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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华文化凝聚强化“两岸一家”认同的几点思考

      黄顺力

毋庸讳言，当前的台海情势正处于近20年来最为高度敏感严峻的时期，尤其今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后，海峡两岸的彼此对立更有着急剧升高的趋势。以时下的热点话题而言，有岛内舆论将台海形势称为“风高浪急”“兵凶战危”，似并不为过。联想2020年初《旺报》曾刊登一篇社评称“两岸进入零共识危机时代”，将1992年以来两岸历经艰辛和努力达成的“九二共识”几乎归零。这的确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的趋向。

那么，原本同根、同源的两岸同胞在国家、民族，包括攸关自己命运的问题上是否真的可能处于“零共识”？历经有识之士多年努力而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的两岸关系是否真的只能渐行渐远，终至不可收拾？本文以中华文化凝聚强化“两岸一家”认同为题，从“四个‘始终’”和“三个‘有利于’”的角度，谈几点个人的粗浅思考，祈愿两岸能一起跨越所谓的“零共识”危机，并冀望对缓和敏感紧张的两岸情势有所裨益。

一、中华文化始终是“两岸一家”认同的文化共识

我们知道，“文化”是一个广泛且极具人文意味的概念，它似乎可以包罗万象，既有物质性的表征，又有精神性的内涵，要对它进行精确的解读或定义往往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文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它实际上又是一个能为人所感知、可体认，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正因为这样，我们应该可以对其进行稍微简单一些的理解：“文化”就是某一地区人们长期生活所形成的各项要素形态的统称或总和，它包括衣、食、住、行、言、思、冠、礼、文、物、俗等等，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共同形成、共同拥有的岁月沉淀。

基此言之，中华文化就是我们中国人在长期的岁月生活中所形成、拥有，并具体体现于衣、食、住、行、言、思、冠、礼、文、物、俗等基本文化要素的总和。因此，只要稍微考察并对照这些最基本的文化要素，很显然，海峡两岸不论是既往紧张对峙、互不来往的年代，还是后来关系缓和、交往甚密的岁月，血溶于水的两岸同胞在中华文化基础上的“两岸一家”认同从来就不存在什么“零共识”。

因为令我们刻骨铭心且感同身受的是，自1987年台湾“解严”开放大陆探亲后，同胞们回到大陆，不论其籍贯何处、故乡何方，也不管时光荏苒、物是人非，充耳所听的都是亲切入心的乡音，惊喜品尝的均是儿时记忆的美食；娓娓道来的是梦萦魂绕的乡土情事，放眼望去的皆是家国故园的历史痕迹……在此之后，大陆同胞纷纷登岛探亲观光，也有着类似的深切体验：台岛夜市的小摊点、大排档散溢着熟悉的南北东西口味，男女老幼同胞夹杂着普通话、闽南腔、客家语的台湾口音；各地庄前村后的民间地方神祗，以及堪称正统的台南孔庙、台北关帝、台中鲁班、大甲妈祖、台南保生（吴真人）等，还有高雄佛光寺、南投中台禅寺、台北龙山寺、凌云禅寺等等，……大陆同胞对台湾各地随处可见、可感的中华文化气息同样有着“真是自家人”的亲切感受。

可以肯定的说，在共同拥有中华文化渊源的基础上，“两岸一家”既是两岸同胞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验和共同记忆，也是实实在在、共同拥有的客观现实，因此，首先我们认为，中华文化始终是“两岸一家”认同的文化共识，这既是不争的事实，也是“不管风吹浪打”，海峡两岸同胞终将跨越或克服当前所谓“零共识”的基础认知。

二，台湾文化始终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众所周知，近10多年来，台湾的思想文化在一些人的操弄下，“去中国化”趋势愈演愈烈，但也越来越显得有些荒腔走板，不着边际。例如，以文化言之，有些人极力强调台湾的“多元文化”特性，既以台湾地区特色鲜明的闽南文化、客家文化、住地文化等去淡化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又故意突出渲染所谓荷兰人、西班牙人窃据时代的“荷西文化”、日本侵略占领殖民时代的“日本文化”，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蜂拥而至的“欧美文化”等时代印迹，将文化发展过程中不同时代的影响关系刻意异化为文化存在的并列关系，以此抹煞否认中华文化在台湾文化中主体地位的事实。

根据笔者个人多次到台湾访学、客座、参会、观光，包括亲身参与大甲妈祖绕境进香巡游等大型民间活动的亲身体验，我一直认为，只要我们是客观公允而不是“人为设定”地去研究和阐释台湾地区文化的发展变化，愿意真正“接地气”而不是“为我所用”地去了解和感知台湾的基层社会文化，那么，在历史和现实的连接点上，都可以明显看出，那些包括了人们衣、食、住、行、言、思、冠、礼、文、物、俗等在内的基本文化要素，不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外来文化如何影响，中华文化始终都是台湾文化的主体，始终是维系海峡两岸血肉同胞的精神纽带，也始终是两岸同胞命运与共的重要基础。

应该说，涵括了闽南文化、客家文化、住地文化等地域性特色的台湾文化的确有其明显独特的内涵，而且我们地处东南沿海一带的人们对此也感受尤深，对台湾同胞的所思所想当然也会多一些理解，但就文化所涵摄的基本要素而言，台湾文化始终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分支和重要组成部分，而绝不是独立于中华文化之外的另一种文化实体。

这既是历史，也是现实。

十余年前（2005年11月），笔者曾在福建漳州召开“弘扬闽南文化，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座谈会的即席发言中，简要谈及闽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大传统之下的一种区域性文化（小传统），有着“开放互补”、“边缘从属”和“多元复合”三个主要特征。我以为，闽南文化的“开放互补”是东南沿海地区，包括闽南地区海洋发展传统与中原南下移民带来的农耕文明传统的结合、涵化和互补，这一文化特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以海为“田”、经商异域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边缘趋同”则是因为在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年代，东南沿海的地域空间和文化空间均处于中华文化或大传统的边陲或边缘地带，这种“边缘化”的客观事实一方面发展出闽南文化中似乎不同于主体文化的某种开拓进取、敢打敢拼、冒险犯难，甚至是离经叛道的人文性格，另一方面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闽南文化（包括客家文化等）中固有的慎终追远意识和崇尚正统的价值理念又会产生一种向主体文化回归的“趋同”现象，因此，不论是飘洋过海、年代久远，还是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落脚于台湾的闽南人、客家人的人文性格特征中寻根谒祖、敬祖认宗、叶落归根的意识都显得特别强烈，其中所折射出的就是这种文化“边缘趋同”的隐性心理；而“多元复合”则是因为文化的形成本身是相互碰撞交流，彼此融合互补的结果，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形成就是中华民族多民族文化，还包括外来文化交流碰撞、互补融合的产物。表象为“多元复合”的台湾文化尽管有其鲜明的区域性、时代性特征，但同样是文化交流碰撞、互补融合的结果。人们常津津乐道的，以衣、食、住、行、言、思、冠、礼、文、物、俗等基本文化要素构成的台湾社会“草根文化”，即为明白的显例，这是两岸同胞可以感同身受并浸淫到血液和骨髓深处的体验和留存，因而更可以证明，在这一基本点上，台湾文化始终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常想，这也是我们必定能够凝聚起“两岸一家”的家国记忆，以文化认同跨越或克服当前所谓“零共识”的纽带和桥梁。

三，台湾的时代印记文化与中华文化始终不是并列关系

应该说，比较台湾与其他地区的历史发展，的确是有些不同的地方。从早年所谓“孤悬海外”的“化外之地”，到后来曾先后被荷兰、西班牙海外殖民者窃据，以及日本军国主义者野蛮侵占等，台湾所经历的历史磨难倍于其他地区，所受到的不同时代的文化影响也同样甚于他地。但应该予以特别指出的是，不论是其时所谓的“荷西文化”、“日本文化”，抑或是后来的“欧美文化”，都是不同时代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冲突与碰撞、互补与交融，它虽然被烙上了不同时代的文化印记，但却改变不了台湾社会以衣、食、住、行、言、冠、礼、文、物、俗等基本文化要素构成的中华文化的主体性质，因此，所谓的这种“多元”文化与台湾民众中深沉的、融入到骨髓和血液中的中华文化主体始终都不是并列关系，而只是带有不同时代印记的影响关系。

我们知道，文化影响关系的这种情况，有如自古以来，中华文化也曾受到过印度、中西亚、欧洲等外来文化的影响，近代以来更多方面受到“欧风美雨”的文化冲击一样，虽然影响甚巨，但外来文化始终不能取代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

因此，同样道理，台湾地区在不同时代所呈现出的某些外来文化色彩，与台湾本土的中华文化主体始终不是什么并列关系，只是被烙上了较为鲜明的时代印记而已。

在这一时代变迁和文化影响的过程中，或许人们会改变某些旧有的看法和观念，但并不代表此文化就变成了彼文化，例如，当今有些人津津乐道于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民众对“清洁”与“识字”认知的改变，试图以此佐证日本殖民时代的台湾文化为“日本文化”。但我想，不论是执着于某种文化理论解读的学者，还是实际感同身受的广大“草根”民众，大家都应该坦承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以人们社会生产和生活最基本要素构成的文化沉淀都不是短暂的、想当然的、一蹴而就之事。因此，我们承认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的确有很大的影响，但却改变不了长期以来中华文化在台湾早已成为主体文化的事实。

在文化碰撞交融影响的范畴内，人们对某些事物认知的改变，不能就此改变这一地区长期形成的、厚重的文化主体性质，这种情况也如同自古代以来长期受到中华文化影响，并且被认为是属于“儒家文化圈”的日本文化不可能因受到影响，依此就变成了中华文化，而短短50年日本殖民文化的影响也不可能使台湾文化就此变成了日本文化，这都是一样的道理，那么，如何能够轻易地将台湾所受不同时代文化的影响关系，进行随意解读并执意将其提升为与中华主体文化的并列关系呢？！而中华文化始终是台湾的主体文化这一事实，正是我们坚信中华文化终将能够凝聚起“两岸一家”认同的基石。

四，宣扬“同心圆史观”也始终不能改变“两岸一家”的历史事实

“同心圆史观”是台湾某学者提出的一种史学观点，因它属于思想文化范畴，涉及到台湾的中华文化主体性问题，因而也就此简要谈谈我的一点想法。“同心圆史观”的基本理论架构是以在地生活本土为中心，“第一圈是乡土史，第二圈是台湾史，第三圈是中国史，第四圈是亚洲史，第五圈是世界史”，也即认为观察历史要先由自己的生活世界出发，依照由近而远、详近略远的顺序和方式，建立起自己对历史和世界的认识。

平心而论，我个人认为，倘若仅为一种史学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心圆史观”作为一家之言也未尝不可，这与学界流行已久的“欧洲中心论”“挑战-反应论”“回归中国中心论”等等各种史学观点都一样有其讨论的必要和价值。

但问题关键在于，由于该学者本人曾身兼台湾地区教育界高官，又有着强烈的台湾本土意识，因而，他一方面有意识地将这种“同心圆”史学观转化叙说为“台湾本土、中国、世界”的整个世界观，其逻辑出发点在于试图依此把台湾地方史与中国历史切割开来，使台湾的历史发展与整个中国的历史发展不再属于一个历史体系之内，将台湾与中国原本有机统一的历史变成各自单独的历史存在和发展。如此一来，“同心圆史观”中这种刻意“去中国化”的思想倾向就相当明显了。

另一方面，由于该学者在其官员教育任内还极力推动，并将这种“同心圆史观”落实到台湾地区高中历史教科书的课纲之中，希图以此重构台湾年轻世代的历史记忆，将“去中国化”具体落实到青年学生的历史教育和历史认知中去。这一利用学术研究和历史教育“去中国化”的做法自然引起岛内学者和社会的极大反弹和争议。

对此，我们当然也无法苟同并予以坚决的反对。

因为，一则，“同心圆史观”与前述刻意突出台湾“多元”文化特色，淡化中华文化主体性质的做法相类似，在强调台湾本土意识的同时，执意淡化两岸同胞血脉相通且共同拥有、共同记忆的中国意识，将台湾同胞心灵深处挥之不去的家国情怀与同根同源、隔海相望的故国家园活生生地割裂开来，并以凸显台湾人意识来模糊和取代两岸同为中国人意识。正因为如此，岛内有学者强烈批评此举是为“台独”铺路，的确不无道理！

倘若从学者善意的理解出发，我想，一则，或许提出“同心圆史观”的初衷原来只是一种学术观点，但却因为某些人从政治上进行操弄，不仅严重撕裂“两岸一家”固有的同胞情感，而且还为分割“两岸一家”的“台独”主张倾向张目，这就是我们必须予以坚决反对的最根本理由。二则，如同强调台湾文化的地域或时代特色一样，“同心圆史观”在强调立足台湾本土的同时，极力突出台湾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独特性，将台湾地方史原本包含在整个中国史体系内的历史叙说，转变为不同时期独立于中国史之外的历史叙说，人为生硬地割裂了“两岸一家”的历史脉络，从而把“台湾史”变成了所谓的“国史”，把中国史变成了“外国史”。在这种“史观”之下，终身为“振兴中华”大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受到两岸同胞共同尊崇的孙中山先生变成了“外国人”；自家祖辈生于斯长于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故土家园竟然变成了“外国地”……由这种“史观”推导出的“人设”思维真的相当匪夷所思！

同为历史学者和历史教育工作者，我们自然都深深明白：“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龚自珍语）的道理。历史教育是国族、民族认同形成的基石，也是维系中华同胞血溶于水的纽带。经过政治刻意操弄的“同心圆史观”人为生硬地割裂了“两岸一家”的史缘、地缘、血缘、文缘等的一体性，这也是我们无法接受并坚决反对的另一根本理由。

从理论上看，“文化”与“政治”在具体涉及的讨论对象上是有所不同（虽然文化的涵盖范围要更大一些），但两者是无法截然分开的有机统一。我们认为，“两岸一家”认同既应在“文化”意义上，也应在“政治”意义上达成一致的认知。也就是说，在“文化”的范畴和事实上是“两岸一家”认同，在“政治”的范畴和现实上就是“一个中国”原则，也就是我们始终强调的稳定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九二共识”。

在这里，我们之所以特别明确地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当前两岸情势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弘扬中华文化，凝聚“两岸一家”认同意识该是多么重要！

因此，我想借此机会在这里以三个“有利于”明确我们对这一重要性的认识：

第一，“两岸一家”认同有利于缓和当前紧张对立的两岸情势

目前的两岸情势虽未立刻发生“地动山摇”事件，但似乎离“擦枪走火”而随时引发更大危机已经不远，这是最令人担心而且是两岸同胞都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由于所谓“零共识”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台湾有些人在外国势力的怂恿下，不断触碰大陆坚决恪守的“一中原则”底线，甚至于不惜牺牲两岸同胞的利益与福祉，图谋台湾独立，这对两岸同胞来说都是一种极危险、极不负责任的做法。

大家都心知肚明，“一个中国”原则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体现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历史和现实存在，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祖国大陆在台海问题上都不能突破的底线。一旦有人试图予以突破，就必将导致兵戎相见，骨肉相残，这不仅将严重伤害同胞感情，也将使两岸同胞都成为受害者和牺牲者。

故此，我认为，就政治层面而言，当前两岸日益加剧的紧绷对立情势虽由“一中原则”，即“九二共识”引起，但从文化层面溯源则主要在于“两岸一家”意识的淡化和模糊，因此，以中华文化凝聚、强化“两岸一家”认同意识，夯实“九二共识”的根基，以文化认同去涵化政治分歧应是一剂良药，它有利于缓和当下居高不下的两岸对立情势，也有利于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

第二，“两岸一家”认同有利于降解两岸日益升高的对立情绪

不可否认，从目前的舆情上看，因台岛某些政治人物的刻意解读，血浓于水的同胞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守与理解有所不同，这也是当前两岸在台海问题上情绪对立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我想，如果两岸同胞能以中华文化凝聚并强化“两岸一家”认同意识，进而达成“同为中国人”的基本共识，那么，为了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与福祉而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底线也并不是一件难事。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说过：“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两岸关系存在的很多问题一时不易解决，但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有着共同的血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连结、共同的愿景，这是推动相互理解，携手同心，一起前进的重要力量。”

的确如此，在“两岸一家”的基础上，两岸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都可以坐下来谈，人们常说的“自家人不说两家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就会真正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常态。

由人引起的问题，终究要由人来加以解决，这取决于我们两岸的所有同胞，包括当政者与广大民众的理智、智慧和远见，但首先我们要牢牢把握住“两岸一家”的基本认同！

第三，“两岸一家”认同有利于实现百多年来“振兴中华”的全民族夙愿

自19世纪中叶以来，我们中华民族，包括台湾同胞在内都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这种苦难和屈辱的经历会形成一种深沉的、难以挥去的悲情意识，同时也会激发出强烈的抗争变革的奋斗精神。

拉长我们的历史镜头，不管从哪个角度去观察、去理解，近代中国从孙中山先生提出“振兴中华”的奋斗口号，到当前实现民族复兴的实际进程，中华民族的发展与进步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也是实现百余年来全民族“振兴中华”夙愿的最好机遇期。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和则利，斗则害”对于我们这个曾经饱受苦难屈辱的民族来说应是极浅显的道理。

史家唐德刚先生曾把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发展变迁概括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社会大转型”，并将其比喻成国家与民族的发展正在通过“历史三峡”。他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过不尽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在喝彩声中，就可以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了。”

殷鉴不远，来者可追。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唐德刚先生上述的这段话寓意深刻，引人反思。

总而言之，凝聚和强化“两岸一家”认同，尽快恢复两岸的对话和交流，促进台海情势走向和平稳定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平发展才能给两岸同胞带来更多的福祉，中华民族也才能真正拥有实现“振兴中华”百年夙愿的历史机遇。

和平要避免相互叫阵，而需要相向而行；和平需要坚强的毅力、无比的定力，更需要非凡无畏的勇气！

　　果能这样，我国家幸甚！民族幸甚！设身处地之“两岸一家”的同胞们更加幸甚！

作者： 黄顺力  历史学博士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会常务理事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南路422号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邮编：36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