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厦门大学·第六届陈元光文化论坛论文

驳陈元光籍贯“潢川说”之非

固始根亲文化研究会  谢建中

（一）“潢川说”的产生和主要论点

陈元光的籍贯，在其后裔家谱以及福建各类地方志中，一般都表为“光州固始人”，也有单表为“固始人”或“光州人”的。这都很正常，因为开漳将士的后裔，乃至普通的闽南人，都知陈元光籍贯是“光州固始”，单表为“光州人”并不排斥具体为固始县人。因为唐代初期光州辖定城、光山、固始、乐安、殷城五县，治所在光山。所以“光州人”包含了“固始人”。

但在现在可见的几部清代《光州志》中，一般都说：“陈元光，字廷炬，光州人。”或“陈元光，字廷炬，弋阳人”，未提“固始”二字。于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有些学者在接触《光州志》后，据一些辞书的笼统解释，认为光州即今潢川县，弋阳邑是今潢川城，从而得出，“弋阳－光州－潢川即一地的结论”。并进而判断，只要陈元光是弋阳人或光州人，那么就应当是今日“潢川县”人。原漳州地区史志办的肖林，在1990年12月“漳州陈元光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文章《陈元光籍贯窥探》初持这一观点。

肖林这一观点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他对豫南古代地理沿革和行政沿革不太熟悉，又没有很好潜下心来，去读透这几部《光州志》所致。但这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一般人都有本职工作，难以投入这么大的精力，所以，观点的偏差也是可以理解的。

同样，是在1990年12月，漳州的学术研讨会上，信阳地区史志办的胡捷民提交有另一篇论文，题目是《豫南闽南乡土情谊寻踪》，文章指出了《光州志》中关于陈元光及其家族的一些内容，是由其后裔陈烨提供的。明代万历初，陈烨来任光州知州，并着手修光州志。所以后来志成，有关陈氏家族中在光州做官的记载较全。因此，《光州志》中有关陈元光的记载，等于来自闽南陈元光后裔的家谱。他把“光州固始人”简记为“光州人”一点也不排斥具体是“固始人”。就像今天的固始人，一出远门就自称是“信阳人”一样。

近三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国门敞开，许多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回祖国大陆寻根问祖。其中相当一部分寻根者，是唐代陈元光及其所率戍闽开漳将士的后裔，他们手持家谱，先寻根到福建，进而寻根溯源到固始，也有直接从海外来固始寻根者，因为他们的家谱上明确记载，先祖为固始人，唐总章年间，随陈元光戍闽，后落籍闽南。这是今天固始人当时不曾想到之事。后经闽固两地学者数年的走访和探寻，才知道陈元光的祖居故里是安阳山下的陈集和泉河一带。而许多戍闽将士的固始祖居故里，除少数可查者外，大部分因地名变迁，至今尚未具体查清。尽管如此，这些闽台及海外固始人后裔对祖籍地景仰和热爱的激情不减，这让固始人民十分感动。为此，固始近年来，举办了多次“根亲文化节”，来满足这些海外游子的寻根要求，也为了增进固始和闽南及海外同胞的骨肉友情。

这引起了邻县潢川的几位文史工作者和爱好者的兴趣。他们研究发现清代几部《光州志》上有陈元光家世的记载，而几部明清《固始县志》上无载。这本来是应该引起深入研究和严谨对待之事，可他们没有下这个功夫，就简单认为无载就是不存在，他们把光州等同于潢川，进而对外宣称陈元光祖籍是“潢川南城”，不是固始。

并表示要对有关方志和族谱上的“陈元光，光州固始人”的记载进行“纠正”和“正本清源”。这就是“潢川说”的由来。

但“潢川说”者文章的说理和论证逻辑，常出现一些很容易被人看出的破绽。比如，他们也拿郑樵的“皆曰固始人论”说事。企图说明陈元光的后裔也是因为王审知优待同乡，而将“光州籍”改成“固始籍”的。可他们不想一想，郑樵这段情绪化的语言有学术论证吗？有针对性的例子吗？都没有。可以看出来，他不过是为了标榜自己尊祖敬宗而贬低他族所随意说的一句话。我已有文作过讨论，在此就不重复了。我只是想就“潢川说”者引郑樵之论指出两点：一是，虽然定城和固始互不包含，但光州同时包含固始和定城，如果陈元光真是光州定城人，远在异乡闽南，他的后代已足够与光州固始人王审知是同乡了，还有必要把定城人改为固始人吗？二是，陈元光戍闽开漳，闽南无人不知其家世，他的籍贯若真是光州定城人，王审知集团中也必然知者更多，其后代想改光州固始人能改得动吗？不怕贻笑大方吗？

谁都明白，要是把“光州固始”省为“光州”，既简单又响亮。可是陈氏后裔众多族谱上，为什么不怕麻烦一定要细称祖籍是“光州固始”？其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的祖籍本来就是“光州固始”。他们要向后代交代家族的真实来历，他们一点也不糊涂。

终陈政、陈元光父子之世，光州治所都在光山县，不在别处，今日的潢川县那时仅叫定城县。你找遍陈氏后裔的族谱和闽豫两省方志，有记为祖籍是“唐光州定城县”的吗？

研究历史应从古代社会多方位地去认识和把握事件，不能以今天人们的利益至上的世俗心态，去揣测古代崇尊礼学的簪缨旧族。

“潢川说”者这一类连简单逻辑性都没有的夺词强辩，一般读者都很容易看穿，故不必多论。我们要看他们持为支撑的主要论点。

“潢川说”的主要论点和依据可归纳为以下几条：1、陈元光是光州（弋阳）人，潢川＝弋阳＝光州，固始≠光州。2、潢川历有威惠庙（即三公庙）、将军庙、广济王祠等纪念陈元光。3、潢川南城有陈元光故居，固始没有浮光山。4、陈元光事绩《光州志》有载，而明清《固始县志》无载。

以上诸论，可见之于《光州文史资料陈元光特辑（二）》、《光州文史资料陈元光特辑（三）》（此书又叫《2017年厦门大学第四届陈元光文化论坛论文集》）等书所收录的杨峰和陈国太等人的相关文章。

下面，我们试对“潢川说”以上几个论点和论据作以辨析。

(二)关于“陈元光是弋阳人，潢川＝弋阳＝光州，固始≠光州”的说法，在史实和逻辑上都是错误的

前面说过，官修的正史和地方志上，对古人籍贯的表述，是有原则和惯例的，一般要用他们生活时代的行政地名概念，甚至在正规的公文和书信中也须遵循这个原则。前面已提到的唐代光州首任刺史卢祖尚，在《光州志》中，就表述为“光州乐安人”，而不用该地后来的名称“仙居县”或“光山县”来表述。再如乾隆《光州志·附艺文之卷二》收录有南宋朱熹写给当时的知县许中应的信，朱熹文集称《答定城令许生中应书》，朱熹没有用汉代古县弋阳来代称定城，而是实实在在用定城县名，因为这是郑重的书信，而不是应景的诗赋。

所以《光州志》中的陈元光的籍贯光州，应是唐代他生活时期的光州。而不是几百年后的明清时的光州。不弄明白这点就会出现移花接木的概念混淆。唐代的光州，开始治所设在今天的光山县城位置，以光山县为附郭。直到太极元年（712年）治所才移到定城，即今天潢川县城位置，而这时陈元光已殉难一年了。所以陈政、陈元光在世时，他们心中的光州，就是治所在光山县的光州，而不是后来治所迁移到定城的光州，因为这件事在他们活着时并没有发生。他们只知在光州州治光山县东边有个定城县而已。

唐初的光州辖光山、乐安、定城、固始、殷城五县，州有附郭县。所以笼统称陈元光“光州人”，那么就不排斥这五个县中的任何一个。若他的祖籍真是今日潢川之地，那史籍就会准确表述为“唐光州定城人”，或“唐定城县人”。

“潢川说”者或许会指出，乾隆《光州志》和光绪《光州志》中，有时也称“陈元光，弋阳人”，弋阳就是潢川县。这同样是混淆概念，因为这个“弋阳”是指郡还是指县，也必须判断清楚。

我发现，几部《光州志》也和其他各地方志一样，许多内容都是后志“节前志”。顺治《光州志》中未出现“弋阳人”字样，均称“陈元光，光州人”。目前我们尚未见到康熙《光州志》。后面的乾隆《光州志》和光绪《光州志》记陈元光的内容都是从前面《光州志》抄录的，后面都注有“节旧志”三字，只是略作改写，有几处把“光州人”换成了“弋阳人”。我认为这也不是作伪乱改，因为唐代是州郡混用的。唐高祖武德年间，将隋朝的郡改称为州。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大约十几年的时段内，又将州复称为郡。而到其子唐肃宗朝，再将郡改称为州，沿至唐末。

所以到了宋代欧阳修、宋祁写《新唐书》，为准确记载史实，撰《地理志》时，用州郡双名称之。比如“寿州寿春郡”、“邓州南阳郡”、“苏州吴郡”等。《新唐书》关于光州的记载是这样的：“光州弋阳郡，上，本治光山，太极元年徙治定城……县五。定城，光山，仙居（本乐安……天宝元年更名），殷城，固始。”可见光州和弋阳郡是一回事，是唐代不同时期的叫法而已。

这种州郡并称的叫法，反映的是当时州郡混用的历史事实，故正史不会省略其一。不仅《新唐书·地理志》这样如实记载，甚至之前的《隋书》、《旧唐书》、《元和郡县志》，以及后面的《宋史》写地志时，也都有类似的交代。下面略举几例。

我们先看《隋书》、《元和郡县志》和《宋史》中的州郡并列。

《隋书·地理志》记道，“弋阳郡，梁置光州（理光城）”；“南阳郡，开皇初为邓州”；“汝南郡，后周……又改为蔡州”。

《元和郡县志》记道，“光州，弋阳（郡）……管县五，定城、殷城、固始、光山、仙居”；“邓州，南阳（郡）”；“蔡州，汝南（郡）”。

《宋史·地理志》同样记道，“光州弋阳郡，光山军节度，县四，定城、固始、光山、仙居”；“邓州南阳郡，武胜军节度”；“蔡州汝南郡，淮康军节度”。

我们再详看一下《旧唐书》中的州郡并表。

《旧唐书·地理志》同样称，“邓州，隋南阳郡”；“蔡州，隋汝南郡”。

《旧唐书》这样记载光州，“光州，隋弋阳郡，武德三年（620年）改为光州”。领光山（州治）、乐安、固始三县。以定城为弦州，殷城为义州，以废宋安郡为谷州。贞观元年，省弦州及义州，以定城、殷城入属光州。省谷州，以宋安并入乐安。此后，光州方领光山、乐安、固始、殷城、定城五县，治所在光山。太极元年（712年）移州治于定城。“天宝元年（742年）改为弋阳郡，乾元元年（758年）复称光州”。

所以称“陈元光，弋阳人”，实际应是“弋阳郡人”，修志人仿《元和郡县志》省去了一个“郡”字；而决不是“弋阳县人”，因为南北朝以后，淮南就再也没有设过弋阳县。既然“陈元光，弋阳人”只能是“弋阳郡人”，那就仍不能肯定他是定城人，也不能排除他是固始人。

但几部《光州志》讲建置时，在“弋阳”这个问题上，是郡是县没讲清，南北弋阳的位置和时序混乱。乾隆《光州志》先说“古黄国在定城废县西一十二里”，马上又接着说“今南城即其地”，究竟是县西一十二里，还是南城？这“其地”的地字，是指黄邑，还是指黄国土地？读之不得要领。

下面我们还是循正史来仔细探讨一下隋唐以前的“弋阳”。

据《汉书》和《后汉书》地志记载，弋阳是县名，属汝南郡，都注称地为故黄国。这个故城遗迹我亲眼见过，的确在潢川西偏北十余里处。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潢川读高中。1964年夏季，我校一批师生到隆古公社帮助农民割麦子，麦地就在隆古一座新水库旁边。中午学校送饭来，我们就在水库的库尾吃饭。水库里只有库脑一点点水。库尾一大片缓坡地面上，到处是土红色或土灰色的碎砖丁烂陶片。老师告诉我们，这里是古黄国遗址。至今思之，仍觉我们很有幸，竟有幸与两千年前的黄国谋面。黄国可是《春秋左传》有载的小国。我不知今天要再去，还能否看到昔日的一点痕迹。若按《汉书》和《后汉书》的记载，这里就是汉代的汝南郡弋阳县的县邑。

三国魏割汝南郡置弋阳郡，领县七，治所在黄国故地弋阳县。晋到南朝齐皆因之，辖县五六个不等。南朝宋时，弋阳郡六个县有三千二百余户，二万四千余人。平均每县约五百余户，四千余人。这个时期，弋阳郡辖有弋阳县，郡治就在弋阳县，也就是上面说的黄国故城址，而不是今日的潢川县城。以上这些内容，综合见于《晋书》、《宋书》和《南齐书》的地志部分。

在南朝齐梁之际，淮南西部落入北魏之手，北魏仍设弋阳郡，但只领弋阳县一个县。《魏书》记载，弋阳郡（县）只有户一百三十七，口五百三十三。可见南北朝战争之残酷。北魏孝昌三年（527年），弋阳郡（县）又被南朝梁夺回。南朝梁就将这弋阳郡的一县之地分为南弋阳和北弋阳两个县，郡治设在北弋阳。不久此地再落东魏北齐之手。北齐省去北弋阳，并入南弋阳，随后改称定城。这样看来，北弋阳县邑就是以前的弋阳县旧地，即黄国故地；南弋阳县邑则被北齐改称定城，就是今天的潢川县城之地。所以今天的潢川县城，准确地说只称过南弋阳县，并未称过弋阳县，而且称南弋阳县的时间，是在南朝梁到北齐之间，最长只能从北魏孝昌三年（527年）算到北齐末年（577年），最多只有这五十年。从此之后，此地再无弋阳县，而只称定城县。

但在隋朝、唐初和唐玄宗天宝年间，这一带曾设过弋阳郡，就是前面说的光州弋阳郡。隋朝和唐初郡治所设在光山，以光山为附郭县。只有唐玄宗天宝时期这十四五年间，弋阳郡治所设在定城，以定城为附郭县。

以上就是我们从正史上查到的今日潢川之地和“弋阳”的关系。总之北魏孝昌三年以前，弋阳县位于今日潢川的隆古乡。今日的潢川县城，在南北朝的后期，最多只有五十年的时间叫过南弋阳县，而不叫弋阳县，之后改为定城。定城只是在天宝时期的十余年间作过弋阳郡郡治，定城县为其附郭。陈元光在世前的弋阳郡治是在光山县。称陈元光为“弋阳人”，只能解释为“弋阳郡人”才符合历史。

我的这个判断在《光州志》里就可以得到印证。乾隆《光州志·坛庙》有载：“广济王祠在学宫前，祀郡人陈公元光......元光本郡人，唐高宗时为岭南行军总管。”这里称唐代陈元光为“郡人”，除了是唐代的“弋阳郡人”还能有别的解释吗？

由于潢川隋唐时称定城县，不叫弋阳县，定城只不过是太极元年后的光州及天宝时期弋阳郡的附郭县。所以“潢川＝弋阳＝光州”，这个时空混淆、州郡县概念不分的连等式根本不能成立，尤其对于唐代。

“潢川说”者在论证这个连等式的时候，学术态度非常可笑。以前有些学者由于没有研究透几部光州志，特别是没有严谨细致地结合相关正史地理志去研究，仅凭有些工具书籍的笼统概括，得出一些不够准确，却非常符合“潢川说”者需要的判断。“潢川说”者就把这些片面性的判断抬为“权威的学术结论”。而许多学者，比如河南大学的陈昌远、陈隆文两位教授，在《陈元光籍贯考辨》一文中指出，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三个地名“光州”、“弋阳”、“潢川”不是严格一地的概念。这本是正确的观点，“潢川说”者却对此“捧腹大笑”，并讥讽说“陈昌远教授可能没有到过光州，即今日潢川之地”（见2017年1月陈国太网文《开漳圣王陈元光籍贯及其人其事考》）。“潢川说”者们的这种学术态度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历来正史记述事件和撰写人物，所涉及的地名均以事件发生当时的地名来表述，直到今天的《地方志编纂手册》还有此要求。我前面已举过《卢祖尚传》的例子，《新唐书》和几部《光州志》都记为“光州乐安人”，没用唐以前的地名“軑县”，也不用后来改名“仙居”。再如明清几部《固始县志》中的《孙叔敖传》，均记为“孙叔敖，楚期思人”，没用周初的“蒋”，也没用后来的“固始”来表其籍贯，准确地用他生活时代的地名“期思”来表达。

而潢川之地，隋唐宋元四朝都只叫定城县，仅仅是此时“光州”或“弋阳郡”四五个县中的一个县而已。所以不要拿“光州”、“弋阳”这两个唐代州郡大概念搅来搅去，搅来搅去是在混淆古代弋阳郡、弋阳县和定城县的概念；混淆古代光州、定城和今日潢川的概念。你可以把人搅得头晕，但绝对搅不出它们仅指定城，更搅不出它们就是“潢川”的结论来。

“潢川说”者要想证明陈元光是潢川人，就必须拿出陈元光是“唐定城人”的古代文献记载来。“潢川说”者在福建和河南的古代各级地方志，或所有闽南浮光世系的陈氏家谱中，能找得到“陈元光，唐光州定城人”的记载吗？相反的，“陈元光，唐光州固始人”的记载却比比皆是。这样以来，“潢川说”还能站得住吗？

至于固始和光州的关系，由于这两个概念内涵及外延不一样，当然可以说“固始≠光州”。但从隋唐到明清，固始就一直是光州的辖县，在逻辑上叫“光州包含固始”，即光州并不排斥固始。

“潢川说”者之所以强调“固始≠光州”，其目的是想说明在几部《光州志》中，固始人只称“固始人”，“光州人”则专指潢川人，从而想进一步说明“陈元光，光州人”只能解释为陈元光是“潢川人”。而且在他们的文章中不厌其烦地列举许多固始人在志书中只称“固始人”，而“州人”或“光州人”则专指潢川人的例子。

但光州和固始的逻辑关系摆在这里，我无须另作论证。我现在就用《光州志》举出反例，来证明“潢川说”者所认为的，《光州志》中固始人只称“固始人”，“光州人”则专指潢川人的判断，不能成立，是错误的。

乾隆《光州志·选举上》：“雍正癸丑科陈倓榜（进士），有吴士功，州人，官巡抚……乾隆丁巳恩科于敏中榜（进士），有吴士恒，州人，官知县……乾隆辛巳恩科王杰榜（进士），有吴玉纶，州人，官御史……”

这里，吴士功、吴士恒、吴玉纶三名进士，都记为“州人”，按“潢川说”的说法他们就应该是潢川之地的人了。其实不然。

再请看这本乾隆《光州志·仕贤列传五》：“吴士功，字惟亮，固始人……雍正壬子、癸丑联捷……子检讨玉纶官京师……吴士恒，字健庵，巡抚士功兄……”

这里不是讲清了这一家三个进士，前面称“州人”，最终不就是“固始人”吗？他的老家就在苏仙石北的固始二道河一带，这里至今仍有叫吴上楼、吴下楼的两个大村。吴士功祖上一支曾迁固始北乡张庄，后迁固始城关，他的墓冢就在固始方集乡北头马大河边的龙山上。乾隆《光州志·丘墓》也有载：“（固始杜家冈）又南七十里马家河，有国朝福建巡抚吴士功墓。”

这个“州人”吴士功，还能被说成潢川人吗？

还举一例。我们再看看编撰《光州志略》的葛臣，在《光州志》中是怎么记载的。

乾隆《光州志·光州志略序（喻时撰）》：“别驾（葛）君，名臣，字某（子良），号寖野，世为光州人，志成，属余言弁诸首，故不可以辞。”

而乾隆《光州志·光州旧志序（陈烨撰）》：“越明年，复得固始故先生葛公臣所纂志略……”

两个序言，一个称葛臣是“光州人”，一个称他是“固始先生”，结果这个“光州人”最后又是固始人。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光州志》中“陈元光，光州人”的表述，根本不排斥陈元光为固始人。“潢川说”者手捧着《光州志》，说的却是假话。

（三）指光州城内“三公庙”及“将军庙”也祀陈元光，所谬甚远

明万历二年，陈元光三十六世孙陈烨来任光州知州，政绩显著。他认真落实“一条鞭法”，既减轻农民的负担，又保障了国家赋税；且修纂了《光州志》。他告诉光州士民，他的祖上陈元光就是光州人，有功于唐代，所以他把光州士民都看成亲邻。光州士民也因此很感激他。

顺治《光州志·宦业·陈烨传》载：“士大夫感公德，以元光旧封广济王，为建庙儒学东，以公配食。”光州儒学旁的“广济王祠”就是这样在万历时，因“士大夫感公德”而建成的。

据《漳浦威惠庙资料汇编》，陈元光的“广济王”封号，是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九月所加。而明代洪武二年（1369年），则取消了历朝对陈元光所加的封号，只称“昭烈侯”。这样看来，光州的“广济王祠”的确应是光州士民自发所建，并非官方奉文所建，否则应叫“昭烈侯祠”了。

而且，我们发现光绪《光州志·宦迹·陈华（烨）》载道：“（烨）既去之后，士民感其德，因元光旧封广济王，为建庙儒学东。”直接讲明了光州的广济王祠是陈烨离任后，民间为其所建。

乾隆《光州志》载，唐代天宝年间、宋太祖开宝年间，以及明太祖洪武年间，都曾专下诏令，命有司建置祠宇，以祭祀历代功臣和忠烈之士。明太祖“命中书省下郡县访求应祀神祇，及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凡有功于国家及惠爱在民者，著于祀典，令有司岁时致祭。”又诏，“天下神祇常有功德于人，事迹昭著者，禁人毁撤祠宇。”

因为有了明太祖的这些诏令，而陈元光又曾有功于国，所以士民自建的这所“广济王祠”，同样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保护。

我们在乾隆《光州志·坛庙》中可见到这样的记载：“广济王祠在学宫前，祀郡人陈公元光……有司春秋祀之……   有祭田七亩在南里九甲行粮。”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出，到了乾隆年间广济王祠的祭祀活动，当由民间自发而改为官方主持了。这在光绪《光州志·典祀志》中，就可找到官方维修的直接记载：“陈公祠在儒学前……年久坍塌，乾隆九年，知州高鉴重修。”我们还可以通过比对顺治《光州志》和乾隆《光州志》看出来。顺治《光州志》所载“广济王祠”下，是没有“祭田七亩”的，那时，还应是民间祭祀。

官方在一个地方立祠纪念功臣烈士，并不能说明被祀之神就是这个地方人。比如光州“岳王祠”祀岳飞，岳飞本汤阴人，只因他曾节制光州，在淮西一带抗金。

“潢川说”者，为了强调陈元光是潢川人，于是就说“光州历代都有祠庙祭祀陈元光”。并指过去北城的威惠庙（即三公庙）和西北郊的将军庙，都是古代祀“州人”陈元光的，而且摘引了古代文献为依据。（见《光州文史资料陈元光特辑（二）》之《闽台有庙，故园有祠》）

下面，我就用《光州志》和他们所引用的文献，来指出其说之谬。

先说“将军庙”，乾隆《光州志·坛庙》有明确记载：“将军庙，在州西北三里，旧志失载。土人传，将军姓李名愫，唐太宗时，因剿寇阵亡于此，屡著灵异，遂建庙祀之。”原来是唐代一位李姓将军剿寇牺牲于此地，且屡著灵异，所以就在牺牲地建座庙来祭祀他。陈元光是在闽南为国捐躯的，怎么也不会牺牲于潢川吧！这样以来，“将军庙”会是陈元光庙吗？“潢川说”者为何看不见《光州志》上白纸黑字呢？

再说“威惠庙（三公祠）”，虽然《光州志》称“湮不可考”，但潢川的文史界人士还是找到了其它文献依据，表明系宋代所建。

他们找到的文献有两个：《宋会要辑稿·礼二十·弋阳三神祠》，及《四库全书·集部四·别集类三》之《（宋周必大）文忠集·掖垣类稿一》。这两份文献对光州这座威惠庙的记载内容是吻合的，只是详略不同。

《宋会要辑稿·弋阳三神祠》载：“在定城县弋阳西隅三神祠，绍兴九年四月赐庙额‘威惠’。二十五年八月并封侯，中位神曰‘威惠’，东位神曰‘昭惠’，西位神曰‘灵应’。三十二年（1162年）九月，加封曰：英格威惠显应侯，武格昭惠顺应侯，忠格孚惠灵应侯。”

“潢川说”者，不加任何严谨考证，仅凭联想臆断，在《光州文史资料陈元光特辑（二）》中，指称中位神英格威惠显应侯就是“威惠王陈元光”；指称东位神武格昭惠顺应侯就是“昭应侯许天正”；指称西位神忠格孚惠灵应侯就是“威武辅顺大将军马仁”。这样糊弄读者的“论证”方式已经没有一点学术味道了。

其实，明确的信息就在他们所引用的《四库全书》之《（周必大）文忠集·掖垣类稿一》中，不知为何他们视而不见。

先解释一下“掖垣类稿”的意思。周必大是南宋绍兴年间宰相，卒后谥“文忠”，故其文集称《文忠集》。掖垣，就是宫殿围墙，这是借唐代典故。唐代宫殿内，左掖（即左厢房）为门下省，相当于皇帝秘书处；右掖（即右厢房）为中书省，相当于内阁秘书处。皇帝的诏令一般由门下省起草，而由中书省颁发下达去执行。所以“掖垣类稿”意思就是天子诏书在宫内起草、存档和转发过程的“备忘录”。下面我们来看看《掖垣类稿》中的相应记录。《（周必大）文忠集·掖垣类稿一》：

成忠郎吴昱特与除阁门宣赞舍人，日下供职。［壬午九月二十一日］

敕具官某，唐郭子仪功止一身，而八子皆贵朝廷。今吴氏父子兄弟并为名将，有大功于西州，其可不使汝入仕王畿，而称朕宠绥之意乎？往赞朝仪，尚识朕指。可光州城西威惠庙，中尊威惠显应侯加封“英格威惠显应侯”，东位昭惠顺应侯加封“武格昭惠顺应侯”，西位孚惠灵应侯加封“忠格孚惠灵应侯”。［壬午八月七日］

敕某神等，畴昔敌师扰吾淮服，乃眷期思之壤，有严威惠之祠，灵若防于云中，厉遂驱于山左。鼎加美号，显答阴功，尚秩祀以依人，永孚休而受职可。

以上就是这件事在宫廷办理过程的备忘录全文。这段文字今天人们一般不易理解，限于篇幅，我不作逐句解释，只把它全文用今天的语言表达如下：

特别任命成忠郎吴昱为阁门宣赞舍人，近日赴职。［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岁次壬午）九月二十一日（下任命书）］

（依据的诏令）诏知某官（指成忠郎），唐代郭子仪只一人立了大功（指平安史之乱），他的八个儿子都受荫封获朝廷厚待。现在吴家一门父子三人，都是名将，都在西州为国立了大功。怎可不让吴昱来京做官，接受朕的厚爱之意呢？你们父子兄弟以前在朝参赞朝典，都能识大局顾大体。可将光州城西威惠庙里，中位的威惠显应侯，加封为“英格威惠显应侯”；东位的昭惠顺应侯，加封为“武格昭惠顺应侯”；西位的孚惠灵应侯，加封为“忠格孚惠灵应侯”。［绍兴三十二年岁次壬午八月七日（朝议拟诏）］

（宣封诰文）诏告三位神祇，以前金国军队骚扰淮南一带，你们眷顾期思这片土地，有你们这座威惠庙威严的存在，好像在天上显灵看护此地，把恶鬼般的金兵驱赶到山那边。三神均予加美号，表彰你们的阴功。按照人世的官秩来提高你们的祭祀标准，你们要接受朕的加封，永远享受美好的荣誉。

这就是被《光州志》称为“湮不可考”的宋代所建威惠庙，被祀神祇的真实情况。三神是吴姓父子三人，他们为国在西州捐躯，朝廷建庙表彰，并荫封他们家的另一位子弟吴昱入京做官。“威惠”是一种荣誉封号，同样可赐予其他适宜这种封号的忠烈之士。他们哪里是“潢川说”者所考证出的“陈元光、许天正和马仁”这三个人呢？

我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潢川陈国太先生，在摘引《四库全书·（周必大）文忠集·掖垣类稿一》时，故意将“敕具官某，唐郭子仪功止一身，而八子皆贵朝廷。今吴氏父子兄弟并为名将，有大功于西州，其可不使汝入仕王畿，而称朕宠绥之意乎？往赞朝仪，尚识朕指。”这极为重要的一段“漏掉”（见《光州文史资料陈元光特辑三》，即《2017年厦门大学第四届陈元光文化论坛论文集》第57页）。这么一断章取义，就掩去了三神为吴姓父子兄弟三人的真实情况，然后随意换上了他们所指的“陈元光、许天正、马仁”这三个人。这实有学术作伪之嫌。他们宣称要对陈元光的祖籍真相“正本清源”，难道就是这样“正本清源”的吗？

（四）称潢川南城有陈元光旧宅，无据；言固始无浮光山，寡识

“潢川说”者，为了“证明”陈元光是潢川人，他们甚至称潢川有陈元光故居。他们先指潢川南城叫“弋阳”，又指陈元光是潢川南城人，说史载潢川南城有其故居。我们从《光州志》得知。在整个唐代，一座定城是不分南城北城的。乾隆《光州志·古迹》记载“州城内有黄歇宅”，“城西南有元代马祖常石田山居”。文人刘泗还写有《春申君故宅》诗。这远在战国，近在元代的名人旧宅都有载，可几部《光州志》虽有陈元光传略，却未见有陈元光旧宅的任何记载。“潢川说”者指南城有陈元光旧宅的依据是什么呢？

既然唐代只一座定城没有南北两座之说，那么，后来的南城和北城哪个才是当初的定城呢？我们来看乾隆《光州志·公署》记载，“州署在北城前街，旧传为春申君宅址。”春申君黄歇是战国时人，可见北城为邑落在先。而且古人筑城，喜依高面河，坐势向南。昔日老镇潢桥南端平接南城大巷街，而北端要上几十个台阶，才是北城的县前街。这条街，今天被拆后并入了滨河路。可见小潢河北岸地势较高，当初也的确符合古代筑城的理想。所以北城应在先，它才是老“南弋阳”城，也就是与北弋阳合并后的定城。

乾隆《光州志·城池》记载，是南宋庆元元年（1195年），知州梁季泌才将定城分建为南北二城的，形如“吕”字，中贯小潢河，这时还是土城，沿城走一圈，只有九里，城墙高只有一丈，城濠深七尺，一个州城的规模也就是这样。

唐宋以前，小潢河的主河是从定城西南来，经过定城东边，向东北流入淮河。《水经注·淮水》对此有载：“黄水出黄武山……东北迳高城南，故弦国也。又东北迳弋阳郡东，有虞丘……又东北入于淮，有黄口。”顺治《光州志·山川》也载：“今镇潢桥河原止一支流小沟，古志土城四门。洪武初，河自沙沟转而东，郡兵部尚书张安仁以形家言，议改今河，人文遂盛，河流始大。”

从以上资料，并参看顺治《光州志·光州图》，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潢川城中的小潢河明代以前只是一条支流，主河还在南城南边。经兵部尚书张安仁的建议，才将这条支流扩为主河的，而原主河因淤塞变细，但清初尚在。南宋时，应是梁季泌跨小潢河的支流而将定城扩建为南北二城的。此时，江淮间宋金长期交战，土地荒芜，人口凋零，为何还要在小潢河及支流围成的河套中增建南城？我认为主要是想凭南城有此之险，来更好抗拒金兵罢了。直到明朝正德年间，才改砌石头城墙，两城间造了座浮桥。

这样以来，这宋代才出现的南城，会有陈元光唐代旧宅吗？

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浮光陈氏祖地浮光山位置问题。“潢川说”者认为，浮光山在潢川县城北边，淮水南岸，潢川城就座落在“浮光山南麓”。（见《光州文史资料陈元光特辑三》杨峰文《蒙尘的英雄》）。我以前也曾这么认为浮光山在息县，因为郦道元《水经注》里有这座山的记载。当初，我也只知道陈氏祖祠和大山奶奶庙所在的山叫安阳山，当地人简称为大山，固始城关的人按方位称它为东大山。

后来通过多方调查和实地走访，我们甚至为此走访过霍邱、寿县和息县的文人和史志界朋友。现在才弄明白，与息县县城隔淮相对的这座浮光山，只是《水经注》中的名称，当地人历来只称它为濮公山。而且，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清代几种《光州志》域图中，均只注为“濮公山”，没有一个注它为“浮光山”的。它座落在淮河的一个弯子里，因此，在淮河上远处看来，就像浮弋在河面上一样。只要太阳的光照角度适合，山坡便显现明亮的余辉。所以郦道元称它浮光山也

并非不恰当。

就算濮公山可称为浮光山，那么就不能有别的浮光山吗？再说，息县这座濮公山太小了，且是座孤山，山座面积最多只有三四平方公里，在当地也就是一两个行政村的面积。当年最高海拔只有149米，今已被采石夷平。这么小的一座山，哪有藏龙卧虎气象，山周围各姓氏杂居，也未听说从前有过哪些旺姓大族。潢川县城在濮公山东南，离此约四十公里，古今都隔着光山县地盘，还隔着一条寨河，若形容很像样的潢川古城处在远远的又如此之小的“浮光山南麓”，实在很牵强。

其实，前面说过，光州地域叫浮光山的，除了这座濮公山之外，至少还有两座，一在固始，一在商城。中国的山川同名者众。商城的浮光山在商城东南的大山里，乾隆《光州志·山志》里记得很清楚。而固始的浮光山就是安阳山的主峰。

以前方志所称安阳山，实际是一片山群的总称，它的面积约70平方公里，绕一周七、八十里。豫皖两省分界线穿过山群中间。山群中众多小山座，各有名称，不为一般人所了解。如黄山、乙山、裂头山、贾矶山、卧牛山、铁翁峰、红石岭、四平山等等数十个，不一一而举。当地人以俗语大顶、二顶和三顶来指称主峰和次峰，大顶叫浮光山，三顶叫狼山，都属固始，二顶浮云山则属霍邱。

古代安丰县和阳泉县就在山群左右，古阳泉水（今称泉河）在山群之西流入淮河。浮光峰海拔419米，南麓下就是淮南东西走向的古驿道。站在驿道北望浮光峰，近在咫尺，巍峨雄壮，气势冲天。此绝非息县濮公山可比的。山前的古驿道今天只是县级公路，但它昔日的繁忙冲要，你完全可以从历代史书里所描述的，淮南千年不息的战争中体会出来。只要你站到浮光峰前的古驿道上抬眼望山，便马上可以体会到陈元光《故国山川写景》中的诗句“浮光昂岳望，固始秀民乡……飞鞭驰道坦，聚盖（盖，车的蓬盖）艳阳光”的意境来。

安阳山地带的川原壮丽，还在于这里从古至今农业发达。东西两边，春秋时，已有楚相孙叔敖所修的芍陂和期思陂水利工程，也是汉晋南北朝的屯田之所，今天则称史淠杭灌区。它历来是中国的淮南粮仓。春临碧野千里，秋成金浪无边。此处从春秋到汉初史称“豫章之地”，意即美丽祥和之地，赞它“川原壮丽”实不为过。

山旁古代有个陈市，今天称为陈集，是陈氏宗庙所在地。这一带以陈姓命名的大小村庄星罗棋布。陈姓是固始三大姓之一，主要集居在固始东乡，尤以此处密集。下面我再引用几部闽南陈氏族谱里的文字，来说明这里是固始浮光陈氏的源头。

《福建漳南陈氏世系记》：“建武初，世祖拔（拔，即选用）野王令王梁为大司空，（王）梁荐（陈）立贤以自代，生希古，为威武军谋祭酒，生孟琏，为固始侯相，死葬浮光山之麓，子孙因家焉。”

《漳潮陈氏重修宗谱序》：“龙湖公起家固始，开创漳郡……四传至曾孙龙岩公咏，以荐辟倅恩州，转光州司马，由漳南而旋固始。数传至玄孙竹乡公汤征……由光州谪知潮阳。”

《唐开漳龙湖公宗谱总序》：“公先河东人，乃商均、胡公满之胄，汉太丘长寔（仲弓）之后。世居于光州固始县浮光山，远不能纪……（第五世咏）初以世袭，让，有孤竹之风，为恩州幕官，生章甫，为光州司马，乃复营固始旧第 ，示不忘本也。”

《莆田浮山东阳陈氏族谱序》：“（陈）湟，字善宗，隐居不仕，世居河南淮右光州固始县光山村，因号光山处士。生子本，唐懿宗咸通十四年癸巳明经，擢进士第，任饶州上饶邑尉。僖宗乾符五年戊戌，因黄巢之难，弃官归隐。光启三年，红龙作乱（指李煴、朱玫宗室之乱），乃奉其父光山公南迁入闽，卜居枫亭东门，为肇迁入莆之祖。”

《福州西园陈氏谱序》：“（陈寔）二十一世达信，字嘉赏，任泗水令，迁光州固始铁井栏居焉……”

以上内容均摘自《中华陈氏大典》，其中光山公是居住在浮光山下的陈氏旁支。而陈达信，已在前文第二节的（四）小节中指出过，他是南朝宋时迁入固始的。所居铁井栏，过去东乡泉河铺一带曾有数处，已久废无存而不可考知具体位置了。可见颍川陈寔后裔是的确旺于固始浮光的。

我在《陈元光籍贯之辨析》一书中已对浮光山说得比较详细了，就此打住，不再赘述。

(五)辨析陈元光家世《光州志》有载，而固始旧志无载的原因

宋代，官方注意到方志保存地方风物典章的实用价值，着手官修。宋敏求、周必大等一批高官积极参与编修，并作学术性引导。元代统治者的文化价值观不同于汉族的传统，对修地方志并不积极，但也不杜绝。所以宋元之际所修成的地方志不多，绝大部分州县，都还没有地方志。

到了明代，太祖朱元璋首先注意到各朝代功臣忠烈事迹的现实教育意义，于是命各地建祠庙祭祀。固始曾建城隍庙纪念汉代纪信将军，就起自此因，所以固始旧县志上，称之为“汉荩明禋”，意思就是汉代的忠臣今由明朝才来祭祀。

而到了明成祖时，更注意典籍的编纂，这是更为重要的文化建设。永乐五年，编成《永乐大典》。而到永乐十年（1412年），朝廷又颁布《修志凡例》十七则。永乐十六年，下诏修纂天下郡县志书，新的《纂修志书凡例》增加为二十一条。规定志书内容应包括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山川、乡镇、土产、贡赋、风俗、形胜、户口、学庠、军卫、驿廨、寺祠、津梁、宦绩、人物、仙释、杂述、艺文等二十余目，并规定了各类目的编撰原则。

所以明朝永乐年代以后，官修府州县志才进入蓬勃发展阶段。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明代所修地方志，今存世973种。其中河南省存明代方志96种，无光州志，而有嘉靖《固始县志》。福建省存明代方志83种，其中仅《漳州府志》就有三种。

有人对明代方志和家谱中所载的唐宋前的故事，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认为多系作伪。但他们没有考虑，明代离唐宋毕竟比后来近，他们毕竟比后来人可以看到更多的前代遗迹和典籍，那时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地貌的变化非常缓慢，决不像今天。若没有明代开始大量官修方志，必将会有更多的历史信息消失，正史的容量是很有限的。以前正史艺文志里所记录的各类经史子集书名，我们今天还能见到多少书简实物？所以方志和家谱功不可没。在慎重的态度后面，我们更应对先人持有感激之情。

对历史作伪，尤其是对祖宗的作伪，是中国传统观念中的耻辱。《金门浯江陈氏族谱序》说得好：“谱以谱亲也，冒人之显者亲荣，则谱之无耻亦甚矣。”若不考虑中国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古人所遵的儒学文化传统，只从今人的利益观，去分析理解历史文献，是非常片面的，也是对他族的不敬。

清代所修地方志今存世较多，固始有顺治、康熙、乾隆年代县志共四种。潢川有顺治、康熙、乾隆、光绪年代《光州志》四种。

方志主修人，对入志人物的确定，一般都较谨慎，不愿引起矛盾。最容易确定的人选便是正史或前志有载者。他们会在入志人物传后面，注上“节某史”或“节旧志”之类的说明。

其他满足官方规定条件的入志人物，便只能依据族谱、笔记、碑刻，以及访问乡达耆老的口碑材料了。

我们发现载于顺治以后几部《光州志》中的陈元光、陈酆、陈咏、陈章甫等，传后均注明“节旧志”，就是说，它来源于前志。现在最早的光州前志就是顺治《光州志》了。可一查顺治《光州志》，发现他们传记后面没有“节旧志”字样。但这也不能断定始载于顺治《光州志》，因为我们还发现，本书中所有人物传记后面都未注资料来源，这是本书的特别之处。顺治《光州志》上面就是万历《光州志》，陈烨所修，对他祖上的事必会作些相关记载。

那万历《光州志》上面还有哪些光州志。我们只有来看光州志的旧序了。

万历《光州志》，陈璋序曰：“吾光……志文蠹蚀，礼学亡征，识者伤焉。始创于前守张君辉，岁远散逸，继余同年友葛君臣仅存《志略》……甲戌秋，陈大夫烨以闽之哲士来绾郡绂，咨余山墅……一日，以礼聘余，属以郡志。”

万历《光州志》，陈烨序曰：“甲戌岁（万历二年，1574年），烨承乏光州……得郡守张公辉所修郡志二帙，询诸众，谋刻之，佥曰,‘此略而未备也’。越明年，复得固始故先生葛公臣所纂《志略》，或谓其大多而难集……敦请乡达豫南陈公（璋）拟定其体裁……遂得繁简之中，而续几坠之志焉。”

原来，万历《光州志》之前还有两部明代光州志。第一部为知州张辉所修，经查，张辉在弘治十四年（1501年）左右任光州知州，这部志书到陈烨知光州时已修有七十余年，残而不全了。第二部为葛臣所修，称《光州志略》。非常凑巧的是葛臣是固始张庄集人，和修这部万历《光州志》的陈璋，同在嘉靖七年（1528年）乡试中举，所以陈璋称葛臣为同年友。而明嘉靖《固始县志》也是葛臣所修，成书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葛臣修这部《光州志略》当在此前后，很可能在《固始县志》成书之后，这之前，他还当过州判。

这样以来，陈烨修这部万历《光州志》，离葛臣修这部《光州志略》大约只晚三十多年。陈烨见到这部《光州志略》时，葛臣已经作古，后来这部《志略》也失传了。

我们知道，葛臣所修的嘉靖《固始县志》中，没有陈元光家世记载。那么，他修的这部《光州志略》和张辉残志里会不会有陈元光家世的记载呢？我认为也没有。

因为陈烨《序言》后面道：“烨之先世元光，光人也。唐时随父政领兵戍闽，因家焉。今来守是邦，则视邦之士夫子弟。皆其乡人也。敢敬与在位执事，及乡先生子弟共勗诸。”

如果《光州志略》和张辉残志已经有陈元光家世记载，陈烨就用不着细说“先世元光，光人也……”这段话，因为《光州志略》和张辉残志早已告诉了光州的士大夫们。陈烨就会先引述前志中的有关记载，然后再扼要地多介绍一点前志上所缺的祖上事绩的内容。这样陈烨从前志提起家世，就会更自然些，更有分寸些，也更符合他的举人和知州身份。

再者，陈烨来之后，士大夫们才修“广济王祠”，若《光州志略》和张辉残志有载，士大夫们早知陈元光，以前不修，现在陈烨来当父母官才修，就会让陈烨和士大夫们都很尴尬。他们都是有识之士，不会这么蠢。

所以我认为《光州志略》和张辉残志里也缺陈元光家世的记载，故尔陈烨才从最基本情况讲起；所以，到他快离任时，光州的士夫子们因知道了这位先贤之德，也为感谢陈烨惠政，才为陈元光修了“广济王祠”。

这样以来，正如以前信阳地区方志办总编胡捷民所说，几种《光州志》中有关陈元光家世的记载，必来自陈烨所提供的资料。他到任光州时，漳州已有两部府志，一部正德《大明漳州府志》，一部万历元年（癸酉）《漳州府志》。还有就是陈烨家族的谱谍。《光州志》中陈元光家世的相关内容，应该就来自上面这些资料。既然几部《光州志》中人物传都是节旧志，只作个别字句调整，那么我们就依最早的顺治《光州志》来检验。我们把该志中的《陈元光传》全文抄录如下。

顺治《光州志·卷九·人物》：“唐，陈元光，光州人，字廷炬，丰姿卓异，博览经书，年甫十二，领光州乡荐第一，遂从其父政领将兵五十八姓以戍闽。父薨（没），代领其众，任玉铃（钤）卫翊府左郎将。会广寇诸蛮陈谦、苗自成等攻陷潮阳，守帅不能救，公轻骑（车讨）平之。诏进岭南行军总管。垂拱二十年（嗣圣三年。按，本志原文就是垂拱二十年），上疏请建一州于泉潮之间以控岭表，乞注刺史以主其事。时宰相侍从裴炎、娄师德等，以为非公不可，遂可其请，俾建漳州漳浦郡邑于绥安地，仍世守刺史。州自别驾（漏“以下”），县自簿尉以下（上），听自注用。由是，方数千里无桴鼓之警。未几，蛮寇潜抵岳山，公往讨之，步兵后期，为贼所殒（刃），民哭而祀之。事闻，诏赠官，赐谥‘忠毅文惠’。宋孝宗加封为‘灵著顺应昭烈广济王’，有司春秋祀之。三十六世孙陈烨来为光州知州，表扬先德，士民为立广济王祠于学宫之左。”

我们发现，《光州志》中这篇传记全文，与《元光家谱》及万历元年《漳州府志》所载的《唐·欧阳詹龙湖行状》高度一致。这些资料均先于陈烨万历《光州志》，传文中的黑体字，就是《龙湖行状》中原句，连文句秩序都没变。这说明几部《光州志》中的陈元光传记，最终还是袭抄陈氏家谱中的《欧阳詹龙湖行状》。《光州志》抄文中有些被抄漏、抄错或不适当的换用字，我在其后的小括号里，注上原《龙湖行状》中的字，以作对比纠正。

这位撰《龙湖行状》的欧阳詹，是唐代泉州晋江人。他与韩愈同举贞元八年（792年）进士，也是闽省第一位进士，任国子监助教，即太学老师。他在国子监任职时，陈元光的曾孙陈谟恰恰正在任漳州刺史。而且欧阳詹的父祖数代都历任泉州佐官。无疑，欧阳詹对陈氏家族是非常了解的。《新唐书·欧阳詹传》称他，“与朋友信义，其文章切深，回信明辩”。

需要强调的是，《龙湖行状》中原文“陈元光，字廷炬，号龙湖，其先河东人，后家于光州之固始，遂为固始人”之句，在顺治《光州志》中，被改换成：“陈元光，光州人，字廷炬”。

这就是近年出现陈元光籍贯为“潢川人”谬说的源头！

潢川的文史工作者要是能把这个真像告诉世人，那才真是他们所宣称的“正本清源”！

但我认为，当初陈烨、陈璋修万历《光州志》，将陈元光“光州固始人”简称“光州人”，并不是在表达陈元光就是唐代光州定城县人。万历癸丑《漳州府志》称陈烨“洁廉有惠，恺悌称长者”，即陈烨是一位磊落、宽厚的长者。他明白，只有把“光州固始人”用大概念“光州人”来称谓，才会让光州各县人都感到亲切。

这个传文尾段也直接说清了，“广济王祠”是陈烨来任知州后，士民们才建立的。

陈酆、陈咏、陈章甫这几个人的传记资料，也当来自于闽南方志，或陈氏家谱，不会是光州原有材料。他们是唐代人，可是宋代光州还有比他们影响更大的人物，比如岳飞、牛皋，《光州志》里都没有应有的记载。《光州志》里的岳飞传记是节自《宋史》，基本没有涉及光州的细节，当年他可是宋军都统制节制光州的。他的大将牛皋被他派筑光州城墙，这个事迹最应作详记，可是《光州志》里也没有细节。那么像陈咏、陈章甫这样唐代光州司马，亦称别驾，只相当于宋代的州判，为一般清散副职，时光又远，怎么会有比宋代名将更清楚而具体的身世留传呢？

我还注意到顺治《光州志·宦业》，一般只记光州刺史和知州。最早记自三国，到陈烨为止，共三十一人，这其中只有四个人不是知州。一个是宋代的葛密，任光州推官，断案明察秋毫，昭雪百姓冤獄。第二位是明正德年间的张杰，光州儒学司训，他竭力为国培育干才，又校注《史记》和《汉书》。这两位都是政绩很优秀的副职，才得以入志。可是陈咏和陈章甫父子同为光州司马，传文仅有“守职无玷”和“士民爱如慈母”这类文字。没有具体的政绩记载，与前两位比起来，在《宦业》里立传非常勉强。这也恰恰说明了，这些材料很可能就来自于陈咏、陈章甫这支的族谱。据《光州志·陈章甫传》及《漳潮陈氏重修宗谱序》载，“龙岩公咏，以荐辟倅（即任副职）恩州，转光州司马，由漳南而旋固始。”来看，他们的后代当是仍居在固始浮光山下。

但是顺治《光州志》所引录的内容，与我们今天仍可见到的闽南陈氏族谱，以及闽南地方志比较起来，还是出了不少错误。比如《欧阳詹龙湖行状》中称，陈酆“举秀才，授振州宁远令”。在所有几部《光州志》中，都被错成“辰州宁远令”，以致后来的《汝宁府志》、《河南通志》汇录州县志内容都未改过来，也沿“辰州宁远令”之错。而且，至今“潢川说”者仍然同样都在反复引用而不知为错。唐朝的辰州在今天湖南省西部，那里没有宁远县。而唐代振州宁远县，其地就在今天海南三亚市的崖城镇。陈酆之所以不去就任，最大的可能，是因为这里当年是海角荒蛮之域，是贬谪官员的去处。由此也可以看出，玄宗朝，陈氏是受排挤的。据吕文郁回忆录，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还俗在安山村的陈道长告诉他，陈酆也就在此时回祖地暂居，刚好赶朝廷下诏地方建祠庙以祀功臣忠烈，于是建了云霄庙，即大山奶奶庙，以奉祀其高祖母，此为天宝六载。

陈璋在撰这部《光州志》时，非常难得地补进了陈氏家族的这些内容，为地方保存珍贵的史料。后人们都应该珍惜之，而且一定要严谨科学地使用它，不能乱加曲解，曲解就破坏了它的历史价值，也违背了前人存史的一片苦心。

下面我就陈元光生平事迹固始县旧志无载的问题，谈点个人看法。

历代修纂县志，一般都是后志续前志，基本承前志内容，然后添上前志以后发生的应记新内容，有意去增补前志以前所遗漏内容很少见。固始几部旧志间的情况基本就是这样。因此，对陈元光事迹的缺载，我们应重点从明代旧志上去观察。

有载可查，明代固始县修过三次县志，第一次是成化五年（1469年）由知县薛良所修的成化《固始县志》，但这部县志，在正德六年（1511年）被焚于霸州刘六、刘七的农民起义战火，纸灰中仅余数页，后也无存。第二次是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由知县张梯主修，举人葛臣主撰的嘉靖《固始县志》。这部县志，今天有存，尚可见其文中收有薛志残页中的议民政和礼义的语句。第三次是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由知县李存已主修，致仕工部主事余继善主撰的万历《固始县志》。这部县志，失传于明末清初，顺治《固始县志》只存有其轶卷中的一些评议文句。

既然第一部成化《固始县志》在正德年间因战火而毁灭，那么嘉靖年间葛臣修志，就无旧志所本，等于葛臣初修固始县志。

因此，要说明问题，我们只能就葛臣的嘉靖志谈起。前面已讲过，嘉靖《光州志略》也是葛臣所撰，陈烨来任光州知州刚好看过，而此时，葛臣已作古。而且我上面已分析过，这部与嘉靖《固始县志》同时期的《光州志略》里，同样不会有陈元光事迹的记载。所以我们应该思索的是，葛臣修这两部地方志，为何没有载入陈氏家族的信息。

按说陈元光事迹应当记入县志，至少有两方面理由。一是本人功业当记，二是五十八姓数千人离固戍闽，落籍未归，这件大事也当记。这些将士后裔家谱中甚至载有祖居地固始的乡里名称，其中大部分因时代变迁，地名变了。但也有未变者，如朱皋镇、三角店等。当年他们轰轰烈烈离家赴闽，百姓会口传之，文人会笔记之，官家也会有经办记录。

但后来社会剧烈动荡，首先是王绪据光州造反，接下是宋金沿淮拉锯战，特别是在宋理宗嘉熙年间，淮西被蒙古军占领，申州、光州、寿州一带的州县守官，全都弃城而逃，百姓流离失所。所以世道变化很大，文献散失，后人对以前的事便会逐渐淡忘，不下功夫认真寻访，便难为所知。这是我认为陈元光事迹缺载的第一个可能原因。

其实，古代湮灭之事很多，也不足为怪。就拿前面提到的福建巡抚吴士功来说，固始南部山区的吴上楼、吴下楼数千吴姓村民都和他同族，当年祖上用白马驮着家谱从江西迁来。但是，近些年来，这些吴姓村民派代表手持家谱去江西寻根，往返多次，收获甚微。所以，一个家族的信息，主要靠自己的家谱承载。陈元光家族也不例外。

第二个原因当是正史《新唐书》和《旧唐书》上无陈元光的记载。

最易被修志者采用的资料便是典籍有载的内容，固始旧志上许多人物传记就注指节录《左传》、《吕氏春秋》、《史记》、《五代史》等典籍中的内容。可惜两部唐书均无陈元光的记载，这让葛臣节史失据。

我查了一下《新唐书·高宗本纪》，与陈政戍闽时间相近的征伐，《新唐书》还是记了一些。比如：总章二年七月，“以左卫大将军契苾阿力为乌海道行军大总管，以援吐谷浑”。咸亨元年四月，“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以伐吐蕃”；高丽叛，寇边，以“左监门卫大将军高偘为东州道行军总管，右领军卫大将军李谨行为燕山道行军总管，以伐之”。

而《漳州府志》载陈政戍闽的职务是“玉钤卫翊府左郎将，岭南行军总管”。陈元光接父戍闽，也因功授“玉钤卫翊府左郎将，进岭南行军总管”，最后任漳州刺史。可陈政、陈元光均《唐书》无录。

这也不一定是史官的疏忽，可能与将领职务及征伐规模有关。《新唐书·百官志》载，十六卫的大将军均为正三品武官实职，一般钦差头衔都是“某某道行军大总管”，征伐对象都是藩邦大域。而翊府只是隶属于十六卫的勋戚子弟兵府，隶于玉钤卫的翊府左郎将，只是一个正五品的武官。陈元光父子的钦差职务也只是岭南行军总管，而不称岭南道行军总管，其征伐时，调用地方人力物力的权力就非常有限，甚至没有。陈元光后来任漳州刺史，也只达文官四品。所以官品不到，钦差之职又轻，征伐规模也不大，也许才是不入唐书的主要原因。

当然，以陈元光的平乱和开漳功绩，特别是为国捐躯之忠烈，是完全有资格进入国史的。所以，后世文人为此鸣不平者众多。

第三种可能性是陈元光家世虽有迹可查，但纂修者犹豫，最终未能确定入书。

因为固始毕竟有大山奶奶庙立于浮光顶，还有陈集陈氏家庙在，祖茔在。而且，我们在《中华陈氏大典》所收录的闽南各支陈氏家谱中，可以看到从宋到明清，陆续不断，都有陈姓人从固始迁到闽南，也有闽南陈姓后裔返回固始。所以要写，资料搜集不会太难。其所以未能入志，应是受主修人所持的入志原则所限。

知县张梯在这部志书的《序言》中就说，善于作述者，“事有所略，而词有所靳，要亦有所讳焉。”

而葛臣的《序言》更道：“官师人物，古则稽于正史，兼及集录；今则访于乡达，核于今令……臣也，末学晚生，用佐编摩，是非予夺，一无敢与焉。”

你看这两个修撰人，对入志内容的确定都是非常谨慎的，怕弄不好遭麻烦。

我发现陈烨之后，康熙光州知州缪发，在其所修的康熙《光州志·序》中，就指出了陈烨所修万历《光州志》的失误。该《序》道：“陈（烨）志雄古灏博，足称全璧。但陈氏生于武庙（指陈烨生长于嘉靖年代。正德皇帝死后庙号武宗，故武庙时，指正德之后的嘉靖年间），闻见甚亲。而正德纪年，光郡为流氛所掠，焚戮最惨，寻亦尽歼于是境。其时岂无誓死不辱，暨奋勇争先者？而是志，曾无一笔及此，其他或有未详，未可知也。”

他是指正德年间刘六、刘七农民起义军，即所谓流氛，对光州的严重摧残，陈烨修志，尽一字未提；对那些不从义军的死节之士，也无一字褒扬。

所以葛臣当时对入志人物持谨慎态度是对的，他要听县令决定。这里面一个通常的原则是一般人都知道的，“详今略古，重在垂范”。上面所提到的正德年间霸州（今河北廊坊市）人刘六、刘七起义，聚众十余万，横扫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等地，三过南京如无人之境。他们兵分两路，刘六、刘七入湖北，赵遂一支入淮南。赵遂率起义军从遂平、西平向东南一直杀到光州，占固始城，后被仇钺等率明军扑灭，但光州和固始民众惨遭屠戮，并不乏以死相抗的忠义之士。这当然值得大书入志。嘉靖《固始县志》是有记载的，但陈烨万历《光州志》却反而缺载，受到缪发的批评。

刘六、刘七在山东攻城掠地时，却遇到乐陵县知县许逵的顽强而智巧的抵抗，起义军死伤惨重，却始终攻不下乐陵县城，遂避开此县，流窜他处。正德皇帝对许逵大加赞扬，各地推广他的“治垣度檐宇”御寇术，这个知县许逵就是固始人，进士出身。

这之后不几年，许逵升任江西按察使，不多久又发生了宁王朱宸濠的反叛之事，宁王在南昌宣布即皇帝位，封百官。江西巡抚孙燧和许逵誓死不从，两人遂被朱宸濠杀害于南昌。朱宸濠要夺正德皇帝的江山，率水军沿江东伐，亏得大儒王阳明在巡抚赣南，率勤王之师，在鄱阳湖里将朱宸濠擒获，平息了这场叛乱。

许逵有效抵抗刘六、刘七农民军，又因抗宁王而死节，两件事连续发生在正德六年到正德十五年间。两年后嘉靖皇帝登基，非常感念许逵的忠烈，派大臣护棺回籍，为许逵赐祭葬，遣官主祭，赐谥“忠节”。他的墓就在固始城南郊杜家冈，今尚在。当初墓志为明正德三年的状元（一甲一名进士）、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吕柟所撰，许逵是吕柟同榜进士。嘉靖帝封赠其祖上三代，封其妻淑人，荫其长子入锦衣卫任千户，两个小儿子入国子监读书。又过了十余年，嘉靖帝仍对许逵的忠烈感念不止，升其长子为锦衣卫指挥佥事，次子任光禄寺正卿，最小的儿子不久也跟着走上仕途。在当初安葬完许逵之后，嘉靖帝就命南昌、开封、汝宁府、光州、固始等地，同时建“忠节祠”祭祀许逵。固始的“忠节祠”，就建立在儒学东。陈烨于万历初来任知州，“忠节祠”才建成不到五十年。

细推敲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陈烨不做知州，来做固始知县，固始的士大夫们也要为陈元光在城内建个“广济王祠”，我估计陈烨决不会接受，或不敢接受。

陈元光是唐朝忠义之士，为国殉难，主要影响在前代的闽粤地区。而许逵，是当朝忠烈之士，也为国殉难，巨大影响在本朝。嘉靖《固始县志》里，就载有朝臣们许多赞扬许逵的诗赋，写有传记。康熙年间修《明史》，其中的《许逵传》就是参照嘉靖《固始县志》而写的。

所以，有了修志“详今略古，重在垂范”的指导思想，在上述的背景下，是许逵这颗明朝当代政治明星的光芒，掩盖了固始许多其他历史之星的光辉。

比如南宋嘉定十四年，金兵元帅讹可率部到淮南抢粮，并围固始城。南宋守卫固始的武定军副将焦思忠和知县李士云，率军民与金兵进行激烈的战斗。这之后，他们又率军民修筑固始城门、城墙。此事就记载在嵌在城东门的宋代石碑上（此碑今存固始博物馆），而此内容却未收入县志。这样看来，唐代的故事更易遭到忽视。

另外，我认为，未录陈元光入志，可能还会涉及如何掌握分寸的问题。

我总觉得高宗和武则天令陈政戍闽，有排斥或贬谪之意。我见以前云霄县志办的张耀堂也有此看法。他在其《陈元光籍贯身世考辨及其他》文中论道：“我认为陈政父子从中原南来的真正原因，未必完全为了平乱，而是与当时皇朝内围绕武则天问题进行争斗的政治背景分不开。为了这一问题，就连高宗李治的舅父、顾命大臣长孙无忌和禇遂良等一大批勋臣老将，也都被纷纷调离京城，或贬到边远的地方去，被杀和迫害致死的也不少。作为一员将领的陈政，在这样一场极其敏感和残酷的拥武反武激烈斗争中，要想完全归避是不可能的。因此，他的入闽‘平乱’，说得更恰当些，便是一次夹带着迁徙性质的屯垦遣戍……若是单纯的军事行动，不仅不能携带眷属，而且按府兵制规定，战事一经结束，就应‘将归于朝，兵散于府’。这样，魏母、陈政逝世后，也就不会葬在云霄了。”（注，此文为张耀堂1990年参加漳州陈元光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所提交的论文）

我认为张耀堂先生论述得非常好。我们的确可以从闽南的陈氏族谱和陈元光诗文中看出这方面的痕迹。

《仙游侯揽陈氏谱序》（见《中华陈氏大典》）曰：“而今本始祖政公，仕唐高宗……副诸卫上将，遭武则天，临戍闽，遂家于温岭之北，名曰枫亭。”陈氏后裔用“遭武则天，临戍闽”几个字，表露出了祖先是受到武则天排斥才到闽南的。

许多陈氏族谱在录入《欧阳詹龙湖行状》的文中，把“垂拱二年”改为“嗣圣三年”。“ 嗣圣”是中宗李显的年号，仅用了一年。后面就是武则天的“垂拱”年号。把“垂拱二年”仍称为“嗣圣三年”，是陈氏后裔只认李氏，不愿承认武则天地位的心理表现。

在陈元光诗《候夜行师七唱》中，不经意地带出“侮凌烽火心如水，变幻风云眼未花”的句子，我认为这是诗人表露对武氏的愤懑和冷眼旁观，希望政局发生突变。这样的诗，当时必不便对外示人，只能藏于匣中，以待时机。而且在表面上还要绝对对武氏表示尊敬和顺从。

正是因为陈元光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如履薄冰地应对局面，他弃“王气”之地，为父亲陈政迁坟，就是例子，又能和部将们高度团结，达成共识，这样才终于摆脱险境。他平乱成功，又建立了漳州，最终被武则天任命为漳州刺史，部下将士们也都各有了较好的归宿。这些都真正说明了陈元光才干超凡，功不可没。

但陈元光平乱建漳事业成功，做了漳州刺史，又被张鷟一帮拥李反武的势力看成了敌人。他们又谬把陈元光看成了武氏集团的人，所以张鷟在他的《朝野佥载》中，把陈元光和来俊臣、索元礼等酷吏放在一起，归《恶官卷》。陈元光功成不能返朝。他的孙子陈酆又被杨国忠一伙谪往海角荒域。这让人想不通的诸多磨难，都不公地加在了陈氏祖孙身上，想起来怎不让人扼腕叹息。

但这不公的遭遇，更让陈氏后裔和开漳将士的子孙们看清，只有他们忍耐和高度团结，才能克服重重困难。以后闽南地区到处可见的开漳圣王威惠庙，就是他们高度团结的象征，和精神力量的源泉。他们后裔持久的努力终于让后世明白了陈元光的伟大历史功绩，形成了优秀的闽南文化的一部分。

从上面的复杂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别说县志中因有了本朝忠烈许逵传，会影响对陈元光的重视。就是准备写他，在上面这些复杂情况下，也难以把握如何下笔。所以最终就没提这个唐代的往事。

好在固始、陈州等地的民众，在朝拜大山奶奶庙时，便会想起她的那些戍闽未归的儿孙和将士们，这是固始人千百年来，用另一种形式来纪念固始先贤陈元光，及所有戍闽开漳的将士们！

二○一八年十月　初稿

二○一九年九月　修订

（作者简介  谢建中，固始城关人，潢川高中“六六届”，后毕业于郑州大学。原固始师范学校高级讲师，退休于信阳实验高中。八十年代曾参加固始新县志的编撰工作。主要著作有点校注释清代顺治《固始县志》。一些史志论文被收录或刊登在相关河南省史志论文集、《信阳史志》、厦门大学《陈元光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和《固始根亲文化》等文刊中。河南省史志协会会员。退休后仍从事一些有关地方文史和根亲文化的探讨和研究。）

参考资料

一、《水经注》，郦道元

二、《汉书》、《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隋书》、《新唐书》、《宋史》中相关《纪》、《传》、《志》内容

三、《元和郡县志》，李吉甫；《资治通鉴》，司马光；《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主编

四、顺治《光州志》、乾隆《光州志》、光绪《光州志》

五、正德《大明漳州府志》、明万历癸丑《漳州府志》

六、嘉靖《固始县志》、顺治《固始县志》、康熙《固始县志》、乾隆《固始县志》，洪亮吉撰

七、《中华陈氏大典》，陈美观、陈及霖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八、《开漳圣王文化史料集》（漳州）陈诠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

九、《龙湖集》，何池编注

十、《闽人对“光州固始”的记忆与诠释》，尹全海，（见2017年第一期《中州学刊》）

十一、《光州文史资料陈元光特辑》（一）、（二）、（三）、（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