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元光裔孙陈北溪对漳州民风民俗的引导与影响

——陈忠杰

在漳州，谈到开漳文化必须首提陈元光，谈到民风民俗也一定会首先提到陈元光的裔孙陈淳。因为在陈元光的裔孙中，陈淳(号北溪)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名人，他是“朱门高第漳上真儒”，他的名字排列在我国历史上从祀孔庙的172位先贤中，《宋史》还为他立传,因此，开漳圣王派以陈北溪为荣，称次房陈谟派系为北溪支系。本文以漳州为例，从志史和田野调查入手，梳理南宋时期漳州的民风民俗现状，揭示陈北溪通过建言献策等途径，实现对漳州民风民俗的引导，探讨其对漳州民风民俗的影响。

一、南宋时期漳州民风民俗的现状

陈淳（1159—1223年），字安卿，由于居住在九龙江北溪之滨，人们称他为“北溪先生”（以下称陈北溪）。陈北溪是九龙江北溪段漳州郡龙溪县仙游乡龙洲里人。南宋时期，漳州郡管辖龙溪、漳浦、龙岩、长泰四县。当时，漳州的文化与中原地区区别较大，主要原因是由于闽越文化的传承，信鬼神重巫祝的社会风气十分浓厚。信鬼神重巫祝，这是闽越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闽越族消失后，这种“俗鬼”的风气仍在福建社会中存续下来，并对后世的福建人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刘宾客文集》第三“唐故福建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理使薛公神道碑”中说：“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宋史》“地理志”中也说：“福建信鬼神祠，重浮屠之风。”

闽越人的这种“俗鬼”社会风气，在漳州得到更多的遗传。长期以来，漳州的鬼神崇拜之风盛行，巫祝大行其道，许多历史文献都屡屡有这方面的记载。《长泰县志》中有长泰俗“信鬼尚巫”之说； 在《平和县志》中，也有平和俗“重亲尚鬼”的记载；陈北溪的《北溪集》中说漳州“俗尚淫祀，多以他邦非鬼立庙。”

《龙溪县志》中记载“龙溪自梁以前，犹阻声教，輶轩之采弗及也。大同置邑，列职方矣。乃历陈迄唐数百年，俗不通于上国，记载无闻，至宋而乃有述焉。子朱子典牧是邦，培化源而端习尚，文教渐摩；陈北溪、王东湖生于其乡，出而羽翼之，所谓海滨邹鲁也。” [1]

可见当时的漳州在梁朝以前跟中原地区的风声教化阻隔，朝廷派到各地采风的使臣都不曾来过，其风俗跟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更是不甚交通，因而也没有文字记载，直到宋代才有所记述。

宋代的漳州，由于长期“俗鬼”社会风气的熏染，民风民俗现状不容乐观：官吏勾结猾民鱼肉贫户，读书士子不顾廉耻气节逐利，民间争讼成风，斗殴成习，连自视高贵中的富家子弟、进士学人都成了仗势欺人的讼棍；愚民施财崇修佛宇，土地大半变为寺院庙产，家家户户信佛诵经，良家女子峨冠锱裘，招摇过市；有的以修道为名，私创道庵，以女道士为住持，奸通之事屡屡发生；有的以礼佛传经为名，寺院里男女聚集，日夜调笑杂居；还有的以禳灾祈福为名，扮弄傀儡，附鬼为妖，骗掠民钱；女子不待媒聘与相好私奔，妇人并非妻妾同室而居，母丧不着孝服，兄弟忿争，姻亲不和。[2]

朱熹在漳州任知州时，曾经对龙溪的学生王遇说，他到漳州“初见彼间风俗鄙陋污浊，上不知有礼法，下不知有条禁。其细民无知犹或可怜，而号为士子者恃强挟诈，靡所不为，其可疾为犹甚。故于此辈，苟得其情则必痛治之，盖惟恐其不严而无以警动于愚俗”。 [3]

总之，陈北溪生活的南宋时期，漳州郡儒学传统比较淡薄，风俗薄陋，整个社会崇尚鬼神，迷信佛道，奢靡成风。佛道因素充斥在日常生活的种种礼仪之中。比如，在一些比较穷苦的人家里，儿女往往不婚嫁，丧亲迟迟不下葬，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最明显的，棺柩长期放在家里或者寄在寺庙里，不仅容易污染环境，而且对理学家来说也是一种不孝之举，不符合“礼”。这些“非礼”的行为不仅对孔、孟之道和礼制形成冲击，更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引发了一连串的社会问题。

二、陈北溪对漳州民风民俗的引导

宋绍熙元年（1190年）四月，理学大师朱熹任漳州知州，至次年四月卸任。朱熹在漳期间，对漳州郡的社会、政治、经济进行改革，其中改革最成功的就是“移风易俗”。朱熹离任后，陈北溪接过朱熹移风易俗的接力棒，通过建言献策等来引导民众，从而实现对漳州民风民俗的匡正。

陈北溪是土生土长的漳州地方人士，相较于朱熹，自然比朱熹更了解当时漳州地方风俗的弊端。因此，陈北溪认为地方最好的风俗状态是：“民志定、民财纾、民风厚、民讼简。”[4]执政者之风：“阖郡四境实被贤候安静和平之福”。 [5]于是，朱熹离漳后，陈北溪就向傅寺丞建言献策。

傅寺丞（名伯成，字景初）出生于名门大族，系宋赵明城与李清照 (女词人，婉约词派代表。)的外甥孙。傅伯成的父亲傅自得(绍兴十七年至十八年即1147—1149年任漳州知州)与朱熹的父亲朱松有“先人之旧”，傅自得去世，朱熹不远千里，从闽北奔赴温陵吊丧，并撰写《朝奉大夫直秘阁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傅公行状》。[6]据《宋史》记载，傅伯成“少从朱熹学，登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第”。 又据漳州史料记载，傅伯成在漳“尝任太府寺丞，以律己爱民为本，推熹遗意而遵行之。创惠民局济民病，以革机鬼之俗。由郡南至漳浦为桥三十五，治道千二百丈。两为部使者，迁工部侍郎，年八十四，谥忠简。”光绪府志记载：傅伯成，庆元三年（1197年）以朝散大夫任漳知。因此傅寺丞是朱熹离漳后朱熹政策的最重要的支持者和继承者。

现存的陈北溪对于漳州郡治理的建言在清代乾隆版的《龙溪县志卷之十》（风俗卷）里有两则，分别是《陈淳上傅寺丞论民俗书》与《又上傅寺丞书》。

《陈淳上傅寺丞论民俗书》主要的内容有：

一是地方讼棍与差吏勾结，造成民间善良之风丧失，应依律严惩讼棍；二是乡里中无赖之类非法谋取财物，以致质朴的无能者也仿效成风，应施仁政，杜绝此种劣俗存在；三是屠牛之风盛行，造成屠牛者与盗牛者狼狈为奸，更使耕牛丧失，影响农业生产，应禁止屠牛，鼓励乡民检举告发，若有隐瞒包庇，必须连同治罪；四是假冒鬼神搜刮民财的乡税已超过官租，更使立庙之风盛行，应再次申严约束，严惩会首；五是有很多奸雄的外地人，冒称巫师，敲诈百姓，使乡里不得安宁，应责令旅馆不让其租宿，将其捕捉，送到边地服重役或驱逐出境；六是寺庙极富，寺僧骄纵成风，以致寺僧放纵情欲，行奸乱民，形成违逆教化，玷污风俗之风，应对寺院寺僧加以规范和管束。

《又上傅寺丞书》的内容如下：

我私下想想漳州的劣俗，有一种是：秋收之后，那些优伶凑成一个个的戏班子，而各乡各保都演起淫秽乱俗的戏来，号称“乞冬”。其间一群群的不逞少年，趁机结集浮浪无赖游手好闲之辈几十人，一起倡导领率，号称“戏头”。他们在城里，逐家逐户地聚敛钱物，豢养起戏班子作戏。这“戏头”有的就装神弄鬼，在居民丛集之地、四通八达之郊搭起戏棚，以广会观众。至于乡间集市附近、州城四门之外的热闹地方，也都争着效尤而毫不顾忌。

今年自七、八月以来，乡下各村正当演戏时候，此风处处滋长盛行。演戏在名义上虽说是娱乐，实际害处很大。第一，无缘无故地搜刮民脂民膏来随便浪费；第二，使百姓荒废本业去追求游乐；第三，鼓动良家子弟沉湎玩好之物而丧失恭敬勤谨之志；第四，诱惑深闺妇女出外看戏产生邪僻念头；第五，贪淫的汉子看了戏萌生抢夺人妻的恶念；第六，后生少年打架斗殴以逞一时之忿；第七，旷夫怨女素不相识偶然相遇竟然不顾淫奔之丑；第八，州县二府诉讼案件大量增加，甚至有人假讬演戏来报私仇打人杀人竟然无所畏惧。演淫戏产生的祸害大致如此，如果对此风不管不禁，人心就很容易变坏而无法制止，这难道不是仁人君子实行德政的阻碍吗？

现在我慎重的向您报告，请求尊府在市曹热闹去处张贴文告，明白示禁。并向所属四县发布文书，责成各县遵照指令，在各乡保甲张榜明示，严加禁绝。这样，民心可定而民财可纾，民风可厚而民讼可简，全郡范围内就都切实歆享贤侯带来的安静和平的福祉，这真是我漳百姓平民的大幸事啊！

以上已经简要翻译过的两则建言通俗易懂，都是大白话，都是直接切入漳州的最严重的扰民问题，所有内容几乎见不到相关的理学思想的论述，是一种关心漳州实际社会问题，忧时论事且盼望地方长官能够因此切实解决地方问题，进而引导民风民俗的儒家行为作风。

三、陈北溪对漳州民风民俗的影响

陈北溪过世后，乡民逐步从“俗鬼”的陋俗中清醒起来，后来，乡人发现了陈北溪移风易俗的特殊价值，于是把陈北溪神化。宋末元初，当地民众已经先行出现了祭祀陈北溪的祠堂了，从明朝开始漳州在祀朱熹的庙中，也配祀陈北溪的神像，可见陈北溪对漳州人的影响是至深致远的。

据龙文区郭坑镇扶摇村九十多岁高龄的杨长根介绍：相传宋末元初，今扶摇关帝庙右侧已经建有“北溪陈公祠”，该祠民国七年（1918年）农历正月初三地震倒塌，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青石打制的“北溪陈公祠”匾额被改制为杨惠凤保长的墓牌，1958年“北溪陈公祠”的原材料用船载往龙海市榜山镇福河村盖粮食仓库。至今扶摇社还留有“北溪陈公祠”遗址。

又据芗城区浦南镇溪园村八十六岁高龄的林旺火介绍:溪园村有一座古老的庵叫奇富庵，庵内世代供奉着“北溪陈先生”的神像。奇怪的是每当节日时，其他神明被抬出巡游，唯独陈北溪公不能外出，原来陈北溪公是“贤人”，他不喜欢看到不符合礼仪的人和事。至今溪园村丧喜事都不敢从奇富庵经过。

明朝洪武十二年（1379年）乡人苏廷贵和刘建延邑儒在县东二十二都（今龙文区朝阳镇翁建村）创建建溪书院，塑朱文公像、陈北溪像和黄斡像于堂中，供子弟朝拜，聘请当时的名儒刘宗道主持。

名儒刘宗道逝世后，知府钱古训和知县刘孟雍因里人杨彦章和洪乾请建书院，于明朝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在县东北二十三四都（今龙文区朝阳镇登科村翰林社）创建芗江书院，塑朱文公像以陈北溪、黄斡、刘宗道配。

明朝建文二年（1400年），长泰县教谕章参建登科书院。前堂名“泰享书院”，前后各一座三间，左右为房，后祀朱文公配以东溪高登先生，北溪陈淳先生。

另外，我们在龙文区朝阳镇的石井村蓬洲社、西洋村崎岭社、登科村内林街（翰林社）、翁建村，郭坑镇的口社村蓬莱社、扶摇村、洛滨村和长泰县武安镇的城关村登科社、珠浦村张山社、京元村溪园社、珠坂村坂头社及芗城区浦南镇溪园村溪园社田野调查时，收集到一些与陈北溪有关的闽南语民谣。

民谣一：老牛夜半甭免惊，香洲贤人保你命；寨山有地还未犁，你我养活很多个。这首民谣看起来比较粗糙，但是与陈北溪《上傅寺丞论民俗书》的“禁止屠牛”的建言献策有关。

民谣二：种田钱，万万年；经商钱，三十年；寺庙钱，无三年；衙门钱，一顿时。相传这首民谣是从陈淳的学塾内流传出来的，并口口相传至今。该民谣反映做官人的钱来得容易，但风险也较大，容易倾家荡产，一顿饭的时间可能就会烟消云散；利用寺庙赚来的钱，是不义之财，不超过三年就可损失殆尽；商人赚钱，好赚也好花，不会长久；而农民种田，每一文钱都是血汗钱，所以他们懂得珍惜，省吃俭用，这样可以延续万万年。

民谣三：坐溪看溪红白事学北溪，坐船行船好坏天问陈淳。从这一句闽南语民谣我们可以窥见一斑：一是陈北溪过世后，当地百姓婚丧喜庆的风俗因循沿用陈北溪教化；二是陈北溪在世时凭借自己渊博的知识，经常帮助故里的行船预知天气变化情况，为乡民排忧解难；三是陈北溪过世后,故里已经先行出现了祭祀陈北溪的祠堂了。民谣中的“问”是指卦签的意思，问事时，先向神明上香行拜，把“卦签”在香炉前绕一圈后（俗称过炉），再闭目摇签，然后出签，人们根据签诗来指点迷津。“问陈淳” 是指陈淳被罩定在“贤人”的光环中，已经被神化了。

虽然祭祀北溪先生雕像的祠堂已经很少了，但是我们从以上这些民谣中仍然依稀可以窥见陈北溪对漳州，特别是对家乡的影响至今犹存。

值得一提的是流行于全国各地的“鬼节”，也就是七月“普度”，俗称七月半。在漳州已经演变为“道、释、儒”三位一体的关爱老人节。

漳州的七月普度除了与中原相似的搭鬼棚、放河灯、焚法船、做水陆道场等以外，还另有特点。清道光年间（1821-1850）漳州人曾虎文的一首征俗情的诗云：“若熬不用入关斋，七月兰盆次第排，欲看馒头山数丈，须来公府大埕街。” [7]诗人自注：“公府街于七月终搭台为馒头山。”由此可见自清代中叶以后，漳州的鬼节就不止限于七月十五日这一天，而是自初一到三十，城里一个角落一个角落轮流举行普度活动。上引诗中“兰盆次第排”，说的就是按街区轮日做普度。

据说元末明初漳城在同一天举行普度，常引起市肆争购拥挤，发生纠纷摩擦争斗。所以改让城厢各个街区拈阄轮流在农历七月的某一天举行普度。同时让做普度街区的民众准备食物，救济孤寡老人和残疾人，把施济孤魂野鬼的积善心理，也沿用来关心和帮助人间的灾民、孤寡老人和残疾人。至今，在陈北溪的家乡，有的村社的 “尪头家”（闽南语）还捐款给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发红包，把“鬼节”转化为关爱老人节。

从以上漳州 “鬼节”风俗的的演变，可以窥见陈北溪对漳州民风民俗影响的痕迹。800年前的陈北溪在批判“俗鬼”的同时，对道、释两家采取兼容并蓄政策，除了强调儒家虔诚的祭祖传统外，还允许有合乎儒家礼仪的“道、释” 两家神袛，并且把这一主张融入到家乡风俗礼仪中。因此，直到现在漳州不仅“鬼节”风俗可以“道、释、儒”和睦相处，而且民间婚丧喜庆等活动中，还有许多习俗是三家合并的产物。陈北溪的家乡人们信仰上兼三家而有之，同一家庭甚至同一人既信佛、信道又有儒家之风，许多礼俗活动既像佛教又像道教又符合儒家礼仪。还有漳州民众祭拜的神灵也并不专一，一座祭坛不限于一位神灵，除了主祀以外，常有几位陪祀，这些神灵中甚至包含有“道、释、儒” 三家神袛，形成一大“漳州特色”的风俗。

总之，陈北溪在朱熹过化后，继续对漳州民风民俗进行引导与规约。经过后世一代代的传承，其影响已经融合在漳州乡风民情之中，对漳州民风民俗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吴宜燮（清）.龙溪县志风俗卷[M].上海:上海书店,2000,5.

 [2] 中国朱子学会、漳州师院闽南文化研究院.第四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朱熹陈淳学

术研讨会论文汇编[C].2012（研讨会打印本）321-331.

[3] 朱熹（宋）.朱子文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579-582

 [4] 姜国栋,蔡汝森（清）.龙溪县志[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本, 2005,2,282

[5] 姜国栋,蔡汝森（清）.龙溪县志[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本, 2005,2,285

[6]（民国《南安县志》卷三十五人物志·寓贤）

 [7]漳州方志委主编《漳州今古》2004年第二期第15页

陈忠杰  ：漳州市政协文史研究员（副高级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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