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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读者朋友们，有一个人是这样的，身材高大，七十岁左右，长得跟克雷洛夫^[1]差不多，一双下垂的眉毛下是两只透着机智的明亮的眼睛，他看上去神采奕奕，举止端庄，步伐缓慢，这个人就是我下面要介绍给大家的奥夫夏尼科夫。他穿着一件宽松的长袖蓝外套，衣扣勒着脖子，围着一条淡紫色的绸子围巾，鞋是一双油光发亮的带流苏的高腰靴子，一眼看上去，人家会以为他是个富足的商人。他的手白净柔软，看上去很舒服，他说话时总时不时地去摸外套扣子。想起他，我就会想起彼得大帝之前的那些个旧俄贵族，因为他就是那样的刻板骄傲，聪明散漫，率直固执……如果给他穿上那个时代的无领长袍，会更地道的。他的身上有旧时的遗风。邻里乡亲都非常崇敬他，以与他交往为荣。那些跟他同为单院地主的弟兄们也很尊敬他，时常把他据为自豪的资本，一看见他，老远就摘下帽子以示敬意。一般情况下，在我们这儿，很难把单院地主和农民区别开来:他们的家产兴许还没有农民多，小牛还没有荞麦长得高，马匹只是活得凑凑合合，挽具也拿不出手。虽然奥夫夏尼科夫并不算富裕，但他在单院地主中已经算是例外的了。他有一座又舒服又干净的住宅，和老伴俩人住着，他们让仅有的那几个家仆都穿旧式衣服，叫他们佣人。佣人们也干庄稼地里的活。他并不自称贵族，也不承认自己是地主，总之是安守本分的:如果第一遍请他就座，他不会当下答应的，而每当有新的客人到来，他一定会起立，端庄、严肃而又和善地站在那儿，使得来客自然而然地对他鞠躬。奥夫夏尼科夫并不是由于保守才执行旧有习俗的——事实上，他的内心很乐于接受新事物——他是由于习惯的原因。举个例子吧，他坐车总是坐赛跑的马车，或者配有皮垫的精致的小马车，或者驾驶自己的那匹上等枣红色跑马（他的马无一不是枣红色），但他坐不惯座子上带弹簧的马车，说那坐起来太别扭。马车夫是一个年轻小伙子，面色红润，梳着弧形的头发，头上低低地戴着羊皮小帽，身穿浅蓝色的呢子外套，腰里扎着皮带，神色恭敬地坐在主人旁边。奥夫夏尼科夫每天中午都坚持午休，每周六是洗澡的时间，读书只读宗教方面的书（并且戴上他那副圆圆的银边眼镜，神气十足），每天都早睡早起。但他总是留德国式的发型，从来都把胡子剃得干干净净。他对待客人的态度热情真诚恰到好处，不卑不亢。他不欢天喜地地跑前跑后张罗点心或咸食给客人吃。“老婆!”他慢慢地说，只是略微朝她偏了偏头，并没有站起来，“把好吃的给客人拿点儿品尝一下。”他把粮食看做是造物主赐予的，认为只有罪恶的人才会去卖粮食。一八四○年曾经发生过全国性的饥荒和通货膨胀，那时，他拿出自己仓库中所有的粮食，分给了附近的农民和地主;第二年，他们又满怀感激之情把粮食如数还给了他。如果有人需要调和、公正，他们通常会来找奥夫夏尼科夫，他的话很管用，能令所有人都信服……他帮助许多户人家界定了土地……但他却曾经与几位女地主发生过两三次不愉快，从那以后他就说，以后再也不管女人们的闲事了。现在他不能忍受手忙脚乱、不能忍受惊慌失措，也不能忍受女人们在背地里嚼舌头和“帮倒忙”。一次，他家的房子失火了。一个佣人惊慌失色地跑到他这里，嚷嚷着:“着火了!火呀!”奥夫夏尼科夫若无其事地说:“你喊什么呀喊?把帽子和手杖给我……”他爱自己驯马。有一次，他乘坐一辆由一匹勇猛的比秋克马^[2]拉的马车下山。“喂，好了，好了，年轻的小马，你会出意外的。”正当奥夫夏尼科夫对它好言相慰时，说起来吓死人，他坐的那辆马车、那匹拉车的马以及他和同乘车的仆人都打着滚儿冲到山谷里去了。所幸的是，山谷底部全是沙子。除了那匹比秋克马摔折了一条腿之外，没有伤到人。“嗨，看看，”奥夫夏尼科夫爬起来之后，还是慢声慢语地说，“我跟你说过吧。”他找了一位自己的意中人做妻子。塔季雅娜·伊利尼奇娜，他妻子，有着高高的个子，容貌端庄大方，但不爱说话，头上总爱裹一条栗色的丝绸纱巾。虽然她表情冷淡，但并没有人说她冷漠，反而还有很多人叫她好心的婶子和恩人。她原先一定是个大美人，至今还能从她端庄的相貌、黑油油的大眼睛、薄薄的嘴唇中看出她当日的风采。奥夫夏尼科夫没有子嗣。

我前面已经写到过，我初见他是在拉季洛夫家，几天后我才去了他家。他刚好在。他正坐在那张皮制的大沙发椅上读经文呢。他的肩膀上趴着一只打着鼾的灰猫。他以一贯的那种和善又不失郑重的方式招待了我。我们于是聊了起来。

“卢卡·彼得罗维奇，您愿意跟我讲实话吗，”我问了他这么一句，“在你们那个时候，日子是不是比现在好过?”

“告诉您吧，那时候的确好些，”奥夫夏尼科夫回答说，“想当初，我们的生活既稳定又富足，真的……但怎么说现在还是强一点，等你们的下一代长大成人，他们会生活得更好的。”

“卢卡·彼得罗维奇，我还以为您会对您那个时候大加赞赏呢。”

“不会的，我并没觉得那个时候有什么值得赞赏的。比方说，您已经过世的祖父是地主，您现在虽说也是地主，但已比不上他的威风啦!但您也不会那样的。就是在现在，我们还遭受着一些地主的排挤呢;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可能以后会好一些。就是这样，有些事情我当年可是见得多了，可现在早已看不见了。”

“您是说什么事呢，给我打个比方吧?”

“好吧，就说您祖父那件事吧。他当时可是爱摆威风的!他经常欺负像我们这样的农民。您也许知道——您肯定知道自己家族的土地——就是从切普雷金到马利宁那块，知道吧?……现在这块地是您家的燕麦田……嗨，其实说起来，这整个一块地都原本归我家所有。是您祖父把它从我们家抢走了;他骑在马背上，指点着说:‘这块归我了’——就这样抢走了。我父亲（上帝保佑他升天堂!）性格既率直又暴躁，他可不愿受这个气——谁愿意把自己的土地拱手送出呢?——于是，就告上了法庭。但是，去告状的只有他一个人，其他人都因畏惧而不敢告。有人向您祖父打小报告说，彼得·奥夫夏尼科夫说您霸占他的土地，去告您去了……您祖父于是立即派猎手巴乌什等一帮人气势汹汹地来到了我家……他们把我父亲押到了你们家的地里。当时我还不懂事呢，没穿鞋就跟着大人们跑。您猜怎么回事……他们把我父亲押到你们家窗户下面，然后就开始拿棍子打他。您祖父就在阳台上站着冷眼旁观;您祖母也坐在窗前看着。我父亲大叫着:‘马丽雅·瓦西利叶夫娜婶子，您为我做主啊，可怜我吧!”但她只是稍微动了动，仍然在那里看着。他们就这样逼迫我父亲承认那块土地是您家的，并向您家感恩戴德，因为您家给他留了活口。就这样，你们家就成了那块地的主人。您家的佃户应该知道这块地的名字，您去问问看?它叫棍棒地，就是因为它是通过棍棒获得的。因此，像我们这种下等人就不讲那些旧的俗套。”

我对奥夫夏尼科夫的话不知该怎么对答，更不敢正视他。

“那时候，我们家的邻居里还有一个姓科莫夫，叫斯捷潘·尼克托波利昂内奇的。他总是想尽办法来找我父亲麻烦。他一见酒就不要命，总爱摆酒宴，喝饱了酒之后，他会说一句法文‘塞邦’^[3]，再咂吧咂吧嘴，接着就开始翻天了!他派人请所有的邻居都过来。他把马车就停在门口;谁如果说不来，他立即会找上门来……这人真受不了!他不喝酒时，还算处于‘清醒’的状态，还能控制住自己的嘴巴;但一旦酒喝多了，就开始信口胡言，他说自己有三座房子在彼得堡的丰坦卡大街，一座是红色的，带烟囱，一座是黄色的，带两个烟囱，还有一座蓝色的，没有烟囱;他说他有三个儿子——事实上他连老婆都没讨到，一个在步兵连，一个在骑兵连，一个是农民……还说，那三座房子分别属于三个儿子，常常有海军将领来拜访大儿子，有陆军军官来拜访二儿子，还有好多英国人到小儿子家做客!他说着就站了起来，说:‘咱们为我最孝顺的大儿子干杯，祝他健康!’但说着说着又哭了。如果谁没有举起酒杯，那可就倒霉了。他会大叫:‘我崩了你!让你暴尸野外!……”有时，逢上他心情好，他就会跳着嚷嚷:‘大家来跳舞吧，大家来放松放松，也叫我高兴高兴吧!’那么你只有听他的，拼命跳舞，累死也不能停。他家的那些仆人丫头们可够受啦。他不时地让她们举行通宵的唱歌比赛，谁的声音最大谁就能得奖。如果她们实在累了——他就捶头叹息:‘唉，我可真命苦啊!没人管我这个该死的老头了!’这时马车夫们就连忙来鼓励那帮姑娘们接着唱。他偏偏相中我父亲了，又能怎样呢?我父亲差点儿给他折腾死，差点儿就进黄土堆里了，所幸的是他先死了，那是他在酒醉时又爬到了鸽子棚上，失足而死的……看看，我家的这个邻居怎么样!”

“此一时彼一时了呀!”我说。

“就是，没错儿，”奥夫夏尼科夫说，“这样说没错儿，当时那些旧式贵族们就是这么肆意妄为。说到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就更别提了:我在莫斯科可是见够了。听说，连那边现在也没有这种人了。”

“您在莫斯科待过?”

“待过，不过是在很久以前，很久很久以前。去莫斯科那年才十六岁，今年我都七十三岁啦。”

说着，奥夫夏尼科夫叹了一口气。

“您在那儿见的人是怎样的呢?”

“什么样的达官贵人都见过，见得太多了;他们那种豪华，可真令人叹为观止。但这些人中，应当首推已经去世的阿列克塞·格里戈列维奇·奥洛夫·切斯明斯基伯爵。我见过阿列克塞·格里戈列维奇;我一位叔父给他当过管家。伯爵的住宅位于沙波洛夫卡大街，离卡卢加门不远。他的权势好大呀!我无法用词语表达，你更想象不出，他的外表是多么风度翩翩，他的胸怀是多么宽广。就说个头吧，他高大，而且体格也非常健壮，两眼神采飞扬!当你没有跟他熟悉，没有跟他交往时，你会觉得畏惧，不敢接近他;但是，如果你已经走近了他，就会立即感受到他身上那种如阳光般的温暖，让你非常舒服。他不会拒绝任何一个想见他的人，也会对每一件事情都兴致盎然。他自己去参加赛马，和任何一个人比试;他从没有一开始就领先过，总是到最后关头才快马加鞭地赶过去，这是因为他不愿让别人在面子上过不去;他是那么和善:他夸赞对方的马，还劝慰对方。他驯养的那群鸽子个个品种优秀，翻起跟斗来一个赛一个地强。他经常坐在院子里的沙发椅上，叫人放飞鸽子;四周的屋顶上有一些持枪的仆人，为的是防止老鹰突袭。伯爵在脚边放置一个装有水的大银盆子，他低着头欣赏鸽子在水中的倒影。他曾帮助过无数个穷人、叫花子……他供献出了多少钱啊!当他生气时，简直是雷霆万钧，极其恐怖，但还没等你抹眼泪呢，再看他，却是挂上笑容了。每逢他宴请宾客，全莫斯科的人都一准喝醉……您要知道他还很聪明呢!他战胜过土耳其人。他还爱玩摔跤;他从图拉、哈尔科夫、唐波夫等全国各地召来了一群力气过人的人。他战胜了谁，就给他赏金;谁战胜了他，就会得到更丰厚的赏金以及他的亲吻……就在我住在莫斯科的时候，他举办过一次猎狗大赛，俄国还是第一次举办这种大赛:他把全国所有的猎人都请来了，让他们在三个月之内赶到。于是，所有的猎手们都去了莫斯科。那里云集着猎狗、猎人——嘿，那儿的人可真多，人山人海呀!他先宴请了大伙儿，然后猎手们出了城。前来观看比赛的人也非常多，挤了个水泄不通……您猜结果怎么样?……您祖父那只狗跑得最快，夺得了冠军。”

“是米洛维特卡?”我问。

“是米洛维特卡，就是那个米洛维特卡……于是伯爵就来求您祖父:‘您把狗卖给我吧，价钱随您开。’可您祖父说:‘伯爵，我不是商人，我不卖:即使是没用的东西也不卖，如果要表示尊敬，我宁可把妻子转让出去，也不会把米洛维特卡给别人……我也宁愿转让我自己。’阿列克塞·格里戈列维奇对他非常赏识，说:‘好样的，我服您了。’您祖父就用马车把这只狗送回家了;再后来，米洛维特卡死的时候，您祖父还让人给他奏了送葬曲，它的坟墓就在花园里，还有块带有墓志铭的墓碑。”

“那么，阿列克塞·格里戈列维奇没有得罪过谁啦。”我说。

“就是这样的:谁越没本事，谁的尾巴就翘得越高。”

“那个巴乌什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呢?”我沉默了半晌，又问。

“既然您知道米洛维特卡，就不知道巴乌什?……是他为您祖父驯狗的呀，他也是您祖父的得力猎手。您祖父对他就像对米洛维特卡一样宠爱。他不怕天也不怕地，您祖父让他做什么，只需说一声，他就马上去做，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他招呼一声猎狗，那声音响彻整个树林。如果赶上他发火，他会倔强地跳下马背，好久不起来……没有了他的招呼，那猎狗可就糟了!它们不再追赶猎物，也不再通过嗅觉寻觅猎物。这回可把您祖父气得够呛!‘我非勒死这个泼皮不可!我一定扒了这该死的家伙的皮!我让他死也死得不好受!’然而他最终还是叫人去问他到底需要什么，问他为什么不招呼着狗去打猎。这时，巴乌什的回答通常是要酒喝，一通饱饮之后，才又飞身跳上马，兴高采烈地向着那些猎狗冲去了。”

“您似乎也对打猎感兴趣呀，卢卡·彼得罗维奇?”

“还行吧……我年轻的时候的确喜欢，但现在不行，好时候都过去了……但您知道吗?我们这些人，由于身份地位的原因，是不能老跟着贵族们的，所以事情比较难办。确实，我们这些人中也有几个经常跟着那些贵族瞎跑，可那都是些爱酒如命、没志气的人……这样做有什么意思呢……只是出自己的丑而已。人家给他骑最笨的、一瘸一拐的马;总是把他的帽子扯下来扔到地上，还会拿鞭子打他，他连马还不如;可他呢，为了讨别人喜欢，不得不总是笑嘻嘻的。我跟您说吧，这样不好，地位越低下，就越应当有自知之明，要不然只会自取其辱。”

“就是呀，”奥夫夏尼科夫长出了一口气，接着说道，“岁月如水一样流逝。时代不同了。我看哪，贵族们的变化太明显了。谁的土地少，谁就当差去了，或者搬到别的地方住;而土地多的呢，更不敢认了。当时界定土地时，我也算见了不少那些家财万贯的人。这么说吧:他们确实招人喜欢:既彬彬有礼，又和颜悦色。但我却只有一点不明白:他们懂得很多东西，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叫人不得不佩服，但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却完全是个外行，甚至搞不清一件事情是否对自己有利，于是，他们的那些下人们就把他们当玩意儿耍。说到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科罗廖夫，您该知道吧?他可是个标准的贵族吧?家道富裕，仪表堂堂，好像还出过国，有着高深的学问，说话既谦虚又稳重，一见我们就来握手。您知道他吧?……嗯，那就听我说吧。上周，中介人尼基福尔·伊利奇请我们去参加在别廖佐夫卡举办的宴会。尼基福尔·伊利奇说:‘各位，我们来界定一下土地吧;其他地区都已经干过了，只剩咱们这个落后分子啦，这太没面子啦。咱们这就开始吧。’他说完，我们就开始干了。还是跟往常一样地商议、讨论;我们的代表不高兴了。是钦尼科夫·波尔菲里第一个发脾气的……可他为什么要发脾气呢?……他是代表他兄弟来这儿的，他本人在这里没有一点儿土地。他嚷嚷着:‘不行!你们骗不了我!不行!那样不行!去看测量图!叫测量员那个混蛋过来!’‘您究竟想干吗?’‘你们以为别人都是白痴啊!哼，你们问我干吗，我就会说吗?……不行，你们赶紧叫测量员过来，别的说什么也没用!’他拿手在测量图上拍着。马尔法·德米特列夫娜快给他气死了。她大叫着:‘您怎么这么损我的面子?’他却说:‘我才不要您的面子呢，您去给栗色的母马吧。’后来，无论如何总算用马杰拉酒把他镇住了。他不闹了，可是其他人却闹翻天了。坐在墙角里的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科罗廖夫一直摇着头，嘴里咬着手杖的顶端。我真想逃开，在那儿太不自在了。别人会以为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呢?再一看，那位亚历山大·弗拉季米雷奇^[4]站起来了，好像要开口讲话。中介人连忙说:‘各位各位，亚历山大·弗拉季米雷奇有话说。’这些贵族们这一点做得真好:他们马上安静下来了。这时，亚历山大·弗拉季米雷奇开始说话了:我们是不是忘了我们来这儿聚会的目的;界定土地对于土地的主人来说确实是一件好事，但最终目的是什么呢?界定土地是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一方面更便于他们耕种，一方面交得起租税;可是现在这样多不好呀，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地在哪儿，有时地会分在五俄里以外，况且这样也不好监督他们。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还接着说:地主不应该不考虑农民的利益;其实静下心来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农民的利益跟我们的利益是统一的:要好都好，要不好都不好……因此，别再犯傻啦，别再去为那些芝麻大小的事争吵了……他说了好多话……太有道理啦!句句动人心弦……贵族们一个个低下了头;我的眼泪也差点儿掉下来。说心里话，就是在古书里也找不出这样的话……可是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他无论如何不愿转让也不愿出售他那四俄亩苔藓遍布的沼泽地。他说:‘我会派人抽干那儿的水分，我要在那儿盖一个先进的毛纺厂。’还说:‘我有我的打算:我决定就在那儿建个厂子……’事情要果真如此也就没什么了，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他之所以这样说，只是因为他的邻居安东·卡拉西科夫没有拿一百卢布贿赂他的管家。我们后来各自回家了，什么事也没商量好。就是到了今天，亚历山大·弗拉季米雷奇仍然不后悔，时不时地说起毛纺厂，只是他还没有派人去那块沼泽地抽水。”

“他怎么管理自己的家产呢?”

“他的花样是新式的。他的佃农们并不欣赏这些做法，但实际上也不必听他们的意见。亚历山大·弗拉季米雷奇干得挺好的。”

“卢卡·彼得罗维奇，您在说什么?您不是因循守旧的吗?”

“我呀，已经不同了。我不是贵族也不是地主。我那些家产算个什么?……再说，我也不会做别的呀。我尽最大努力干得公平、不违法——那就是上帝赐的福分了!我很推崇那些年轻的地主们，他们总是探寻新方法……是该想想办法了。只是有一点不足:那些年轻的地主老是耍小聪明。把农民当玩具耍，这样玩那样玩，玩散架了就丢掉。这样的话，从农民混过来的管家，或管事的德国人就牢牢地控制住了农民。怎么没有一个年轻的地主做个样子给大伙儿瞧瞧，究竟怎么管理才是好的……那又会有什么局面呢?难道我在有生之年就见不到新气象了?……这不是太奇怪了吗?老一代的去了，新一代的还不知在哪里!”

我想不出什么话来回答奥夫夏尼科夫。他往四周看了看，然后朝我挪了挪，压低声音说道:

“您知道瓦西利·尼科拉伊奇·柳博兹沃诺夫的事吗?”

“不知道，不知道呀。”

“您说这事多奇怪吧，我怎么想也想不通。他的那些佃农跟我说的这事，我也不明白他们到底想说什么。您也知道吧，他母亲刚刚去世，他年纪轻轻就继承了一大笔家产。他去自家的地里。佃农们想一睹老爷的风采，于是都围了上来。瓦西利·尼科拉伊奇朝他们走来了。佃农们一看——太奇怪啦!——老爷穿着马车夫那样的棉毛裤，脚蹬镶边的靴子;上身也穿着马车夫才穿的红衬衣;胡子长长的，头上那顶小帽子以前在哪里也没见过，他的表情也扑朔迷离，仿佛神志不清，总之浑身上下都是一个奇怪。他说:‘弟兄们，你们好啊!上帝会赐福给你们的。’佃户们一声不响地给他鞠了躬，可能是由于畏惧的缘故。他看上去底气也不足。他还给大家说了一些话，说:‘我和你们一样，都是俄国人;我热爱俄国的一切……我的心为俄国而跳动，血液为俄国而奔流……’他忽然说:‘伙计们，来吧，我们唱一首俄国民歌吧!’这句话把佃农们吓呆了，双腿开始站不住了。有一些胆大的领头唱了几句，又马上蹲着躲到别人身后去了……我们这里就是有一些不拘小节的地主，真是叫人奇怪，他们的衣着打扮跟马车夫差不多，行为举止随随便便，跟农民们一起唱歌、跳舞、喝酒、弹吉他、大吃大喝;但这个瓦西利·尼古拉伊奇却总是羞羞答答，不爱跟人闲谈，跟个大户女子似的，不是在屋里读读写写，就是唱唱赞美歌，或者自己到花园里溜达，显得心事重重。开始，原先的那个管家还有些心神不定;当瓦西利·尼古拉伊奇还没有露面的时候，他就挨家挨户地讨好、说好话——这东西做了些什么，他自己心里清楚!佃户们可有希望了，想着:‘该死的，跑不了你!一会儿就有你的好戏看;你这个不知足的家伙，等着瞧吧!……’可是最后——唉，怎么让您明白呢?谁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瓦西利·尼古拉伊奇把管家叫到跟前，还没说话呢，脸先红了，连出气都显得艰难，他说:‘你当我的管家一定要公平，别欺负人，知道不?’这是他唯一一次对管家训话。他好像不是他自己土地的主人。如此一来，管家就更加胆大妄为了，佃农们由于害怕，也不敢去找瓦西利·尼古拉伊奇。更怪的事还有呢:当这位地主朝佃农们弓身行礼，慢声慢语地问候他们、亲切地看着他们时，他们却给吓得缩成一团。先生，您说，这事怪不怪?……也不可能是我老了，脑子不中用了，还是怎么回事——我怎么都想不通。”

我告诉奥夫夏尼科夫，兴许这个柳博兹沃诺夫有点不正常。

“什么不正常!人家正当年轻，吃得圆滚滚胖乎乎的……上帝知道怎么回事!”（奥夫夏尼科夫叹息着说。）

“算了，别说贵族了，”我说，“卢卡·彼得罗维奇，我想听听单院地主的事，行吗?”

“唉，别说这个吧，”他赶紧说，“不过……也该让您知道……但是从何说起呢!（奥夫夏尼科夫摆了摆手。）我们喝茶好了……他们真的就是农民，再说了，说实在话，像我们这样的人又能怎样呢?”

他不说话了。有人送上茶来。塔季雅娜·伊利尼奇娜挪到了离我们更近的位子上。我们说话时，她已经不声不响地进出好几回了。整个屋子一片寂静。奥夫夏尼科夫神色严肃，一杯杯地喝着茶。

“米佳今天来了。”塔季雅娜·伊利尼奇娜小声说。

奥夫夏尼科夫摇了摇头。

“唉，您说，”他转向我说，“对这些亲戚有什么法子呢?总不能不叫他们进来……哎，上帝给了我一个侄子。这孩子脑子挺好使的，智力上没说的;成绩也很好，可我就是不能对他报什么希望。原先找了一个公职工作，后来辞了:因为他觉得没干头……他是个贵族吗?就真是个贵族，也没听说谁一下子就当上了将军呀。现在他在家待着没事干……这还算了——可他居然做起了给人家办事的工作!替农民写上诉状，写呈文，给乡警想办法，告土地测量员的状，在大小酒馆进进出出，跟一些无业游民、小市民、旅馆里打杂的人一起厮混。这样下去早晚不是会出事吗?这儿的和县里的警察局局长不知跟他说过多少回了。幸亏他还有些口舌工夫，总能说一些笑话，让他们开怀大笑，但转眼的工夫又闯下了祸……唉，现在他还在你屋里待着?”他问妻子，“你总是这样，心肠太软了，他做什么你都护着。”

塔季雅娜·伊利尼奇娜笑着低下了头，脸上泛起红晕。

“喂，是不是这样，”奥夫夏尼科夫接着说……“不是我说你，你就是护着他!算了，你去叫他过来——看在贵宾的面子上，我就放过这个浑小子，就这样……好了，你叫他过来，上这儿来……”

塔季雅娜·伊利尼奇娜到门口叫了声:“米佳!”

米佳大约有二十七八岁，个头高大，头发卷卷的。他正要走进来，一眼看见我，就在门口停住了。他穿的衣服好像是德国的样式，但是再一看那肩部大得夸张的皱折，就知道这是一件俄国人做的衣服。

“喂，过来吧，过来，”老头儿说，“还不好意思吗?是你婶子给你说的好话，你去谢她吧……来，我介绍一下，”他手指着米佳，“这是我的亲侄子，但他无论如何都不肯听我的话。他没的救啦!（我和他向彼此鞠了个躬。）你又在那儿做什么错事了?你自己说。他们告你干吗，你倒是开口呀。”

米佳似乎不情愿在我面前说明事情的原委。

“叔叔，以后再说好吧。”他小声说。

“别等以后了，就现在，”老头子接着说……“你是不好意思当着这位先生的面说吧，我知道你，有外人在这儿更好——你就忏悔吧。你说吧，说吧……说给我们听。”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米佳开始说了，一边说一边还激动地摇头晃脑，“叔，您老人家给我评评理。列舍季洛夫的几个单院地主找到我说:‘伙计，给我们说个公道话吧。’我说:‘怎么了?’是这么回事:谁都没有我们把粮库管理得那么好;有一天就有几个官员来我们这儿了，自称上头派他们来检查粮库。他们装模作样地检查了一阵儿，说:‘我们不得不向上头说明，你们的粮库管理混乱，漏洞百出。’我们问:‘哪里有漏洞?’他说:‘我自己知道。’……于是我们就想了一个点子:去给那些官员一点好处，让他为我们美言几句，但是普罗霍雷奇那个该死的家伙却不同意，他说那样做只会让那些官员的胃口越来越大。其实这又有啥呢?我们难道就一点儿也没办法了?……我们就按那该死的家伙的意思做了，这回可惹着那些官员了，他们果真向上头告了我们的状。现在我们得上法院了。我问:‘你们果真把粮库管理得那么好吗?’‘上帝都可以为我们证明，我们确实管理得很好，并且还按规定存了相应数目的粮食……’我说:‘如果真是这样，你们就放心好了。’于是我就帮他们写了状纸……我也不知道那场官司谁打赢了……那些人因为什么原因才来您这里告我的状——这还不清楚吗:不管是谁，最贴身的总是自己的衬衣。”

“谁都是这样，但你显然例外，”老头低沉地说……“还有，你在那儿跟舒托洛莫夫的农民们有什么勾当?”

“谁告诉您的?”

“你别管，反正我是知道了。”

“您再来说句公道话——这件事上我也并没有错。舒托洛莫夫的农民中间有一个叫别斯潘金的老兄，他租了他们四俄亩地来种，但后来他又想霸占这些地。舒托洛莫夫的农民们是交过代役租的，但又没有人来给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的老爷到外国去了。谁都知道，他们一直以来都在耕种那四俄亩地。因此他们才找到我，要我帮忙起草一份上诉状。我就帮了这个忙。可是别斯潘金后来听说后，就扬言道:‘我要砍下米捷卡^[5]的头，或者叫他粉身碎骨……’看哪，看他有什么能耐来砍我的头:我现在不是还完整无缺吗?”

“嗨，你早晚会掉头的，先别美，”老头说，“你真是个神经病!”

“叔，这是怎么回事，记得您以前教导过我……”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奥夫夏尼科夫没等他说下去就抢过了话头，“我是跟你说过，要做一个正直无私的人，别人有困难应该热心帮助。付出一些代价也是值得的……但你果真是按照我的话去做了吗?你难道没有经常白吃白喝?那些人把你拉到酒馆里，给你灌酒，还讨好你说，‘善良的德米特里·阿列克塞伊奇老爷，您行行好吧，我们不会让您白干的。’然后从座位底下塞给你一个银卢布或者一张五卢布纸币，有没有这回事?你说?是这样的吗?嗯，是不是?”

“我承认我这件事做错了，”米佳低着头说，“但我没有对不起良心，我拿的都不是农民的钱。”

“你暂时还没拿，可是日后你实在缺钱花的时候呢，你肯定会拿。你还知道人要有良心……唉，你这个人!你仿佛在为好人们效劳哪!……那你还记不记得博里卡·彼列霍多夫?……谁给他跑的关系?谁给他效的劳?你说呀?”

“那个彼列霍多夫是活该，确实……”

“他盗用公款……这可不是小事啊!”

“叔，可是您再想想，他那么穷，那一家老老小小怎么活……”

“穷，穷……他爱酒如命，嗜好赌博，所以他才穷!”

“他起初只是喝酒解闷。”米佳的声音低下去了。

“解闷!要是你真心想帮他，就不应该跟他一起去喝酒。他有什么好啊，就是会贪嘴!”

“其实他心眼蛮好的……”

“你就没发现过谁心眼不好……哎，”奥夫夏尼科夫转向妻子说，“你拿给他了吗……你知道，就放在那儿……”

塔季雅娜·伊利尼奇娜点了点头。

“这阵子你到哪儿逛啦?”老头继续说。

“一直在县里。”

“是不是一直在县里打台球、泡茶馆、弹吉他、跑官府、跟生意人胡闹、趴在后书房写上诉状啊?……是不是!”

“差不多吧，”米佳轻轻笑着说……“对了，忘了跟您说:安东·帕尔费内奇·丰季科夫说星期天请您去吃顿便饭。”

“那个啤酒肚，我才不去呢。用哈喇味儿的油做很贵的鱼，才不去呢!”

“我遇见费多西娅·米海洛夫娜了。”

“什么费多西娅?”

“就是加尔片琴科家的那个，买了米库利诺那片土地的。费多西娅是米库利诺村的。她在莫斯科交代役租，每年交一百八十二个半卢布，工作是给人做衣服，能保证每年按时交租……她做得不错，在莫斯科有很多主顾。不久前加尔片琴科给她写信让她回来，想让她待在这儿，还不让她干活。她跟她老爷说了想赎身，但那地主没有答复。叔呀，您去跟加尔片琴科说说吧，您不是认识他吗?……要多少钱费多西娅都肯出。”

“是花你的钱?对不对?那么，我答应你，跟他说一说。但我可不敢保证，”老头说着，脸上浮现出愤愤不平，“那加尔片琴科对钱可没个满足呀:又是收购期票，又是放高利贷，又是抢购土地，愿上帝宽容他……他是靠着谁才来我们这儿的?哎，这种外来佬，真是受不了!跟他商量个事，他不会马上作出反应的;但是，让我说说看吧。”

“叔，您就帮帮侄子吧。”

“行，我帮你。可是你也别掉以轻心，记着!得了得了，别再胡扯一气了……够了，够了……但是以后你可要谨慎从事，米佳，要不然，有你吃亏的，不骗你，真是这样。你也不可能永远依赖着我……我也没什么本事。你就去吧，去吧。”

米佳走了。塔季雅娜·伊利尼奇娜也随在他身后。

“心疼孩子的女人，让他喝点水吧，”奥夫夏尼科夫对着她的背影叫着……“这孩子挺机灵的，”他接着说，“心肠也厚道，可我就是不放心……嗨，光去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耽误您时间了，实在抱歉。”

前门忽然开了，一个身材矮小、满头白发的人穿着丝绒外套走了进来。

“呀，是弗兰茨·伊万内奇!”奥夫夏尼科夫叫了起来，“您好啊!最近怎么样?”

尊敬的读者朋友们，请容许我介绍一下这位来客。

弗兰茨·伊万内奇·列戎是奥廖尔的一位地主，也是我的一个乡亲，他获得了俄国贵族的美称，可是鬼知道他用了什么花招。他父母都是法国人，他生在奥尔良，并曾以一名鼓手参加过拿破仑对俄国的侵略。一开始，这位法国人趾高气扬地走进了莫斯科，什么事都没有。但是在他回去时，这位列戎先生就惨了，冻了个半死，并被斯摩棱斯克的农民抓到了，他的鼓也不知丢在哪里。那些农民先让他在一个空无一人的缩绒厂蹲了一夜，次日一早又押着他来到河堤旁边一个冰洞前，让这位“军队的”^[6]鼓手先生无论如何得赏脸，说白了，就是让他下到冰洞子里面。列戎先生怎么会按这群农民的话去做呢，他说着法语，请求他们让他回到奥尔良。他说道:先生们^[7]，我的母亲在那儿，慈祥的母亲^[8]。然而或许是因为这帮农民不知道奥尔良城在哪儿，他们还是请这位先生从冰面下面顺着曲曲折折的格尼洛捷尔卡河取道而下，并且他的脖子已经被人往下按着了，正在这时，让列戎激动的事发生了，伴随着一阵车铃声的传来，有一辆大雪橇往这边来了，那是由三匹黄褐色的维亚特卡马拉着的雪橇，一个身着狼皮大袍、身材肥胖、面色红润的地主坐在既宽敞又高、还铺有一条彩色毛毯的座位上。

“你们在干吗?”他向农民们问道。

“是这样的，老爷，这儿有一个法国人，我们正要让他到河里待着。”

“噢!”那地主只是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声，随即就扭过了头。

“先生!^[9]”那家伙悲惨地叫了起来。

“嗨，嗨!”那位身着狼皮大衣的老爷严厉地说，“这种人就是不该活着，跟拿破仑的军队一起侵入俄国，抢走了伊万大帝钟楼上的十字架，还在莫斯科纵火，这会儿知道叫穆西，穆西!（先生，先生!），这会儿不威风了是吧!活该……菲利卡，我们走!”

雪橇又移动了。

“喂，先停一停!”地主又补充了一句……“哎，这位穆西，你会音乐吗?”

“帮帮我吧，帮帮我吧，善良的先生!”^[10]列戎可怜巴巴地恳求道。

“嗐，这小民族!居然不会讲俄语!缪济克，缪济克，萨韦·缪济克·武?萨韦?（音乐，音乐，你会音乐吗?会吗?）哎，怎么不回答!科姆普列内?萨韦·缪济克·武?（你会不会?会不会音乐?）福尔托皮亚诺·茹埃·萨韦?（弹钢琴，会不会?）”

这回，列戎总算明白了这位地主的话，他就使劲地点头。

“会的，先生，我都会的，我是专门搞音乐的;我会演奏任何一种乐器!确实如此，先生，……您就帮帮我吧，先生!”^[11]

“咳，就当你交好运了，”地主说道……“伙计们，放过他这一回吧;这儿有二十戈比，你们拿去买酒喝吧。”

“真是太感谢了，老爷，多谢您，他就交给您了。”

列戎被让到了雪橇上。他乐得不知如何是好，一边颤抖地哭泣着，一边向地主、车夫还有那些庄稼汉们鞠躬道谢。天气冷得要命，他却只穿了一件有着鲜红色带子的绿色绒衣。地主看了看这个不走运的家伙，他四肢发青，都快被冻僵了，地主没有说话，给他套上自己的皮大衣，带他踏上了回家的路。仆人们都跑来迎接。他们先急匆匆地生火好让这法国人把身子暖一暖，然后给他端上丰盛的饭食，给他送来合身的衣服。他被地主带到了地主的女儿们住的地方去。

“快看，我的宝贝们，”他这样跟女儿们说道，“我把你们想要的老师给找来了。你们不是总烦我:让我教你们学习音乐和法语吗。这是我帮你们找的法国人，他还会弹琴……咳，穆西!”他指着一架破钢琴说道，那钢琴还是五年前一个贩卖香水的犹太人卖给他的，“茹埃!让我们看看你有什么长进没有!（开始吧!）”

列戎一屁股蹲到了椅子上，吓得不知所措，他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上，还从来没有接触过钢琴呢。

“茹埃^[12]呀，茹埃呀!”那地主不断地说。

这家伙可怜兮兮的，把那钢琴键盘当做鼓来胡乱敲打，还用了很大的力气……“那时我还以为，”他后来跟人家说，“那位救了我命的人一定会冲上来揪住我的领口，把我扔到外面。”但是结果却让这位被逼上梁山的钢琴演奏家完全出乎意料，那个地主听了一会儿之后，就拍拍他的肩头，无限赞赏地说，“行，行，我知道你有本事;你就去休息吧。”

两个多星期之后，列戎被转让给了另一个地主，这个新主人家产殷实而且受过一定的教育，他看中了列戎那种乐观又听话的性子，还让自己的养女嫁给了他。再后来，列戎找到了一份公差，摇身一变，成了个贵族，还招了一个奥廖尔地主做女婿。这个叫洛贝扎尼耶夫的地主原先在龙骑兵团里待过，还会写几句诗，后来列戎也住到奥廖尔来了。

当我还在奥夫夏尼科夫家里坐着时，就是这个列戎，或者叫他弗兰茨·伊万内奇也行，走了进来，来看望他的朋友……

我在单院地主奥夫夏尼科夫的屋子里坐了这么久，读者们也该觉得累了吧，那么我就别再唠叨下去了。

[2]比秋克马:在沃龙涅日省有名的“赫列诺夫”马场——也就是奥尔洛娃伯爵夫人的养马场——生育出来的一种特种马。——作者原注。