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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五缘文化的统战价值探究

闽江学院+学术论文+蒋雨轩、张扬祾、刘铖瑞+18084591798

摘  要：五缘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临，平静背后暗流涌动。两岸关系止步不前，统战工作压力激增。本文认为，面对新形势下两岸关系的困境，五缘文化可以成为破局的文化武器，对统一战线工作具有重要价值，并以此为基点开展论述和探究。

关键词：五缘文化；身份认同；统一战线工作

一、引言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大量潜藏的危机，随着疫情的不断影响而开始暴露。公共卫生危机、逆全球化、全球经济衰退、意识形态冲突、地区争端加剧等问题正笼罩着这个世界。在疫情背景下，两岸关系也因为台分裂分子的操纵而逐步走入低谷。台当局意图借疫情谋求政治利益，将卫生安全问题政治化、肆意抹黑大陆、否认历史、向西方国家献媚、迎合西方国家分裂中国的企图。使得两岸关系在新形势下再度走低。

五缘文化是植根于五千年华夏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立足现实，面向海外而创立的新理论。该理论自提出以来便得到台湾地区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强烈认同。林其锬教授的《五缘文化与改革开放——五缘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展示了五缘文化学术概念的发展历程，充分体现五缘文化学术理念的影响力。施忠连教授的《论作为中华民族软实力的五缘文化》展现了五缘文化的文化价值。大量有关“五缘”的研究成果启示我们：这是否能成为我国应对新形势的有力武器？是否能为两岸和平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新路径？

新形势下，两岸关系走向对峙，统战工作缺乏抓手。本文力图通过对五缘文化的价值剖析和对新形势的分析来展现新形势下五缘文化对统一战线工作的积极意义和作为空间。

二、五缘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一）五缘文化的概念

所谓“五缘”，即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亲缘”是以血缘为核心，包括拟亲或义亲、假亲等泛血缘在内为纽带而形成的宗族、亲戚关系。“地缘”是以郡望、籍贯、乡土认同为纽带形成的大小同乡关系。“神缘”是以宗教、信仰为纽带形成的同道关系。“业缘”是以同行、同学为纽带形成的社会关系。“物缘”则是以物为媒介，在现代表现为以商品为主体的共利关系。

“五缘文化”这一概念由林其锬教授于1989年在纪念吴夲诞辰1010 周年学术研讨会上首先提出。当时一位台湾籍的参会者首先向林先生递来名片，意味着这一概念第一次受到台湾同胞的认可。当时，改革开放如火如荼、中外交流日益密切，广大人民群众在经济建设的第一线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对侨胞、台胞的认识也不断深刻。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五缘文化就伴随着经济建设得到发展。福建作为改革开放的热土、联系两岸的桥头堡，对研究五缘文化是天然的好场所，同时也对两岸关系理论研究有着热切的需求。1996年11月，福建省五缘文化研究会在福州成立，为五缘文化的进一步系统性研究提供了平台。

（二）五缘文化的根：悠久中华传统文化的支撑

五缘文化成为凝聚人群、沟通关系的五根纽带，其绝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相反，五缘文化的影响力除了来源于前文所述改革开放的群众探索和实践以外，更重要的是有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有着悠久历史的底蕴支撑。

五缘文化中排在首位的就是亲缘。所谓亲缘，包括了血亲、拟亲、近亲等等，关联的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家人”、“宗族”的概念。中华民族对血缘、家庭的重视是由来已久的，最早或可追溯到西周时期。西周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保证政治稳定，采用宗法制来解决贵族间利益冲突，即以血缘关系来分配政治权利，相当程度上提高了人们对血缘的重视程度。通过“家庭”的小单位、“宗族”的大单位，有利于社会的长期稳定，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也就有助于形成“和”的局面。人们常说的以和为贵，即是中国人人际交往中的重要目标和准则，这种追求是渗透进民族心理的。此外，长期作为古代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也对家庭观念有深远影响。孔子最早高呼“礼崩乐坏”就是由于与宗法制强绑定的分封制、礼乐制遭到破坏。他提出“仁”的思想，就是想要改变混乱动荡的社会现实，实现“和”、“天下大同”。这就要提到“泛血缘”的概念。生物概念上的血缘关系或许没有这样广泛深远的影响，但文化上的“血缘”关系就可以大范围地团结更多的人，争取更多的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源。“天下大同”的追求有利于实现生产力的最大提高，且对个人幸福的实现也有意义。求“和”、求“同”的心理是亲缘精神可以长期影响中国交往行为方式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今，重视家庭和家族的观念仍在广大中国人价值观中具有核心地位。

地缘的概念与亲缘是密切相关的。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泛血缘”的进一步拓展、更是古代人求“和”的进一步延伸。由于古代交通条件的限制，大部分人都长期生活在固定的土地，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乡里、邻里就变得很重要。长期的接触和相处会让原本可能没有血缘的人群结成新的利益共同体，也就是五缘文化中的地缘成分。“远亲不如近邻”，能够共享利益、共担风险、长期稳定的关系对当时面对复杂的自然、社会环境的人们来说非常重要。所谓“乡里”，一种释义是家乡、故里，另一种释义是同乡或同籍贯的人。《汉书·食货志》描述理想状态下的乡里组织是这样的：“在壄曰庐，在邑曰里。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也。邻长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级，至乡而为卿也。于是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焉。”乡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齐同，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另一方面，这样也便于古代王朝掌控乡村百姓，一能实现对人口的管理，二能方便赋役的征收。民众和政府两方面的肯定也就使得人们对地缘的重视就不断延续下来，虽然到今天城市化对“地缘”精神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破坏，但对家乡、同乡的好感和亲切仍然可以从百姓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

神缘方面，中国古代系统性的宗教崇拜主要是儒释道。人们的信仰呈现功利性的特点，重点突出对现实幸福的追求。教徒信众之间的人际联系是神缘的主要组成方面。以福建妈祖信仰为例，以大海谋生的人面对喜怒无常的大海，将生的渴望寄托给了妈祖。妈祖文化延续了千年之久，至今仍然被广大福建同胞和华侨所信仰。据统计，全球妈祖信仰者约有两亿人，妈祖庙超过两千五百座。初到异国的华侨通常根据地缘关系，即籍贯来组成互助会，典型的有“福建帮”“潮州帮”等等，而作为共同信仰的妈祖就成为连接不同“帮”的桥梁和纽带。在东南亚国家的华侨互助会往往与妈祖庙身处一室，神缘与地缘也就奇妙的结缘了。在宗教崇拜中缺少不了的就是民俗活动。莆田湄洲岛的妈祖祖庙每年举办的诞辰日和升天日相关活动就会吸引海内外大量信众前来朝圣，为中华民族的联系和凝聚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林其锬教授对此认为：“寄托了世界华人对家乡、祖国的眷恋；寄托了海峡两岸人民和平统一的企望。”

业缘和物缘的典型代表是商帮和会馆。明中叶，国内长途贸易兴盛、商品经济发展，逐渐发展出地域性的商人团体，也就是商帮。这一阶段比较著名的是晋商与徽商。而这份关系背后的载体就是会馆。当时的会馆陈设、装修着力于突出本地方的特色，力求让来宾有所谓“宾至如归”之感，以方便宾客更好地沟通交流。通过会馆这一特色的媒介，商人们的人际联系和交往也就更加深刻、广泛了。同时，神缘也发挥重要作用。一个商帮往往有自己所崇拜的神祇。例如：闽商崇拜妈祖、晋商崇拜关公、徽商崇拜朱熹。通过共同的崇拜来构建“和气生财”“利义并重”的观念。

通过上述大量的例子，可见诸缘之间是相互交织、相辅相成、互有联系的。五缘文化脱胎于悠久的中华文明，根植于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以“五缘”为支撑的交往关系是符合中华民族的交往习惯的，是我国的宝贵历史文化财富。

（三）五缘文化的魂：与时俱进的中华民族性格

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的世代延续有着重要的作用，其中就包括塑造了与时俱进的中华民族性格。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中华民族能够在今时今日仍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离不开包容的胸襟、求变的热情、开放的自信。五缘文化如果是一成不变的，显然无法适应新形势下的时代需要。而历史证明，“五缘”精神是可以一再适应时代要求、发挥作用的。本文认为，支撑五缘文化的“魂”，正是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性格。

中国近代史的历程由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启。当时的中国，政治上皇权高度膨胀，官僚的特权制和普遍的底薪制导致行政系统大规模的腐败，进一步造成行政效率低下，形成恶性循环，封建统治黑暗；经济上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传统农业、手工业等虽有发展，但仍然无法跟上时代的发展潮流，已显露疲态；文化上仍然崇拜儒学，注重加强思想控制，忽视科学技术的发展，普遍缺乏创新意识；对外关系上沉迷“天朝上国”的幻想，闭关锁国，故步自封。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进了屈辱的近代史。幸运的是，历史的曲折并没有扼杀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民族性格和顽强抗争的民族志气。从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到封建地主改良派领导的洋务运动，再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各种尝试，最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新民主主义革命之路成功建立了新中国。中华民族没有坐以待毙、抱残守缺，“五缘”的思想为民族救亡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也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发展。

例如，中国共产党一再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体现了亲缘的概念。没有亲缘的概念，就没有文化上的“血缘”，就没有“同胞”的说法，更没有民族的凝聚力、战斗力；革命根据地体现了地缘的概念，强调“将革命力量引向和集结到山岳地带，依托山地做载体构建革命的生长点”，这是由于山区地缘关系将群众紧密团结，可以集中动员和发动山区人民建设革命根据地、参与革命事业；在支援祖国方面，地缘、物缘、业缘都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当时海内外民族企业家都慷慨解囊、勇于开拓，典型例子就是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先生。“五缘”的思想扎根传统，却依旧能够为中国的近代化提供理论的养料，这就是与时俱进的中华民族性格的生动体现。

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这是邓小平在1978年会见西德代表团时所指出的。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沉寂的中国再一次迫切地想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融入世界。当时，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就成为了改革开放中舞台中央的角色。他们具有经济实力和科技知识丰富的优势，同时对世界大势的了解远胜国内。中国改开的起步离不开大量的资本投入，华人华侨成为资本投资的重要来源。在1978年年初召开的全国侨务会议上明确指出：大部分华侨都是劳动人民，是我们依靠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基本群众、侨眷和归侨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是一样的。由此对侨务工作定调，文革中被伤害的华人情感开始渐渐回暖。同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力度，越来越多的华商看好中国的市场，对华投资力度不断攀升。据第七届世界华商大赛主委会的不完全统计，在1984年到2002年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直接投资总额为4444.53亿美元，这些投资多数由华人华侨所进行。

在这些投资的背后，地缘、业缘、物缘的影子如影随形。在投资环境尚不完善，市场经济规则还未规范时，传统地缘关系对华商的投资取得成功显得特别重要。在侨乡地区的投资，有利于发挥东南亚华商的优势，更好地把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菲律宾华人在福建泉州、厦门故乡的投资，印尼华人在福建的投资，以及泰国华人在广东潮汕故乡和海南岛的投资均比较典型。可见，“五缘”在改革开放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同乡会”到“东南亚华侨大财团”，地缘、业缘、物缘的内涵适应了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丰富拓展。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新时代中国社会倡导的重要内容，“和谐”“友善”的理念再一次与传统美德不谋而合，成为“五缘”精神的时代解读和强调。

历史一再证明，五缘文化，或者说在这一概念还未诞生时的“五缘”精神，始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能够适应要求、顺应潮流、不断丰富，为不同时代的民族命题提供文化思路和方案。这背后是与时俱进的中华民族性格在支撑，正是所谓五缘文化的“魂”。

（四）五缘文化的土壤：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格局

前文力图说明五缘文化的价值。我们认为五缘文化的价值之所以可以实现，实现的土壤正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格局。

中国古代的人口迁徙大概可以分为三类。政治上，为了巩固边防、开垦荒地、限制富豪、文明开化等；经济上，落后生产方式下的人民向拥有先进生产方式的地区迁移；环境上，从战乱、自然灾害严重之地向社会稳定、生产发展之地迁移。人口迁徙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交融，有利于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同时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和南洋经济文化的发展。这样的土壤为当今中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提供了历史的养料。新中国奉行的民族平等原则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一步帮助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在国内构建出多元一体的格局。

20世纪90年代迎来“新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成为大势所趋。中华民族历史上“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近代历史上的移民潮、留学潮，造就了庞大的华人群体。他们成为中华民族在海外的种子，对新形势下的民族凝聚力和战斗力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海内外、大陆与港澳台同胞之间的联系，可以引申为另一种“多元一体”的格局，成为五缘文化发挥作用的另一块重要土壤。

综上所述，五缘文化是有“根”的，具有丰富的历史底蕴支撑，文化价值丰富；是有“魂”的，可以与时俱进，适应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需要；是有“土壤”的，具有广阔的价值实现空间和可能。

三、五缘文化在闽台关系中的纽带作用

在两岸交流中，我们不难发现五缘文化起到的极强的纽带作用。五缘文化自 20 世纪 80 年代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林其锬先生提出以来，便一直受到海峡两岸学者的共同肯定，被誉为“连接海峡两岸大桥的五座桥墩”。

（一）闽台中的地缘

福建是祖国大陆距离台湾及周边岛屿最近的省份，最近距离只有72海里。民间一直流传着“福州鸡鸣，基隆可听”的谚语。自宋以来，福建汉族人民开始较大规模迁居台湾岛，在历史长河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政治经济联系不断地得到加深和扩大。

（二）闽台中的亲缘

在台湾的汉族移民之中，闽南人占台湾移民人口的绝大多数，福建的台胞出生地、祖居、祖祠、祖墓等涉台文物众多；据调查统计，台湾人口数量居前三十位的姓氏绝大多数直接源于福建，台湾的福建同乡会、宗亲会遍布台湾25个县市，不少政要以及工商界重量级人士的祖籍就在福建。

（3）闽台中的神缘

随着大量福建移民人口地进入，使福建文化也随之进入台湾发展，在移民社会基本保持着闽南地区的饮食习惯、服饰文化、建筑风格以及节日习俗。在台湾地区，台湾移民大多数会讲福建方言；台湾信仰的四大民间信仰也是由福建传入，在1997 年1月的妈祖金身巡游台湾活动，吸引了超过一千万人次的台湾信众追随、朝拜，成为当年台湾影响最大的社会活动。

（4）闽台中的业缘与物缘

闽台贸易往来十分密切。闽台经贸溯源，甚至可以追溯至上古时期，从商周时期，闽、台两地的人员交流和生产技术的推广就有所加强。福建向台湾输送的青铜工具和武器，提高了当地的生产能力；宋、元时期，台湾行政上归属于福建管辖，闽台经济文化交流更趋频繁；明代的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及之后的清代康熙皇帝统一台湾，都进一步强化了海峡两岸的经济往来。甚至在“日据”时期，闽台的经济往来仍然没有割断。至新中国成立，虽两岸军事对峙，形势严峻，但也能做到“人不通船通，船不通货通”。

（五）新中国成立后五缘文化对于两岸关系的贡献

在亲缘、地缘、神缘、物缘、业缘的相互影响之下，闽台间的交流从未停断。也正是五缘文化的影响出发，使得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两岸局势逐渐走向缓和。

基于同根同源的理念，1979年元旦大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告台湾同胞书》中提出两岸应该立即实现“通商、通邮、通航”。1987年，台湾宣布解严不久后开放台湾地区人民到大陆观光及探亲政策。1992年，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海峡交流基金会受权在两岸事务性商谈中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事宜进行协商，随着一系列函电往来，最终达成了“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后来被概括为“九二”共识。随后，两岸交流往来日趋增加，交流面也逐渐广阔。

在五缘文化的纽带维系之下，两岸关系看似风平浪静。但回望历史，两岸关系时常涌现逆流，继而产生了阻隔。平稳的湖面下，实则涌动暗流。最终在新形势的影响下出现了关系的倒退。

四、有关新形势的分析

（一）疫情之下的全球化

中国自古以来就讲究天下大同之格局智慧，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人们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中国积极为推动构建全球化新格局做出贡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积极带动“一带一路”推广建设，为世界各国带来了双赢之策，秉持着“共商、共享、共建”原则。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尊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选择，加强文化沟通，倡导求同存异、兼容并包。增加世界各国的沟通往来，消除隔阂与偏见；实现同时也为落后地区国家加以援助，推动实现全球化再平衡。展现出了大国之风度，尽到大国应尽之责任。为世界人民对未来的美好愿景做出贡献，力求探索出全球化的理想化模式。

但在当今世界，全球化主要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他们所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则与我国提倡的思路大相径庭。他们利用资本对欠发达国家进行剥削，通过抢占市场挤压他国本土产业以从中谋取暴利；同时，通过意识形态传播的方式，向利益冲突方施以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发动颜色革命、代理人战争。为了谋求他们自身利益，采取不尊重国际宗旨及原则的措施，这一点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尤为明显。

美国抱守“美国优先”的态度，在向全世界毫无底线地伸出黑手，长臂管辖、无差别制裁、抑制全球化红利的创造、破坏全球化秩序。巧取豪夺，肆意妄为，身居主导全球化的地位上却做出逆全球化行为，实属霸权主义、帝国主义的实质展现。对全球化的健康发展造成极大威胁。

在疫情之下，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就暴露了无数弊端。尽管在武汉疫情时期，中国就早已向世界各国呼吁对疫情传播加以防范。但以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为首的一众国家，却采取消极防疫的行为，同时也向其他国家发出对疫情不重视的信号；甚至当疫情在欧美等地区开始爆发时，为了保证经济，依旧忽视防疫。在疫情传播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依然不加控制，使全球都笼罩在疫情之下。为了追求一时的经济增长，而忽略长远的发展。疫情的笼罩下，全球正常的生产贸易受到严重影响，加大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全球市场震荡；冲击全球化构成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使逆全球化浪潮逐步加剧，全球产业分工体系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在本次俄乌冲突中，美西方向俄罗斯施以极其严酷的制裁，其范围与烈度远超以往。这不仅给俄罗斯的人民带来生活问题，也牵连到了其他国家及人民，阻断了全球化进程、破坏了全球化秩序。却并未对此次冲突的缓解做出任何贡献，全球化不断遭遇挑战。

正也是因为由欧美为主导的全球化下，我国的统一方针也受到层层阻碍。欧美国家不断对两岸统一进行阻挠，并通过经济活动对台湾地区进行意识形态传播，利用一贯的对他国进行颜色革命、干涉内政的思路，营造出台湾分裂情绪。在健康的全球化形势下两岸应逐渐走向统一，却因上述种种原因走向分裂对立。疫情和渐趋畸形的全球化进程成为两岸关系中不可不提的重要形势。

（二）中国综合国力的跃升

21世纪初，完成市场化的中国迎来了第二次崛起，在新中国工业化成就的基础上将工业制造的产业链不断完善延长，引入了大量的国内外、港澳台地区、海外华人华侨的资本进入中国市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自2002年的43500.00（亿元）到2021年已经增长至552884.00（亿元）。中国制造业迅速承接起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成为了“世界工厂”。

工业化的第二次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大量农业劳动力进入城市，带动城市化快速发展，加上工业的发展带动第三产业蓬勃发展。一二三产业的产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从2002年的12.3%、45.6%、42.6%变为2021年的7.3%、39.4%、53.3%，产业结构的深刻变革背后，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总收入分别从2003年的592963.2（亿元）与588141.2（亿元）到了2021年的1143669.7（亿元）与1133518.0（亿元）。

中国已然是制造业大国，基于产业转型要求的新形势，中国积极向高新技术领域发力，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卓越成就。2021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长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8.2%，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5.1%。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16.0%。全年高技术产业投资比上年增长17.1%。全年新能源汽车产量367.7万辆，比上年增长152.5%。绿色节能经济发展获得成效，2021全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上年下降2.7%。2022年4月10日，中国发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强调深化市场改革，中国的经济正迈向更高更好的新阶段。

随着经济实力的快速崛起，中国在文化、国际关系等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愈发重要。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资本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使得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越发频繁，世界影响着中国，中国也影响着世界。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海外战略标志着中国作为大国，积极主动的为全球化、为带动第三国家发展而提出自己的方案与见解。在国际事务中，世界渴望聆听中国的声音，中国在国际事物的处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话语权不断增加。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文化交流机构在世界各地受到热烈欢迎，象征着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卓越成果。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人民对民族复兴使命的认知更加清晰，而祖国的统一牵挂着无数中国人的心，台湾问题的解决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中国有信心、有意愿、有能力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两岸统一。

（三）美国的印太战略

2022年2月12日，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2022年2月11日，美国拜登政府发布执政以来的首份印太战略。这份战略将成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经济方针，表现出对中国的戒备心。

该战略提到了与盟国合作的重要性。该战略提到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等五国，表示要按条约与之加深同盟关系。此外，通过加强与盟国的关系而产生的“综合遏制力”将成为美国印太安全战略的基础。

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2022年2月12日报道，美国拜登政府发布了印太战略，该战略侧重联盟关系、军事威慑以及在东南亚地区加强存在以对抗中国。报道称，美国还把最近建立的澳英美联盟视为其威慑中国的关键环节。

而依照美国自述，美国印太战略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相互联系、繁荣、安全和有韧性的印太地区”。为此，依照《美国印太战略》报告，美国未来12至24个月内将在印太地区开展10项行动计划，包括为印太地区注入新的资源；领导确立“印太经济框架”；增强威慑；强化一个活跃且团结的东盟；支持印度持续崛起和发挥地区领导作用；让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切实生效；扩大美日韩合作；合作增强太平洋岛国的韧性；支持良好的治理和问责制；支持开放、有韧性、安全和值得信任的技术。

表面上看，印太战略十分的充满携手并进的合作精神。然而，花言巧语的背后实则暗藏着美国的战略野心，暴露了美国的冷战思维和霸权逻辑。

2022年2月14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指出，以所谓的“中国威胁”为借口搞“印太战略”本身就是居心不良、来者不善。美方发布的所谓“印太战略”，说一套做一套，声称要推进地区自由开放，实际上却通过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四边机制构建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声称要强化地区安全，实际上却制造严重核扩散风险，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声称要促进地区繁荣，实际上却挑动地区国家间的对立对抗，冲击地区多年来形成的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对地区合作成果和未来发展前景构成严重威胁。

美国虽然将“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相互联系、繁荣、安全和有韧性的印太地区”挂在嘴边，但是实际上是增加了印太地区的不稳定因素，推动了地区走向冲突和对抗的可能性。不论是《美国印太战略》报告还是布林肯等美国高层的涉印太言行。最突出的一点便是宣扬中国威胁论，这其中的意图，就不言而喻了。

从这一战略的提出，也得以显现，美国目前将中国作为最大的对手。在各个方面上都对中国施以对立。印太战略的背后，是思想的对立、是意识形态的对抗。意图通过挑拨地区国家对中国加以对抗。通过渲染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威胁”来为强化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寻求借口。

2022年以来，美国不断签署对台军售、派军舰穿越台海、不断在中国周边地区举行联合军演。这意味着在《印太战略》发布后，地区局势将进一步激化。两岸统一不符合美国利益，其势必采取更多举措破坏两岸关系。对统一大业形成不利影响。

（四）疫情之下两岸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在疫情爆发以来，民进党当局就对两岸问题不断进行挑拨，使得已经陷入低谷的两岸关系雪上加霜。

当武汉疫情处于爆发期时，武汉当地医院紧缺医疗物资，许多国家都向中国大陆提出援助之手，但台湾当局却发出口罩出口禁令，并禁止台湾民众向岛外寄出口罩。但当大陆疫情逐渐控制缓解，欧美疫情加重后，台湾当局又宣布向欧美国家捐赠1000万只口罩。并且在大陆部分地区疫情严重时，台湾当局借疫情机会断绝两岸往来，严格禁止台湾医务人员赴大陆、香港和澳门。此外，在武汉疫情期间，台湾当局坚持沿用带有歧视性色彩的“武汉肺炎”，充分证明岛内某些势力对祖国大陆心存敌意。另外，在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民进党当局大力炒作所谓台湾缺席世界卫生组织“造成国际防疫缺口”之谬论，借机推动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企图通过公共卫生问题暗度陈仓、移花接木地达到政治企图。

在两岸舆论上，台湾当局企图借助疫情与祖国大陆脱钩，利用舆论机器污蔑祖国大陆防疫工作、造谣“大陆奔溃论”。同时也在国外社交网络上刻意迎合“仇中”势力。台独势力不断壮大，民进党公开反对九二共识，造就两岸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大陆官方曾表态，2022年台海局势将会更加严峻。在疫情的大环境以及蔡当局的“台独意识下”两岸之间的斗争加剧，关系也会随变得紧张。

五、台独的产生根源：身份认同的缺失

前文论述了五缘文化曾经对闽台关系所起到的突出作用。而新形势下两岸关系的恶化却也清楚地告诉我们不可过于乐观。作为两岸关系的最大障碍，台独是如何产生的？在对台湾近现代发展展开分析后，本文认为两岸关系障碍背后是身份认同的缺失，是帝国主义造成两岸实质分裂的内政干涉。台湾的近现代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十分复杂，对台湾整个近现代化发展脉络的把握，可以为我们发现台湾的身份认同危机是从何而起起到巨大作用。台湾的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可以大致划分为：清末时期、日据时期、国民党政权统治时期、资产阶级民主化时期。下文围绕这几个时期展开讨论。

（一）清末时期

清政权击败郑氏政权统一台湾巩固政治之后，台湾的发展维持着传统的经济模式缓慢发展，而清末统治时期则真正开启了台湾经济的现代化。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开始逐渐重视起海防问题，而台湾重要的地理位置成为了清政府的关注重点。清政府制定“以防夷而治台”的政策，在台湾发展官办与官商合办的近代企业，开始在台湾引进一批近代工业，创办大量军事工业，并重新整编军事体制加强海防。在台湾省开始了机械采矿业，购买汽船用于两岸物资交流，还建设了从基隆经台北至新竹全长106.7公里的铁路，包括电线、电报、电话、邮政局等近代产物的出现，台湾成为了当时全国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地方。甚至有学者认为，此时台湾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超过了同时期祖国大陆。

可以发现的是，当整个台湾与大陆同步的发展时，当近代化台湾的近代化进程此时仍旧是与大陆同步进行时，此时完全不存在身份认同危机产生的任何土壤，可见近代化并不是造成两岸关系障碍的元凶。通过这一时期与下文各个时期的对照将会对我们认识如今台湾身份认同危机的产生具有重大作用。

（二）日据时期

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强行割占了台湾，台湾进入日据时期，这一时期日本强行将台湾省变成了自己的吸血对象，掠夺台湾的资源并血腥镇压台湾省人民起义，强行推进皇民化。在日本的故意阻挠下，台湾的政治经济发展开始与祖国大陆脱轨。

日本占领台湾省后，政治上采取独裁，镇压台湾人民抗日起义运动，开展“皇民化”，强迫台湾人民学习使用日语，开办的学校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宣传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台湾造就了一批“精神日本人”帮助日本统治台湾地区，当1945年台湾光复时，台湾已经几乎到了无人懂中文的危险地步。为满足日本的侵略扩张，日本从一开始对台湾的经济发展就抱着原料掠夺与产品供应的殖民目的，这成为日据时期台湾殖民地经济的特点。日本首先推行“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政策。日本利用清政府管理不当的缺点，对台湾大量未进行登记的“隐性”土地进行强制征收，强行霸占的现象屡见不鲜，后续又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强行并购大量台湾土地与林地，垄断了台湾的山林地，这引起台湾人民的不满，多地爆发起义，但都被日本政府血腥镇压。在此基础上，日本将台湾省的大量农业产品运往日本，从1900年至到1944年间，台湾输往日本的稻米总量竟高达1159.24万吨。台湾优质的林业资源也被大量掠夺性开发，1926 至 1942 年台湾对外木材输出中，对日占比竟高达85.41%。日据时期，似乎台湾的一切都是为日本而存在而开发。

为进一步加强对台掠夺，日本随后开始实现所谓“工业台湾”的政策，日本官僚与财阀资本大量入侵台湾，迅速垄断台湾刚刚起步的工业。日本的官僚资本控制了台湾的樟脑、铁路、矿山、食盐、电力、烟酒等工业企业并控制台湾的银行与金融，日本财团资本则瓜分式的控制了台湾的建材、米谷、制糖、化学等工业企业。日本政府强行限制台湾本地与外来资本的发展，刻意大幅提高台湾到大陆商品的关税，而将台湾省到日本的关税降低极低的水平，日本政府垄断台湾对外贸易并实行商品专卖。到日据末期，日本已经控制了台湾地区银行存款总额的 60% ，电力工业的 96% ，制糖工业的 94%，台湾完全变成了日本的傀儡。台湾的工业发展虽然在日据时期快速发展，但台湾仍旧是一个农业为主体的经济体，且整个台湾的经济被绑架在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疯狂行径中，工业发展完全“军需化”，所有的发展都是违背台湾自身需要的，发展不是日本政府的目的，掠夺才是。台湾人民在日据时代被当成二等公民，丧失基本权利，台湾省完全丧失自主性，台湾省人民完全沦为日本的奴仆，台湾省政治完全为日本政府把持而为经济掠夺服务……

日帝国主义对台湾人民的剥削与压迫，实乃罄竹难书。

（三）国民党政权统治时期与资产阶级民主时期

鉴于国民党政权统治时期和资产阶级民主时期之间较强的继承关系，特将两个时期合并讲述。这两个时期，台湾省的工业化高速发展，完全成为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生产链的一环，成为美日的经济附庸，台湾省与祖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模式完全脱轨。

当1945年收复台湾后，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政治、文化措施，一定程度上使得两岸中断的文化血脉重新连接，去皇民化取得一定成效，例如通过艰难的中文再教育，日语的文化统治终于得到终结。但是当日本资本摧毁性的撤退后，台湾经济陷入相当长时间的混乱。这侧面证明日本在台湾的所谓“发展”只是为日本帝国主义自己服务，留下的产业根本不是也难以为台湾人民自己所用。

自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居台湾后，成为美帝国主义亚洲称霸战略的棋子，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国民党反动政权一直声称要“反攻大陆”，疯狂叫嚣自己政权在中国的所谓“正统合法性”，意图制造“两个中国”。反共成为国民党政权谋求资本主义阵营支持的政治主张中心，为迎合美帝国主义的反共立场又不断制造两岸对立，为后续民进党代表的台独势力培养了政治土壤，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为两岸的事实分裂负有最大的罪责。大量大陆居民的涌入，为刚刚脱离日本控制的台湾省带来了三民主义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由于国民党高压统治的事实，台湾社会运动不断，但均被血腥镇压，国民党反动派延续了他们在大陆的一贯作风，台湾地方派系林立，同时国民党在台湾建立威权体制，精英与官僚把持台湾省政治，对台湾“本省人”的排挤导致台湾省内出现严重的社会矛盾。经济方面，在包括日资撤退、国民党退守台湾造成的系列混乱局势后，台湾在20世纪60年代才得以正式继续工业化发展，台湾省开始承接美日产业，国民党政权利用从大陆撤退时带走的大量资金和技术人才在短时间内快速发展，台湾省开始绑定在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产业链上，特别是在70年代“十大建设”后台湾基础设施与工业化建设效果显著，台湾正式转变为工业社会完成工业化。

70年代当台湾基本能完成轻工业自给时，正值欧美资本主义世界滞胀危机，国民党政权开始寻求通过承接美日劳动密集型产业与技术，通过加工出口发展外贸。美日资本大量入场，台湾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大规模发展，轻工业与制造业迅速崛起，为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做边缘配套，台湾经济彻底进入了美国——台湾地区——全球市场的产业链模式，成为所谓“亚洲四小龙”一员。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台湾社会环境发生根本变化，台湾资产阶级参政意愿增强，开始谋求资产阶级民主化，台湾的政治斗争激化，台湾的资产阶级民主化社会运动开始此起彼伏，政治团体林立，到1986年这些政治团体联合组成民主进步党。尽管国民党政权用尽全力打压社会运动，但这些社会运动却一浪接一浪的产生，最终国民党不得不在1987年解除“戒严”，“威权时代”走向结束。在一些列巨大的社会变化后，台湾省此时已经完全依附于资本主义全球化产业体系，沦为新殖民主义的傀儡，虽然两岸依旧保持商业上有限的联系，但台湾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与大陆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完全脱轨，台湾被绑架在帝国主义市场中，而大陆则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计划经济市场。政治与经济的脱轨，导致两岸事实上分裂。

进入90年代，随着台湾地区劳动力成本上涨，国际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中国大陆与东南亚转移，台湾省经济面临发展危机。而此时正值电子信息产业高速发展阶段，台湾地区顺势利用工业优势和地理优势引进美日电子产品生产线与技术开始向电子信息产业代工生产转型，最终造就了台湾地区如今的全球电子信息产业生产链枢纽之一的地位，以台积电为代表的半导体企业在世界电子代工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台湾的政治运动达到高潮，台湾民众的参政意愿急剧提升，台湾所谓“宪政改革”开始,2000年以台独为纲领的民进党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选举上台执政，台湾政治正式过渡到“蓝绿”模式。

台湾地区长期与大陆经济政治发展的脱轨，经济政治的立足点被绑定在资本主义体系链上，使得台湾形成中国国内众多省份中一个特殊的“小气候”。国民党政权一直梦想“反攻大陆”，认为自己只是暂时来到台湾省，自然而然会对内打压台独势力（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台独分子几乎都是日本皇民化的精日分子残余），甚至为极力证明自己才是“中华正统”而进行各种文化活动；虽然这种打压只是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治目的，但确实一定程度打压了分裂势力，保存了至传统中华文化的正统地位。可当20世纪90年代，反对国民党成为台湾政治运动主旋律时，国民党打压的“台独”主张自然而然成为了反对国民党的政治口号之一。被压制的台独思想在台湾地区各个方面如病毒般开始传播，甚至引发台湾人民身份认同危机。这在“戒严”解除后极为明显，“戒严”前毋庸置疑的，“自己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这样一个明显从属关系的问题，在此时台湾居然爆发了论战。当这种把两个明显不同层次名词别有用心放在一起的讨论时，意见两方几乎在数量上持平；不过这种问题本身就是刻意的将不能并列的主体并列而逼着人们做选择，而在后续资产阶级“民主化”时期的调查显示，台湾倾向统或独的民众占比都极小，大多数台湾人民持“维持现状”的观点，这才是台湾人民真正的观点，但这仍然反映了这场身份认同危机中台湾人民的迷茫。统独的对抗在一开始集中于身份认证上，这在围绕台湾地区历史教科书的改革得以体现：在统派和独派的交锋中，统派的反对加上台湾人民的不支持，独派无法将中国历史排除出历史教育科目，但他们却极力推行所谓“同心圆理论”，这种理论强调“台湾与大陆历史属于亚洲历史的一环”，将中国历史泛亚洲化，以此来弱化中国历史与台湾省地方历史的一体与从属关系，最后独派逐渐实现了如今台独历史教育的荒唐现状。在类似的一系列政治斗争后，统独问题正式成为台湾地区时至今日的政治斗争中心。

资产阶级“民主化”后多年的“蓝绿”选票政治斗争中，多数台湾群众开始厌倦了这样的“政治儿戏”，投票率持续走低，独派不敢独、统派不敢统，双方不断政治内耗与更替中，岛内对各种政治问题的政见接近对半分裂，台湾政治现状几乎可以用“闹剧”一词完美形容。21世纪20年代左右，台湾传统的电子信息产业代工优势急速下降，一方面劳动力工资高于东南亚，另一方面制造业产业链完整性与工业实力不如大陆，加上新冠疫情的爆发，台湾地区旅游业与农业贸易受到剧烈冲击，甚至发生政府要求民众“自我消化”“自我克服”的闹剧，台湾地区的经济几乎陷入全面的僵局。为“反国民党”而组成的民进党在执政后明显分裂严重，派系林立，腐败横生，且只会玩弄街头政治的民进党毫无执政能力，政府效率低下无能。被赶下台的国民党延续了传统的腐败无能，且自我政治立场不坚定，喊统却怕统，短暂的重掌政权并没有改变国民党的颓势，在所谓“四大公投”中国民党的内部混乱暴露无遗，甚至在民进党分裂出的“民众党”出现后开始丢失自己在野党的地位，连传统的“蓝绿模式”都开始被打破，台湾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陷入死局。

纵观整个台湾近现代化过程，我们很容易发现，帝国主义的入侵无处不在，台湾在帝国主义体系的绑架下与大陆的事实上的分裂是如今两岸问题产生的根源，我们可以认为正是两岸之间五缘的缺失、弱化才最终一步步导致了如今的局面。

六、消弭两岸隔阂的最佳方案：五缘精神的重申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五缘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历血脉相连的牵绊，不但在历史上作为维系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基石，更对21世纪的今天具有巨大价值，这一点集中体现于其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的巨大作用。纵观世界，绝对找不到第二个民族能如同中华民族这般历久弥新，拥有如此巨大的凝聚力。中华民族是一个包容的民族，是一个发展着的民族，从黄河流域开始，不断走向四海，串联起多民族的情感，展现多元一体的活力。中华民族不断发展，不断走向世界各地，但始终不变的是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的精神联系着我们。深厚的历史底蕴赋予了五缘文化生命力，它可以是面对滔滔江江水面不改色的坚毅，它可以是百家争鸣寻求真理的思考，可以是封狼居胥誓追穷寇的热血，可以是海纳百川民族包容的大气，可以是扶大厦之将倾的志向……这些精神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牵连起了彼此。在四海的中国人彼此联系彼此帮助，自19世纪起，中华民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列强入侵、国破家亡，前辈们力挽狂澜救民族于危难之际，与时俱进的五缘联系起了四海的中华儿女。新中国成立后，四海的优秀中华儿女毅然决然回到条件艰苦的故土，为新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疫情爆发后，世界局势剧烈变化，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五缘”将能再一次联系起整个民族。当代继承好五缘文化，发展好五缘文化就是承担民族复兴使命重任的一部分。

当下，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华民族同胞的共同心愿，面对复杂的政治经济局势，面对着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我们必须寻找到两岸问题的根源，重申血脉之情，台湾问题是不容松懈迟疑不容外人挑拨离间的。在从五缘文化视角省视两岸历史与分析两岸的现状后，本文认为，新形势下“五缘”缺失对台湾问题的产生了巨大影响，解铃还须系铃人，在两岸统战工作中，必须将“五缘”的修复放在重要位置，才能修复台湾同胞产生的身份认同危机，才能真正地完成民族统一，才能击溃帝国主义分裂的阴谋，才能根除两岸遇到的现实问题，进而才能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统一不单是领土的统一，更是文化的统一更是血脉的统一，那么就必须重视身份认同，重视两岸的血脉亲情，重视两岸文化信仰上的同根同源，重视经济上的深入联结，重视古物中共同承载的记忆，重视同乡同源的情谊。积极使用起五缘文化这一中华民族自己的强大软实力，统战工作才能顺利的科学的继承性的继续下去。因此，本文认为消弭两岸隔阂的最佳方案是五缘精神的重申，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中五缘文化必须、也必然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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