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格雷县城的哈姆莱特

有一次，我在郊外打猎时，碰见一位喜好打猎的地主，名叫亚历山大·米海雷奇·格×××，他热情邀我到他家参加宴会。我所在的村子距他的家庄约五六俄里远。第二天，我五点钟就来到了他家，提前一小时，比我早到的人很多，他们都身着各式各样的礼服，有的款式相当新颖，我都叫不上名。当然了，我也是装饰一新，笔挺的燕尾服穿在身上，很是精神（只要出门，我都会穿戴整洁，哪怕是外出狩猎也如此）。主人对我的到来很是热情，他上前跟我打招呼，不过转眼之间，他就躲到厨房管理员的住所去了。据说，他即将接待一位显赫的人物，而且表现得相当激动，这跟他平时的作风大相径庭，因为在众人的眼中，他是一个对权贵和声名鹊起的官僚从不趋炎附势的人。另外，亚历山大·米海雷奇是一个不近女色的人，到现在还是单身，鉴于此，他所结交的朋友也大都是单身贵族。他每年都要从莫斯科买入价值一万五千卢布的陈年老酿，生活很惬意，祖先留下的庄院也被他改建得焕然一新。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个颇有威望的人。亚历山大·米海雷奇早就告老还乡了，也没有人为他颁发什么荣誉奖章……让人值得怀疑的是，这位显赫的神秘人物有什么样的神奇力量，竟然使相当清高的米海雷奇如此大动声势，在一大早便激奋异常呢?关于这个问题，我只能引用法官的一句话:当有人冒昧地问他是否接受自愿的贿赂，答案是只有上帝知道!

东道主离开客厅后，我闲着无聊，便到每个房间随便转转。这里的客人，对我而言都是陌生的，在一个大房间里，二十几个人围在一起玩牌。他们玩的是普列费兰斯牌，在这些牌迷中，有两位军人，稍显衰老，但气宇轩昂;有几名官员，领带结打得有角有梭，修饰一新的染色胡须显得文质彬彬，只有那些办事果断而细心老到的文官才会蓄这样的胡须（这些书卷气的官员一本正经地打牌，只用眼角的余光扫视一下附近走动的人）;有几位身躯肥胖的当地官员，坐在那里，挺着圆圆的肚子，肉乎乎的双手满是汗，双腿很规矩地摆放着（他们的声音轻柔温和，对每一个人都是一副和蔼的笑脸，纸牌紧紧地握在双手里。贴在胸前，即使出王牌时，也是轻手轻脚的，手臂在空中划一个弧形，把牌摊放在桌面上，在吃牌时，也仅是略显歉疚的发出微弱的声音）。还有一些贵族成双结对地凑在大门旁边或窗户底下，有的干脆大模大样地坐在沙发上;有一位女人模样的地主，一脸的稚气，龟缩在一个无人理睬的墙角里，脸涨得通红，嘴唇不停地颤抖着，很不自在地玩弄着挂在腰间的印章;另外的贵族身着伟大的莫斯科服装设计师——菲尔斯·克柳欣先生——亲手制作的礼服，精致的上衣和笔挺的裤子，他们那油光可鉴的大脑袋在脖子上灵活地转动着，为一个新潮的话题而高谈阔论;有一位戴高度近视眼镜的年轻人，留着淡黄发的头发，穿一件肃穆的黑礼服，大约有二十多岁，站在那里，脸上带着嘲弄的笑容……

我独自一个，感到乏味得紧，就在这时，有一名叫沃伊尼岑的家伙来到我跟前，成了我的同伙。他在学业上是一无所成的人，亚历山大·米海雷奇收留了他，应该怎么说他呢……确实难下定语，因为他的身份很特别。他的枪法百发百中，对驯狗也很有一套。我在莫斯科时就跟他熟悉了。应该说，他归类于考试中的“沉默无语者”，因为在考试时，无论教授问什么问题，他的态度永远是沉默。为了让人听起来好听，这类学生被赋予了这样一个雅号:“胡须保留者^[1]”（每个人都清楚，这件事是很有渊源的）。这种情况是经常遇到的:众位考生坐在考场里，等候发试卷，我们的沃伊尼岑如临大敌，端坐在那里心慌意乱，眼睛不住地四处扫视，手心汗津津的，一听到自己的名字，像听到了最后判决，整理好衣衫，忐忑不安地踱到前面，身子缩成一团。“请拿一张试卷。”教授和颜悦色地说。沃伊尼岑伸出颤抖的手，在一大堆试卷里摸来摸去。此时，一位脾气暴躁的外系教授，对这位傻里傻气的学生，突然产生了反感，用炸雷般的声音吼道:“有什么可挑选的?”沃伊尼岑便绝望地拿了一份试卷，让主考大人记下号码后，便灰溜溜地返回自己的座位，一脸恐惧地等候着最后的通牒令。他双眼呆视着考题，很少向四处张望，身体绷得笔直。在他前面的考生，都会听到教授们这样的话，“好了!不错!”，“可以，好好休息去吧。”这是对他们的学习情况一个很大的安慰。终于，该我们的沃伊尼岑上场了，他从座位上猛地站起，一步一步向前面迈去。“请把你的试题读一下。”教授们吩咐道。沃伊尼岑双手托着试题，一直抬到脸上，然后小声地读着，双手像虚脱一样渐渐下滑。“好吧，请回答试题!”主考大人一脸疲惫地把身子向后一靠，心不在焉地看着他，双手习惯性地抱在胸前。但是，等待他的是死一样的寂静。“您没事吧?”沃伊尼岑像木头一样僵在那里。那位外系来的教授顿时发了脾气。“好歹要说几句吧!”我们的沃伊尼岑仍然毫无反应，怔在当场。他那光滑的后脑勺上汇集了所有惊愕不已的眼神，他像一尊雕像，对众人的反应恍若不见。那位火爆性子的外系老头被气得要死，眼珠子差点蹦出来。“真是太怪了，”另外的一位监考老师说，“您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呢?如果回答不了，就痛快地承认好了，何必像个木头人似的。”“给我再拿一张考签可以吗?”这位运气不好的呆子低声下气地请求道。在座的教授互相询视了一眼。“没问题，您可以再拿一张。”主考官挥了挥手说道。可怜的沃伊尼岑忙不迭地又拿了一份考签，再次回到窗户前面，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然后又呆若木鸡，变成了哑巴。他的这种傻相，招惹得外系来的一位老教授对他愤愤不平。结果是，沃伊尼岑被赶出了考场，得分是零。那么，我们这位呆子会离开考场吗?那样想就大错而特错了。他沉着脸，又转到自己的位置上，一直呆坐到考试结束;考试结束时，他还愤愤不平地说:“太让人气愤了!考如此之难的题目!”随后，就像精神失常的精神病人，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四处乱逛，有时还会痛苦地抱着脑袋，诅咒时运的不济。足足折腾了一天。毫无疑问，他是永远不会到书本中去寻找快乐的，第二天一大早，他还会上演同一场闹剧。

现在跟我聊天的人，就是这位有光辉历史的沃伊尼岑先生。我们谈论的话题要么是莫斯科的街景，要么是打猎的乐趣。

“想不想知道今天来这里的人中，最让人感到有兴趣的那位?”他突然神秘兮兮地跟我耳语道。

“可以，请带我去吧。”

在沃伊尼岑的指引下，我们来到一位个子较矮的宾客面前。这位先生从里到外流露着一股乖巧和机智;留着长长的头发，嘴角蓄着两撇胡须，身着燕尾服，是深棕色的，脖子上套着一条花领带。他的脸上带着一副让人捉摸不透的笑容，似乎对任何事物都不屑一顾，嘴巴在整个面部显得有些走形，在眼眶里不停转动的那双小眼睛，给人一种坚毅的感觉。在他身边的是位肥胖的地主，看他一眼，肯定会产生一种油腻的感觉，他那油光发亮的肉眼泡，使你感到像碰到了一块口香糖。小个子先生话还没出口，这位胖先生就忍俊不禁了，好像捡到了两百卢布，幸福得都要熔化了。沃伊尼岑上前把我介绍给了这个让人感兴趣的小个子先生，他的名字是彼得·彼得罗维奇·卢皮欣。这下我们就算朋友了，免不了要寒暄一番，毕竟是首次见面，客套几句是必要的。

“这位是我要好的朋友，请允许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卢皮欣用一种让人耳朵受损的声音说，并随手抓住了这位地主胖乎乎的手。“基里拉·谢利法内奇，别不好意思，”他补充说，“大家在一块儿不分彼此，你这样畏缩，好像怕别人咬你一口似的。”他滔滔不绝地开始了演讲，握在他手中的基里拉·谢利法内奇脸臊得通红，手忙脚乱地四处行礼，他那高耸的肚子突然缩回了许多。“朋友们，我身旁的这位是一位大名鼎鼎的贵族。在五十岁以前，他的身体一直都很健康，可忽然突发奇想，竟莫名其妙地要医治自己的双眼，结果闹了个独眼龙的下场。那件事发生后，他在给下人治病的时候，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当然，应该说明的是，这帮下人都是善良诚实的……”

“您的这张嘴真让人受不了。”基里拉·谢利法内奇一副得意的样子，咧着嘴笑起来。

“亲爱的朋友，别打住!请继续往下讲，”卢皮欣大叫道。“您今后一定会当上法官的，我敢保证这一点。但是您不能总让陪审官替您说话吧，尽管陪审官会帮助你的。您总不至于一句话也不说吧，就算您能把别人的话再复述一下也行啊!假如有一天省长大人驾到，肯定会问:‘这位法官怎么如此吞吞吐吐?’其他人会告诉省长大人:‘他天生就得了麻痹症。’省长会毫不犹豫地说:‘那就放血吧，这样会受益无穷的。’您应该明白，如果发生了这等事，您这位法官还有脸见人吗?”

这位肥胖的地主被逗得哈哈大笑。

“看他那副傻相，”卢皮欣不怀好意的眼光审视着基里拉·谢利法内奇那特大号的肚子，恶狠狠地说，“如果没有这副傻相那才怪呢?”他转过头对我说，“他营养过剩保养得又很好，也没有孩子让他操心，就是佃户他也没有抵押出去——还辛辛苦苦地为他们治病——而且自己的太太又有智力缺陷（基里拉·谢利法内奇赶忙把脸背向了一侧，当做什么也没有听到，继续装作高兴的样子）。我也很可笑，自己的老婆跟别人私奔了，据说是一个土地测量员（卢皮欣此时有些不自然地咧了咧嘴）。这件事你还没有听说吧?是这样的，我老婆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离开了我，有趣的是，她还留下了一封信，上写:‘我最最亲爱的彼得·彼得罗维奇，请原谅我吧;我已经被爱情的绳索彻底套住了，我不得不随着意中人远走天涯……’，这个土地测量员之所以能勾引走我的老婆，主要是因为他留有长长的指甲，穿着紧包身体的服装。您可能会不解，说这太不可思议了，世上怎么会有如此直来直去的人?噢!上帝啊!请您理解我们，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就是这样的。好了，咱们到其他地方转一转吧……总在这位将要做法官的人跟前待着干什么呢?”

他拉着我的手走到了窗前。

“这里的人都认为我善于讲俏皮话。”他告诉我说，“不过，您不要被他们蒙骗。我绝不是这种人，我只不过爱发牢骚，对看不惯的事会打抱不平，经常做一些出格的事而已。说句良心话，我故作斯文正经状给谁看呢?其他人的意见和建议在我眼中都不名一文，我也从来不追求什么;说我是个坏蛋，坏蛋又怎么啦?坏蛋的生活是很轻松自在的，他们活得潇潇洒洒，也许您不同意我这样的观点……哦，随便举一个例子，就说咱们今天的主人吧，您看他那忙忙碌碌的样子，心慌意乱的举止，不时地笑一笑，摆出一副很庄重的架势，却让我们在这里忍饥挨饿地傻等一个人，这公平吗?他不就是一位权贵吗?——难道是绝世珍品?看，快看，他又来回跑动了，那一瘸一拐的样子真是辛苦啊!……唉!”

卢皮欣纵声大笑起来。

“唯一遗憾的是，今天没有太太小姐们来助兴，”他沮丧地叹了一口气，继续讲道，“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光棍大集会——否则，我们肯定会显一下身手。噢，快看!”他惊呼道，“科泽利斯基公爵大驾光临了——看到了吗?就是那位身材魁梧的汉子，满脸大胡子，戴一副黄手套。看他的神态，您马上就可以断定，他在国外住过……他的爱好就是迟到。事实上，这个家伙一点儿也不高明，笨得要死，就跟一匹不懂号的马差不多。您看，他对我们这帮男宾客是多么傲慢，多么咄咄逼人，可是对太太小姐的态度就不同了，他总是一副亲切和蔼，满脸笑容的殷勤样……他也不时地开几句玩笑，尽管他在这里只逗留几天;说起他的那些俏皮话，真是不敢恭维，就好比用生锈的镰刀去割芦苇，简直是一种折磨。他对我是不感冒的……不行，我还得跟他客套几句。”

说话间，卢皮欣就向公爵那里跑去了。

“我的死对头也来了，”他像风一样又转了回来，对我嘀咕道，“就是那脸皮深褐色。长着一头硬如鬃毛头发的家伙，您看到那个胖子了吗?噢，他还手里拿着一只帽子，也不戴在头上，走路时，四处张望，就像一只怕受到袭击的老狼，永远有戒备之心。我跟他做过一笔交易，卖给他一匹马，价值一千卢布，他真够狠的，神不知鬼不觉地只付给我四百卢布，同时反咬我一口，说我如何如何品质败坏，让他从心里感到恶心。说句不好听的话，他比我更令人恶心，对任何事物都一知半解，缺乏领悟力，在早晨早茶前或饭后，如果有人向他说‘早上好’，他会摸不着头脑地说:‘什么意思?’……噢，进来的是位文官，”卢皮欣的目光又转到了别处，向我介绍道，“这位文官已经退休了，而且刚刚遭到破产的打击。他只有一个女儿，是个甜甜的小姐，还经营着一座破破烂烂的厂房……抱歉，我弄颠倒了……不过。我想您不会误会的。天啊!建筑师也到了，这个德国佬，对业务狗屁不通，竟然能负责日常业务，真是可笑之极，对!就是留小胡子的那个家伙……可是如果细想一下，他为什么非得精通业务呢?只要会收受贿赂就行了，我们的这些柱子贵族^[2]就需要这种人为我们竖柱子，他还是我们的功臣呢!”

卢皮欣再次大笑起来……刹那间，整个客厅里充斥着一种让人激奋的情绪。不用说，那位权贵人物到了。主人三步并作两步地冲到前厅。在他身后，有几位忠心耿耿的仆人和善于吹嘘拍马的宾客跟着……所有的吵闹声眨眼间都停止了，代之而起的是欢快流畅的窃窃私语，就仿佛春天突然降临，所有的蜜蜂都在自己的蜂巢里安分守己地交谈和劳动。此时，特别显眼的有两个人:一人是卢皮欣，像一只永远难以安宁的大黄蜂;另一个人是科泽利斯基，跟一只四处乱窜的雄蜂一样，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在意，两个人仍在高谈阔论……，蜂王最终来临了——显贵人物出现在众人面前。每个人的心都飞向了他，大伙站起来以示敬意。那位曾跟卢皮欣做过交易的地主，站在那里，耷拉着头，下巴紧顶着胸脯，像一只企鹅。在众人的赞许和恭敬的目光中，这位蜂王频繁地晃动着脑袋，以示他的彬彬有礼，有时还说几句不痛不痒的客气话，而且习惯性地先要“啊”一声，表明正文开始，那种长长的语调让人感到说不出的难受，当他看到科泽利斯基公爵的大胡子时，十分满意地点了一下头;走到那位破产的文官和他的女儿跟前时，他极其优雅地伸了一下食指，好像很高兴。随后的几分钟，这位显贵人物为自己的准时赴宴感到自豪，并特意向众宾客解释了一下。最后一项就是吃饭了，大家走在前面，向餐厅奔去，这位显贵人物走在后面，以表明自己平易近人。

在此，有些细节问题就不一一向读者描述了，以免啰唆。举例子来说，在请这位显贵人物坐在大文官和省贵族长之间费了那些周折（这位省贵族长是个装饰特别讲究的人，那笔挺的上衣，宽松的坎肩和法国牌子的烟盒，使他给人一种高贵而风度极佳的形象）;不知疲倦的主人在怎样地忙碌、敬酒、在显贵的身后流露出一种赞许，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里，像一个调皮的学生，偷偷地喝几口汤，吞一块牛肉;领班在端上一条长达一俄尺半的鱼时，众仆人如何毕恭毕敬，神情肃穆地给每个贵族不失时机地添酒，马拉加酒和马德拉酒随叫随到;每一位贵族，尤其是年纪稍大的，他们像冲锋陷阵的战士，酒量不减当年;一瓶瓶的香槟被砰然打开，倒进酒杯，然后为健康而干杯，为长寿而祝贺——这一切读者都不会陌生。值得人注意的是，那位显贵人物在如此庄严肃静的场合里的一段演讲倒很有趣，有必要向读者交代一下。不知是哪一位，偶尔谈到了新文学，可能是那位退休又破产的文官吧，说新文学知识他很有研究，这种文学作品在妇女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对年轻人的影响更甚。“不错!是这样的。”那位显贵接过话题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对年轻人要有所约束才行，否则的话，在那些穿裙子的妇女前面，他们会丑态百出的。”（所有的宾客听到此话都表示赞同，脸上露出轻松的笑容，有一位地主甚至有点儿感激涕零了。）“年轻人是很愚蠢的。”（显贵人物也许是为了迎合这种庄重的场所。不时地对某个词进行重音^[3]改造，以示强调。“我的儿子伊万就是这样的家伙，”他接下去说道，“还不满二十岁，这傻小子有一次对我搞了个突然袭击，对我说:‘爸，我想结婚。’我对他训斥道，‘胡说!服完兵役才能谈结婚……’，听到此话，我那傻儿子失望极了，甚至痛哭不止……可我铁了心……根本不予理睬……”（显贵在说到“不予理睬”时，声音的底气很足，好像这句话是从肚子里憋出来的。他顿了一顿，趾高气扬地向四周环视了一眼，最后目光落在了身旁的文官身上，眉毛简直竖了起来，文官受宠若惊，把那小脑袋向旁边一侧，注视着显贵，眼睛不停地眨动，似乎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真理。）“最后结果如何呢?”这位显贵故作神秘地问，“我那傻儿子现在在给我的信上说:‘亲爱的爸爸，您对我的教导使我终生受益无穷……’这就是事情的结果。”显而易见，这位显贵的阔论在宾客中得到了极大的反响，众人一致称赞见识高明，由于得到了这种推心置腹的身教而激动不已……宴会结束后，众人离开饭桌，以一种较为冲动的，但仍不失礼节的举止，向客厅奔涌而去……因为接下来的项目是打牌。

我在极度疲劳中熬到了夜晚，把我的车夫叫到跟前，命令他在第二天早晨五点钟来接我，然后就去睡觉了。也许是命中注定，在这个晚上，我结识了一位特殊的人物。

被邀请的宾客人满为患，客房里只能两个人睡一个房间。在亚历山大·米海雷奇的仆人带领下，我来到了一个潮气逼人的小房间，有一位客人已经睡下了，他连衣服都脱了。他一看见我，就像一只泥鳅一样钻进了被窝，而且把被子一直拉到鼻梁上，四肢在柔软的羽绒被褥里折腾了好大一会儿才安静下来，我敏感地注意到，他正通过帽檐的空隙在仔细地打量我。我平静地走到另一张床铺（房间里安置了两个床位）前，麻利地脱去了衣服，躺在了潮乎乎的被窝里。这位客人在他的床铺上不时地转过来转过去……我向他问了句晚上好。

半个小时过去了。我尽管很累，但不知怎么回事，就是难以入眠:浮现在眼前的，尽是些不可名状的东西，一串串、一排排地向我涌来，即挥之不去，又触摸不到，好比一只奇怪的水车，在莫名其妙地转动着。

“看来您还没有入睡吧?”躺在我对面床铺的客人问。

“就是，”我答道，“您也同样没睡着吧?”

“我对睡觉向来充满敌意。”

“怎么能这么说呢?”

“事实确实如此。我自己也搞不清为什么会这样，躺啊!躺啊!最后在不知不觉中睡过去。”

“如果一点睡意也没有，那为什么要上床呢?”

“如果不上床，该干什么呢?”

对他的回答，我没有立即响应。

“是否很奇怪!”他顿了一会儿说道，“这里连跳蚤都没有，真是怪异啊!这些跳蚤会躲到哪里去呢?”

“您是不是对跳蚤情有独钟啊!”我不解地问。

“不!您误会了。对合乎情理的事物我一向如此。”

“哟!有趣。”我暗自想到，“真不敢想象他会讲出如此一番道理。”

他躺在那里，好大一会儿没说话。

“您想跟我打赌吗?”他冷不防地冒出一句话，声音很是洪亮，让我吃了一惊。

“为什么要打赌呢?”

这位老兄反常的举止吸引了我。

“别蒙我了，为什么事?那还需要重复吗?就是为此:您把我当做了一个大傻瓜，我敢肯定。”

“这不是开玩笑吗?”我疑惑不解地问。

“您一定把我当做了粗俗的乡下人，没有教养的农夫……希望您老实地承认……”

“我们还没有认识呢，您怎么就如此判断?”我问他，“您有什么理由吗?”

“理由?从您跟我说话的口气就一目了然了，看您那副随随便便、漫不经心的样子，不是才怪呢……事实上您看走眼了……我绝不是您想象的那种人……”

“请您听我解释一下……”

“不!完全没有必要，我想说的是:首先，我会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一点儿都不比您差，德语更是娴熟，您也许要甘拜下风，其次，我在国外生活了三年，在柏林一住就是八个月。对黑格尔的著作颇有研究，歌德的作品也可信手拈来;此外，我曾经跟一位德国的教授的女儿打得火热，遗憾的是我们分手了。回国后，我娶了一位性格温和的小姐，尽管她由于肺病而掉光了头发，可我还是很喜欢她。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和您都处于同一个层次，我绝不是您想象的那种让人鄙视的农夫……当然了，我也时常扪心自问，我根本就算不上爽直。”

我被他的话打动了，抬头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这位奇怪的人。在昏黄的灯光下，我基本上看清了他的相貌。

“您肯定在观察我，”这位怪人晃动着自己的睡帽说，“您也许很纳闷:‘在今天的宴会上怎么就没注意到他呢?’看来，我只好向您解释一下了，否则，您会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实是:我一直站在别人的身后，站在门外边的屋檐下，独自一人，懒得跟人交谈;因为那位领班早就把我看扁了，他端着盘子在我身边走过时，那高昂的胳膊恨不能把我压在地下……所有这一切，是怎样造成的呢?不外乎两个因素:一是我穷困潦倒，二是我不合群……您凭良心说话，您难道注意到我的存在了吗?”

“很抱歉!确实没有……”

“这就对了，”他插口说，“事实也就是如此。”

这位怪人从床上直起身子，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他那顶睡帽在灯光的映射下，在天花板上留下一个长长的影子。

“请不必隐瞒，”他看了我一眼，突然对我说，“在您的眼中，我一定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人，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说得难听些，就好比一个糟糕透顶的家伙，我的这种举止，您甚至要怀疑是有意的矫揉造作，我的这番推测不错吧?”

“我再声明一下，到现在为止，我还对您陌生得很……”

他顿时低头不语了，好像陷入了沉思。

“真奇怪?跟您这样一个素昧平生的人，怎么会谈这么多呢?也许鬼才知道为什么!（他轻声地叹口气）难道我们俩心有灵犀吗?我们两个人，说到底，都是正经人，同时也是自我中心主义者，我们在一块，其实毫无联系，谁也不干涉谁，难道不是吗?您应该同意，我们两个确实都难以入睡……在一块儿聊聊天又会伤什么大雅呢?我是很少像今天这样精神抖擞的，这一点您早就发现了。不过我必须告诉您，我是很自卑的人，我的自卑源于我极强的自尊心，而不是由于我的贫穷，由于我没有任何官职。然而，在某个偶然的时机，我的自卑心理会一扫而光的，也许上帝在帮助我，现在的时刻就是这样，我豪情万丈，胆气陡生。就是达赖喇嘛站在我的面前，我也会面色从容地跟他聊聊天，如果可能的话，我会毫无顾忌地向他要根烟抽。不过现在，您想要睡觉吗?”

“不!我高兴极了。”我抢上前说，“对您的话我很感兴趣。”

“您的意思是，我给您带来了欢乐……那太感人了……为了表示我的真诚，我不得不提前跟您说一声，我在这里被看做是一文不值的怪物，用另外一句话说，就是我不受欢迎。他们在闲聊中，碰巧提到我的姓名时，会用一句让我难以接受的诗句形容我，‘很少有人关心我的命运^[4]。’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在我受伤的心灵上撒一把盐……上帝啊!他们真是太不了解我了……我变成现在这副样子，难道是我的古怪造成的吗?我绝不是让人难以接近的怪物，我除了有时会冲动一下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出格的事，况且，冲动是原始的最低级的一种表现。离古怪还差得远呢?难道我现在跟您谈话显得很古怪吗?”

他转过了身体，并用双手向我摇了两下。

“阁下!”他大叫道，“我现在相信，那些古怪的人是很有生命力的，他们应该拥有更多的生存权利。曾有人这样说:我的茶杯很小，但我使用的是属于自己的茶杯。^[5]怎么样?”他补充了一句，“我的法语讲得相当流畅吧。我认为，一个人整天只知道学习，学了许多知识，无所不知，紧紧追赶时代的步伐，但是，如果没有一点儿与众不同的地方，没有独特的个人专有品，那么，说到底，他仍然是什么也不曾拥有。这样的人，只不过是世界上众多的一个储藏物品的仓库，毫无意义可言。在这里任何人都不会有什么新收获的。也就是说，你要显示出特殊点，即使你很笨，也要把那特别的笨法展现出来。记住要有个性，天然的个性才行。说到此，如果您认为我对个性特别崇尚的话，那就错了，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类型的人随处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讲，每个生存的个体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当然了，我是一个例外。”

“实际上，”他稍微缓了一口气说，“在我年轻的时候，也曾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我当时多么目中无人啊!我出国前的风光，回国后的荣誉，都给我套了一圈光环。在国外生活期间，我小心谨慎，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也不与人交往，整天沉湎于钻研和苦思中，可是到了最后，落个什么样的下场呢?一无所获!”

“真是怪呀!太怪了!”他脸上流露出一种自责的神色，又继续讲道，“……别人都说我古怪……事实上恰恰相反，我是世上最不古怪的人。我的天性注定了我要去仿效别人……这是不可否认的!现实生活中的我，总是在不知不觉中仿效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为那些伟大的作家而吸引，弄得疲惫不堪。看一下我走过的路，先学习，然后去恋爱，最后去成家，难道这出于我的意愿吗?绝对不是，我感到我在尽一项自己也说不清的义务，就跟稀里糊涂地学习各门功课一样——根本就分不清什么东西!”

他把头上的帽子摘下来，摔在了床上。

“这样吧，我想把我不平凡的一生向您倾诉一下，不知您是否愿听?”他用一种结结巴巴的语气询问我，“要不这样，把我生活中最精彩的片段摘下来让您听听，这样会更有趣，您不反对吧?”

“请你说吧。”

“这样好了，对您讲述一下我的婚姻状况算了。结婚，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通过婚姻，可以折射出许多人生的真谛……噢!这个比方太乏味了，我要抽根烟，提提神。”

他手脚利落地从枕头底下掏出一盒烟，在鼻子上嗅了嗅，一副满足的神态，然后一边讲话，一边摇动着烟盒。

“朋友，如果您处在我这种情况，该如何去判断事物的是非曲直……，您发表一下意见，从黑格尔的所谓包罗万象的著作中，能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新东西，哦!换句话说，有什么价值呢?您再评价一下，黑格尔的著作跟俄罗斯社会的生活有必然联系吗?能够找到共同点吗?我怎样才能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去呢?当然，除了黑格尔的著作，还有德国其他方面的哲学著作，甚至德国整个的科学体系，如何才能恰到好处地去应用呢?

讲到这里，他气愤地从床上跳了起来，咬牙切齿地低吼道:

“真是的!真是的，唉……怎么非要到国外去学习呢?如果静下心来，研究一下本国的实际情况，不是更好吗?如果意识到了这一点，对生活的认识就会更深入些，对未来的生活也不至于如此迷茫，而且对自己应该担负的职责也会保持清醒的头脑……算了吧，没什么意思，”他以一种自嘲的语气说，既有点儿为自己过去的行为作掩饰，又流露出自卑的情绪，“说实话，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一个人把这些东西记录在书本里，聪明人也不例外，对我们而言，根本就没办法对此进行研究。从内心讲，我是很希望学习——理解俄罗斯的生活内涵——从现实中把握它，可遗憾的，我的天啊!它却无动于衷，冷冰冰地向我们显示:就这样来面对我好了。您想想，我有着超人的理解力吗?我迫切需要一个可靠的结果，给我提供真实的断言——即实实在在的答案……答案?他们无不嘲讽地说，答案不是明摆着吗?通过莫斯科人的言谈举止就可以明白了。难道他们的谈话不像鸟儿在歌唱?而我尤其接受不了的是: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他们说话跟鸟儿的鸣叫一样悦耳，这还算是人的语言吗?……我百思不得其解，最后自己得到的结论是:科学知识是不分地域的，就像真理不受任何人的限制一样，于是，我毅然去了国外。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去……这是迫于无奈的措施!谁让我是年轻人呢?就有一股倔劲儿。有人宣称，肥胖是健康的表现，对此我不置可否，但我是反对自己过早发福的。当然了，天生瘦弱的人，永远也难以胖肥起来。”

“然而，”他顿了一下，略作沉思，接着讲道，“我刚才似乎要谈我的婚姻状况。那您听一听:首先，我要说的是，我的妻子已去世了;其次，……其次嘛?我想讲一下我年轻时的情况，这是非常必要的，否则，您会搞得一塌糊涂。……您是否有了睡意?”

“不!我没有。”

“那就好。您确实应该听听……呀!隔壁的坎塔格留欣先生太不像话了，打呼噜这么响。噢!我的父母都是贫穷家庭的人——为什么是父母呢?原因是我有一位母亲，还曾经有一位不知名的父亲，他在我的记忆中是很模糊的。听人说，他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地方，尖耸的鼻子，脸上斑斑点点，满头棕色的毛发，吸烟时只用一个鼻孔。他的遗像挂在我母亲的卧室里。装束很不雅观，一身红色的礼服，衣服的领子不恰当地竖了起来，紧挨着耳朵，说真的，在父亲的遗像前，我曾经多次被母亲鞭打，母亲此时对我的训斥常常是:‘如果你父亲还在世上的话，他肯定会支持我这样做的。’您设身处地地考虑一下，这种教导是多么的震撼心灵啊!我是一个独生子，没有兄弟姐妹的照料，说得更具体一点，我在很多年前有过一位弟弟，可惜他体质太差，天生患有软骨病，没有成人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很想知道，这种流行于英国的疾病为什么会侵入到这偏远的库尔斯克省希格县呢?然而事情的关键并不在于此。我的母亲，身为一名乡村女地主，对我的前途寄予了厚望，在我刚刚懂事时起，就对我进行了正规的启蒙教育，一直到我长到十六岁……先生!您是否在听我讲?……”

“是的，我希望您继续讲下去。”

“那太好了。在我十六岁时，做事果断的母亲毅然给我找了一名德国教师，而那名法国教师只好知趣地走开了。这样，我就名副其实地成了这名从希腊人居住区来的德国人的学生，他的名字叫菲利波维奇。此后，我就从乡下来到了莫斯科，在一所大学里学习，我的灵魂就停泊在了上帝怀里，而我的亲叔叔则成了我的监护人，这是在我母亲的极力撮合下实现的。我的叔叔是一名声望很高的检察官，主要负责司法方面的事务，他叫科尔通-巴布拉。可是就是这位大名鼎鼎的检察官，把我搞得一贫如洗，敲诈走了我所有的财产——然而事情的关键也不在此。我应该为一片苦心的母亲讲一句负责的话——尤其在入大学后——我已经从各方面进步了许多;但让人遗憾的是，在我的身上缺少了应有的个性。没有与众不同的地方。真的，我的童年就是在与其他人相似的环境下长大的，没有什么异于常人之处:就跟在风雨遮蔽下的一朵花儿一样，毫无生机、羞答答地成长着，幼小的大脑里每天装载的都是似懂非懂的诗词，在这种畸形的氛围影响下，我对任何事情都失去了兴趣，每天就喜欢傻傻地苦思冥想……想些什么玩意儿呢?——唉，肯定是美啦……。然而可悲的是，进入大学后仍然没有迷途知返，继续空想下去，竟然加入了什么小组。当然了，那时确实有许多与今天不一样的东西……也许您对小组没有什么印象吧?我记住一首席勒的诗:

唤醒沉睡的狮子是危险之至的，

老虎那锋利的牙齿也让人恐怖，

但世上最为恐怖的是——精神失常的人。^[6]

我可以保证，在这首诗里，席勒的真正意思不是讲什么恐怖，而是讲Das ist ein‘小组’……即莫斯科市的小组。^[7]

“对小组有什么恐怖的，您能讲一下理由吗?”我请教他。

闻听此言，他把帽子套在头上，并用手使劲地往下拉了拉帽檐。

“这种可恨的小组难道不恐怖吗?”他大叫起来，“小组的可怕作用在于:对任何独立发展个性的否定和排斥;换句话说，它最丑陋无比了，就是娱乐、女人、生活的替代品，它还是……好了!我太激愤了，我应该心平气和地让您明白:所谓的小组，都是些肮脏淫荡的东西，它把社会中最低级、最乏味的东西给联结起来了，使整个生活变得冠冕堂皇，而生活的真正含义却被埋没了。您可以看到，这种影响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它使人沉湎于幻想和空谈之中，失去对自由个体的追求，让人在碌碌无为中悲惨地死去。说到底，以关切友谊为幌子，干一些伤天害理的事;以和平团结为理由，搞一些阴谋颠覆活动，这是小组的基本特征。在这个没有人情味的组织里，每个成员之间的关系像狼与狼一样，互相把对方作为吞食的对象，任何人都或多或少地沾染上了自私、贪婪、残暴的丑恶本性，在这个小圈子里，最受欢迎的是那些大肆吹嘘的宣传家、八面玲珑的投机者、老谋深算的阴险家，而被众人捧在天上的是那些无病呻吟的诗人和哗众取宠的文人。在这里，一些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子谈起女人和爱情来头头是道，可是如果让他去面对一个女人，却是唯唯诺诺，惶恐不安，最惯用的伎俩是套用书本上的话，肉麻地来一番自编自导，真是臭不可言!在这个组织里，谁能说大话，谁能骗人，谁就有发言权;而且人与人之间虎视眈眈，一有个风吹草动，马上会满城风雨……啊!小组，你真他妈的怪!我恨透了你，有多少善良而真诚的心灵被你给毒害得不成样子了呀!”

“朋友，我想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您这样做未免夸大其辞了!”我有点儿不解地问他。

他对我不置可否地瞥了一眼。

“我承认，我有些夸大，也许是这样。可是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夸大可能是我们唯一感兴趣的东西了。在莫斯科的四年，我都是这样过的。朋友，您真是难以想象，这种生活是如何地迅捷，真是太迅捷了。每当我想起这段时光，便从心底里感到难过和懊悔。就好比早晨坐在滑板上，迅速地向远处滑去……等睁开眼时，已经到了黄昏，白天已经悄然逝去;在悠闲的晚上，你的忠诚的仆人帮你熟练地穿上礼服，他已经困得不行了，而你——你像一只迷茫的羔羊，向对你没有益处的朋友堆走去，在那里，你放肆地抽烟喝酒，互相卖弄，聊哲学、爱情和友谊，这些人类永远不可回避的话题，从中感到莫大的满足，完全沉睡在一片虚无之中。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毫无个性，具有独立精神的人物也是有的，这些人在任何诱惑和威逼下，却不改初衷，保持着一份与众不同的特质，而我就不行。被别人像一块面团一样揉来揉去，而没有丝毫的抵抗精神，那真是悲哀之至啊!我那时已经二十一岁了啊!按照遗嘱，我得到了一部分遗产。说得更确切一些，就是获得了家产中那部分保护人认为应该属于我的一部分家产，而我无心经营家业，就把它全部托付给了一名叫瓦西里·库德里亚舍夫的仆人去掌管，自己却溜到了德国的柏林去求学。在国外的三年，正如我刚才跟您所讲的，有什么收获呢?只有鬼知道!因为，在异国他乡，我并没有多少改变，仍然没有自己的个性。这主要在于:我对欧洲是很陌生的，对它们的生活习俗一点儿也不了解，说是在德国学习，其实就是听德国的老先生讲讲课，读几本德文书罢了，对德国的生活却知之甚少……这是一个很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由于这种差异，我的生活极其单调乏味，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其中，有几个退伍老兵倒愿意跟我结交，他们像我一样，对这个世界充满了迷惑，但苦于找不到答案，为此而唉声叹气，说实话，他们的智商很低，口头表达能力也很差劲;我还认识了几户农民，他们来自德国的产粮地区——平扎省，他们也没有过人的智慧，看上去笨头笨脑的;我为了打发闲暇时光，就到咖啡馆或剧院去。寻求一种心灵寄托，当然，我还养成了看杂志的习惯。在这里，我很少跟当地人打交道，因为跟他们在一起，我会莫名其妙地胆怯，这就断送了进一步交往的可能性，因此，当地人中很少有人来拜访我，让我不得不声明一下的是，有三个心怀厄测的犹太后裔，经常光顾我的房屋，每次来的目的都是为了借钱，按他们的说法，我这名俄国佬^[8]慷慨大方。上天不负有心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迈进了教授家的门槛。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我到教授那里报名，准备听他的课，不知什么原因，这位教授竟然盛情邀我到他家去参加一个宴会。在这个宴会上，我知道教授有两个女儿，都二十七八岁了，还没有出嫁，我永远难以忘记这两位小姐矮胖的身材，她们有高挺的鼻子，卷曲的长发，蓝汪汪的眼睛，光洁的双手，修长的手指，一位是林亨姑娘，一位是明亨姑娘。从此以后，我经常到教授家里做客，说句真心话，这位教授也许在精神上受到了某种刺激，但他的智力并不低;他的课讲得头头是道，极有条理性，但一回到家里，就口齿不利落起来，总是习惯于把老花镜架在额头上……但他那高深的学问是不会受人怀疑的……最后的结果如何呢?我对林亨产生了感情，并且这种爱的感觉扰得我半年时间里心烦意乱。我们之间的交谈较少，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里我都是痴情地望着她;有许多时间，我会动情地给她朗读各种迷人的诗词，轻轻地把她的手握住，在星光闪烁的夜晚，我们经常在一块数星星，或者陷入不可名状的幻想之中……。噢!她对煮咖啡很在行……我对此应该知足了，难道有什么不妥吗?事实上，我在这里犯了一个致命的毛病:即跟她在一起时，我常常会不知所措，那种让人眩晕的幸福感经常撞得我胸口隐隐生痛，胃里会翻江倒海地难受不已。我终于接受不了这样的幸福，就临阵逃脱了。此后，我又在国外游荡了两年:我到过迷人的意大利，坐在罗马的大剧院观看了《基督变容》，在佛罗佛萨的维纳斯雕像前驻足留步;我一下子好像获得了彻底的解放，整个人情绪高涨起来;我在每个晚上，都会奋笔疾书，把各种感受详细地记在日记上;一句话，我跟每个普通人一样，成了一个独立的个体。您别见笑，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其实也是很容易的。举例来说，我对绘画和雕塑艺术是门外汉……我从来不忌讳谈论自己在这方面的无知……这样不行，我要上进，我要填补空缺，导游会帮助我的，我要去重新领略一下艺术品的魅力……”。

他低下了头，把睡帽又拿在手中。

“我回到了向往已久的祖国，”他有气无力地往下讲道，“莫斯科是我归国后的第一站，在这里，我发生了让人难以想象的变化。在国外生活期间，我是经常默默无声的，而在莫斯科，我成了一个能言善辩的人，在众人追随的目光中，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自豪，看人的眼光也高傲起来。在那些卑微粗俗的人看来，我简直就是无所不知的全才，围在我身边的女士和小姐，对我的谈话显露出崇拜的神色;但是，我对这种高高在上的声誉很不会维护。在一天清晨，一种对我恶意造谣的言论传播开了（我不知道是哪个家伙编造的，但我敢断定，一定是有些变态的女性化的男人干的，因为这种流里流气的男人在莫斯科随处可见），这种中伤马上像捅了马蜂窝，轰的一声四处散开了。我感到周身都被蔑视的眼神包围着，既扯不断，也脱不了身，真是无可奈何啊——我真不知该怎么办……只好逃之夭夭了。在处理这件事上，我表现得很冲动，这一点您也不会否认的;事实上，我当时应该泰然处之，对这种毫无根据的造谣视若无物，就好比得了天花病，过一段时间就会烟消云散的，那时，我又会重新焕发出迷人的光彩，那些低劣的人肯定又对我视若神明，而那些太太小姐们会向我再次露出甜甜的微笑的。让人气恼的是，我当时慌了手脚，一点儿也不会展示自己的个性。我那隐藏在内心深处的良知被完全挖掘出来:我这样东拉西扯，啰啰唆唆地到处骗人，于心何忍呢?在阿尔巴特街，在特鲁巴街，在西夫采夫-弗拉日街，都是重复那老一套，我都烦透了……如果有人对这种论调大加赞赏呢?那么您很快就会看到，在这种舞台上真的猛士:这种人对这些陈词滥调一点也不反感;有趣的是，他们所追求的正是这个效果;别忘了，他们正是靠重复这些毫无意义的言论来生存的，而且一混就是几十年，从来没感到过腻烦……这充分表明了坚强不屈的信心和极强的尊严充斥在他们内心深处。当然了，自尊心每个人都有，我的自尊心至今还保留在心灵深处……我想自我鞭策的是，我没有一点儿个性，这造成了我不好也不坏的中性状态。造物主也真怪，既然给了我自尊心，却没有给我如何维护自尊心的能力，还不如不给呢!在刚开始的时间里，我真是忧心忡忡!在国外的三年，我的全部财产都挥霍掉了，此时，一位商人的女儿向我求婚，而她那柔如柳条的腰肢真让我接受不了，没办法，我只好一个人移居到了乡下。”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继续说，“刚到乡村的那种新鲜感，那种返璞归真的感受、一个人独居时的自在等，我在这里就不费口舌了……”

“好吧，好吧。”我答道。

“此外，”他补充说，“这些话没有一点儿价值，我是一直这样认为的。在乡下的生活确实让人感到乏味，尽管从良心上讲，在第一次回家时，迎着春风，踏着熟悉的脚步在白桦林前走过，我的心都醉了，如此亲切的情景竟勾引得我热血沸腾，大脑中被一股暖流冲刷得迷迷糊糊。您应该预料得到，产生于幻想中的希望是没有实现的可能的，与您的意志相反的是，你所不愿见到的事情却找上门来，诸如传染病啦、收缴租税啦、进行招标啦等等一类让人心烦意乱的事。在我的总管雅科夫的帮助下，我勉强地维持着生计;其实，雅科夫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比前任总管并没有好到哪里。我敢肯定，他捞入囊中的财物一点儿也不少，我最难忍受的是，他那臭气熏天的靴子对我的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在我闲暇时，我回忆起在邻村有一户相识的人家——即退伍老兵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女儿。我立即备车去拜访。那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因为从那天起以后的半年，我就成了那个老兵的二女婿……”

他讲到这里时，把头深深地埋在胸前，双手又插进了头发里。

“应该说，”他动情地说，“这位已经去世的姑娘是世上心地善良的人，您不应该对她有什么看法，我从未看到过如此甘于奉献、关心人的女人，在我的眼中，她是纯洁的化身。然而话又说回来，如果她还活在世上的话，我绝对不会躺在这里跟您瞎聊的，她的早逝，给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为此我动了几次轻生的念头，地点就是我家后院的仓库，那是上吊的好场所!”

“就像梨子，”他若有所思地说，“只有在地窖里储藏一个时期，您才能领悟它真正的滋味。我死去的妻子就属于这类人，她的善良和正直，直到现在才获得人们的认可。我要为她说一句负责任的话，因为她离开我后，我才体会到她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当我回忆起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时，她留给我的只是深深的思念，我每次都会热泪盈眶。说实话，她的家境很一般，家里的房屋也破旧不堪了，而且全是木质构造的，但它给人一种舒适的感觉，她们家依山傍水，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在显得荒凉的山坡上，点缀着一户人家，山腰下是淙淙流淌的小溪。花园在院子的后部，通过大凉台可以到达，凉台前的圆形花坛里盛开着鲜艳欲滴的蔷薇花。在花坛两侧，两棵金合欢被已故的主人盘成环状，当然，那是花在幼小的时候才能做的工作。向不远处望去，在野生的马林果树丛里，建造了一个醒人耳目的亭子，虽然它的外观让人不敢恭维，但内部却被装饰得整洁大方。从凉台的玻璃门，可以走到客厅。在客厅里，许多充满好奇的人可以观看到:在客厅的四个墙角都安有炉子，是瓷砖筑成的，一架不成样子的钢琴摆在右侧，一大堆手抄乐谱摆放在上面;沙发的外面套了一个布罩，是洗得掉了色的白花布，沙发上能坐五六个人;圆桌放在客厅中部;有一个放物品的架子，上面摆着两件叶卡捷琳娜女皇时期的瓷器和招人喜欢的琉璃球:在墙壁上挂了一幅人物肖像，是一个纯情少女抱着鲜花，在深情地仰望天空;圆桌上摆着一个花瓶，瓶里插了一束蔷薇花……您瞧瞧，我的描述是多么的详细啊!我最最难忘的爱情就诞生在这里，在这里，曾经演出了一幕幕的悲欢离合。我的丈母娘是个难对付的角色，她就喜欢挑别人的毛病，有时候蛮不讲理，说话的声音又极其刺耳;她的两个女儿，一个叫薇拉，穿着打扮得跟县城小姐没有什么两样，另一个叫索菲娅，就是我钟情的那位。这两位姑娘住在另一间房里，两张单人床被整齐地放开，屋里放着一个纪念册，淡黄色封皮，里面画着一些不很规范的肖像，大多是她们的朋友（在这些朋友中，有位容光焕发的先生，很突出地夹在里面，他的签名更是神采飞扬，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被认为会有所作为，可最终的结果是——他跟平常人一样），此外，还有诗人歌德和席勒的半身像、德文书籍、枯萎的花朵和一些叫不上名来的纪念品。这个房间我并不喜欢，因而很少进去，我在屋里总有一种压抑的感觉。而更让我不解的是，当索菲娅不在我的身边，抑或我在黄昏时分坐在凉台上，对她进行仔细思量时，我对她的依恋更真切，她的笑脸会生动地浮现在眼前。此时此刻，我常常是静坐在某个角落，凝视着如火的晚霞，欣赏着在落日余晖照耀下的充满活力的树林;索菲娅端坐在客厅的钢琴前，动情地弹着贝多芬那热烈奔放的作品;她的母亲已经酣睡在沙发里，打着讨厌人的鼾声;在餐厅里，红彤彤的夕阳照进来，薇拉在兴趣盎然地沏茶;茶壶在炉子上轻微地振动着，似乎高兴得有些手舞足蹈了;勺子碰在茶杯上，发出悦耳的声音，小甜饼用手一掰，发出清脆的断裂声;不知疲倦的金丝雀叫了整整一天后，似乎突然累倒了，只是象征性地不时鸣几声，好像是向谁诉说着什么;在潮湿的空气中，不时地滴下几丝凉凉的水珠……我坐在那里，恍如梦境，侧耳谛听，好比仙乐，思绪不自觉地飘到了遥远的太空，心胸也顿时开阔了许多，对索菲娅的感情，陡然增加了很多。我就是在这种幸福的氛围下，向老太太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娶索菲娅为妻，两个月后，我就成了索菲娅的丈夫。我在内心深处是深爱她的，这似乎不值得怀疑……但一直到今天，这个问题又变得逐渐模糊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爱索菲娅了。她确实是一个纯真善良的姑娘，有一颗火热的心，处处替他人着想;可是不知为什么，难道是在乡村住久的缘故?或者是其他难以启齿的原因?总而言之，在她的内心深处，有一个让人无法触摸，无法治疗的创伤，而且任何人对此都无能为力。这种创伤，我在婚后愈发感到它的严重性，我千方百计地努力去抚平它，可事实告诉我:一点儿也不奏效，我清晰地记得，在很小的时候，我喂养过一只麻雀，有一次它被猫狠狠地抓了一下，从此以后，不论我怎样努力，这只麻雀终归是无精打采，再也焕发不出原先的生机和活力了……最后，在一个漆黑的夜里，一只可恨的大老鼠残忍地闯进了鸟笼里，这只可怜的麻雀终于被无情地折磨死了……我想明白的是，难道有一只凶恶的猫也袭击过我的妻子，她因而一蹶不振，终日消沉低落，落得跟麻雀一样的下场?是的，她也讨厌过这种压抑的生活，她曾做出许多努力，在清新明净的大自然里，她也是活泼可爱的，想把心头的阴影彻底摆脱;可是试了几试，最终还是失败了。她对我是真心的，她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她是多么的爱我，能够拥有我的爱，是她人生最大的幸福，她别无他求了——让人感到泄气的是，她看我的眼睛仍然缺乏活力。我甚至怀疑，她在以前是不是遭受过什么打击?调查的结果是，一无所获。按照您的见解:对于一个个性鲜明的人来说，对此种事会莞尔一笑，毫不放在心上的，依然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可我做不到，我没有自己的个性，面对无法解决的难题，有时往往把自己逼上绝路。在我妻子的灵魂深处，蕴藏着许多老处女常有的毛病，例如对贝多芬的音乐痴迷、爱惜花草、喜欢夜里散步、与朋友保持书信联系，钟爱纪念册等，这种浪漫的情怀，使他很难适应从姑娘到妻子的角色转变:而在众人眼里，如果一名姑娘已经成为人妻，还是像姑娘那样整天充满疑虑和困扰，总梦想着每天晚上低吟一遍‘你在黎明到来时不要惊醒她’，那肯定让人笑掉大牙的。

“我们幸福地生活了三年，说实话，是很富有诗情画意的。然而，第四个年头，亲爱的索菲娅由于难产而离我而去，我惊讶的是，在我的脑海深处，总感到这件事是迟早要发生的。我不相信她能给我生儿育女，让地球上多一个小居民。在安葬她的时候，我对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在我们那破旧不堪的教堂里，为她举行了葬礼。说真的;那教堂真是太糟了，本该通亮的圣像却毫无光泽，教堂墙壁的石灰脱落得斑驳不齐，地面上的地砖也缺了几处。葬礼是这样的，首先要把棺材安放在圣幛正门的中央，在棺材上蒙上一块掉颜色的布，在棺材两侧放三个蜡烛台。葬礼开始后，一位年纪较大的教堂执事在读经台前读祈祷词，这位执事腰系绿色的腰带，在脑后扎了一条小辫;在他身旁，是作司祭和助祭的神甫，年龄也很大，慈眉善目，但眼神却不怎么好，披着带着花纹的紫衣。教堂的窗户是敞开的，窗外的白桦树在风的吹拂下，嫩绿的枝叶发出哗哗的声音;一阵清香从院外的田野里徐徐吹来;摇曳不定的蜡烛火焰在春色里被衬托得黯然失色;叽叽喳喳的麻雀在教堂里不停地叫着。在教堂圆圆的屋顶，一只调皮的小燕子飞来飞去，发出悦耳的鸣叫。有几位老农一脸虔诚地站在那里，头灵活地转来转去，真诚地为死者祝福;一缕青烟从香炉里袅袅升起。我凝视着妻子苍白的脸……上帝啊!她真的如此痛苦和悲伤吗?难道连死亡都不能使她从阴影中走开吗?您看，她那脸上流露出的静寂、无奈和不安，多么让人伤心啊——即使她被安放在棺材里，也难于瞑目呀!我的心仿佛被利刃狠狠地扎了一下……她是多么让人心疼的一个人啊!然而，也许只有选择了死，对她来说才是出路。”

他讲得神情激昂，而眼光中却满是悔疚和痛惜。

“好不容易，”他继续讲道，“我从妻子死亡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想重新去干一番事业，首先在省城里找了个工作，但在大的办公室里上班，人多嘴杂，我被他们吵闹得焦头烂额，再加上自己的视力下降，因此，在出现其他好机会时，我就离开了这鬼地方……我还有去莫斯科的念头，但最终又被取消了，原因是自己的囊中羞涩，再加上……我对一切都不在乎了，这已经给您讲过了。这种对一切事物都淡然和漠视的态度，是很不稳定的，就是说，我还不想彻底承认自己的冷漠，因为我的大脑在顽固地抵制这种念头。这主要应该归结于我受农村生活影响太深和自己坎坷的人生历程造成的……换一个角度讲，我惊奇地观察到，在所有的乡下人眼中，不论是年长的还是年幼的，他们在刚开始的时候，无不被我渊博的知识、传奇的国外生活、文雅的举止所吸引，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我就习以为常了，对我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出现了不敬的言辞，对我的高谈阔论也没有兴趣了。此外，还有一件事，在结婚后的第一年内，闲着没事。我就萌发了创作的冲动，辛辛苦苦地写了一部中篇小说，而满怀希望地向某杂志社投稿;没过几天，该杂志社的编辑就给我回了信，言语十分谦恭，委婉地告诉我，对我的聪明才能，他是很欣赏的，而对于写作来讲，最关键的是要有才气，而我却没有，因此他只能很抱歉了。另外，还听人说，有一位善良透顶的莫斯科青年人，路过我们这里，在省长家的宴会上，他谈起了我的情况，说我是一个不求上进、没有真才实学的人。对此，我没有进行过多的反驳，因为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再说如果因此而闹得自己在自己脸上抹黑，那才丢面子呢。可是在一天的早晨，我被打击得彻底清醒了。具体过程是这样的:县警察局局长到我家拜访，说在我的领地内，有一座桥塌了，需要我出钱修理，而我都没有这个能力。这位长官坐在那里，装出一副本地公共秩序的维护者的形象，傲慢地边吃鱼边喝酒，对我的不负责任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评，要我从中吸取教训，同时也劝我不要太着急，对我当前的窘迫很同情，建议我让手下人用一些粪土堆在那里就可以了;说完，他话题一转，谈到了将要进行的选举。当时要竞选省贵族长的是个空谈主义者，名叫奥尔巴萨诺夫，很善于投机取巧，此外，他的家业并不十分显赫，在省里也没有多高的荣誉。对他这种人，我不客气地谈了自己的想法和评价，说这个人根本不配竞选省贵族长。这位局长大人听了我的评述后，对我上下看了两眼。然后用一种让人发腻的口气说，‘算了吧，像瓦西利·瓦西利叶维奇这样的人物，我们根本就无权评论——想一想咱们的身位吧，差得太远了。’同时用手意味深长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你说什么?’我不满地打断了他的话，‘难道我跟奥尔巴萨诺夫先生有什么差别吗?’警察局局长先生疑惑地望着我，把嘴里的烟斗拔出来，哈哈大笑起来。‘哎呀!您真是太有趣了!’他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捂着肚子说，‘您真能搞笑……噢!你太逗人了。’他对我的这种举止感到滑稽透了，对我进行了各种挖苦，有时故作亲昵地碰一下我的腰，对我的称呼也变了，由‘您’变成了‘你’。他闹腾得尽兴而归。就这一下，在我心中掀起了狂风巨浪。我焦躁地在屋里转来转去，气不打一处来，最后，我站在镜子前，从上到下地审视了一番自己隐隐发烧的脸，伸出舌头吐了吐，垂头丧气地摇头不已。是的，我脸上的面纱终于被人揭去了，我对自己的形象已经再清楚不过了，望着镜子中那张变了形的脸，自我反问道:我真是糟糕透了，怎么如此没有价值呢?我真是不可救药了，根本没有什么个性可谈了。”

他讲到这里，停顿了好大一会儿。

“我记得在伏尔泰的一部悲剧中，”他两眼无神地说，“讲述了一个倒霉透顶的贵族，他为此而沾沾自喜。说实话，这种心境我是完全能体会得到的，尽管我并不是什么悲剧人物，但我确实经历过那种失意后的悲欢离合;我甚至经常整个早晨都懒在床上，对自己多灾多难的命运感到悲怆，并为此而痛不欲生——但是对什么都完全回避也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您想一想就明白了，我被困在乏味的乡村，缘由就是自己一贫如洗，什么财产啦、官位啦、文学啦等等，都统统见鬼去吧;我一看到那些土财主就反胃，也烦读那些骗人的书;由于我不再高谈阔论，不再向任何人献殷勤，那些形体丑陋、对生活充满幻想而又百无聊赖的太太小姐们，对我也开始冷漠起来;对这种无人理睬的生活很是不习惯，因为我天性喜欢凑热闹……于是呢，您能想到吗?我经常光顾周围邻居的家门。我确实对一切都不在乎了，自甘堕落，对别人的侮辱一点儿也不反抗，甚至有意让别人嘲弄我。在酒席上，仆人会把我置之不理，我被主人常常当做一个吃白食的人，每个人都对我都是一副冷冰冰的面孔;在众人的谈话中，我被禁止发表任何意见，没有办法，我只好躲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随意拉一个傻里傻气的家伙，在他面前展示一下自己过人的机智，说句不客气的话，这种人如果在莫斯科，甚至连跟我当奴隶的资格都不配呢……我彻底失去了自己，根本不愿意去考虑什么是下贱，什么是无礼，我感到在极度自贱中能获得一种快感……是的，一切都是鬼话，独自一个多好，嘲讽?那算什么!只要忘记了就行，在这种自我陶醉中，我苟延残喘着，到现在也还是这样……”

“真是太过分了!”隔壁屋里在半夜醒来的坎塔格留欣先生哼哼叽叽地嘟囔着，“都到什么时候了，还在不停地唠唠叨叨，真烦人!”

这位故事大王马上噤若寒蝉了，像犯了错误的孩子一样溜进被窝，用手指连忙向我比划，眼睛里满是惊惧的神色。

“嘘……”他轻言轻语地说，同时满是惭愧的表情，向着隔壁的房间连连地说着请求宽恕的话，“太对不起了，我真该死!该死……”随后又对我低声解释道，“我们确实太不像话了，打扰别人的睡眠是很不礼貌的，再说，他确实累了，如果休息不好，明天会影响食欲的。是的，侵犯别人休息的权利是一种犯罪，况且。我该讲的都讲了，您肯定也需要休息了，祝您做个好梦。”

这位故事大王说完这些话，马上就蒙头大睡，表明他真的要休息了。

“先生，您应该告诉我尊姓大名……”我追问他。

“噢!看在上帝的份上，您放过我吧。”他义正词严地对我说，“求您了，不要问我叫什么，也别去打听。请您把我作为备受折磨的瓦西利·瓦西利维奇好了，对我的情况就不要刨根问底了。我这种人，还没有资格起什么大名。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当然，如果您一定要满足一下好奇心的话，就叫我……哈姆莱特?对!一个在希格雷县的哈姆莱特。因为这个名字在县里叫的人很多，可能其他的哈姆莱特您还没有会晤过……很抱歉。”

他毅然钻进了被窝，第二天我被人唤醒时，他已经不见了踪影，是的，他走得很早。

【注释】

[1]沙皇尼古拉一世在位时，于一八三九年下令，禁止文官留胡须。这对大学生的影响是深刻的，此时的大学生，对留胡须是嗤之以鼻的。

[2]这是一种俏皮话，柱子贵族即世袭贵族，因为俄文“柱子”一语另有“世代相传”一义。

[3]在这里，ибo(因为)被显贵读成ибó。

[4]源自莱蒙托夫的诗《遗嘱》。

[5]原文为法文。——原注。(此话出自法国著名诗人谬塞的作品《杯和嘴》)

[6]原文为德文。

[7]原文为德文。

[8]原文为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