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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界与陈映真的再会

——新世纪以来重新理解革命历史意义的几种尝试

福建师范大学+学术论文+张影+18030141136

摘 要：上世纪八十年代，陈映真所饱含的“红色”理想信念与消费主义批判意识曾在大陆告别极左噩梦的社会思潮中遭到错位理解与怀疑。直至新世纪以来，两岸知识分子才逐渐在重获社会历史反思的意识中，对陈映真予以特别关注。他们深度发掘作为左翼发展的历史对象、作为可借鉴的思想经验、作为可运用的思考路径与方法，甚至可能作为指导观念的陈映真价值。由此可见，新世纪以来中国知识界赓续革命历史意义、高举现实批判精神的前行道路。

关键词：新世纪；中国知识界；陈映真文学研究；革命历史意义

陈映真作为当代中国文学史上难以遗忘的台湾作家，他真诚的文学创作、坚韧、批判的思想文化论述、爱国主义的政治实践以及心怀弱势群体的理想主义信仰，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根据知识分子的陈映真接受史，都能够大致划分出几代“陈映真迷”的时代思想状况。从台湾学者吕正惠的回忆中可知，在台湾已有四代知识分子将陈映真视为偶像，而这四代知识分子当初“找到”陈映真、阅读陈映真都有着不同的目的与关注点，他们所了解的陈映真也是不同的。那么如果说陈映真之于大陆知识界的意义也是如此多样的话，其中的差别无疑也来自于大陆知识分子自身。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经历了六七十年代极左思潮噩梦的大陆知识分子全面否定文革，对政治、历史避之犹恐不及，反之大幅度向着改革开放迈进。他们追求全新个性的、自由的社会生活形态，也对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唯物史观等思想体系采取了更加开放和灵活的态度。由此可见，那时走出禁锢、拥抱现代化、疑虑革命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就恰与始终坚持“红色”理想信念、犹疑大众消费主义侵害的陈映真，产生了接受与怀疑的错位。因此，即便陈映真那时经常进出中国大陆，出席各种社会活动和文学交流活动，但大陆知识界实际上仍感到对其八十年代作品的难以认同、格格不入，正如刘继明那时所记录的：“表面上看，陈映真每次来大陆，差不多都受到了来自官方的高规格礼遇，但在跟作家同行们进行交流时，则是另一种情形。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反差。”

而在大陆知识界激情发展从马列毛体系转向目迷五色的物质消费世界的倾向之后，九十年代末在台湾出版的《回归的旅途——给文琪的十五封信》一书无疑是另一种无法忽略的社会声音的出现，书中透过作者自身经历，对这一社会倾向中美国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压制提出批判，并对其知识分子思想的深处做出深刻反省。陈映真以其始终具有的第三世界批判立场，为其书台湾版作序，高度评价在中国改革初潮之际成为大陆留美一代知识分子的丹阳的书中，暗含着年轻知识界对中国社会发展进行“反省和批判的种子”，并期许更多“类似丹阳的，怀抱着主体意识和反思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将反思进一步发展为对当前中国社会实然的本质之科学的具体而深刻的研究，探索祖国前去的方向，而蔚为一个新的思想和社会科学的运动……”由此可见，在九十年代后半期大陆知识分子与陈映真之间开始显现出相同怀疑、相同批判的可能趋向。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社会的巨大变动刷新了知识分子的现实感，他们对现代消费主义有了亲身且深刻的体验，并在沉醉于物质世界之后对精神荒芜感到忧虑。正如后来学者所分析的：“大陆文革后虽然一度弃掷了它的阶级分析、左翼的批判的国际分析传统，但后来它自身遭遇的阶级分化问题，和它进入世界更深厚所看到的、碰到的种种问题，都在相当程度上重新启动它的阶级分析、左翼的阶级的国际分析传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历史挑选了丹阳这本书，对社会倾向进行反省与批判，重新处理改革开放以来所忽视的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因此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萌芽，尤其到二十一世纪之后，知识分子从社会现实问题出发，逐渐重拾左翼视野、回望左翼传统，重新理解中国革命历史的意义。可以说，新世纪是在追念历史中呼唤新的希望的。伴随着这样一种思想意识的觉醒、变化，陈映真思想中的左翼立场与文学创作中的社会关怀再次引起了两岸知识分子的特别关注，他们在以史为鉴的理性批判中对陈映真思想与创作做出重新解读。换言之，新世纪以来两岸知识分子纷纷投入因而逐渐走向高潮的陈映真研究，正是知识界欲重获历史反思意识、重寻理想信念的重要标识。且透过前述的历史意识“苏醒”的社会背景能够知晓，知识分子的“重忆”、“回想”并不是为追忆过去而回到过去，而是为八十年代以来因历史“梦魇”而失去历史的一代人重塑“忘却的记念”，以修正当下的理想起点。毕竟“为了忘却的记念”或许是为未来而重塑记忆的最后契机罢。……而发掘这些被遗忘的精魂，不正是通过‘为了忘却的记念’而重新提出关于未来的愿景吗？”

故文章将重点关注新世纪以来的陈映真文学研究，主要聚焦于梳理、评述曾在思想上有所“错位”的大陆学者，在新世纪走近陈映真的文学研究中，从现实问题出发去重新理解革命历史意义的某些尝试，一定程度上展现大陆知识分子认识陈映真的宝贵历史资源、获取其中的思想经验与资源、并发挥其当代启示意义的具体内涵与方式。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以来回望革命历史、“重逢”陈映真的并不只是大陆的知识分子。台湾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遭遇左翼发展困境以来，台湾左翼知识分子就不断为介入新的历史语境而探寻重建左翼批判视野的可能性。进入新世纪之后，许多台湾学者在各类文化研究、第三世界论述、创办《人间思想》等的文化实践中继续推进台湾左翼思潮的发展，并在此过程中获得了针对两岸社会历史发展的开阔思考，以及对陈映真思想与创作的重要探索。因此，该文同样部分兼及新世纪以来台湾学者在陈映真文学研究中所透露的对中国革命历史意义的重新思考，同时揭示两岸学者间思想、意识相互渗透的思考“线索”，以期呈现新世纪以来两岸知识界思想交流深化、共同关怀当代中国问题的一个微小缩影。

一、作为历史对象的陈映真

钱理群教授在2009年左右就曾一度提议要再次回首、反思中国左翼传统，并受王得后先生《鲁迅文学与左翼文学异同论》一文启发，指出中国革命历史上实际存在两个左翼传统，一个是“鲁迅左翼”，另一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在对“鲁迅左翼”的深入剖析中，还进一步联系“鲁迅左翼”的继承者——陈映真，对其坚持、发扬“鲁迅左翼”传统的具体内容与特点进行了研究与讨论。相关内容主要发表在《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1期《陈映真和“鲁迅左翼”传统》一文中。在对陈映真左翼思想的辨析中，钱理群教授发现其思想言论实际上与鲁迅曾注意到、批判过的“党的左翼”中的问题是十分相近的。故进一步分析、明确“鲁迅左翼”是作为一种精神资源、榜样作用，对陈映真的思想与创作产生影响。鲁迅的“立人”与陈映真的“以人为中心和焦点”、鲁迅的“平民”立场与陈映真的“弱者、小者”立场、鲁迅的“自我解剖”与陈映真的“自我检讨”等等，使得他们“存在着精神的相通”、心灵的契合。同时文中还在接受与承继“鲁迅左翼”的意义上，肯定“陈映真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史上获得自己的特殊地位”。在次年第1期的《文学评论》上，基于陈映真阅读茅盾、巴金、鲁迅作品的史料记载，陈思和教授进一步回溯五四新文学精神传统发展及其对台湾文学的影响，将陈映真创作接受的相关视野扩展至整个“五四”新文学传统。文章侧重于从文学主题、语言叙事、艺术手法上，讨论陈映真创作中包括作家茅盾、巴金在内的“五四”新文学印记。且参照鲁迅由早年的岗位型知识分子变成流浪型知识分子，并逐渐成为左翼知识分子的经历，解释陈映真出狱后创作风格的转变及其“鲁迅左翼”思想的成熟发展，也与陈映真由安稳校园读书生活变为出狱后不安定生活状态的转变，以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经历有关。与钱理群教授一文相同的是，文中同样在理解中国左翼文学发展的意义上定位陈映真及其创作——在纵向上是赖和、杨逵以来的“优秀左翼继承者”；横向上是与鲁迅形成“同构关系”的、承接大陆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海峡对岸左翼作家。还有朱双一先生也在2011年发表文章《陈映真在鲁迅现实主义批判传统于台湾传承中的作用》，将陈映真与“鲁迅左翼”精神放在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层面并置讨论，以分析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内涵为主要，同时揭示“台湾的鲁迅”的具体思想、创作根源。文章以翔实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鲁迅虽在当代中国大陆深受敬重，但陈映真确是难得的真正继承鲁迅现实主义战斗、批判精神的“当代传人”，“鲁迅文学和陈映真文学分别辉耀于20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的中国文坛，也共同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宝贵财富。”

以上研究实际上都是将陈映真作为“鲁迅在台湾”、“台湾的鲁迅”这样一种历史现象来进行言说的，纵横交错地展现陈映真对五四以来新文学传统以及左翼文学的继承与创新。而在中国文学史的框架下，也自然而然地将陈映真置于通过个人的艺术创作，在海峡对岸呼应鲁迅、呼应大陆新文学理想的历史地位之中。作为研究历史的研究对象，陈映真因此被评价为在台湾发扬“鲁迅左翼”、发扬现实主义批判传统的知识分子。且不难发现，这些学者对陈映真思想的评价与认同，还基于他们自身对后革命状况的反思，如钱理群教授区分“鲁迅左翼”和“党的左翼”，继而借对陈映真“五四”新文学“基因”的探寻，在一个新的空间语境中回溯新文学传统的革命精神，突破大陆相关研究的壁垒，产生了与台湾文学对话的思想价值。由此，我们也重新发觉了陈映真“不合时宜”的思想背后一以贯之的“五四”新文学精神内核，深刻感知到由“五四”传统所成就的、文学左翼的陈映真。

当然，这类重新反思“鲁迅左翼”和“五四”新文学传统发展，并以陈映真对其的承续为研究焦点的思考方向，也在新世纪以来海峡两岸更为开放的学术交流、学者交往中，启发了台湾学者结合台湾历史语境的进一步思考。譬如台湾学者赵刚就曾为响应钱理群教授《“鲁迅左翼”传统》的主旨进行公开演讲，在论坛上发表了更加贴近台湾脉络的有关鲁迅与陈映真的内容。学者赵刚实际上并非文学专业出身，而是从事社会研究的。但正是因为这样的学术经历与背景，他在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学的繁复交叉中，看到了当下台湾重新发觉、理解“鲁迅左翼”并复归左翼传统的重要性，进而意识到在这一左翼复归、文化重建的思想脉络中，陈映真在鲁迅影响之外的个人文学资产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所在。赵刚先生的这一强调，实际上正提示了更加全面呈现不仅仅是文学左翼的陈映真的研究空间。

根据赵刚先生的“指点”，笔者认为在重新理解、接续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研究框架中，研究者其实是身处“鲁迅左翼”的“光环”之中，而未十分留意形成陈映真左翼思想的其他“光源”。从陈映真接受大陆左翼文艺思想时严酷的社会形势以及实际的阅读情况来看，陈映真六十年代接触、阅读到的确是一些“外围”马克思主义的相关书籍，与当时二三十年代大陆左翼知识分子所接受的左翼思想似有偏差：“其实，我并不曾读过《资本论》。我只是读到《政治经济学教程》那种程度罢了。辩证法，我只有常识性的了解。像我这样的人，在三十年代，以及今日西方大学校园里，随便用功一点的学生，都比我强。”因此，从陈映真左翼思想主体出发，在这一偏差之外其思想来源的“拐弯抹角”处也应得到关注。且就更加全面呈现中国左翼思想发展的层面来看，这与陈映真接受“鲁迅左翼”以及“大陆左翼文艺运动官方说法”的相关研究，实则没有太大的矛盾冲突。

故笔者尤其认为陈映真对三十年代左翼的理解和看法，与其好友胡秋原那时对左翼形势的回述、分析、反思的关联，是值得进一步挖掘的。要知道，陈映真其实早在25岁的青年时期就对胡秋原所在的《中华杂志》有“长期的注目”，也在后来文章中多次坦言对其远见卓识的折服及其刚正不阿优秀品质的敬重之情。在1980年“胡秋原先生七十寿辰”之际，陈映真还着重强调了其七十年代发表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之序言《中国人立场之复归》的现实重要性。同时以大陆前十五年钳制自由的历史“经验”为背景、依据，指出胡秋原文学自由说的现实意义，认为“先生的远见，经过这一场浩劫，才显出它的真理……而成为先生对于现代中国文学一项珍贵而重大的贡献。”从八十年代陈映真对其的评价中不难看出，陈映真肯定、钦佩胡秋原早在三十年代就看到文学的相对独立性的眼光与洞见，且认为这是当时“左翼”作家们没能够充分认识到的，而是在后来经历“组织性的教条和暴力”的代价之后，才对此有所觉悟的。陈映真的这番评价，无疑具有为三十年代“左联”与“第三种人”论争中，胡秋原代表的“文学至死是自由”一派重新正名之意味。还值得一提的是，1987年《人间》杂志推出了胡秋原的口述，其内容主要正集中于胡秋原投入“文艺自由论战”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青年时代经历。结合陈映真在新世纪之初所表示的，自己的文学创作与思想是“比较柔软，而且比较丰润……比较不会走向枯燥的、火柴一划就烧起来的那种左派”，可以推想三十年代招致冯雪峰、周扬、鲁迅等左翼理论家反击、被扣以各类政治帽子的胡秋原的思想论断，与陈映真八十年代所致力于的左翼理想实践，或有相互呼应、联系之处。因此陈映真自六十年代以来左翼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具体内容，似也很难与胡秋原之影响脱开干系。那么以胡秋原思想作为理解陈映真的另一突破口，或许便能进一步了解陈映真对三十年代左翼的真实理解，明晰陈映真左翼思想与“鲁迅左翼”之间不完全等同的独特性所在。简言之，被视为“鲁迅左翼在台湾”的历史对象的陈映真，其左翼思想脉络的探寻还应该关注到其与胡秋原思想交往的这一“中间环节”。通过厘清鲁迅一脉的左翼思想与胡秋原文艺思想共同影响陈映真传承中国新文学精神、传承左翼传统的具体内涵，也能够更加全面呈现中国左翼传统的发展样貌。

无论如何，在这个追念革命、复归左翼精神传统的新世纪发展道路上，作为历史现象的陈映真的左翼思想精神还是受到了更加广泛的重视。而“这一未完成话题”（钱理群教授语），仍在新世纪以来诸如钱理群、赵刚、陈光兴、张钧凯等海峡两岸知识分子思想的相互渗透中，不断深化实现“鲁迅来台，陈映真去大陆”的愿景。

二、作为思想经验、资源的陈映真

基于前述的鲁迅与陈映真的相关研究，学者贺照田在《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陈映真80年代的思想涌流析论之一》（以下统一简称“陈映真文”）一文中专就陈映真之于鲁迅的不同、独特之处进行了更深入地挖掘。事实上，钱理群在此前讨论“鲁迅左翼”彻底批判之精神特征中就曾留意到，陈映真是“坚持鲁迅式的彻底批判立场的后来者之一”，但他经历了鲁迅未曾经历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后左翼知识分子的普遍困境——社会主义的中国发生异化的问题。“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社会主义的中国曾经是他的理想所在，是他批判台湾社会的重要资源。”而贺照田先生正针对此进一步探析了陈映真这一时期克服“现实/理想”困境的实际经历和思想历程，并将陈映真在1980年代面对社会主义危机、重构理想主义的具体思想经验，放置于“后革命”状况下“以爱为目的的理想主义重建”的命题中加以讨论、分析。从而进一步总结到陈映真的思想资源与价值不仅体现在左翼的批判上，还体现在遭遇社会主义危机时对理想主义的重构上。

当然，对陈映真八十年代此番经历中的思想资源的关注，并不只是这两位学者的独见。从该文的参考文献中便能够发现，在2009年陈映真创作50周年之际《文讯》刊出的“人间风景——陈映真”专题中，关于陈映真的相关访谈、讨论以及台湾学者的相关观点、论断，实际上都不同程度地为“陈映真文”提供有效论据与启发。譬如学者廖玉蕙在访陈映真先生谈小说创作时，就借王德威先生对其作品的评价：“庄严的信念，荒凉的等待”，提出有关理想信念与坚守理想的质疑之问。而陈映真对“荒凉的等待”这一悲凉的说法似有犹疑，并进一步解释“等待”实则是积极且必然的：“社会主义的机会存在于资本主义的矛盾。只要资本主义的矛盾没有办法解决，某一种形式，不一定是毛泽东或是马克思主义的那种行为主义，某一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选择永远还是在的……”不难发现，陈映真的作品《贺大哥》实际上正隐含着由资本主义矛盾引发社会主义选择必定存在的思维逻辑。从陈映真赋予一位美方士兵以“爱”和“希望”的光芒，并且让他在一种理想精神的溃败中愈加做出“爱”和“希望”的行动救赎，便能够清楚感知到存在于资本主义矛盾之中的选择社会主义的机会与希望。基于此，“陈映真文”中将《贺大哥》视为陈映真理想主义思考与重建的出发点，并在第二节开篇强调这是少数能够发觉“陈映真有关不理想条件下的理想主义思考的集中表述”，自然也都是合理可信的。不仅如此，“陈映真文”中对于陈映真为何在重建理想主义时如此强调“爱”和“希望”问题的讨论同样值得留意。贺照田先生在此部分谈到陈映真重构后的理想主义中隐含着“爱不仅仅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和手段”的思考方向，且进一步阐释“目的和手段”的内涵，即“因发现自认负责任的介入行动和良知、善的矛盾，重新检讨自己的认知把握和行动设计。”如此阐释与陈映真的“只要资本主义的矛盾没有办法解决……某一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选择永远还是在的……”这一思考逻辑之间的相通之处不言而喻。可以说在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矛盾之后，社会主义或许正是“认知把握和行动设计”的重新选择。由此可见“陈映真文”中的这一分析论断，实受到了台湾学者廖玉蕙的问题意识与陈映真的访谈内容的启发。

除此之外，“陈映真文”在剖析陈映真重构后的理想主义内涵时，还注意到其理想主义与基督教的联系。试图通过探究与基督教的隐约关联，来阐释理想主义重构后的思想资源。事实上陈映真理想主义信念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若即若离，早在“陈映真文”之前就受到了许多台湾知识界的关注。如白先勇针对陈映真文学创作发表的评论文章《文学心灵的敬重》中就提及，陈映真具有的社会主义者与基督徒两种身份之间的矛盾，正是造就其艺术成就的重要因素：“他似乎又常常在这中间摆荡：宗教的超越、与社会主义的世俗性。陈映真又是个极富浪漫情怀、极理想主义的一个人，这样矛盾的因素加总起来就构成了他小说中的一种张力。”当然白先勇对于这一矛盾、张力的解释仅是点到为止，真正在文本中对此做出详细分析的，则是在赵刚对《万商帝君》的解读中。赵刚认为小说中琼和rita的个人选择揭示了陈映真对于基督徒与帝国主义以及第三世界之间关系的观察与思考。而贺照田先生则进一步在关注陈映真理想重构经验的基础上，惊喜发现社会主义的关联方式崩解之后，陈映真的第三世界立场、民族主义是重新“通过‘简单却又深刻的福音’媒介，和他重构后的理想主义初步接合”的。

正如赵刚先生所说：“陈映真不曾单纯地、实证地肯定他经常被认为肯定的价值或认同，例如社会主义、基督教、民族主义……他也不曾单纯地实证地否定他一般或经常被视为倾向否定或怀疑的价值或认同，例如性……”因此，以基督徒、理想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等等某一固定的类别范畴来关注陈映真，都难以达到真正理解的目的。而“陈映真文”在白先勇、赵刚等前人发现、研究的基础上，以陈映真重建理想主义的思想经验为研究焦点，实际上正避开简单讨论陈映真的某种结论、定见的遮蔽性，更为直接、清晰地描摹出八十年代陈映真“思索的困顿的轨迹”，进而深化对陈映真复杂思想的理解。学者李娜就曾高度肯定贺照田先生“陈映真文”中“悬置陈映真身上丛集的知识-观念”，从陈映真的具体生活经验出发的研究方法。即他本人在另一篇文章中说道的：“我看到了陈映真的思考为我思考非常关心的如何在当代大陆重建理想主义提供了关键性资源。”可以说“陈映真文”并没有单纯地否弃“知识-观念”，也没有将其思想简单概念化，而是将陈映真在社会变革的具体历史语境下的“思想脉动”作为思想资源。透过对陈映真思考、经验的探析，研究得以进一步反思中国大陆构建理想主义的历史问题，并“处理大陆当代史”的现实问题。

该文之精彩也引发了其他学者对理想主义重构问题的继续探索。《汉语言文学研究》2021年第3期推出的“理想主义重建：是否必要？如何可能？”专辑，就是围绕“陈映真文”展开的一系列讨论。黄琪椿学者在评“陈映真文”中，由陈映真重构理想主义的经验与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下的思想解放运动之间“互为烛照”的关系，反思到两岸间学术存在“异己”感的交流互动，并进一步意识到这种相互对照、关联的分析路径，或许正为两岸研究者弥合意识深处的“分断”提供了可能。由此可见，黄琪椿侧重强调一种将台湾经验纳入中国革命历史发展脉络之中的研究意识。同时她还肯定了“陈映真文”为细致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人与社会之关系提供有效思考方向的重要意义。而这一意义显然也包含着对重新理解、反思特定历史时期的研究道路的认可。还有冷霜、余旸、程凯等学者更是以陈映真理想主义重构的思想经验和“陈映真文”为发端，结合切身经验，在传统革命理想主义的反思中指向对当下重构理想主义之必要性与可能性的讨论。贺照田先生曾表示：“希望通过我的研究，能使一些大陆思想者把大陆一些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理解与思考，和陈映真当年这些思想、实践探索关联起来认识。”显然这一愿景确得到了学界充分地呼应。在一系列对于“陈映真文”的关注、评述中，不仅显示了更多研究者们对陈映真经验的深度理解，更体现了他们重新反思革命理想，以启示当代理想主义重建问题的思考倾向。

还值得一提的是，这类研究能够以陈映真的思考经验作为后世资源，反思并启示“后革命”状况下大陆社会的变革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陈映真八十年代的思考经验本身，就始终包含着台湾、大陆在内的共同关切与复杂思想高度。若是仅仅关照台湾社会语境，未必能够拥有广泛的、自由的、在其他社会背景之下的阐发空间。陈映真八十年代对民族主义的重新认同中，就潜藏着对两地甚至是整个第三世界“一体性”的理解：“在五四以后的大陆与台湾，在“四人帮”浩劫后的大陆，在目前的台湾，现实主义的，干涉生活的精神仍是我们整个中国文学的主要传统。”“我们文学上的问题，和整个第三世界有很大的共同点。”……由此可见，陈映真八十年代思想是在拥有广大的民族、人民的视阈下，成为了一种意义广阔的思考资源的。当然，也正因其开阔性，如此思想资源要与当代现实问题相联结、运用，势必不会是严丝合缝的，两者内部结构的关联方式需要审慎待之。而“陈映真文”在获取历史资源的同时，就特别留意到了陈映真八十年代的思想经验，于大陆的历史与现实问题而言并不尽然是正面的，尤其是陈映真“人民论”的民族主义重构经验就具有获得更高批判支点但却缺失对社会中人进行深入了解的双重性。在这一方面可以说，“陈映真文”也显示出了认识历史经验之外的分析高度。

学者陈美霞的《话语的重构与历史的再叙述——试论陈映真〈铃铛花〉〈山路〉〈赵南栋〉》一文，也是将陈映真作为一种思想资源的研究典型。该研究聚焦于陈映真“白色恐怖”系列的三部小说，将1950年代台湾的历史语境作为参照，剖析陈映真在1980年代政治小说中对反共肃清历史的再叙述。文中着重关注陈映真对历史话语的重构实践，翔实呈现陈映真在中国历史进程视野下对分离主义的坚决批判，以及由此重建起社会主义统一派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历史反思经验。陈映真曾坦言，回头看“白色恐怖”的1950年代“是对于向着历史的近代跃动的台湾和中国的审视和思考，也是对于我自己的思想和过去的实践的审视和思想。”那么进一步来说，该研究本身揭示1980年代陈映真“召唤”红色革命记忆、重构历史话语的实践与反思，其实也是在接续其抵抗遗忘的革命历史思考与经验，进而对历史不断迈进的当代社会发展语境做出审视、反思。因此该研究不只是还原了一个文学左翼的陈映真的文化政治激情，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一个立场鲜明的现实反驳、历史省思空间。

整体而言，这一部分以陈映真理想主义、左翼思想经验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研究，实际上都呈现了陈映真的思想、实践与中国乃至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命运之间的紧密关系，并进一步对其做出批判性的当代阐释，从而达到理解、反思革命历史经验和解决当代问题之目的。由此可见，陈映真六十年代左翼思想确立之后，他的社会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信念，以及其身体力行的创作实践与思考经验对于当代中国发展乃至整个第三世界国家的重要资源价值都是毋庸置疑的。

三、作为路径、方法的陈映真

在珍视并充分挖掘陈映真的相关思想资源与经验的同时，许多研究者还进一步探求了能够将其加以利用、运用的新研究路径。学者张重岗在其文章《陈映真与彼岸的“革命”》中就通过分析陈映真受中国大陆革命进程影响的思想型态发展，引出对这一思想历程“反哺于大陆的革命反思”的探寻。更值得一提是，张重岗先生解读《铃铛花》时似乎比较认同中国革命者一定程度受惠于西方的基督教思想。因此在陈映真形成革命意识与基督教思想同构关系的思想历程的启示中，该研究试图找寻一条革命意识与更广博精神力量结合的、“激活革命意识”的路径，意在将其运用于实现当代“革命意识的复苏”之中。

学者罗岗更是在《“左翼男性主体”与“夜”里来的“年轻人”——从陈映真早期小说看大陆“当代文学”的一种面向》一文的开篇，就阐明陈映真作品所呈现、反思的左翼运动的困境能够为我们打开理解中国左翼文学传统的全新面向。这一想法实际也是受到了赵刚先生解读陈映真思想的渗透与启示的。赵刚在其著作《左眼台湾》的第一章中就曾强调：“陈映真的写作的价值……必须摆在中国与世界的左翼运动脉络下来理解。”“陈映真在寓言时期所穷思的左翼主体状态的写作，为我们今天思考这些问题与反思自身的主体状态，提供了极重要的参照与思考资源。”罗岗先生显然十分认可中国左翼文学脉络的研究视野，并且进一步在此视野中留意到陈映真左翼文学的思想资源与价值，尤其能够启发对“延安文艺”以来的“当代文学”的重新理解。因此研究依循着陈映真反思检讨“左翼男性主体”“难题性”的思路方法，对大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小说进行了对照阅读，进一步探析丁玲《夜》、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以及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中对于类似“左翼男性主体”如何面对“夜晚欲望”、如何面对“革命的第二天”、如何保持革命激情等问题的独特反思与艺术表达。文章最后再次强调以陈映真在“左翼男性主体”的相关反思作为方法，具有“在更为广阔的历史时空中转化为一套阅读当代中国文学的‘问题与方法’”的重要意义。

由此可见，以上研究共同趋向于对陈映真思想性的辨析，对其思考路径与思路方法进行具体地研究运用，意在重新把握当代革命意识、理解中国左翼文化的现实意义。可以说，这类研究创造了难能可贵的、以陈映真的批判思考作为大陆革命历史研究之路径、方法的省思维度。

四、有待成为一种社会历史观念的陈映真

有关冷战与内战的“双战构造”论述，是陈映真在九十年代才正式提出的。不难发现在陈映真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中，双战结构的提出是建立在重新理解台湾历史发展、评价相关文艺思潮论争的论述语境之上的。陈映真曾在《向内战·冷战意识形态挑战》一文中坦言：“一直要到九十年代初才知道了战后现代主义和美国冷战意识形态的联结构造。”并表示在此意义上，他对七十年代年代的保钓运动、现代诗论战与乡土文学论战突破“冷战-内战”结构的历史意义有了新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双战构造”的提出意味着陈映真九十年代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回顾、爬梳、总结，但并不代表这一思想内涵是陈映真面向历史的全新视野。事实上，内战余魇与冷战意识形态在台湾社会的交错密云，早在陈映真对现代消费主义入侵的敏锐感知中，甚至更早就是有所觉察的。他在1983年的一次访谈中就曾谈及自己深受台湾跨国公司相关题材吸引的关键原因，在于他已发觉到跨国企业、现代消费文化与强权政治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由此可见，在九十年代之前陈映真对于“冷战-内战”构造下“新殖民”发展态势对第三世界国家命运的深刻影响，绝不是浑然不觉的。因此陈映真在九十年代提出“双战构造”的表述，一方面说明了他在社会科学研究上更为深刻、全面的总结批判，一方面又显示出了陈映真此时对于台湾社会历史发展的反思姿态。

而新世纪以来同样想要“回眸”革命历史的研究者们，对其“双战构造”也予以了一定的认同和关注，并以“冷战-内战”的双战意识及社会史观“关照”当代的社会历史研究，因此获得了更为立体的历史反思视野。如汪晖先生就曾将“双战”结构纳入对当代“台独”史观的分析与驳论中，指出其由“双战”构造下的政治地缘格局推衍“台湾主体性”的自我定位的逻辑，需要更为合理化地明晰日本殖民统治与美国主导霸权的区域体制，而不是利用这种分隔格局含糊不清。还有朱双一先生所编写的《台湾文学创作思潮简史》中同样鲜明表现出了“双战构造”的历史意识。在剖析台湾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文学产生的社会背景时，他不只局限于资本主义带来了现代主义的观念，而是同时关注到台湾社会内外状况——外有美国“大众文化”侵袭的“西化”导向，内有国民党威权统治、反共八股盛行的苦闷社会氛围……由此层面来看，陈映真提出的冷战与内战“双战构造”，同样也被用作如前所述的一种研究视野与路径。

那么回过头来看，陈映真自己九十年代之前的文学实践，是否也深受“双战”意识的“指点”？从“未盖完”的“华盛顿大楼”系列到“白色恐怖”系列，学界普遍看到了故事题材上由书写资本主义的跨国企业问题，转向写白色的、荒废的五十年代的极大差异转变，因此许多学者也十分合理地将其分开进行分析、讨论。而吕正惠在《陈映真全集》出版之际，为了强调整体性了解陈映真的重要性所在，曾经提及到陈映真八十年代的创作历程实际上“基本思考逻辑是一贯的”，即关注台湾因美国式资本主义和消费方式“家畜化”的社会现实。换言之，“思考逻辑”的连贯，也许正与“双战构造”阴霾下“新殖民”的危机意识有关。正如陈映真自己所说：“在这‘冷战-内战’双重体制的衰亡历史中，如果没有台湾内部有意识地在历史学、社会科学、文艺和文化上对荒废、黑暗、充满歪扭、暴力、谎言与恐怖的台湾战后史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清算，则冷战与内战的幽灵、美国的扈从主义和法西斯的亡灵，就不会自动消失。”因此，除了将“双战”意识纳为社会历史研究之己用，陈映真对“双战构造”观念的运用及其克服“冷战与内战的幽灵”的文学实践，或许也能够作为实际的指导观念与经验，为我们反思两岸关系、认识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发展地位，提供有效的现实启示。“实际上，无论是两岸关系，还是围绕两岸的国际承认关系，始终处于‘双战’的延伸状态之下。”因此，陈映真“双战”观念及其运用经验实在值得予以重视，并做出更为系统地探索与阐释。

五、小结

以上通过梳理新世纪以来陈映真文学研究的情况，指出研究者的内在旨意与现实关怀，进一步展现了大陆知识界在此时期重新认识革命历史重要性、挖掘左翼历史资源、反思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倾向。而知识分子在这一思想道路上以不同的研究方式重新走近陈映真，实际上也成就了作为左翼发展的历史对象、作为可借鉴的思想经验、作为可运用的思考路径与方法，甚至可能作为指导观念的陈映真价值的深度发掘。较之以往惯于以某一主题进行作品跨文对比的陈映真文学研究而言，无疑是理解陈映真思想与创作的全新突破。

当然需要承认的是，新世纪以来两岸学者关于陈映真的文学研究成果甚丰，许多重要结论既耳目一新又颇有启发。但限于篇幅与笔者能力的局限，在此只能有所割舍，最终仅引述了少数重量级文学学者和少数研究者。但诸位学者在新世纪之后共同对中国革命历史意义做出赓续的努力，并最终共同怀抱历史遗产、高举现实反思批判精神的前行道路，才是笔者旨在说明的关键现象。也正如刘大任2009年追念好友陈映真时所说：“我们的信念，已经不再是一时一地的意识形态。应该是中国文明从起源到绵延数千年所表现的性格规定了的。”

由此可见，陈映真这一“兀自照耀的太阳”在新世纪之后决不再是孤独的。中国知识分子承续了陈映真的时代，“鞭子”与“提灯”使他们拥有了同样的倔强与热情，“兀自”地发现伪善与欺罔，寻求现实问题的解答，追寻崭新的“爱与希望”。

最后谨对说不尽也“用”不尽的陈映真前辈致上由衷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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