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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光州文化

杨 峰

引子

一、黄国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豫风楚韵”与“黄姓之源”

二、“历史军事势所必争之地”——让这里成为英雄辈出之地，也造就了这片土地上崇尚英雄的文化

三、“开光官道”与“光黄古道”联结的是权力中心与富庶江南，人口得以充分流动，成就了光州“闽台祖地”的地位

四、和平、富足的城市生活——催生出传统儒家思想浸润中的进取和担当，以及独特地域市井生活的包容与开放，让光州成为“河洛重镇 吴楚上游”

引子

我们常说光州文化，什么才是光州文化？我觉得是：“以传承河洛文化自居又深受楚文化之影响，传统儒家思想浸润中的进取和担当，以及独特地域中市井生活的包容与开放，共同构成了光州文化的主基调。”至于我们常常说起的黄国文化、春申君文化、根亲文化、五教共睦文化、战争文化、英雄文化、农耕文化、城市文化、光黄古道文化、水围子文化等等，都只是光州文化的一个个组成部分。

探寻光州文化，我们当然要兼顾考察光州这块土地以及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因为我们要探究的是这块特定土地上的文化，而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不仅仅是文化的创造者，更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存在、发展和传播的主体。

一、黄国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豫风楚韵”与“黄姓之源”

四千年前，黄国在这块土地上立国，当时还没有“中国”的概念。后来，因夏、商、周三代的繁盛，文化发达，于是华夏民族就把自己居住的河洛一带视为“天下之中”，称中国。而相对于“中国”之外的就是北狄、西戎、南蛮、东夷。地处江淮地区西部、中原至江南过渡性地带的古黄国，恰恰就处于这“中国”“东夷”“南蛮”之间。

虽然一直被北方那些以“中原正统”自居的邦国视为边陲之地，即东方九夷之一的“黄夷”（《后汉书·东夷传》云：“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论语》《春秋左氏传》《战国策》等书中也均提及九夷。“九”并非具体数目，只表示众多之义），但春秋时期，南蛮之地的楚国争霸中原时，黄国又以中原邦国自居，与楚抗衡（《左传》载，桓公八年（前704年）“楚子合诸侯于沈鹿。黄、随不会，使薳章让黄。楚子伐随，军于汉、淮之间”。庄公十九年（前675年）楚“送伐黄，败黄师于碏陵”。僖公五年（前655年）“楚斗谷于菟灭弦，弦子奔黄。于是江、黄、道、柏方睦于齐，皆弦姻也”）。

黄国不仅借地域优势，近与江、道、柏、弦、随结盟，远与齐、宋、郑、卫、鲁修好，并且积极向中原邦国学习，选贤任能，励精图治，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恰如古语所说“夷狄而能礼仪则中国之”，那时的古黄国已经融入中原的河洛文化，这从今天出土的黄国青铜器、玉器以及车马器中，都可以得到印证。

僖公十一年（前649年）“黄人不归楚贡。冬，楚人伐黄”。僖公十二年（前648年）“夏，楚灭黄”（《公羊传》作“冬，楚人灭黄”）。黄地入楚后，数百年中又受到楚文化之浸润——这些都奠定了黄国故地独特的文化底蕴，那就是豫风楚韵、得南北文化之精髓的特征十分突出：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多元化文化，有北方文化的厚重，不失南方文化的轻巧，厚重而不笨倔，轻巧而不轻薄。

黄地入楚，也形成了“以国为姓”的黄姓。（唐·林宝的《元和姓篡》云：“黄，陆终之后，受封于黄，为楚所灭，以国为氏。”宋·郑樵《通志·氏族略》载：“黄氏蠃姓，陆终之后，受封于黄，今光州定城西十二里有黄国故城，在楚与国也，僖公十二年为楚所灭，子孙以国为氏。”）国亡家破的黄国臣民，背井离乡，大部分被强迁到当时南方的楚国腹地，形成了今天之黄冈、黄陂、黄安、黄梅等地名。还有一部分被“浮诸江南，以实海滨”，于是就形成了南方诸多黄氏家族和黄洞蛮壮族的黄姓。

二、“历史军事势所必争之地”——让这里成为英雄辈出之地，也造就了这片土地上崇尚英雄的文化

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光州襟带长淮，控扼颍蔡，自古戍守重地也。……朱温侵淮南，不能得志于光州，而杨吴之势遂成。周世宗用兵淮南，亦遣偏师争光州。盖有事淮、蔡，未有不从事光州者。若夫自光山会军渡淮，出黄州，围鄂州，而江表震动，此蒙古寇宋之道也。光州岂惟为淮西之藩蔽，不且扼全楚之噤喉欤？”上世纪30年代驻节潢川的抗日名将梅达夫也说：“枕大别而控浮弋，襟淮汝而带史曲，东临吴越，南屏江汉，北通陈蔡，西达宛洛，潢川固九区之都，会八属之首领也。地扼豫南要塞，据淮水上游，为历史军事势所必争之地。”

熟知中国历史的都了解，每当中国陷入分裂，出现南北政权争夺天下的局面时，南方、北方的分界线往往都会是在淮河一线，并且淮河南岸的光州城往往会是南方政权的北疆军事重镇。这里通常都会发生反复地拉锯战、多次易守。每当南方政权彻底失去光州时，也就离覆亡不远了。东晋十六国是这样，南北朝、五代十国、南宋与金元对峙时，都是这样。及至民国末年，当蒋介石妄图划江而治时，迎接他的是百万雄师迅速地渡过长江，解放全中国。蒋介石梦想的破灭、民国政权在大陆覆亡的种子早在淮海战役解放军取得胜利时已经种下了。

历史上有“守江必守淮”之说。这是南方政权应对北方政权的常见手段，也是无数次争战积累下的血淋淋的经验。《读史方舆纪要》说南方政权“其时之盛衰，大约以淮南北之存亡为断”。而江淮地区的博弈中，地形更为复杂的淮西丘陵地区又为重中之重。与淮东相比，光州所在的淮西地区因其位置和地形原因，往往在南北博弈中被视为胜负手。对于北方政权来说，如果能控制地形复杂的淮西地区，接下来势必就能拿下无险可依的淮东地区；对于南方政权来说，能否拿下淮西地区，同样是能不能将防线推至淮河的关键所在。

大别山北麓门户、淮西重镇的光州，因为是“历史军事势所必争之地”，也让这里成为英雄辈出之地，造就了这片土地上崇尚英雄的文化。从远古时弱小的黄国敢于拒绝进贡、抵御强楚，到唐末柴再用计退朱全忠四十万围城大军，保全光州城；从宋金交战，岳飞牛皋在光州筑城抗金，到明时州人刘黄裳率部远征朝鲜，大败倭寇；从鸦片战争中，刘天保率500光州兵千里赴宁波抗英，到太平天国时，光州“花木兰”李淑贞率光州团练主动出击，拒敌于几百里之外的武昌、汉阳；从1865年捻军围城时，光州知州任重光以其六旬身躯严寒中率光州勇士坚守在城墙上28天，以“卑职不过一死”的英勇气概，救满城黎民百姓于水火，到抗日战争，毒气弥漫中，张自忠在潢川城率军对日寇进行顽强抵抗。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抗战中，河南九十多个县建立了伪政权，但潢川没有。潢川是抗战中的孤岛，是学生、将士心目中抗战中的胜地。与上海不同的是，我们的孤岛不是靠外国人的保护，而是中国人民，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捍卫的孤岛；我们的孤岛超越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直至最终胜利；我们的孤岛也不是独善其身，而是以自身巨大的牺牲，以人力、物力支援了全国的抗战。是楔入华东、华中、中原日占区的一枚钉子。《豫南日报》曾说：“在八年抗战中服役纳粮，吾豫当为全国各省冠，九区为全豫冠，潢川又为九区冠！”

三、“开光官道”与“光黄古道”联结的是权力中心与富庶江南，人口得以充分流动，成就了光州“闽台祖地”的地位

光州所处的淮河一线，是中国最重要的地理分界线。“秦岭、淮河一线”将中国版图划分成南北两块：从气候到降水，从作物到植被，从季风到冰期等等。光州有江南北国、北国江南之称。

光州在历史上就是大别山的门户，是中原通达吴楚的交通枢纽。以光州城为中心，向南是穿越大别山至黄州的官道——光黄古道，向北连接的是经息县、汝宁到开封的开光官道。作为宋朝都城的东京城是当时世界第一的大都市。而连接开封与光州的开光官道（开封—汝宁—息县—光州）与向南的光黄古道，就是京城通达吴楚的南北要道，是权力中心与富庶江南相连接的重要国道。

观察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大部分的战争是来自北方，包括游牧民族的南下。事实上，包含56个民族大家庭的中华民族形成过程就是人口迁徙融合的过程。就中原地区而论，历史上曾发生过周边诸民族与中原各族、以及中原各族与周边诸民族间多次的迁徙融合。中华文明能从狭小的“天下之中”河洛一带走向全国，成为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恰如李绍连所说的河洛文化“以‘河洛郎’南迁为途径，把这一优秀文化传播到海内外”。

从南北朝开始，光州就是那些以传承“中国文化”“中原正统”自居，却被北方游牧民族挤压不得不离开河洛一带，偏安淮河以南，曾经南蛮之地的汉人政权，最北的重镇，承担起延续中原文化的重任。此时的光州已是中原文明南撤的最后堡垒。这是光州地理位置决定的，也是历史与时代选择的——士大夫们留在中原，要受异族统治，生命与财产没有保障；到陌生的南方，受传统教育和南方瘴气的影响，又需要下很大的决心。选择光州，农业生产条件优越、又处于中原的南界，文化相通、习俗相近，适合士族大家耕读生活，进可继续南迁、退可北返家乡，这时的光州就是他们最佳选择。

考察中华数千年的历史及人员迁徙轨迹，光州是“河洛郎”南迁的中转站，是河洛文化向外蔓延的一个重要节点和接棒者、延续者，她以“变夷用夏”似的浸润传播着中原文明。春秋战国时期，黄、蓼、息、蒋、番等被楚灭国的遗民从这里南迁；黄歇亦从这里出发东去，开发吴地，成为上海城市之父和苏州的城隍神；秦始皇时又从这里强迁50万人至闽粤；反过来，西汉武帝两徙闽越民处居江淮间。这些都从客观上沟通了光州与江南及闽地的南北民徙路线。到了两汉末年及三国两晋南北朝，京畿一旦遭乱，河洛士族、百姓便逃徙而南。直至唐代，因奉诏靖边和举义，从光州出发的陈元光及王潮领导的两次武装移民，最终奠定了光州作为闽台祖地的地位。及至宋元，中原每遭战乱，这里的士民仍南向迁徙。到了明清，闽地的光州后裔再徙台湾和东南亚及海外各地，为台湾地区的开发和东南亚及海外社会的发展，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影响深远。

四、和平、富足的城市生活——催生出传统儒家思想浸润中的进取和担当，以及独特地域市井生活的包容与开放，让光州成为“河洛重镇 吴楚上游”

秦汉大一统后，对一个极权国家而言，只有中央和地方，已没有了北方、南方之别。四百年大汉帝国的中央就是长安和洛阳，都位于秦岭淮河一线稍稍偏北的地方。光州时称弋阳，经历了从楚属时期的弋阳县治到东汉弋阳侯国的变化，其商贸流通，人文繁盛，已发展为豫东南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到了唐宋，更是炙手可热的中心城市。皇子皇孙及各级官吏，都热衷送子孙到光州历练。因为太平，距京畿近；因为富庶，鱼米之乡；因为便捷，东去吴越，西返川陕，北通中原，南及湘赣，探亲、游历可免鞍马劳顿。中国封建社会最繁荣的宋神宗朝，神宗皇帝本人与朝中几位名传千古的大臣，欧阳修、曾巩、司马光、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乃至皇后向氏之父，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经历，那就是和光州的渊源。和平的政治、繁荣的经济，儒家思想和文化在光州得到推崇。1933年新安张钫在《潢川图书馆记》中说：“畸人高士、达官通儒，历元及明，蔚于清代。文献之徵，风流堪想。道冠盖而巷絃歌，家礼乐而户诗书。”

光州城不仅有浓郁的儒家氛围，更有独特地域市井生活的包容与开放。作为大别山门户，光州城是豫东南重要的农副土特产品集散地，商业鼎盛。明清时期，两湖、江浙、山西、陕西等地客商开设店铺，组织有“湖广会馆”“山陕会馆”“湖南会馆”“淮庆帮”等商会，商品远销粤、桂、鄂、苏、皖及武汉、青岛、上海等地。商号的联合，雇工的使用，是清末光州城商业市场繁荣和资本主义成长发展的标志。此时，南城的手工艺织造业发展迅速，其中以丝织为主，生产的商品畅销全国各地。商号毗连、店店乡挨、客商盈市，各省商人络绎往来，从早到晚，街上车错轱，人相挨，叫卖声终日不竭。连河面都是千帆林立，百舸争流，所谓“街上有多满，河上有多稠”。入夜，河上河下，万盏灯火相映，与满天繁星争辉。

与繁荣相对的是，我们引以为傲的“襟带长淮，控扼颍蔡，自古戍守重地”也为光州带来了无尽的、血腥的战争。据《光州志》记载，宋时光州人口有16万，经历了金、蒙的血腥，明洪武年间锐减为1.4万余人；明末光州有8.4万余人，但李自成九洗光州以及后来的满清入关，顺治时，光州人（丁）又只有1189人了。每一次的战乱，人口大部分损失，当政局稳定、大一统时，光州因其地处南北交通要道，商贸流通，人口又会迅速补充，再次走向辉煌。外来的人口带入了丰富多彩，各式各样的文化习俗。加之原有的“豫风楚韵”的传统，又同为外来，让光州成为了一座包容的城市。弋阳古城的中心，南湖周边的“五教共睦”就是明证。

因为自信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以成就了五千年绵延不绝、充满活力的中华文化。明代光州城镇潢桥南有一座“河洛重镇 吴楚上游”牌坊。这八字既点出了光州“北国江南 江南北国”的独特地理位置，也点出了光州南北文化交融的特征。历史上，很多处于交通枢纽位置的城市都会自诩为“河洛重镇”或“吴楚重镇”，但合二为一的唯有光州。这就是今天我们文化自信的基础，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文化底气。

说不尽光州历史与文化，道不尽光州灿烂与辉煌。2022年1月13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河南省“十四五”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规划的通知》，把潢川排在第一位，作为能代表全球著名文化IP“闽台祖地——中原侨乡”的城市。因为黄国我们是世界黄姓的祖地，因为弋阳陈氏我们有资料显示是浮光陈氏、义门陈氏共同的发源地。以春申君、陈元光为代表的英雄人物，成就了我们英雄光州，他们无畏与开拓的精神，至今还影响着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敢于走出去，上北京、下广州、到上海，勇立于时代的潮头。

作者杨峰，信阳市政协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组委员，市知联会理事，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市、县政协文史资料撰稿员。潢川县（光州）根亲暨开漳圣王陈元光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县老区建设促进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