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文化视阈下的陈元光与厦门文化研究

周建昌、李启宇、赵伟、朱弋玮

一、闽南文化

1．闽南文化概念

闽南文化，做为“区域文化”中的一种，套用英国该文化学者爱德华.伯内特的观点，就是在闽南地方并由闽南人继承并发展起来的特有的区域社会现象、能力和习惯。按梁潄溟的观点，“文化”包括“精神”、“社会”和“物质”等三种文化形态。

历史是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是对文化的记录、传承和保存。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认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胡适先生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

闽南文化和闽南历史也都是由各种社会因素和事件“层累”起来的，尤其是关于陈元光的历史和文化。

由于“唐史无人修列传”，所以有关他的历史只能从笔记小说，姓氏家谱及后代的地方志书以及民间传说、民间信仰、社会调研资料中寻找，因此，“层累”现象特别明显。面对着“层累”出来的历史，我们一定要拂去历史“层累”的尘土，揭开历史不同“记述”面纱，以找到历史的本相。

历史本来就是由有话语权的人“修纂”出来的，即便是“正史”也都必然含有“修者”的“观点”和“取舍”。正是这种“取舍”，有些历史被掩盖或被遗忘、舍弃或忽略。孔子编《春秋》“微言大义”，《史记》也司马迁主观“取舍”。而自唐朝晚期开始，由于受“道统”思潮盛行影响，史家在编纂史书上，强调“道统”，那些被认为“不道统”的历史便被有意抛弃或掩盖。把历史当政治工具，应自孔子开始，当他挥舞着“春秋大义”之大棒，“作春秋”，而使“乱臣贼子惧”时，历史就已成“政治”和“教化”的工具，“取舍”历史成了“正统”的需要。这种“取舍”，到宋代，更变本加厉。成就于武则天时代的陈元光，就在这种“道统”的氛围中从正史中消失的，而存留在野史的资料也被完全“污名化”了，这是闽南历史和文化史上一次“灾难”，被忽略了的“闽南”，过了半个世纪，才开始受到重视，有关陈元光的事迹才开始在民间和地方“层累”、“聚集”和“关注”。

闽南文化做为中华文化这个大文化范围下的一方小文化传统，一区一域之文化现象，它是中华文化的一种组织部分，是中华大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体与大中华文化体系、内容、结构、现象、或称“能力”大同小异，但在“大同”之中，仍存在着小的有特色的“闽南”。如今发展了一千多年的闽南文化，正在以其特有的文化“素质”、“素养”和“能力”在中国的东南及世界各地熠熠生辉，发挥光大。

在大中华文化圈中的这个特定的“闽南文化”小圈中，“闽南”、“闽南人”和“闽南语”是解释或概括特定的区域的“闽南文化”不可或缺的三要素。

没有“闽南”区域，也就谈不上闽南文化，而“闽南”区域文化中，没有“闽南人”，闽南文化也就成了空壳。没有人的文化，是断裂的、静止的、失去了活力的文化。而至今仍被继承的、仍生机勃勃存在着的文化，需要特定“人”的继承和延续。活的文化，必须有“人”传承和坚持。我们再进一步推演，闽南人之所人是“闽南”之人，关键就是他们说的“闽南话”，即相同或相似的闽南语。

闽南文化，按区域分为厦、漳、泉，这是一般的狭义的。广义意义上的“闽南”文化还应包括潮汕文化、莆仙文化，更远的还有海南文化、温州平阳文化等等。当然“闽南”文化，也包括因移民“寓居”而出现的台湾文化和海外华人聚集区中的闽南文化。

闽南精神，学界和政界都有论述，其中“爱拼才会赢”的精神，因为一首同名的闽南语歌曲而被世人所皆知。如果我们从陈元光开漳这一视角分析，闽南精神表现如下：

（1）“开拓精神”。这是源于陈元光开漳的精神品质，是受陈元光事件影响而养成的。这种精神也可以延伸为“敢于冒险精神”、“拼搏精神”、“不服输精神”、“好胜性格”或“争强好胜精神”。

（2）“先进精神”。这种精神源自于陈元光在传播中原文明过程中养成的追求先进文化的“崇学向善”精神。这种精神也可以称之为“务实精神”、“从善精神”，“见善思迁”精神、“海纳百川品格”、“择善而从，遇不善而改”的精神，也可以称之“实用精神”、“务实精神”等，还可以说是一种“开放”的精神。

（3）“忠孝精神”。这种精神源自于中华传统文化，同是也是陈元光身体力行的且极力推崇的精神，这一点体现在陈元光对他奶奶魏敬的孝顺。提兵南下的陈元光，一直保持着中原文化固有的“忠孝”传统，而这种传统也一直是闽南人固守的一种传统美德。闽南人自唐初陈元光开漳之后，随着地区的安定，经济的繁荣，人口的增多，闽南人逐渐开始向处移民，而闽南人自古至今都保持着对“唐朝”的尊重，移居的海外，称自称“唐人’、聚居地自称“唐人街”，回国探亲称之为“回唐山”。国家有难，无论离家多远，都心系祖国，闽南人多愿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兴亡贡献自己的心力、体力、财力以至于生命。有国才有家，国亡家亦无。祖宗之国有难，远离祖国的闽南人并不缺席。

（4）“敬畏精神”。陈元光有《示饷》诗：“恩衔枫陛渥，策向桂渊弘。载笔沿儒习，持弓缵祖风。 祛灾剿猛虎，溥德翊飞龙。日阅书开士，星言驾劝农。 勤劳思命重，戏谑逐时空。百粤雾纷满，诸戎泽普通。 愿言加壮努，勿坐鬓霜蓬。”诗中包含着陈元光对朝廷、科举、儒学、武功、社会安定、道德修养、农耕稼穑、民族和谐以及少年努力等方面对儿子的期许，这些期许同时也是陈元光“敬畏”的内容。闽南民风淳朴，虽也有不服、抗争甚至暴乱、暴动、起义等事件，但是闽南的社会大众尊重知识、敬畏文化，包括敬畏神明、敬畏道德、敬畏知识之风尚仍然是主流。这种主流也是陈元光推崇的精神。

挖掘和弘扬陈元光文化中的闽南精神内涵，是闽南文化研究的一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当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项必要的有意义的任务。

2．漳州的闽南文化

现在的“闽南文化”主体厦漳泉三地文化构成。据闽南文化和历史，应萌芽于东晋的“中原板荡”，“衣冠南行”。自晋以至于唐陈元光家族“开漳”近400年间，没有“闽南”区域，只被称为“泉潮间”。

陈元光（家族）开漳，同时也开启了文化“闽南”的发展史！

按汉文化由北而南文化传播的一般规律，居“闽南”之北部的“晋江”，其开发的历史无疑比漳州要长得多，它孕育了“闽南”的历史和文化，为“闽南”文化积累了社会资源和力量，为唐初陈元光的开漳奠定基础，提供根据地和入漳的便利条件和环境。

“闽南”一词的出现，就在陈元光家族南下开漳之后。原因是漳州分出之后，新区“漳州”的经营，一石激起千重浪，一个整体的，由泉、漳构成的，统称为“闽南”的地方，开始受到各方的广泛关注，“闽南”一词及“闽南”泉漳一体的区域概念和文化认同开始被社会、集体和个人“无意识”地认可和认同，“闽南”由此形成概念，成为一方区域文化的整体概称。

陈元光（家族）开漳治漳，经过了150年，活生生地把一个蛮荒之地直接培育成一个富庶之区，而漳州这一时期的发展，是包括泉州、潮州在内的，类一体的、类整体的发展，给人以一个“闽南”整体的形象或印象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因陈元光把泉潮和后来的漳州联结起来，并构建了一个一体的、整体的“闽南”区域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说，陈元光开启“闽南”区域文化产生和发展之旅，是可以成立的。

陈元光（家族）的开漳与“闽南”区域概念形成之间关系，具有因果关系。从这个因果关系上分析，陈元光是“闽南”区域文化这一概念出现的关键因素。他是搅动闽南、启动闽南、连接闽南、构造闽南文化的第一人。没有陈元光（家族）开漳，就不一定有“闽南”这个区域概念，也似乎没有这个必要，甚至构成不成一个同质一体的区域。因为，没有陈元光（家族）开漳，漳州就有可能成为畲族的聚居地，而成了隔在泉、潮两个汉人文化区域中的一条“非汉的”少数民族的隔离带，从而阻止了“闽南”整体、整块区域文化的形成。没漳州，就没有“闽南”，只能说泉州和潮州，而漳州也就不可能是汉文化的漳州，而是畲文化的漳州。

历史就是如此微妙，在长远的历史长河中，或许某一历史事件在当时并不重要，甚至不觉得有多重要，但如果放在整体历史脉落中去分析和解释，某一历史事件却能完全改变历史，成就或毁掉一段历史或者文化。

陈元光（家族）开漳就是闽南文化构建和形成中的一段不可或缺的且至关重要关键和起点，是闽南文化漳泉潮三区的连接点，是闽南文化的转折点，更是闽南文化的启动点。

3．陈元光的漳州文化

漳州文化是闽南文化的一个分支，而漳州文化在自身众多的文化品类和文化项目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中包含着的浓浓的“元光”味道，结下重重的“元光”基因。

有关陈元光对漳州文化的影响，简言之，可以从漳州人对陈元光的崇拜和祭祀略见一斑。据不完全统计在漳州祭祀陈元光的庙宇十几年前就有251座，在台湾有300多座，两岸及海外信众多达2千多万，到现在这个数量还在扩大。庞大的的信众基数是陈元光文化基因的最关键的、最重要的影响因子和要素。底层民众对陈元光的信仰和崇拜，是元光文化基因的群众基础，没有这个群众基础，就谈不上什么文化影响、更谈不上文化“软实力”。

陈元光文化基因，还表现在，开漳58姓至87姓上。据志书上记载的随陈元光南下的只有58姓，但现在已经增加到87姓认同陈元光这个“共同祖先”（“共祖”）。增加了29个姓氏！我们不去追究为什么增加？或者这些增加进来的姓氏是不是真的随陈元光南下？我们仅从文化认同上分析，就足以看出，陈元光文化基因在漳州百姓中的巨大影响力和号召力。

文化的认同，是一方文化形成的一个很重要前提和基础。一个分裂的文化，一个不认同的文化，我们很难想象，能有一个完整的整体的区域文化存在。正是陈元光文化基因的作用，漳州文化有了一个完整一体的文化“标志”，使漳州百姓有了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文化认同，这是文化的“本质”。漳州百姓在陈元光的共同旗帜下，凝聚成强大的漳州力量，从漳州出发，漳州人走到哪里，陈元光的信仰就传播哪里!陈元光文化是漳州文化的核心，也是漳州人凝聚力的源泉。

在漳州，陈元光家族几乎所有的成员都被供奉成神，世世代代庙食香火，一千三百多年如一日，受百姓敬奉。此外，陈元光的部将，也大都成一方神灵，他们不仅受到本家本姓后代的敬仰，同时也受到当地百姓的崇祀。

百姓对陈元光部将的崇拜和信仰也是陈元光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角度分析，陈元光文化绝不陈氏家族的文化，而是漳州地方百姓共同的文化信仰，这也是陈元光文化的影响力更大，作用范围更大的原因。陈元光文信仰，随着漳州移民而被传播到世界各地，特别是台湾地区，因而陈元光信仰同时也是两岸百姓的共同信仰。

二、陈元光“开漳”及“闽南”

1．陈元光的开漳

陈元光究竟是南下而北上？抑或干脆就是本地土著？各家学说，都据理力争，各不相让，且都能寻找到自己信以为真的非常“坚硬”的证据。

但是，如果我们从“文化”角度来理解和分析陈元光现象，我们就能发现，陈元光（家族）开漳带来了是中原的先进的文明和先进的生产技术，还有先进的社会制度，这些“先进”，本地是没有的。有学者甚至认定陈元光是沿海渔民即“州之夷户游艇子”的水上武装。这些“游艇子”根本不懂“农耕”技术，其掌握的耕种技术甚至可能比“畲民”的“刀耕火种”还不如，如何“传播”！难道用“渔民”捕鱼术改造“农民”耕地法吗？由此，我们至少可以完全否定这种本地说，因为本地仍属于“蛮荒”之地，本地人没有相应的“文明”高度。

有人说，陈元光来自“岭南”，从文化视阈上看，岭南开发也很高，甚至比“晋江”还早，但是这个地方，直接宋元，仍然落后的不发达之地，仍是“流徒”之所。怎么带着先进文化“北上”传播呢？

陈元光传来的“文明”理应高于漳州即“泉潮间”，必须是先进的，而唐时的广东即岭南，根本就没有符合传播“文化”的高度或称之为没有相应的“文化资本”。但是，如果换成“中原文化”，传入“蛮獠”聚居的“泉潮间”（漳州），则绰绰有余。由此可见，从文化传播角度，陈元光一定是南下的，是带着先进的文化进入“泉潮间”，这是可以肯定的。后世在闽豫相关的志书上的记载的历史，也证实了我们这一推断，只是仍有不少学者寻找各种瑕疵、矛盾予以否定。但从文化意义上判定，本地说或北上说，都站不住脚。

关于陈元光（家族）开漳，尽管还有许多争议，但是撇开那些扯不清的争议，仅就陈元光这个历史人物对后世漳州的影响，陈元光就足以让我们永远的“仰视”和“崇敬”。

漳州府，隋末盗贼蠭起，自刘武周而下，四十有九处。唐太宗渐次芟夷，独闽广间犹有遗孽。嗣圣元年，徐敬敬业起兵维扬，潮梅间又有梁感者为之羽翼，朝廷遣玉钤卫大将军梁郡公李孝逸，提三十万衆以破之。而梁感之徒尚在也。陈元光父子奉命讨贼，兴建营屯，扫除凶丑，方数千里间无桴皷之警。又为之立郡县，置社稷，筚赂篮缕以啓山林，至捐躯陨命而后已。唐史传阙而不载，使元光之丰功伟烈无传焉。因志于此，以待后之补唐史者。

光啓元年正月，王绪陷漳、汀二州（出唐书）。福建下四州，如泉、兴、福州，军府之额皆用贞书。漳州之额用古篆体。故老相传谓“漳”字从泣，从早，在书法当忌，不得已为篆书。然僞闽刺史董思安尝改为南州，若奏改为南州，何有不可？否则去水，独用章字名州，亦不失为存古。盖水以漳名，取其清浊相杂而有文章者也。（沈有中笔谈，水以漳名者最多，略举数处，赵晋之间有清漳、浊漳；当阳贑上、亳州、安州皆有漳水；鄣郡有漳江；漳州有漳浦；此概举一二耳，其义则清浊相杂为章，章者，文之别也。）

陈元光（家族）开漳究竟的是事实还是传说，“杨文广平闽十八洞”的历史究竟讲的是陈元光还是“杨文广”，已故厦大历史系漳州籍积闰百岁的老教授叶国庆老先生早在五六十年前就已经认定，杨文广就是“陈元光”，小说中汉畲之间激烈的征战，展现了陈元光（家族）开漳的艰辛，而征战中逐渐增强的汉畲间相互了解，在“不打不相识”的交往中逐渐融合，彼此尊重，相互靠拢，存同求异，择优而行，表现了陈元光由征伐到理解，从理解到尊重，从尊重到包容，从包容到合作，从合作到融合，进而实现了汉畲友好相处，情同手足，平等交易，携手共荣的社会和谐状态。

在陈元光（家族）开漳过程中，追求汉畲的和谐共处，平等尊重，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陈元光采用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首先在平乱、平叛的征伐和镇压中，显示了唐军的力量和实力，让所谓的“蛮獠”畲民屈服于唐军的武力。但武力仅仅是手段，是霸道，霸道下的民心往往表面服，而内心不服，社会稳定就难以长久。

“霸道”之后，陈元光紧接着采取的就是“王道”。

陈元光的“王道”第一步就是奏请增设漳州府。用朝廷赋予的行政权力，借用朝廷即有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落实到漳州各地，通过先进文化的传播，逐步使漳州从一个蛮荒之地，变成海滨邹鲁，富庶之域。有关陈元光奏建漳州，落实地方行政，包括设四方行台，保境安民等措施，不是本文重点，在此就不再赘述，有兴趣的可以查阅相关资料，相关资料很多。

“王道”第二步就是，推广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让仍然处于刀耕火种的畲民尝到了先进文化带给他们的方便和愉悦。心悦则诚服。

再进一步就是“通婚”，陈元光鼓励随他南下的将帅士卒与“蛮獠”畲民通婚，结成姻亲，营造“一家亲”氛围，姻亲是民族融合，族群和谐的重要手段，历史上，各种和亲事件，已经证明了其价值和效果。但是，汉畲通婚并不那么容易，受到不同的文化惯性的影响，汉畲通婚之后，家庭矛盾和冲突却成为家族矛盾的起因，时至今日，漳州的百姓人家，老婆称老公为“老乌龟”、“短命的”，其中就包含着汉畲通婚遗留下来的“特色”家庭文化现象。

陈元光治漳，除了武斗、情战外，还有“文攻”，陈元光重视教育，教育是教民之本，也是化民之利器。“民心”各异，本是自然现象，但是社会治理、地方建设，如果民心不齐，必然出现社会矛盾和冲突，心不齐，则力不聚，力不聚则事不成。陈元光善于利用教育来感化和教化百姓，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做法。后来，陈元光的儿子陈珦继承陈元光兴学重教思想，在708年漳州创建“淞州书院”，成为八闽第一书院，也是中国最早的书院。

2．闽南的认同

“闽南”，即福建南部，现在的闽南，狭义上指的是“厦漳泉”。

“闽南”一词，最早出来在陈元光去世（657-711年）108年后公元819年（唐元和十四年），这一年，唐大文豪韩愈因谏佛骨被贬谪到潮州，时间在819年正月到10月。韩愈在其《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监胡良公墓神道碑》，在这道碑文中有“闽南”一词。在这篇文章中，“闽南”显然指的就是以漳州为主的包括今之“厦漳泉”地区在内的福建南部具有相同文化品味的特定文化区域。

“闽南”为什么在陈元光（家族）开漳后108年才出现在唐人的文字记录中？我们无从考证，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闽南”区域名词的出现，绝非偶然！而且显然与陈元光一族开发漳州、经营漳州有关。陈元光一族自669年陈元光父亲陈政率兵入闽平乱至819年陈元光玄孙陈谟卒于任上，先 后六代人管理和治理漳州，时间跨度长达150年。在这150年，正是“闽南”区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关键阶段。

唐五代之后，“闽南”一词在文人记述中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我们在（南宋）华岳的《矮斋杂咏二十首·小春》诗中，找到这么一首：“闽南十月已春回，无限风光暗裹催。桃李海棠俱斗艳，谁云梅是百花魁。”此处的“闽南”做为一个特定的区域名词，被习惯地使用，并成为一处既有地方“季节”特色，又有地方“风光”特点，还地方“花草树木”的文化区域。

很难说，如果此时的“闽南”没有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同、相似或一体的文化、社会和风俗背景，人们不可能用统一的“闽南”概括。差异极大的“闽南”，不可能被称这“闽南”，只可能分开表达，比如泉州、漳州等。诚然，就上引华岳的这首诗而言，诗中描写的是自然风光，自然景物，似无社会、人文内容，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论证，此时“闽南”区域名称中包含着的“闽南”区域社会、人文的整体性存在的事实。

为什么“闽南”在唐陈元光（家族）开漳150后出现？究其原因，就是陈元光（家族）开漳。众所周知，在陈元光（家族）开漳治漳之前，乃到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在现在的“闽南”区域，还没有一个统一强有力的“闽南”区域政权，有的只有“岭南”，能称之为是“闽南区域”的只有“泉潮间”这一词，这是陈元光（家族）开漳时的此地代称，而此时此区仍属于“蛮荒”之地。前后，相比，我们就能知道，这期间在此区域的发展与变化。而且也能看到陈元光（家族）开漳的强大作用力和巨大的影响力。

关于“闽南”福师大林国平教授的“闽南小考”有详细的论证。林教授指出就在陈元光去世那一年，711年，唐朝廷才在福建设立闽州都督府，22年后733年设福建经略使，领辖除福州、建州之外，还有“泉、漳、潮”三州。

注意，这里为什么潮州划归福建管辖，原因就是陈元光（家族）开漳、治漳，并多次应邀入潮平乱，漳潮关系十分密切。漳潮的密月期长达38年，直到771年才潮州划归岭南，潮州才能福建分立出去。此时漳州仍在陈元光家族控制之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汀州，777年（唐大历十二年），由于龙岩县与汀州没有水路相通，而北溪与漳州却有“从郡往来所便”，于是龙岩县改隶漳州。从西晋起与汀州属同一行政区近500年的龙岩，逐步融入闽南民系，闽南文化圈，从此闽西便由汀、漳二州分治。这里地理因素的影响，同时也有陈元光家族统治的“外溢”作用和影响等原因。

中央对福建的政治控制比较滞后,直到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立闽州都督府,才有了正式省级建制机构。开元十三年(725年),改名为福州都督府。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设福建经略使,领福、建、泉、漳和潮州。显然,当时福建的辖区尚未定型,还包括岭南的潮州。直到大历六年(771年),朝廷将潮州划归岭南道,福建辖有福、建、泉、漳、汀州,辖区才基本确定下来。因此,在唐代中期之前,多称福建为“闽中”,并没有对福建进行更加细致的区域划分,也就说当时还没有出现诸如“闽南”、“闽北”、“闽东”、“闽西”的说法。

“闽南”在北宋时期，仍然不发达，在北宋的官吏眼中仍然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在此的闽南百姓仍然受到“鄙夷”，但是此时的“闽南”文化已经启动，人文开始发迹，由陈元光传来的中原“文明”在这里植根并已经开始势不可挡的向前发展，虽然时至北宋，官吏仍看不起“闽南”，但“闽南”人却已经开启了自身文化的“开拓”旅程，“进取”性格出发了、“爱拼”精神确立了，阻止发展洪流的大坝已经掘开，大势所趋，民心所向，非一般官吏不齿所能阻挡。

北宋.程俱《黎确龙图阁待制知漳州》：

勅七闽、南粤之交有漳浦焉，其地俭陿，故其民窭以啬，其为郡僻左，故吏至则鄙夷其人，是以泽不下宣，而民益困，非里社不逺，因俗制宜，鲜克称治，具官辍自侍从则吾信臣。

“闽南”文化，正是在被“小看”，被“鄙视”，被“陿”“困”中挣扎出来的。这种挣扎，应该说源自于陈元光（家族）开漳传承下来的对“中原”血统和对“儒家”正统的坚守和坚持。一直被边缘化的“闽南”，“闽南人”，不服输，不认输，不服“蛮”，不认“蛮”，咬定青山不放松，咬定“中华正统文化”不放松，坚持保持“中原”本色和儒家正派，几百是上千年如一日，这才有了“闽南”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我们很难想像，如果“闽南”人，不坚持，不努力，不追求先进文化，不坚持进步，不寻找改变，不敬畏中华文明，不遵从儒家正统，此时的“闽南”会不会仍然是“蛮荒”之地，或为“域外”之区，一如今之“越南”，成了“外化”之域，华之外邦，最多可能也只是中华“附属”。历史不能想像，但设想之后，“细思极恐”!

在南宋人陈起编撰的《江湖后集24卷》卷十八中，收录了南宋敖陶孙写的一首词《龚立道家藏虢月石屏》：“必藏三千年，掘狱无张雷。君先世闽南，家枕凤咮堆。”词标题中的“龚立道”，现在能找资料并不多，但在南宋时期，也不知为什么？许多诗人都纷纷为他写诗。南宋陆游也有一首《寄题龚立道昆山栖闲堂》诗，其中有“欲求旷快舒眼力，梦中去作栖闲客。”之句，说的是陆游梦中去作龚立道的坐上客！龚立道不知有多富足，多高雅，多有品味！其“栖闲堂”也不知有多丰富的文化收藏，竟惹得大诗人陆游如此日思夜梦。龚立道的辉煌和影响，有一根就在“闽南”。

诗人敖陶孙是福建人，在他的诗中有“君先世闽南，家枕凤咮堆”，就诗而论，诗中非常明确地指出：龚立道的“先世”在闽南，是地地道道的“闽南人”！他们世居“闽南”，而且家境殷实，生活宝足，富而后收藏，龚氏家族的金石收藏极丰富，所藏的价值连城的“凤咮”砚石，竟“堆”积成山，而且可以随便拿来当枕头。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到南宋时期，“闽南”一带已非“蛮獠”落后之地，而俨然已成为一个在经济与文化不亚于江南的富庶之区。

“闽南”文化的发展的繁荣，自然有两宋经济重点南移的影响，由于北方受到金辽的攻击，北方经济文化受到严重的打击，而相对安定的南方，特别是自陈政669年入闽开漳至韩愈819年入潮，150年，再由此至龚立道“先世闽南”，暂取1199年为界又过了380年，经过五代、北宋和南宋的过化，530年后的“闽南”社会安定、民风淳朴，社会安定，文化繁荣，已成为“海滨邹鲁”，“八闽富庶”之区了！

“闽南”的繁荣，绝非全是陈元光之功，但陈元光的开漳和治漳之功确实是开启了“闽南”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一体化的进程，是点动闽南区域文化火种的引火人，是拧动闽南区文化活水源头的开启者。

陈元光（家族）开漳的其中一大作用就是，第一次打通了福建通往广东，即闽南与岭南全方位交流的通道，犹如人的任督二脉打通了一样，从此，北国与南国可以畅通无阻了，通畅之后，南国的经济从此也活跃起来！“闽南”也就在此时成为一方之文化，生聚蓄养，逐渐形成具有闽南特色的区域文化和区域社会。

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元光不仅仅只是开漳，他还是开闽南文化的开创者，奠闽南文化的奠基人。

3．陈元光的闽南话

闽南文化的最闽南特色就是“闽南话”。语言的传播和继承一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闽南话语区的，就是闽南文化特定的区域，闽南话传到哪里，闽南文化就传播到那里，并在那里生根发芽，生聚发展。

语言的传播一般的途径就是移民，人是语音的载体，乡音随人的迁移而传播。闽南话在闽南的存在和传播，关键人物就是陈元光。

在如今的闽南区域，自然有早期生活在此的土著，就是闽越族人，但是这些人在汉代时，被汉武帝迁到江淮一带。“武帝以其阻悍，数反覆...迁其民江淮间，遂虚其地，反復立冶县。”两汉之后，魏晋南北朝，“永嘉板荡乃有衣冠而南。”“晋永嘉二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

这是汉人第一次大规模的入闽，晋江之名，就是源于此次南下汉人的移住。第二次汉入闽就是唐初的陈元光家族，第三次是唐末的三王入闽。

东晋永嘉（307—311年）入闽的汉人居住在晋江一带，到唐总章二年（669年），经过近358年的生聚繁衍，至唐开元年间(713至741年),据乾隆版《泉州府志》卷之十八记载:“泉州开元中户三万七千五十四。”按天宝年间一户6.73人计算,约合240950人左右。当时泉州府领晋江、南安、莆田、清源(仙游)、龙溪五县,晋、南、莆并为上县。

虽说人口不到25万，还包括进入“龙溪”的汉人。而且这一人口数量，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以足以表明，唐初的泉州汉人已经构成了一股强大的南下漳州的趋势，这也是南下汉人与北上畲民在漳州遭遇并产生激烈冲突的主要原因。

人口是语音传播和保存的最基本载体，此时泉潮间的25万汉人操和现在泉州人所说的闽南话应有关联，或可说是差不多，据相关语言学家研究证明，泉州话还保留了某些晋朝时期中原的语音。显然，我们很难证明，在陈元光家族南下开漳之前的近400年里，在泉潮间开发繁衍的“中原衣冠”，讲的是否完全是晋朝中原官话，但，至少，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此时在泉潮间流行的语音，一定和现在的泉州闽南话密切相关，密不可分。

随着唐初陈元光家族举族南迁，南下泉潮平乱，并驻守闽南，开漳、建漳，守漳达150年之久，以河南光州为主体的中原语音便在闽南的漳州地界占据主导地位，并产生闽南语音的重要的一支，存留至今。由陈元光带来的“唐初中原官话”漳州话，其影响之深，作用之大，可以从200年后的王审知三兄开闽对闽南话的影响中得到印证。

众所周知，唐末三王入闽，也曾攻汀州、陷漳州、占据泉州并以泉州此为据点进军福州，最后在福州立国，成唐之后的五代十国之一。三王在福建的影响，比陈元光家族范围更大，对泉州的影响也很明显。但是，同样来自“中原光州”的三王，在占据泉州，再入福州立国之后，从898年起家到945年闽国被南唐灭掉，前后不到50年，在这50年期间，来自中原光州固始县的“三王”有没有带来“中原古音”？有没有对“闽南话”产生影响？有没有福州留下“固始”话？虽然这都需要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论证，但是，就现实历史而言，至少“福州话”和“闽南话”，虽然有一些词句相似，但仍然是两种不同语音，不同的方言。

“三王”在闽的五十年的统治，就语音而言，几乎没有影响，或可称之为还没产生作用。究其原因：

一是，“三王”在闽，施行的是“仁政”，“休养生息”，尊重民意，不行暴政，对既存的语音，不可能强推改变，也没这个必要。

其次，“三王”治“闽”时间并不长，他们占“闽”为王后，对原有的“闽”域，仅做简单的管辖和管理，为了立国，不仅不会严推他法，反而会顺应民意，与民休息，让人自由生息，因此，影响不及语言。

其三，“三王”在执政过程中，广纳人才，兼容并收，各地人才，纷纷入闽，短短几十年间，使“闽”国成“海滨邹鲁”。而这一成果，是基于包容基础上取得的。

相比200年前的陈元光家族，他所治理范围少于“三王”，治理的时间多“三王”三倍。所治区域，特别是漳州，又属未开发之区，是处女地，一张白纸好写字，一片荒地好耕耘。基于此，陈元光家族带来的中原文化，包括中原语音，便容易在其治域内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更重要的是原来的北上的畲族在人数和数量上都少于随陈元光南下的汉族，而且在文化、社会、社会及政治实力上都弱弱，弱势无语言，以中原古音，唐朝官话替代或占据主导，而在地方普及和普遍认可是自然、必然也是可然的。再者，陈元光家族治漳时间较长，影响长达150年，这么长的时间，足以影响一域文化，足以构建具有统治者特色的一域文化。这也是“闽南话（或语或音）”、“闽南文化”得以形成的时间保证。

以上是就是陈元光带来的中原古音，光州古语，唐朝官话之“闽南话”或至少是“闽南语之漳州话”的成因及其影响。

陈元光是奠定“闽南话”存在和传播的关键人物，是闽南话的奠基者。研究闽南话，不可不研究陈元光的开漳这段历史及其带来的具有“中原古音”的“闽南话”。“闽南话”是解开陈元光历史，理解闽南文化的关键。

三、厦门的开发与厦门文化

1．“开厦第一人”的陈元光

陈元光是开厦第一人。这一论断，源自于近年来的泉州的考古发现，源自于一块无可置疑的“古碑刻”和一首真实不假的陈元光“诗”作。

泉州的这块墓碑，早在1973年就在泉州石井发现，是“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碑文明确厦门当时被称为“新城”：“室人其先颍川人也。汉丞相平之俊,高祖福州长乐县令,秩满,家于福唐,亦长乐之邻邑也。曾祖僖,爱仁好义,博施虚襟,俊义归之,鳞萃辐辏,故斗有敢死之士,遂为闽之豪族。时闽侯有问鼎之意,欲引爲谋,乃刳舟剡楫,罄家浮海,宵遁于清源之南界,海之中洲,曰新城,即今嘉禾里是也,屹然云岫,四向沧波,非利涉之舟,人所罕到。于是度地形势,察物优宣,曰可以永世避时,贻厥孙谋。垦原为园,郡给券焉,家丰业厚,又为清源之最。”

据此，史学界推算厦门岛大约在唐天宝末年（755年）前后就有一个名字叫“新城”，而最迟在唐大中十一年（857年），即102年后改称“嘉禾里”。

这块墓碑的发现，彻底颠覆了清道光年间周凯主纂的《厦门志》所谓厦门岛“宋名嘉禾里，以产嘉禾得名”，以及“宋太平兴国时（公元976-984年）产嘉禾，一茎数穗，故名”的说法！一下子把厦门有字可查的历史提前了221年。

厦门为什么被叫着“新城”，而“新城”又是什么？“城”，按我们现在的用法，就是“城市”，或把“城”与“镇”合在一起叫“城镇”。可是，在唐朝，“城镇”，完全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城镇”，而是戍边驻兵的军事单位，有点象现在的“边防军”之类。李启宇称之为“戍边驻兵处”。

“夫所谓方镇者，节度使之兵也。其原皆起于边将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曰道。故通天下十二道，为军八十，为守捉六十有七，为城三十有八，为镇三十有九。自武徳至天宝以前，守之不易，其军、城、镇、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将一人，曰大总管，已而更曰大都督。在太宗时，行军征讨曰大总管，在本道曰大都督，自髙宗永徽以后至景云初，而节度使之名兴矣。”

陈元光此时设厦门设的“新城”，如果按“兵制”论，肯定不在全国的38城之内，人数和规模，也不可能和全唐等同，但是“军事”制度和守边的价值却是一样的。这就有点象现在的市级市和县级市和省级市都叫“市”，但层级、级别、等级、面积、人口都不一样的情况是一样的。如照国家级例套用，这“城”，肯定是不对的。

“城”的这种“军事”意义，让我们理解厦门“新城”的真实含义，让我们看清了厦门“新城”，绝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新城区之类，而只是一处新的兵站、新的兵营。而现代意义上的厦门“城”，则是明朝时周德兴建造的，距今只有600多年了。很显然，即便到明朝，周德兴建的厦门“城”，也仍然没有脱离军事用途，仍然未失为“军事”驻防之“城”之义。

厦门“新城”之名，正好和陈元光写诗的时间同时。陈元光的写《漳州新城秋宴》一诗的时间大约在唐垂拱四年至唐景云二年间（688年—711年）。两者相较，我们有理由推定，厦门“新城”，就是陈元光诗中所描述的“新城”。

附：陈元光《漳州新城秋宴》

地险行台壮，天清景幕新。鸿飞青嶂杳，鹭点碧波真。风肃天如水，霜高月散银。婵娟争泼眼，廉洁正成邻。东涌沧溟玉，西呈翠巘珍。画船拖素练，朱榭映红云。琥珀杯方酌，鲛绡席未尘。秦箫吹引凤，邹律奏生春。缥缈纤歌遏，婆娑妙舞神。会知冥漠处，百怪恼精魂。

问题是一般的“城”，都只叫“城”，为何厦门独称“新城”呢？李启宇的解释是：陈元光在“奏立行台于四境”同时设36镇于各地时，其他各军事的“城”“镇”据点大都设在大陆上，唯独厦门“城”是建在“海岛”，这是一个全新的军事驻点，与众不同，与旧不同，因此喜而称之为“新”。

李启宇经过反复论证和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

(1) 陈元光最早发现古厦门岛在军事方面的重要地位——海上进入漳、泉平原的跳板、桥头堡，不可轻易放弃，最早在岛上驻兵，为古厦门岛的开发提供了安全保障。

(2) 最早为古厦门岛命名:将古厦门岛命名为新城者，不是陈元光就是其部将，从陈元光为新城赋诗来看，新城之名出自陈元光可能性较大。

(3) 《漳州新城秋宴》为厦门最早的文学作品，记载了古厦门岛最早的一次文艺演出、最早的一次大型宴会。文化的一事之始由驰骋沙场的将军所为，使得厦门文化一开始就显现出非同一般的格调。

综上所述，陈元光是“开厦第一人”并非毫无根据的臆想，而是真实存在的事实。

除此之外，被认定是借杨文广之名写陈元光（家族）开漳的章回小说《杨文广平闽十八洞》一书中，其中就有两“洞”在厦门岛内。

小说中涉及的城池有越州城、吴州城,位于上杭――永定界和归化县,属闽西地区;属闽北地区的有位于浦城县的碧水洞,建阳县的天山洞,南平的天魔洞;属莆田市的有壶公山的青草洞,百文山的清峰洞、水晶洞,仙游的镇山洞;此外,福清蜈蚣山的蜈蚣洞,三明地区的大田红砂洞等。其余均属闽南地区,其中属泉州市的有南安外沙的寿仙洞,安溪的铁松洞;属厦门的有天吴洞、鹭江洞;属漳州的有漳仙洞,平和的飞龙洞,龙海市镇海的蝶仔洞和海澄的蜜婆洞,漳浦娘仔寨的飞鹅洞。小说中的厦门天吴洞、鹭江洞，很显然，表明陈元光经略过厦门，在厦门有所行动，因此在厦门设军事据点，设兵“城”以守卫是很正常的。

2．“漳泉杂处”的厦门

“厦门漳泉杂处，士子多秀异者。”

厦门自古就是漳泉交聚之地，漳泉百姓在厦门和平共处，融聚成厦门独有的兼有漳泉两地民风民俗、兼顾两地语音、语句的大闽南文化样貌。

厦门这种漳泉兼具的特点，“融聚”出厦门的独有的文化品味，使厦门成了漳泉联系的纽带和连接的桥梁，锻造出最全闽南文化，能兼顾漳泉的完整的闽南文化样貌。

按厦门岛的历史，自唐陈元光“开厦”开始，厦门就具有“泉潮”间“大闽南”特色，这是由厦门的特定地理位置决定的。陈元光（家族）开漳，本由北向南，即由泉州地入漳州地平乱开漳。

陈元光入漳居稳之后，便在厦门设“新城”以御泉漳，此时的厦门，就已经具备的兼顾漳泉的功能，守备，防护，协调和联络，都可从“新城”之名中得到印证。之后的泉州“碑记”的记录，更透露出唐初泉州人在厦门开发上的真实存在。

当然，唐中后期的南陈入厦和北薛进岛，漳泉人“逐鹭”厦门，已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事实，直至今日仍然能从姓氏家谱中得到印证。

南陈北薛，正好体现了漳人在南，泉人在北的地理现实。漳泉两具有相近语言，能够轻易沟通的两地百姓，在接触和交流中融合出一个全包容的、全方位、大闽南区域的闽南文化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厦门文化兼有漳泉两地文化而独成一方“完整”闽南文化。

厦门岛的开发，离不开漳泉两地人。明清之后，漳泉人在此竞相开拓更是史志不绝，明朝时间，漳州凭着九江水道，自然而然进入厦门开拓，特别是漳州月港的兴起，对厦门岛的经济辐射，就从“厦门”之名就可略见一斑，所谓“厦门”是漳州“海门”之下。厦门与漳州，一在九龙江之头，一在九龙江之尾，唇齿相依，相互倚重，互为犄角，关系密切。

明清之际，随着造船技术的提升和远航能力的增强，海上贸易、海外贸易也随之盛行。由于海上贸易未得官府认可，属私人经营，且多有武装保护，因此多被定为“海盗”，后又有日本浪人参与，故又有“倭寇”之称。这些都是私人海商。

福建的海上贸易，自宋起就已开始，据明.弘治《八闽通志》卷36记载：南宋绍兴年间有个叫“方庭实”的书生被任命为福建提刑官，“时海盗窃发”，为打击“海盗”，方采取“以盗御盗之法，遂相次遁去。”

宋元时期，泉州“刺桐港”，明清时期漳州“月港”，这些都因经营海上、海外贸易的而著称的。

到明末郑成功时期，一样的私人海商，郑成功居厦门而东征，收复台湾；施琅也在厦门备战，后从东山岛东进，统一台湾，力保台湾，并在厦门经营，之后的台厦兵备道时间长达43年，把厦门和台湾紧密的联结在一起。厦门和台湾的密切关系，被台湾爱国史学家连横称之“如鸟之两翼”，“台即厦，厦即台”。

清统一台湾后，厦门成了漳泉人进入台湾的通道，从厦门出发，东入台湾，或当兵入台守卫，或为官，或偷渡，厦门是漳泉百姓入台的官方唯一的出入点。此时，厦门因为其独特的历史和地理位置，再一次成为闽南文化的整合者，在开发台湾进程中，发挥了厦门独有历史作用。

到清末，厦门被迫成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开始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是近代漳泉人出洋谋生、移民海外的重要出口。

解放后，厦门是对台海防前线，也是对台宣传的窗口，两岸大喇叭，一来一去的，“交流”仍在，声声不断，播播不绝；改革开放后，成为特区的厦门还是对台交流的重要窗口，对台交流的主要阵地。

台漳泉两岸百姓，经由厦门口岸游走于海峡两岸。闽南，闽南话，闽南人的代表，仍然是厦门，最全面，最有代表性，最兼容。

闽南文化从厦门流向全世界，扩展到各个国家和地区。

3．“雄视漳泉”的同安

“同安介于漳泉，负山襟海，盗贼常薮其间，以伺进退。”

同安和属于同安的厦门一样，介于漳泉之间，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同样是漳泉两地交流的中间地带，起到了媒介漳泉的作用，是两地交流的纽带。

“漳泉两州，分地太平。”这道出漳泉地域之别，而地处两州之交的同安、厦门则因之而能“雄视漳泉”，兼两州而容之，合两府而化之。

开元中，漳泉地界未平，讼于台省，数年有州官䖍祷于神，俄而迅雷甚雨，崖壁裂，为一迳，去地丈余。有古篆六行二十四字，字皆广数尺。贞元初，有李恊者辩曰：“漳泉两州，分地大平，永安龙溪，山髙气清，千年不惑，万古作程。”盖永安、龙溪乃两州首乡名也，今长㤗有石铭里。（上二事出本志）

大屿盘礴，近帖内地，藴之以篔簹，辅之以鼓浪，高居堂奥，雄视漳泉，中左之镇城也。

闽南地方，在唐陈元光（家族）开漳之前，官府控制粗放简约，放任不治，所以到唐初仍以“泉潮间”名之。陈元光（家族）开漳之后，由于“泉潮”间分割出一个“漳州”地方，新建漳州之后，正因为其“新”，而使漳州成为“泉潮间”最活跃区域，新开发，所以百事待举，百业待兴，而漳州借助于陈元光从中原搬来的先进文化，很快构建出一方特有的先进的区域文化样式，并与原来的泉州形成差异。又由于陈元光家族长时间的管理，使漳州，成为激发闽南文化、点亮闽南文化的起因。

形成漳泉行政区域区隔之后，同属于的闽南，又分而为二的两州，就在大厦门（同安）地界交汇、交流、交往和融合。

入宋之后，朱熹（1130年10月18日—1200年4月23日）过化同安，同时也过化了漳州，在漳州培养了一大批的理学后学，为闽南文化注入了传统和文化，打开了新的文化活跃历史。

南宋，同安文化鼎盛，最主要的代表就是早朱熹一百年出生的苏颂（1020年12月10日－1101年6月18日）。而漳州则有朱熹晚年的得意门生陈淳(1159年～1223年)为代表。

同安在漳泉两地文化的交融还体现在民俗信仰上，如今的丙州陈氏奉陈元光为祖，每年盛大举办祭拜陈元光的盛典，相关活动，不亚于漳州或漳州的云霄和漳浦。丙州的祭陈大典，正是漳泉在同安交流、交汇、融集、合作、开发的结果。

在如今的集美杏林西亭，还保留着一座名叫“朝旭宫”的宫庙，据庙碑介绍，此宫始建于明朝，清代重建，主祀“辅顺将军”，即陈元光的部将马仁将军。村民多是陈姓，但为什么不拜陈元光，却反而崇拜马仁，其中曲折因果缘由，至今仍没有一个能令人信服的合理的解释。尽管如此，此宫之存续，当与漳州移民有关，是漳泉在大厦门（同安）交流的结果。

辅顺将军马仁，又被称为“马公”，习医，传说是陈元光的医官，平时经常出门义诊，救民于病痛之中。唐景云二年（710年）十一月五日，马仁随陈元光出征迎战蛮獠蓝奉高，在战斗中，被蓝奉高削去头颅，人却仍稳坐于马上，横刀御敌，被奉为“马王公”。杏林西亭“朝旭宫”的马仁崇拜，如果要找原因，应该与马仁守护陈元光有关，马仁是护陈大将，陈氏把马仁当成保护神崇拜是很正常的。此外，马仁又是“医官”，能治病救人，在唐初大厦门（同安）未开发区域，生存的关键就是健康和安全，此时，立马仁为神，供马仁以求护佑，保平安健康，实属百姓最大的需要，而能满足这种需要就是马仁，马仁比陈氏先祖陈元光更能护佑陈氏宗亲，当然，陈元光是陈氏先祖，祖宗神灵，自然也不会放任陈氏受难而不救，也不会因不供入神庙而不佑。朝旭宫主神是马仁，想必当年，被辅助的陈元光也当供于庙中。

厦门是古同安嘉禾里（四都）同安的21—24都。现在属于龙海的白礁是同安的20都，此外，长泰也曾是同安的“武德里”。由于厦门隶属于同安，所以同安百姓纷纷入居厦门谋生，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厦门的开发，来厦门的同安人更多，而崇拜陈元光同安陈氏宗亲在移居厦门的同时，也把陈元光的信仰也带到厦门。

座落在厦门洪本部古街158号的昭惠宫就是源自于同安丙州的陈氏在厦门的宗祠，大约在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丙州陈姓族人陆续搬到这里，遂成为“丙州陈”的聚居地。

据说昭惠宫前身供奉的是“广泽尊王”，即郭忠福，五代后晋人，生于安溪，坐化于南安，神通广大，有求必应，庙很小，乾隆年间，丙州陈分丙州昭应宫香火至此，又祭祀开漳圣王陈元光，供奉陈元光的一般都称之为“威惠庙”，因此，更名为昭惠宫。此宫也曾是清末名将同安陈化成道光十年（1830年)任福建水师提督，驻守厦门时的主要的办公场，经常出入昭惠宫，陈化成还曾俸修缮昭惠宫。1842年陈化成在上海吴淞抗英牺牲后，其神主牌位被族人安放在此宫，供后人凭吊。在陈元光、陈化成诞辰之日，昭惠宫都会举办祭典，纪念这两位陈氏先贤。

同安有很深的漳州渊源，而随着同安人移居厦门，开漳圣王的信仰也随之传入厦门并在厦门生根和传播。

同安陈氏信陈元光，在厦门还一个很突出的事例，就是在现在和平码头后山上，现在还保存着武西殿土地公庙和同文观音堂遗址，而就是这里，一个祖籍同安的陈女士，就在这里供奉着一尊软身（即四肢能活动）的开漳圣王神像，据陈妇女士说，这尊神像究竟怎么来到这里的，她没办法说清楚，但她很明确地说，这尊神像是陈元光将军，是陈圣王，是开漳圣王。得到这尊神像也是缘份。据陈女士模糊的介绍，此尊神像应该是由某信徒从漳州、同安转运至此供奉的。按民间的说法，这是开漳圣王神自己想来这里安放。

我们且不论这些传说有多少编造的成份，就供奉和认同陈元光的这一事实，我们就能感受到，来自漳州、来自同安的对陈元光的神圣且不愿改变的信仰和崇拜。

由陈元光家族过化的漳州人，所到之处大都会带来陈元光神像，把陈元光当做保护神。从文化心理上分析，就是借神以安居乐业，借神以稳定民心，借神以护佑一方，借神以占据一方水土并在此繁衍壮大。相关的“借神”安居的事例，在旧时代里，在封建时代，是比比皆是，司空见惯。

在厦门岛的中间吕厝地方思明区玉亭里有一处原名“王公宫”现更名为“崇仙宫”的宫庙。这里的“王公”信仰，村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供奉的什么神，只知道主祀的神叫“王公”，还有“王公夫人”，而据老者介绍，他们认为，这个“王公”是来自同安北辰山的“开闽三王”，这是村民自己随意的认定，也没有根据。在找到确切的“王公”是谁的前提下，他们暂时认定就是同属于一个区域的“同安北辰山”开闽三王，村民的认识很简单，就是“开闽三王”有“王”字，也姓王，所以这个“王公”，一定是就是“开闽三王”。

村民这种对神认定的随意性，在中国农村也是相当普遍的。村民认同神源自于同安，这也说明村民具有天然的“行政区域”认同，地方认同，朴素的地方主义思想。

经过我们认真了解，我们才发现，崇仙宫原名叫王公宫，“王公”是一个从漳州龙海请移居到吕厝的王姓祖先从漳州带来的，到开基王姓，娶吕氏为妻，吕氏的兄弟也随王氏来厦门谋生，也都是龙海人，据说近年来龙海人还来厦门祭祀他们的王氏宗亲，龙海的吕氏后人也来过，这种联系并未中断。

王氏建“王公宫”时，王氏这些是旺族，后来王氏家丁减少，而随王而来的吕氏却在此子孙满堂，后来连地方的名字都被定名“吕厝”，吕氏势力变大，而王氏则几乎消失了，此时“王公宫”之名，似有名不符实之嫌。因此，“王公宫”更名为“崇仙宫”，庙内同样供奉“王公”，还有“王公夫人”。

从“王公宫”更名的传说是，我们似乎看到“王公宫”所供奉的神，也可能是王家的祖神，否则为何王氏式微后，便放弃“王公”之名？当然，我们也可从另一角度分析，后来的“崇仙宫”里供奉了各村落的众多神灵。据庙主老人介绍，现在宫里的神灵，都是附近各村落搬进来的神灵，各种神都有。就这个说法，更名“崇仙宫”也就能自圆其说，有理有据了。

据吕厝由龙海移民而来的事实，再根据“王公”在漳州有“陈元光”和“谢安”两种不同说法，我们要确定哪一个“王公”？实找不到确凿的证据。首先谢安是陈元光家族从中原带来的，当然早于陈元光在漳州盛行，且随着漳州人外移而传流各地。那么吕厝的这个“王公宫”中的“王公”，虽不能完全定论，但肯定可以确定，这个“王公”不可能是“开闽三王”。那是陈元光吗？我们至今没有非常确切的论据，只能说，暂时可以确定是“漳州王公信仰”在厦门的延续和传播。尽管“王公”不一定是陈元光，但是与陈元光的关系却一样的密切。同样体现了厦门与漳州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和相互作用。

在中山公园旁边的“圆海宫”（美仁后社袁厝）据说原来也叫“王公宫”，400年前，漳州发大水，陈政和陈元光的两尊神像被冲到筼筜湖，住在袁厝的袁氏小伙，身强力壮，想捞，怎么也捞不上来，只等到姓陈的来捞，才被捞上来，村民问神，得到二位圣神想借居“王公宫”，于是此宫更名为“圆惠宫”供奉陈政（大公祖）、陈元光（二公祖），同时也供奉王公和妈祖。这里“王公宫”具体指的是哪一位“王公”，现已无据可查。按照这种传说，这里的“王公”一定不是陈元光，而应该是“谢安”，或许仅仅是这个村庄的保护神而已。

管理“圆海宫”的陈氏宗亲也认自己是迁自同安丙州，属于丙州陈的后裔。厦门岛内的同安陈氏几乎都认同丙州，包括属于北薛的“薛岭”陈氏。当然，厦门岛内的陈氏，多属漳州南山太傅派，在崇拜陈元光信仰上，并不拒绝，以本家同姓的朴素的宗族亲缘文化思想，在传播陈元光、认同漳州上不分彼此，共同推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厦门的陈氏都来源漳州，与漳州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属漳州姓氏衍派，是漳州姓氏在厦门发展的结果。

闽南文化萌芽于东晋，伊始于晋江（泉州），但闽南文化真正的显现和粉墨登场，则应归功于近四百年后的陈元光（家族）开漳。“开漳”，一石激起千层浪，闽南文化从此登上历史舞台。陈元光（家族）开漳，厦门和大厦门（同安）也都没有缺席。

陈元光是“开厦第一人”。陈元光（家族）开漳，由河南光州南下，经江西进入闽，经莆田、过同安，在今之洪塘“南镇”，汀溪之“五峰”，入漳州长泰，平乱开漳。

宋元之后，大厦门（同安）以苏颂为代表，又经朱熹过化，介于漳泉之间的大厦门（同安）文化，赶上了漳泉中心。同时以其交通漳泉的角色，在融合、整合和构建大闽南文化中起到了粘合作用。

4．“漳泉共习”的厦门

“厦为通商口岸，五方杂处所有礼俗各随其原籍习惯，无一定标准，惟相聚既久，互相溶化成一种共同习惯。”

从“开厦第一人”陈元光，到“厦门岛”开发历史中的漳泉因素，再从大厦门“同安”史中的漳州要素，我们已经能从中看到厦门文化中的漳泉因素，融合基因和融通结果。

从语言上，厦门话介于漳泉之间，但由于厦门长期由泉州管辖，在语音、语调上更偏向于泉州，这一点，不可否认。但厦门话，漳泉两方的百姓都更容易理解，是处于漳泉之间的中间语音，俗称“漳泉滥”，是漳泉百姓都能理解和掌握的具有漳泉共通的闽南语言。

在习俗上，厦门更倾向于漳州，许多信仰都被认定为与漳州有关。这种信仰上的源流认同，与厦漳地理位置相近，语言相通，习俗相同，生活习惯相近等因素息息相关的。地理条件在一定程度决定了习俗、文化、语言等上的密切关联。

现在曾厝垵海边的“圣妈宫”的出现，就与从漳州九龙江顺流而下的无主尸体有关。传说中，每次漳州发生“水灾”，遇难的尸体就会沿江而下，进入鹭江，冲入大海，而进入大海的尸体随大海的潮汐和海洋回流而冲到曾厝垵海滩上。传说中的，漳州史上曾有曾有一次较大的水灾，尸体铺满曾厝垵海滩。据说，这些无主尸体，后来被一个鬼母，也就是后被尊称这“圣妈”的神灵收葬于海滩附近，收纳亡灵，后被尊崇“圣妈”。为感念“圣妈”收留受难“无主亡灵”，免民于瘟疫，救民于危难，村民们便在海边建造“圣妈宫”崇拜圣妈宫，后来的“圣妈宫”，又成了渔民出海的保护神，受到岛内外百姓的崇祀。每年旧历八月初一开始，信众就在宫前戏台上请戏班演戏，每天一场到两场，经常一直演到旧历的九月中旬。在此演戏的，大多请漳泉戏班，漳州的芗剧、泉州的高甲戏，还有厦门本的歌仔戏都被请来演戏。此一个半月酬神演戏，圣妈看过瘾了，附近的百姓也得到了一场又一场的闽南戏剧大餐。小小的戏剧舞台，一样兼顾漳泉两地，漳泉戏剧文化在此交融、交汇、交集。这里的厦门又扮演了漳泉文化交流的中介角色。

综观厦门文化演变的历史，他在闽南文化中的独特地位，一言以蔽之：厦门是融集漳泉文化、兼具漳泉文化内容的具有代表性的、具有中坚地位的闽南文化种类。

四、陈元光与厦门文化

1．陈元光在厦门的隐形作用

陈元光在厦门文化中的影响，时到今日，现实的影响和作用并没有太多的表现，仍然隐藏在社会的底层。

但是陈元光在厦门文化的起点以及后来的开发和发展中，却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厦门地处漳泉之间，漳州人来厦门谋生者早已有之，陈元光做为漳州人的文化基因，漳州人的信仰基础，随着漳州人的迁移而传播到各地，也包括厦门。

在厦门，吴真人文化、土地公文化、城隍文化、海洋文化，当然包容佛学文化、基督文化等宗教在内都是厦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陈元光文化在厦门，在岛内影响远不如吴真人等，但在岛外，陈元光文化信仰仍有不少的存在，影响和作用却不少，而且有越来越大的趋势。

陈元光对厦门岛内的影响不大的原因，关键在于缺乏宣传，缺乏挖掘，缺乏强有力的推动。显而易见，陈元光对厦门的影响，只限于宫庙，而厦门岛内最大的陈元光信仰基地，就只有位于中山公园旁边的“圆海宫”。

圆海宫的陈元光信仰，传说和曾厝垵的圣妈宫信仰一样，缘于漳州的某一次水灾。圆海宫的陈元光信仰，时间并不长，传说也只是明末清初400多年前，但他的影响却不少。

漂流而来的神像，反应了漳州九龙江与厦门鹭江、厦门岛之间的密切关系。而这种传说，其中包含着对村民们对陈元光的崇拜，其中更多的包含着“姓氏”“宗族”和“亲缘”因素。圆海宫周围的陈氏都认定他们是从同安丙州迁到厦门岛内的。这种姓氏渊源的关联，形成了自己的宗亲崇拜，选择了陈元光做为他们的保护神，这种亲缘性神明崇拜，似乎是厦门陈元光崇拜的一大特点。岛内的圆海宫，昭应宫，还有和平码头武西殿土地公庙旁的软身陈元光神像，都与陈氏宗亲有关。具有陈氏亲缘性神灵崇拜的特征。

而位于岛中心的崇仙宫崇拜，则与漳州移民有关，属于地缘归属性神灵崇拜。

地缘对于神灵的崇拜影响是巨大的。我们可以从吴真人“保生大帝”的崇拜分区中略见一斑。

中华文化传统一向重“本”追“源”，敬“祖”尊“宗”，这种本源、宗祖的观念，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文化本性，改之不去，换之不了。古人所谓“数典忘祖”，“忘恩负义”，其中就包含着强烈的“本”与“源”、“源”与“流”的观念，“不能忘本”，已是中国人基本理念。

陈元光是漳州人的信仰，是漳州人抹不去的文化基因，不变的文化印记，具有漳州地域色彩的文化，为漳州人所崇拜并传播，漳州人走到哪里，陈元光的信仰或多或少就被传到哪里。

正因为有这样稳定的文化信仰，由亲缘（陈姓）、地缘（漳州）关系纽带结成的陈元光的信仰在厦门、大厦门（同安）坚韧地存在着。

陈元光文化在厦门岛外，影响最大的就是洪塘“南镇”、汀溪之五峰，还有丙洲陈氏。根深蒂固的陈元光信仰，随着厦门经济的发展和两岸交流的增多，相应的文化交流活动逐渐活跃起来，并得到各方的关注。

这就是陈元光文化的隐形作用，也可以说是民间的、底层的、自发文化传播，但其作用仍然存在 ，这种底层文化的作用，对家族、对社会，对地方，乃至于国家都能产生潜移默化的凝聚、团结、和谐、稳定安全、增加百姓幸福感，促进地方文化繁荣等诸多方面的作用。

2．漳州人与厦门的开发

漳州人与厦门开发，首先，避不开的就是陈元光，“开厦门第一人”的陈元光，发现了厦门并在厦门驻兵防守。

其次，就是陈元光的玄孙陈谟治漳。厦门岛的开发与陈谟促成漳州治所的北移应该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移民中对一地开发的最简单最直接也是最普遍的一种开发手段。厦门岛的开发，源于陈元光，发于漳州南院派陈氏陈夷则，而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关系？现在还没能找到确切的证据，但是通过历史资料的对比和时间线排序，我们有理由相信，南院派陈氏的入岛，与陈谟治漳重视九龙江入海处开发有关。

在厦门，由于漳州人的移居，陈元光的影响也在随之传入并传播。

尽管厦门早期历史上的南陈北薛，南漳北泉，其中来自漳州的南陈的先祖并不是陈元光，而是大约晚70年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入闽的“陈太傅”陈邕，带人入岛的是其子陈夷则，时间更再晚近半个世纪，即唐建中二年（781年），时夷则举族340余口入岛，成为厦门“南陈”的先祖。

两支陈氏家族，在漳州都是大族。属于陈元光的是圣王派（又叫将军、北庙、龙湖派），属于陈邕的是太傅派（又叫南院派）。

在陈夷则迁入厦门岛时，虽然陈元光建漳已过95年，几乎是一个世纪，但陈元光家族仍在治理漳州，陈酆在750-779年治漳29年直至死于任上，也就在建中二年（781年)与陈夷则举族入厦门岛的同时，陈谟代父治漳，直到朝廷派柳少安继任漳州刺史，但不久柳少安又被调离他任，陈谟继续管理漳州，也正是在陈谟的任上，漳州府由漳浦的李澳川北迁到龙溪登高山（今芝山）桂林村（今漳州市区）。

陈谟治漳与陈夷则入厦，这两者有没有相互关系，现在还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证实，但是历史的记载，让我们不得不承认，此时的陈谟“北”移州治，同时又关注到九龙江入海口的“东”向治理和开发，这其中陈夷则应当会受到陈谟的北移州治，关注九龙江入海口等治漳策略的启发和影响。据历史传说和相关记录，陈夷则似乎是被迫举族迁入厦门岛的，源于陈邕建豪华私宅，怕被告僭越，觊觎皇位，担心举族被杀，可问题是，这一风险已经用女儿削发为尼，入居“南山寺”解决了，为什么还要举族东入厦门岛？这其中有多种可能，一种也许就是两大陈姓在漳州的较量，两派同大，一州容不了二大陈？这也许不可能，同是陈姓，大族相煎，不太可能。另一种则是，两大陈姓配合默契，陈谟北移州治，东向九龙江口，而本在北的太傅派则让出漳州之北，东入厦门岛，开拓新域，以保生存繁衍。而太傅派东入厦门岛的主因，应该是被告建“皇宫”之难！为避嫌，如北入厦门，同时也响应陈谟的东向策略，自己北移，一举数得。历史也许就是这样偶然，厦门岛的开发，也因此又多一项与陈元光家族相关的历史事件。

3．厦门的“开闽千岁”陈元光

陈元光（家族）开漳，打通了唐朝南方经济的任督二脉，使原来蛮荒之地变成中原汉人的“乐土”，使自东晋汉人入闽以来，沉寂近四百年的闽南，脱变成南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并一直影响至今。

漳州介于“泉潮间”，而开发也算是极早的岭南，却一直没有起色，属“落后”甚至也是“蛮荒”之地，历代朝廷都把“岭南”当成“流徒”罪犯之地，有“盗贼渊薮”之称。明之前的岭南，经济仍然“较落后”。

早于闽南开发的岭南，由于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与北方的中原文化和文明一直有所区隔。尽管历史上，每次的中原大乱，无论是族祸、藩乱还是民变，只要中原动荡，总是有一部分中原百姓南移入闽，但陈元光（家族）开漳之前，几无经闽入粤的移民。之前的中原汉人南入粤地的多由赣而入。如秦时的赵佗；自晋至明清时期客家人的五次大迁徙等。

人主要是依靠习惯和经验行事。地方习俗，这个“习”、“习惯”也人类这种“习惯”和“经验”养成的。“经验”是为人类所倚重的认识世界、发现世界的基础和前提，经验积累的结果就是知识、智慧和发现。

中原文化对岭南的辐射，陈元光（家族）开漳以前，多由赣而入，陈元光（家族）开漳之后，才开始由闽入粤，闽粤关系才开始进一步密切，并逐渐构建成“漳潮汕”文化区域和厦漳泉一样属于闽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国历史上这种“沿续”、“沿用”旧族人迁移之路或只略有变更的“熟路”迁移方式，客家人六次南移，是这样的，陈元光和三王入闽，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三王入闽的直接诱因是不是陈元光，有没有受陈元光南下的受启发或引領？史无记载。但两者南下的目的地却是相同的，路线的大方向是相似的，属于典型的“地缘”性习惯迁移模式，只是两者有没有相互关系，虽无确证，我们却也有理由猜测，三王入闽，与陈元光家族入闽的历史一定有相互的关系。

陈元光家族并随87姓入闽开漳，200年以后的王审知三兄弟，一个同样来自河南光州故乡的中原族群，也沿着陈元光家族开拓的入闽之路，来到了福建。

随三王入闽共有67姓，在福建生存繁衍。三王开闽，在福建立国，成五代十国之一，治闽半个世纪。闽国是福建进入区域历史的关键时期和重要阶段。如果说“三王开闽”，使福建独立成“完整区域”的话，那么，陈元光（家族）开漳则是闽南区域地方、闽南人、闽南文化的开始、形成及其固定的起点和形成期。

地缘性移民，一村或一族，因一个移民而本村或本族人随之而去，这已成为中国人移民的一个基本特征，过去是这样，现代人也是这样的。诸如温州人、福清人，这些人成群结队的移民或到某地经营，都结团成行，形成规模。包括地缘性社团，地缘性商帮，地缘组织等。

陈元光（家族）开漳，是漳州人的人文先祖。而由陈元光家族开辟的中原汉人南下入闽之路，为后来人入闽，蹚出了一条新路，提供了确实可行的迁移路线和目的地。“知至至之”，有了前人之“知”指路，后人便更有信心“至之”，行动起来并坚持达到目的。而在这路南下的路上，同安的汀溪是一条必经之路，想入漳州，必经此道。正因此，在同安汀溪，还有洪塘“南镇”，至今流传着有关陈元光，而汀溪还把陈元光被称为“开漳千岁”，在五峰的水吼宫，村民们认定，他们的祭祀的就是陈元光，虽然专家学者，不这么认为，这就是民俗，这是民心，这是民愿！

五、陈元光文化对厦门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和独特价值

1．厦门特有的经济和文化区位

虽然，当今的漳州在今之闽南文化中地位并不高。从经济角度分析，漳州经济是较落后的农业经济，比不过泉、厦的工贸经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决定着文化的走向，甚至影响到文化内涵、内容。如今的漳州在经济滞后的条件下，也失去了应有的文化活语权，经济实力弱于泉、厦，因此，在某些优势的文化品牌上也开始出现后续乏力和依附现象。

现在的闽南文化，闽南语的标准趋向于厦门话；两岸关系、经济往来，文化交流也都转向厦门，即便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泉州，在闽南文化的话语权上，也衰弱了。这里政治、时代和时势等因素对文化的选择和传播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也可以说，由于某几个历史的事件，使厦门在闽南文化中的地位直线上升，以至于后来者居上，凌驾于漳、泉之上，成为闽南文化之首领。

影响闽南文化中心转移的历史事件包括：明末清初的郑成功收复台湾、清初的密切的厦台关系，清末的鸦片战争及五口通商，新中国建国初期的海防前线、对台宣传基地，改革开放的四大经济特区，之后的两岸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甚至包括政治在内的重要的交流基地。一段段的历史“累积”，理所当然地提升了厦门在闽南区域及至整个大中国区域中的地位，包括在海外华侨、华人及两岸同胞中的地位。大势所趋，时代所赋，厦门理应肩负起当代闽南文化复兴和发展的重担和责任，这一点不容置疑，也无可辩驳。

社会需要与时俱进，文化一样也要“与时偕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是文化的“老板”，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经济服务的。

现如今，大家很容易在厦门的各大宫庙的戏台上，看到来自漳州芗剧和来自泉州的歌仔戏，这些剧目轮番亮相。今隶属于厦门的有经济实力的青碓慈济宫，千年来的发展并不如白礁，但在近几十年内，却以令人咂舌的快速度迅猛发展，迅速超过原来更有实力的今隶漳州的白碓慈济宫。

某种文化信仰的影响会随着某一区域经济地位的提高和交通、交往等条件的便利而提升、增强、扩大。也就是说某特定的文化信仰在不同地区的存在，会因经济等因素变化而变化；地位、影响力等也会随之产生转移和变更。虽然某种文化信仰的源头，如信仰中的祖庙、祖宫，并不会因为祖庙、祖宫之小而被放弃，至少在“不忘本”的、追求“本源”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祖”和“源”是固定、不变、永远的。但在“流”变上，却会在经济驱动下，在信仰的某一区域产生“位移”、“交替”和“变更”。

历史上，厦门的发展，地理区位优势一直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唐初陈元光的“开厦”、南陈北薛。特别陈元光“开漳”之后，处于漳泉之间的厦门、同安，就凭着其漳泉之间的“枢纽”位置，得两州之长、合两州之利，成闽南文化之整。自宋元至明清，在两州之间的厦门，在历次重大社会、历史、文化和经济变革中都没有缺席，而且在明清之后，反超漳泉，成为闽南文化之代表，在厦漳泉文化一体化中起到了独特的“综合”、“整合”、“融合”的作用。

地理区位与文化传播。地理区位影响到交通状况,交通状况对区域文化的发展具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它既是文化传播的必要条件,又可以促进其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的积累提供保障。关于交通对文化直接传播的重要性,上文其实已经论及,文化区域的形成机制离不开区域的交通发展。国外的一些研究显示,“言语形式随着河谷、要道这样的交通路线传播的距离最远速度最快”,“并且沿着交通线向两侧传播”这虽然只讲到语言问题,但实际上是一切文化现象的传播通则。

闽南文化的历史发展到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由于厦门地理区位优势，造就了厦门的经济区位优势。后来，历史又厦门各种政策优势，如独有的“经济特区”地位，在两岸交流中特有的先行先试等方面，再加上语言、习俗、文化“漳泉兼收”等特点，厦门成为最有代表性的闽南文化，为漳泉两百姓所所认可。

在文化上，陈元光文化的存在，岛内外虽然都不如吴真人等信仰，但因其在漳州及陈姓族人中地位，而在厦门各地传播。

在厦门岛内以圆海宫和昭惠宫为代表，岛外则以洪塘南镇、汀溪五峰以及丙州陈氏为中心，构成了陈元光信仰的厦门文化圈。这些陈元光文化信仰的存在，正凭着厦门特有各类区位优势，在闽南、海峡两岸以及其国内外的文化交流中发挥出应有区位优势和作用。

圆海宫，每年都会组一支热闹的祭拜队伍到漳州参加有关陈元光的开漳圣王文化活动，参与厦漳文化交流，并在闽台两岸陈元光信仰文化的民间交流交往中发挥了重要的联系、桥梁和纽带作用。

岛内的昭惠宫，在促进两岸姓氏亲缘交流上和他的丙州源祖共同做出贡献。

丙州的开漳圣王文化活动和五峰村“开闽千岁”更是两岸交流交往的重要平台，每年都吸引各地宗亲，包括漳泉、台湾以及海外华侨华人前来共祭先祖，崇拜陈元光。

由于在厦门与陈元光相关的文化活动大都是民间自发组织，缺乏政府组织和各种资源的支持，因此，其作用并不可能达到诸如莆田妈祖文化交流、漳州的开漳圣王文化活动所达到的作用，但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存于民间的、自发的、具有原动力的社会力量的作用和价值。如有机会和条件，能得到政府的全力支持和帮助，厦门的陈元光文化，也能和吴真人、郑成功、端午节、土地庙等文化一样，成为厦门某一区域文化的主流，发挥着两岸交流交往的作用，促进两岸和平、繁荣和最终统一。而且，在两岸统一、厦漳泉一体化进程中，陈元光文化的作用，比郑成功，还有近年来兴起的施琅等相关历史人物文化的作用更大、更安全、更具有代表性、合理性和适应性。

2．厦漳泉一体化中的陈元光要素

文化的阈界论认为，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的融合或交流，在一时期内会有三种形态或状态：“分离”、“过渡”和“融合”。把这一理论用于分析以厦漳泉为核心、包括台湾在内“闽南文化”，或者以包括潮汕文化在内的“大闽南文化”，或者再扩大到部分的莆仙龙岩、海南、温州等地乃至于海外闽南语华人社区的“泛闽南文化”，都能看到，不同文化之间的这种“阈界”过程。

本文重在研究厦漳泉为核心的“闽南文化”问题，在这一文化区域内，漳泉两地文化的融聚、凝固中厦门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众所周知，厦漳泉“一体化”概念不是一个文化概念而是这三个地方政府基于共同的语言和文化而期望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上加强联系，共同营造的一个区域经济模式。

我们这里借用这个概念，讨论的是，这三个不同区域的文化如何达到“一体”的问题。照理说，厦漳泉三地的文化的差异并不大，但是为什么还有“一体化”的问题呢？撇开经济因素不计，差异的文化信仰是形成“分离”的主要原因。

自陈元光（家族）开漳之后，漳泉因行政区划的“分离”而产生了两地差异，官方的行政区域的分割，对于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是由政治的强制力、统治力和渲染力有关的。地方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是地缘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产生地方文化的基础。漳泉的分治，导致的漳泉文化的分离，而这种分离反过来又加深了两地文化的疏离与隔阂。这种行政区域的影响，从福建的漳泉与广东的潮汕之间的散离状态，更可略见一斑。

漳州地方文化在唐初陈元光家族的经营之下，产生了与泉州稍有不同的文化区域。之后的漳泉文化各自发展，各信其主，各展其能。而分离的了漳泉文化，只有在两地交界之的厦门（包括同安）这个“过渡”地带，两种文化在这里产生了一个都能接受，互通的“过渡”文化，在厦门的这个“过渡”的闽南文化，是最能代表、最具有包容的，最兼有，最能融合、各方最能接受的闽南文化模式。这种“过渡”包括语言、习俗和社会风气。

在厦门出现的“过渡”闽南文化中，在民间信仰和社会认同中，陈元光文化具有较高的认同程度并且在这个文化交融和整合中起到了“保合”的作用。陈元光文化在泉州虽然不多，根本不能和漳州相比，但是厦门、同安却仍盛行，且为漳泉两地百姓所普遍接受。在厦门汀溪的陈元光被称为“开漳千岁”之外，还给他一个道号或佛号叫“仁主尊王”。当然，一般学者认定，五峰“水吼宫”所供奉的“仁主尊王”是隋末河南职官张纯。

关于“仁主尊王”也有人认为是“土地公”管辖范围更大的“境主公”，或称“统境公”、“境主尊王”、“统境尊王”，也有人认为在神的功能和作用上，“尊王”与“城隍爷”相比，就差有没有城池而已。在泉州永春也有“水吼宫”，祭拜的却是出现于唐宋的女神“杜氏真仙”，是女神三显真仙马氏的大嫂。

显然，无论是“水吼宫”，还是“仁主尊王”都有各种说法，仍然有争议，但是，我们仅从现在百姓的可能不正确的传说中看到了陈元光的影响和价值。

同安人认同陈元光，把陈元光神是当地的保护神，传说中掺杂着真真假假的内容。我们撇开各种不同说法，仅就当地百姓的文化认同上，可以看到民心的向背和选择。

据五峰村老年会的老人介绍，传说中陈政（616-677年）和禅宗六祖惠能（636-713）认识并请求大师收陈元光（657-711年）为弟子。这种传说有没有可能？按他们的年龄及其活动区域分析，是有可能的。村民们甚至说，始建于唐代的鹫峰禅院，就因陈元光与惠能的师徒关系，惠能还曾来过禅院传法，而这也是鹫峰禅院挂“开漳圣王”匾额的主要原因。据《同安文物大观》介绍，院中主祀释迦牟尼，附祀保生大帝、清水祖师还有“尫公祖”，并没有陈元光，但是笔者现场调查，现在的鹫峰禅院的匾额挂的就是“开漳圣王”，院内供奉的就有“开闽千岁”陈元光。每年举办的“水吼宫”的大型祭拜活动，也都把它当成是纪念陈元光的活动。

关于“叙述”，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只要有信息交流，就有叙述的存在。”而叙述是超越历史、文化的古老现象。人类的“叙述”，只要“叙述”或多或少都会与真实产生差距。老子的“名可名，非常名”，表达的就是一个客观的事物，你可以给它起了个名字，给个代号，可是，这个名字，这个代号，就是与客观的现实事物产生了差别，其中包含着相对于其他人而言的“不平常”内容，这种内容，就是起名者个人的认识和表达，理解和角度，想法和观点等主观的包含个人思想、观念和意识的内容。任何一件故事或事件，被叙述出来之后，就都包含着叙述者的观点，包含与其他叙述者可能不同的内容和信息。所以谁取的“名”，就是属于只能属于“谁的”。柏拉图有一句名言：“谁会讲故事,谁就拥有世界。”这对于拥有“话语权”的人而言，是正确的。

人类是“群居”生命存在，“随波逐流”、“从众心态”、“集体意识”、“跟谁习惯”是群居生存的前提条件，因此，人类需要一个“领头雁”、“火车头”、“马首”、“领导”、“领袖”、“指路人”、“导航者”。人们对于某项事物的叙述和表达，一定都各自体现着自己个人的意识和观点，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不同的层次、不同方面、不同价值、不同作用、不同意义，对于特定主体而言甚至具有不同的“性质”、不同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思想碰撞的根本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就是用中国的观点、中国的视角，中国的声音、中国的表达向全世界传播、传达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文化。这其中的“中国”，反映了就是中国的追求、中国的看法，中国人的价值取向。

同安“水吼宫”的出现了“陈元光”认同，包括同安南镇山公园主祀陈元光的“昭应庙”。无论历史的记述有何差异，也无论因为某一事件或某一事实，而使某种信仰发生“偏离”或“转向”，人们对“陈元光”的认同，或者开始营造甚至“编造”的“陈元光故事”，已经表明，人们对陈元光的精神和文化的追求和认可，是民心所向，是百姓所求。

关于南镇山公园的“昭应庙”陈元光的故事，传说始建于唐朝，“南镇”有许多意义，其中“南镇”为陈元光南下开漳，南下镇“蛮獠之乱”的重镇，在开漳之前，陈元光在这里驻军镇守，待时而动，伺机南下。而五峰村的陈元光信仰，也与陈元光南下开漳有关。历史上，历朝历代，汀溪五峰本就是泉人入漳的一个重要通道，相关的驿站、通道至今仍有遗迹。陈元光大军由五峰入进入漳州长泰，再辗转入漳浦、云霄平乱，这是完全可能的。

历史是真实的，而叙述历史故事时，往往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虚构”、“虚拟”、“主观的合理化演义”，甚至是“编造”，但我们揭开这些不完全“真实”的故事的“面纱”，我们能看到这些故事背影的人心、民心和百姓的文化心态。

陈元光故事在五峰、南镇的传播，正是陈元光文化价值和影响力的结果，也是同安、厦门处于漳泉之交区域，认同漳州文化、倾向漳州文化的一种社会心理、民俗文化的突出表明。你也可以说是这里强烈的功利主义因素，是百姓有意的、主观的、故意的扭曲、不顾事实的强拉硬扯、强词夺理，但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强烈的文化认同和偏向，体现的是陈元光文化的强大作用力和影响力，对于现实社会的漳泉厦门一体化，漳泉文化的交流和合作，具有很强大的驱动力和凝聚力，这种力量，应该得到政府和研究者重视。

在南镇公园的昭应庙信仰文化中，传说中还有南宋两个小皇帝的故事，也传得活灵活现，但是民众更信奉的是已经神化的陈元光。

最近一个次类似于“造神运动”的故事是，2018年莫兰蒂台风，真实的现实是，台风把昭应庙的其他的神像、神主牌和香炉都吹倒、吹散了，唯独陈元光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岿然不动，连香炉上的烟灰都没被吹掉，烟灰还满满装在炉内。这些被传出来的，在村民中广为流传的最新的有关陈元光的神迹，其中能有多少真实与虚拟，多少夸张与渲染，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这种传播，这种造神，这种活灵活现的不可理喻的“事件”，就发生在眼前的，被百姓认定为“真实不虚”、“绝无虚假”的，无法用科学或理性“解释”的“神迹”，是陈元光文化被认可的、被崇拜、被神化的结果。是陈元光文化力作用的突出事例。

3．海峡两岸视阈下的陈元光文化旗帜及厦门对台优势

陈元光文化是漳州人精神信仰，是漳州人的光荣与骄傲，也是漳州人的自信与荣耀，同时也是厦门、同安人的信仰，在厦门也是一面文化旗帜，而且是更久远，更具有历史意义的、被漳泉人共同信仰和认同的文化资源。

陈元光信仰同时也是台湾漳州籍人认可和信仰的自己的保护神，这是台湾与大陆之间强烈、稳定和相互认同的精神文化纽带，也是彼此具有共同语言的文化信仰。

比较郑成功文化，台湾人有时拿来当“台独”的历史注脚，这种认识，甚至大陆某些学者、相关的政府官员也相当的存在，想必在两岸交流中，这一点是令人顾虑和担心的。

比较近年来兴起的施琅和吴英的“将军祠文化”，统一台湾是这一文化的最大特色，而这在两岸交流中，几乎成了最大的“缺点”，往往被台湾某种集团所拒绝并排斥，在两岸交流中会产生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想在两岸交流中产生较好的交流效果，在台湾“台独”势力较强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文化是很刺激的，对台交流并不占优势。

再比较吴真人“保生大帝”信仰，这是在厦门的郑成功、施琅之外的又一个具有两岸影响力的文化资源。实践中，它的作用和效果是最大的，因为保生大帝，没有政治内容，属于宗教文化，信仰内容上又涉及民生和健康，是两岸百姓最没有歧见、歧义、冲突和矛盾的信仰。在实践中，借着保生大帝旗号，在两岸交流中确实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可以说没有任何负面危害的文化资源。

显然，陈元光文化，在现在的厦门的影响完全不能和吴真人保生大帝相提并论，但是这厦门几种文化资源中，陈元光的信仰在两岸交流中却是一个最效的文化资源。首先它与保生大帝信仰一样，是最安全的、最稳当的，最有效的文化工具，可以在两岸之间畅行无阻，可以开展无阻力的交流，交流越多，越得拉近两岸百姓的交流，能有效地发挥两岸文化交流的纽带作用和两岸百姓的文化认同。其次，陈元光信仰，能针对台湾南部的倾向“台独”漳州籍的百姓，尤其是民进党内的台独大佬，进行更有效的文化宣传，诸如陈水扁、陈菊，还有谢长廷、苏贞昌，当然也包括国民党王金平等，通过这种无障碍的文化交流，强化文化纽带和文化认同，破解民进党的文化台独图谋，促进两岸统一。

陈元光文化在厦门的相关活动分散而不集中，岛内外各类陈元光文化资料并没有整合成一个整合。

虽然厦门市陈元光学术研究会自1992年4月8日成立以来就一直致力于厦门的陈元光文化的挖掘，保护了岛内圆海宫陈元光文化信仰，近年来每年举办“陈元光文化论坛”和“开漳圣王文化沙龙”，同时积极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加强与本省的漳州、泉州、莆田，浙江温州、广东潮州、河南光州（潢川）和台湾相关学术社团或宗亲社会的联系，积极参与各方的文化活动，积极推进厦门陈元光文化的存在，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仅靠一个势单力薄的公益性学术性研究会的努力，完全属于蚍蜉撼树，成效甚微。虽然研究会也曾积极组织“陈元光文化大典”、“陈元光文化节”以及“两岸陈元光信仰专题纪录片”等项目和活动策划，但最后终因经费问题成泡影，被束之高阁。

陈元光是“开厦第一人”，“南镇”和“五峰”是陈元光入漳、开漳最近的一个军事基地，如今有着陈元光的传说丰富多彩且活灵活现，为百姓所普遍接受。同安丙州、岛内的圆海宫、昭惠宫相关的陈元光文化活动，年年举办、也算热闹。

但是，在厦门陈元光文化的相关活动，未能如海沧的“保生慈济文化节”、思明区鼓浪屿“郑成功文化节”、集美的“龙舟文化节”、同安（土地公）“福德文化节”一样，上升为政府支持的一区一节项目中，因此，十分热闹的陈元光相关活动，也就一直处于民间自发的、分散的、各自单独举办的文化活动状态。没有政府支持并缺乏官方媒体的报道和宣传，活动一直处于低层次的、局限于本宫本庙的水平，应有的能量、价值和作用得不到发挥，产生不了效果和效应。

厦门的陈元光文化虽然不同与漳州相比，但是它的存在如果应用得好、组织得力，一定能产生比漳州更大的文化作用，并产生更大的文化价值：

(1) 陈元光文化是厦漳泉一体的文化根源和本源。是三方都能认同的文化资源。是厦漳泉一体化的文化基础。

(2) 陈元光是闽南语的带入人、是闽南文化的开拓者，是厦漳泉，包括台湾在内的唐代闽南文化的人文始祖。是海峡两岸交流的共同基础也是两岸百姓能认同的文化信仰。是促进两岸统一的重要工具。

(3) 陈元光文化是厦门不应忽视的宝贵的文化资源。厦门的陈元光文化有不同于的漳州的特别优势，这种优势体现在厦门的经济区位优势、地理区位优势以及文化区位（交汇）优势。讲好厦门的“陈元光故事”能更好的整合各方的闽南文化资源，弥合闽南的文化各方力量，为厦门引领闽南，营造闽南文化核心区形象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持。

(4) 厦门的陈元光文化可以成为岛内外一体的重要抓手，通过整合厦门的陈元光文化资源，使岛内外有关陈元光的姓氏的、信仰的、文化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发挥规模效应。建议在“南镇”或“五峰”为基地，构建“陈元光文化节”，或“开闽千岁文化节”，或“昭应庙会”展现厦门的陈元光文化的强信号的存在。积极参与“国际开漳圣王文化节”活动，引进有关陈元光的“国际文化节”，放眼海内外，借助厦门的区位优势，以陈元光文化为媒介，参与或组织大型“国际”文化活动，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厦门文化的海外影响力和辐射效果。

(5) 厦门是闽南话最综合的语言区域。陈元光做为带来闽南话的带入人，传播者，借助陈元光文化的影响力，在厦门举办“陈元光与闽南话”相关的研讨会、论坛、普及或推广活动，用陈元光这一闽南人共有的、共同的历史人物或文化符号，实现国际闽南话、两岸闽南话、厦漳泉闽南话的相互交流。如果有可能可以组织各方专家寻找共同的闽南话语音，构建为各方共同认可的“官方闽南话”或“闽南人通用的闽南话”，促进闽南人之交流，凝聚闽南文化力量，促进闽南文化传播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