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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与批判：吕赫若社会使命下的文学实践

——兼论吕赫若日据末期小说《庙庭》《月夜》

福建师范大学+学术论文+张影+18030141136

摘  要：台湾现代作家吕赫若在日据末期创作的小说作品《庙庭》《月夜》中，借由归乡知识青年“我”的叙述视角与内心变化，一方面冷酷批判传统封建观念挟制人心之深，以及现代知识青年面对传统社会问题之颓软懈怠，一方面还流露出对传统乡土社会的无限追念与在地认同。不仅如此，吕赫若在小说中还隐约描绘了惨遭殖民强权破坏的台湾乡土文化色彩。而吕赫若的封建社会与殖民现实表达之间又是存在紧密联系的。他力图通过探索传统封建之“黑暗”来“克服黑暗”，以坚守、改造、更新民族传统文化的方式，消解殖民同化。由此可见，吕赫若在日据末期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面对内外激荡的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问题的时候，实践知识分子艺术使命和现实使命的巧妙智慧与坚定立场。

关键词：日据末期；吕赫若；认同与批判；《庙庭》；《月夜》

台湾作家吕赫若，原名吕石堆（1914-1951），曾被后来的学者这样评价道：“吕氏集教师、音乐家、作家于一身，其生涯涵括日帝统治和复归祖国两个时代，被誉为台湾第一才子，是台湾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可见，自幼接受知识教育、新式思想的吕赫若，其知识分子的身份能够在多个文化领域得到映证，尤其是在小说创作方面。其处女作《牛车》就以一个普通牛车夫的生活境遇，道出了丰富的社会内容，也因此开始受到台湾文坛的瞩目。之后吕赫若始终笔耕不辍，特别是在日本“皇民化”运动时期。在这一时期，有不少台湾作家明显放慢了自己的文学脚步，或者因不愿虚与委蛇、忍受文化束缚，而干脆停止参与文学活动。但吕赫若仍旧以其知识分子敏锐的社会问题意识与深切的人道关怀，洞察、思考台湾传统封建残余、女性婚姻家庭命运、现实殖民统治以及日人台人相处关系等问题，并通过巧妙周旋的艺术隐喻在其小说中表现出来。可以说，知识分子面对台湾传统社会、时代、家国的思考与处境，是其小说创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母题。而吕赫若在1942年9月发表的短篇小说《庙庭》，以及同年12月创作的续篇《月夜》，同样是他置身于压抑复杂的社会环境，思考如何面对现实社会、知识分子如何在时代中自处的文学实践。两部小说作为前后篇，主要以知识青年“我”的口吻讲述了乡村女性翠竹夫死再嫁后，因受到婆家的身心虐待，多次逃回娘家，使得翠竹娘家陷入两难境地——回婆家要受苦，留在娘家亦或离婚又不符家庭伦理。无奈之下，只好托付青梅竹马的“我”带着翠竹回到婆家，试图找到个明理的解决办法。却没想到在婆家，又引起激烈的责骂诅咒，甚至出手伤人。最终翠竹被逼投水自杀。小说最后，绝望的翠竹被农夫救起，而“我”只能在一旁哆嗦又抽泣。

纵观此前学界对于《庙庭》《月夜》两篇小说的研究，不难发现，研究者们通常将关注点放置在女主人公翠竹的身上，进而以吕赫若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批判来强调两篇小说的社会内涵与艺术价值。刘登翰主编的《台湾文学史》中，就对这两篇小说有如此解读：“在对翠竹不幸遭遇的冷静描述中，既包含着吕赫若对妇女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也表达了他对吃人的封建婚姻制度的极大愤懑。”“有力地揭露了封建宗法制度对妇女的戕害是何等深重。”然除此之外，小说中其实还有着另外一个存在感稍显微弱的主人公——“我”，即叙述者“我”。不可否认，第三者视角的叙事方式使得叙事者与情节中的故事，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且小说中的“我”虽亲历其中，但却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因此，比起“我”在故事中的所感所想，翠竹所遭受的、令人倍感怜悯的悲惨境遇自然更能够“抢夺”阅读者、研究者的关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触动读者内心的曲折悲痛遭遇，作者实际上首先是让它为“我”所震撼，随后“我”在内心的波澜变化中记述了翠竹的故事。因此，当把分析视野转移至叙述者“我”时，笔者惊喜发现，“我”对于翠竹的遭遇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内心变化，正显示了知识青年面对传统封建负面势力既驳斥又无法逃避、无力改变的纠结内心世界，进而表现出无力且困顿的精神状态。可以说，作者吕赫若是藉由“我”深入错综繁复的传统社会语境，通过“我”的心理变化，展现知识分子与传统乡土社会的复杂关系。

不仅如此，从两篇小说在整体吕赫若的创作研究中的地位来看，有研究者将之作为之后更具“时局性”的小说作品分析（《石榴》《清秋》等）的对比参照，强调吕赫若由《庙庭》中揭露传统乡土社会黑暗面，转向书写“美好事物”与“时局性”的“决战时期”创作变化。这进一步启示了笔者思考，尽管吕赫若后来把“时局性”纳入小说架构之中，但为何仍然坚持以传统乡土社会作为小说世界的大背景？甚至回过头来看，他在《庙庭》《月夜》中是否真正抹除了殖民时局问题的痕迹？后来又为何会对《庙庭》《合家平安》等作品产生厌恶之感？……这一系列关于吕赫若创作内涵的探析，或许还是应该从创作方向变化之前的小说的主体内部寻找答案，充分发掘一代才子吕赫若立足传统乡土社会创作背后的现实思考与深沉心声。

故本文将就吕赫若小说《庙堂》《月夜》中“我”的内心变化剖析，呈现知识分子面对封建传统伦理的纠葛与困顿，揭示吕赫若在知识分子自我反思层面上对传统的深切关怀与批判思考。同时通过探析两篇小说中潜藏着的象征内涵，明晰吕赫若在此时期以强化民族文化立场，委婉消解殖民同化，展现堪忧的殖民社会现状的深层创作意图，呈现吕赫若作为现代知识青年努力实现社会使命的责任意识与无力扭转乾坤的困苦现实境遇。

一、面对传统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我”

从《庙庭》的开头可以了解到，叙述者“我”的身份是家中少有的受过教育的青年人，舅舅因此对“我”倍感信任，与“我”商谈甚多。“我”也因此在舅舅的急切邀约下，介入了翠竹一事。事实上，“我”对于自身接受过新式教育的读书人身份，是极有优越感的。从“我”认为舅舅屡次找我商谈皆是因为我受过教育的这一想法就可见一斑。当我从舅舅、舅妈口中得知翠竹如今的婚姻家庭境况时，“我”所做出的第一反应也充分显示了一种新式知识分子的处事眼光：“怎么还让她和那种男人结婚呢？”“不可以置之不理”，还提出要“找出圆满解决的办法”的解决意向。因此，即便是“我”十分清楚地知晓自己在调解此种事情上的匮乏经验，但舅舅对受教育知识分子的极大肯定与依赖，以至对我的“惟一信赖”，还是使“我”“没有反省自己的无力，竟然不自量力地承担下此一任务。”由此可见，与其说“我”的责任是“竭尽所能去帮助她，让她知道我的真心与决心”，倒不如说“我”是为了对舅舅之于我这样读书人的“期待”有所交代。这种责任初衷的偏颇，在后文中也是有所承认的：“脑海里浮现今天的目的，竟然把濒临二度婚姻破裂的翠竹放诸脑后。”不仅如此，从“我”的解决方案来看，“我”也确实不是什么理想中的社会思想启蒙者，“我”只是要在舅舅、翠竹夫家所代表的保守封建一方与遭受苦痛境遇的翠竹一方之间，“找出某个融合点，方为上策。”

这种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以及缺乏真正反抗精神的行动初心，同样在之后“我”的实际解决过程中，被不断印证着，并最终呈现为知识分子责任意识的溃败以及解决力量的不堪一击。就在刚启程回翠竹夫家的途中，“我”的责任担当就渐衰了。进入翠竹夫家之后，“我”仍想在冲突现状中争取一些理性的空间，尝试求和。但“舅父身影”下的责任意识与翠竹婆婆阴沉刻薄态度所形成的强烈冲突始终挥之不去，使“我”的心情变得益发沉重，也更加怯弱。在几番与翠竹婆婆的调解失败之后，“我”把解决的希望放在了子辈身上，即翠竹的丈夫，可他同样是冷言相对。这就使得“我”的行动企图又一次落空了。直至翠竹与婆家愈演愈烈的冲突，在混乱的暴力场面中达到顶点时，“我”的无能为力与本该有的担当精神之间的激烈冲突也达到了顶峰。“我”完全体会到，愤世嫉俗与挖苦驳斥都是无法使愚者有所歉意的，甚至是“舍生取义”、忍受暴力也无法带来任何改变，“我”全然被逼退到无路可退的境地。因此，“我”彻底放弃了调和冲突的担当，知识分子“能言善道”的优越感荡然无存，只剩下怯弱和低声下气的妥协。更令人讶异的是，我反倒对翠竹的反抗做出了斥责：“傻瓜！这么一来，不是什么都搞砸了吗？”可见，“我”在行动的溃败中已然倒向了屈服于封建管束的那一面，沦为了舅舅的替身，“扮演”着新式知识分子面具下封建说客的“奇怪角色。”

然而，作者并未将激化至顶点的冲突留有余声，而是戛然中断，化为一句躲避之辞：“哎呀！之后所发生的事，此处无法长篇大论。”不难发现，当“我”意识到自己无力改变一切之后，“我”就是以这般无奈的口吻撇下了一切责任，终于逃开了。显然，“我”的哀求与逃窜并非情急下的偶然，而是欲以理性设想来调解矛盾的“我”，在无措境地里丢盔卸甲，被打回那个无能为力、怯弱的原形罢了。但可惜的是，这种临阵逃脱的“神清气爽”也并不恒久，“我”还是感到了一种责任心“作祟”的不安，可似乎又只能寄希望于某种“奇迹”。也正因此内心纠葛，当金莲强拉着“我”重回翠竹一事的时候，“我”虽没有停下急奔的脚步，却不断因即将重回“漩涡”而倍感脚步如铅。可以说，这时“我”的内心显出了更加鲜明激烈的矛盾冲突——一面想撇清干系，一面又良心不安。直到内心摇摆的“我”亲眼所见翠竹在压迫中积蓄爆发的反抗举动，“清楚地感受到翠竹的苦衷……必须投水自尽的心情”，“我”才真正意识到“这是她唯一能做的抵抗”，求取两全就是荒谬之举，唯有“死”的反抗才是解脱的“良法”。但可悲的是，此时的“我”虽真实体悟了反抗的坚决力量，却也意识到自己从始至终都不具备解决此事、或与之斗争的能力。由此，舅舅期待下的责任与担当再次被“我”记起的同时，自然也伴随着一种强烈冲突下的焦虑与自责。

小说曾多次提及“舅父的脸突然浮现眼前”，直至最后，当“我”深陷自责与无力时，“我”的脑海又再次出现了“舅父的脸”。笔者认为，此处浮现的“舅父的脸”似有双重的象征内涵。一是“浮现的脸”象征舅父所代表的保守封建一派的残存，进而意味着封建旧俗钳制人心之深久，连“我”这个知识分子都难以抛却对其的顾虑，成了内心沉重的负担。正如陈芳明所说：“在殖民地社会有着良好教养的知识分子，终于还是不能卸下男性思考的枷锁。”二是象征着“我”对舅父难以抛下的承诺，以及对期许中的知识分子身份作用的难以释怀。因为舅父所给予的、唯“我”才能担此重任的期待，实际上也是“我”对舅父的承诺，是“我”以知识分子身份承担的责任。而“我”对这份责任的耿耿于怀，又正荒诞地反衬着“我”在具体解决过程中无能为力的窘境。而知识青年“我”与封建乡土社会的复杂矛盾关系，正在这积极寻求调解、又无力改变困难，体悟反抗之必要、又难逃封建观念之大网的内心曲折变化中得到具体呈现。且这种复杂性实则与小说的另一条线索——难以逃脱的旧式妇女悲剧命运相得益彰，“都具有一种及其凝重且悲怆的气氛”。由此使人读起来如芒在背，无法轻易站在对立面、站在道德高点俯视文中的“我”，而是能够引发对封建乡土社会的更多思考。

二、面对台湾传统乡土社会的吕赫若

基于上节对《庙庭》《月夜》中“我”的深度剖析不难发现，“我”是小说中唯一的叙述者，翠竹的遭遇完全是通过“我”之口来全盘托出的。这就相当于是“我”回忆了这整件事，从自我反思的角度出发，甚至可以说这番回忆就是“我”的一次自我剖析。而“我”叙述时表现出的焦虑与挣扎，也充分说明了“我”的这番回忆，或许就是“我”最大的不安。翠竹故事呈现出的相对独立发展，正遮掩了“我”这个返乡知识青年在其中某种责任作用的失职。由此可见，翠竹故事的背后有一个不安的“我”，而“我”的背后又隐藏着拥有怎样的吕赫若？

针对此，我们有必要先明确作者吕赫若的文学创作观。事实上，他对于自己文学创作的任务及目的，是较为清晰且自觉的。从他的一系列随笔杂感中不难发现，他主张用唯物史观、现实主义来指导其文学创作。他还曾在《旧又新的事物》中表示对苏联文艺理论家卢纳查尔斯基（Lunacharsky，1875-1933）艺术观的认同：“艺术是认识现实的特殊形式”、“任何纯粹的艺术，其目的与素材，也都得之与一定社会关系中人类有效的感性活动中。”可见，吕赫若的文学创作始终面向的是真实的现实社会，并不全然是为了艺术创作本身的。同时他还加以引用黑格尔的话：“创作由精神产生，依从精神的地基，是属于精神的东西，保持不失去它的洗礼，当只表现因精神共鸣而形成的东西时，始得到艺术品。”可以说，他对现实的感受、理解、反思是借文学创作的方式得以诠释的，他的精神情感是充分贯注于他笔下的小说世界的。基于此，小说中的这个内心焦虑无措的知识青年“我”，或许正和吕赫若的精神情感具有一定的关联，寄托着他基于现实所生发的、某些精神内在的东西，其中的隐微深意值得进一步探析。

事实上，对于从小接受阶级教育的我们而言，发现阶级是极容易的。而对于吕赫若这样一个成长于当时台湾社会的小地主阶级家庭的“公子哥”来说，或许并不容易。但作为青年知识分子，吕赫若却能够在自己创作的小说中书写出被欺凌、被压迫、被剥削人群的心声，如《牛车》等。而类似于小说《庙庭》《月夜》中书写沉痛女性悲剧的主题，在他的创作生涯中也并不少见。正如陈芳明所分析到的：“半封建、半殖民的台湾社会，虽说处在过渡阶段的转型期，并没有意味女性地位会有任何的改变。对女性而言，则只是一个从传统父权转型到殖民父权的过渡。”吕赫若也正是注意到了现实社会中台湾女性的这一命运，因此在多篇小说作品中塑造了主动突围、或是压迫后挣扎反抗，但最终都注定难逃悲剧式生命体验的女性形象，如《财子寿》中的玉梅、《前途手记》中的淑眉、《婚约奇谭》中的琴琴、《女人的命运》中的双美等。且陈芳明还强调吕赫若在台湾传统社会环境中书写女性悲惨命运的特殊意义：“吕赫若小说之令人讶异，乃在于他深处殖民地统治之际，并未遗忘台湾社会还停留在封建制度残余的阶段。”基于此，笔者进一步认为，吕赫若其实并不满足于揭示、批判封建威权宰制下的女性悲剧，他还积极介入台湾传统社会问题的多方反思之中，意识到现代知识青年在其中相似的无助窘境。“我”的述说透露着“我”的不安，而吕赫若对“我”的言说实际上也透露着他在其背后更大的反思。吕赫若在强烈的责任意识之下，清晰地认识到“我”与翠竹“相得益彰”的境遇，并在书写如此孤立无援的“我”的过程中，进一步批驳、揭露封建社会的残害。他一方面揭示传统封建钳制人心的阴暗力量，连欲在其中争取丝毫理性解决余地的现代知识分子都难以将其动摇；一方面又指出知识分子在面对传统问题时责任担当意识的时隐时现与怯弱、逃避，隐喻接受新式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缺乏思想成熟、目标远大的社会责任担当者的现实状况。可以说，吕赫若的批判忧思是笼罩于小说中“我”的整体叙述之上的。

与此同时，吕赫若还在小说中借“我”的回忆描绘了惬意舒适的乡土生活气息，语词中尽显对台湾传统乡土的爱恋与依赖：“骑到田间小路，穿过相思树林下，……一会儿就唤醒我沉睡中的生命力，感觉到全身都在悦动的力量。”可以看到，“我”虽是吕赫若批判传统封建体制和现代知识青年群体的隐喻对象，但在乡土归属感方面，“我”似乎也是他的精神投射。他与知识青年“我”的内心矛盾状态是极像的，“我”对于那片传统乡土的繁复情感态度，其实也显露了身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吕赫若，辗转在“驳斥传统黑暗”、“肩负改变使命”与“认同传统之根”之间的多重复杂情绪。可以说，吕赫若面对台湾传统社会既是批判的，也是认同的、依恋的。反言之，正是因为这种多重心态，才使得小说中既表现出对传统阴暗落后的揭露，又有对传统优良积极一面的温情描绘。而在这种理性先进的批判和情感认同的依恋并存的精神“冲突”中，我们开始触摸到吕赫若对待台湾传统社会问题的多重心灵感受。

不得不说，这样的“情感分裂”是真实且统一的。因为往往是那些对自己民族关注越多、认同得越深的人，才会在看到民族存在的问题时倍感批判的焦虑和苦痛，而不是一昧的阐扬，并最终走向狭隘的本土主义、民族主义。可以说，对民族最大的认同正体现在把本民族的状况与自身紧密关联起来的自觉意识上。而吕赫若当时所处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台湾，既保留着深厚的中华文化传统，又不断受到现代之风、乡土之风的吹拂，同时日本殖民者的异族统治势力也在其中不断扩张。叶石涛就曾指出当时内外因素交织的复杂社会情形：“……农村里的榨取与剥削体系并非单独存在的，它是跟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的台湾的统治结构有密切的关系。”由此，吕赫若对于台湾的关切与认同，自然使得他所面对的现实复杂性，在他的精神情感上留下了重影，使他感到情感与理性带来的纠葛感受。可以说，恰恰是吕赫若在小说中对传统封建社会“病症”的这种承认，鲜明展现了他的社会认同、家国认同，意味着作为个体的他并不曾想象自己是站在民族历史与现实之外的，而是一直自觉自己是在这“发着病”的历史现实之中的，自己也是这个“病”的一部分。因此，他是在认同中进行批判、自省的，而非否定的颓废。“该如何说明才好呢？”——吕赫若以这样一句问话作为小说结束语，既强化了“我”最后的无助处境，显示了他对于保守封建观念之深入人心的批露，同时还展现了他关于封建传统问题的思考探索，不忘追问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及其自我生存价值的创造路径。由此，我们可以将作为知识分子的吕赫若，面对传统乡土社会“爱之深，责之切”的双重情感与责任反思，视为其形塑“我”这一知识分子形象的主要内涵。

三、面对“皇民化”时局的吕赫若

然而，正如前文所说，使这一时期台湾人民惶悚过日的不只是传统社会中封建体制的阴霾，还有殖民地台湾天空上覆盖着的统治者权力的巨大乌云。面对传统的吕赫若，是自觉批判且认同的；而对于必须要面对的“是否成为日本人”以及“是否要为日本而战”的台湾现实殖民问题，吕赫若更是无法置身事外的。在他创作小说《庙庭》《月夜》的1942、1943年，台湾社会正处于光复之前的暗淡时期，日本统治者对台湾厉行高压政策和经济掠夺，并加紧推行“皇民化”运动。事实上，在1942年之前，吕赫若就曾以文学创作活动的方式在《台湾新文学》《台湾文学》的反日、反封建斗争阵地上进行积极地抗争。而到了1942年1月，他重新回到台湾，则以《兴南新闻》记者的身份实地观察、参与了台湾现实社会的变化发展。与此同时，迫于日本殖民当局的压力，吕赫若也不得不参与一些与“皇民化”有关的活动，并在1942年至1944年之间先后写出了《邻居》《玉兰花》《山川草木》《清秋》《百姓》等“文学奉公”作品。正如吕正惠所指出的：“作为战争时期特殊环境下的台湾作家，他其实没有面对‘现实’。这并不是他不想面对，而是他无法说真话。……他似乎‘奉命’处理了时局问题，但他有他自己的答案，并以隐微的方式在小说中表现出来。”故许多研究者也就此思路出发，深入探寻吕赫若这一时期书写中日关系的作品中潜藏着的现实回应，并由此认识到他在高超艺术技巧的伪装下，其实饱含着对殖民阴影下台湾人民生存处境的深沉悲哀。

而同时期诸如《财子寿》《庙庭》《月夜》等，这类揭露社会封建体制下女性悲剧命运的小说，则因被普遍视为是吕赫若欲摆脱殖民当局束缚，转向传统社会批判的无奈之举，从而被排除于考察其与“皇民化”现实之关系的思考之外。不可否认，面对当时严峻的政治环境，吕赫若自然是不能在创作中鲜明地保留个人情感，或者向时代高声明志的，更不可能写作与早期作品相类似的有明显阶级意识、政治意涵的艺术作品。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月夜》发表后不到半年的时间，他就经历了一场关于“粪现实主义”的文学争论，吕赫若在其中作为当事人饱受批评，被认为只着眼于台湾的过去，而无视当前的“社会问题”。西川满在文章《文艺时评》中直接指出张文环与吕赫若的文学是“狗屎现实主义”——“一成不变地，及其重视地风俗地描写着虐待继子或是家族的纠葛……不理会现实，缺少自觉的写实主义作家。”对此，吕赫若在一种内心无法满足又遭受诘难的情绪中坚决表示：“唯有朝自己的信念迈进……绝对不向他人妥协……应该要以极度的苦痛从事文学。”即使他在此之后不免“为创作上的手法和题材而苦恼”，但后来在众多好友的声援和建议之后，吕赫若的创作方向从忧虑转向了更为坚定的创作立场，即他在同年6月1日的日记中所写到的：“自己只献身于艺术。”而这一艺术层面的坚定主张，实际上正隐含着其决不歌颂皇民化现实的立场。

而之后1943年7月发表的《石榴》正是在此背景中应运而生的，该作品虽然呈现出了另一种小说美学风格，但依然是以传统中华文化为主要题材，与皇民化的主张距离甚远。再后来创作的小说《清秋》中更是以知识分子耀勋的坚守，道出了吕赫若自己的心声。正如吕正惠所分析的：“如果吕赫若主要是屈就于当时政治体制的压力而不得不改变题材，那么，他应该转向‘皇民化’、‘决战’等‘现实’题材。但，事实上，他经过近三个月的苦思冥想之后所写出的《石榴》，却只是描写‘兄弟之情’，并着重表现台湾社会的传宗接代、认祖归宗习俗。”可见，因《庙庭》《月夜》这类描写台湾传统黑暗面的作品而遭受指斥的吕赫若，并没有因此退却、妥协，面对强大的文化压制，他仍旧坚持台湾人的精神立场。那么，结合吕赫若始终坚信并贯彻的创作观——即“艺术是体现现实斗争的”，便可大胆猜想，1942年面对内外激荡的社会境况，吕赫若坚定的民族与乡土自然的写作立场中，是否就已潜藏着关于现实殖民的思想内涵？因此，笔者认为，在分析小说《石榴》《清秋》中的“时代性”创作的同时，也不应忽视或是遮蔽，他更早之前面对殖民现实状况的文学表达与思想内涵。《庙庭》《月夜》小说中，关于吕赫若面对“皇民化”现实社会的隐约态度，应得到进一步的挖掘与澄清。以殖民现实层面切入，通过剖析两篇小说中的创作内涵，了解吕赫若坚持以台湾乡土世界为主题内容的缘由，也能进一步厘清他在日据末期立足传统乡土书写的深层意涵。

实际上，吕赫若在《庙庭》中通过归乡青年“我”的儿时回忆，有意呈现了许多今昔之别的蛛丝马迹，尤其是“引发我乡愁的关帝庙”。小说开篇就详实交代了“我”对于舅舅家附近的关帝庙有着许多牵挂，因为那里有“我”幼时与表妹翠竹一同观看庙会的美好回忆。然当我怀着忆往昔的兴奋，归乡前往舅舅家的时候，却发现关帝庙如今已破败残旧、杂草丛生。这个曾经受关帝爷显灵庇佑之地，如今“怎么看也看不出关帝爷曾经显灵的痕迹”。祭坛的破败、神像上的涂彩剥落、偃月刀和神旗成为荒废之物、祭坛长桌上斑斑的鸡粪等等当下之场景，都与“我”记忆中“闪闪发亮”的关帝庙，以及兴盛喧闹、摆满牲礼的祭典场所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落差。显然，吕赫若无法在小说中说出没落的“实情”，仅用一句“时代潮流的冲击”便草草盖过。但若是充分了解吕赫若当时所处的“皇民化”政策下的特殊环境，就不能不感叹他的痛苦心志，及其与殖民当局的政治压制巧妙周旋的智慧。要知道，殖民统治者为厉行“皇民化”之目的，不仅把台湾各地的学校改成了“国民学校”，大力推行所谓的“国语”运动，禁止使用中文，强迫台湾百姓说日语、改日姓、穿和服、用日俗……还企图摇动较为坚固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民间信仰，下令封闭中国式寺庙，并在各地修建日本神社。归根结底就是要对台湾人民进行彻底的“洗脑”。由此可知，吕赫若在《庙庭》中所描写的关帝庙的残破之景，无疑反映了“皇民化”政策下丧失台湾民间色彩的残酷现实。不仅如此，“庙庭”作为曾经聚落台湾人民民间信仰的中心，也是这一方“部落居民”对地方乡土认同的重要象征。正如“我”在归乡之前就对“庙庭”饱含昔日的思念之情一样，“庙庭”也承载着“我”对这片故土的眷恋。而“庙庭”如今因“皇民化”魔爪而沦落衰败的残酷现实，实际上正隐喻了一种台湾人民失去民间信仰寄托的乡土认同危机。可以说，“庙庭”的破败与翠竹的悲楚境遇相叠加的物是人非，正表现了吕赫若面对传统封建与殖民现实的双重感伤情绪。甚至从小说的命名“庙庭”中，我们也能够感知吕赫若对庙庭没落背后的殖民现实状况的隐喻与强调。

通过对“庙庭”这一重要意象的关注，还能够发现，舅舅的家是“毗连关帝庙”的。从舅父与舅母的激烈争论中，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封建制度家庭的典型缩影。舅父明知自己那死了丈夫再嫁的女儿，在婚后百般受婆婆、小姑和丈夫虐待，却不肯答应离婚，原因竟在于那“三百圆的陪嫁钱与日用家居，绝对没有白白舍弃的道理”，还有家庭名誉问题。而始终想让翠竹脱离婚姻苦海的舅母，极力与舅父辩驳，但最终还是“在舅父的强压”之下，姑且对于能够达成双方和解“抱着淡淡的期待”。如此看来，翠竹是否能够离婚一事也屈从于父权的强压的，而并非取决于翠竹个人的意愿。《庙庭》中舅母所说的一句话可谓是一语中的：“……被丈夫抛弃，被婆婆虐待，回家又被父亲责骂，翠竹去寻思也是理所当然。”可见，翠竹所遭受的并不仅仅是夫家的恶意，人道与善意在自己的家中同样是不见踪影的。那么，封建压制下如此晦暗的家庭气息，与这殖民威权下残破不堪的庙庭相毗邻，加之文中多次描写到的翠竹在关帝庙附近的哀伤行迹，可以推测，“舅舅家”与“庙庭”位置的安排应该并非偶然。除了氛围意境有所相近外，或许也隐约暗示了吕赫若批判传统封建背后的真实目的是与其对“皇民化”现实的态度有关。基于以上按图索骥地小说细节分析，不得不承认，小说《庙庭》《月夜》虽以批判传统封建对女性之压迫为主要情节内容，但其中确也透露着与殖民现实社会相关联的隐微深意。

除了小说内部具体的象征隐喻外，若是从两篇小说整体的传统乡土叙事出发，便能够更为清楚地发现，吕赫若所书写的传统乡土世界，无论美与丑，不正是前文所说的“皇民”威严下极力想要抹去的历史与乡土色彩吗？他坚韧的传统文化立场，不正是其身为知识分子，赖以抗拒政治压制的关键吗？结合吕赫若在1942年2月28日（《庙庭》完稿前）日记中曾摘录的小田切秀雄《间隙的克服》书中的一句话：“探索现实上应被否定的事物之根源，而且彻底加以描写，以资真正去克服它的这种文学里头才能感受到美。”不难发现，吕赫若在小说中所呈现的翠竹的悲剧命运，以及知识分子“我”的无助窘境，正是对台湾乡土社会阴暗面的一次彻底描写。且从前文对于吕赫若如何面对传统的分析中可以得知，他对传统乡土社会的看法不全然是斥责的，还有思恋、认同的部分，他始终是带着一种“爱之深，责之切”的多重情感，探寻着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实践路径。因此，他在《庙庭》《月夜》中对传统封建压迫的冷酷揭露，或许也并不是单纯的批判色彩，而有着更为深层的立足本民族的目的，即与他所摘录的文学观点相贴合的写作内涵——为克服封建晦暗，而深入传统内部的阴暗根源进行探索。由此，吕赫若在此时期对封建势力压迫的书写，也就着实不能解释为是屈就或躲避强权威严，反之是对殖民强权所欲弥盖的台湾传统乡土社会进行彻底地探索，以期克服其中晦暗的部分，进而实现其小说作品之“美”的价值。当然，在吕赫若看来，文学“美”的价值的背后是完成“认识现实”的社会使命。因此在克服、改造传统晦暗中，实现民族优良传统在现实社会的根深蒂固应是其最终的创作理想，即“为台湾文坛的生命，‘背负起台湾责任’，致力创造热情、诚实、健康的台湾文化，是他对文学所抱的终极理想。”

简言之，面对如此处心积虑的“皇民化”政策，吕赫若正是在政治意识形态愈要强权改变之时，愈加强化那无法割舍、难以磨灭的中华民族传统之根。而这一“强调”是通过深入探索民族传统中的阴暗面，暴露其待改造部分，进而将之克服、改良来得以实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身为知识分子的吕赫若以模糊、含蓄的方式对“皇民化”政治高压手段进行消解，同时也是“从根彻底描写黑暗、克服黑暗”，唤醒、捍卫传统美的价值的民族信念坚守。可以说，吕赫若是不畏“皇民化”的追击的，他坚定地描绘着正惨遭抹煞的台湾传统色彩。其中的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他一概承认，然后再探索如何改造、如何更新、如何超越，并以坚韧的民族文化立场，隐晦表现殖民统治下的社会危机。吕赫若还曾在1942年3月16日的日记中提及创作小说《月夜》时的反复思索：“将短篇小说《月夜》付之一炬，虽是已达三十张的心血之作，却总觉不中意。想写更像台湾人生活、不夸张的小说。有台湾色彩的作品……”由此可见，吕赫若在创作过程中所经历的现实与理想的挣扎，及其具有的坚韧的社会使命，都决不只是批判、谴责传统封建这么简单。

当然，吕赫若是无法将真实的抗拒姿态直接表露出来的，因此他在小说中有意限制了知识分子“我”的认知抉择能力，仅仅使“我”陷入传统乡村社会所带来的震荡之中，并使结局最终停留于——在难以逃脱的传统之网中，“我”感到无尽的困顿焦虑。由此也能够进一步推测，他在完成了《庙庭》《月夜》的创作之后，进行《合家平安》的校对时，之所以感到一种厌恶，渴求更多的情感表达，或许就是因为吕赫若作为小说家，其实并不满足于完成这番艺术使命，但心中强烈的现实使命却又只能在如此微乎其微的、迂回的表达中得以实现。故他是期望作品能更具充沛的现实情感的，因此在后来创作的《石榴》《清秋》等小说中，便有了试图兼容艺术使命与时代使命的创作方向上的调整改变。

综合以上小说整体与细节的分析可知，《庙庭》《月夜》这类看似完全批判传统封建社会的小说中，实则也有着作者欲与时代、现实问题相碰撞的隐微创作旨意。小说中“庙庭”的破落道出了台湾民间信仰受到摧毁的殖民现状，隐约流露着对传统乡土色彩强遭殖民“魔爪”抹煞的现实谴责。且吕赫若有意将翠竹自家与庙庭相邻，正暗含着传统封建势力与“皇民化”统治力量相并置的深层关联。通过对其日记中思想呈现的合理推断，可以感知吕赫若始终是坚守传统乡土文化立场的。他在两篇小说中有意重拾、挖掘、表现传统民风民俗，以对台湾乡土社会问题的批判、探索，来改造、更新传统文化，以期实现“美”的价值，进而模糊消解殖民同化的影响。当然，在如此酷烈的殖民统治环境之下，吕赫若完成其知识分子艺术使命的同时，要想真正实践他的现实使命是几乎不可能的。因此，吕赫若因无法正面明志的束缚，从而转向对台湾社会尚存的封建残余的批判，进而极力追求对民族传统的改造与强调的这一迂回创作行径本身，实际上正充分显示了他作为一名普通知识青年在殖民高压下无力扭转乾坤的痛苦心志。直至“二二八事件”发生之后，他终于迫不及待解开社会对其创作的枷锁，不惜弃笔，转为激进的武装行动者，真正投入实现理想信念的社会实践之中。

四、小结

以上通过聚焦吕赫若在日据末期创作的小说作品《庙庭》《月夜》，剖析其中的叙述者“我”作为归乡知识青年，面对传统封建专制所表现出的由担当，到怯弱、逃避，再到不安、苦闷的曲折内心变化，表现了知识分子欲在其中调解，终发现无力改变，且难以逃脱的困顿处境。“我”的茫然无助与整个不安的回忆叙述，实际上正透露着吕赫若对于传统封建观念挟制人心之深，以及现代知识青年面对传统社会问题之颓软懈怠的冷酷批判。与此同时，吕赫若还在小说中借“我”对乡土生活的美好回忆，表达了对传统乡土社会的在地认同与归属感。可以说，他正在这种认同与批判的双重情感中，探寻着现代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实践路径。

不仅如此，《庙庭》《月夜》中还潜藏着吕赫若对于“皇民化”现实社会状况的思考。从小说内部细节来看，《庙庭》中的“庙庭”作为传统乡土民俗的重要象征，吕赫若通过书写“庙庭”今日的残破荒废与昔日热闹气氛的鲜明落差，隐喻了殖民强权下台湾文化风俗的衰败危机。同时舅父家与这残毁庙庭的位置毗邻，还暗示了吕赫若的封建社会批判与殖民现实表达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可以说，他在小说中并不意在纯粹批判传统封建黑暗，而是立足民族传统文化，在创作中探索“黑暗”、“克服黑暗”，既隐晦强调惨遭殖民统治破坏的台湾传统乡土色彩，又委婉展露殖民威权下惨淡的社会真实面孔。由此可见，“吕赫若的小说完成了弱小民族杰出作家的使命，他明白地指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犹如双翼的大鹏覆盖在大地上的事实。”而他对于传统的双重情感，事实上也在其面对意识形态强威的理性挣扎中，实现了“一致对外”的决然统一。

吕赫若曾认为：“艺术、文学，与科学、哲学、宗教、政治等精神产物，以及其他形态相同，反映创作出它的作家们于社会的生存方式，与现实的生活过程。”而透过这两篇小说，我们不仅能够感知到日据末期台湾现实主义文学艰苦、隐忍的生存发展环境，同时更深切了解到吕赫若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面对内外激荡的传统封建与殖民现实问题时，实践知识分子艺术使命和现实使命的巧妙智慧与坚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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