的阿倍仲麻吕来到明州，随这次遣唐使船放洋归国，不幸中途遇险漂至安南（今越南）。

第三次是贞元二十年（804年），大使藤原葛野麻吕、副使石川道益率第十六次遣唐使团两舶来唐。因遇风暴，空海等乘坐的第一舶漂至福建长溪（今霞浦）。第二舶副使石川道益等100余人在县登陆。同船到达的有著名的日僧最澄及其弟子义真等人。次年，特派录事山田大庭把在福建长溪的第一舶开到明州，于五月十八日和第二船一起从县放洋归国。

最后一次是开成三年（838年）的第十七次遣唐使团。这次遣唐使团共发四船，有大使藤原常嗣、副使小野篁等651人，其中第一、四两船共270人成功抵达明州。第二年遣唐使团从明州归国时，明州府奉观察使之命，赐予日本遣唐使一行绢1350匹。

除上述四次正规的遣唐使外，还有许多日本僧人搭乘明州唐商的海船往返唐日之间。如，唐会昌二年（842年），李邻德唐商团从明州出港去日本，同船的有日本学问僧惠萼；大中元年（847年），日本人神御井与明州人张支信（有些史籍上也称张友信）、元净等37人，从明州望海镇（今镇海）起航归国；大中十二年（858年），李延孝商团从明州发船去日本肥前国值嘉岛，同船的有日僧圆珍等；咸通四年（863年），张支信发船从明州起航去日本，同船的有贤贞、惠萼、忠全等日僧；咸通六年（865年），李延孝等63人从明州望海镇发船去日本，搭乘者有日僧宗睿等。

遣唐使到达明州，明州府的官员照例会对入唐的船舶进行检查，问明对方身份，查验完毕，发给官方批文，完成通关手续，才意味着遣唐使被获准入境，可以享受官方的招待。明州府同时向朝廷奏报入唐国家的人员、物资、船只与入唐目的，听候朝廷的批复。待朝廷批复下达，按照批文规定的人数，送使团北上长安。

学问僧则前往长安、扬州、洛阳及五台山、天台山等名山大刹，拜师求法，抄写、购买经卷，学习大唐文化。

直至894年，菅原道真上奏废止遣唐使，绵延两百多年的东亚史上影响至深的文化之旅才最终落下大幕。

废止遣唐使，固然与负担沉重、航行艰险有关，也和唐朝日益衰落有关，但最为根本的是，随着日本吸取唐文化趋于饱和，日本慢慢走上了自己的文化之路，民族主义思潮逐渐抬头。他们已经不再需要“唐风”，他们需要的是“和风”。

最澄大师

唐贞元二十年（804年）八月底的一天，在茫茫大海上经过一个多月的漂泊颠簸，一艘来自日本的船靠岸了。船舱里，一批僧侣站了起来，他们举目四望，船靠在三江口边上的一个码头，眼前是一片高耸的城墙。几十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大唐到了。

日本僧人到达的是明州港，是大唐一个重要的国际港口。他们在三江口码头登岸，穿过东渡门，进入熙熙攘攘的明州城。

这批日本僧人是著名的“遣唐使”的成员。出发时本来有两艘船，由于遇上风暴，第一艘船被风刮到了福建长溪。

在这批遣唐使中，有一位叫最澄的日本僧人。这位时年三十八岁的年轻僧人此后在大唐学习了八个月，回国后创建了日本天台宗，成为开创日本佛教的始祖。

最澄俗姓三津首，近江（滋贺县）人。其祖先为归化日本的汉人，据考为后汉孝献帝的后代。最澄十二岁从近江国师行表学佛，十四岁正式出家，十九岁在鉴真生前弘法的东大寺受具足戒，成为比丘僧。受戒后三个月，登上比睿山，隐居于草庵，潜心修行佛道。这一隐居就是十三年。

对于一个二十岁都不到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愿心和恒心令人吃惊。最澄隐居比睿山的原因，据其弟子仁忠说，乃是由于感叹人生之无常、正法之衰退，而想栖身山林。在最澄入山后不久所写的愿文中也有同样的表示。

当时正值日本奈良时代，日本国内几乎已引入佛教所有的思想和经论。但佛教界沉溺于学解论议，教义纷杂，俗权化严重。为摆脱奈良佛教界的牵制，桓武天皇迁都长冈。最澄眼见如此景象，遂立下探究真佛教与统一佛教之宏愿。

最澄从研究华严学入门，渐渐加深了对作为统一真理的《法华经》与作为统一佛教的天台思想的认识。二十二岁时，最澄建一乘止观院，即根本中堂。三十二岁时，他开始讲解《法华经》及天台思想。

天台思想之正源在大唐，为求更进一步的深造，受桓武天皇之赐，最澄遂于804年作为遣唐使的一员，与高僧空海、橘逸势等一起入唐求法。

由于在海上一个多月的风浪颠簸，最澄抵达明州时染病在身。他在寺院将息了半月，出发前往天台山。

按照大唐的规定，日本遣唐使上岸，必须要有当地官方的牒文，方可前往他处。最澄于九月十二日领到了明州书史孙阶发给他的牒文。书史，就是掌管文书的官吏。

孙阶的牒文内容如下：

日本国求法僧最澄，往天台山巡礼，将金字《妙法莲花经》等：金字《妙法莲花经》一部（八卷，外标金字），《无量义经》一卷，《观普贤经》一卷（以上十卷，共一函盛封全。最澄称，是日本国春宫永封，未到不许开拆），《屈十大德疏》十卷，本国《大德诤论》两卷，水精念珠十贯，檀龛水天菩萨一躯（高一尺）。

右得僧最澄状称，总将往天台山供养：供奉僧最澄、沙弥僧义真、从者丹福成。文书钞疏及随身衣物等，总计二百余斤。

牒得勾当军将刘承规状称，得日本僧最澄状，欲往天台山巡礼，疾病渐可，今月十五日发，谨具如前者。使君判付司给公验，并下路次县给舡及担送者，准判者谨牒。

贞元廿年九月十二日，史孙阶牒，司户参军孙负。

这里的司户参军，是主管户籍的官员。从牒中可以看到，当时明州对遣唐使的管理相当规范。牒文中对使者的名字、人数，随身所带物品的名称及数量，出发的时间、目的地及出行目的等，都作了详细的记录。

五个月后，在最澄离开天台山回明州时，台州刺史陆淳在同一张度牒上签批了回牒，内容是这样的：

日本国求法僧最澄、译语僧义真、行者丹福成、担夫四人，经论并天台文书、褒像及随身衣物等。

牒：最澄等今欲却往明州，及随身经论等，恐在道不练行由，伏乞公验。处以谨牒。

贞元廿一年二月　日日本国最澄牒

任为公验。三月一日台州刺史陆淳印。

这张罕见的明州、台州两府文牒二合一的度牒，就是著名的《明州牒》，又称《传教大师入唐牒》。从陆淳在两牒额首、骑缝、落款三处连续签字推测，他是将最澄送上的《明州牒》先保存在府台，到最澄回明州时再签发发还。

《明州牒》长100厘米，宽35厘米，明州、台州两府牒文各盖有3个府印，府印规格均为6厘米方印。两牒共有三种书体，前两种分别是明州府和台州府文书书写的中楷公文，陆淳在额首、骑缝、落款的签字则为行草，潇洒流畅，颇为美观。

《明州牒》现保存在日本京都的千年古刹比睿山延历寺，被奉为日本国宝。

九月十五日，最澄持《明州牒》赴天台山。在天台山，最澄随从修禅寺道邃和佛陇寺行满受天台教义，并与弟子义真从道邃受菩萨大戒；又从禅林寺翛然习牛头禅。翌年三月，最澄离开天台山，至越州龙兴寺，从顺晓受密教灌顶，并抄写了许多经疏。

五月，最澄与弟子义真一行回到明州。当月五日，最澄在明州开元寺法华院从灵光法师受“军荼利菩萨坛法”并契象等，又从县檀那行者江秘受“善集会坛”并“如意轮坛”等法。

开元寺遗址在今延庆寺北面，莲桥街、五台巷一带。开元寺始建于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当时寺内建有千佛殿，有经院、白莲院、法华院、戒坛院、三学院、摩诃院六子院。住持为广利大师辩光，寺院盛况空前。

当时的明州刺史郑审则，因钦佩最澄不畏艰险和勤奋好学的精神，亲自作文相赠：“最澄大师……来自礼仪之国，万里求学，视险若夷，不惮艰苦。”

为纪念最澄渡唐及与明州开元寺的渊源，2011年11月，宁波观宗寺隆重举行“最澄大师着岸圣迹揭碑仪式暨文殊殿开光法会”。海内外诸山长老及各界学者云集，同沾法露，共沐法雨，一起见证了这一庄严而神圣的佛教庆典。

最澄在唐时间虽只有短暂的八个月，却得到了天台、禅、密、大乘戒四种传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唐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七月，最澄携带着金字《妙法莲华经》、《台州录》102部240卷、《越州录》230部460卷及大量图像、法器，随同藤原葛野麻吕遣唐使平安归国。

在明州逗留的日子里，细心的最澄发现明州有上好的茶叶品种，遂在归国时带走了明州的茶种，开始了日本种茶的历史。

归国后，最澄先是在高雄山寺设灌顶坛传密教，是为日本有灌顶之始，并正式在比睿山创立日本天台宗。

当时，大乘佛教虽已兴起，但在实际的生活规范方面仍然以小乘戒为依据。为脱离奈良旧佛教势力的支配，在实质上真正确立天台宗，最澄决意在睿山设立大乘戒坛。如果能够实现大乘戒坛的话，那么就能在教理和实践两方面实现大乘佛教的实质性确立，这是佛教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为此，最澄用大乘戒制定了教育睿山学生的规定《山家学生式》，明确表示要以大乘戒建立纯粹大乘寺的四条式。四条式最值得注意的是，强调真俗一贯，致力于现实实践的菩萨行，主张出俗之僧也应该是以大乘菩萨戒为依归的“菩萨僧”。

对于睿山想别立大乘戒坛，奈良佛教界当然极力反对，就连日本政府也不允许。820年，最澄上呈《显戒论》，引用中土《仁王般若经》中的说法，认为国王设僧纲来统制僧侣违反正道，希望政府再予考虑，但到最澄去世，政府仍未许可。

公元822年4月，最澄卧病在床，自知不起，向弟子嘱托后事：“勿为我做佛事，勿为我写经，应述我之志。”并告诫：“道心之中有衣食，衣食之中无道心。”6月4日，最澄于比睿山中道院圆寂，时年五十六岁。嵯峨天皇闻讯作《哭澄上人诗》悼念。

最澄死后七日，大乘戒坛建立的敕许颁布。翌年二月，朝廷赐寺额，称为延历寺。此后一千多年，延历寺成为日本天台宗总本寺。全盛时期，延历寺有“三塔十六谷”之称，拥有三千多间僧房，可谓气势宏大、威震四方。

最澄于延历寺根本中堂点燃的法灯，在悠悠岁月中，历经沧海桑田，长明不熄。可惜，最后还是被织田信长一把火烧个精光。

戒坛院的实际兴造，是在最澄死后第六年即827年5月，最澄的夙愿至此终于达成。清和天皇贞观六年（864年），最澄死后四十二年，被赐予“传教大师”谥号，是为日本有大师号之始。

最澄一生的精神在为新兴佛教与奈良旧佛教对抗。最澄创立的天台宗主张圆教、密教、禅、戒四宗合一，力求独立于王权和俗权之外，对日本镰仓时代禅宗的兴起有深远的影响。

作为一起入唐的留学僧，最澄开山的天台宗与空海创立的真言宗并驾齐驱，成为平安时代日本佛教界最有影响力的两大派别。

但平安末期的社会动乱，敲响了日本人心没落的警钟，使人不得不面对世间的无常和苦恶。在面对现实之时，想要再于真理殿堂的深处，沉溺于绝对一元的观念已变为不可能了。因此，在天台学僧之中，离开睿山而立于现实之街巷者也就出现了。

头陀亲王入唐记

在遣唐使之外，唐朝与日本之间的使节往来也相当频繁。由于这部分入唐使节或担负着特殊的政治使命，或以民间商贸为主，故日本朝廷未把他们列入遣唐使之中。但他们在中日交往中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其中以头陀亲王最为著名。

头陀亲王原是平城天皇的第三子高岳亲王，后削发为僧，法名真如，又称头陀亲王。

唐咸通二年（861年），头陀亲王经天皇批准，开始筹划渡唐的船舶。七月十一日，头陀亲王从难波津出发，经过二十余天抵达博多大宰府鸿胪馆，大宰府鸿胪馆是日唐商旅、官员出入的主要驻地，日本官府在这里设有一整套管理通商贸易与文化交流的机构。又过二十余天，头陀亲王至壹岐岛，最后来到肥前国松浦郡的柏岛。

在柏岛，亲王请大唐著名航海家、船舶制造家、明州商人张支信打造入唐的大舶。海舶打造好后，张支信把船从柏岛开到大宰府鸿胪馆。

唐咸通三年（862）七月中旬，亲王聘请张支信担任舵师，从大宰府鸿胪馆把大舶开到值嘉岛。九月三日，从值嘉岛正式起航，利用东北风，扬帆疾驶，九月六日风止，但浪高如山，张支信立即命令投下石碇。此时船上人员均惊慌失措。据《头陀亲王入唐略记》记载：“此月六日未时，顺风忽止，逆浪打舻，即收帆投沉石，而沉石不著海底，仍更续储料纲下之，纲长五十余丈，才及水底。此时波涛甚高如山，终夜不息，船上之人，皆惶失度，异口同音祈愿佛神。”

从值嘉岛横渡东海至明州，航线的中途需作一次深海锚泊候潮。早在这条航线开辟前，鉴真第五次东渡未作深海锚泊，被洋流漂至海南岛；第六次东渡也未作深海锚泊，同行的阿倍仲麻吕被漂至安南。

从“纲长五十余丈”看，张支信选择锚泊的地方深达百米左右，应该在外海。由于日本人多信佛，故遇海险时，会不由自主地“祈愿佛神”，念的是观音咒。

第二天一早，风微日出，启碇挑帆，御风而行。九月七日午时，已见到大唐明州的云山，未时到达大唐明州之杨扇山，申时到达彼山的石丹岙，即落帆下碇。

日本值嘉岛至明州，长达四百多海里，五天四夜到达，行船时速在每小时五海里上下。这对帆船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速度。在五天四夜的航程中，航海家张支信不但如神地利用自然风向与海流进行航行，而且在浪高如山的情况下，能妥善处理，足见其航海技术之高超。

亲王入唐的这条航线，即难波津—博多（大宰府鸿胪馆）—值嘉岛—明州，应该就是唐日航路中的南线。

据林士民先生考证，这里的云山应为舟山群岛本岛，杨扇山应是金塘山，而石丹岙则是阿育王山岙口一带。

上岸后，只见岸上几十人，围坐着吃酒，看到海舶靠岸，纷纷惊起，群立岸边，向张支信打听情况。张支信回答：“此日本国求法僧徒。”这些人嗟叹良久后，差人问候，并献上土梨、柿、甘蔗、沙糖、白蜜、茶等特产。亲王好奇地问张支信：“此何等人？”张支信答：“盐商人。”

亲王感慨道：“虽是商人，体貌闲丽如此。”即答谢，赠以本国土物数种，商人辞退不肯受，亲王又派张支信前去解释，这些商人就收了杂物，谢还金银之类。

九月十三日，明州府差遣司马李闲，点检舶上人与物，奏闻京城。同时安排亲王一行住进专门接待日本使者的宾馆。第二年九月，亲王一行被正式准许入京。

十二月，亲王、宗睿、智聪、安展、禅念、兴房等驾江船沿浙东运河、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入京。留下来的惠萼、贤真、忠全与小师、弓手、舵师、水手等，在接到朝廷批文后，由张支信护送，从明州望海镇（镇海）返航日本。

亲王在长安，有一则颇有意思的故事。亲王在当时的日本国，是赫赫有名的围棋第一高手。他到达长安后，要求与唐朝国手对弈，于是有了中日第一高手的对决，结果是亲王输了。好歹维持了大唐的脸面。可当亲王问起这位获胜的弈者是大唐第几高手时，负责接待的官员谎称是第三高手。亲王紧接着说，希望能会一会第一高手。这位官员回答：按照大唐规定，胜了第二高手方可见第一高手。亲王叹曰：“小国的第一，不如大国的第三啊。”

其实这只是一个谎言，却煞有介事地假托大唐的规定。背后透露的是，风烛残年的大唐，文明之花正在枯萎。三十年后，日本废止了遣唐使制度。头陀亲王也未在大唐首都长安取得真经，又转赴印度开始了他的寻找。

在长达两百多年的全面唐化过程中，日本学习得十分认真，研究得非常彻底，不仅形似，而且得其神髓，大致把想学的东西都移植到了日本。当遣唐使停止之后，日本文化也到了转型之时，上至国家制度，下至文字、书法，都开始走上日本化的道路。在遣唐使的背景下，真正日本民族的文化即将破壳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