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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人心的第一次福州市台属元宵茶话会

——郑宗乾访谈录

闽江学院+口述历史报告+李科扬、张延荣+13460889899

一、前言

我国素来有注重修史的传统，然而史料或浩瀚如海难以寻觅，或因各种原因而有疏漏残缺，这就给史学研究造成了障碍，使人们在回溯哪怕近几十年间的历史时也难以窥其全貌。而口述史是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可以用访谈的形式将研究者与受访者联系起来，便于研究者获取深层次的历史信息。

当下，台海问题是我国乃至世界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两岸人民期盼实现统一，而台湾当局却联合外部敌对势力，不顾人民意愿屡生事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进行“五缘文化”研究有利于塑造两岸民族认同，为祖国和平统一造势。五缘文化的概念早在四十余年前就有学者提出，近年来，两岸学者对五缘文化的研究也愈加深入。“五缘”概念最早见于林其锬先生的《“五缘”文化与亚洲的未来》，五缘是指亲戚之间的亲缘、邻里之间的地缘、宗教视角下的神缘、工作和求学方面的业缘、因物品而联系的物缘。五缘文化研究呼应了海外华人文化认同的需要，也推动华侨在中国投资，更使华侨华人研究有了更深广的视野。

在研究五缘文化以塑造两岸民族认同的时代背景与采用口述史方法以深度剖析史料的学术背景下，以口述史为研究方法、五缘文化为研究内容，通过开展访谈，从典型人物、典型事例着手进行相关研究，有扩展五缘文化和口述史研究内涵的理论价值和塑造两岸民族认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实践价值。在选取典型人物、典型实例方面，此次访谈邀请曾在福州市台办工作十七年之久的郑宗乾先生为访谈对象，从地方基层部门的视角出发，回溯福州市台办领悟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文件精神，适时转变对台工作方向，侧重点由做台湾籍同胞工作转向做去台人员在大陆亲属（简称“台属”）工作，开国内举办“台属茶话会”风气之先的历史事实。

二、访谈记录

（一）访谈准备

在访谈前期，由闽江学院人文学院2018级文物与博物馆学方向福州台湾会馆实习小组和指导老师毛晓阳教授组成口述访谈小组，通过福州台湾会馆馆长蔡华老师的牵线联络，与受访人郑宗乾老师取得了联系；并邀请蔡华老师一起和访谈小组6位师生参加“对台工作情况”访谈。采访开始前，访谈小组通过阅读资料，了解了受访者郑宗乾先生的个人情况、对台办公室的工作职能、建国以来两岸关系史与闽台关系史。

（二）访谈情况

口述人：郑宗乾

访谈组：毛晓阳、闽江学院实习学生

地点：福州市鼓楼区三坊七巷黄巷51号台湾会馆会议室

时间：2022年3月15日

口述人简介：郑宗乾，1935年生于长乐首占镇首占村书香门第，幼承庭训，好学有加，尤喜国文国史。1955年夏天，郑宗乾毕业于福州师范学校，同年9月到福州第十中学任教，6年后从学校调入中共福州市委宣传部，之后曾在中共福州市委办公室工作。1978年调入中共福州市委台办，后从副主任岗位上退休。退休后，郑宗乾以写作为乐，相继编撰了《神州揽胜话福州》和《福州市志》中的《榕台关系志》，以及《中国共产党福州地方组织志》中的《对台工作志》。2015年出版发行《福州人在台湾》，近作《身寄虎吻 心在魏阙——抗战时期寓台福州人抗日史事寻觅纪实》。

(郑宗乾先生近照，转载自福州新闻网）

（三）访谈记录

1、地缘相近与血缘相亲

访谈组：郑老师您好，我们闽江学院历史系在教学方面尝试让学生进行口述历史研究。我们从台湾会馆的老师那里听说郑老师一直在做台湾方面研究，我觉得这很好的一个机会，想请您来做一个口述历史的访谈，完成之后把作品推荐到五缘文化征文大赛上。一方面培养学生的史学研究能力，另外一方面也希望通过征文大赛，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当年对台工作取得了怎样的进展。

郑先生：好的，我明白了。你们想了解一些我在对台工作办公室的工作经历，或者说与五缘文化有关的东西，这个内容有很多，不知道你们具体想了解哪一方面的内容呢?

访谈组：我们打算在五缘文化这个大框架下进行口述历史的研究，通过口述史的研究来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以及传承历史，大概是这样一个想法。包括此次访谈在内，我们想通过一系列的访谈深入挖掘有关史实，但是具体要写什么要商量着来，您可以讲一下您认为有利于提升同学们的人生阅历，或者是有利于保护、传承相关史实的内容。

郑先生：好的，我明白了。我先来讲一下我对“五缘文化”的看法。这个概念最先是由福建省委提出来的，闽台之间也确确实实有五缘。在我看来，五缘是天然生成的，而不是人为加工的，“五缘”的产生首先是因为地缘上的关系。

我曾经读过一本书，叫做《大中华文化知识宝库》。说我国有七大风俗习惯区，而闽台同属一个风俗文化习惯区。“风”指的是自然环境下形成的生活习惯，“俗”指的是社会环境下形成的生活习惯。先把风、俗二字的含义摆弄清楚，才能在这个高度上理解榕台之间的五缘关系。

从地缘上来讲，第三冰期、第四冰期之间，福建跟台湾陆地相连，也就是说当时台湾海峡是干涸的峡谷，人和动物可以在闽、台两地自由走动；其次，闽台经纬度差不了多少，都是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上也相似；再次，在地貌上，台湾山很多，占土地面积三分之二，那我们福建也一样，俗话说“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地也多。从地理、自然环境来讲，这是闽台同风同俗的地缘。

从社会环境来讲，现在大部分台湾人实际在三百年前、四百年前都是从漳州那边过去的，到现在祖籍是漳州的台湾人大概占台湾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所以我们提这个血缘相亲。

福建跟台湾在地缘、血缘上有这样的关系，就决定了福建，尤其是福州这个地方，做对台工作有天然的优势，而且是天然的一个任务，这个我们可以回顾历史。

从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之后，我们对台湾的政策有了转变。之前是一定要解放台湾的，这以后就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争取用和平方式实现统一。福建尤其是福州，与台湾地理位置近，历史上联系密切，所以中央领导对福建给予了非常大的期望。

（蔡华馆长、郑宗乾先生、毛晓阳教授，2022年3月15日摄于台湾会馆）

2、到福州市台办工作

访谈组：所以说福州市台办也是责任重、任务重，您能在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担任主任，确实很不简单。

郑先生：你们过誉了，接下来，我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我当时读的是福州师范学校，1955年毕业，到福州十中教书，当老师当了六年，调到福州市委宣传部工作6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按理说当时干部都要下乡，但我没下乡，因为当时我被军管会挑走了，就是到军管会去工作。军管会分三个部门：一个叫组织组，做人事的；一个生产指挥部，负责生产；第三个就叫秘书组，做秘书工作。我就是在秘书组，给军管会主任写报告，整整待了十年，直到1978年。

访谈组：这个时候您还没有参与到对台工作中吗？

郑先生：那个时候有对台工作，部门叫“对敌斗争办公室”，归军分区管。到1978年，把这个办公室划出来，归地方管，我就是这个时候到台办工作的。

访谈组：您是第一届对台工作办公室的成员吗?

郑先生：对，当时台办全称是“中共福州市委对台工作办公室”。

访谈组：所以说是先有了台办，之后中央发布了《告台湾同胞书》。

郑先生：是这样的。我是1978年8月从福州市委办公厅调到福州市台办的，当时台办是一个小机构，就一个主任、一个副主任，没科室，级别是县处级的。人也很少，总共才7、8个人。工作对象呢，是台湾籍的同胞。从1978年8月到1979年元旦，《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了。我当时就感觉到，台办的工作对象、工作思路都要跟着转变。

我们当时的工作，一个是服务台湾籍同胞，人数才两百多人；另一个就是组织一些稿件，送给中央广播电台对台广播，还有福州“海峡之声”广播电台、福建电视台也有对台广播，当初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些。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之后，邓小平同志正好到美国访问，说了一句话：从此我们不再提“一定要解放台湾”。这个意思就是：尽力用和平方式实现统一，但不承诺放弃武力。这个政策也是一以贯之继承下来，根据政策的转变，我们工作思路也随之改变，那我们工作对象转成去台人员在大陆的亲属，叫“台属”。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台属跟反革命家属基本上划等号，在社会上的地位不高、社会形象也不好，台属的升学、就业、婚姻、提拔都很受影响。男女之间谈恋爱，只要对方有台方关系，对不起，成不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台属受到冲击，被抄家没收、押送上山，这种事情是比较多的。

访谈组：那现在有这个经历的台胞还有多少呢？

郑先生：这些人当然还有，但大部分已经不健在了，下一代的人比较多。

访谈组：我想请教您，“台胞”和“台属”应该怎样区分？

郑先生：是这样的，“台胞”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有台湾省籍的人，二是大陆人在台湾居住了很久，也算作台胞，“台属”就是台胞的亲属。

（左侧为访谈组，右侧依次为蔡华馆长、郑宗乾先生、毛晓阳教授，

2022年3月15日摄于台湾会馆）

3、举办福州市台属元宵茶话会

郑先生：我们接着上面说，所以随着《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台办的工作重心要有转变。台属一是因为人数多，量大；二是能够直接跟台湾往来的只有这一部分人，因为台湾省籍的人毕竟少，而且在福州的人也不多，但是他们的家属，也就是台属比较多。总的来说，台胞、台属社会形象不好，那我们单位就花大力量做这方面工作。

怎么做呢？首先要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由改变社会地位来改变社会形象。怎么改变台属的社会形象、社会地位呢？我国有一句话：问题深重必须出重拳。怎么出呢？当时恰逢元宵节，元宵节是一个团圆的重要的节日，那我们就想开个元宵茶话会，邀请少数有代表性的台属，比如说其亲属在台湾是从政的，这样才有影响力。

当初台办有这个想法之后，也还是不敢擅作主张，就把构想写成报告请示福州市委。而且我们希望这个茶话会不是以我们台办的名义来开，因为那个时候台办是一个小机构，不要说老百姓不知道，连其他政府部门都不了解我们的工作职能。所以我们建议以福州市委办公厅的名义发出邀请，当时的市委领导很明智，同意了我们的请求。

当时我们对召开这个茶话会很担心，担心什么呢？担心茶话会变成诉苦会。因为1979年离文化大革命还不远，文化大革命期间台属受到了批斗等不公正待遇，台属在茶话会上诉说当年所受的苦楚的话，因此我们就请与会台属代表，提前写发言稿。

当时茶话会的地点选在西湖公园宛在堂，环境比较优美，氛围也比较轻松，市委办公厅一位副主任亲自参加并主持。请柬由市委办公厅发出去后，台属按约定来参加茶话会。茶话会开始之后，我们的计划全部打乱了。这个打乱并不是坏事，而是台属争相发言，气氛非常热烈。本来是你第一个发言的，但别人抢先发言。

这应该是（全国）第一次台属元宵茶话会，效果意想之外的好。发言人一边讲一边流眼泪，这个流眼泪并不是诉苦，而是激动。他说：“我收到请柬之后，在想是不是搞错了，怎么会请我呢？因为文革期间，通常是居委会、派出所的人来，说什么时间你要到什么地方集中，不准你乱走乱动。原来（收到的）是个白纸条，现在是大红的请柬，是不是搞错了？”所以他一边讲一边激动地流眼泪，之后大家都是这样的基调，这个元宵茶话会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在福州的这场元宵茶话会打响了第一炮，在全省是第一个开展这样的活动，具有非常大的意义。省台办撰写的《福建省志·闽台关系志》把它列入了《大事记》中。

访谈组：关于这件事情，有没有相关的文献记载？比如当时茶话会的照片有流传下来吗？或者有没有电视节目回溯过这段历史？

郑先生：当时条件差，没有照相机，新闻媒体也没有，这是比较遗憾的一点。福建省台湾工作志把这个事情简单写了一下，不知道还存不存在。邀请名单也不记得了。

后来也没有电视节目或者访谈去回溯过这段历史。但这个会开成功以后，我们每一年传统节日都会开这样大大小小的会。我有这样的照片，就是有一年的中秋茶话会，四百多个台属在市委大礼堂参加，省委书记项南、市委书记、市长都到场亲自参加了。

我们的台办主任很好，他辗转从一位华侨的手里买到了可调焦的照相机，但没人会用。我这个人兴趣比较广泛，我就看书，学会怎么照相。拍到了省委书记项南和第一个从台湾回来定居的台胞刘孟杰亲切交谈的场面，这张照片画面非常自然，很珍贵。座谈会之后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在社会引起巨大反响。我们就通过这样的工作，把台属的社会形象、社会地位，整个地扭转过来。

访谈组：举办台属茶话会的推动力从哪里来？是执行中央政策呢？还是由下到上层层试点呢？

郑先生：源动力就在《告台湾同胞书》，从一定要解放台湾，到和平统一，这是中央对台政策的调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我们自行组织学习文件，深刻领悟了文件精神，感觉到台办的工作要跟着调整。

除了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依据。记得1956年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过一个《关于做好去台人员在大陆亲属工作的通知》，题目大概是这样的，里面就提到了对台湾省籍同胞的政策要和对去台人员在大陆亲属的政策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所以我们是按照中央政策开展工作，到我退休的1995年，两岸早已经实现了“三通”，闽台联系已经非常密切了。

所以这个经历非常值得用口述历史的形式记录下来。就像刚才说的，第一次台属元宵茶话会在档案资料上找不到，更没什么文字作详细记载。现在研究这样的课题，都会要求：亲历、亲证、亲闻。你要亲自经历、亲自听说、亲自证实。在改变台属的社会形象、社会地位上，我们做的不仅仅是这么一项工作，茶话会这项工作是打开了缺口，是第一项工作。除了元宵茶话会以外，我们还做其他工作，比方说：个人档案。个人档案里面会记载你有亲属在台湾，不能重用。另外还有一个，台属可以高考，但不能报考机密专业等。79年之后开始清理这些内容，把档案里面歧视性的东西拿掉，以后也不能再记。

这项工作，不单单是档案部门要来做，而且要各个单位一起配合，把歧视性内容删除掉。

访谈组：那台办当年在这个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主要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郑先生：主要工作是督促检查。这件事情不只是开个茶会那么简单，做的很细致。这些工作的大致内容我还记得比较清楚，但具体一些数字就记不起来了。另外，还有其他工作：文革当中，家里比较富裕或者有亲属在台湾做官，要么把你赶走，要么你这个房子拿出来，让没房子的人住进去。这时候房子落实政策，要归还给你。文革当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包括因为破四旧被没收的古书古画，都要退还，落实政策。这方面工作还有很多，福州这一块工作应该做的比较好，这些工作做完以后，台属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跟台胞沟通，那台胞也都有一些很好的表现。

比如说有的男主人到台湾去的，女主人在家里，去的时候都很年轻，大家互相等，等的不是一两年，等的是30年。期间因为音信断绝，有可能女主人在家改嫁了，在台湾的男性又结婚了，双方都有新的家庭；有的一方有新家人，一方没有。我举一个例子，女主人在福州一直等，先生在台湾又成家了。三通之后呢，先生很想结发妻子，要不要带新妻子回来？我觉得中国的妇女胸怀很开朗，就告诉她的先生：你回来，你带你的新的太太一起回来。结果真的回来了，回来以后当然台湾的先生和新妻子很尴尬，很对不起结发妻子了，但结发妻子很大方，就对他的新太太的说：妹妹，感谢你这么多年照顾我先生，一句话就消除了双方的顾虑。在机场分别的时候，先生的把自己大衣脱下来给他儿子，新妻子就把自己的衣服送给结发妻子。如果你们想把这些事情了解的更细致一些，我建议你们到各个区，比如鼓楼、台江、马尾，或者包括县里面的档案馆去查台办的简报、年终总结报告。

访谈组：如果从历史角度出发，采用口述史、影像志的方式追溯这段历史，或者从文博的角度，从文物流转的角度写，同样可以揭示出来，它是一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形式。

郑先生：所以我觉得现在进行这样的研究并不晚，而且这也很有意义。我很有幸，在1978年到台办工作，当时《告台湾同胞书》还没有发表。一直工作到1995年退休，当时闽台联系已经很密切了。当中我整整在台办工作17年，可以说我既是见证者，又是亲历者。

（笔者与郑宗乾先生合影，摄于2022年3月15日）

三、采访手记：从台属元宵茶话会管窥对台政策转变

在和郑先生进行的访谈中，我对1979年在福州举办的“台属元宵茶话会”最感兴趣。生活中，每时每刻发生的事情都不计其数，但某些事情却具有非凡的意义。在我看来，台属元宵茶话会的举办正是这样意义非凡的一件事——地方政府领悟《告台湾同胞书》文件精神，采用举办元宵茶话会的方式改变台胞、台属的社会面貌，促进了两岸友好往来。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我发现可以将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分为两个时期：一是解放战争之后至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之前。解放战争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败退台湾告终，但政治对立、军事对峙仍持续了很长时间。不同于台湾当局所采取的敌对政策，共产党人致力于以和平手段收复台湾，实现祖国统一。建国以来，中国政府在1950年、1958年、1979年发布过五次《告台湾同胞书》，其中1979年元旦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最为著名，影响力也最大；二是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之后至今。《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冲破了僵局，我们实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新对台政策，并倡议在实现完全统一之前，先实行通商，通邮，通航。1988年，台湾当局才允许在大陆有亲属的台胞回乡探亲。1992年，两岸半官方组织，即大陆的“海协会”与台湾的“海基会”双方发言人在新加坡举行会谈，达成了九二共识，其核心内容坚持一个中国、促成和平统一。然而，在蒋经国先生去世，李登辉当权之后，台独势力迅速发展并掌控了军政大权，他们不承认九二共识，极力推行台独路线，拉拢美日，以武拒统。反台独以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包括两岸人民在内的中华儿女的衷心夙愿，也是中华儿女责无旁贷的神圣职责。

在上述两个时期中，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是一个转折点，它强调两岸坚持一个中国立场，打破两岸隔绝状态，起到了促进人民往来、实现三通，深化经济合作的重要作用。时至今日，在台湾当局和外国敌对势力的阻挠下，中国还未能收复台湾，但同1979年前相比，两岸已经开展了广泛的沟通。

《告台湾同胞书》在理论上传达了中央态度的转变，而福州市台办举办的元宵茶话会则是实践的转折点，这场茶话会是对中央意志的落实，改变了台属受到歧视的境况。在茶话会之前，台属在升学、就业、婚姻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收到了不公正待遇，茶话会则作为一种象征，让人们看到了政府、社会对台属的重视，在心理上扭转的台属的精神面貌。其后，台办通过删除歧视性政策、撤销不公正对待等方式，尽力弥补对台属造成的伤害，并取得了促进两岸关系正常化的良好成效。在今天看来，1979年的那场台属元宵茶话会更像一个象征，一个两岸关系发生转折的象征，标志着解决台湾问题的理论和实践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四、结语

郑宗乾先生是一个经历丰富的人，他早年在福州十中任教，随后又在市委宣传部、军管会秘书组、革委会等部门工作，最后以对台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退休。退休之后仍然笔耕不辍，撰有多部作品。在访谈时，郑先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精力充沛、逻辑清晰，本该消逝在历史长河之中的一件件往事，却由老先生娓娓道来。

经过对郑宗乾先生的采访，我感受到了以郑先生为代表的福州市台办的敬业态度。所谓“居其位，安其职”，以郑先生为代表的台办工作人员，在《告台湾同胞书》刚刚发表之际，就能察觉到工作重点应该有所转变，而且能够立即举办台属元宵茶话会，致力于改变台胞、台属的境况，这需要敏锐的头脑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

我还对五缘文化和对台工作史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闽台之间地缘相近，血脉相连，文化、经济方面的往来也日益密切，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研究五缘文化，弘扬五缘文化，有利于塑造两岸人民心理认同，助推两岸统一。而对台工作并非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台办的同志为两岸和平往来做了许多工作，这些工作值得我们铭记，也为对台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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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焦国庆.让我们重温《告台湾同胞书》！[N].统战新语微信公众号,2019.

[12]习近平.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N].新华网,2019.

[13]傅光明. 口述史:历史、价值与方法[J]. 甘肃社会科学,2008,(01):77-81.

创意概述

一、文献综述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五缘文化”概念问世以来，相关研究经久不衰。“五缘”指大陆与台湾，尤其是闽台之间因地缘相近、血缘相亲而产生的各种联系，亲戚之间的亲缘、邻里之间的地缘、宗教视角下的神缘、工作和求学方面的业缘、因物品而联系的物缘。进行“五缘文化”研究有利于塑造两岸民族认同，为祖国和平统一造势。

在“五缘”资料卷帙浩繁，而精华部分时有疏漏残缺的研究现状下，采用口述史方法，通过选取特定人物进行访谈，便于研究者获取与五缘文化相关的深层次历史信息。本研究邀请郑宗乾先生作为访谈对象，以郑先生在福州市台办的工作经历为访谈内容，侧重于1979年市台办组织举办的“台属元宵茶话会”这一历史事件，回溯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对大陆与台湾关系转变的作用及福州市台办在对台工作中的开创性贡献。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口述史为研究方法，以五缘文化、《告台湾同胞书》为研究内容，所需资料包括“五缘文化”相关文献、《告台湾同胞书》相关文献、“口述史研究方法”相关文献。

林其锬的《“五缘”文化与亚洲的未来》是与五缘文化相关的最早文章，探讨了五缘文化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与华人社会的紧密联系，继而分析了五缘文化在世界经济方面的影响与其在现代社会的传承与发展；沈永林、黄凯锋的《“五缘”文化研究二十年述评》是一篇综述型文章，回顾了“五缘”学说的由来与演变，在理论研究方面的深化与学科归属，及其与华人华侨研究、闽台问题研究的联系，最后展望了五缘文化的发展方向。

与《告台湾同胞书》有关的文献多为新闻文章。《告台湾同胞书》原件与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是此方面的典型文献。

在口述史研究文献中，傅光明的《口述史:历史、价值与方法》追溯了口述史研究的发轫与演进，并以作者本人的“老舍之死”田野访谈实践为例介绍了进行口述史研究的原则与方法，对本研究的顺利开展提供了许多帮助。

总的来说，本研究相关文献大致包括“五缘文化”、“《告台湾同胞书》”、“口述史研究方法”三个方面。五缘文化是两岸同根同源、血脉与共的例证，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是建国以来两岸关系的转折点，口述史研究则是用访谈深入了解两岸历史、挖掘五缘文化内涵的有效方法，三者紧密联系。

二、访谈计划与执行过程

访谈前期，闽江学院毛晓阳教授请台湾会馆蔡华馆长代予联络，邀请福州市台办原副主任郑宗乾先生进行“对台工作访谈”，并成立包括毛晓阳教授、闽江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台湾会馆实习小组五名同学在内的访谈组。采访开始前，访谈小组通过阅读资料，了解受访者郑宗乾先生的个人情况、对台办公室的工作职能、建国以来两岸关系史与闽台关系史，旨在通过此次访谈了解福州市台办对台工作事迹，拓宽五缘文化内涵，锻炼同学们的口述史研究能力。

2022年3月15日上午，访谈组与口述人郑宗乾先生在台湾会馆会议室进行访谈，并邀请蔡华馆长一起参与访谈。访谈过程中，郑宗乾先生向访谈组介绍了自己的工作经历、福州市第一次“台属元宵茶话会”的举办、林鸿坦与蒋启弼两位先生创办教育公益基金的事迹、《罗星塔报》的创办与发展过程、抗战期间福州战士在台湾的抗日事迹等史实。

三、主要论点

本文以口述史研究为方法，通过探讨福州市台办成立早期的工作内容，达到拓展五缘文化内涵的研究目的。本文的主要论点如下：

目前的台湾问题研究多采用上到下的角度，探讨中央意志如何传递给地方基层。而在实际情况中，地方基层部门在中央政策的宏观指导下，往往也能够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进行一些具有开创意义的工作。如本文中福州市台办领悟《告台湾同胞书》文件精神，主动转变工作方向，举办台属元宵茶话会，在对台工作史上具有开创作用。

四、意见建议

笔者对五缘文化研究的意见如下：

第一，在“五缘文化”研究意义方面，两岸自古以来就同根同源、血脉相连。自近代以来，台湾被日本殖民者占据近半个世纪之久，建国后两岸又因历史原因而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互相敌对，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以后，两岸关系逐步步入正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加强五缘文化研究，有助于塑造两岸民族认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第二，在“五缘文化”研究方法方面，口述史方法是进行五缘文化研究的重要手段。未见诸文字、影像的相关史料只存在于历史见证者的脑海中，这就要求研究者与历史见证者密切联系，积极发掘相关信息。而口述史研究往往需要采用访谈形式进行，访谈法具有灵活、深入的优点，可以使研究者了解到深层次历史信息。因此，要积极使用口述史方法进行五缘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