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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去利戈夫村怎么样?”有一回，叶尔莫莱（读者应该对他不陌生了吧）对我说，“那儿有很多野鸭，咱们可以打一阵儿呢。”

尽管野鸭在一个在行的猎人看来，并没有太大的诱惑力，但当时正是九月初，山鹬还没有出来，而我在田野里追寻野鹌鹑也早已追累了，因此暂时没有什么东西可打，这样，我就同意了我伙伴的提议，跟他一起去利戈夫村了。

利戈夫村挺大的，坐落在野外，村里那座石头的单圆顶教堂立在那儿已有好多年了，在那条看起来像沼泽地的罗索塔河上还建有两个磨坊。这罗索塔河流出利戈夫村五俄里开外之后，就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池塘，这就是被奥廖尔人命名为“芦苇淀”的地方，因为有许许多多芦苇长在池塘四周和水的中央。有数不清的各种野鸭，就藏在那池塘的水湾里或芦苇丛中，有绿头鸭、半绿头鸭、针尾鸭、小水鸭、潜水鸭等。平时它们飞过水面的时候总是三五成群，但如果听见枪响，它们就如同升起一片乌云一样蓦然飞起，那时猎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摸着帽檐，长长地“嗨——呀”一声。我跟叶尔莫莱一起沿着池塘走向前去，但是，一来这种小东西都躲在池塘深处，一举一动都无比小心;二来就算我们侥幸打到了离群的、不够练达的小水鸭，我们所带的猎狗也不可能钻到它坠落的地方把它衔回来，那芦苇实在生得太密了。猎狗们不能游水，也不会潜水，所以它们空怀着对主人的耿耿忠心和勇猛的斗志，结果只能是自己的鼻子在穿越尖锐的芦苇林时被划破。

“这可不成，”后来叶尔莫莱自言自语道，“这怎么行呢?要有只船就好了……我们去利戈夫村。”

于是我们就往回走。刚迈开几步，就看见从繁密的爆竹柳丛中钻出来一只狗，后面跟着一个人，那狗是条颇为赖皮的猎狗，那人则身材不高不矮，身着一件褴褛的蓝外套、一件浅黄的披肩，下身是深灰色的裤子，裤脚胡乱收束在那双破高腰靴子里，而他脖子里还围着一条红围巾，扛着一支单筒猎枪。我们的猎狗又犯了老毛病，像礼节繁琐的中国人那样^[1]，跟它陌生的朋友彼此闻了闻，可那只狗并不像它那么大方，而是夹着尾巴、支棱着耳朵、直着腿、咧着嘴在原地转了好几圈。这时，那个猎人也来到了我们面前，不失礼节地对我们弯了弯腰。他看上去有二十五六岁;浅灰色的头发一撮一撮地立在头上，显然是涂了很多克瓦斯^[2]，他那双灰色的眼睛不停地眨着，不大，但透出亲切的光芒，也许是因为牙疼，他在脸上箍了一条黑头巾，甜甜的微笑从他脸部的每个纹路洋溢出来。

“我来介绍介绍自己吧，”他开始说话了，口气柔软，带些讨好，“我的名字叫弗拉季米尔，是这儿的猎手……得知您来了这儿，来这个池塘了，我心想也许能帮上点什么忙，但愿您不会嫌弃。”

看这个弗拉季米尔猎手讲话，像极了演初恋戏的地方青年演员。我对他表示欢迎，于是在还没走到利戈夫村的时候，我就已经了解了他的基本情况。他从前是个农奴，但如今已获得自由身了;他小时候学过一点音乐，也识字，后来做过仆人;看得出，他看的那些书可是什么样的都有，但他至今不名一文，也没工作，还解决不了温饱问题，是俄国众多平凡百姓中的一员。他说话时显然有点卖弄，倒还有几分情趣。俄国的女孩子们一般对善于说话的男人颇具好感，所以他有可能在讨好女人方面是个高手。而且，我从他的话中知道，他经常去看望附近的地主，也进过县城、玩过普列费兰斯牌、有一些京城的朋友。他很擅长笑，笑容千变万化;当别人说话时，他就带着谦虚的微笑认真听着，这种态度真是恰到好处。别人说什么，他都会表示赞成的意见，但同时还保有尊严，给你这样一种感觉，就是他会在适当的时候说出自己的见解的。叶尔莫莱性格粗率，没受过太多教育，他没有什么“礼节”的概念，说话总是随口“你呀你”的。看看弗拉季米尔吧，看他用怎样一种轻蔑的口气对叶尔莫莱说着“您”。

“您干吗箍这个头巾呢?”我问他，“牙疼?”

“不是，”他说，“这都是因为我那回的粗心大意。常常会发生这种事，我也遇上了:我有一位心地善良的朋友，但在打猎这方面完全是个外行。他有一回跟我说:‘我的好朋友，带我打猎去吧:我真想尝尝打猎的滋味。’我自然答应了他。我先给他找了一杆枪，然后就一起去了。打了一会儿，我们想休息一下。我坐到树下休息;可他却不觉得乏累，把我当靶子，练起了持枪。我也制止过他，但我太没经验，没能成功。当他放下枪的时候，我的下巴和右手食指已经牺牲了。”

我们走到了利戈夫村。弗拉季米尔和叶尔莫莱一致觉得，要想在这儿打猎，就非得有一条小船不可。

“苏乔克倒有一只小平底船^[3]，”弗拉季米尔说，“但我不知道他放在什么地方。还得去问问他才行。”

“问谁?”我问。

“就是这儿一个外号叫‘苏乔克’^[4]的人。”

叶尔莫莱陪弗拉季米尔一同去找苏乔克。我说到教堂那儿等着。我浏览着墓地里的一个个墓碑，不经意间看见一个墓碑已经发黑了，上面刻着一些字，一面是法文，写着:“勃朗奇子爵泰奥菲尔·安里安息于此。”^[5];另一面则写着:“法国公民勃朗奇子爵长眠于此;生于一七三七年，卒于一七九九年，享年六十二岁”，还有一面写着:“上帝保佑死者安眠”，最后一面刻着:

这里安葬着一位法国侨民;

这是一个华贵、才华横溢的人。

怀着对妻儿家人的哀悼，

他远离惨遭蹂躏的祖国，

来到遥远的俄国这个地方，

晚年受到热情爱护和关心;

哺育儿女，赡养父母……

上帝保佑他安眠于此。

我正在那里思考，叶尔莫莱、弗拉季米尔已经把那个有着奇怪外号“苏乔克”的人找来了。苏乔克大约有六十岁，像一个被主人逐出的农奴，头发乱七八糟，穿着破烂的衣服，没有穿鞋袜。

“听说您有船?”我问。

“是有一只，”他的声音听起来微弱又劳累，“不过很破。”

“船缝里没有胶了;木橛子也从大洞小洞里脱落了。”

“那有什么!”叶尔莫莱说，“填些碎麻不就行了吗。”

“那当然可以。”苏乔克说。

“你是干什么的?”

“我给老爷捕鱼。”

“捕鱼的船这么破，你是怎么回事啊?”

“这河里已经没什么鱼了。”

“鱼才不来这飘浮着褐色东西的沼泽地呢。”我的伙伴庄重地说。

“好了，”我对叶尔莫莱说，“那你就负责找一些碎麻填到船缝里吧，麻利点。”

叶尔莫莱转身走了。

“您看，我们会不会掉到水里?”我问弗拉季米尔。

“应该不会，”他说，“反正这池塘肯定不深。”

“就是，就是不深，”苏乔克用他蒙眬的声音说着，听起来怪怪的，“整个池塘的水底下都长着水藻和水草。但是，也有深坑^[6]。”

“但是，要是草太多，”弗拉季米尔说，“怎么划船呢?”

“这种平底船不是划的，你不知道吗?是用竹篙撑的。我那儿有竹篙，用铁锹也可以，要不然我跟你们去吧。”

“铁锹不行吧，有时也许伸不到水底。”弗拉季米尔说。

“这倒是，恐怕不行。”

叶尔莫莱还没回来，我于是坐在一块墓石上等。出于对我的尊重，弗拉季米尔又走了几步才在旁边坐下。苏乔克还低着头站在那儿，习惯性地倒背着双手。

“想问问您，”我说，“您在这儿当了多长时间的渔夫了?”

“六年多。”他说着，微微震了一下。

“那开始你做什么呢?”

“最初我是赶车的。”

“后来谁不让你继续赶车了?”

“那个新换的女主人。”

“哪个女主人?”

“把我们买来的那个呀。她叫阿列娜·季莫费夫娜，是个胖女人，您不一定认识……她年纪不小了。”

“她为什么分派给你捕鱼的活儿?”

“鬼知道。她原先在唐波夫，那儿有她自己的地，后来她到这儿之后，就把我们这些家人都叫到了跟前。我们一个个地吻了她的手，她并没有生气，没什么反应……然后她一个一个地问我们:是干吗的，负责什么事?问我时，她问:‘你是干吗的?’我说:‘赶车的。’‘赶车的?看看你这样子，哪个赶车的像你这样啊，你像个赶车的吗?你别给我赶车、丢我的人了，你把胡子剃掉，给我捕鱼去。每回我来这儿，都得有鱼吃，你知道吗?……’——于是，我就改行捕鱼了。她还说:‘小心点，好好照顾我的池塘……’但是，怎么个照顾法呢?”

“你们以前的主人是谁?”

“是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彼赫捷列夫。我们是被当做家产的一部分被他继承下来的。但他只做了六年我们的主人。我当年就给他赶车……但不是在城里——我只在乡下给他赶车，他在城里还有一个赶车的。”

“你从年轻的时候就赶车?”

“怎么会呢!一开始我是个厨师，当然不是在城里，只是乡下的一个厨师，后来侍候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时才改为赶车的。”

“那么你当厨师时，主人是谁?”

“是阿法纳西·涅费德奇，谢尔盖·谢尔盖伊奇的伯父。这利戈夫村正是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从阿法纳西·涅费德奇那儿继承下来的。”

“他当初从谁那里买下的这个村子?”

“塔季雅娜·瓦西利耶夫娜。”

“哪个塔季雅娜·瓦西利耶夫娜?”

“就是波尔霍夫附近的那个，前年死了……哎，不是，是卡拉切夫附近的，她一辈子都没有结婚……一辈子单过。您不认得吧?我们当初归她父亲瓦西利·谢梅内奇管，后来才转为她管。她当我们主人的时间可不短……二十多年呢。”

“你是说，你在她家也是厨师吗?”

“先当厨师，后来也煮过咖啡。”

“还有这种工作哪?”

“先生，我也不大明白。我在餐室里工作，女主人让他们叫我安东，不准叫库兹马。”

“您的本名是库兹马?”

“嗯，是库兹马。”

“那么您就一直煮咖啡?”

“不，还干其他的……还演过戏。”

“当然是啦……我果真演过。我们女主人把戏台子搭在家里了。”

“您演过什么呢?”

“您在舞台上干吗?”

“这您应该知道呀?他们把我抓去，先打扮好，然后就到戏台子上，听他们的命令，一会儿站一会儿坐。我说的话都是他们事先教我的。我还演过瞎子……他们把两个豌豆分别放在我的左右眼皮下……真是!”

“你还干了些什么呢?”

“然后我就去当厨师了。”

“可是为什么让您降级当厨师呢?”

“因为我的一个伙计逃跑了。”

“噢，您在第一位女主人的父亲家是干吗的呢?”

“什么都干:先当侍仆，再当赶车的、管花的，后来还叫我管猎狗。”

“管猎狗?……骑在马上管猎狗?”

“可不是，我就为了骑马，还差点给摔死了:那回马也受伤了。我们那严厉的主人于是叫人打了我一顿，然后把我送到莫斯科一个做鞋子的店里打杂去了。”

“还打杂?管猎狗的时候你还很小吗?”

“其实按年龄，那时我已经过二十岁了。”

“二十多岁了还去打杂?”

“主人叫这样做，也就没什么不可以的吧。幸亏他不久以后就死掉了，他们又把我接回乡下来了。”

“你是什么时候学会做饭做菜的呢?”

苏乔克笑着微微扬了一下他那瘦削蜡黄的脸。

“这还用学?……哪个女人不会做点饭菜!”

“噢，”我说，“库兹马，您这一生真算得上是阅历丰富啊!你不是说这塘里没啥出息吗?那你怎么捕鱼呢?”

“我呀，已经满足了，先生，能捞个捕鱼的差使，我就对上帝感激不尽了。这儿还有一个安德烈·普佩里，跟我差不多的老东西，被女主人打发到造纸厂的汲水房去了。女主人说，吃闲饭是不可饶恕的。……普佩里还想着让她行行好呢:女主人的办事处里有个职员是他堂侄;那堂侄答应在女主人面前给他说些好话。说什么好话啊……我就见过他普佩里给堂侄下跪磕头。”

“你结婚了吗?有没有家属?”

“没有，先生，没有。故世的塔季雅娜·瓦西利耶夫娜——上帝保佑她——不允许任何家仆结婚。无论如何都不允许!她总是说:‘我也没结婚，不是一样过来了吗?结婚有什么用啊?净是穷折腾!’”

“那么你现在有工资吗?怎么生活呢?”

“先生，哪里有什么工资……能有吃的，我就感谢上帝了!没什么不满足的。上帝保佑我们的女主人永存于世!”

这时，叶尔莫莱回来了。

“我都弄好了，”他庄重地说，“喂——去拿竹篙啊!……”

苏乔克跑着拿竹篙去了。当我跟这个悲惨的老头说话时，弗拉季米尔就不断地向他投来轻蔑的微笑。

“这人太傻了，”苏乔克离开后，他说，“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乡巴佬罢了。他甚至不能说是一个家奴……全是吹牛……您想啊，就他这样还能演戏!您跟他说话真是浪费精力!”

十五分钟之后，我们就在苏乔克的平底船上了，（我们麻烦一个小屋里的马车夫叶古季尔帮忙看管猎狗。）虽然感觉不太对头，但干猎人这一行的我们对什么都不太讲究。苏乔克站在船尾拿着竹篙“撑”船;我与弗拉季米尔坐在船中间的隔板上;叶尔莫莱则在船头。虽然已经往船缝里填了碎麻，但没过多长时间，水还是从下面冒了出来。幸好没有风，整个池塘仿佛正在做着美梦。

我们的船以极慢的速度前进着。老头拔出长长的竹篙时，总是很吃力，那篙已经从黏稠的泥巴里沾带了满满的水藻上来，成了一条绿色的竹篙;我们的船还不时碰到密密匝匝的圆睡莲叶子而难以行进。总算到了芦苇淀旁边，这回可好。我们的从天而降把野鸭们吓坏了，它们一边从芦苇丛中直直飞起，一边大叫着，我们也扳响了猎枪，然后心满意足地看那些短尾巴的小东西从空中打着滚落下来，砰砰地坠到了池塘里。有些伤势不重的野鸭早已躲到水面下去了，因而我们并没有拿到所有打中的猎物;还有一些野鸭虽然死了，但却落到了茂密的芦苇丛中，虽然叶尔莫莱那双眼睛如同野猫的眼睛那样敏锐，也无法找到它们;尽管是这样，临近正午时分，我们已经满载野鸭了。

弗拉季米尔的枪法很不好，每当他没有射中目标，他就做出很意外的表情，先摆弄枪、吹上一口气，以示是枪出了毛病，然后对我们说明他为什么没有打中，这让叶尔莫莱很得意。叶尔莫莱通常都是百发百中，这回也不例外;而我，还是老样子。苏乔克用侍候主人一样的眼神看着我们，不时地叫:“那儿，那儿还有一只!”他不停地挠背上的痒痒——不用手挠，而是摇晃肩膀去挠。那天，有一朵朵白云从我们头顶高高的天空上慢慢地飘过，那影子在水中也看得非常分明;芦苇丛在我们四周发出沙沙的轻响;池塘的水面在阳光下闪着粼粼的波光;真是太美了。正当我们打算返回，却发生了一件事，让我们的快乐心情大打折扣。

河水正一点一点地流进船里，我们老早就看见了。我的伙伴早就有准备，他从一个正打盹的村妇那儿拿走了一个水瓢以备用，后来还真派上了用场，我们让弗拉季米尔拿着它往外排水。一开始还行，弗拉季米尔工作很负责。但在打猎接近尾声时，那些野鸭忽然成群结队地接连飞了起来，仿佛在跟我们举行告别仪式似的，我们简直连上子弹的工夫都没有。我们只顾全神贯注地射击，却忘了排水这码事——忽然，当叶尔莫莱为了抓住水面上漂浮的一只死鸭子而往船的一边使劲一纵身时，这条破船也跟着歪了，很多水涌进了船里，于是自然而然地开始下沉，幸亏我们在的地方不是深坑。我们大声惊叫起来，但已经来不及了:水已经漫过了我们的脖子，四周全是刚才我们船里的死鸭子。我的伙伴当时脸都吓白了，至今想起来很想笑（当然，那时我的脸色也不会多可爱）;但在当时，不瞒您说，谁还顾得上笑呢。我们都高高地举着猎枪，而苏乔克也把竹篙高高地举过头顶，他是出于习以为常的模仿。叶尔莫莱首先开口了。

“嗐，真倒霉!”他往水里“呸”了一口，抱怨着，“怎么会这样!死东西，全怪你!”他转向苏乔克，愤怒地说，“你的什么破船啊?”

“是我的错。”老头呆呆地说。

“还有你，”我那伙伴又回头对弗拉季米尔说，“你是干什么吃的?干吗不排水?你，你，你……”

弗拉季米尔哪里还能回嘴:他给冻得像秋天的叶子一样瑟缩着，牙关格格碰撞着，脸上是不明不白的微笑，那时他跟平时那个能说会道、优雅高傲的人真是完全不同!

那条船在我们脚下轻轻摇动着……一开始，刚刚沉到水里时，我们简直受不了河水的冰冷，不过没过多久就适应了。当我从恐惧中清醒过来，往四周看了看，十来步的距离之内都是芦苇;池塘的堤岸在远处，可以从芦苇上面隐约看见。“糟糕!”我想。

“怎么办呢?”我问叶尔莫莱。

“再看看吧:反正不会在这里待一夜的，”他说，“喂，拿着这支枪。”他对弗拉季米尔说。

弗拉季米尔接着了，什么也没说。

“我去看看哪儿的水浅，”叶尔莫莱信心百倍地说，似乎只要是池塘，就一定有可以蹚过去的浅水处，——他用苏乔克的竹篙试探着，小心翼翼地往岸边走去。

“你会水吗?”我问他。

“不会，我不会水。”他从芦苇后面回答道。

“嗐，会送命的，”苏乔克不以为然地说，开始他并不是怕危险，而是怕我们怪他，但现在他似乎已经不担心了，只是偶尔喘几口粗气，看上去已安于现状。

“肯定会送命。”弗拉季米尔也发起了牢骚。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还不见叶尔莫莱回来。这一个钟头是如此的漫长;开始我们还不断地跟他对话;但他的回答慢慢地越来越少，直至完全消失。有晚钟声从村子里传来。我们既不说话，也尽量避免彼此的目光。野鸭在头顶盘旋;有的想在我们附近栖息，但只是稍一迟疑又大叫着飞去了。我们的知觉开始麻木。苏乔克像犯困似的眨着眼睛。

叶尔莫莱终于回来了，我们激动得难以控制。

“嗨，怎么样?”

“我到岸上了;已经找好了路……走吧。”

我们正要马上出发，但他又从水面下的衣兜里拿出了绳子，绑上一些死野鸭的腿，把绳子的两头都叼在嘴里，这样才慢慢地离开;我们按照他、弗拉季米尔、我、苏乔克的顺序前进着。终于走到离岸边只有两百多步的地方了，叶尔莫莱已然熟悉了这条路，于是他走得又快又麻利，不时叫一声:“右边有深坑，往左边走!”“走右边，左边水深……”有时水漫过了脖子，那可怜的老头苏乔克没我们高，喝了两回水，直吐水沫。叶尔莫莱严肃地朝他叫:“哎，哎，哎!”苏乔克拼命乱蹬双腿，往上蹦着，总算深一脚浅一脚地踏到了浅水区，他无论多么危险，也不敢拽我的外套以求援助。当我们气喘吁吁地爬到岸上时，已是全身湿淋淋的，沾满了烂泥。两个小时左右之后，我们的衣服已差不多晾干了，我们正坐在一个宽敞的干草棚子里，打算吃晚饭呢。马车夫叶古季尔在门口站着，非嚷着让苏乔克抽烟（我发现俄国的马车夫们会在很短的时间内结成相识），这个人做什么事都又笨又慢，说他谨慎小心吧，他却又绝顶马虎。苏乔克使劲抽了几口，但看样子是被呛住了，又是吐痰又是咳嗽，不过挺高兴的。弗拉季米尔歪着头，懒洋洋的没怎么说话。叶尔莫莱在擦拭我们的枪。那些猎狗焦急地等着喝麦粥，拼命地摆尾巴;马在屋檐下焦躁地跺着地，还高声叫着……夕阳西下，太阳的余光往四周散去，仿佛一条条暗红色的彩带;云彩慢慢地撒满了整个天空，好像铺了满天的金色羊毛，柔顺得仿佛刚刚梳理过……一阵阵歌声从村子里传来。

[1]当时的俄国人认为中国人的礼节复杂而奇特，故有此比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